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本質范文10篇

一、協商性司法理論的興起

當下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構建“和諧社會”已經成為一種基本理念，這一理念對新時期的民事司法提出了新的要求。這種新的要求至少涉及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如何在司法程序中，有效平衡公正與效率的關系；二是如何反思和評價司法程序中重視“國家干預”的價值取向，以及30年來我國民事司法領域的改革思路；三是如何合理安排法院與當事人的權限關系，才有助于達成當事人和社會所需要的公正裁判。日益受到關注的協商性司法是對上述問題的積極回應。本文以法院與當事人的訴訟關系為基本切入點，以“對話”、“溝通”等主體行為為基本結構，探索民事訴訟中協商性司法的基本理論。

協商性司法是一種新的程序主義，它不僅是通過立法技術的運用所作的改變，更是一種觀念的變革。這種新的程序主義是以當事人意思自治為發表原則，強調通過理性對話來實現糾紛解決中公權力與私權的合作?，F代意義上的協商性司法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刑事司法實踐之中。起初這種司法模式被稱之為恢復性司法。

(注：有學者認為協商性司法與恢復性司法是兩個不同概念，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司法理念。有學者認為，兩者的區別既有理論上的，更有實踐范式方式方面。（參見：馬明亮.協商性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3.）筆者認為，協商性司法與恢復性司法不存在本質的區別，兩者都是以商談的方式來解決糾紛，其解決糾紛的過程都體現了一種合作關系，皆可歸為一種對話、協商機制。)恢復性司法是指與特定犯罪有利害關系的各方共同參與犯罪處理活動的司法模式?；謴托运痉◤娬{的是參與性與協商性,鼓勵所有與犯罪有關的利害關系人充分的參與和協商，通過促進被害人與犯罪人的和解尋求修復已經造成的“創傷”，全面恢復犯罪人、被害人和社區因犯罪而造成的損失，以試圖達到一種“無害的正義”?；謴托运痉ㄔ谖鞣絿倚淌滤痉I域的興起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它是克服傳統刑事司法所帶來的司法危機的應對策略。傳統上，刑事司法所追求的目標是打擊和處罰犯罪，實際上這更主要是國家所追求的刑事司法的目標，而對于被害人利益的補救并未重視和關注，即便是通過刑事司法程序使犯罪人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最終的結果是犯罪人、被害人和社區都受到了損失。這種正義并非被害人或社會所需要的正義，因而被稱之為“有害的正義”。

盡管在西方國家的民事司法領域鮮見對協商性司法的討論，但與此相關的一個概念──協同主義，早已在民事訴訟理論中出現。德國學者巴沙曼（RudolfWassermann）在其所著《社會的民事訴訟——在社會法治國家民事訴訟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對“協同主義”這一概念進行了詮釋，按照其觀點，協同主義是一種與對抗制訴訟完全不同的嶄新的司法模式，它強調法院、當事人三方的協同關系。在司法實踐領域,西方主要國家因訴訟遲延以及高額的訴訟成本而產生的司法危機，促使人們對傳統的“對抗制”的司法體制進行反思和改革。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事司法改革，一反法官中立、當事人雙方對抗的傳統觀念，強化了法官對訴訟程序的管理職責。20世紀90年代，在我國民事司法改革初期，法律界還在圍繞民事訴訟模式的選擇展開激烈爭論之時，以辯論主義或對抗制為基本訴訟結構的國家，已經開始對這種過分強調“對抗”、“當事人主導”、“法院消極”的訴訟制度進行反思，出現了強調法院的管理職責和當事人協助訴訟義務的訴訟理念。一些國家如英國、日本的立法及審判實踐，把法院協助當事人對案件進行和解以及鼓勵當事人采取區別裁判的非正式的方式解決糾紛運用到實踐當中。這種以弱化程序的“對抗性”，強調程序的“對話性”和“合意性”為基本方針的訴訟制度，充分反映了現代民事司法的發展趨勢，其內容構成了協商性司法的本質內涵。

