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軌范文10篇

[摘要]本文分析了俄羅斯經濟中一個無處不在、規模巨大、影響深遠的奇特經濟現象——影子經濟。通過對這一現象的現狀和運行機制以及成因與后果的深度剖析，指出造成俄羅斯改革10年以來影子經濟泛濫的主要原因是盲目的私有化、自由主義的市場取向和不恰當的具體經濟政策，而且影子經濟對俄羅斯的影響將是長期而深遠的。

[關鍵詞]俄羅斯；影子經濟；經濟轉軌；私有化；市場經濟

始于1992年的俄羅斯經濟轉軌為經濟學者提供了諸多研究素材，而就一個經濟現象的存在規模和它的研究難度來講，影子經濟猶為奇特。這種現象遍布俄羅斯整個社會經濟，在1997年聯合國經濟合作組織所做影子經濟國家排行榜上，俄羅斯僅次于秘魯，位居第二。既然影子經濟在俄羅斯的規模如此強大，完全有必要結合俄羅斯的經濟轉軌對它進行分析。

一、影子經濟的定義和表現形式

什么是影子經濟?常見的有幾種解釋：

第一種觀點認為，影子經濟是違反現行法律和法規的經濟活動，是指所有非法經濟活動的總和，它包括各種程度的刑事犯罪。第二種觀點認為，影子經濟是指未納入正式統計和未被社會監控的社會財富的生產、消費、交換和分配。第三種觀點認為，影子經濟是指所有形成和滿足人類各種“惡習”的經濟活動。

始于1992年的俄羅斯經濟轉軌為經濟學者提供了諸多研究素材，而就一個經濟現象的存在規模和它的研究難度來講，影子經濟猶為奇特。這種現象遍布俄羅斯整個社會經濟，在1997年聯合國經濟合作組織所做影子經濟國家排行榜上，俄羅斯僅次于秘魯，位居第二。既然影子經濟在俄羅斯的規模如此強大，完全有必要結合俄羅斯的經濟轉軌對它進行分析。

一、影子經濟的定義和表現形式

什么是影子經濟？常見的有幾種解釋：

第一種觀點認為，影子經濟是違反現行法律和法規的經濟活動，是指所有非法經濟活動的總和，它包括各種程度的刑事犯罪。第二種觀點認為，影子經濟是指未納入正式統計和未被社會監控的社會財富的生產、消費、交換和分配。第三種觀點認為，影子經濟是指所有用于形成和滿足人類各種“惡習”的經濟活動。

可以看出，以上每一種觀點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影子經濟活動的現實過程，從各個方面定性了影子經濟，并且彼此之間根本上并不沖突。這樣影子經濟就可以被分做三個部分來考察：

一是灰色經濟，它包括所有法律允許的經濟活動，只不過在它們的運行過程之中存在為逃避稅收和監管而未納入正式統計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二是褐色經濟，這是指與獲得和轉讓“黑錢”有關的虛報、侵占、盜竊、投機交易與各種形式的欺詐舞弊。三是黑色經濟，它是指法律嚴格禁止的各種類型的經濟犯罪活動。

【內容提要】俄經濟轉軌的基本內涵是私有化、自由化、西向化和休克化，基本特點是官僚性、強制性和政治性，它是由西方國家策動，少數人出于政治動機，打著改革旗號，利用政權強制推行的官僚買辦壟斷經濟模式。休克療法造成4大惡性循環，成為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私有化使國有資產大流失，其破壞程度遠遠超過了希特勒侵蘇戰爭所造成的損失。西向化造成資金大量外流、企業破產、對西方國家的嚴重依賴。這種模式禍國殃民，使國力衰竭。擺脫這種模式，尋求經濟振興新途徑，是俄新政府的迫切任務。

【關鍵詞】俄羅斯經濟轉軌金融危機西向化休克療法

【作者簡介】王金存，1936年生，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北京100732)

俄羅斯金融危機引發了更為全面、激烈的經濟、政治、社會危機，同時也引起了俄羅斯國內對其社會經濟轉軌道路和模式合理性的反思。本文擬就這種模式的基本特點、主要矛盾及其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做些概略分析，以就教于讀者。

(一)俄羅斯經濟轉軌模式的基本特征

1992年初，由激進民主派代表人物蓋達爾等人主持的俄羅斯新政府在其西方顧問的協助下，提出了內容龐雜而激進的經濟轉軌規劃，其基本內涵大體可概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中俄體制轉軌路徑選擇的歷史考察

對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模式問題，多數經濟學家已達成一致看法，即中國體制轉軌踩出了一條“漸進”改革道路，但就改革路徑的選擇行為本身，經濟學家們存在著認識差異。實際上，具有中國特色的漸進改革道路，其初始階段壓根兒談不上關于改革模式的鑒別與自覺選擇問題，也根本不存在一套事先設計好的完整改革方案，甚至不存在人為設計過程。改革來自于食不果腹的農民，之所以改革是因為原農業體制下的作業方式已不能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是窮則思變。在市場經濟模式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之前，各個改革階段的改革方略，與其說是設計的結果，不如說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中一步一步探索的產物。值得慶幸的是，也正是這種非人為設計的改革進程，成為中國改革績效突出的原因。因為非人為設計的制度演進，正符合市場體制本身的自然秩序性質[2]。即便是“漸進改革模式”概念，也是在中國經濟改革績效引發中外經濟學家們的關注之后，在與蘇聯東歐改革績效的比較過程中提出來的，這也表明了中國改革道路的選擇并不具備事先的設計和理論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具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起點、缺乏理論指導的改革實踐、制度創新從舊制度中孕育并誕生等等特征，都說明了中國經濟體制變革道路的自發性、非主觀選擇性。

