階級范文10篇

提要：現行反腐存在偏差，將腐敗的根源歸結為剝削階段的和殘留，不能解釋當下黨處于鼎盛時期腐敗反而滋生蔓延的事實。應當摒棄階段的宣傳而追究到基本的人性。筆者以為，以往我們在制度建設中，對人性的預設過高，應當在、養廉和防范方面有所分別。

關鍵詞：腐敗根源人性預設

同志指出“黨風是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的，如果任憑腐敗現象下去，黨就會走向自我毀滅?！雹偎诙嗵幹v話中，都表明了中央根治腐敗的堅強決心。

要根除腐敗，首先必須對腐敗的根源有的認識。以往我們解釋腐敗的原因，都歸結為兩方面，一是剝削階級的影響，二是制度尚未完善。筆者以為這二者都與我們在理論上的人性預設有關。

一、腐敗的根源在人性

關于腐敗的根源，筆者以為有必要重新評價現有的理論。

一、階級的劃分

為什么劃分階級？為了更好地認識社會及其發展規律，進而構建和諧社會，推動社會進步。我們認識和分析事物，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分門別類的認識分析。認識分析人類社會，劃分階級是最根本的方法。

誰不愿意劃分階級？自己代表或屬于少數人組成的階級的這部分人不愿意劃分階級，他們也不愿意顯露自己的階級本質。雖然他們愿意顯示自己屬于少數人組成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分子隊伍，但不愿意顯示自己代表或屬于少數人組成的那個階級。為什么？因為階級的劃分，是以統治或被統治、圧迫或被圧迫、剝削或被剝削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來劃分的。過去的階級社會(包括現在仍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少數人組成的統治、剝削階級，已在廣大民眾中名聲很臭了，所以屬于這個統治剝削階級的人和它的人、代言人是不愿意劃分階級的。

由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發生了奴隸階級由完全沒有經濟和人身自由到具有一定經濟和人身自由的農民階級的進步性轉變，但其受統治、受壓迫和受剝削的地位沒有變；不論奴隸主階級還是封建地主階級，其統治、壓迫和剝削的地位同樣沒有變，由于解放了生產力，其統治、壓迫和剝削的能力相應也加強了。資本主義社會，由農民階級到工人階級，由地主階級到資產階級，發生了土地圧迫和土地剝削到資本圧迫和資本剝削的方式轉變。在這三種類型階級社會中，少數人統治、壓迫和剝削多數人的性質沒有變。

而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性質由于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發生了根本變化。只有共產黨敢于劃分階級，因為它自己代表著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代表著廣大民眾處于社會的執政黨統治地位，領導著人民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過去的統治階級總是說天下為公，天下一家，實質上是在給廣大民眾灌迷魂湯，麻痹迷惑廣大民眾，掩蓋他們剝削掠奪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這種見不得人的行徑。

二、階級和階級思想

一、轉型期中國勞資關系“返祖現象”的出現

北京“找到啦”網站是一家靠美國投資支撐的公司，他們提出的時尚社區概念，曾經被認為是低潮期的IT行業中的一個亮點。“9·11”之后的11天，美方投資的停止把“找到啦”推入裁員的絕境，而由裁員招致的訴訟，令昔日的亮點變成了“黑點”。在網絡的低潮期中，一批批白領遭到裁員，當他們追討被欠工資，索取“單方面解除合同”的補償時，有人忽然發現他們甚至連一份正式的勞動合同也沒有。和大多數民工一樣，他們打的一直是“黑工”。而來自勞動仲裁部門的消息更加引人注目：“白領黑工”現象不僅普遍存在，并且呈現逐漸上升趨勢。

較之白領，一些文化資源和社會資源極端缺乏的民工，處境格外需要引起重視。當廣西南丹礦難事故中礦工與礦主的“生死合同”被發現的時候，當大量民工春節期間要求政府幫助討還拖欠的微薄工資時，有的學者開始呼吁關注“轉型期中國的勞資關系出現返祖現象，再度泰勒化現象(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管理現象)”。他們指出：在亞洲國家投資的“三資”企業與中國本地的一些民營企業中，勞資關系有的似乎退回到了資本原始積累的工業革命初期。而目前，勞動糾紛突出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的企業在改組改制、兼并破產過程中沒有妥善安置好職工，致使職工群眾的合法權益受損；二是一些非公有制企業不依法與職工簽訂規范的勞動合同，有的甚至搞“生死合同”，侵害職工合法權益的事件時有發生。同時，強迫工人長期加班加點；任意克扣、拖欠工資；拒不繳納社保基金；不提供必要的勞動保護設施；甚至任意打罵、侮辱工人，嚴重侵犯人身權利。使社會底層的工人和一些民工的生活遇到了不少困難和問題。

