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端范文10篇

思想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思想的萌芽時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時期的開端和終結又該怎樣界定呢?筆者認為,這應該先從判斷思想萌芽的標準談起。

從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到國民革命的失敗這一歷史發展階段是思想的萌芽時期,這一點學術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認同。但對思想萌芽時期的開端意見不一,這主要是因為大家對思想萌芽的標準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筆者將對思想萌芽的標準談一點自己的粗淺看法。

關于判斷思想萌芽的標準,目前學術界主要有以下兩種看法。

第一種,以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并產生最初的理論成果為標準。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中國共產黨的“二大”,開始用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分析中國的實際,并產生了最初的理論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因此,按照這種觀點,黨的“二大”召開之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制定之時,也就是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并產生最初的理論成果之時。所以,中國共產黨的“二大”即可視為思想萌芽的開端。

第二種,以黨初步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為標準。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闡述了類似的看法。他們認為,大革命中,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從此萌芽。在這些論著中,由于對黨初步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時間不同,因而對思想萌芽的開端的論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兩種看法,盡管有所區別,但也有他們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斷思想萌芽的標準時,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理論的發展程度。我想這是合理的。同時我們還應看到,這兩種看法又有著共同的不足之處,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個由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在內的內容十分豐富的科學理論體系。在思想這個科學理論體系中,最重要的充滿生命力是貫穿其中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的思想,這是思想活的靈魂。因此,我們判斷思想是否萌芽的標準不能忽視貫穿思想科學理論體系的基本精神的發展過程。

判斷思想萌芽要兩個標準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發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靈魂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這一貫穿思想科學理論體系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發展過程。當中國共產黨人開始運用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分析我們革命斗爭的實際并產生有關我國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論成果時,當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實事求是的思想開始萌芽時,也就是判斷思想的兩個標準達到之時,此時可視為思想萌芽的開端。

摘要：對思想的萌芽時期，學術界基本上看法一致，但對思想萌芽的開端意見不一。關鍵是因為對判斷思想萌芽的標準認識不同。僅以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認識程度判斷思想是否萌芽略顯片面，還要結合貫穿思想科學理論體系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發展過程。據此兩個判斷標準，思想萌茅于1922年1月到4月。

關鍵詞：思想；萌芽；開端

思想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思想的萌芽時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時期的開端和終結又該怎樣界定呢?筆者認為，這應該先從判斷思想萌芽的標準談起。

從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到國民革命的失敗這一歷史發展階段是思想的萌芽時期，這一點學術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認同。但對思想萌芽時期的開端意見不一，這主要是因為大家對思想萌芽的標準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筆者將對思想萌芽的標準談一點自己的粗淺看法。

關于判斷思想萌芽的標準，目前學術界主要有以下兩種看法。

第一種，以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并產生最初的理論成果為標準。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中國共產黨的“二大”，開始用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分析中國的實際，并產生了最初的理論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因此，按照這種觀點，黨的“二大”召開之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制定之時，也就是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并產生最初的理論成果之時。所以，中國共產黨的“二大”即可視為思想萌芽的開端。

文學是由語言文字組建而成的，它與語言文字有著不可分割的血脈關系；這種語言文字的藝術往往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它以不同的體裁表現人類的內心世界和再現一定時期與一定地域的社會生活?？梢赃@么說，文學作品是作家們寄托思想感情和意志的肌體。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當中國南方人民為了改善生存條件而大批南渡來到東南亞時，他們同時帶來了中華語言文字、中華民族的精神特質、審美追求和文學創作的原始愿望，這些便是世界華文文學生發的基因。這種血脈相通的文化理念，奠定了世界華文文學脫胎自中國文學的精神底蘊。