但俄羅斯的體制變革具有不同特征。俄羅斯體制變革不僅包括經濟體制變革，還包括政治體制變革，其激進式的“休克療法”一方面是對漸進改革失望之后的又一次試錯過程，另一方面也是指把穩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作為改革前提的“華盛頓共識”指導下的結果。我們對相關文獻的檢索發現，俄羅斯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并非從選擇“休克療法”才開始的。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無論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模式的盲目極端否定，還是勃列日涅夫狂妄自大的“新經濟體制”，直到戈爾巴喬夫修修補補的經濟體制變革，前蘇聯各屆領導人對計劃經濟的改革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其推行的經濟改革實質上就是在計劃體制內調整的漸進模式改革。但無論是哪個階段的改革，雖不同程度地觸及了傳統經濟體制的一些弊病，也取得了一定進展，但總體收效甚微，并且一旦遇到保守力量的抵制，就停滯不前或者左右搖擺，不僅沒有實現經濟改革的實質性突破，反而在“新思維”等意識形態沖擊下引發了經濟衰退和各種社會危機。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以大推進的業績為市場化模式改革奠定堅實基礎之際，前蘇聯還深陷于經濟改革的搖擺之中而不能自拔。

勞而無功的前蘇聯體制內改革，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派認為是改革目標與蘇聯經濟體制不相容的結果。要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須以徹底地否定舊體制為前提，而對體制的徹底否定，不可能在舊體制中進行，而激進的“休克療法”正是否定舊體制的理想途徑。以戈爾巴喬夫1987年推出的“新思維”為轉折點，前蘇聯政府在推動經濟體制變革的同時，把政治體制的變革作為經濟變革的前提，最終促成了私有化法案的出臺和“休克療法”的實施。

二、經濟體制改革第一行動集團的目標差異

在推動經濟改革的第一行動集團力量上，中國與俄羅斯之間存在本質差異。中國經濟改革中的制度需求者是私人部門，但傳統體制下的制度惟一的供給者是政府，這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第一行動集團只能是政府。中國由政府推動的經濟變革，其第一行動集團具有二元目標：既要通過變革擺脫經濟貧困，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又要維護現存體制的安全與穩定。二元目標決定了中國經濟變革不可能是完全打破舊體制之后的體制性重建，甚至不是在現存體制內的調整，而只能是不威脅現存體制的增量經濟變革。該框架內的經濟變革，其制度創新過程一般表現為制度需求群體的自我滿足，在得到中央政府認可并給予合法地位后，依靠傳統的制度裝置[3]對創新制度加以推廣的過程，其中只有對經濟增長有利而不變動現有體制的制度變革才會生存、壯大和發展。

一、俄羅斯1990年代經濟轉軌的矛盾與結果

俄羅斯10年的改革從本質上改變了國家的性質和制度以及所有的經濟關系，可以說，如今的俄羅斯已經是另外一種國家了。這10年當中，經濟轉軌的目標和任務與實現機制經常發生矛盾。

1.經濟轉軌目標與實現手段的矛盾。關于經濟改革的目標，“休克療法”的設計者和擁護者們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那就是建立“自由的市場經濟”、“以私有制和競爭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直到現在俄羅斯部導人為了取悅于西方仍要求使“經濟進一步自由化”。這種提法本身就混淆了目標和實現目標的手段之間的關系，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應該是提高經濟績效，在現有的生產資源條件下生產出最多的物質產品來滿足社會的需要，這對任何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國家來說都是一樣的。盡管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證明了它不能有效地實現這一目標，但也不能由此認為市場本身就是經濟改革的目標。此外，“休克療法”的實質是反危機，并非單純的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措施，這是導致俄羅斯1990年代經濟災難的主要原因。

2.價格自由化的矛盾。把價格從各種形式的計劃管制當中解放出來被認為是建立市場經濟的奠基石，所以俄羅斯經濟改革的出發點就是全面的自由化。自由價格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素，但這一要素是與另一要素——競爭有機地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完善的競爭制度下的自由價格才能不依賴于市場交易主體的意志，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看不見的手”。而在俄羅斯普遍存在壟斷，沒有建立有效的競爭機制之時，價格自由化實際上只是變成了生產者對自己商品任意規定價格的自由，結果使俄羅斯人民飽嘗物價飛漲和生產崩潰的惡果。

3.反通貨膨脹與貨幣政策的矛盾。按照弗里德曼的說法，“通貨膨脹一般總是貨幣現象”，所以反通脹措施一般總是貨幣政策問題。實際上，控制貨幣量遠不能解決問題，流通中的貨幣量與價格水平之間的關系遠比貨幣主義者所想象的要復雜得多。俄羅斯通貨膨脹的根源應該是畸形的經濟結構，軍事工業惡性膨脹，原料部門和加工部門比例失衡，消費品生產嚴重落后并且殘缺不全，商品極度短缺。在這樣的經濟結構條件下，價格自由化只能導致價格螺旋上升，引發通貨膨脹，而控制貨幣量的結果也只能是生產的崩潰。

