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軌的新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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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40余年來,伴隨著我國從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實踐過程的不斷推進,經濟轉軌理論研究也不斷推進,形成了風格各異、內容不同的多種轉軌經濟學范式。由于不同流派的經濟學家對于市場經濟的結構和機理、經濟轉型的性質和規律、政府的作用、國有企業地位和宏觀政策的目標等一系列問題的認識存在很大差別,由此形成了轉型經濟學的不同范式[1]。從其基本內容與主要影響來看,我國轉軌經濟研究主要有五種經濟學范式:一是新制度經濟學的“轉軌成本-轉軌收益”范式。新制度經濟學轉軌研究主要是在大的制度環境即基本制度結構為既定前提下著力研究的是具體制度(行為規則)變革問題,提供一個關于轉軌經濟研究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框架。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經濟轉軌的主要原因在于新體制給人們所能帶來的預期收益明顯高于舊體制的實際收益,轉軌路徑選擇的標準就是轉軌過程的效益最大化[2]。二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化經濟改革-資本主義憲政轉軌”范式。以“華盛頓共識”為標本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轉軌必須把產權從政府手中轉移到私人手中,實現產權的私有化,同時資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中央計劃轉向自由市場配置。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一方面主張實行大規模的制度轉軌,轉軌是后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與全球資本主義制度趨同的過程;另一方面主張以激進方式實現產權的私有化和資源配置的市場化,認為這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三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市場經濟體制”范式。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質是要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完成經濟運行機制中用市場機制對原有的計劃機制的置換任務。中國經濟轉軌的路徑應當是:在保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變的基本前提下進行資源配置方式的改革[3]。四是基于馬克思經濟學的“市場化生產方式-市場型社會主義制度”范式。有的學者認為,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根本原因在于傳統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結構的內在矛盾運動。社會主義經濟轉軌是從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到上層建筑全面的社會變革,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基本路徑是全面推進市場化制度創新,基本方向是全面構造市場化生產方式為基礎、民主法治為核心的現代社會主義模式[4]。五是整體的政治經濟學范式,該范式試圖建立一個以馬克思主義整體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的過渡經濟學理論框架,這一框架有兩個基本特點:①對目前國內外流行的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為基礎、以新古典范式為核心的個人主義分析方法提出了批評,強調從主觀與客觀、歷史與現實、個人與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統一中去深入剖析中國漸進式改革的內在邏輯。②否定了目前國內外流行的把漸進與激進的差別僅僅歸結為改革的速度和方式的流行觀點,而把中國漸進式改革定義為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憲法制度雙重約束下的市場化,把工業化、市場化與社會主義憲法制度三者的關系當作支配中國漸進式改革內在邏輯和歷史進程的“普照之光”[1]。從總體上看,一方面,已有各種轉軌經濟學研究范式都有一定的科學性,對經濟轉軌都有一定的解釋力;另一方面,已有各種轉軌經濟學研究范式也各有其局限性。在發展與完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形勢下,應當認真總結轉軌經驗、科學揭示轉軌客觀規律,繼續推進經濟轉軌的理論研究,努力探索新的轉軌研究范式,以更科學地解釋轉軌現實、更有效地指導轉軌實踐。目前方興未艾的西方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理論,從經濟與政治互相聯系與互相作用的整合研究來分析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轉軌研究視角,對社會主義經濟轉軌具有較強的解釋力,業已成為經濟轉軌研究的一種重要理論范式。

