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范文10篇

[摘要]以研究和宣傳中國古代科技史聞名于世的李約瑟博士，曾在1944年兩次訪問處于抗戰困苦條件下的浙江大學，本文對這一訪問的歷史背景、詳細經過進行了史料發掘，并就其歷史意義作了初步討論。

[關鍵詞]李約瑟浙江大學中國科技史

一

李約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是世界著名的科學家。早在本世紀三、四十年代，李約瑟就以其對胚胎生物化學的卓越貢獻而飲譽全球，成為該學科的奠基人之一。40年代中期，是李約瑟人生的一個重要"分水嶺"，他的一生由此分為兩個差異很大的前后半生。前半生，主要是作為杰出的生物學家和胚胎學家為世人稱頌，后半生則傾注了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特別感情，以從事中國科技史研究為己任。他受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特別是道家思想的影響，自?quot;十宿道人"，因為他發現他的名字約瑟夫(Joseph)最古老的譯音是"十宿"，以"十宿"諧"約瑟"，隱喻星座，并把自己的中文姓取為"李"，以與老子李聃同姓為榮。

李約瑟作為一個在國際生物學界有重要影響的科學家，癡迷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科技成就，是從二戰期間出使中國開始的。我國抗日戰爭后期（1942-1946），李約瑟博士受英國文化委員會的資助和英國生產部的支持，出任英國駐華使館科學參贊和英國駐華科學考察團團長，并在重慶組建中英科學合作館。他經由印度飛越駝峰進入昆明，在云南、貴州、四川參觀了一些學術單位。在已經經歷了6年抗戰的貧困中國，親自駕車，踏遍大后方的十個省，東南到達閩、粵，西北直上秦、隴和敦煌千佛洞，西南到達云南洱海之濱，行程5萬多公里，訪問了三百余個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機構，接觸到上千位學術界著名人士，其中有竺可楨、李儼、錢寶琮、錢臨照、劉仙洲、郭沫若、傅斯年、李濟、陶孟和、王亞南等人。

他積極地通過英國文化委員會供應當時中國所缺乏的新刊圖書，并從印度代購急需的儀器和化學藥劑；又竭力介紹中國科學家的于國外科學期刊，推薦很多人到英國進修研究。也邀請了一些英國學者來華講學并協助他工作，為當時受日本封鎖的中國科學家、醫生和工程師提供援助。其夫人李大菲（DorothyMoyleNeedham）于1944年也來到中國，夫婦倆活躍在大后方的文化學術界。

摘要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方面的偉大成就，是毫無疑問的，是無法忽視的。但是多年來媒體宣傳給公眾造成的印象和觀念并不正確。我們希望從李約瑟那里得到的東西，很可能并不是我們應該從他那里得到的。

關鍵詞李約瑟媒體道家性偽問題

一、大眾心目中的李約瑟與中國科技史

由于多年來大眾傳媒的作用，李約瑟成了"中國科學史"的同義語。至少在大眾心目中是如此。

通常，大眾心目中的李約瑟，首先是"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因為他主編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為我國的科學文化作了極好的宣揚"，[1]為中國人爭了光。這部巨著新近的"精彩的提煉"，則是R.K.G.坦普爾的《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由國內專家推薦給"廣大青少年讀者"的一部普及讀物，其中共舉出了100個"中國的世界第一"，以至于可以得出驚人的結論："近代世界賴以建立的種種基本發明和發現，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國。"[2]

由于中國至少一個多世紀以來一致處在貧窮落后的狀態中，科學技術的落后尤其明顯，公眾已經失去了漢唐盛世的坦蕩、自信心態。因此這些"世界第一"立刻被用來"提高民族自尊心、樹立民族自信心"。從李約瑟的研究工作被介紹進來的一開始，就是按這樣的邏輯來認識的：李約瑟作為一個外國人，為我們中國人說了話，說我們中國了不起，所以他是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

摘要英國杰出的生物化學家、研究中國科學文化史的權威和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李約瑟（1900—1995）博士最近逝世。他的逝世對中國和中國人民而言是個重大損失，我們因此感到悲傷。該文介紹他一生各階段的活動和工作以及他對發展生物化學、中國科學史和中英友好事業的貢獻。特別討論了他從三十年代以來對中國文化的皈依過程和他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意義。我們還指出，李博士的形象和精神為我們提供一個現成的學習榜樣。李約瑟思想是科學史領域中的寶貴理論財富。最后，作者談到過去二十多年來與李博士個人交往中所得到的感受。

