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檻范文10篇

[內容摘要]時代呼喚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人材，時代也呼喚素質教育過程中培養學生質疑能力的教師。而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質疑能力則是創新意識、創新能力的基礎。要創設的,培養學生質疑的習慣，培養學生質疑能力的方法。

[關鍵詞]素質教育創新思維質疑能力培養質疑能力的方法

在實施素質教育的，時代已向的要求：教育要以創新能力的培養為目的，以地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為衡量教育成敗的標準。時代呼喚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人材，時代更呼喚素質教育過程中培養學生質疑能力的教師。而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質疑能力則是創新意識、創新能力的基礎。教育家陶行知說：“發明千千萬萬，起點是一問?！痹诔醵锢碚n本一開始就談到科學探究方法的步：“觀察與問題?！庇纱丝梢?，學生學會“質疑”才能跨進創新思維的門檻。在十多年的物理教學實踐與教育教學理論學習中，我對培養學生的質疑能力有感悟，現與大家交流幾點。

一、培養質疑能力的必要性

質疑是較的分析后的疑問，質疑是思維的批判性的。善于問題，才能問題，質疑是思維的開始，的質疑往往的開始。從人類的認識發展規律看，任何科學發明與往往從質疑開始，從釋疑入手，從無疑到有疑，再從解釋到創新。物理學史的每階段的進展幾乎從質疑開始的，例如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力是維持物體運動的原因”，伽利略對此質疑，指出“物體在受到外力時可勻速直線運動狀態”，后牛頓，總結出了牛頓運動定律，從而奠定了經典力學的基礎。從事例可以看出質疑能力是多么。難怪愛因斯坦指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解決問題也許僅僅是數字或實驗上的技能而已，而新的問題，卻需要性的想象力，而且標志著科學的真正進步”。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對此也深有體會：“科研工作者來說，最的是會不會問題”。由些可見，在物理教學過程中，讓學生學會質疑，能激發學生的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創新能力。

二、創設的,培養學生質疑的

為進一步推進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建立和健全我省養老保險體系，根據《浙江省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有關規定，現就完善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低門檻準入、低標準享受”辦法提出如下意見：

一、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數和比例

(一)參保職工以本人月工資為繳費基數，其中月工資低于全省職工月平均工資60％的，按照60％確定；高于全省職工月平均工資300％的。按照300％確定。如職工工資收入記錄不全的，按照當地職工月平均工資確定繳費基數。職工月工資可按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資計算。參保企業按照全部職工工資總額作為單位繳費基數。

(二)參保企業和職工個人的繳費比例，由各統籌地區結合當地實際確定，企業繳費比

例最低不得低于12％；職工個人繳費比例最低不得低于4％，最高不超過8％。

二、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

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時代，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消費已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消費最終由居民和政府承擔，其中居民消費是最終消費的主體，是拉動GDP增長的內生動力。我國擁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體，2017年已經超過4億人［1］，中等收入群體是我國消費的主力軍，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重能有效擴大居民消費，促進經濟順利轉型。黨的報告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將“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明確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重要內容，提出要“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國務院也先后密集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擴大和升級消費持續釋放內需潛力的指導意見》（國發［2017］40號）等政策措施。這顯示，著力破除制約消費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推動居民尤其是中等收入居民群體消費升級已經上升為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關切點和著力點。但我國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一直處于世界偏低水平，較高的稅負水平極大制約居民消費，如何發揮稅收作用促進中等收入居民群體消費升級，進而擴大全國內需，已成為稅收制度和政策改革的重要考量。本文基于稅收負擔的角度，利用門檻回歸模型，引入居民收入作為門檻變量，分析宏觀稅負、間接稅負及直接稅負對城鄉居民消費的非線性影響，進一步尋求稅收負擔對城鄉不同收入居民群體消費的影響規律，為我國實現消費驅動發展戰略，社會收入分配結構由“金字塔”型轉為穩定的“橄欖型”提供政策參考。