二、新政治經濟學經濟轉軌研究的主要特色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社會科學的發展出現整體化趨勢,西方經濟學界重新使用“政治經濟學”概念,促使政治經濟學的復興,出現了把經濟與政治進行整合研究的“新政治經濟學”,相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傳統,這是一種繼承與創新的關系。新政治經濟學試圖把理性選擇分析和制度分析、歷史分析結合起來,把政策評價、規范描述和實證分析融入同一個理論體系,這使得新政治經濟學具有與西方主流經濟學明顯不同的特征,從其研究取向來看,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向是進行經濟與政治的整合研究。西方主流經濟學和政治學已經不能適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單純的經濟學和單純的政治學無法說明和解釋市場經濟社會普遍存在的政治與經濟、國家與市場、社會與個人的矛盾。研究經濟問題需要考慮政治因素,分析政治問題需要使用經濟學的方法,因為政治和經濟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研究經濟問題無法脫離政治或制度因素,政治過程也無時無刻不受經濟因素的影響。從其實質來看,新政治經濟學是對決策的政治本質如何影響經濟制度與經濟政策選擇,從而最終影響經濟結果的研究。從一般意義上而言,政治對經濟的影響表現為兩個層面:從較高的層面來看,社會成員通過政治活動或公共選擇確立一個社會的基本制度結構,這一基本制度結構構成了社會成員經濟活動的制度環境。從較具體的層面來看,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中社會成員通過政治活動或公共選擇形成具體的經濟政策,以國家政府的名義對社會成員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新政治經濟學不僅研究基本制度的形成與演變及其對經濟活動的影響,而且著重研究具體制度(各種規則)對經濟政策與經濟活動的影響,這樣,就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限制,大大擴展了對經濟活動的研究范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內外一些學者開始從新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轉軌問題。新政治經濟學不是從一般意義上研究經濟改革和轉軌,而是著重研究在決定轉向市場經濟的最優路徑時政治因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及其重要影響,因此,新政治經濟學的轉軌研究的最大特色在于把經濟體制轉軌與政治制度變革結合起來,對經濟轉軌進行“經濟-政治”的整合研究,對經濟轉軌所必然引起的經濟變化與政治變化進行綜合分析,研究的重心在于探討政治約束如何影響轉軌決策、轉軌性質、轉軌過程與轉軌結果。2000年,阿倫•德雷澤(AllanDrazen)把新政治經濟學定義為對決策的政治本質如何影響政策選擇,從而最終影響經濟結果的研究,其核心建立在這樣一個事實基礎上:現實世界的經濟政策,不是由蟄居在教科書中的社會計劃者———他不受利益沖突的影響,而只在那里計算最優政策———所選定的。經濟政策是平衡利益沖突,從而產生集體選擇的決策過程的結果,基于這樣的認識,阿倫•德雷澤從新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運用現代經濟分析的概念和技術工具,系統分析了隱藏在大規模經濟改革和轉軌問題背后的政治問題,解釋了經濟改革和轉軌的政治維度,闡明了改革和轉軌的共性和差異,論證了改革和轉軌的經濟與政治約束,尤其是政治約束對改革和轉軌戰略選擇的顯著影響,從而建立了“改革和轉軌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新政治經濟學經濟轉軌研究的主要特色在于:在轉軌理論方面,它強調政治因素與制度因素在經濟轉軌中的重要地位,闡明利益關系、權利結構與政治約束對于經濟轉軌的重要作用,提示我們必須重視約束改革和轉軌的政治因素與制度因素的研究;在轉軌實踐方面,它強調應當充分考慮政治因素與制度結構對改革戰略和轉軌路徑的選擇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三、新政治經濟學對中國經濟轉軌的理論分析

新政治經濟學的轉軌研究主要是利用公共選擇理論提供的分析工具,將改革與轉軌過程中的利益沖突和與之相聯系的權利調整與制度變遷作為分析重點,對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的社會制度變遷作出系統而深刻的理論解釋。具體來說,新政治經濟學對經濟轉軌的理論解釋包括三個主要內容:(一)利益沖突———經濟轉軌的動因與過程。新古典經濟學等轉軌研究范式屬于資源配置方式轉換理論,它們認為,制度變遷只是用一個效率較高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較低的制度安排,只要實現簡單的“替代”或“轉換”而能夠帶來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就夠了,因此,它們沒有分析改革與轉軌中的利益關系問題,它們或者認為在改革與轉軌中人們的利益是一致的,經濟改革與轉軌可以實現“帕累托改進”,或者認為人們福利增進的利益問題會隨著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自動解決,這就是經濟轉軌研究中的“利益分配無關論”。與此不同,新政治經濟學的轉軌研究則十分重視經濟改革與轉軌中的利益問題,它不僅充分肯定了在改革與轉軌中人們利益沖突的必然性,而且充分肯定人們的利益關系在改革與轉軌中的重要作用。對利益關系問題的高度關注既是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理論區別于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又是我們應當引進和借鑒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理論的重要緣由①。