4.在私有化問題上，理論上的誤區造成了實踐上的失誤。俄羅斯變形的私有化在理論上沒有劃分清楚所有權的法律意義及其經濟實現之間的界限，實質上忽視了所有者對使用所有權的條件及其應負的責任問題。當人類社會走出小封建主的田園農莊，所有權與使用權、支配權、管理權等相分離成為可能。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條件下，人民作為一切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使用的則很少，民主管理更流于形式。如果所有者不能選擇有效的使用者或管理者，不能為所有者帶來經濟利益，那么其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也就變成了一紙空文。而俄羅斯1990年代首先是從效益好的經濟部門放棄所有權的，正是最有利的生產部門成了首先私有化的對象，這與起初的假設相矛盾：國家應當退出它不能保障經濟績效的領域。同時，龐大的國有財產被少數人廉價地得到支配權，他們對如何有效地使用以及保護生態平衡和雇員的社會保障等問題不負任何責任。

我們在對改革過程的回顧中，通常注重從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國有經濟的規模、國民經濟的運行與調控方式等角度來分析。這些分析的主要著力點在于制度變遷的宏觀層面。不確定性是轉軌經濟中的一個基本特征。從宏觀層面來看，主要表現在目標的體制模式由于受到轉軌的初始條件與路徑等因素的影響而表現出不確定性；從微觀層面來看，由于經濟中的微觀個體難以預料未來的體制走向，從而難以對個人在將來可能發生的收支狀況做出準確的判斷。經濟轉軌過程中，中國的宏觀經濟雖仍保持了平穩的增長趨勢，沒有出現類似于俄羅斯、東歐的大起大落。但部分企業經營困難，大量職工下崗，收入水平下降；原有的社會福利政策被打破，新的社會保障體制尚欠完善。這就意味著對居民來說，經濟中的風險因素有所增強而不是減弱。

經濟體制的轉軌同時也就是對微觀主體經濟利益的調整，即個人收入與支出的相對增減。中國的經濟改革主要導源于原有計劃經濟體制的低效率。改革的方式是漸進式的，由增量調整逐步過渡到存量調整。在增量調整時期，新的體制是在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受損的條件下產生的，新體制的建立也不直接觸及原有的體制，也不對原體制覆蓋下的居民利益產生不利影響。新的體制對經濟效率的釋放在一定時期內幾乎可以提高經濟中所有個體的收入，這一過程表現出帕累拖改進特征。而存量調整階段，原有的某些體制逐步被淘汰，這就意味著原體制覆蓋下的個人的利益也逐步喪失。這一過程已不具備帕累拖改進性質。

在經濟改革過程中，居民的支出形式與支出范圍發生深刻變化。收入分配的形式逐步貨幣化；為減輕企事業單位的社會負擔，原有的社會職能逐步剝離，導致職工原來所享有的暗中補貼等逐步取消，相關部分的隱性收入被逐步取消、甚至轉化為居民的支出內容。相應地，從居民收支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轉軌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的特點是居民收入增加，但居民支出福利基本上沒有減少，居民對收入的增加具有穩定的預期；在后一階段中，雖然居民的收入水平整體上仍在增加，但對收入的增加存有許多不確定性因素，與此同時，居民支出福利被逐步取消，實際的支出項目和內容有所增加，并可能導致實際支出水平有較大幅度上升。

Friedman曾從收入的非預期性下降與支出的非預期性增加的角度來理解不確定性。本文將基于這種對不確定性的理解，以城鎮居民的收入支出狀況變化為依據，從居民這一微觀角度描述中國經濟轉軌中的不確定性的演變。本文的討論僅限于收入、就業、教育和醫療方面。

一、居民收支的基本特征

1.居民收入的總體變化

市場經濟對學校德育的影響具有雙重性的特點，它在給學校德育工作的改進和發展帶來機遇和提供條件的同時，也使學校德育工作產生了新的困惑和沖突。其中最令人關注的問題是隨著經濟形式的轉軌，學校德育工作的有效度變小了，困難度增大了。分析和研究當前學校德育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探討造成當前學校德育工作困難的原因，是我們面對挑戰采取對策，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前提和基礎。

一、青少年價值觀的多元化與學校德育社會主義一元化導

向之間的矛盾性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我國社會的各個方面都有很大的變化，其中不容忽視的是社會傳統的價值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社會的價值觀體系出現了多元化的傾向。人們的價值取向由單一變為綜合，由一元走向多元。各種價值觀交錯并存，既有與社會主義要求相一致的積極進步的價值觀念，又有與社會主義要求不一致甚至是相矛盾的消極落后的價值觀念，社會上各種價值觀念相互混雜、相互沖突的現狀必將對青少年產生巨大的影響，促使其價值取向多元化。據調查，當前青少年價值觀出現了一些新特點，如多元復合、偏重自我、注重務實、變化不定等。這樣，一方面，我們學校德育進行的是社會主義的一元化導向，即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用馬列主義、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教育青少年一代，從而使他們形成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共產主義的道德品質；另一方面，由于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建立，青少年精神生活的空間拓寬了，接受影響的媒體增多了，在他們身上表現出來的價值取向也多元化了。這種狀況勢必導致社會主義學校德育一元化的導向和青少年價值取向多元化的傾向兩者之間產生矛盾沖突。我們認為，這兩者的矛盾是導致當前學校德育有效度較低，學校德育困難度增大的一個根本原因。學校德育過程就其實質而言，是教育者根據一定社會的要求和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形成與發展的規律，把一定的社會意識和道德準則內化為學生個體的思想品德。因此，學校德育的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學生對道德進步本身的渴求及其對社會意識和道德準則的內化程度。而這種內化的過程與學生個體所確立的價值觀體系有直接的因果關系。

價值觀制約著學生對社會意識、道德準則及行為方式的內化過程和選擇模式，它在由社會意識、道德準則內化為學生個體思想品德的過程中起著一種中介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學校德育過程可用下圖來表示：