關鍵詞李約瑟，中國，《中國科學技術史》

AbstractDr.JosephNeedham(1900—1995),anoutstandingBritishbi-ochemist,authorityintheresearchfieldofthehistoryofscientif-iccultureinChinaandfaithfulfriendoftheChinesepeople,hadl-eftusrecently.HisdeathisagreatlosstoChinaandtheChinesePeople,andthusmakesusverysorrowful.Hereanaccountisgivenab-outtheactivitiesandworkofeveryperiodofhislifeandhiscon-tributionstothedevelopmentofbiochemistry,to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tothecauseofSino-Britishfrien-dship.TheprocessofhisconversiontotheChinesecivilisationsin-ce1930sandtheimportantsignificanceofhismonumentalwork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areespeciallydiscussedhere.WepointoutthatNeedhamsimageandspiritproviededusaready-madeexam-plewhichisworthlearning.NeedhamThoughtisavaluabletheoritic-alwealthinthefieldofthehistoryofscience.Lastly,theauthort-alksabouthisfeelingobtainedfromhisprivateassociationwithD-r.Needhamduringpastmorethan20years.

KeywordsJosephNeedham,China,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

1995年3月24日晚8時55分，在劍橋大學校園區內一位當代偉人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聞名全球的英國杰出生物化學家、研究中國科學文化史的權威、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李約瑟博士，懷著對中國眷念的深情離開了我們。幾個月前，他曾經來信說，他近來身體欠佳，患了“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disease）即震顫性麻痹，而且已經說不出話了。從他簽名可以看出寫得比過去吃力，將有的字母堆寫在一起。劍橋傳來的消息也說，李約瑟在世的日子恐怕不多了。雖然大家事先已有了思想準備，但他的突然過世不僅在英國，而且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仍然引起悲傷，因為他受到大家的敬愛，知己遍天下。他太熱愛中國了，3月23日還讓人朗讀有關中國的資料［（1）］。他雖已說不出話，但料想臨終前口中還要念出China，China，才能合目。他的過世對他的第二故鄉中國來說，同樣是個重大損失。

李約瑟字丹耀，號十宿道人、勝冗子，英國原名為約瑟夫·尼達姆（Jos-ephNeedham），1900年12月9日生于倫敦的知識分子家庭。他早年攻習生物化學，在劍橋大學岡維爾－基斯學院（Gonville&GaiusCollege）投師于英國近代生物化學之父霍普金斯爵士（SirProf.FrederickGowlandHopk-ins,1861—1947），1922年畢業后作為研究生繼續深造。他的第一項獨立研究是探討神經病的生物化學機制，首次在生物化學與神經生理學、神經心理學之間架起橋梁，接著研究生物化學與胚胎學之間的關系，架起了學科間另一座橋梁［（2）］。這些跨學科的研究擴大了生物化學的應用范圍，導致新的邊緣學科的出現。由于這些研究，他獲得哲學博士和科學博士雙學位。1924年選為學院研究員，留職母校，同年與多羅西·莫伊爾（DorothyMaryMoyle,1898—1989）博士結婚。李夫人后來也在四十年代隨丈夫來華，漢名李大斐，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李大斐擅長蛋白質化學，而李約瑟集中化學胚胎學研究，1931年出版三卷本經典著作《化學胚胎學》（C-hemicalEmbryology），成為這門學科的奠基人。這是李約瑟前半生的主要科學建樹。1933年任副教授，1941年先于李大斐兩年當選為皇家科學院院士。1920—1940年間他除授課、作實驗研究外，還發表許多有關生物化學和科學哲學作品，而科學史也成了他研究的另一熱點。1931年發表《胚胎學史》（HistoryofEmbryology），成為這門科學歷史的第一個作者。他還是劍橋大學科學史系的發起人。30年代以來，李約瑟不僅是杰出生物化學家，還是有進步世界觀的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問題專家。如果他繼續沿著生物化學的路子走下去，他很有可能是另一個霍普金斯式的人物。然而命運卻為他作了另外的安排，使他在科學活動鼎盛時期放棄原有專業，從20世紀最新一門自然科學轉向全新的主攻方向，即對中國科學文化史的探討，從而在后半生與東半球另一端的中國結下不解之緣。

【內容提要】本文從李約瑟難題的兩個重要表述的翻譯問題入手，在考察李約瑟對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總體評價和分析他的“近代科學”這一概念的基礎上，對難題中兩個問題的原始含義作了較詳細的討論，并由此探討了難題的深層結構。文章認為，在難題中，前一問題包含中國科學理論比較落后；后一問題中的“近代科學”指稱以近代科學理論為其基本特征的理論科學，對這一點的忽視，是目前在難題的理解、轉述和求解中存在誤區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最后對難題應該更名的主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關鍵詞】李約瑟難題/問什么