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研究的基本前提就是承認與肯定在轉軌過程中必然存在著人們的利益沖突,經濟轉軌絕不僅僅是一個資源配置方式轉換的技術性過程,而且也是同人們利益密切相關的社會性過程?，F實的經濟轉軌決策,不是由遠離現實的轉軌設計者所設計的最優路徑,而是受社會利益沖突影響的經濟轉軌決策。同時,在經濟轉軌中資源配置的改善不僅不會自動解決利益分配問題,而且還會出現利益沖突,這是因為,一個能夠帶來資源配置改善的新的制度安排,既不能使每個經濟主體的收益都有所增長,更不能使每個經濟主體的收益同等增長。改革與轉軌最難處理的就是這樣的問題:那些可以極大增進生產力與社會財富的改革方案,卻可能因為分配導致的利益不一致而無法被采納與實施。換言之,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的關鍵并不在于改革能否極大增進生產力與社會財富,而在于能否處理好改革過程中的利益分配問題[5]。經濟轉軌中的制度變遷在更多時候意味著法律制度的變革,這一變革不僅會強制性地改變權利結構與利益格局,而且會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公共選擇規則,從而使轉軌在本質上具有利益沖突的性質與內涵,因此,新政治經濟學十分重視并著力研究經濟轉軌過程中的利益沖突問題,它認為利益分配、利益沖突及對利益沖突的解決方式主宰著經濟轉軌與制度變遷的過程、命運,是轉軌經濟學討論的核心問題②。從現實來看,盡管中國轉軌經濟學主流范式忽視了中國轉軌經濟中的利益沖突問題,但這些沖突和矛盾不僅普遍存在而且日益加劇。具體來看,在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人們的利益沖突主要表現為5個方面的問題:①在國企改革中,出現了許多暴富起來的國有企業官員,同時產生了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員;②在農村改革中,產生了許多“先富起來”的鄉村干部,同時產生了大量失地或收入微薄的貧困農民;③在多種經濟形式與多種經營方式的發展中,產生了許多富甲一方的私營企業主,同時出現了收入低微的打工人員;④在行業結構方面,產生了許多獲取高額利潤的壟斷行業與大型壟斷企業,同時競爭性行業許多中小企業陷入困境、苦苦支撐。⑤在加強國家宏觀調控過程中,由于政府統制、行政審批以及地方政府直接從事投資、基本建設,產生了大量的尋租行為,從而一方面許多政府官員腐敗暴富,另一方面廣大民眾收入增長緩慢③。因此,不管從經濟個體還是社會總體來考察,中國轉軌經濟并沒有真正實現帕累托改進,在肯定改革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時,我們更應關注轉軌中所出現的利益沖突特別是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等問題。新政治經濟學的“利益沖突”理論不僅可以解釋經濟轉軌中的利益關系特征,而且能夠解釋與解決經濟轉軌路徑的形成與轉軌方案的設計等重大問題。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理論認為,改革與轉軌的方式選擇不是無條件的而是客觀的,它受制于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結構所決定的利益結構。利益格局、利益再分配和利益沖突是理解制度變遷速率或方式選擇的關鍵。中國經濟改革與轉軌之所以要采取從體制外到體制內、從增量到存量的漸進性改革方式,完全可以從利益沖突及沖突解決方式中找到答案。中國經濟改革與轉軌是在原有的憲政秩序約束下、在維護而不能改變原有的社會基本制度框架的前提下進行的,這一方面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與轉軌必然遇到原有制度環境限定下可能的利益調整邊界(底線)的約束,另一方面還會遇到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團(官員階層)的約束。在這種利益格局與利益關系下,為了維護計劃經濟體制中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換取他們對改革的承認與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與轉軌必然而且只能采取以體制外改革、增量改革和雙軌制等為主要特征的漸進性轉軌方式,而絕不可能采取體制內改革、存量改革和“休克療法”等為主要特征的激進性轉軌方式④。從客觀事實來看,各國經濟轉軌之所以會產生轉軌具體路徑的差別,其主要的原因既不在于人們的主觀認識上的差別,更不在于人們的“無知”與“失誤”,而在于人們的“利益”“偏好”與力量對比關系的狀況及其變動。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實踐經驗證明,經濟轉軌方案與轉軌路徑的設計,絕不能由理論家們脫離實際去設計一張理想的宏偉藍圖,相反,我們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去探索轉軌路徑,只有從不同社會主體對制度的需求以及它們之間的利益關系出發,才能科學地設計出實現經濟轉軌與制度創新的具體路徑,才能真正對有效推進轉軌有所裨益。(二)權利配置:經濟轉軌的核心與實質。新古典學派以成本和收益作為分析工具研究資源的配置效率,認為市場機制會使得資源配置自動達到最優。我國實行市場化經濟轉軌的初期,人們認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實現資源配置方式的轉換,改革的實質就是實現從行政命令配置資源向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轉變,只要實現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資源配置效率就會大大提高。