對轉型期的中國而言，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關系、勞資關系、“白領黑工”等問題的出現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因為它直接影響著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由于許多問題錯綜復雜、盤根錯節，一時難以解決，使有些人對政府的執政能力、司法公正態度產生了懷疑和動搖，甚至影響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穩定大局。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上的重要講話，是一篇帶領全黨全國人民進一步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的馬克思主義綱領性文獻，它回答并澄清了一系列長期困擾、束縛人們思想的重大理論問題。他一再呼吁并強調要重視對當代中國階級和階層問題的研究，要注意兩極分化問題，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三個代表”精神。這對解決中國勞資關系的“返祖現象”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具有指導意義。中國勞動學會會長夏積智認為，國企改制過程中出現的勞動糾紛應慎重對待，它不僅關系到國企改制能否順利進行，還關系到社會穩定。因為不少國企由于常年虧損，造成拖欠職工工資，無法為職工繳納各種社會保險，在裁員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補償金問題上也不能使職工滿意，同時加深職工不滿的還有國企中存在的各種腐敗現象。從職工角度來講，由于過去“鐵飯碗”的觀念根深蒂固，還不能適應市場就業機制下的競爭以及與競爭伴隨的某些殘酷現實，認識的轉化還需要過程。因此，認真學習同志“三個代表”的思想理論，研究分析中國轉型期的勞資關系“返祖現象”，是解讀并解決好“白領黑工”、“民工黑工”等社會現象的關鍵。

在21世紀的社會轉型和階層分化加劇的過程中，要解讀并解決勞資矛盾不容易，從一定的角度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是政治多元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世俗化的時代呼喚。在國內外無數仁人志士的探索研討中，在各種不同方案模式的解決途徑比較研究中，人們不約而同地把眼光又重新聚焦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階層分析法中來了。這是“多樣性社會實現觀統一性”的歷史回歸，也是現代人思維方式返璞歸真、尋求創新的又一有益嘗試。

二、馬克思階級思想的原型和階層理論的轉折

摘要：傳統觀點認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的法，無疑集中體現了法所具有的階級性與社會性，而作為在經過對傳統觀點的反思之后，對憲法的階級性的傳統觀念提出問題與挑戰。在充分分析階級性與社會性的真實內涵的基礎上，對二者的關系進行闡述，從中揭示二者概念與關系的根本意義所在。

關鍵詞：階級性社會性共有性

在經過一段時期，有關法的階級性與社會性不同觀點的激烈交鋒后。目前，法學界對此問題卻避而不談，似乎各學者對此問題已達成共識。作者姑且把共識稱為傳統權威觀念。作者認為，對此問題，不是沒有討論的必要，而是需要提出更多的問題，并予以澄清和解決。

一對憲法階級性觀念提出的挑戰

對于憲法概念的界定，有著不同的表述，諸如，“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階級力量對比的表現?！薄皯椃ㄊ谴_認民主制度，表現階級力量實際對比關系的根本大法?！钡鹊取闹校浑y看出中國學者對憲法階級屬性的高度重視，把其視為憲法的內涵及本質必要且重要的要素之一。其根源于列寧在《社會革命黨人怎樣總結革命，革命又怎樣給社會革命黨人作了總結》一文中那句名言，新版的〈〈列寧全集〉〉已將該句話改譯為：“憲制的實質在于和國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關于選舉代表機關的選舉權以及代表機關的權限等等的法律，都體現了階級斗爭中各種力量的實質對比關系?！睓嗤鸟R克思主義法學認為，統治者個人的權力的基礎就是他們的生活條件，這些條件是作為許多個人共同的生活條件。這些條件是作為許多個人共同的條件發展起來的，為了維護這些條件，他們作為統治者，與其他個人相對立，而同時卻主張這些條件對所有人都有效。他們共同利益所決定的這種意志的表現，即是法律。而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無疑也是階級性的集中的體現。憲法的階級性也就是國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生活條件用憲法的形式固定下來使社會上所有人都一體遵行的屬性。作者對此觀點并不否認，但馬克思主義提出法的階級性又其自身存在的社會背景與理論前提。馬克思經典理論學者把其注意力集中在階級性對立十分明顯的階級社會。因此，法的階級性也必然很明顯，作者并不否認該理論的相對真理性，也正是由于真理的相對性，才激發我們不斷地對該理論進行反思，以期豐富，完善法的階級性理論以及憲法的階級性理論。