1文獻評述

國外學者關于財稅政策對居民消費影響的非線性效應研究中，不同學派觀點差異較大。Gia⁃vazzi發現在丹麥和愛爾蘭的財政緊縮期間其財政政策能促進私人消費，該發現極大挑戰了傳統凱恩斯理論［2］，隨后國外學術界對財政政策非線性進行了大量研究。Bertola從理論角度建立最優模型，認為財政支出能對居民消費產生非線性效應［3］。Amano研究發現個人消費在短期和長期存在較大的差異，并且財政支出對居民的消費也存在顯著性的非線性影響［4］。Wang實證研究財政消費性支出和投資性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發現政府消費性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了顯著的非線性效應［5］。Wis⁃sem使用門檻回歸模型分析財政政策對私人消費的影響，發現稅收收入一旦超過了臨界閥值便會產生非凱恩斯效應［6］。Goldin從稅收凸顯角度分析稅收對不同居民消費的影響，發現征收消費稅和銷售稅會顯著降低低收入人群對香煙的需求，對于高收入人群的卷煙消費卻不顯著［7］。我國學者關于財稅政策與居民消費之間非線性影響的研究中，如張明喜、王立勇、方紅生、儲德銀等研究了財政政策緊縮和擴張兩個時期的政策總效應對農村居民消費均產生顯著非凱恩斯效應［8-11］。徐斌基于相對收入假說理論，發現收入差距對東部和中西部地區消費影響效果存在較大的差異，財政支出對東部和中西部都產生顯著的非線性影響，但是東西部呈現“正U”形分布，而中部呈現相反的“倒U”形分布［12］。毛軍從財稅政策和收入差距的角度分析稅收負擔對居民消費存在非線性影響，研究表明非線性效應非常顯著［13］。許多學者從各個角度分析稅收政策對中國居民的消費影響，如洪源從民生財政收入切入，分析了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約束下民生財政對居民消費的影響，運用居民收入作為門檻變量分析中國的財政收入對居民消費存在顯著的雙重門檻效應，并且呈現“先增后減”的“倒U型”的非線性效果［14］。王結玉認為應重點關注個人所得稅制對中等收入群體消費的影響，運用稅收政策努力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使低收入群體向高收入群體轉化［15］。國內學者關于城鄉居民稅收負擔的測算以及對居民消費影響的研究中，關于間接稅負擔的實證研究較多。聶海峰等認為間接稅負對居民收入調節具有重要的意義，應合理設置間接稅負比重，防止間接稅累退效應影響中低收入群體消費［16］。汪昊等發現農村居民的間接稅負大于城鎮居民，并測算出中國城鄉居民間接稅負擔均呈U型［17］。趙艾鳳等認為我國消費稅雖然對城鄉收入差距的調節效果有限，但是在2009年之后成品油消費稅成為影響消費稅分配效應的最主要因素［18］。楊森平等通過計算和比較間接稅后及稅前泰爾指數，發現間接稅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以逆向調節為主，當前我國城鄉居民單位收入所承擔的實際間接稅差異是促使間接稅加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19］。陳建東等研究發現消費稅在不同的時期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存在差異，在2000—2011年起到正向調節作用，然而在2012—2017年消費稅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卻轉為逆向調節［20］。許坤等利用廣義矩估計的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對稅收負擔影響收入分配差距的機理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稅收負擔并不直接影響收入分配差距，但能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和政府投資間接影響收入在企業和居民部門間的分配［21］。國內也有部分學者研究了收入與居民消費以及居民消費升級等問題。韓玉萍等發現總收入及收入來源的不確定性對居民消費在地區上存在顯著差異，其中總收入不確性促進了東、西部農村居民消費，但抑制了中部消費［22］。李衛華從制度創新的角度研究了居民城鄉收入差距，提出居民工資性收入、居民財產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的城鄉差距都很大［23］。陳浩等發現城鎮居民消費結構與收入階層存在較大的差異，低收入群體主要為生存型消費，中等收入群體體現為擴大發展型消費，而高收入群體主要表現為享受型消費趨勢，并且三種消費類型依次從低收入群體向高收入群體轉變［24］。綜上，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為稅收負擔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思路。但已有的研究大多從財稅政策或稅收負擔角度研究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或單獨研究城鄉居民消費問題，研究結果各不相同。本文將基于門檻回歸模型，以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作為門檻變量分析宏觀稅負、直接稅負以及間接稅負對城鄉居民消費的非線性影響。