【正文】

現在，不管我們是否愿意，“李約瑟難題”，像“科學革命”這一概念一樣，已經成為科學史領域的一個專業性概念，在這個領域內外被經常使用。與此不相協調的是，對難題的轉述卻呈現出多樣性，在理解上亦有相當的出入。雖然近年來已有學者敏銳注意到難題的本文問題，并作了可貴的探索，（［1］，p.34），但是這個問題尚未引起學界的足夠注意。我們認為，不少轉述，尤其是一些流行的轉述，偏離了李約瑟的原意，在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成就的評價上，在難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一些誤區。例如，我們從麥克米蘭公司出版的《科學史詞典》中可以讀到：“李約瑟表明，大約在1400年以前，中國在科學、技術這兩方面都比歐洲先進。他問：那么中國為什么沒有像15至16世紀的歐洲那樣發展出現代科學文化？”（［2］，p.295）我們要問：認為15世紀以前，中國在科學和技術兩方面都比歐洲先進，這是李約瑟的觀點嗎？國內流行的提法是：中國古代有杰出之科學成就，何以近代科學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國（［3］，p.728，818）？這個提法不像前者那樣極端，但客觀上同前一轉述大同小異。回想國內曾出現過的解題熱潮，不少人也是按這樣的理解去解題的。

因此，無論是作為確定的專業概念，抑或是作為李約瑟研究的一個方面，甚或是為難題的求解尋找新的切入點，都有必要從李約瑟本人的原始表述入手，確定難題的準確含義。本文試圖就此作一嘗試，以就教于學界同仁。

一、難題的兩個重要表述及其譯文

內容提要本文從制度角度對“李約瑟現象”進行了解析。說明了中國古代“官科技”的起因與具體表現。特別是闡釋了它對中國古代與近代科技發展的正、反兩個方面的巨大作用，對李約瑟現象的形成與發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關鍵詞李約瑟現象官科技科學技術史官僚政治

李約瑟博士曾在各種場合、以各種方式提出這樣一個涉及多個學科領域的問題：“為什么在公元八世紀中國社會比西方社會更有利于科學的發展，而到18世紀以后卻阻止了科學的發展呢?”①“為什么近代科學(如我們所知道自17世紀伽利略時代起)不在中國文明(或印度文明)中間產生，而只在歐洲發達起來?”②由于李約瑟博士的特殊學術地位和人格魅力以及這一命題本身內涵的博大精深和極強的擴展性，使它在中國乃至更大范圍內，多年來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國內外的學者們不斷地以各種方式表達和豐富這一命題并給予各種各樣的解答。比如，英國著名科學史家、科學社會學家J．D．貝爾納很早就提出：“有史以來，在大部分期間，中國一直是世界三、四個偉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這一期間的大部分時間中，它還是一個政治和技術都最為發達的中心。研究一下為什么現代科學和技術革命不發生在中國而發生在西方是饒有趣味的?！雹?/p>

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中，從來沒有哪一個外國學者像李約瑟博士那樣受到廣泛的尊敬，也從來沒有哪一個問題像“李約瑟現象”那樣受到廣泛的關注，更從來沒有哪一種思考在問題本身以外讓我們獲得如此多的擴展。學者們圍繞這一問題給出的答案更是林林總總、多姿多彩，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東西方科技史的認識，豐富了我們對東西方古代及近現代社會發展的研究。本文將從一個比較具體、比較直接的角度對這一問題給予解析。

在我國古代，科學技術活動有一個較為特殊(相對同時代的世界各國而言)的特點與現象，即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學習、傳播、科技活動的組織與實施多以官方為主，古代科學家多數同時又是政府官員，④他們進行科技活動的目的，常常是為統治活動服務或邀寵于皇帝，“集中統一”的特征明顯。我們稱這種特點與現象為“官科技”。

“官科技”現象及其制度化存在，在我國古代科技活動中始終占據著主導性地位。其深刻的歷史原因、多方面的表現和巨大的影響等都與李約瑟現象的形成有著極為直接、極為密切的關系。我們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認為它們是一個問題的不同側面——李約瑟現象是中國古代(影響到近現代)科學技術的結果性表述；“官科技”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體制性、事實性表述。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比較全面的剖析，對我們深刻地解讀李約瑟現象大有益處。

一、“李約瑟現象”成因若想真正分析

“李約瑟現象”的成因，有三個帶有前提性的問題應先予以澄清。其一，“李約瑟問題”研究對象為何?其二，“李約瑟問題”研究方法論為何?其三，“李約瑟問題”研究價值為何?我們只有對這三個問題給予解答，才能夠對“李約瑟現象”成因進行探源。