（一）從邏輯結構上分析

知識分子歷來都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是掌握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具有各類專門技術的腦力勞動者階層,只能依附于一定的階級。因此,正確判斷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就成了認識和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關鍵。在1956年1月召開的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代表黨中央鄭重宣布:我國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這是依據馬克思主義關于劃分階級的基本原理,對我國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正確判斷和表述。然而,時隔一年,在1957年3月的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卻這樣說:“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于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2從此,把在事實上已經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知識分子,錯誤地劃入資產階級行列,在私有制已經消滅的社會主義中國,人為地制造出一支為數不少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并據此夸大了資產階級力量和政治思想影響,過高地估計了階級斗爭的嚴重性,導致了一次又一次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嚴重錯誤。

歷史證明,晚年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判斷的失誤,是一個原則性的錯誤,并直接導致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惡果。那么,他在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問題上失誤的原因是什么?本文擬對此進行初步的探討。

我們認為,探討在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問題上失誤的原因,首先應該從當時的社會存在中尋找答案,即考察其認識出現錯誤的客觀現實因素。就客觀現實原因來說,首先,對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狀況在整體上的估量出現了偏差。建國初期,新中國從舊社會接收了大約200萬的各類知識分子。由于他們長期生活和工作在舊社會,其中大多數人又出身于非勞動人民家庭,基本上接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等原因,因而就世界觀和立場而言,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還是資產階級的。這種狀況與知識分子在新中國的經濟文化建設中所處的重要地位是極不相稱的。正由于此,解放初期,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我國知識界開展了一場規模浩大的思想改造運動。通過這場改造運動,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面貌在整體上較前有了很大的改觀,并為廣大知識分子向工人階級的轉變創造了重要條件。在1956年1月的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對過去六年中知識分子在政治思想方面取得的成就予以肯定和高度評價,還對當時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狀況作出了實事求是的分析,他說:“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間,積極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積極擁護社會主義、積極為人民服務的進步分子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夠完成任務,但是在政治上不夠積極的中間分子也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兩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這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覺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對社會主義的落后分子約占百分之十幾,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約占百分之幾?！?這一分析是符合當時知識分子政治思想狀況的實際的。1957年3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也對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狀況進行了分析,得出了與一年前的分析基本一致的結論。他說:“500萬左右的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人都是愛國的,愛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愿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服務。有少數知識分子對于社會主義制度是不那么歡迎、不那么高興的。他們對社會主義還有懷疑,但是在帝國主義面前,他們還是愛國的。對于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這種人不喜歡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留戀舊社會。一遇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想要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就是說,從政治態度和立場看,不管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還是新中國培養的知識分子,大多數是熱愛新中國、熱愛社會主義的,并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到底應該怎樣判斷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呢?不是從他們的政治態度而是依據其是否熟悉和掌握馬克思主義。他說:“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狀況是:贊成而且比較熟悉的,占少數;反對的也占少數;多數人是贊成但不熟悉?！?雖然這也符合當時知識分子的實際狀況,但問題在于,無視知識分子的政治態度和立場而以熟悉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程度作為衡量知識分子世界觀的依據,不但是不科學的,而且是錯誤的。世界觀畢竟是意識的東西,衡量的標準只能是客觀實際。一個人是否具有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在實踐中表現出來主要是他的政治態度和立場。正如鄧小平所說:“世界觀的重要表現是為誰服務。一個人,如果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自覺自愿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應該說這表示他初步確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6照此標準,應該說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經過思想改造以后,已經基本上具備了無產階級世界觀。但是,主要用是否掌握馬克思主義衡量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必然會認為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在整體上是資產階級的(按此標準,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中熟悉馬克思主義的也是極少數,但決不能因此把工農階級大多數劃入資產階級)。所以,他依然強調要對知識分子繼續長期不懈地進行改造(知識分子確實仍需改造,但改造在以后則成了整人的代名詞),并說:“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現在有一種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到反右斗爭時,竟然說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最容易翹尾巴,但決定大局的是勞動者和無產階級,從而把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對立起來。