2稅收負擔對居民消費的非線性門檻效應實證檢驗

2.1門檻模型的設定。本文借鑒Hansen靜態面板門檻回歸方法進行實證研究［25］。門檻回歸模型是指當經濟參數達到特定的數值后，引起另一個經濟參數發生結構性突變的計量研究方法，該方法以殘差平方和最小化為條件確定門檻值，并檢驗門檻值的顯著性，該方法克服了主觀設置架構突變所產生的偏誤。在進行靜態面板門檻模型估計時，首先需要對門檻值γ和模型變量參數估計值α進行估計，然后判斷門檻值是否顯著并對門檻值的置信區間進行估計。可以分為以下四個步驟進行檢驗：首先將任意γ0作為初始值賦予γ，并且在給定的門檻值下，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計模型的各個參數值以及對應的殘差平方和。然后以殘差平方和最小化s1(γ)值來獲得γ的估計值γ ̂=argminS1(γ)，從而找到最優門檻估計值。第一個假設檢驗的原假設為H0:α1=α2，備擇假設為H1:α1≠α2，通過構造F統計量F=[S]0-S1(γ) ̂σ ̂2來判斷門檻值是否顯著，其中S0為原假設的殘差平方和。第二個假設檢驗的原假設為H0:γ ̂1=γ0，備擇假設為H1:γ ̂1≠γ0，通過構造似然比函數LR=[S]1(γ)-S1(γ) ̂σ ̂2來檢驗門檻值是否等于真實值，由于統計量均不服從標準正態分布，因此運用自抽樣法（Bootstrap）來得到F檢驗的漸進分布和概率P值，以此來提高檢驗的顯著性。在通過第一個檢驗后，第二個檢驗也通過在10%的顯著性水平，表明靜態面板門檻模型存在雙門檻效應。由于我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分別建立稅收負擔對城鎮消費和農村消費的影響，本文擬考慮設定如下靜態面板門檻模型設定進行研究。式中：（1）和（2）分別表示三種稅收負擔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消費影響是否存在雙門檻效應模型組。其中下標i代表地區；t代表時間；czconsit表示城鎮人均消費；ncconsit表示農村人均消費；czincit表示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ncincit表示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I(•)為指標函數；Xit表示稅收負擔；γ1和γ2為待估測的門檻值；Zit表示外生控制變量；μi表示個體擾動項；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2.2數據的來源與變量說明。本文選取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除港澳臺外）2002—2017年的省市面板數據作為數據樣本，本文涉及的原始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稅務年鑒》、EPS數據庫。31個省市的稅收數據含其所轄計劃單列市的數據（大連、寧波、廈門、青島、深圳）。為了消除價格指數的影響，所有的變量指標都以2002年為基期利用各省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進行平減（2002年=100），為了消除異方差和量綱的問題，所有的絕對數變量指標都進行對數化處理，以進一步增強數據的平穩性，具體數據見表1描述性統計。數據來源方面，模型的被解釋變量選取各地區的城鎮居民人均消費czconsit、農村居民人均消費ncconsit。解釋變量選取全國稅務部門分地區稅種的稅收合計占各地區GDP比重（宏觀稅負trit）；各省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總和占各個地區GDP比重（間接稅負trjjit）；各省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占總各地區GDP比重（直接稅負trzjit）。門檻變量：城鎮居民人均收入czincit；農村居民人均收入ncincit。控制變量：城鄉收入差距變量cxgapit用i省份t年的城鄉人均收入比值來表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變量pgdpit；民生支出zcczit用i省份t年的各地的教育支出、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三個項目的總和表示；urbanit表示城鎮化，用i省份t年的城鎮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比重表示；教育eduit用i省份t年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數表示；對外開放程度openit用i省份i年的進出口總量與GDP的比重來測算，各變量描述統計見表1。2.3門檻效果檢驗與門檻值估計。表2報告了分別以宏觀稅負、間接稅負和直接稅負為核心解釋變量，居民人均收入為門檻變量，居民消費為被解釋變量，分別對城鎮和農村進行了雙重門檻檢驗，采用自抽法（1000次）反復抽樣后模擬計算得到F值及伴隨概率P值門檻效應結果。實證結果表明，不管是以何變量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對于城鎮和農村的居民消費都會產生單一門檻效果。對于城鎮居民而言，當宏觀稅負和間接稅負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時，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對城鎮居民的人均消費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表明存在雙重門檻效應。對于農村居民而言，只有當宏觀稅負為核心解釋變量時才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表明存在雙重門檻效應，當間接稅負和直接稅負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時，農村的人均收入沒有對農村居民的消費產生雙重門檻效應。不管是以何變量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對于城鎮和農村的居民消費而言都沒有產生三重門檻效應，于是本文將采用雙重門檻效應模型進行計量分析。當存在雙重門檻效應時，表3列出了具體門檻值以及門檻值的置信區間。對于城鎮居民消費而言，當分別以宏觀稅負和間接稅負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時存在相同的門檻值，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門檻值和第二門檻值分別為9.6707（15846元）和10.0899（24098元）；當以直接稅負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時不存在第二門檻值。對于農村居民消費而言，當以宏觀稅負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門檻值和第二門檻值分別為8.3851（4381元）和9.251（8982元），而以間接稅負和直接稅負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則不存在第二門檻值，因為只存在單一門檻效應。由于我國正處于中等收入階段，本文根據門檻模型測算出來的門檻數和門檻值，進一步可將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劃分為低等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個階段。具體收入水平等級劃分見表4（以2002年價格）。2.4實證結果分析。門檻模型的變量具體估計結果見表5和表6。表5是對城鎮居民消費的變量的估計，對于城鎮居民消費而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小于15846元的低收入階段，宏觀稅負對城鎮居民消費的影響為負，彈性系數為-0.808，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846~24098元之間時，宏觀稅負對城鎮居民的消費的影響迅速減少，彈性系數為-0.452，當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24098元時，宏觀稅負對城鎮居民的消費的影響變為-0.06，但是效果不顯著。CFPS數據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8》顯示，2016年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約1/3的財富，低端25%的家庭僅僅擁有社會財富的1%左右，高收入人群占比較少，所以無法帶動整體消費。宏觀稅負對高收入人群的影響效果不顯著，對中低收入群體產生顯著的抑制效果，因此，目前我國宏觀稅負不利于中低收入群體比重擴大以及消費升級。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小于15846元的低收入階段，間接稅負對城鎮居民的消費的影響效果為負，彈性系數為-1.010，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5846~24098元之間時，間接稅負對城鎮居民的消費的影響迅速增加，彈性系數為-1.215，當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24098元時，間接稅負對城鎮居民的消費的影響的彈性系數為-0.647。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對居民的消費產生“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影響了居民消費可支配收入的下降以及勞務商品的價格上升使得對居民的消費產生顯著的抑制作用，與此同時，間接稅的累退效應使中等收入群體擁有較大的稅負，阻礙了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城鎮居民由低收入群體向高收入群體轉變的階段，隨著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和邊際消費傾向逐漸遞減，并且城鎮居民又擁有較高的儲蓄傾向，稅收負擔抑制效果逐漸變強。城鎮居民由中等收入群體向高收入群體轉變時，消費結構由中低檔轉向高檔使得勞務商品的價格對高收入群體影響較小，稅收負擔對城鎮居民高收入群體的消費抑制作用降低。表6輸出的結果為對農村居民消費的變量的估計。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小于4381元時，宏觀稅負對居民的消費影響為負，彈性系數為-1.955，當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4381~8982元時，彈性系數為-0.244，當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8982元時，宏觀稅負對農村居民的消費產生的影響變為正，彈性系數為0.368，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稅收負擔對農村居民消費擠出作用扭轉成擠入效應，稅收收入的增加使得政府可以將更多的稅收通過轉移支付重新分配到農村居民手中，居民的收入水平間接增加，從而購買力水平增強，政府的補貼能有效提升農村居民的消費。稅收的再分配效應從“政府偏向型”轉向“居民偏向型”在農村居民消費中得到良好的體現。以間接稅負和直接稅負作為核心解釋變量研究農村收入對農村消費的影響時，不存雙門檻效應，只存在單一門檻效應，但是也對消費產生較大的負向影響。此外，從表5和表6的控制變量來看，對于城鎮居民而言，城鎮收入差距對居民消費起到促進作用，不難發現城鎮收入差距大的地區往往經濟水平較高，這意味著高的收入預期與收入水平和低的失業率，使城鎮居民都具有較高的消費傾向，從而促進城鎮居民的消費。但是對于農村居民而言，雖然經濟水平較高的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大，但是在全國物價水平大體接近的情況下，農村與城鎮的收入差距越大，越發抑制農村居民的消費。政府的民生財政支出對居民的消費都產生了促進作用，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大額剛性支出”間接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能有效降低居民的儲蓄傾向，進而釋放居民預期消費。高等教育人數的增加對與城鎮和農村而言都起到了負向的抑制作用，原因在于畢業生剛剛步入社會，工資水平普遍較低，社會壓力競爭大，即使有較強的消費傾向，但沒有太大的消費能力。在對外開放程度方面，外需低迷，貿易摩擦不斷，依賴出口貿易的企業利潤持續下降，影響了企業的經營，也間接抑制了居民消費。城鎮化的提高有利于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消費，并且擁有較高的系數，城鎮化有利于城鎮資源的有效配置及勞動生產水平的提高，并且可以為農村居民創造出比農業就業崗位更高增長率的工資收入，所以城鎮化對城鎮農村居民消費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