1“李約瑟問題”研究對象“李約瑟問題”研究對象是從本體論的角度對作為研究主體要研究什么客體給予的回答，研究對象不清，也即不知道研究什么就必將走錯研究之路。目前學者們對“李約瑟問題”的研究對象仍處于模糊狀態，一般認為“李約瑟問題”是一種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幾大領域的研究問題，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綜合性。也有學者認為我們仔細分析一下“李約瑟問題”的內容會發現它并不是一個單一的問題，而是包含六個前后邏輯相連的不同問題，從而將“李約瑟問題”變成一個問題集。這些觀點要么是對問題性質進行描述，要么是把問題進一步轉換，仍沒有解答問題的研究對象到底為何。在此，筆者借鑒英國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R·Popper)的三個世界理論來透視“李約瑟問題”的研究對象。波普爾將無限豐富的世界劃分為三個亞世界:“第一，物理客體或物理狀態的世界;第二，意識狀態或精神狀態的世界，或關于活動行為意向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觀內容世界，尤其是科學思想、詩的思想以及藝術作品的世界。”波普爾認為第一世界(世界1)具體來說包括無機自然界中的客觀存在物，如樹木、石頭、宇宙等，生物界中的所有生命現象的結構和活動人腦，還包括人工制品的各種物質基質，如構成書的紙張、雕塑用的雕塑材料等。第二世界(世界2)作為人的主觀精神活動具體地說即包括所有人的心理活動、思維過程、認識活動、心理狀態以及感性和理性認識活動等范疇。當世界3通過世界2作用于世界1的時候，這里的世界2絕不是純粹的精神活動，而是人的活動。第三世界(世界3)作為一種語言文化的客觀知識的世界是人造的。世界3具有客觀性、自主性、實在性的特點。客觀性是指世界3一旦被創造出來，就可以脫離認識主體而獨立存在，成為一種公共性的知識體系，而非私人所獨有。自主性是指“世界3盡管是人類的產物，人類的創造物，但是它也像其他動物的產物一樣，反過來又創造它自己的自主性領域?！睂嵲谛允侵甘澜?能以藝術或符號等表現方式依附在具體世界1的物質實體而存在，如各種精美的雕塑品里凝結了關于雕塑的理論與知識。從波普爾的三個世界理論來看“李約瑟問題”的研究對象，我們會發現，若想研究“李約瑟問題”首先應該對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期間存在于中西方的三個世界的歷史實情有清楚的了解。其次，通過分析三個世界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來透視作為人類文明成果的科學是如何得以發展的，以此來求解“李約瑟問題”。因此，“李約瑟問題”的研究對象為公元前1到公元15世紀期間存在于中西方各自的三個世界之間相互作用關系。人們對三個世界相互作用關系的每一種解釋都將融匯到世界3里。“李約瑟問題”是一個因果性問題，而因果性問題一定是處在一種關系當中的。正是因為三個世界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關系而導致人類文明的發展，從而產生了“李約瑟問題”。依此來看，求解“李約瑟問題”的答案，其實是在追問中西方各個文明何以在三個世界復雜的相互作用中得以發展的?？梢?，“李約瑟問題”確實是一個包容性非常強的問題。從已有的眾多研究成果來看，無論是從宗教、文字還是地理位置、思維方式等角度對問題進行求解，實際上均是從各個角度對三個世界中的各個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出發并從不同的側面進行論證而已。在此，我們可以推斷“李約瑟現象”的產生與“李約瑟問題”具體研究對象的復雜性有關，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們不容忽視的，即到底該如何對三個世界之間相互作用關系進行研究?這將涉及“李約瑟問題”研究方法論的問題。

2“李約瑟問題”研究方法論歷史上凡有重大成就的科學研究通常均是在研究方法論上有新的突破。而研究方法論是一個立體層級結構的體系，從最上位的以思維方式方法為核心的哲學研究方法論層到最具體的學科研究方法論層是多層次、多類型的立體、多面、有機聯系的形式存在。因此，我們也應從不同層級來探尋“李約瑟問題”的研究方法論。從研究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取得突破的核心體現在最高層次的思維方式方法的轉換?！袄罴s瑟問題”的產生是與歷史上發生與中西方不同地域的各自三個世界之間錯綜復雜的相互作用關系分不開。因此，應采用歷史演變的發生學角度以及中西比較的對比研究的思維方式對其進行研究。人們對客觀歷史的理解的“主要目的全在于從假設上去重建一種歷史的問題境況?！薄袄罴s瑟問題”的研究作為一種歷史性、比較性研究，從具體研究方法論的角度來看研究主體必須采用以世界3為中介作為把握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去研究“李約瑟問題”。波普爾曾提出“我們在第一世界中的一切活動都受到我們的第二世界對第三世界的了解程度的影響。”世界2只有將世界3作為自己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才能展開對三個世界以及三個世界相互作用關系的認識活動。人類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簡潔地說，就是人類把自在世界變成自己的文化世界的方式，包括宗教的、藝術的、常識的、科學的和哲學的……。人類作為一種歷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總是在前面世代的主體已經創造出來的世界3基礎上開始自己的行動和思考的。研究主體對世界3掌握的多少，直接決定了其思維方式，從而決定其實踐方式。因此，可以說研究主體以世界3中的多種把握世界的方式為中介去研究“李約瑟問題”，必然得到不同的答案。可以預見，隨著時代的發展，對于“李約瑟問題”的研究，呈現在人們面前的世界必將比世界3會豐富得多，隨著人們對世界3了解的深入，將會有更多的學者以新的世界3為中介的方法去進行研究“李約瑟問題”。