在我國，協商性司法還處在表層的討論階段，尚未深入到核心層面，缺少具體制度構建方面的討論；而且討論基本上限于刑事司法領域。盡管在民事司法領域，關于糾紛解決機制和訴訟關系的研究較為深入，甚至也出版了有較高學術水平的研究成果。(注：有關研究成果有：張衛平教授的《訴訟構架與程式》和《轉換的邏輯——民事訴訟體制轉型分析》、王亞新教授的《社會變革中的民事訴訟》、劉榮軍教授的《程序保障的理論視角》和王福華教授的《民事訴訟基本結構》等。)但這些研究對協商性司法基本理論未予充分的關注，應有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未能充分展現出來，因此，進一步討論民事訴訟中協商性司法的價值取向和正當依據、協商性司法的基本原理及內容，以及協商性司法所塑造的法院與當事人訴訟關系結構就顯得很有必要。目前應當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協商性司法是否是獨立于原有的“對抗性”司法的一種程序結構？如果協商性司法不僅僅是一種觀念，而是表現為具有獨特價值取向的程序結構，那么，它的建構對民事訴訟制度的構建以及法院、當事人的相互關系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在訴訟的公正與效率之間又能起到怎樣的調和作用？它對提升司法裁判的權威性又具有什么樣的意義？怎樣評估協商性司法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契合度？它與當下中國轉型時期構建“和諧社會”的建國策略是否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系？

一、研究審計風險的理論基礎研究審計風險，其理論基礎是如何定義審計風險，不同審計風險定義下，將有不同的審計風險要素。不同的審計風險模型，從而也就有不同的審計風險控制措施。如我國《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號———內部控制和審計風險》給出的定義：“審計風險是指會計報表存在重大錯報或漏報，而注冊會計師審計后發表不恰當審計意見的可能性”。這一定義與國際審計準則的定義基本相同。該定義涉及三個要素，即行為、行為后果、產生后果的原因。定義中的行為是“注冊會計師進行審計并發表審計意見”、行為的后果是發生了“風險”，產生后果的原因是“發表了不恰當審計意見”?；谶@一定義的審計風險模型是：審計風險,固有風險-控制風險-檢查風險不難發現，上述審計風險定義及審計風險模型存在許多不足：第一，該定義認為審計風險是注冊會計師對于存在重大錯誤的財務報表未能適當地發表審計意見的風險。它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使財務報表沒有重大錯誤，注冊會計師也會因各種原因而發表不恰當的審計意見的可能性。第二，傳統審計風險模型僅從審計的過程上把審計風險劃分成固有風險、控制風險、檢查風險三個因素，未能從審計過程之外分析審計風險產生的深層次社會原因。而實際上，審計風險是審計內環境與審計外環境綜合作用的結果。第三，傳統審計風險定義及審計風險模型不能夠解釋如下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審計實務界普遍認為，審計風險在明顯增加。另一方面，審計理論界普遍認為，審計質量在普遍提高。

還比如，王廣明、沈輝在《試論供給導向的風險基礎審計》（《會計研究》，)年第)期）一文中將審計風險定義為：“審計人員對存在重要錯報或漏報的會計報表進行審計后，由于審計意見是否恰當的不確定導致的承擔法律責任（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基于這一定義的審計風險模型為：審計風險固有風險"控制風險"檢查風險"訴訟風險其中的訴訟風險是指“已審會計報表中某一賬戶或交易類別單獨或連同其他賬戶、交易類別存在審計主體未能察覺的重要錯報或漏報，從而導致審計主體主動或被動承擔法律責任（遭受損失）的可能性”。這一定義及該文中對審計風險操作概念的定義均把損失界定為“主動或被動承擔法律責任的損失”，認為“沒有承擔法律責任的損失都不具有重要性”，雖然說明了損失“既指由法庭判決被動承擔法律責任從而遭受損失，也指審計方主動承擔責任而私下和解的損失”，但這樣的損失不包括政府監督部門和注冊會計師協會作出的違紀處理給事務所或注冊會計師帶來的損失等其他與法律訴訟無關的損失。在我國現階段的法律制度環境下，會計師事務所除了因執行驗資業務涉及訴訟外，因執行其他審計業務而成為被告的可能性很低，而且在訴訟中主要的舉證責任由原告承擔，這樣導致注冊會計師承擔法律責任的可能性很小，即訴訟風險接近于零。但是，有很多注冊會計師和會計師事務所受到了財政部門、證監會或注冊會計師協會的處罰，也因此在經濟和名譽上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所以筆者認為在審計風險模型中增加的風險因素應具有稍為廣泛的內涵，增加非法律訴訟因素的影響，即承擔責任風險，這樣才有利于對檢查風險的控制和審計質量的提高。關于審計風險的定義還有很多種觀點，本文認為審計風險是審計主體執行審計業務中，由于發表的審計意見恰當與否的不確定，導致其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在這一定義中，風險主體是“審計主體”，即執行審計業務的人員和會計師事務所；風險原因是“發表的審計意見恰當與否的不確定”；而風險后果也就是“遭受損失”，它包括被法院判決承擔的法律責任，仲裁和在庭外和解中形成的賠償，受到政府監管部門、注冊會計師協會等的處罰，聲譽遭受損害等各種損失。審計風險的存在可能導致審計失敗，對審計主體而言，其帶來的損失主要有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兩部分。直接損失主要是經濟損失，包括訴訟判決、仲裁或協商的賠償和監管部門沒收非法所得、罰款等導致的有形資產的減少，支付的訴訟費用，為處理索賠或爭執而付出的協商費用等。而間接損失主要是獲利能力損失，主要包括事務所被撤銷或暫停執業、取消或暫停特許業務資格等處罰，以及對事務所和注冊會計師的聲譽的影響等，雖然不是直接的經濟損失，卻使事務所的獲利能力被強制消滅或降低，在分析審計風險時必須考慮。下文將就基于本文審計風險定義下的審計風險要素、審計風險模型及審計風險控制措施進行分析。