根據新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經濟改革與轉軌過程既是充滿利益沖突的過程,也是全力結構調整與變革的過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在利益沖突的背后存在著權利的對立。在一定社會中,人們進行經濟活動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利益是通過分配得到的,利益分配機制的形成又是各種權利博弈的結果,而且分配體系與權利體系是同構的,權利的格局決定分配的格局,利益的沖突歸根結底就是權利的較量。權利配置結構的不合理必然導致社會福利減少,使利益沖突得以形成并不斷加劇,利益沖突的加劇必然導致社會變革,以改變權利結構、改善社會福利狀況⑤。從實踐經驗來看,社會主義經濟轉軌過程中之所以存在大量的利益沖突,其原因就在于人們之間的權利沖突與權利配置結構的失衡,其主要表現是國家機構擁有過多、過大的權力,而民眾的個人權利明顯缺失。從歷史上來看,計劃經濟失靈并不只在于資源配置效率低下,計劃體制的深層次問題是缺乏個人自由權利和激勵機制。在傳統計劃體制下,一切經濟權利、政治權利完全集中于國家手中,國家自覺不自覺地“居高臨下”統領、統配全社會的一切資源,主宰全社會的一切,剝奪個人的經濟社會權利,使個人完全依附于國家政府、各級行政部門及企事業單位,成為各級行政組織的附屬物。個人經濟權利的空缺,當然也就會波及到企業自主權的落空,從而最終導致全社會經濟運行效率低下。從現實來看,40多年的經濟改革與轉軌雖然取得了許多重大成就,但并沒有觸及社會權利結構問題,更沒有解決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關系的問題,也沒有建立起防止政府官員瀆職與腐敗的制度保證。無論是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至今還未能從最本質、最深層次上觸及社會權利配置問題。由于原有的權利格局沒有打破,致使國家官員階層擁有過多的經濟、政治權利,而社會公眾個人權利嚴重缺失,因而也在改革過程中產生了大量腐敗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出現了特殊利益集團侵害社會大眾利益、攫取改革成果的嚴重現象。由于以國家官員為主體的社會權利結構沒有改變,就使得改革和發展從惠及大眾的普惠模式逐步向僅僅惠及少數人的權貴化模式轉換,這不僅是對社會公正的挑戰,也大大加劇了社會沖突,大大增加了經濟社會發展停滯的危險。近年來黨和政府實行的惠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這些矛盾,給老百姓帶來了實惠,但惠民政策沒有也不可能真正解決經濟轉軌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深層矛盾。只有實現社會權利結構的變革并且全面確立公民權利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同時,由于私人資本的迅速發展并“俘獲”政府官員,從而使資本的權力過大,而勞動者權利嚴重缺失,由此導致了大量資本嚴重侵害勞動者利益的現象,這樣,由于國家與公民權利結構和勞資權利結構的嚴重失衡,就產生了大量的官民利益沖突和勞資利益沖突,使民眾與勞動者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從而沒有實現經濟改革與轉軌過程中的“帕累托改進”,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否則,如果經濟轉軌始終回避而不觸動權利配置這一本質問題,就會導致“千改萬改最終會重來”,進一步加大改革與轉軌成本。因此,未來中國推進經濟改革與經濟轉軌的核心在于真正解決權利配置問題,應當正確處理公民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真正落實公民的各項經濟權利與政治權利。只有從以往資源配置的理念轉變為權利配置的新理念,并以此來進行下一步的經濟體制轉軌設計,中國經濟體制轉軌問題才能得到解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才能向縱深推進,才能真正建立市場經濟體制⑥。(三)制度創新:經濟轉軌的要求與路徑。根據新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人們的權利配置既是由一定社會制度結構所規定的也是由一定經濟制度及其政治制度所實現的,因此,經濟體制不僅是一個社會一定時期關于資源占有方式與資源配置方式的系統化的制度安排,而且是確立、維持和協調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與權利結構的制度框架與行為規則。利益沖突與權利配置不合理的根源在于經濟社會制度結構的缺陷,經濟體制改革與轉軌意味著變革舊的制度結構與行為規則、構造新的制度結構與行為規則,改革與轉軌這種重新締約的性質本身意味著社會權利結構和人們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的改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否建立與完善,其關鍵就在于是否建立和培育了這種制度結構。從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一般規律來看,經濟體制轉軌的根本問題在于解決制度結構而不是運行機制問題,經濟體制轉軌過程必然伴隨著全面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因此,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基本路徑在于全面進行制度創新,實現社會制度結構的變革,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從這一角度講,市場化過程實質上是一種制度變遷過程,是一場深刻的制度革命,是一個制度的替代、轉換與重建過程,這一過程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構成微觀基礎的社會產權結構及其生產制度的變化,多種所有制形式與民營經濟迅速發展起來;二是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及其宏觀調節機制的變化,市場交易制度、競爭制度與商業銀行制度開始形成,建立公共財政制度與國家間接調控制度。