無論社會的巨輪如何前進，作為傳統文化最源頭方式之一的文學，尤其是作為最能表達人類靈魂的母族文學，始終在時代的推進與嬗變中保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不僅中國文學幾千年來的情況如此，自中國文學中孕育誕生的世界華文文學近百年來的情況亦是如此。東南亞華文文學是世界華文文學一個重要的板塊，新加坡華文文學是東南亞華文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與世界上其它國家地區的華文文學一樣濫觴于1919年“五四”運動影響無遠弗屆的年代。不只中國學者普遍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以白話文寫作而又貫穿著反帝反封建內容的新文學作品，迅速取代舊文學而占據了文學的主流地位。南洋得風氣之先，很快也出現了白話文學作品，從而開創了海外華文新文學的歷史”，①即便是新加坡土生土長的學者作家，也認同新加坡華文文學是在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大師輩出的時代里，源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搖籃。②語言文字是文化認同與族徽的最基本表征，本文嘗試抹去歷史的塵埃，梳理自1981年以來便存在著的新加坡傷痕文學的成因及分期。

“新加坡傷痕文學”的界定與正名中國在1970年代中后期“”垮臺后涌現了不少環繞著十年動亂而書寫的“傷痕文學”，而自1981年至2007年新加坡華文文學意義上的傷痕文學則有別于中國的傷痕文學。由新加坡資深作家和中生代作家執筆創作的新加坡傷痕文學作品，可從下列的內容思想和藝術表現特質來加以界定：在內容思想上，它們的悲情元素主要源自1980年新加坡南洋大學的停辦和1987年新加坡傳統華校的消失，新加坡華社陷入前所未有的文化虛脫狀態，華文知識分子因精神家園成為貧瘠荒原而涌起無限感傷并執筆為文。凡是在這個期間內容觸及新加坡華文教育或文化式微問題的文學創作，包括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相聲，無論它們的精神基調是悲涼的或激越的，都屬于新加坡傷痕文學的范疇。這些包含著華文情結和文化鄉愁的敘述母題的作品，都深深地烙上了作家的生活經驗，帶有濃厚的文化危機感、使命感和滄桑感；它們是作家受傷靈魂的慰藉，也是作家反思和批判的基點?？v然作家們有著滿腔情感等待宣泄，但是，在表現手法上，為了避開政治敏感和照顧到現實生態，他們也不得不在作品中委婉陳詞。詩人們在傷痕詩歌中充分應用現代派的抽象語言展現內心的荒涼，微型小說家們則在作品中實驗象征主義和后現作形式，對這種新興文體的表現手法進行多方面的探索，將新華文壇轉變成一個曲筆的實驗場，在為新華文學的文化情感增色添彩的同時，也把它提升到一個藝術高峰，使它在世界華文文學的領域中獨秀一方?！皞畚膶W”這個名詞與新華文學縫合在一起并出現在新華作家的視野內，最早可追溯至1992年，當時新加坡作家林高率先在《似夢非夢———讀〈十夢錄〉雜記》一文中指出：“教育與文化的演變，都是大家十分關心的，張揮也不例外，在他的筆下，卻總帶著深沉的憂傷，叫人反思。有人把他的這些作品叫做‘傷痕文學’?！?/p>