二、審計風險要素及模型分析審計風險是損失發生的不確定性，不能夠準確計量其大小，但審計風險的水平在不同的環境中、在不同的審計項目上是有大小之分的。審計人員可以利用相關信息，根據個人的職業判斷對審計風險的大小進行估計。具體工作中利用審計風險模型對終極審計風險進行估測是一種基本的方法，即分別對審計風險要素進行分析，估測其大小，然后利用審計風險模型計算得出終極審計風險的大小。筆者認為，審計風險包括固有風險、控制風險、檢查風險和承擔責任風險等四個要素，其中固有風險是指假定不存在相關內部控制時，某一賬戶或交易類別單獨或連同其他賬戶、交易類別產生重大錯報或漏報的可能性；控制風險是指某一賬戶或交易類別單獨或連同其他賬戶、交易類別產生錯報或漏報，而未能被內部控制防止、發現或糾正的可能性；檢查風險是指某一賬戶或交易類別單獨或連同其他賬戶、交易類別產生重大錯報或漏報，而未能被實質性測試發現的可能性；承擔責任風險是指審計主體在未能發現重大錯報或漏報的條件下，因承擔此項責任而遭受損失的可能性。

關于固有風險、控制風險、檢查風險在很多論著中都已述及，不再贅述，下面介紹一下承擔責任風險。我們知道審計主體承擔責任既包括在法律訴訟中被判決承擔行政、民事或刑事責任，也包括受到注冊會計師協會、財政部門和證監會等管理機構的處罰，還包括在協商中答應賠償等各種情況，而并不僅僅是因訴訟失敗而承擔的法律責任，這也是承擔責任風險與訴訟風險的主要區別所在。由于即使審計主體出具的審計報告意見不適當，也有可能不被審計報告使用人發現，審計主體出具不適當的審計報告并不一定會轉化為現實的損失，或者說帶來的承擔責任損失具有不確定性，因此有必要將承擔責任風險作為審計風險的一個要素。對承擔責任風險的估測應考慮以下因素的影響：

（一）被審計單位經營失敗的可能性鐘希余：審計風險模型的重建及其在審計風險控制中的應用雖然經營失敗不等于審計失敗，但在審計主體存在不當行為情況下，會引起相關管理機構的重視，在調查經營失敗的原因的同時，會發現審計失敗。因此，如果被審計單位經營風險大、已陷入困境或出現可能導致償債困難甚至破產的其他情況，則此項目的承擔責任風險應評估為高。

（二）審計報告使用人的多少被審計單位的股東、債權人及其他的審計報告使用人數量越多，就有越多的人關注審計意見，同時審計主體的不當行為就越容易被發現和被追究責任。因此，對于上市公司進行審計面臨的承擔責任風險要大于對非上市公司進行審計。

環境哲學是針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形勢和環境問題，在生態科學最新發現的基礎上，在世界環境運動的催生下，所引發的對人與自然關系及其相關問題的重新反思。它以構建人與自然的和諧為核心旨趣，以什么是人、什么是自然、人與自然關系、自然與社會的關系、人與自然關系和人與社會關系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這些關系、自然究竟有沒有價值以及有什么樣的價值等為主要研究對象。