（附圖{圖}）

經濟多極化，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是與世界經濟格局發展變動密切相關的。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經濟格局，既是南北兩方、多極類型構成的且兩極分化的格局又是幾大國、經濟中心構成的且多極化的格局?？傮w上說，目前的多極化世界經濟格局為美、歐、日三極并存。在90年代至21世紀的一個時期，不僅三極之間發生著實力消長的新變化，而且新的經濟力量中心也在崛起之中。

一、美、歐、日的經濟實力地位

（一）多極之首的美國經濟

10年前的人們對三極實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復興的歐洲，衰落的美國。然而90年代后的情況表明，美國遏止了實力地位相對衰落的態勢，顯示了其不僅是世界經濟多極之一，更是實力之首的實力。其經濟自1991年3月美國經濟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連續增長10年，10年中年增長率達3.5%，創造了世界上最長的經濟持續增長周期的記錄。而且不僅僅是經濟持續增長，還出現了“一高兩低”并存的所謂新經濟現象，主要動因在于新技術革命的推動和經濟全球化的作用。為期10年比較良好的經濟發展使得美國經濟實力有所增長。其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經濟

90年代后的世界經濟三極中，日本的經濟發展勢頭、狀態與美國產生此消彼長的位置互換。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個10年，日本經濟發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歐、更快于美國的，從而使日美經濟實力對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民生產總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約相當于美國的6%上升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40余年來,伴隨著我國從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實踐過程的不斷推進,經濟轉軌理論研究也不斷推進,形成了風格各異、內容不同的多種轉軌經濟學范式。由于不同流派的經濟學家對于市場經濟的結構和機理、經濟轉型的性質和規律、政府的作用、國有企業地位和宏觀政策的目標等一系列問題的認識存在很大差別,由此形成了轉型經濟學的不同范式[1]。從其基本內容與主要影響來看,我國轉軌經濟研究主要有五種經濟學范式:一是新制度經濟學的“轉軌成本-轉軌收益”范式。新制度經濟學轉軌研究主要是在大的制度環境即基本制度結構為既定前提下著力研究的是具體制度(行為規則)變革問題,提供一個關于轉軌經濟研究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框架。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經濟轉軌的主要原因在于新體制給人們所能帶來的預期收益明顯高于舊體制的實際收益,轉軌路徑選擇的標準就是轉軌過程的效益最大化[2]。二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化經濟改革-資本主義憲政轉軌”范式。以“華盛頓共識”為標本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轉軌必須把產權從政府手中轉移到私人手中,實現產權的私有化,同時資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中央計劃轉向自由市場配置。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一方面主張實行大規模的制度轉軌,轉軌是后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與全球資本主義制度趨同的過程;另一方面主張以激進方式實現產權的私有化和資源配置的市場化,認為這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三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市場經濟體制”范式。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質是要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完成經濟運行機制中用市場機制對原有的計劃機制的置換任務。中國經濟轉軌的路徑應當是:在保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變的基本前提下進行資源配置方式的改革[3]。四是基于馬克思經濟學的“市場化生產方式-市場型社會主義制度”范式。有的學者認為,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根本原因在于傳統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結構的內在矛盾運動。社會主義經濟轉軌是從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到上層建筑全面的社會變革,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基本路徑是全面推進市場化制度創新,基本方向是全面構造市場化生產方式為基礎、民主法治為核心的現代社會主義模式[4]。五是整體的政治經濟學范式,該范式試圖建立一個以馬克思主義整體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的過渡經濟學理論框架,這一框架有兩個基本特點:①對目前國內外流行的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為基礎、以新古典范式為核心的個人主義分析方法提出了批評,強調從主觀與客觀、歷史與現實、個人與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統一中去深入剖析中國漸進式改革的內在邏輯。②否定了目前國內外流行的把漸進與激進的差別僅僅歸結為改革的速度和方式的流行觀點,而把中國漸進式改革定義為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憲法制度雙重約束下的市場化,把工業化、市場化與社會主義憲法制度三者的關系當作支配中國漸進式改革內在邏輯和歷史進程的“普照之光”[1]。從總體上看,一方面,已有各種轉軌經濟學研究范式都有一定的科學性,對經濟轉軌都有一定的解釋力;另一方面,已有各種轉軌經濟學研究范式也各有其局限性。在發展與完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形勢下,應當認真總結轉軌經驗、科學揭示轉軌客觀規律,繼續推進經濟轉軌的理論研究,努力探索新的轉軌研究范式,以更科學地解釋轉軌現實、更有效地指導轉軌實踐。目前方興未艾的西方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理論,從經濟與政治互相聯系與互相作用的整合研究來分析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轉軌研究視角,對社會主義經濟轉軌具有較強的解釋力,業已成為經濟轉軌研究的一種重要理論范式。