同一年，張揮也在《“鳥說人話，人說鳥話”的荒謬———讀謝清的〈都是那鳥惹的禍〉》一文中說：“從80年代開始，不少小說作者以諷刺、魔幻、荒謬的手法進行創作，這些作品（當然也包括詩歌和散文），雖然不是什么劃時代的巨作，卻是頗具特色的變奏曲，是一種一點兒都不荒謬的‘傷痕文學’。”④1996年，新華女作家孫愛玲客觀地比較了中國傷痕文學與新加坡傷痕文學的不同之處：如果說中國的當代文學史里，經這段時期，產生了所謂的傷痕文學，那么作為新加坡當代文學的作品，尤其是小說，也表現了社會體制改變底下，人物所受的創傷，所不同的是前者寫的多數是作者的經歷，后者是周遭人物的命運。⑤2001年，新加坡學者瑤崗（歐清池，又署風沙雁）建議把1980年代以來涌現于新加坡華文文壇的反映華族語文與文化危機的詩歌、小說、散文和戲劇定名為“傷痕文學”；他從這些文學作品的共同主題中總結出一個創作上的規律，那就是作家們在反映語文和教育等敏感問題時顧忌難免，只好訴諸曲筆，這無形中為新華傷痕文學的荒誕寫實的藝術特征提供了鋪墊。⑥2002年9月，中國文藝評論家石鳴在一個檢視新加坡華文微型小說發展的座談會上，點明了新加坡傷痕文學的深化原因：在1990年代新加坡微型小說創作的蓬勃期間，由于一些主流作家對文化的式微有著切身的感受，所以產生了強烈的再建文化的使命感，不僅自身投入其中，更期望使更多對文化式微無知無覺的人驚醒過來，所以在作品中以批判、反思的方式將文化傷口呈現出來，試圖痛醒一些人，這就形成了那一時期的傷痕文學。⑦2002年12月，香港銀河出版社出版了《伍木短詩選》，這本詩選中的一首詩《文化靠岸》的副題“讀新加坡傷痕文學選集《點滴》Droplets”也點出了“傷痕文學”一詞。2003年2月，中國學者劉海濤在新加坡召開的“當代文學與人文生態———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在瑤崗和石鳴的論述基礎上進一步確定了“新加坡傷痕文學”的稱謂，認同前者把新加坡作家所創作的以“華文情結”和“文化鄉愁”為敘述母題的充滿傷感情懷的作品歸類為“傷痕文學”，同時悲觀地認為這個長久的敘述母題至今仍未停息。⑧2006年5月，新華資深作家黃孟文認為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加坡華文文壇的“傷痕微型小說”與雜文扯上了關系，同時指出過去30年來“新加坡微型小說與傷痕文學、詩意、雜文、語言、文化、教學、寓言、諷刺、人生、禪、佛等有密切的關系”。⑨中國的傷痕文學不僅是一個文學名詞，它還不可避免地內嵌著一定的政治意涵，而且在1978年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面世后，這個名稱基本上已經確定。然而，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加坡的傷痕文學只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與政治無關的文學關鍵詞。從1992年至2007年，經過15年的醞釀、發酵與沉淀，“新加坡傷痕文學”的稱謂應該可以確定下來。據筆者所掌握的不完全統計數字顯示，新加坡傷痕詩歌的數目高居榜首，共428首，傷痕散文241篇，傷痕微型小說174篇，傷痕小說37篇。筆者認為有必要梳理當代新加坡傷痕文學并加以分期，以便對這個時期的新加坡傷痕文學作品有一個框架性的認識。新加坡傷痕文學的成因當代新加坡傷痕文學的發軔與新加坡的華文教育變革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新加坡華文教育在本土上的扎根與變革史，基本上也是中國海外華文教育變遷史的一個縮影。

中國文化評論家馬相武認為，鄉愁在無數作家那里成為回返母語文化的一個途徑，鄉愁是地理的，又是歷史的，還是文化的、心理的、精神的，當然也是血緣的、生命的。⑩馬相武的見解不只適合描述美國華文女作家的文化特質，也適合形容新加坡華文作家的文化心理。由于母語學習的水平江河日下，華族文化被邊緣化，華族優良價值觀被扭曲的危機感也就越明顯。對于懷抱文化使命的華社族群來說，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揚是個人與整個社群不可推諉的天職；對于執筆從事文學創作的有識之士而言，面對文化斷層的沖擊卻一籌莫展的挫折感就更加強烈了。

發揚優良傳統價值觀是華文文學作品中一個永恒不變的主題，而抒發前所未有的文化傷痛，則成了這個特定時空下新加坡華文作家們共同的創作母題。如果從教育改革與文化層面的角度來分析，新加坡華文文學在1980年之后呈現文化傷痕的成因可以歸納為下列幾個：一、驟變的語文教育制度；二、華族子弟在母語學習上的自我放棄；三、華文作家們的文化自覺。

幸福的開端

一

過去，

我們的生活不如牛馬。

收得的糧食，

落到領主家；

國內學術界談論民主，已經百余年了，可是至今沒有一個像樣的學術對話平臺。比如，民主的含義是什么？中國的民主思想開端于何時？大家還談不到一塊兒。有將言論自由當作民主的，有將領導者傾聽群眾意見當作民主的，有將反對父母包辦婚姻當作民主的……；有的說“民主與人類歷史相始終”，1有的說周秦以后的民本思想就是民主思想，有的說晚清洋務運動有了民族資產階級之后中國才有了民主思想……南腔北調，不一而足。