其次,匈牙利事件發生后,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感在過去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強,這是他在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問題上失誤的又一現實原因。

從民主革命時期到建國以后一個時期,對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地位是有所認識并予以肯定的。1939年底,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就指出,革命如果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可能勝利的。在1956年的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講話說: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無知的命。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單靠老粗是不行的8。盡管這樣,但從總體上看,對知識分子在國家建設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缺乏深刻、系統的認識,且存在著認識上的不穩定性。之所以如此,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對知識分子心存或多或少的不信任感。50年代初,在思想文化領域相繼展開的“批電影《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風反革命集團”及“批梁漱溟反動思想”運動就是有力證明。如果說50年代初對知識分子只是開始有所懷疑和不信任的話,那么,匈牙利事件后這種不信任感明顯增強。導致他這一變化的原因有兩點:一是看到了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菲俱樂部”的知識分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二是受匈牙利事件和國際風波的影響,當時國內知識分子中出現了一股反社會主義的思潮。主要表現是,全國發生了萬名學生罷課事件,在一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中出現了各種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不要黨的領導,要求實行西方資本主義“大民主”的錯誤言論,稱其為“怪議論”。由于上述兩方面的原因,“匈牙利事件后,及黨中央十分注意知識分子的動向”9,尤其“對知識分子中間出現的怪議論頗為警覺”10,認為知識分子中有些人想搞復辟。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批評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干部要搞“大民主”就是要學西方資產階級那一套;同時批評大學教授說:“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關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1在這里,把大學教授列入了資產階級范圍,列入了批判和改造的對象。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則把知識分子、派和資本家混為一談,說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并認為大學教授和大學生中出現的怪議論,跟共產黨、社會主義和人民是對立的,也就是說,他開始把知識分子視為無產階級的對立面。在這些觀點的基礎上,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認識急劇“左”傾,越來越偏離實際。1957年3月29日,在上海市黨員干部大會上說:全國知識分子大約500萬,從他們的出身來說,從他們受的教育來說,從他們過去的服務方面來說,可以說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12。

民主制度是好制度，因為它使得政治生活有了更多的開放性，它不僅縮小了特權階級獨霸政治權力的可能性，也制約了政治權力被任何人濫用的可能性。但是理論上良好的制度可能不是現實的制度，因為理論上良好的制度如果沒有現實且穩定的社會支持率即合法性基礎，是不可能變成現實的制度的。對于民主也是如此。從理論上來看，以自由為導向的法治民主制度可能是最穩健的民主制度，但是它要成為現實的制度，必需有適當的社會基礎，如果沒有適當的社會基礎，即使勉強實行了民主制度，它也無法持久，這是每一次民主浪潮出現回流的重要原因，也是每一次民主化之后軍事政變接踵而來的重要原因。而所有重要條件里面，最重要的社會基礎就是龐大且穩定的中產階級基礎。這是本章理論分析的結論，也是古希臘的經驗，現代工業化國家的現實，更是發展中國家建設穩健的民主制度的先決條件。

一、古希臘的經驗

古希臘時代的亞里士多德可能是最早研究中產階級與民主之間關系的學者。在《政治學》1一書中，亞里士多德認為，古希臘民主的發達與中產階級的崛起有很大的關系。古希臘社會商業化導致了商業中產階級的迅速發展，從而改變了古希臘社會的政治力量結構，這導致了古希臘社會政治結構的迅速變化：海軍探險隊和公民武裝力量變成了新興軍事組織，理性科學的世界觀發展了，傳統產權制度崩潰了，中產階級和較窮階級政治參與的欲望擴張了，民主制也就逐漸取代了君主制和軍事貴族制。

亞里士多德說，在古希臘社會里，有權有勢的富人建立的政府形式必然是寡頭制，在這種體制中，只有擁有大筆財富的人才擁有投票權或者有機會擔任公職，排除了大多數人參政的可能性，這在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參政欲望日益擴張的時代里必然導致激烈的斗爭。如果窮人為數眾多并且組織良好，窮人就會建立"極端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沒有教養的窮人傾向于"暴民統治"，他們常常踐踏法律，以多數的暴政取代法治，經常因為盲從魅力型民眾領袖的領導而使極端民主制向專制制度蛻化。