一、“紛亂”與“對抗”：環境哲學研究的總體狀況

總體說來，當前國內外環境哲學的研究現狀基本上可以用“紛亂”和“對抗”予以概括。

說它“紛亂”，是因為，自20世紀中期以來，與“環境”或“生態”有關的哲學名詞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以致到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地步。如“生態政治學”、“生態社會主義”、“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生態自由主義”、“生態無政府主義”、“生態女權主義”、“生態法西斯主義”、“生態社會學”或“社會生態學”、“環境社會學”、“環境倫理學”、“環境美學”、“環境后現代主義”、“環境思想”、“環境正義”、“科學技術生態學”，等等。與此同時，國外學界對上述諸“學”的研究也呈現出了繁花似錦、欣欣向榮的局面，例如，美國就先后出現過以布克欽為代表的“社會生態學”、以奧康納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生態學”、以福斯特為代表的“馬克思的環境思想”和以麥茜特為代表的“激進的環境思想”等；日本也先后出現過島崎隆對馬克思“自然”概念的解讀、尾關周二對人與自然“共生”理念的闡發、巖佐茂對“循環型社會”的探索、龜山純生對東方傳統思想環境倫理價值的挖掘、高田純對自然價值和自然權利的研究、森岡正博將環境倫理和生命倫理相結合的嘗試、武田一博對生態社會主義和生態女權主義的討論、牧野廣義對環境民主主義的強調、河野勝彥對生態中心主義的倡導，等等。一句話，與“環境”或“生態”相關的哲學詞匯或哲學思潮似乎在一夜之間全都成了“顯學”，大有“你方唱罷我登臺”之勢。

說它“對抗”，是因為到目前為止，國內外環境哲學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便是非人類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的尖銳對立（參見楊通進、謝陽舉、彼得?溫茲、戴斯?賈丁斯等眾多學者的相關論著）。概括說來，在本體論上，前者彰顯“荒野”的系統性、自組織性和先在性等，主張“荒野”自然觀；后者彰顯自然的可分解性和可還原性，主張機械論自然觀。在價值論上，前者主張自然的“內在價值論”，后者主張自然的“工具價值論”。在認識論上，前者主張整體主義的“生態學范式”，后者主張科學主義的“笛卡兒范式”。在方法論上，前者主張“敬畏自然”的自然無為，后者主張“控制自然”的恣意妄為（當然，在此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與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相比，現代人類中心主義雖然在“量”上從“強式”走向了“弱式”，其控制自然的手段有所變化，但在“質”上，其控制自然的理念并沒有實質性變化，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傳統人類中心主義與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是同質的）。在國內，“走出”還是“走進”人類中心主義的爭論雖然持續了二十多年，但至今沒有達成統一的、有說服力的共識。

基于上述“紛亂”與“對抗”，如何整合與超越非人類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這是當前環境哲學迫切需要解決的棘手問題；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哲學，以結束當前環境哲學領域里的“喧嚷”與“嘈雜”，從而更好地回應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這是國內環境哲學研究的當務之急。

當前，我國正處于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轉型期，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部分人對社會主義的未來產生了疑惑，對馬克思主義信念也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動搖，進而產生了“信仰危機”。針對“信仰危機”的暴露，正確理解“信仰”的哲學內涵，分析“信仰危機”產生的原因，重新審視作為信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并探尋信仰重建的途徑等已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信仰的哲學意蘊

真正的信仰不是對某一宗教或某一觀念的狂熱迷信，而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又超越理性的一種至高精神力量。在學界，人們雖然對“信仰”的含義還未作出統一的認識，但已突破了將信仰等同于宗教的觀點，從本體論的意義上去看待信仰的含義，即認為信仰是在人類的勞動基礎上產生的，是信仰主體對實踐活動的一種超越，是對人生意義的關懷。從本體論層面看，信仰除了具有其一般的價值以外（如道德價值），還具有哲學維度的價值。信仰是哲學的核心內容，哲學是用理性形式表達的“信仰”。哲學作為人類精神的精華，必然使得哲學的“精神”成為一種獨特意義的“終極關懷”。

二、信仰危機的含義及其存在的原因

1.什么是信仰危機信仰危機是指對長久以來一直奉行和遵循的某一思想體系產生疑惑、動搖，甚至最終放棄這一信仰的同時但還未確立起或無法確立新的信仰的意識狀態。信仰危機的本質是人的終極價值的喪失和精神上的失落，處于一種信念迷茫、精神寄托喪失的狀態。