即使在民主傳統深厚的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對民主概念也進行了持續二十余年的辯論，結果是理性主義、烏托邦和理想主義的民主概念，被經驗的、描述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所取代，約瑟夫·熊彼特的概念被普遍接受。他說：“民主的方法是為作出政治決定的一種制度安排，在這種制度安排中，個人通過競取人民手中的選票而得到作出決定的權力。”2亨廷頓將這種程序性定義表述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統治的人民通過競爭性的選舉來挑選領袖?！?遵循熊彼特的傳統，民主政治涉及到兩個維度，一是競爭，一是參與。用這個概念既可以評判現代民主，也可以考察古代民主。

筆者系心民主開端問題已經十余年，就材料、知識所及，略陳管見，難免貽笑大方。本文擬以熊彼特的嚴格概念為參照，將中國民主思想的產生發展，置于世界民主思想和制度的時空坐標之中，本著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的精神，作出假設：公元1844年以前上溯至新石器時代早期從農耕文明開始的中國歷史，均為君主專制時代。中國這數千上萬年的歷史中，既無民主思想，更無民主政體，是民主史前期。4《易緯》“上者專制，下者順從”5的表述，概括了中國的核心專制思想。所謂“原始民主”、“民主與人類歷史相始終”之類，不過神話而已。中國民主思想是外源性的。1844年春，福建布政使徐繼畬和美國新教傳教士雅裨理在廈門進行了歷史性對話，中國人始知以古希臘為母體的西方民主思想制度，始知通過競爭選民手中的選票取得合法性、創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國共和政體和華盛頓。他5年數十易稿，1848年出版《瀛環志略》，推崇西方民主價值體系。1864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譯惠頓《萬國公法》中譯本出版，創造了“權利”、“民主”、“君主”等民主話語體系。上述兩書分兩步，完成西方民主思想的中國本土化，開創中國民主新思維。黑暗的皇家時代，出現公民時代的曙光。民主思想入中國，不過160年的短暫歷史。

徐繼畬和雅裨理的生平

徐繼畬（XuJiyu,1795.12.4-1873.3.30），山西五臺縣人，字健男，號松龕，早年師從將《石頭記》增補為《紅樓夢》的高鶚作八股文。道光六年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浮沉宦海43年，任編修，轉御使，直言敢諫，揭露貪官，指陳時弊。道光帝讀其《政體宜崇簡要疏》,“大感動，因召對前席，與談時事，至為流涕”，次日擢潯州知府。6鴉片戰爭中任福建汀漳龍道員，奮勇抗英。道光帝疊加召見，倚之為長城，戰后升任廣東按察使，處理戰爭善后事宜；1843年調福建布政使。五口通商章程初定，以“久任福建道員，曾任廣東臬司，歷辦夷務，素為該夷所信服”，成為欽派專員，專心經辦廈門、福州兩個開放口岸的通商通行事宜。7二十六年授廣西巡撫，未赴任，調福建。閩浙總督劉韻珂以病乞假，繼畬兼署總督。劉韻珂曾上奏：“是閩省夷務日形繁重，其得以無誤并可數年相安者，徐繼畬之力十居八九，臣實不敢掠人之美，以為已有也?！?1848年版《瀛環志略》中，介紹了民主化浪潮風行歐洲、南北美洲許多國家的重大史實。1850年春道光帝逝世,咸豐帝登位,福州巨紳挑起神光寺事件,總督劉韻珂、巡撫徐繼畬均不安于位。次年春被召回京，內貶為太仆寺少卿，即“副弼馬溫”。1852年上《三漸宜防止疏》，勸咸豐勿大興土木，勿耽于女色，勿偏聽偏信。咸豐上諭：“意深辭婉，置諸座右，時時省覽，可當箴銘。”9未經考差，授四川鄉試正考官。吏部追論繼畬在閩撫任內軍臺犯官逃脫未報,請議處,罷官歸里。其《瀛環志略》在中國因此不甚流行；日本則一再翻刻，普及到一般讀書人之中，大有助于其明治維新。太平軍北伐,命繼畬督辦上黨防堵。事竣后主講平遙超山書院以自給。其間研讀《后漢書》，探索歷代皇朝周期性盛衰的規律，有批語兩千余條、十余萬字。同治元年回民、捻軍起義,又命督率官紳總辦山西各府州團防。四年（1865）兩宮皇太后命驅其入京，十月,以三品京堂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五年總理衙門重印《瀛環志略》，“中外奉為指南”，六月補授太仆寺卿。10六年正月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即中國現代第一所高等學校的首任校長，中國現代高等教育進入初創期。他與總署王大臣推出激進的同文館改革計劃,因倭仁等守舊派的阻撓而受挫,日歔欷不自得。11同年秋，美國第17任總統安德魯·約翰遜和國務卿西沃德請著名畫家普拉特制作了一幅斯圖爾特的華盛頓畫像的復制品,由駐華公使蒲安臣將這幅畫像贈送徐繼畬,并舉行贈送儀式，蒲安臣熱情洋溢致辭，最后說：“蓋為我國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獨有兄臺一人而已！”徐繼畬答辭稱:“因思貴國中華盛頓首建奇勛,創為世法,以成繼往開來之功,其必傳于世無疑也！”一如既往地贊美美國的制度創新，預言民主制度在時空上的適應性和生命力。12七年，為美國新教傳教士、同文館教習丁韙良編的中國第一部系統自然科學聲光電化著作《格物入門》作序。八年二月（1869.3）以老病乞休,奉旨以二品頂戴致仕。同治十二年值繼畬中舉60周年,奉旨準其重赴鹿鳴宴,以惠耆年,并賞給頭品頂戴。同年卒。美國學者稱他為世界公民，而他意識到自己畢竟是大清的奴才，曾在給咸豐的奏稿中調侃：“奴才生平沒有出息，不會賺錢，單愛墳前立的那個石頭，刻上些兼滿、蒙、西洋三體合成的那唐古忒的些字，甚是別致。”13