這說明，由富人和窮人建立的政治制度均具有政治不穩定性，容易導致激烈的破壞性的階級斗爭。那么，穩健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呢？亞里士多德說，凡是中產階級很發達的地方，均傾向于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穩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參與過程中盡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產階級為政治基礎的政府形式不僅是民主的(包括人民或者民眾)，并且也是守法的。這種制度有一系列憲法性法律來制約和引導公民大會的決定，來制約公民大會可能具有的多數專制傾向，制止多數專斷地對待少數派，使多數派避免為一時的群眾激情所誘導而誤入歧途，使多數派不象羊群一樣為魅力型的獨裁者所左右。

亞里士多德進一步說，中產階級不發達是政治不穩定和獨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當中產階級弱小無力并且組織很差時，國家就會分裂為窮人和富人兩派，由于窮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敵人，兩者之間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難妥協，這就會導致政治不穩定和獨裁。貧富之間的戰爭一旦為富人所取勝，富人就會建立寡頭制，把中產階級和窮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統治目的名義上是為了所有人而實際上卻是為了富人自己的利益。貧富之爭窮人得勢時，窮人則會建立極端民主制，它不尊重法律，為群眾心理所左右，是惡劣的、獨裁的，為窮人所推崇的英雄所統治，而魅力型的英雄雖以窮人的名義進行統治，但實際上則可能是為自己的利益或偏好服務。

民主制度是好制度，因為它使得政治生活有了更多的開放性，它不僅縮小了特權階級獨霸政治權力的可能性，也制約了政治權力被任何人濫用的可能性。但是理論上良好的制度可能不是現實的制度，因為理論上良好的制度如果沒有現實且穩定的社會支持率即合法性基礎，是不可能變成現實的制度的。對于民主也是如此。從理論上來看，以自由為導向的法治民主制度可能是最穩健的民主制度，但是它要成為現實的制度，必需有適當的社會基礎，如果沒有適當的社會基礎，即使勉強實行了民主制度，它也無法持久，這是每一次民主浪潮出現回流的重要原因，也是每一次民主化之后軍事政變接踵而來的重要原因。而所有重要條件里面，最重要的社會基礎就是龐大且穩定的中產階級基礎。這是本章理論分析的結論，也是古希臘的經驗，現代工業化國家的現實，更是發展中國家建設穩健的民主制度的先決條件。

一、古希臘的經驗

古希臘時代的亞里士多德可能是最早研究中產階級與民主之間關系的學者。在《政治學》1一書中，亞里士多德認為，古希臘民主的發達與中產階級的崛起有很大的關系。古希臘社會商業化導致了商業中產階級的迅速發展，從而改變了古希臘社會的政治力量結構，這導致了古希臘社會政治結構的迅速變化：海軍探險隊和公民武裝力量變成了新興軍事組織，理性科學的世界觀發展了，傳統產權制度崩潰了，中產階級和較窮階級政治參與的欲望擴張了，民主制也就逐漸取代了君主制和軍事貴族制。

亞里士多德說，在古希臘社會里，有權有勢的富人建立的政府形式必然是寡頭制，在這種體制中，只有擁有大筆財富的人才擁有投票權或者有機會擔任公職，排除了大多數人參政的可能性，這在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參政欲望日益擴張的時代里必然導致激烈的斗爭。如果窮人為數眾多并且組織良好，窮人就會建立"極端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沒有教養的窮人傾向于"暴民統治"，他們常常踐踏法律，以多數的暴政取代法治，經常因為盲從魅力型民眾領袖的領導而使極端民主制向專制制度蛻化。

這說明，由富人和窮人建立的政治制度均具有政治不穩定性，容易導致激烈的破壞性的階級斗爭。那么，穩健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呢？亞里士多德說，凡是中產階級很發達的地方，均傾向于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穩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參與過程中盡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產階級為政治基礎的政府形式不僅是民主的(包括人民或者民眾)，并且也是守法的。這種制度有一系列憲法性法律來制約和引導公民大會的決定，來制約公民大會可能具有的多數專制傾向，制止多數專斷地對待少數派，使多數派避免為一時的群眾激情所誘導而誤入歧途，使多數派不象羊群一樣為魅力型的獨裁者所左右。