3結論與建議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對刑法、尤其是經濟刑法的修改和完善非常頻繁，《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進一步貫徹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現行刑法進行了較大范圍的、順應刑法發展的、符合人類文明的修正，凸顯出諸多亮點，其中假藥罪入罪門檻的降低尤其引人注目。本文就此項修改的當代價值作一探討，希望能夠拋磚引玉。

一、降低入罪門檻的基本解讀：與刑法謙抑原則不相矛盾

所謂降低入罪門檻，就是指入罪的標準降低了，構成犯罪更容易了。降低入罪門檻一般發生在同一性質的危害行為的范圍內，表現之一是減少犯罪構成要件，例如取消犯罪客觀方面的結果要件（實害結果和危險結果）和情節要件，以及取消犯罪主觀方面的目的要件等；表現之二是擴大犯罪構成要件的涵蓋范圍，例如擴大犯罪主體和犯罪對象的范圍，以及增加犯罪主觀方面的內容等。其結果是該行為構成犯罪的范圍由窄變寬，犯罪圈擴大了，刑法調控的范圍也增加了。刑法謙抑原則是刑事法治發展的必然訴求，是當代刑法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之一。刑法謙抑存在的正當性是由刑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刑法的嚴厲性決定的。即由于刑法的制裁措施最為嚴厲，其他法律的實施都需要刑法的保障，刑法便在法律體系中處于保障法的地位，只有當其他法律不足以抑止違法行為時，才能適用刑法，這就決定了必須適當控制刑法的處罰范圍。又由于刑法所規定的刑罰方法在具有積極作用的同時具有消極作用，故必須適當控制刑法的處罰程度。1

最早將謙抑之概念運用于刑法領域的是日本主觀主義大師宮本英修，他認為：“犯罪是社會的必然現象，不可能根絕，如果勉強非要根絕犯罪的話，就會導致肆意侵害個人利益……因此刑罰的行使是有限度的，刑法應當進行自我謙抑……?！?

學界對刑法謙抑問題的探討由來已久，呈現出諸多觀點和成果。關于刑法謙抑的內涵或稱本質的界定是中外學者探討最為集中的部分。日本學者平野龍一指出刑法謙抑的三個含義“：第一是刑法的補充性。即使是有關市民安全的事項，只有在其他手段如習慣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會的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的規制不充分時，才能發動刑法。……第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谌切谭ǖ膶捜菪?，或者可以說是自由尊重性。即使市民的安全受到侵犯，其他手段沒有充分發揮效果，刑法也沒有必要無遺漏地處罰”。3

其實，平野龍一關于刑法謙抑的核心觀念只有一個：對于某種危害行為，只要能夠采取其他手段充分抑止，就不要將其規定為犯罪。我國學者的代表性觀點有兩種：一是從刑法的調控廣度和深度層面進行界定。“刑法的謙抑性，是指刑法應依據一定的規則控制處罰范圍與處罰程度，即凡是適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種違法行為、足以保護合法權益時，就不要將其規定為犯罪；凡是適用較輕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種犯罪行為、足以保護合法權益時，就不要規定較重的制裁方法。”4二是從經濟分析角度進行界定?！爸t抑，是指縮減或者壓縮。刑法的謙抑性，是指立法者應當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而用其他刑罰替代措施），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地預防和抗制犯罪。”5