雅裨理(DavidAbeel,1804.6.12—1846.9.4)祖籍阿姆斯特丹，生于美國新澤西州新拔蘭士威城。1823年畢業于該城皇后學院，立志獻身傳教,入新拔蘭士威神學院就讀。1826年畢業后到紐約雅典村任牧師，肺、心等病從此困擾終生。1828年到西印度圣約翰島布道，次年回紐約。適有美國在華貿易商人奧利芬特得知廣州有美國海員之友傳道會的籌設，鼓勵雅氏前往工作，捐助他一年生活費用。雅氏與裨治文牧師(ElijahC.Bridgman1801-1861)于1828年10月14日乘羅馬號前赴廣州，次年3月25日抵華，二人成為美國第一批來華教士。其時西方首位來中國大陸新教教士馬禮遜（明末即有荷蘭新教教士到臺灣）正在澳門、廣州，對兩位美國教士至為熱誠，并介紹華人教士梁發相助。雅氏身體欠佳，未及一年就轉赴爪哇巴達維亞(雅加達)，獲英國教士麥都思(Walter.HMedhurst1796-1857)接待，深受麥氏感動，并隨麥氏學習華文及閩南方言。1831年6月到新加坡，與英國湯雅各牧師乘船，到曼谷傳教，以派發宗教書冊和醫療藥物接觸華人，及暹羅官員、親王、僧正。1832年返新加坡，到馬六甲，英華書院的教育、翻譯、印刷成就，使雅氏深受鼓舞。雅氏因病于1833年5月離新加坡回美，途經英國、法國、瑞士等地，均到教會訪問。1834年返紐約，成為首位自東方回國教士，深得各教會熱烈歡迎，應邀前往各神學院、禮拜堂、婦女團體演說，言論轟動一時。雅氏1838年10月17日與應邀任澳門馬禮遜教育協會學校校長的勃朗牧師(SamuelR.Bromn1810-1880)再度來華，次年2月到澳門。逢林則徐廣州禁煙，雅氏與裨治文、伯駕、衛三畏等美國教士留在澳門，藉機學習華文。中英爆發戰爭，1842年2月7日，雅氏與美國圣公會的文惠廉(WillamJ.Boone1811-1864)乘船沿岸北上，24日抵達廈門鼓浪嶼，曾到同安傳道。6月文惠廉的妻子、麥拔萊夫婦、甘明醫生(WillamH.Cumming)同到廈門。廈門官員宴請了這些外國教士。11月美國長老會的合文(JamesC.Hepburn1815-1911)也來廈門，后到日本，是日本假名拉丁化的首創人。雅氏1843年10月到漳州漫游。1844年1至2月，擔任英國駐廈門領事記里布的翻譯，與徐繼畬認識并多次對話。同年5月又與徐氏促膝交談。這年秋、冬，他兩次到香港調息，又返廈門。11月到金門勘察。同年夏，獲新澤西樂澤學院頒贈榮譽神學博士，表揚他在中國傳教的成就。因病情惡化，于1844年12月9日離廈門。次年1月從香港啟程，4月回美國，于1846年9月4日病逝于他的出生地。2004年是他誕辰200周年。14