3“李約瑟問題”的研究價值“李約瑟問題”的研究既有內在價值也有外在價值。從內在價值來看，首先，通過“李約瑟問題”的研究開啟了人類認識自身文明史的一扇窗口，它是一個人類文明史上永遠值得探究的有意義的問題，其促進了中西方文明史研究的興起。即使是那些提出“李約瑟問題”是偽問題的學者，其實也是在從另一個側面去證明“李約瑟問題”的研究是有價值的。由于，“李約瑟問題”研究對象的復雜性以及研究者采取了不同的中介化的方式去研究，決定了其標準答案是不可能有的?！袄罴s瑟問題”不僅在答案上是具有無限可能性，而且問題本身也具有無限可能性，這是一個無窮窮舉過程。通過對“李約瑟問題”的研究觸發人們從不同角度進行不斷的分析、論證與探索，在此過程中實現了思想的交流與碰撞，這是其最大的研究價值所在。其次，“李約瑟問題”的研究從深層次引發人們對中西方科技內史與外史的深入了解。人們通過不斷對“李約瑟問題”進行求解的過程來探尋影響科技發展的因素。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必須還原科技發展的真實歷史，這樣人們就能夠加深對科技內史的了解。同時，人們也還必須注意到科技發展受到社會、文化、政治等等因素對科技發展的影響。在研究“李約瑟問題”過程中必將科技的發展置于更復雜的背景下，從而能夠加深人們對科技外史的了解?！袄罴s瑟問題”的研究外在價值體現在人們在“李約瑟問題”的研究過程產生了更高層次的新的研究問題，以及受到了無限的啟示。人類始于迷惘而又將終于更高層次的迷惘。范岱年先生通過對“李約瑟問題”的研究，又提出被學者稱之為“后李約瑟難題”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近代科學文化中國化何以如此艱難的新的研究問題，這又會促使人們展開更高層次的研究。通過對“李約瑟問題”的研究還可以讓人們受到多種啟示，而這也使“李約瑟問題”的研究更具有現實意義。正是“李約瑟問題”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所以也導致人們在對這種價值認同的驅動下投入到對“李約瑟問題”的研究當中。通過以上對“李約瑟問題”研究本體論、方法論、價值論三個前提性問題的分析，我們可以嘗試對“李約瑟現象”的成因進行概括。“李約瑟現象”的產生是由于人們對“李約瑟問題”研究價值的認同，以多樣化的世界3為中介，對“李約瑟問題”具體研究對象(三個世界之間相互作用關系)這個本身具有無限可能的關系體進行求證所導致的結果。正由于眾多學者樂此不疲地對“李約瑟問題”進行求解才產生了“李約瑟現象”。透過這種現象對我們現實社會的教育改革、科技戰略的制定等等均會有所啟示。在此，僅以科學教育所受的啟示為例予以說明。

二、“李約瑟現象”對科學教育的啟示

英國著名科技史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思想史》中，以大量的篇幅討論了朱熹理學的科學思想。其基本觀點有三：其一，朱熹理學是一種有機的自然主義；其二，朱熹理學是現代有機自然主義的先導；其三，朱熹的有機自然主義是科學的。由于長期以來，朱熹理學多被界定為唯心主義哲學，而唯心主義又被認為是與科學相對立的，所以，朱熹理學一直被看作是對科學技術發展起著消極作用的東西。但是，李約瑟對于朱熹理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卻較多地是以一種肯定的方式予以評價。

一．

李約瑟曾經說過：“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所以會共同接受共產主義的思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因為新儒學家和辯證唯物主義在思想上是密切連系的。換句話說，新儒學家這一思想體系代表著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義的，但不是機械的唯物主義。實際上，它是對自然的一種有機的認識，一種綜合層次的理論，一種有機的自然主義?！盵]說朱熹理學是唯物主義，必須首先對朱熹理學中的“理”以及理氣關系作出唯物主義的說明。朱熹的“理”有“所以然之故”與“所當然之則”兩層含義。李約瑟討論朱熹的理較多地是就其在自然界中的意義而言，為此，他把“理”解釋為“宇宙的組織原理”[]。他反對把朱熹的“理”說成是主觀精神性的東西，也反對把朱熹的“理”等同于亞里士多德的“形式”。他說：“軀體的形式是靈魂，但中國哲學的偉大傳統并沒有給靈魂留下席位?！淼奶厥庵匾郧∏≡谟?，它本質上就不象靈魂，也沒有生氣。再者，亞里士多德的形式確實賦予事實以實體性，……但氣卻不是由理產生的，理不過是在邏輯上有著優先性而已。氣不以任何方式依賴于理。形式是事物的‘本質’和‘原質’，但理本身卻既不是實質的，也不是‘氣’或‘質’的任何形式?！碓谌魏螄栏竦囊饬x上都不是形而上的（即不像柏拉圖的‘理念’和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那樣），而不如說是在自然界之內以各種層次標志著的看不見的組織場或組織力。純粹的形式和純粹的現實乃是上帝，但在理和氣的世界中，根本就沒有任何主宰?！盵]這樣，李約瑟實際上把朱熹的“理”看作是客觀世界的秩序、模式和規律，而否認其中包含任何精神性的東西。