二、新政治經濟學經濟轉軌研究的主要特色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社會科學的發展出現整體化趨勢,西方經濟學界重新使用“政治經濟學”概念,促使政治經濟學的復興,出現了把經濟與政治進行整合研究的“新政治經濟學”,相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傳統,這是一種繼承與創新的關系。新政治經濟學試圖把理性選擇分析和制度分析、歷史分析結合起來,把政策評價、規范描述和實證分析融入同一個理論體系,這使得新政治經濟學具有與西方主流經濟學明顯不同的特征,從其研究取向來看,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向是進行經濟與政治的整合研究。西方主流經濟學和政治學已經不能適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單純的經濟學和單純的政治學無法說明和解釋市場經濟社會普遍存在的政治與經濟、國家與市場、社會與個人的矛盾。研究經濟問題需要考慮政治因素,分析政治問題需要使用經濟學的方法,因為政治和經濟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研究經濟問題無法脫離政治或制度因素,政治過程也無時無刻不受經濟因素的影響。從其實質來看,新政治經濟學是對決策的政治本質如何影響經濟制度與經濟政策選擇,從而最終影響經濟結果的研究。從一般意義上而言,政治對經濟的影響表現為兩個層面:從較高的層面來看,社會成員通過政治活動或公共選擇確立一個社會的基本制度結構,這一基本制度結構構成了社會成員經濟活動的制度環境。從較具體的層面來看,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中社會成員通過政治活動或公共選擇形成具體的經濟政策,以國家政府的名義對社會成員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新政治經濟學不僅研究基本制度的形成與演變及其對經濟活動的影響,而且著重研究具體制度(各種規則)對經濟政策與經濟活動的影響,這樣,就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限制,大大擴展了對經濟活動的研究范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內外一些學者開始從新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轉軌問題。新政治經濟學不是從一般意義上研究經濟改革和轉軌,而是著重研究在決定轉向市場經濟的最優路徑時政治因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及其重要影響,因此,新政治經濟學的轉軌研究的最大特色在于把經濟體制轉軌與政治制度變革結合起來,對經濟轉軌進行“經濟-政治”的整合研究,對經濟轉軌所必然引起的經濟變化與政治變化進行綜合分析,研究的重心在于探討政治約束如何影響轉軌決策、轉軌性質、轉軌過程與轉軌結果。2000年,阿倫•德雷澤(AllanDrazen)把新政治經濟學定義為對決策的政治本質如何影響政策選擇,從而最終影響經濟結果的研究,其核心建立在這樣一個事實基礎上:現實世界的經濟政策,不是由蟄居在教科書中的社會計劃者———他不受利益沖突的影響,而只在那里計算最優政策———所選定的。經濟政策是平衡利益沖突,從而產生集體選擇的決策過程的結果,基于這樣的認識,阿倫•德雷澤從新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運用現代經濟分析的概念和技術工具,系統分析了隱藏在大規模經濟改革和轉軌問題背后的政治問題,解釋了經濟改革和轉軌的政治維度,闡明了改革和轉軌的共性和差異,論證了改革和轉軌的經濟與政治約束,尤其是政治約束對改革和轉軌戰略選擇的顯著影響,從而建立了“改革和轉軌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新政治經濟學經濟轉軌研究的主要特色在于:在轉軌理論方面,它強調政治因素與制度因素在經濟轉軌中的重要地位,闡明利益關系、權利結構與政治約束對于經濟轉軌的重要作用,提示我們必須重視約束改革和轉軌的政治因素與制度因素的研究;在轉軌實踐方面,它強調應當充分考慮政治因素與制度結構對改革戰略和轉軌路徑的選擇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三、新政治經濟學對中國經濟轉軌的理論分析