時下常聽到這樣的聲音：“教數學真累，學生真笨！”；“學習數學真沒勁，苦死了！”。教師厭教，學生厭學。

真的如他們所說，數學是那么的無趣？“如果輝煌的知識文明總是給人們帶來如此沉重的身心負擔，那么再過千百年，人類不就要被自己創造的精神成果壓的喘不過氣來？”。造成如此尷尬的境地，大到國家的教育機制有待健全和完善；小到各個學校的教育指導思想偏離了教書育人的目的，一味地追求升學成績。而關鍵在于我們站在教育戰線上的教育工作者沒有讓學生感受經歷學習數學的以下幾個過程：

一、感受跨進數學知識門檻的過程

俗語說的好：“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這師傅把徒弟領進“門”是個關鍵，這“門”都沒進去，如何談“修行”？你看我們有的教師是如何把新生領進數學之門的：

“同學們：我們在學習上要‘博學而參省乎己’，要不斷積累，像積土成山、積水成淵那樣，要像駑馬一樣鍥而不舍，學會笨鳥先飛，不停地飛。要有蘇秦的‘錐刺骨’、孫敬的‘頭懸梁’的讀書精神。要堅信孟子的格言：‘故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p>

別說了，就這些就把學生嚇跑了。有本教師雜志有句話是這樣說的：“在學校，老師教給那些懵懂無知的孩子知識和許許多多做人的道理，可是，孩子們的內心對愛的渴求，他們得到了嗎？一個生命，需要強健的體魄，同樣離不開健康的心理。身、心，正如“人”字一撇一捺，一角之缺，即會毀滅。”這句話精辟地、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教育現存的某些弊端和盲點。我們不能用成人的標準或成人的經歷和感受去要求孩子，教育孩子。首要的任務是培養孩子的學習數學的興趣，感受學習數學的樂趣。正如教育家杜威曾說：“教師的首要任務在于喚起學生理智的興趣，激發對探究的熱情?！?/p>

論文摘要：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關鍵在于改變農民工為經濟發展服務的政策模式，重工融入城市問題。捉民工融入城市是勞動力價值的內在要求；是政策關懷的具體化；是道路的必然選擇；是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觀要求。然而，目前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臨一方面是戶籍身份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社會排斥的影響。因此，實現農民工的城市的是使農民工逐步融入社區服務體系，并階段性解決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問題，防止出應”。

論文關鍵詞：農民工；城市融入；社區服務

自從改革開放出現農民工以來，農民工問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引起政府和學界的普遍關注。2006年，中央政府出臺了《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政策思路，表明了政府對農民工問題高度重視的態度。

一、問題的提出：艱難的融入

學界近年來研究農民工問題的文章連篇累牘，汗牛充棟。然而，無論是國家政策，還是現有的研究，多是從經濟政策的角度進入，即便是從社會保障角度出發研究農民工問題的文獻，也帶有明顯的蒂特姆斯(RichardM．Titmuss)所言的婢女型社會政策的色彩。

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關鍵在于改變農民工為經濟發展服務的政策模式，從制度化的社會政策建構入手，從社會結構轉型和城市化的長遠發展眼光，重點解決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問題。目前，絕大多數農民工仍然是城市的候鳥，由于其邊緣身份的特殊性，使之成為城市勞動力市場或一些不確定就業的獨特群體，他們游離于城鄉之間。相對于城市生活來講，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融入”。其原因在于：第一，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臨無法逾越的身份壁壘。長期以來戶籍身份制度的制約，使得農民工的身份歧視無法消除。當他們想融入城市生活時，還面臨地域排斥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約。同時，如前所述，國家出臺的有利于農民工的政策，更多強調農民工經濟方面的權益保護，如工資拖欠、勞動保護、工傷賠償等等，而較少關注自身生活和心理層面的問題。凡此種種，使得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是一個艱難而又漫長的過程。

摘要:本文以2014－2018年的滬深兩市上市公司數據為研究樣本，引入門檻面板數據回歸模型，研究在CEO自信程度不同水平下融入黨政因素衡量高管權力，以及高管權力對內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影響的作用機制。結果顯示:高管權力綜合指標對內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受到CEO自信程度的影響，存在非線性的門檻效應;CEO自信程度位于第一門檻值和第二門檻值區間內，高管權力對內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呈顯著的負向關系;CEO自信程度過高或過低時，對二者關系影響不顯著。研究結果有利于企業合理配置公司高管權力，有利企業合理采取薪酬激勵機制，為企業選聘最適合的職業經理人給予建議，從而完善內部控制建設制度。

關鍵詞:內部控制信息;內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高管權力;門檻回歸

內部控制信息是企業信息披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內部控制管理水平結果的綜合體現。從2012年開始，我國財政部要求所有主板上市公司按規定公開披露內部控制信息，到2014年形成企業信息披露全面覆蓋的體系。按規定公開披露的內部控制信息，由于企業內部控制制度建設的不完善，往往會導致內部控制缺陷的產生。這一問題的存在使內部控制無法合理保證控制目標的實現，無法有效保證內控報告缺陷披露信息的真實性、充分性?；诖?，本文選取2014－2018年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的面板數據，將從心理特征CEO自信程度作為門檻變量，研究權力特征高管權力對內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的影響。