亞里士多德進一步說，中產階級不發達是政治不穩定和獨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當中產階級弱小無力并且組織很差時，國家就會分裂為窮人和富人兩派，由于窮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敵人，兩者之間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難妥協，這就會導致政治不穩定和獨裁。貧富之間的戰爭一旦為富人所取勝，富人就會建立寡頭制，把中產階級和窮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統治目的名義上是為了所有人而實際上卻是為了富人自己的利益。貧富之爭窮人得勢時，窮人則會建立極端民主制，它不尊重法律，為群眾心理所左右，是惡劣的、獨裁的，為窮人所推崇的英雄所統治，而魅力型的英雄雖以窮人的名義進行統治，但實際上則可能是為自己的利益或偏好服務。

漫步于世界政黨的百花園中，你可以發現，幾個老牌政黨，不僅壽命長，而且在政治舞臺上頗有些老當益壯的氣度。就拿英國的保守黨來說，它今年已經323歲了，但仍保持著英國第一大黨的地位。而美國的共和黨和光輪流坐莊的歷史就有上百年，至今沒有第三個黨能夠撼動它們的地位，取而代之，上臺執政。這些老牌的資產階級政黨何以能經得起風吹雨打，既長命又長盛呢？

“與時俱進”的英國保守黨

先讓我們一起來看看英國的保守黨。英國是現代政黨和政黨制度的發源地。英國保守黨不僅是英國，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黨?？v觀英國保守黨三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它能夠保持老而不衰的原因雖然很多，但主要的還是這個黨在自身建設上有一些自己的獨到之處。

保守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黨的理論的非教條性和發展性，用句現在時髦的話講，就是黨的理論與時俱進。理論上不搞教條主義，給保守黨帶來不少好處，比如，它使黨擺脫了理論教條的束縛，這樣就避開了因為意識形態的爭論而帶來的麻煩，諸如黨內斗爭，黨的分裂等等。從而使黨內的團結問題、黨在理論上的革新問題以及黨的政策的變化問題都變得容易解決了。

理論上的發展性則使保守黨的理論成為一個開放性的理論，它可以不斷根據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吸收新的東西，增添新的內容，甚至奉行“拿來主義”，吸收它的政敵理論中的合理成分。人們看到，在黨派競爭中，保守黨人經常是靠奪過敵人手中的武器來裝備自己，同時使對手變得赤手空拳。這樣，保守黨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理論上都有所建樹，不斷推陳出新，各種“主義”環生。比如，70年代中期撒切爾主義的出現，不僅給保守黨帶來生機，使其順利進入80年代的黃金時代，而且也使英國這個60年代末及整個70年代的“歐洲病夫”，擺脫了病魔。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保守黨并不保守。

實行權力的制約和集中與民主的有效結合，是保守黨運作機制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英國保守黨是在議會制條件下運作的，因此，它的組織機構自然帶有強烈的議會黨的色彩。議會黨團、中央總部和全國聯合會是保守黨組織架構中三個彼此獨立的系統。它們各司其職，相互之間的關系，只是工作上的協作關系，而不是上下級的隸屬關系。

內容摘要：目前，中國正成為世界重要而且快速增長的新奢侈品消費市場，而中產階層正逐漸成為新奢侈品的消費主流。本文在對中產階級界定的基礎上，結合其群體特征，分析了其社會導向下的新奢侈品消費動機（炫耀、領先、從眾、社交）和個人導向下的新奢侈品消費動機（表現內在自我、自我享樂）。

關鍵詞：新奢侈品中產階級消費動機

新奢侈品的內涵

相對于處在消費類產品金字塔塔尖、用來炫耀的傳統奢侈品來說，新奢侈品是一類質優、價高、能夠批量生產、工藝上乘的商品。這類產品強調內涵與技術，工業設計及工藝細節處理上都彰顯品牌的高品質與高品位；產品訴求基于情感需求之上，并對時尚和潮流具有高度的敏感；價格不菲，介于普通消費品與傳統奢侈品之間，給消費者一種超值和溢價的感覺。

《奢華，正在流行：新奢侈品時代的制勝理念》一書指出，新奢侈品相對于普通消費品的優勢，體現在工藝、功能、情感上，且這三種優勢是層層遞進的。首先，產品必須在工藝層次取得成功，在材料、做工或者工藝上有所不同，使其真正具有競爭能力。在這個與眾不同的工藝層面上，體現著產品的內在質量，即該產品在質量上沒有任何瑕疵。其次，在工藝上有與眾不同之處，使其有助于產品達到更卓越的運轉性能。如果這個產品實際上沒有任何改進，只是看上去有所不同，或者只是進行了使其顯得有所變化的“改良”，是遠遠不夠的。最后，產品在工藝和功能上的優勢必須結合符號性象征因素，如品牌標準、公司精神等，使其與消費者在情感上產生共鳴。