新政治經濟學的轉軌研究主要是利用公共選擇理論提供的分析工具,將改革與轉軌過程中的利益沖突和與之相聯系的權利調整與制度變遷作為分析重點,對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的社會制度變遷作出系統而深刻的理論解釋。具體來說,新政治經濟學對經濟轉軌的理論解釋包括三個主要內容:(一)利益沖突———經濟轉軌的動因與過程。新古典經濟學等轉軌研究范式屬于資源配置方式轉換理論,它們認為,制度變遷只是用一個效率較高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較低的制度安排,只要實現簡單的“替代”或“轉換”而能夠帶來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就夠了,因此,它們沒有分析改革與轉軌中的利益關系問題,它們或者認為在改革與轉軌中人們的利益是一致的,經濟改革與轉軌可以實現“帕累托改進”,或者認為人們福利增進的利益問題會隨著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自動解決,這就是經濟轉軌研究中的“利益分配無關論”。與此不同,新政治經濟學的轉軌研究則十分重視經濟改革與轉軌中的利益問題,它不僅充分肯定了在改革與轉軌中人們利益沖突的必然性,而且充分肯定人們的利益關系在改革與轉軌中的重要作用。對利益關系問題的高度關注既是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理論區別于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又是我們應當引進和借鑒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理論的重要緣由①。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研究的基本前提就是承認與肯定在轉軌過程中必然存在著人們的利益沖突,經濟轉軌絕不僅僅是一個資源配置方式轉換的技術性過程,而且也是同人們利益密切相關的社會性過程?，F實的經濟轉軌決策,不是由遠離現實的轉軌設計者所設計的最優路徑,而是受社會利益沖突影響的經濟轉軌決策。同時,在經濟轉軌中資源配置的改善不僅不會自動解決利益分配問題,而且還會出現利益沖突,這是因為,一個能夠帶來資源配置改善的新的制度安排,既不能使每個經濟主體的收益都有所增長,更不能使每個經濟主體的收益同等增長。改革與轉軌最難處理的就是這樣的問題:那些可以極大增進生產力與社會財富的改革方案,卻可能因為分配導致的利益不一致而無法被采納與實施。換言之,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的關鍵并不在于改革能否極大增進生產力與社會財富,而在于能否處理好改革過程中的利益分配問題[5]。經濟轉軌中的制度變遷在更多時候意味著法律制度的變革,這一變革不僅會強制性地改變權利結構與利益格局,而且會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公共選擇規則,從而使轉軌在本質上具有利益沖突的性質與內涵,因此,新政治經濟學十分重視并著力研究經濟轉軌過程中的利益沖突問題,它認為利益分配、利益沖突及對利益沖突的解決方式主宰著經濟轉軌與制度變遷的過程、命運,是轉軌經濟學討論的核心問題②。從現實來看,盡管中國轉軌經濟學主流范式忽視了中國轉軌經濟中的利益沖突問題,但這些沖突和矛盾不僅普遍存在而且日益加劇。具體來看,在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人們的利益沖突主要表現為5個方面的問題:①在國企改革中,出現了許多暴富起來的國有企業官員,同時產生了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員;②在農村改革中,產生了許多“先富起來”的鄉村干部,同時產生了大量失地或收入微薄的貧困農民;③在多種經濟形式與多種經營方式的發展中,產生了許多富甲一方的私營企業主,同時出現了收入低微的打工人員;④在行業結構方面,產生了許多獲取高額利潤的壟斷行業與大型壟斷企業,同時競爭性行業許多中小企業陷入困境、苦苦支撐。⑤在加強國家宏觀調控過程中,由于政府統制、行政審批以及地方政府直接從事投資、基本建設,產生了大量的尋租行為,從而一方面許多政府官員腐敗暴富,另一方面廣大民眾收入增長緩慢③。因此,不管從經濟個體還是社會總體來考察,中國轉軌經濟并沒有真正實現帕累托改進,在肯定改革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時,我們更應關注轉軌中所出現的利益沖突特別是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等問題。新政治經濟學的“利益沖突”理論不僅可以解釋經濟轉軌中的利益關系特征,而且能夠解釋與解決經濟轉軌路徑的形成與轉軌方案的設計等重大問題。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理論認為,改革與轉軌的方式選擇不是無條件的而是客觀的,它受制于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結構所決定的利益結構。利益格局、利益再分配和利益沖突是理解制度變遷速率或方式選擇的關鍵。中國經濟改革與轉軌之所以要采取從體制外到體制內、從增量到存量的漸進性改革方式,完全可以從利益沖突及沖突解決方式中找到答案。中國經濟改革與轉軌是在原有的憲政秩序約束下、在維護而不能改變原有的社會基本制度框架的前提下進行的,這一方面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與轉軌必然遇到原有制度環境限定下可能的利益調整邊界(底線)的約束,另一方面還會遇到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團(官員階層)的約束。在這種利益格局與利益關系下,為了維護計劃經濟體制中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換取他們對改革的承認與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與轉軌必然而且只能采取以體制外改革、增量改革和雙軌制等為主要特征的漸進性轉軌方式,而絕不可能采取體制內改革、存量改革和“休克療法”等為主要特征的激進性轉軌方式④。從客觀事實來看,各國經濟轉軌之所以會產生轉軌具體路徑的差別,其主要的原因既不在于人們的主觀認識上的差別,更不在于人們的“無知”與“失誤”,而在于人們的“利益”“偏好”與力量對比關系的狀況及其變動。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實踐經驗證明,經濟轉軌方案與轉軌路徑的設計,絕不能由理論家們脫離實際去設計一張理想的宏偉藍圖,相反,我們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去探索轉軌路徑,只有從不同社會主體對制度的需求以及它們之間的利益關系出發,才能科學地設計出實現經濟轉軌與制度創新的具體路徑,才能真正對有效推進轉軌有所裨益。(二)權利配置:經濟轉軌的核心與實質。新古典學派以成本和收益作為分析工具研究資源的配置效率,認為市場機制會使得資源配置自動達到最優。我國實行市場化經濟轉軌的初期,人們認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實現資源配置方式的轉換,改革的實質就是實現從行政命令配置資源向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轉變,只要實現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資源配置效率就會大大提高。根據新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經濟改革與轉軌過程既是充滿利益沖突的過程,也是全力結構調整與變革的過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在利益沖突的背后存在著權利的對立。在一定社會中,人們進行經濟活動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利益是通過分配得到的,利益分配機制的形成又是各種權利博弈的結果,而且分配體系與權利體系是同構的,權利的格局決定分配的格局,利益的沖突歸根結底就是權利的較量。權利配置結構的不合理必然導致社會福利減少,使利益沖突得以形成并不斷加劇,利益沖突的加劇必然導致社會變革,以改變權利結構、改善社會福利狀況⑤。從實踐經驗來看,社會主義經濟轉軌過程中之所以存在大量的利益沖突,其原因就在于人們之間的權利沖突與權利配置結構的失衡,其主要表現是國家機構擁有過多、過大的權力,而民眾的個人權利明顯缺失。從歷史上來看,計劃經濟失靈并不只在于資源配置效率低下,計劃體制的深層次問題是缺乏個人自由權利和激勵機制。在傳統計劃體制下,一切經濟權利、政治權利完全集中于國家手中,國家自覺不自覺地“居高臨下”統領、統配全社會的一切資源,主宰全社會的一切,剝奪個人的經濟社會權利,使個人完全依附于國家政府、各級行政部門及企事業單位,成為各級行政組織的附屬物。個人經濟權利的空缺,當然也就會波及到企業自主權的落空,從而最終導致全社會經濟運行效率低下。從現實來看,40多年的經濟改革與轉軌雖然取得了許多重大成就,但并沒有觸及社會權利結構問題,更沒有解決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關系的問題,也沒有建立起防止政府官員瀆職與腐敗的制度保證。無論是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至今還未能從最本質、最深層次上觸及社會權利配置問題。由于原有的權利格局沒有打破,致使國家官員階層擁有過多的經濟、政治權利,而社會公眾個人權利嚴重缺失,因而也在改革過程中產生了大量腐敗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出現了特殊利益集團侵害社會大眾利益、攫取改革成果的嚴重現象。由于以國家官員為主體的社會權利結構沒有改變,就使得改革和發展從惠及大眾的普惠模式逐步向僅僅惠及少數人的權貴化模式轉換,這不僅是對社會公正的挑戰,也大大加劇了社會沖突,大大增加了經濟社會發展停滯的危險。近年來黨和政府實行的惠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這些矛盾,給老百姓帶來了實惠,但惠民政策沒有也不可能真正解決經濟轉軌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深層矛盾。只有實現社會權利結構的變革并且全面確立公民權利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同時,由于私人資本的迅速發展并“俘獲”政府官員,從而使資本的權力過大,而勞動者權利嚴重缺失,由此導致了大量資本嚴重侵害勞動者利益的現象,這樣,由于國家與公民權利結構和勞資權利結構的嚴重失衡,就產生了大量的官民利益沖突和勞資利益沖突,使民眾與勞動者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從而沒有實現經濟改革與轉軌過程中的“帕累托改進”,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否則,如果經濟轉軌始終回避而不觸動權利配置這一本質問題,就會導致“千改萬改最終會重來”,進一步加大改革與轉軌成本。因此,未來中國推進經濟改革與經濟轉軌的核心在于真正解決權利配置問題,應當正確處理公民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真正落實公民的各項經濟權利與政治權利。只有從以往資源配置的理念轉變為權利配置的新理念,并以此來進行下一步的經濟體制轉軌設計,中國經濟體制轉軌問題才能得到解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才能向縱深推進,才能真正建立市場經濟體制⑥。(三)制度創新:經濟轉軌的要求與路徑。根據新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人們的權利配置既是由一定社會制度結構所規定的也是由一定經濟制度及其政治制度所實現的,因此,經濟體制不僅是一個社會一定時期關于資源占有方式與資源配置方式的系統化的制度安排,而且是確立、維持和協調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與權利結構的制度框架與行為規則。利益沖突與權利配置不合理的根源在于經濟社會制度結構的缺陷,經濟體制改革與轉軌意味著變革舊的制度結構與行為規則、構造新的制度結構與行為規則,改革與轉軌這種重新締約的性質本身意味著社會權利結構和人們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的改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否建立與完善,其關鍵就在于是否建立和培育了這種制度結構。從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一般規律來看,經濟體制轉軌的根本問題在于解決制度結構而不是運行機制問題,經濟體制轉軌過程必然伴隨著全面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因此,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基本路徑在于全面進行制度創新,實現社會制度結構的變革,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從這一角度講,市場化過程實質上是一種制度變遷過程,是一場深刻的制度革命,是一個制度的替代、轉換與重建過程,這一過程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構成微觀基礎的社會產權結構及其生產制度的變化,多種所有制形式與民營經濟迅速發展起來;二是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及其宏觀調節機制的變化,市場交易制度、競爭制度與商業銀行制度開始形成,建立公共財政制度與國家間接調控制度。向市場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的持續演進成為改革中推動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由于市場化改革與轉軌的內在邏輯與來自社會大眾的外在壓力的作用,不斷推動著市場化的制度變革與創新?；仡欀袊洕贫鹊淖冞w歷程,不難發現,每一次重大制度創新都給經濟發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帶來了國民經濟長時期的快速增長?？梢哉f,1978年以來的經濟改革與轉軌實際上是制度變革與創新的過程,同時中國經濟的波動實際上也是一種“制度波動”,經濟周期實際上也就是“制度創新周期”,制度變遷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⑦。然而,我國市場取向的改革是在保持原有制度框架的條件下推進的,在相當長時期內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戰略,雙重體制并軌運行。由于政府目標函數的多元性和政府官員特有的目標函數,在利益結構大調整的過程中,一方面會遇到原有既得利益者的阻礙和抵抗,另一方而又很容易出現“尋租”現象,產生特定的利益階層,干擾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轉,從而形成“壞”的市場經濟。不改變這種局面,要完成市場化的經濟轉軌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用制度創新推進體制轉軌,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確立系統的制度框架?，F代市場經濟不僅是法治經濟,而且是以權利配置權利為核心的“憲法經濟”,任何一種經濟體制都具有特定的游戲規則,而現代市場經濟的根本游戲規則就是基于憲法的規則,憲法與市場經濟之間有極為密切的關聯。從憲法的層面來觀察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及其問題能得出許多富有新意的理解⑧。在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如果政府的權力不受制約,就會侵犯公民的自由與權利,市場自發秩序就難以形成,即使已經形成的市場秩序也會面臨瓦解的危險。在中國市場化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由于政府的定位不合理,中國社會目前正承受著市場競爭不完善和“市場失靈”消極影響的雙重之苦。雖然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強調要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服務型政府,但由于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配置不合理,政府集中了過多的經濟政治權力,同時,又由于國有制和政府主導意識的存在,一方面使政府嚴重越位而成為經濟建設型政府,大量地卷入微觀經濟活動,過多地干預社會經濟生活;另一方面,在調節利益關系、維護社會公正、提供公共產品和維持市場秩序等方面嚴重缺位而成為弱政府甚至導致無政府狀態。之所以如此,關鍵原因在于政府作為一個國家機構的地位與作用還沒有完全納入民主、法治的憲法制度軌道。權利配置與制度結構都是由一定的憲法制度規定的,權利配置與制度結構的變革必然要求并導致憲法規則的變革。憲法的基本精神是民主、法治與人權,憲法制度的核心價值在于實現和保護公民權利。在我國,憲法規則改革的關鍵在于確立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合理界限,對公民權利進行有效保護,對國家權力進行有效約束:一方面,國家應當放權還權于公民,使廣大人民真正擁有與切實行使公民社會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與自由;另一方面,實現公民對國家權力的有效監督,使國家機構在合理的權限范圍內活動。因此,在法治建設中首先要清理和廢除限制微觀經濟主體市場活動空間的法律,必須加快制定與實施限制政府權力的法律。在此基礎上,把計劃經濟時期的全能政府和轉軌時期的經濟建設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這就需要削減那些與服務政府身份不相符的權力。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不僅要減少和消除對資源配置和價格形成的行政干預,使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其決定作用,而且必須建設一個能夠為市場機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基礎與法治環境。