.結構設計的概念及內容：結構設計簡而言之就是用結構語言來表達建筑師及其它專業工程師所要表達的東西。結構語言就是結構師從建筑及其它專業圖紙中所提煉簡化出來的結構元素。包括基礎，墻，柱，梁，板，樓梯，大樣細部等等。然后用這些結構元素來構成建筑物或構筑物的結構體系，包括豎向和水平的承重及抗力體系。把各種情況產生的荷載以最簡潔的方式傳遞至基礎。結構設計的內容由上可知為：基礎的設計。上部結構的設計和細部設計。

2.結構設計的階段：結構設計的階段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結構方案階段，結構計算階段和施工圖設計階段。方案階段的內容為：根據建筑的重要性，建筑所在地的抗震設防烈度，工程地質勘查報告，建筑場地的類別及建筑的高度和層數來確定建筑的結構形式（例如，磚混結構，框架結構，框剪結構，剪力墻結構，筒體結構，混合結構等等以及由這些結構來組合而成的結構形式）。確定了結構的形式之后就要根據不同結構形式的特點和要求來布置結構的承重體系和受力構件。

結構計算階段的內容為：

一：荷載的計算。荷載包括外部荷載（例如，風荷載，雪荷載，施工荷載，地下水的荷載，地震荷載，人防荷載等等）和內部荷載（例如，結構的自重荷載，使用荷載，裝修荷載等等）上述荷載的計算要根據荷載規范的要求和規定采用不同的組合值系數和準永久值系數等來進行不同工況下的組合計算。

二：構件的試算。根據計算出的荷載值，構造措施要求，使用要求及各種計算手冊上推薦的試算方法來初步確定構件的截面。

三：內力的計算，根據確定的構件截面和荷載值來進行內力的計算，包括彎矩，剪力，扭矩，軸心壓力及拉力等等。

［摘要］1837年，美國中西部俄亥俄州的奧柏林學院首次招收了四名女生，標志著西方傳統大學之門向婦女開放。但是從嚴格意義上而言，高等教育即便是在男女同校的體制下，卻仍然長期實行男女隔離的教育。西方社會男尊女卑的宗教傳統以及當時生物學上的某些謬論的誤導是阻礙西方大學實施男女同校制教育的主導原因，但是隨著西方社會風氣的不斷開化以及其它的經濟、政治等因素的作用，女性進入傳統大學和男性接受同等的高等教育的現實條件不斷成熟，歷史的潮流必將還女性包括受教育權利在內的一切平等的社會權利。

［關鍵詞］女子高等教育；女子教育；教育性別隔離；男女同校

Abstract:In1837,OberlinCollege,Ohio,inthemiddlewestoftheUnitedStates,firstenrolledfourwomenstudents,whichsignpostedtheopeningofthedoor

oftraditional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towomen.However,strictlyspeaking,inspiteofthebeginningofcoeducation,thehighereducationspherehadbeenregulatingsexualsegregatededucationalpracticeforalongtime.Women''''sinferiorpositionresultedfromreligioustraditionandthemisleadingofbiologicalbogyintheWesternSocietyarethemainbarrierstocoeducationin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Thegradualovershadowofthe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

andothereconomicandpoliticalfactorsprovidedarealisticconditionforwomentoentertraditional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toreceiveequalhighereducation.Thecurrentinhistoryisboundtoreturnwomeneveryequalsocialright

includingtherightinreceivingeducation.