就朱熹的理氣關系而言，李約瑟在把理界定為“宇宙的組織原理”的同時，把氣解釋為“物質——能量”。在理氣先后問題上，朱熹曾說過：理氣“本無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盵]又說：“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后？”[]“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后有是氣?！盵]這里既有理氣不可分離、不分先后的觀點，也有理先氣后的說法。對此，李約瑟說，這是“把宇宙生成論的問題和形而上問題輕易地混淆在一起；‘先’和‘后’也可以解釋為‘實在’與‘現象’”[]。按照李約瑟的解釋，朱熹講理氣本無先后，是從宇宙生成論而言的；而講理先氣后，是從形上學而言的。就朱熹講理氣本無先后而言，說朱熹理學包含唯物主義因素，這應當不成問題。但是，朱熹又講理先氣后，李約瑟以為，這里的理“不過是在邏輯上有著優先性而已”。這是吸取了馮友蘭先生的邏輯在先論。這樣，朱熹理學中既講理氣本無先后又講理先氣后而出現的自相矛盾，被李約瑟看作是“把宇宙生成論”的問題和形而上問題“輕易地混淆在一起”所致。但李約瑟還是認為，在朱熹理學中，理氣本無先后比起理先氣后更為重要。

為此，李約瑟認為，朱熹在理氣先后問題上實際上是“認為物質——能量和組織在宇宙中是同時的和同等重要的，二者‘本無先后’，雖然后者略為‘優先’這種信念的殘余極難舍棄”[]。李約瑟還認為，朱熹之所以難以舍棄理略為“優先”的信念，“理由乃是無意識地具有社會性的，因為在理學家所能設想的一切社會形式中，進行計劃、組織、安排、調整的管理人，其社會地位要優先于從事‘氣’——因而是‘氣’的代表——的農民和工匠”[]。

由此可見，李約瑟把朱熹理先氣后的觀點歸于形而上問題，而把其理氣不可分離、不分先后的觀點當作宇宙生成論問題而突出出來，作為朱熹科學思想的基礎。正是基于這一點，李約瑟明確認定朱熹的科學思想屬唯物主義。

李約瑟的巨著SCIENEE＆CIVILISATIONINCHINA（以下簡稱SCC）有兩個中文全譯本：《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和《中國科學技術史》。單從譯名而言，似乎后者不夠貼切。事實上李約瑟本人對這個譯名也有所保留。（參見〔1〕，p．515）當然名稱本身或許并不重要，但是由此卻引出了一個科學史觀的問題。筆者認為在SCC中，文明（文化）與科學是密切相關的，因而不可忽略。這正是李約瑟科學史觀的特點。本文試圖闡明這一在學術界尚未得到足夠重視的特點，并就有關的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科學史是人類文明史的一個部分

李約瑟在SCC第一章序言中指出：“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科學史是人類文明史中一個頭等重要的組成部分?！保ā?〕，p．1）科學史的發展既影響文明史的進程，也受文明史的制約。因此它的研究不能孤立地進行，而必須具備統觀人類文明的廣闊視野。這可以說是李約瑟研究科學史的指導思想。