向市場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的持續演進成為改革中推動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由于市場化改革與轉軌的內在邏輯與來自社會大眾的外在壓力的作用,不斷推動著市場化的制度變革與創新?；仡欀袊洕贫鹊淖冞w歷程,不難發現,每一次重大制度創新都給經濟發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帶來了國民經濟長時期的快速增長?？梢哉f,1978年以來的經濟改革與轉軌實際上是制度變革與創新的過程,同時中國經濟的波動實際上也是一種“制度波動”,經濟周期實際上也就是“制度創新周期”,制度變遷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⑦。然而,我國市場取向的改革是在保持原有制度框架的條件下推進的,在相當長時期內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戰略,雙重體制并軌運行。由于政府目標函數的多元性和政府官員特有的目標函數,在利益結構大調整的過程中,一方面會遇到原有既得利益者的阻礙和抵抗,另一方而又很容易出現“尋租”現象,產生特定的利益階層,干擾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轉,從而形成“壞”的市場經濟。不改變這種局面,要完成市場化的經濟轉軌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用制度創新推進體制轉軌,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確立系統的制度框架。現代市場經濟不僅是法治經濟,而且是以權利配置權利為核心的“憲法經濟”,任何一種經濟體制都具有特定的游戲規則,而現代市場經濟的根本游戲規則就是基于憲法的規則,憲法與市場經濟之間有極為密切的關聯。從憲法的層面來觀察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及其問題能得出許多富有新意的理解⑧。在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如果政府的權力不受制約,就會侵犯公民的自由與權利,市場自發秩序就難以形成,即使已經形成的市場秩序也會面臨瓦解的危險。在中國市場化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由于政府的定位不合理,中國社會目前正承受著市場競爭不完善和“市場失靈”消極影響的雙重之苦。雖然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強調要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服務型政府,但由于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配置不合理,政府集中了過多的經濟政治權力,同時,又由于國有制和政府主導意識的存在,一方面使政府嚴重越位而成為經濟建設型政府,大量地卷入微觀經濟活動,過多地干預社會經濟生活;另一方面,在調節利益關系、維護社會公正、提供公共產品和維持市場秩序等方面嚴重缺位而成為弱政府甚至導致無政府狀態。之所以如此,關鍵原因在于政府作為一個國家機構的地位與作用還沒有完全納入民主、法治的憲法制度軌道。權利配置與制度結構都是由一定的憲法制度規定的,權利配置與制度結構的變革必然要求并導致憲法規則的變革。憲法的基本精神是民主、法治與人權,憲法制度的核心價值在于實現和保護公民權利。在我國,憲法規則改革的關鍵在于確立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合理界限,對公民權利進行有效保護,對國家權力進行有效約束:一方面,國家應當放權還權于公民,使廣大人民真正擁有與切實行使公民社會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與自由;另一方面,實現公民對國家權力的有效監督,使國家機構在合理的權限范圍內活動。因此,在法治建設中首先要清理和廢除限制微觀經濟主體市場活動空間的法律,必須加快制定與實施限制政府權力的法律。在此基礎上,把計劃經濟時期的全能政府和轉軌時期的經濟建設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這就需要削減那些與服務政府身份不相符的權力。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不僅要減少和消除對資源配置和價格形成的行政干預,使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其決定作用,而且必須建設一個能夠為市場機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基礎與法治環境。

四、簡要評價與研究啟示