2.信仰危機存在的原因首先，從社會背景來看，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的信仰被“意識形態化”了，而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凸顯了個人的獨立意識和自由觀念，批判意識的彰顯使得人們對于原先已經確立的信仰產生了質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下，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情緒高漲，人們信仰的對象流于世俗，留戀于金錢、消費，思想漸漸異化，人們不再去追尋高尚的信仰，而是轉為對“物質”的崇拜。同時，西方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入侵在思想上也構成了一定的威脅。其次，從價值觀上來看，當前的經濟全球化帶來了文化價值和觀念的多元化，打破了信仰確立的一維空間。多元的文化觀念和價值理念始終處于沖突和融合的狀態。人們在這樣一種狀態下可能會喪失某種選擇性。人們對工作、生活的危機感、失落感和后顧之憂，引起了人們對生存發展的擔憂，涉及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從而產生信仰危機。再次，從歷史層面上看，我們沒有正確理解信仰的真正內涵。由于多重復雜的歷史原因，我國長期受到蘇聯教科書模式的影響，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作了片面、教條的理解，由此造成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誤讀和錯誤理解。

【關鍵詞】當代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前景

【正文】

人類目前所處的境況，一般被籠統地稱之為“現代性”。在現代性的生存狀況中，工具理性和計算的理性占居統治地位，近代啟蒙思想實現為形式的正義或正義的形式。在過去的時代里的那種（盡管也是在異化的形式中）向著被認為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崇高實在攀登的梯子已經消失，人們如今只能在一個由合理的利益原則和效率目標所構成的平面上活動。在反思現代性要求的激勵下，學院的哲學家們近年來已發表了大量的論述，有批判性的反思，也有辯護性的反思。盡管眾說紛紜，但至少說明這樣一點：現代性并不是一張供人沉睡的床，在這張床上不再有時間和歷史。

然而，對現代性的哲學覺察并非新鮮事情，它由來已久，對它所作的反思甚至在作為西方近代思想集大成的黑格爾哲學中，也已達到了相當深刻的程度。當然，在黑格爾哲學中，思辨的思維方式所包含的對現代性的批判要素結不出真實的果實來，反倒成了哲學與生活世界最終隔絕的完成。人們向來所向往的代表普遍真理的體系哲學，通過黑格爾哲學的形式而終結了。在黑格爾之后的體系哲學的努力，即使采取了針對黑格爾的批判形式，其命運卻總是和黑格爾哲學沒有差別。

情況為什么會是這樣的？我們當代人難道真是毫無希望地遠離了任何普照之光，而哲學的真理真的已經下降到了學派意見的領域？當代的哲學家難道不是應該繼承哲學向來的偉大使命，讓真理的太陽再度放出它的光芒？

但是，我們即使有繼承這種使命的意愿，卻已經喪失了繼承的能力。這一點早已通過黑格爾哲學的總體失敗得到了證實。問題是，現今的許多討論尚未進入這一理解的視域之中，這樣就阻斷了對哲學的當代處境的根本體會。因此，我們仍然首先必須再度深思黑格爾哲學的歷史性失敗。正是從這里出發，我們才有可能符合事情真相地去討論哲學在當代的困境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前景。

建立進修型黨組織是進步黨員干部本質才能的基本路子，是提拔黨的在朝才能和指導科學開展程度的有用載體，是推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開展的主要引擎。面臨新情勢新義務新要求，必需深化看法，強化指導，重點，立異方式，健全準則，學致使用，黨組織建立的新境界。

思維理論建立，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效果作為主要進修內容

建立馬克思主義進修型政黨，必需一直把思維理論建立放在首要地位，把科學理論武裝一直作為第一義務，持之以恒地用黨的理論立異效果武裝思想，加強政治靈敏性、政治辨別力和政治堅決性。

堅決中國特征社會主義一起幻想信心。中國特征社會主義一起幻想信心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連合斗爭的主要思維根底。這一一起幻想，把黨的斗爭目的、國度的開展、民族的復興與小我的幸福嚴密聯絡在一同，集中表現了全體人民的基本好處和一起愿望。進修型黨組織建立就是要經過進修中國特征社會主義一起幻想，使廣闊黨員、干部盲目踐行黨的理論道路和方針政策，高舉中國特征社會主義偉大旌旗，持續解放思維，對峙變革開放，推進科學開展，促進社會調和。

對峙馬克思主義立場觀念辦法。馬克思主義立場觀念辦法，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系統的精華地點，貫串于馬克思列寧主義、思維和中國特征社會主義理論系統之中，是指點我們準確看法世界和革新世界的基本思維辦法和任務辦法。進修型黨組織建立就是要使廣闊黨員干部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念辦法，培育計謀思想和辯證思想，加強政治靈敏性和政治辨別力，加強對峙中國特征社會主義旌旗、路途和理論系統的盲目性堅決性。