一、優先扶助處境不利兒童，切實推動學前教育普及

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兒童權利意識的不斷提高，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相繼頒布了《兒童權利宣言》（DeclarationoftheRightsoftheChild）、《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ontheRightsoftheChild）等一系列與開發兒童潛能、保障兒童權利有關的法律政策文件，兒童受教育的權利和質量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學前教育逐漸成為“任何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的先決條件”和“教育策略的主要目標之一”，［2］且在當今教育公平備受重視的大背景下，學前教育的公平和普及問題因其獨特的基礎性地位和作用而日益成為學前教育的新焦點。普及學前教育、保證每個幼兒都能享受到有效促進其身心和諧發展的良好教育成為一種全球性的社會需求。很多國家都主張在學前教育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將提高處境不利兒童入園率作為普及學前教育的突破口。尤其是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起，關注處境不利兒童的教育成為對學前教育公平和普及的最佳詮釋與最有力行動。

（一）美國：以學前補償教育的形式“反貧困”

在美國，公平是教育的一貫追求，教育公平也成為美國尊重人權、保護人權的重要手段。這同樣體現在學前教育的改革與發展中，近年來美國學前教育公共政策進一步加大了對處境不利兒童的關注。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平等和社會公平戰爭的領導者，反貧困運動（WaronPoverty）的發起者———約翰遜（Johnson，L.）總統就曾呼吁：“所有的美國兒童都不應該因為其出身而被宣判為失敗?！保?］多部《提前開端法》（HeadStartAct）強調了學前教育對于早期鑒別與干預、扶助弱勢群體與促進社會公平的重要作用。1990年頒布的《兒童保育與發展固定撥款法》（ChildCareandDevel-opmentBlockGrantAct）的立法宗旨中也著重提出“促進各州和地方兒童保育服務的開展，特別是提高對低收入家庭兒童的早期看護與教育的關注程度”。1993年頒布的《2000年目標：美國教育法》（Goals2000：EducateAmericaAct）明確規定，未來美國教育目標之首即“保障所有兒童都接受學前教育。”［4］2001年《不讓一個兒童落后》（NoChildLeftBehind）法案就明確提出，聯邦政府要轉變在教育中的作用，不讓一個兒童落伍，要著力改變少數族裔兒童、貧困家庭兒童以及殘疾兒童等弱勢兒童群體在受教育狀況方面的不利處境。［5］除法律保障外，聯邦政府還采取多種政策積極推動學前教育普及和公平的步伐。2009年，奧巴馬（Obama，B.）總統上任伊始就加大對原有弱勢兒童保育和教育項目的財政投入力度，擴大優質教育資源的受惠面，不斷推進高質量學前教育的普及。奧巴馬認為，盡管在20世紀80年代的“普及學前教育”（UniversalPre-kindergarten）運動實施之后，學前教育的普及率有所上升，但面向非洲裔、拉丁美裔等處境不利兒童的教育質量仍然極差，［6］而處境不利的兒童是美國未來21世紀的勞動力主力軍，他們接受學前教育的好壞直接影響美國未來國際競爭力，必須為這些兒童提供高質量的學前教育。［7］奧巴馬政府倡行的《0-5歲教育計劃》（ZerotoFivePlan）每年由聯邦政府撥款100億美元，資助各州普及學前教育，希望借助該計劃使每個兒童不分貧富地在幼兒時期都能獲得平等的教育。