一、文獻綜述與假設提出

(一)文獻綜述?？v觀國內外研究研究，大多集中于高管權力與內部控制信息披露之間線性關系，而從心理特征角度出發研究權力特征對內部控制信息披露充分性影響的非線性關系相關研究較少。為保證研究問題的邏輯條理清楚，本文主要從高管權力界定及測量指標、如何影響內部控制缺陷兩方面進行文獻梳理?，F有的針對高管權力指標測量的研究多數以國外經典理論為基準，逐步擴展至比較全面的衡量指標方法。在選取高管權力指標中，選取單一指標測量高管權力以及高管人員經歷［1］等;選取多重指標采用計量方法合成綜合指標衡量高管權力［2－4］，結合高管權力與內部控制缺陷披露之間關系進行分析，管理層權力的大小直接影響做決策的自主性大小，對內部控制評價報告缺陷披露充分性造成不容忽視的影響。根據信息披露理論，人們有限理性特性和獲取認知信息的能力差異，經營者們基于自利的動機，傾向于利用自身信息優勢粉飾會計信息甚至披露虛假的會計信息。一方面，高管權力的大小會作為催化劑，一定地加強或減弱這種傾向，使缺陷披露的真實性、充分性無法得到保證;另一方面，目前我國外部監督環境逐步優化，同時新時期下堅持“黨領導一切”的思想逐步滲入到上市公司，經營者的權力衡量進一步被重新審視及判定。監督機制更加嚴格，經營者會為了更安全地防范后續監督以及更有效地加強內控管理機制，避免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行為的發生，出于謹慎性、專業性原則，會傾向于披露完整的、充分的會計信息。也就是說，企業會為了解決問題而披露缺陷信息，而外部監察機構的懲罰機制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威懾作用。(二)研究假設。高層梯隊理論指出，企業高級管理層特征對公司的戰略決策起決定性影響，權力特征作為影響決策制定最為關鍵的一項，會對內部控制缺陷披露行為造成干擾。同時，根據有限理性人假設，企業主要經營負責人的心理特征也是影響行為選擇的重要因素，尤其是CEO在高層管理團隊中起核心作用，是戰略選擇的直接制定者。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相對企業自評報告來說，屬于獨立第三方審計機構，將根據企業真實內部控制狀況和內部控制自評報告進行審計并給出有效性評價結果。如果審計事務所審查的結果中缺陷嚴重程度高于自評報告的結果，就說明企業披露缺陷是不完整、不充分的。如前所述，高管綜合權力過強會導致內控缺陷披露充分性降低。高管人員在企業當中擁有無法撼動的權力，持有公司股權，權力高度集中，自身利益與企業發展息息相關。研究表明，相對于未披露其內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那些披露內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具有更高的高管薪酬水平，此結果說明薪酬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CEO的能力程度和信心程度。但另一方面，CEO自信程度較高，就會期望得到更多的物質利益和受關注度?；谌俗岳募僭O和薪酬契約理論，CEO會傾向于維護自我的外部聲譽和自身物質享受，產生良好的自我膨脹潛意識，粉飾企業公開披露的內部控制信息，傳遞出一種經營良好的假象，爭取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減弱企業負面信息帶來的影響。但是，當CEO自信程度過低時，則受到外界質疑和壓力較多，應對風險和整改缺陷的能力較弱，在傾向選擇規避風險的同時，寧愿更少受到外界的質疑，選擇披露真實、完整的內部控制信息，避免做出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就會降低權力對內部控制缺陷披露行為的操作性程度。基于此，本文將高管權力界定為企業主要經營負責人(CEO)擁有權力的大小。大多研究衡量高管權力主要從決策執行話語權、企業所有權、外界聲望、專業性等多方面考慮。根據后提出的堅持黨對一切的領導和企業“黨政一把手”負責制要求，故本研究融入“企政結合”因素衡量高管權力的大小，同時以第三方審計意見作為參考依據，驗證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引入CEO自信程度為門檻變量，對二者非線性關系進行分析。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假設一:高管綜合權力越大，企業內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越低;假設二:CEO自信程度在某個特定區間內，高管綜合權力對內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的負面影響存在，過高過低都不存在顯著影響;

二、變量定義與研究模型

1緒論

在1980年代，歐洲公共支出保持在較高水平，監管體系負擔沉重，并且在經濟方面，尤其是勞動力市場，完全因歐洲缺乏靈活性而供過于求。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由于歐洲貨幣當局制定了與利率相關的適當政策以保持私人需求的活躍，整體經濟增長穩定增長。即使始終將歐元區視為一個整體，歐元區國家仍存在分歧。從進出口占GDP的比重來看，1980年德國、意大利、法國的比重（約20%）較小。然而，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在進出口交易中仍占較大比例。進出口占GDP的比重從1981年的50%上升至2015年的70%。分析中選擇的國家是歐盟的創始國。因此，探討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等具有代表性的國家金融經濟問題的聯系具有重要意義。本文的目的是從1981年至2015年期間歐盟六個創始成員國的數據集中，通過門檻效應回歸研究金融-增長的聯系。對于穩健性問題，可以通過OLS回歸模型和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檢驗因變量和自變量分別引起的內生性和外生性?？偠灾饕康氖峭ㄟ^門檻效應模型分析六個歐盟創始國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第二部分闡述了相關文獻和觀點；第三部分介紹了所選數據和方法；第四部分陳述實證結果；第五部分為結論，第六部分為參考文獻。