按照英美文化學及科學史的傳統，“文化”與“文明”在其廣義上可以混用，而科學技術作為一個組成部分則包含在其中。在文化學方面，泰勒（EdwardBurnettTylor,1832-1917）對“文化”概念作了基礎性的開拓。他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的整體。”（〔3〕，p．99）顯然，科學作為知識被排到了第一位。這個經典定義在西方具有深遠的影響。繼泰勒之后，弗雷澤（J.Frazer1854-1941）進一步從進化的角度提出了“巫術——宗教——科學”的發展模式，在西方科學史中引起廣泛地共鳴。比如，李約瑟關于中國古代科學技術主要起源于道教的觀點，便與弗雷澤的影響有關。（參見〔4〕，p．304）繼弗雷澤之后，馬林諾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wski,1884-1942）進一步完成了文化學從古典研究到現代研究的轉折，他從泰勒的廣義文化著眼，打開了跨學科研究文化動態發展的大門，揭示了文化功能的整體性。精通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馬林諾斯基對于開拓科學史家的視野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科學史方面，薩頓（GeorgeSarton,1884-1956）的五卷本《科學史導論》給李約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約瑟指出，“它是一部卓越的巨著”，并且“將永遠是指引這方面研究的寶庫，同時也是提供資料的百科全書?！保ā?〕，p．42）《科學史導論》在內容上包括三大系列：一，總概述（以年代為序）二，不同文明概述（猶太、穆斯林、印度、中國等）三，各門科學發展概述（數、理、化、生等）。顯然，這是一個既有“總”又有“分”；既有“塊”又有“條”的龐大體系結構。薩頓自稱：“我這部《科學史導論》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人類文明的首次概觀”?！拔遗磩澇鲆环拿鲌D，它盡可能地全面和精確，卻又足夠簡單；盡量避免不必要的細節，盡量濃縮，而又不有損于全面的看法?！保ā?〕，p．159）在這個設計的背后包含著他的科學史觀：“簡言之，按照我的理解，科學史的目的是，考慮到精神的全部文化和文明進步所產生的全部影響，說明科學事實和科學思想的發生和發展。從最高的意義上說，它實際上是人類文明的歷史?！保ā?〕，p．29）

李約瑟高度評價薩頓的《科學史導論》還因為：“在一切關于科學史的著作中，它是最先詳細地談到許多中國科學家和他們的成就的?！斎?，該書采用的百科全書式的方法無法對世界的這一部分的科學發展給出一個連續的史實?！保ā?〕，p．42）薩頓不能做到的事李約瑟做到了。SCC正是一部專門系統介紹中國古代科學文化的百科全書。在內容上它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導論。它介紹了中國的地理、歷史、語言以及科學文化傳播、交流的概況。第二部分，科學思想史。它從哲學的角度概述了各家傳統對科學發展所起到的作用。第三部分，各門科學史。它按數、理、化、生的順序依次介紹了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及成就。第四部分，結論。它集中探討了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社會、文化背景?？梢钥闯?，前三個部分與薩頓的“三大系列”具有某種對應關系。仿佛李約瑟的SCC是薩頓《科學史導論》的一種縮影。第四部分則表明了，李約瑟在把科學史當作文明史來研究這一點上比薩頓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寫法在某些專業科學史家看來或許太過于廣泛。然而李約瑟卻不這么看，他認為：“在這部交響樂中并沒有一個多余的音符?！保ā?〕，p．1）這正好表明了其科學史觀的人文主義特點。

一．

李約瑟曾經說過：“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所以會共同接受********的思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因為新儒學家和辯證唯物主義在思想上是密切連系的。換句話說，新儒學家這一思想體系代表著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義的，但不是機械的唯物主義。實際上，它是對自然的一種有機的認識，一種綜合層次的理論，一種有機的自然主義?！盵]說朱熹理學是唯物主義，必須首先對朱熹理學中的“理”以及理氣關系作出唯物主義的說明。朱熹的“理”有“所以然之故”與“所當然之則”兩層含義。李約瑟討論朱熹的理較多地是就其在自然界中的意義而言，為此，他把“理”解釋為“宇宙的組織原理”[]。他反對把朱熹的“理”說成是主觀精神性的東西，也反對把朱熹的“理”等同于亞里士多德的“形式”。他說：“軀體的形式是靈魂，但中國哲學的偉大傳統并沒有給靈魂留下席位?！淼奶厥庵匾郧∏≡谟?，它本質上就不象靈魂，也沒有生氣。再者，亞里士多德的形式確實賦予事實以實體性，……但氣卻不是由理產生的，理不過是在邏輯上有著優先性而已。氣不以任何方式依賴于理。形式是事物的‘本質’和‘原質’，但理本身卻既不是實質的，也不是‘氣’或‘質’的任何形式?！碓谌魏螄栏竦囊饬x上都不是形而上的（即不像柏拉圖的‘理念’和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那樣），而不如說是在自然界之內以各種層次標志著的看不見的組織場或組織力。純粹的形式和純粹的現實乃是上帝，但在理和氣的世界中，根本就沒有任何主宰?！盵]這樣，李約瑟實際上把朱熹的“理”看作是客觀世界的秩序、模式和規律，而否認其中包含任何精神性的東西。