從總體上來看,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研究的基本假設是利益沖突理論,它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權利配置,它提出的經濟轉軌路徑是進行全面的制度變革與創新,因此,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研究范式的基本邏輯線索是“利益沖突-權利配置-制度創新”。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理論強調了政治與經濟的緊密聯系,認識到憲法制度、公共選擇和利益集團在經濟轉軌與制度變遷過程中的重要性,說明制度與利益結構之間的相互作用,在許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狹隘眼界,豐富和深化了對轉軌過程的認識。新政治經濟學的經濟轉軌理論從利益集團沖突、權利配置的角度分析經濟轉軌的動因、本質和路徑,在理論上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對于中國經濟轉軌實踐具有很強的解釋力,所提出的轉軌主張與建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與可行性,同時,也應當看到新政治經濟學的轉軌研究范式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之處。從其世界觀來看,新政治經濟學的轉軌分析主要從政治、權力和利益集團等上層建筑領域分析制度變遷,動搖了生產方式、生產效率體系在制度分析中的決定性的理論地位,陷入了主觀唯心主義的制度變遷觀[6]。從其分析工具與理論內容來看,新政治經濟學理論是以新古典理性人的假設為基礎的,對制度變遷的分析往往局限于理性、偏好、博弈、政治市場和利益集團這樣一些空洞的概念,缺乏現實和歷史的眼光,因此,在借鑒與運用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理論的時候要有清醒的認識。為了進一步推進轉軌范式的研究,我們應當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轉軌范式為基礎,充分借鑒新政治經濟學轉軌范式的科學因素,吸收其他各種轉軌范式的合理成分,形成一種科學的、綜合的經濟轉軌研究范式。從其內在邏輯與實際內容來看,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特定的權利配置結構,是一種具有經濟、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復雜制度結構的社會體系,因此,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絕不只是單純的經濟體制轉換,而必然伴隨著經濟、政治、法律與文化等全面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中國經濟轉軌本身就是一個整體性的制度變遷過程,只有從流通到生產、從價格到產權、從經濟制度到政治和文化結構以及從運行機制到憲法制度都發生了整體性的相互適應的結構性變化,才能夠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整體性轉變⑨。因此,今后經濟轉軌研究范式發展的基本方向應當是構建一種具有理論綜合性與內容整體性特征、思想性與邏輯性相統一的嶄新的經濟轉軌研究范式,對此,有學者明確提出:對不同的經濟學流派來說,經濟轉軌的研究既是一個機遇又是一種挑戰,不同理論所具有的解釋能力和預測能力將受到嚴峻考驗。在實踐中形成一種比較科學的價值和邏輯相一致的制度變遷理論,是中國經濟學發展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發展中面臨的無法回避的問題,我們應當為此做出努力[1]。近些年來,關于中國模式與經濟轉軌的著作與文章“汗牛充棟”,其觀點與見解也是林林總總。就未來中國角色的歷史定位來說,面臨兩種截然不同的抉擇:一是改良維新,構建一個新型的古老大國,即以新形式出現的傳統東方大國;二是脫胎換骨,構造一個古老的新型大國,即繼承東方優秀傳統的嶄新的現代國家。就未來中國角色的世界定位來說,也面臨兩種截然不同的抉擇:一是打造一個融入人類文明共同大道的新型大國;二是形成一個脫離人類文明共同大道的另類大國?？偟膩碚f,當代中國的前途主要有三種可能的選擇:一是繼續堅持已有轉軌與制度模式,從而無可避免地步入陷阱、陷入危機;二是完全放棄已有轉軌與制度模式,從而走全盤西化的道路;三是對已有轉軌與制度模式進行重大變革,實現人類現代文明與中國歷史傳統的有機結合與良性互動,實現中國的社會變革與文明轉型,構造中國特色的現代社會與現代文明。筆者認為,中國經濟轉軌應當避免前兩種可能的前途,實現第三種可能的前途。就經濟轉軌來說,未來轉軌方向定位面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抉擇:是走向完全市場經濟還是停留于過渡性經濟體制?未來轉軌路徑也面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抉擇:是繼續進行局部性、經濟性與改良性的政策調整還是進行全局性、社會性與深層性的制度變革?所有這些問題,都是關乎到經濟轉軌與社會轉型功敗垂成的根本問題,都是關乎到中國前途與人類命運的重大問題。根據經濟學家林毅夫的觀點,中國人能否在經濟學上取得世界性的成就,不在于其理論背后有多么復雜的邏輯,而在于理論所解釋的現象有多么重要。筆者認同林毅夫的觀點,承認中國人能否在經濟學上取得世界性成果的構建不在于理論背后邏輯的復雜性,而在于理論所解釋現象的重要性。筆者又不認同林毅夫的觀點:中國經濟現象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中國的經濟發展,而在于中國的經濟轉軌。筆者認為,只有中國經濟轉軌及其理論才能產生重大的世界性影響,中國經濟學家只有對中國經濟轉軌進行科學研究才能取得世界性的成就。未來世界級經濟學大師或許會在中國出現,但其絕不會是熱衷于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人,而只能是專注于研究中國經濟轉軌、為中國變革和人類命運苦心探索的中國經濟學者。

作者:于金富 單位:遼寧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