2文獻綜述

2.1國外研究綜述

20世紀初，由于科學技術不發達，大多數學者從理論上探討了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探索這一問題的理論先驅熊彼特（Schumpeter，1911）[1]指出，金融體系具有資源配置的功能。此外，有效的金融體系通過將生產要素從效率較低的部門分配到效率較高的部門來增加產出，從而促進經濟增長。金融發展導致經濟增長的觀點是所謂的“供給主導”假說。而Lewis（1956）[2]發現，在經濟增長過程中，金融市場在促進實體經濟活動之前先發展起來。劉易斯得出的結論是“需求跟隨”假說，即經濟增長導致金融發展。此外，帕特里克(Patrick1966)[3]在理論層面闡述了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在不同時間的不同關系，供給導向的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的初期處于主導地位。一旦經濟發展進入成熟階段，順應需求的金融發展將成為主流。

2.2國內研究綜述

內容摘要：本文研究了我國貿易自由化對物流業能源經濟效率的影響，重點考察了總體影響效應及分段式影響效應。研究結果表明，貿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提升了物流業的能源經濟效率，但是貿易自由化與物流業能源經濟效率之間遵循“倒U型”關系，過度的貿易自由化反而不利于物流業能源經濟效率提升。通過門檻效應進行分段式影響檢驗，發現在不同門檻區間表現出來的作用存在較大差別，當貿易自由化超過第二門檻值時則容易引發對物流業能源經濟效率提升的抑制效應，最優的影響狀態是貿易自由化水平介于第一門檻值和第二門檻值之間。無論是“倒U型”效應還是門檻效應，都支持了適度貿易自由化對物流業走節能環保、綠色循環之路的重要性。

關鍵詞：貿易自由化；物流業；能源經濟效率；“倒U型”；門檻效應

當前，全球能源和環境形勢日益嚴峻，我國也正面臨能源短缺和生態環境保護修復的雙重壓力。2021年，中央明確要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可見優化能源結構、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迫在眉睫。物流業作為一個基礎性產業，它一直是國民經濟中能源消費量較大的產業之一，尤其是貨物運輸、裝卸等環節都是物流業中的主要耗能環節。特別是在當前電商環境下，產生了更多的快遞物流活動，從而也刺激了能源快速消耗，并滋生了更多的快遞垃圾。由此，推動物流業能源經濟效率的提升成為一項重要任務。而物流離不開貿易，站在對外貿易的視角，貿易自由化是當前我國推進貿易領域改革的一項抓手，貿易自由化可以降低貿易成本，促進產能規模提高和先進技術引進，一定程度上可能會提高能源經濟效率，但產能的擴張甚至過剩，又可能引起能源的過度消費，反而不利于能源經濟效率提升。目前研究貿易自由化與能源經濟效率之間關系的學者并不多，如李靜、張昕欣、張興祥（2009）；劉信恒（2021）；王俊、鄭卉殷、張鈺潔（2021）等，但他們的研究均發現貿易自由化降低了能源密度，促進了能源經濟效率提升。當然，也有學者研究提出了貿易自由化的負面效應，鄧富華、沈和斌（2020）指出進口貿易自由化的過度會通過加劇勞動市場錯配而降低資源要素效率。據此，也更有理由推測過度的貿易自由化對能源經濟效率可能也會造成負面影響。但目前來看，學術界關于貿易與物流的關系研究更多的是局限在貿易與物流協同關系或者說互動關系層面，如郭湖斌、齊源、鄒仲海（2018）；葉影霞（2018）等。其中，葉影霞（2018）從廣東自貿區建設的背景出發，研究認為對外貿易對區域物流規模增長的推動作用是顯著的。然而，對外貿易如果能推動物流規模增長，那么對物流業的能源經濟效率改善方面作用是怎樣的？特別是在國家大力推進自貿區建設的背景下，貿易自由化也是一個重要趨勢，那么貿易自由化與物流業能源經濟效率關系如何？迄今仍未有這些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就此問題進行實證性的研究討論。

實證研究方案

（一）計量模型構建

為研究貿易自由化對物流業能源經濟效率的總體影響，并檢驗過度貿易自由化帶來的影響作用，首先構建基礎計量模型：T-Energyt=α+βT-FREEt+γX+εt（1）其中，T-Energy表示物流業的能源經濟效率，T-FREE表示貿易自由化，X表示控制變量，α、β和γ均為待估系數，ε為誤差項，下標t表示時間。為了檢驗過度貿易自由化帶來的影響，構建帶有貿易自由化二次項的模型：T-Energyt=α+βT-FREEt+δT-FREEt2+γX+εt（2）當然，二次項模型側重于表現過度的貿易自由化對物流業能源經濟效率的影響是否會發生轉變。為了更清楚地了解貿易自由化對物流業能源經濟效率的分段式影響效果，還需采用門檻效應模型進行檢驗。門檻效應模型構建如下T-Energyit=α+β1T-FREEt×I(T-FREEt≤θ1)+β2T-FREEt×I(θ1<T-FREEt≤θ2)+…+βm+1T-FREEt×I(T-FREEt>θm)+γX+εt（3）其中，I(·)表示示性函數，主要用于考察不同閾值范圍的貿易自由化程度對物流業能源經濟效率的影響程度；θ即為不同的門檻值。