就朱熹的理氣關系而言，李約瑟在把理界定為“宇宙的組織原理”的同時，把氣解釋為“物質——能量”。在理氣先后問題上，朱熹曾說過：理氣“本無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盵]又說：“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后？”[]“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后有是氣?！盵]這里既有理氣不可分離、不分先后的觀點，也有理先氣后的說法。對此，李約瑟說，這是“把宇宙生成論的問題和形而上問題輕易地混淆在一起；‘先’和‘后’也可以解釋為‘實在’與‘現象’”[]。按照李約瑟的解釋，朱熹講理氣本無先后，是從宇宙生成論而言的；而講理先氣后，是從形上學而言的。就朱熹講理氣本無先后而言，說朱熹理學包含唯物主義因素，這應當不成問題。但是，朱熹又講理先氣后，李約瑟以為，這里的理“不過是在邏輯上有著優先性而已”。這是吸取了馮友蘭先生的邏輯在先論。這樣，朱熹理學中既講理氣本無先后又講理先氣后而出現的自相矛盾，被李約瑟看作是“把宇宙生成論”的問題和形而上問題“輕易地混淆在一起”所致。但李約瑟還是認為，在朱熹理學中，理氣本無先后比起理先氣后更為重要。

為此，李約瑟認為，朱熹在理氣先后問題上實際上是“認為物質——能量和組織在宇宙中是同時的和同等重要的，二者‘本無先后’，雖然后者略為‘優先’這種信念的殘余極難舍棄”[]。李約瑟還認為，朱熹之所以難以舍棄理略為“優先”的信念，“理由乃是無意識地具有社會性的，因為在理學家所能設想的一切社會形式中，進行計劃、組織、安排、調整的管理人，其社會地位要優先于從事‘氣’——因而是‘氣’的代表——的農民和工匠”[]。

由此可見，李約瑟把朱熹理先氣后的觀點歸于形而上問題，而把其理氣不可分離、不分先后的觀點當作宇宙生成論問題而突出出來，作為朱熹科學思想的基礎。正是基于這一點，李約瑟明確認定朱熹的科學思想屬唯物主義。

關于朱熹理學的有機自然主義，李約瑟認為，朱熹所謂理氣不可分離，即“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不僅表明朱熹的理與氣不能等同于亞里士多德的形式與質料，而且反映出現代有機主義的基本觀點，即物質——能量與組織的相互結合、不可分離。他說：“朱熹以其中世紀的方式肯定理和氣的普遍的互相滲透，反映了近代科學的立足點?！盵]對于朱熹所說：“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以及太極派生萬物又寓于萬物之中的“理一分殊”，李約瑟說：“當我們進一步考察這一精心表達的自然體系時，我們不能不承認宋代哲學家所研究的概念和近代科學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無不同?！盵]此外，李約瑟還從現代有機主義的觀點出發，對朱熹關于宇宙結構及演化、生命起源及人類產生等思想進行了分析，并給予高度評價，進而把朱熹理學解釋為“對有機主義哲學的一種嘗試，而且決不是不成功的一次嘗試”[]。

【內容提要】朱熹是李約瑟用以說明道家有機論自然觀對中國科學技術有促進作用的三個典型之一。這三個典型中，朱熹是對科學技術研究最多的。朱熹在科學技術領域的思想，直接淵源于沈括，而指導沈括作出進行科學探索活動的思想則來之于道家、道教。這促使我們深入研究朱熹在具體科學領域的思想與道家、道教的關系。本文考察了宇宙演化與宇宙結構、生命科學與醫學、氣象科學等領域，指出，這些領域中朱熹的思想，與道家、道教確實有淵源關系。指導朱熹得出這些思想的道家有機論自然觀，既對西方有影響，也對朱熹身后中國科技的發展有影響。

【關鍵詞】朱熹/李約瑟/科學技術/道家/道教

【正文】

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鄒衍、董仲舒、朱熹是李約瑟用以分析說明道家的有機論自然觀對中國科學技術的關系的三個典型例子。鄒衍為陰陽家，但先秦之后陰陽家消失，其思想被黃老道家、道教繼承。董仲舒用陰陽五行作為思想框架來容納儒家思想，實際上是吸收了黃老道家的很大一部分思想。朱熹進一步超越了董仲舒，不僅吸收了道家、道教的很多思想，而且如同道教一樣，在科學技術領域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本文擬考察朱熹的科學思想與道家、道教的聯系。

一、朱熹科學思想的直接淵源

如同道家、道教把道和氣作為兩個最基本的范疇一樣，在朱熹的理論體系中，理與氣也是最基本的范疇，而且是體用無間的。朱熹既講從理到氣，也講氣與理的關系，所以有可能吸收和容納很多自然科學的知識和材料。他說：“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保╗1]，卷15）朱熹的窮理固然是為了把握天理，但他也沒有漠視日用生活?！懊锒葦到杂欣泶嫜?，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于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于世用?！保╗1]，卷18）正是基于這個認識，朱熹為窮理學習了廣泛的知識。他讀過《黃帝內經》、張橫的《靈憲》、張載的《正蒙》、沈括的《夢溪筆談》、歷代的《天文志》、《儀象法要》([2],p.5164)、《天經》、《步天歌》([2],p.5201)對歷代的地理和動物學、植物學[3]、醫學、樂律、算學[4]等等方面的知識，也有廣泛的涉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