深化貫徹落實科學開展觀?？茖W開展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效果，在現代中國對峙科學開展觀就是對峙馬克思主義。進修型黨組織建立就是要組織黨員干部具體深入體會科學開展觀的時代布景、科學內在、精力本質和基本要求，加強貫徹落實科學開展觀盲目性和堅決性，出力改變不順應不契合科學開展的思維觀念，出力處理影響和制約科學開展的問題，把科學開展觀表現到各項任務中去，貫徹落實到經濟社會開展的各個方面。

內容提要：人類的存在須臾離不開科學意義上的知識的作用，這種作用可能是福祉，也可能是暴力或控制，這種窘境緣于人類對知識論問題悖論本性的忽視，以及對知識作用的單純張揚和科學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無限膨脹。知識論的問題就是對知識的可能與不可能的合理性的追問。歷史上這種追問所昭示的是知識論問題的悖論本性，即：依據知識的同一性原則，我們只能知道所知道的，不能知道所不知道的，既然如此，知道本身也就失去意義了；并且，我們何以知道什么是能知道的，什么是不能知道的？如此，知識論就陷入了不能自我解釋的悖論循環。面對知識論問題的悖論本性，現實性、歷史性、超越性的原則與視角，或許能為探究知識論的迷宮提供一種選擇。

關鍵詞：知識論悖論可能與不可能

一．知識論的語境和問題

在當代社會生活中，和“科學”這個術語一樣，“知識”一詞已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在我們的歷史記憶和已經習慣了的語境中，“知識”可以作為美德（柏拉圖），可以作為力量（培根），可以作為權利（?？疲?，還可以作為統治（控制）（后現代）。在我們已有的歷史所賦予的知識系統中，“知識”一詞總是與文明、進步等正價值意義聯系在一起。在知識的增長與進步中，我們享受著由于“知識”而對自然、社會、乃至人的生存的把握所滋生的自由的愉悅。但是，今天的我們當在為“知識”給人類帶來的物質文明而驚嘆的時候，又不得不為“知識”帶給人類的不可持續的生存狀態而煩惱。我們雖然自稱已進入了“知識”的時代，但卻又留戀著老莊哲學絕圣棄智而“無為”的睿智。在“知識”中，我們生活著、存在著，我們知道我們的存在離不開“知識”，但面對“知識”對我們的精神及存在狀態的控制卻又顯得無奈。這就是當代的我們在“知識”語境中的尷尬遭遇（這里已經有了知識論悖論的影子）。對此，我們不得不對“知識”的傳統和經典意義產生懷疑，“知識”以一種從未有過的被質詢的姿態進入了我們的問題域；“知識”從以往既有的不證自明的預設神案上被請進了世俗法的庭審法堂，“知識”本身成了被“知識”詢問的對象（這是知識論悖論的一種表現）。因此，如何從我們的現實存在出發去看待“知識”的可能根據，如何評價“知識”在歷史中的是非功過，以及探究“知識”對我們存在的意義，已成為今天的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話題。這也是我們應當關注知識論問題所以然的歷史境遇。

如果從文化民族主義或文化守成的立場上來看待知識和知識論問題，可以看到，作為科

學和對象性思維意義上的“知識”一詞并不是我們的本土原創，而是在近代歷史中，隨著西方的堅船利炮、德先生、賽先生進入我們的話語體系的。雖然在我們原有的話語體系中，有“知”也有“識”，所謂“知”是“知道”的知，如“乾知大始”《易傳·系辭上》，“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禮記·學記》；所謂“知”也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為政》）的知；“識”是“多識鳥獸花木之名”、“轉識成智”的“識”，雖然對知、識有“德性所知”和“見聞之知”之別，但在根本意義上，“知”與“識”仍是指人在心性與道德修養的基礎上，對天人合一之道的體悟和把握，是內斂的直覺把握，不是外求的邏輯歸納演繹。所以，這種意義的“知”與“識”就不是現代科學意義上的具有明確形式規定的知識。在這個話語體系中，還有與知識相近意義的“絕圣棄智”的“智”，但這個“智”往往與“慧”相連，這往往標示著一種生命意識。所以“智”與“知識”在意義上也還是有距離的?？梢?，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知、識、智、慧都不是在對象性思維中對對象的把握，而是反身觀照的以內化為特征的心性修養和生命意識。因此在本土話語中，一直就沒有形成對對象進行把握的、具有形式規定的科學意義上的知識論傳統。所以，我們談論的知識與知識論問題，就很難在本土文化的歷史背景中尋找到依據和答案，而只能是在西方的話語圈中說話。這是我們討論知識論問題的基本的文化背景和言說語境。