（二）英國：通過弱勢補償促進消除兒童貧困和普及學前教育

在英國，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社會、經濟與教育領域出現了重重危機，失業人口劇增、貧富差距擴大、未婚媽媽與單親媽媽不斷增加、青少年學業失敗率呈上升趨勢［8］、社會福利開支陡然增加、“從搖籃到墳墓”的老牌福利國家遭受嚴峻挑戰，迫使英國政府不得不采取新的教育政策措施。以布萊爾（Blair，T.）為首的新工黨提出并采取了“第三條道路”，旗幟鮮明地反對社會排斥，力圖建立“全納型社會”，強調對弱者的保護，主張對此前長期受忽略的年輕人、長期失業者、單親家庭、殘疾人和老人等弱勢群體提供社會援助，以此來緩和社會矛盾。［9］在“第三條道路”和“全納社會”的改革理念下，英國政府已經發起了一系列致力于學前教育普及和公平的學前教育法律與動議，強調幼兒不能因為種族、文化或宗教、母語、家庭背景、特殊的教育需要、缺陷、性別或能力而遭到排斥或被置于不利地位，強調每一個兒童接受教育的權利、機會、過程的公平，［10］如《2002年教育法》（EducationLaw2002）、《2005年教育法》（E-ducationLaw2005）及《2006年兒童保育法》（ChildcareAct2006）、《每個兒童都重要》（EveryChildMatters）等法律和政策文本中均有對包括貧困兒童、少數民族兒童等處境不利兒童群體的規定，《撥款法》（AppropriationAct）中還有一項單列預算就是專門針對扶助弱勢兒童，促進其受教育權利的實現。英國政府認為，高質量的學前教育不僅可以為兒童今后生活的成功打下基礎，也可以避免幼兒因處境不同而產生的巨大差別，應該將學前教育的服務對象首先定位于貧困地區兒童和處境不利兒童，提供高質量且可獲得的學前教育，確保每個兒童獲得最好的人生開端，縮小發展差距，確保教育起點的公平，主張學前教育應有效防止兒童貧困與兒童排斥現象的發生與嚴重化，促進消除兒童貧困、促進處境不利兒童群體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與發展權。［11］

論文關鍵詞：思想；萌芽；開端

論文摘要：對思想的萌芽時期，學術界基本上看法一致，但對思想萌芽的開端意見不一。關鍵是因為對判斷思想萌芽的標準認識不同。僅以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認識程度判斷思想是否萌芽略顯片面，還要結合貫穿思想科學理論體系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發展過程。據此兩個判斷標準，思想萌茅于1922年1月到4月。

思想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思想的萌芽時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時期的開端和終結又該怎樣界定呢?筆者認為，這應該先從判斷思想萌芽的標準談起。

從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到國民革命的失敗這一歷史發展階段是思想的萌芽時期，這一點學術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認同。但對思想萌芽時期的開端意見不一，這主要是因為大家對思想萌芽的標準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筆者將對思想萌芽的標準談一點自己的粗淺看法。

關于判斷思想萌芽的標準，目前學術界主要有以下兩種看法。

第一種，以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并產生最初的理論成果為標準。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中國共產黨的“二大”，開始用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分析中國的實際，并產生了最初的理論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因此，按照這種觀點，黨的“二大”召開之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制定之時，也就是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并產生最初的理論成果之時。所以，中國共產黨的“二大”即可視為思想萌芽的開端。

思想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思想的萌芽時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時期的開端和終結又該怎樣界定呢?筆者認為，這應該先從判斷思想萌芽的標準談起。

從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到國民革命的失敗這一歷史發展階段是思想的萌芽時期，這一點學術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認同。但對思想萌芽時期的開端意見不一，這主要是因為大家對思想萌芽的標準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筆者將對思想萌芽的標準談一點自己的粗淺看法。

關于判斷思想萌芽的標準，目前學術界主要有以下兩種看法。

第一種，以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并產生最初的理論成果為標準。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中國共產黨的“二大”，開始用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分析中國的實際，并產生了最初的理論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因此，按照這種觀點，黨的“二大”召開之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制定之時，也就是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并產生最初的理論成果之時。所以，中國共產黨的“二大”即可視為思想萌芽的開端。

第二種，以黨初步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為標準。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闡述了類似的看法。他們認為，大革命中，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從此萌芽。在這些論著中，由于對黨初步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時間不同，因而對思想萌芽的開端的論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兩種看法，盡管有所區別，但也有他們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斷思想萌芽的標準時，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理論的發展程度。我想這是合理的。同時我們還應看到，這兩種看法又有著共同的不足之處，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個由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在內的內容十分豐富的科學理論體系。在思想這個科學理論體系中，最重要的充滿生命力是貫穿其中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的思想，這是思想活的靈魂。因此，我們判斷思想是否萌芽的標準不能忽視貫穿思想科學理論體系的基本精神的發展過程。

判斷思想萌芽要兩個標準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發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靈魂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這一貫穿思想科學理論體系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發展過程。當中國共產黨人開始運用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分析我們革命斗爭的實際并產生有關我國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論成果時，當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實事求是的思想開始萌芽時，也就是判斷思想的兩個標準達到之時，此時可視為思想萌芽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