經濟轉軌是整體性的制度結構變遷，這里特指20世紀末許多國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改革運動。對經濟全球化則有不同的解釋，在俄羅斯比較普遍認同的是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全球化意味著：第一，世界上任何國家的社會主體、經濟主體和其他主體之間建立關系的可能性；第二，這些關系與國家法律和規范相比，其重要意義增長得更快?！保ㄗⅲ海鄱恚荭埃蜖柦鹬骶帲骸抖砹_斯發展前景預測——2015年最佳方案》，中譯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頁。）上述定義的第一個方面是指全球性經濟和生產關系的加強，各國各經濟主體之間商品、生產要素和信息等各種交易的空前迅速的發展；第二個方面則強調了全球性制度結構在市場經濟原則下的一定程度的趨同，經濟主體所確立的跨國家邊界關系的規則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因此，有人提出經濟全球化將朝著5個方向發展：金融全球化、跨國公司形成、經濟地區化、世界貿易集約化、趨同發展趨勢。（注：［俄］В．庫茲涅佐夫：《什么是全球化？》，載《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1998年第2期。）有的經濟學家則強調各國經濟國際化與全球化的區別，提出：由于戰后生產、技術、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和金融的發展，使世界經濟開始成為整體性的全球經濟，導致各國經濟越來越緊密聯系的紐帶不僅是市場作用下的國際分工，還有規模巨大的世界性的生產和銷售結構、全球性的金融體系和信息網絡等，使經濟主體的運行空間擴大為整個世界。（注：［俄］Ю．希什科夫：《20世紀的對外經濟關系——從衰落到全球化》，載《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2001年第8期。）在此前提下，上述兩個方面的發展才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內容。