新奢侈品的三大優勢迎合了中產階層高層次的符號性消費需求（即中產階級追求社會身份認同及心理滿足的需求），成為塑造中產階級文化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葛蘭西在承認經濟關系具有決定政治變革及最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作用之后，強調了相對自主的政治力量及意識所起的協調作用。國家具有兩種階級統治的方式，即使用軍隊也實施文化上的絕對統治，而后者則要得到被統治階級的主動同意才行。要實行這種絕對的統治，并不能單純地靠灌輸一套虛偽的思想，而要向大眾的利益做出讓步，還要訴諸國家或民族的目標和價值來激勵群眾，這樣做就必然超越階級利益的范疇。換言之，資產階級要維護自己的統治和階級利益，就必須在手法上超越這一范疇才行。在這一過程中，知識精英的領導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受葛蘭西影響，密利本德和普朗策斯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國家問題，但兩人都相互指責對方采取了過分狹隘的決定論觀點。密利本德使用了社會學方法去分析那些控制國家重要職位的人，說明統治階級是怎樣在經濟上控制國家機器的，但他表示他不同意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的觀點。當國家“代表統治階級采取行動時，它多半并不按照統治階級的指令行事?！斔鳛橐粋€階級的國家而行動時擁有高度的自主和獨立，而且，如果它是要作為一個階級的國家而行動的話，必須真正擁有這種高度的自主和獨立?！盵21]密利本德支持阿爾都塞的觀點，即把國家描述為一毓結構，其性質是注定要為統治階級的最終利益發揮作用的。而普朗策斯卻認為，正是為了實現這種長期利益，國家就不可能是資產階級短期利益的工具，更不可能是資產階級某一部分的工具。[22]盡管兩人的意見相左，但結果是推動了對資本主義國家作用的更加深入的分析，這種分析事實上已經表明，國家政權在某種程度上擁有很大的自主性。

這類爭論已經激起人們嘗試著限定，闡明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相對自主的含義，并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對此加以論證，但迄今為止，只有普朗策斯所作的分析最為深刻。他認為國家客觀上最必要的基本功能是維持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結構的凝聚力，這樣才能保證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得以持續下去。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具有社會凝聚的功能，是因為在這個社會中，與經濟相對立的政治領域具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需要以超經濟強制來占有剩余勞動價值，國家因而直接介入了經濟的階級斗爭，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功能主要通過市場力量去實現。國家可以制定專門化的有凝聚力的制度，這些制度看上去是合乎大眾利益的，公正的，是超然于各種經濟利益之間的斗爭之上的。反過來，這又使得組成一個有凝聚力的權力集團成為可能，在資產階級或其一部分實行全面壟斷的同時，這個集團總包括幾個在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或派別。而國家由于其制度上的自主性和內聚力，便無須去充當任何一個階級或派別的工具，而是對他們全體都有相對自主性。[23]

普朗策斯在相當程度影響了馬克思主義者對第三世界的分析，即假定國家所做的都是為了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階級的最終利益，它也不可能成為任意一個階級的工具。這樣也才能解釋邊緣地區往往是國家強大而資產階級十分軟弱這一“不合邏輯”的現象。

事實上，在對第三世界政權的分析中，密利本德也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他的對手的觀點。他認為，權力膨脹這一現象在第三世界十分普遍，其原因是，那些對限制和控制國家權力感興趣的社會集團并沒有權力或意志來這樣做，然而統治階級和統治集團卻發現，一個強有力的采取高壓手段的國家來代表他們行動是對他們有利的。[24]換言之，“虛弱的階級”和“強大的政權”可以并存，甚至可以這樣說，正是由于統治階級的虛弱才需要強大的權力膨脹的國家機器。

當然，這種第三世界的統治階級和其他地方的統治階級也一樣不純正不統一，它容易變得四分五裂，加上權力高度集中在個別人身上，極易發生頻繁和激烈的變動。這些社會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表達能力都很差，這些社會連同國家本身實際上都是“非政治化的”，并經常處于軍事統治之下，通過政黨和其他集團壟斷著政治活動，這些政黨和集團只不過是官僚的外殼，很少有生動的實質內容，在此情況下，國家確實表現出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權，而且幾乎變成“為國家的國家”，或至少是為著那些統治著國家的人的國家。[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