【摘要】隨著循環經濟的實施與推進，企業價值創造所需要的關鍵資源已包括了生態資源為基礎的生態資產，“循環經濟財務管理理論”應運而生。本文在對循環經濟財務本質及財務研究的維度視角分析基礎上，提出了循環經濟財務管理理論的基本框架。

【關鍵詞】循環經濟；財務管理；理論框架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是一個財務管理大發展的世紀，財務管理先后經歷了籌資財務管理、內部控制財務管理、投資財務管理和綠色財務管理等發展階段?，F代財務理論研究的對象從對企業資金籌集和資金的周轉、控制等微觀層次問題的描述性探討，轉向企業價值與投融資決策關系問題的定量分析。公司價值創造的基礎通常是經濟資本，財務管理的目標就是通過投融資決策實現最優配置，從而為企業創造價值。

事實上，經濟系統在不斷與生態系統發生交換活動，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環境問題促進了綠色財務的提出。但是僅僅強調環境保護是不夠的，環境的保護必須伴隨著節約資源、綜合利用資源等舉措，因此，一種以“3R”為原則的新型經濟形態——循環經濟應運而生?！?R”原則，即資源利用的減量化原則、產品生產的再利用原則和廢棄物的再循環原則?？稍倮玫母碑a品和廢棄物都可以認為是可回收資源；減量化利用的自然資源，可以視為企業進行生產的原始資源。對原始資源使用的減少和可回收資源的綜合利用能夠帶來生態環境質量的提高，并成為企業市場競爭力?？苫厥盏馁Y源、原始資源和生態環境質量資源構成了循環經濟生產企業的生態資產。

企業價值創造所需要的關鍵資源已經從物質資產和金融資產為主的有形資產以及無形資產轉變為可循環再利用的生態資產。公司價值創造驅動因素的變化意味著資本概念的泛化，企業價值的概念成為一個多維價值屬性的價值體系，企業價值最大化問題轉變為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價值均衡過程。雖然綠色財務也越來越關注生態資源在公司價值創造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企業價值創造過程中由于價值驅動因素變化造成的資本多元性，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深入研究。

摘要：在商品交易中，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在商品信息方面是的不對稱妨礙了商品交易的正常進行。為了克服信息不對稱，就需要二者間進行通信。在工業社會，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二者間的通信必然是一種高級通信，即必然是一種包括商標在內的通信。作為一種通信，狹義信息論即通信理論對分析它就是有用的。商標的本質及商標保護的有關理論問題幾乎均可以通過通信理論得到解釋。

關鍵詞：商標狹義信息論通信符號

一、問題的提出在工業社會商標得到了登峰造極的發展，商標的法律保護應運而生

工業社會的典型特征是專業化分工和大批量生產，其前提是生產標準化，生產標準化使不同企業生產的同種商品的差別越來越小，尤其在商品的規格、型號、外形等方面?？v然如此，不同生產者生產的同種的商品之間仍有質量、特色等方面的差別。有些差別能直接看到，如顏色、光潔度等，有些差別則從表面看不到，如內在品質、耐用期等，我們把前者叫做外在特征，把后者叫做內在特征。在大多數類型的市場中，生產者對待售的商品的內在特征比消費者有更多的信息。但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生產者必須把它的商品的特色告訴消費者。因為商品之間的差別會給消費者帶來不同的效用水平，會影響甚至決定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同時商品之間的差別也使得提供商品的生產者的成本有所不同，這最終又影響到生產者的收益。因此，生產者只有成功地與消費者進行信息傳遞即通信才能夠成功地與消費者進行交易，并使自己的投入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回報。在一定意義上說，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高效的通信是其成功的前提。于是生產者就必須與消費者進行有效的通信。商標是一種消除信息不對稱的工具，即這種通信活動是有商標參與的。既然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在進行著一種通信，而且這種通信有商標的參與，那么用信息論來分析這種通信以及商標對于理解商標的本質及有關商標保護理論就是有益的。實際上，商標法的很多理論問題幾乎均可以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通信活動中找到位置，并從信息論得到解釋。