基于以上對經濟轉軌和經濟全球化的理解，我們對經濟轉軌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的互動關系的研究可以在許多不同層次上進行，如在全球范圍的、國家的和企業的層面上分析。這里，將以經濟轉軌大國俄羅斯作為研究客體，分析一個國家的經濟轉軌與融入經濟全球化之間的關系。應該指出的是，這種關系是受各類復雜因素影響的，既有國際環境的因素，也有國內條件的因素；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因素又可分為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等各個方面。本文側重分析政府的經濟轉軌政策是如何使經濟轉軌和經濟運行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并使經濟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經濟轉軌過程的。

預期與現實

20世紀的最后10年，既是世界上大多數原計劃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又是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時期。這絕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反映了經濟轉軌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向市場經濟轉軌，就是要使國民經濟運行的基礎性調節由原來的計劃機制轉換成市場機制，以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在現代經濟中，資源的有效配置不僅在一國范圍內而且在全球范圍內展開。為此，經濟運行機制的市場化轉軌內在地要求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也實行市場化趨向的體制轉型，由封閉經濟的體制轉變成開放經濟的體制，使國民經濟運行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才能利用國際市場來達到優化資源配置的目的。所以，經濟轉軌與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關系，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層面上，表現為國內經濟轉軌與對外經濟體制轉型在目標模式上的一致性及其相互聯系和制約。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在經濟體制過渡時期形成國內經濟轉軌與國際接軌之間的互相配合和互相促進，對外經濟開放有助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與此同時，經濟轉軌與融入經濟全球化的緊密關系，還反映在經濟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經濟轉軌過程的機制方面，進而反映在經濟實際運行方面。以融入經濟全球化從而利用世界市場為目標的對外經濟體制改革，和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的國內經濟轉軌，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實現舊制度下無法得到的潛在利益，提高全國經濟效益，為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提供制度性基礎。因此，經濟轉軌與融入經濟全球化之間的良性關系，就國內經濟運行的效果看，應該表現為經濟轉軌所帶來的國內經濟發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并為本國經濟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提供越來越豐富的物質基礎；而開放型對外經濟體制所創造的國際貿易和其他國際經濟交往關系的擴大和優化，又對本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產生各種積極的促進效應。

俄羅斯在轉軌初期，正是出于對經濟轉軌和經濟開放的美好預期，采取了所謂“休克療法”的激進方式，同時進行國內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市場。它在迅速推進國內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同時，也立即摧毀了阻隔俄羅斯與世界市場聯系的幾乎所有藩籬和障礙。這一轉軌戰略的實際效果是眾所周知的，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在制度轉換和經濟實際運行兩個方面都沒有取得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的預期效應。在建立市場經濟制度方面，盡管私有化任務已基本完成，價格和市場自由化程度已經達到相當的高度，相應的立法也在積極進行，一般說來，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是，無論在國內經濟制度還是對外經濟關系的制度方面，都經歷了一個反復、曲折的過程，進展極不順利。而且，在整體上，很難發揮市場經濟體制應有的經濟效應。所以，至今，許多俄羅斯經濟學家認為，俄羅斯的市場經濟是“扭曲的”市場經濟，甚至是“假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