二、狹義信息論一般原理通信是信息學的基礎研究領域，通信理論被稱為狹義信息論。通信理論表明，凡通信必涉及兩種實體：發送信息的實體，叫信源；接受信息的實體，叫信宿

通信就是信源與信宿之間的一種特定的關聯方式、一種系統現象或行為。實施通信活動的系統，叫通信系統。在最初級的情形下，信源與信宿作為不同的物質實體通過直接的碰撞而交換信息，無須中間環節，此時通信系統僅需信源與信宿兩個構成要素。在大多數情形下，通信均是利用信號或符號進行的較高級的通信活動，都不能由信源與信宿直接耦合而構成通信系統，必須有中間環節。因此，一般通信系統除了具有信源和信宿之外，還包括以下構成要素：（1）信道。是傳送信息的通道，即載荷著信息的信號藉以通行的物理設施或介質場。信道是聯結信源與信宿的主要中介環節，不同物理性質的信號，需要不同的物理性質的信道來傳送。（2）編碼與譯碼。信源與信道、信道與信宿都不能直接耦合，必須有中介環節。把信源與信道耦合起來的中介環節叫做編碼器，把信道與信宿耦合起來的中介環節叫做譯碼器。首先信源發出的信息不能直接在信道中傳送，需要經過編碼器的適當變換才能傳送，而經過編碼的信息也并不能直接被信宿接收，還要經過譯碼器的譯碼才能接收。編碼和譯碼是一切通信過程必須的操作手續，從通信工程講二者是兩種互逆的操作。通信的基本要求是多快好省地傳送信息，通過對信源的剩余度、信道的容量以及編碼的逐步改進與權衡，就能夠最大限度地達到。其中信源的剩余度是刻劃信源特征的指標之一，是指在通信系統中，除了傳送或恢復信息時所需要的信號之外，其余出現在信源、信道、信宿或系統其他部位的任何細節對完成通信任務是多余的，把它們除掉對實現通信目標沒有實質性影響。概率分布愈均勻，剩余度愈小，通信效率愈高；信道容量是信道最大可能的通信速度，表示信道傳送信息能力的極限；編碼解決的問題是信源與信道之間在數量特性上的互相匹配，從而使得信源熵與信道容量之間的最佳配合。由于實際中信源和信宿的信號信碼往往不是一一對應的，因此還需要適當的譯碼過程。同時，任何通信均有噪聲，它是指通信系統中除開預定要傳送的信號之外的一切其他信號。噪聲有不同類型，就來源看有內噪聲與外噪聲，前者指由系統內部元件性能參數的無規變化等因素產生的有害信號，而后者指從系統外部混入系統的無用信號。一般而言，外噪聲可以設法避開或削弱，而內噪聲則原則上不可能消除。這就是狹義信息論的一般原理。

[摘要]課程概念是課程研究的邏輯起點，但傳統課程概念大多是以認識論為哲學基礎，其不足在實踐中日漸凸顯，需要我們以新的視角對課程概念進行重新建構。課程與文化緊密相關，以文化為視角來闡釋課程概念可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靜態上的課程是具有教育性的先進文化的方案；動態上的課程是課程研制主體傳承、創造先進文化的過程。

[關鍵詞]課程；課程文化；課程哲學

“課程”一詞作為課程論學科的核心術語，其概念不僅是課程研究的邏輯起點，更是課程實踐的指向航標。但是，研究者們對課程一詞的界定卻遠沒有達成共識，反而在見仁見智的闡釋中使其處于歧義叢生的境地。筆者從審視傳統課程概念出發，分析傳統課程概念的哲學基礎，確定造成課程概念雜亂界定的深層原因，進而借助課程發展史和課程文化等領域相關研究的成果，從文化的視角重新闡釋課程的概念。

一、傳統課程概念的審視

我國課程學者施良方教授曾對課程概念進行過細致的分析和梳理，把近百種的課程概念歸結為六種類型，即：課程即教學科目、課程即有計劃的教學活動、課程即預期的學習結果、課程即學習經驗、課程即社會文化的再生產、課程即社會改造。后來，又有研究者在此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歸納和總結，將后現代主義學者的課程概念囊括其中。

縱觀這些結論，不難看出，幾乎所有的課程概念都主要是以認識論為哲學基礎的，每種概念大都是在認識論的指導下產生的，每種概念都隱含著某些認識論的思想。眾所周知，哲學范疇的認識論是基于認知活動的發生學所形成的相關理論，是探討人類認識的本質和結構，認識的前提和基礎，認識發生、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知識的評判標準等問題的哲學學說，也稱知識論。因此，雖然有些課程概念將課程界定為靜態的學科或經驗，如課程即教學科目、課程即學習經驗等，有些課程概念認為課程是動態的活動或生產，如課程即有計劃的教學活動、課程即社會文化的再生產等；但無論是哪一種課程概念，都沒有逃脫知識論的泥沼。以靜態的學科或經驗為核心的課程概念認為課程是“存儲”知識的容器，而以動態的活動或生產為核心的課程概念把課程當作“運輸”知識的工具，它們都強調對知識的選擇、掌握、傳承和評定，強調知識在課程中的基礎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