一、政府采購與戰略管理政府采購制度最早形成于18世紀中葉,以美國1761年頒布的《聯邦采購法》為標志,距今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而我國政府采購的起源,根據財政部的說法,“其制度建設和試點推進的工作,應該論文是從1995年上海市對財政專項安排的設備購置,采用政府采購員的辦法時開始的?！盵1]242003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將政府采購定義為:“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使用財政性資金購買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購目錄以內的或者采購限額標準以上的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行為”。[2]由于政府采購本身所具有采購資金來源的公共性,采購范圍的廣泛性,采購規模巨大,采購的政策性、非營利性和采購管理的公開性等特征,其操作效果如何,會對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狀況和社會狀況產生深遠的影響。加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為了增強國際競爭力,我國已向亞太經合組織承諾于2020年開放政府采購市場。加入世貿組織以后,作為一國在市場經濟中最大買主的政府,其行為就不僅會對本國的經濟產生影響,而且會影響到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的經濟走向。因此非常有必要從一個動態的、全局的、長遠的、持續的角度來看待我國的政府采購,而戰略管理恰恰符合了這樣的要求。戰略管理這一概念最初來源于私營企業部門,美國學者安索夫(AlfredChandler)1962年發表專著《戰略與結構》,成為現代企業戰略管理理論的研究起點[3]12。此后,許多學者積極參與戰略理論的研究,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流派。國內著名學者周敬偉教授認為:“戰略管理是組織確定其使命,根據組織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設定組織的戰略目標,為保證目標的正確落實和實現進行謀劃,并依靠組織內部能力將這種謀劃和決策付諸實施,在實施過程中進行控制的一個動態管理過程?！盵4]75公共部門的戰略管理始于20世紀80年代,作為“新公共管理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強調組織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允許對環境進行考察,以選擇通過一定的付出可以獲得最大利益的目標。波齊曼和斯特勞斯曼在《公共管理戰略》一書中認為公共部門戰略管理具有如下基本特征:關注長期;將長期目標和近期目標整合成一個連貫的層級;認識到戰略管·65·理和計劃并不是自行貫徹的;采取一種外部觀點,強調不是去適應環境,而是期待和塑造組織的變遷。公共部門由于環境因素、交易因素、組織內部運作方式的不同,戰略管理的作用與私營部門相比,更具有長遠性和全局性的特點,因此就更有必要分析和指導政府采購這種涉及范圍廣、牽扯利益多、持續時間長的政府行為。

二、戰略管理下的政府采購模式的探討(一)政府采購的一般模式政府采購的模式作為實施政府采購的組織管理形式,根據我國《政府采購法》第七條的規定:政府采購實行集中采購和分散采購相結合的原則,集中采購的范圍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布的集中采購項目確定。[2]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采購模式有集中采購、分散采購與兩者相結合這三種。集中采購模式是指本級政府的采購均由一個專門從事采購的部門負責,不允許單位自行采購。其采購的過程為:使用單位向財政主管部門上報采購計劃,待采購計劃被批準后由政府采購部門負責安排采購,采購項目結束后由使用單位進行驗收,采購資金由財政部門直接向供應商、承包商支付[1]24。實行集中采購有助于形成政府采購的規模效應,減少采購的中間環節,提高政府采購資金的利用效率,便于政府采購政策的實施和政府采購目標的實現。目前國際上采用集中采購的國家有美國、阿根廷等。分散采購模式是指各使用單位自行進行的政府采購的模式。其過程是由使用單位向財政部門上報采購預算計劃,獲得批準后由使用單位按政府采購的原則自行采購。分散采購最大的優點是靈活,使用單位可以根據自己的要求確定采購的物品,尤其是適用于緊急狀態下的政府采購,但是它有很多的不足之處。國際上只有英國、日本等少數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這種模式。集中采購與分散采購相結合模式,是指一部分采購由一個部門統一負責,一部分采購由各個需求單位自行負責的采購模式?，F在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這種模式,在大的方向上具有集中的趨勢,是以公共投資為主,便于避免重復建設造成的浪費;而一般的小規模政府消費品的采購則是以分散采購的方式,便于發揮其靈活性。這種模式不是對集中采購和分散采購的簡單折衷,而是集它們的優勢于一身,但其本質還是集中采購。(二)戰略管理思維下的政府采購模式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識經濟的大背景下,公共部門必須以戰略眼光思考自己的職能、角色、地位、組織結構和與社會的關系,確定組織面臨的環境和組織發展的長遠目標,提高自身競爭力。而政府采購作為公共組織與外界環境進行物質交換的一種重要方式,在公共部門的整個運作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戰略管理視角下的政府采購要求將政府采購的長期目標和近期目標整合成一個連貫的層級,認識到關于政府采購的戰略計劃不是自行貫徹的,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要有一種外部觀點;對于政府采購不是被動地適應環境,而是要積極地塑造組織的變遷,在變化的環境中擁有主動權,同時由于公共部門的特殊性,還要充分考慮到政治權威的影響。戰略管理有一個基本性的要求即給組織正確的定位,以面對未來日益增長的不確定性。具體到政府采購上,既要給政府采購一個戰略定位,使其能夠最大程度地發揮公共財政的效益,更好地服務社會,同時又要增強公共組織抵御社會不確定風險的能力。因此必須用戰略的思維來考察政府采購的內外部環境,用系統的方法審視環境變化與組織的長期情況。綜上所述,分散采購模式達不到政府采購戰略思維的要求,因其沒有統一的規劃,采購單位分散,不能從戰略上進行統一,但是完全集中的政府采購又不適合我國經濟水平參差不齊、地區差異巨大的現實國情。因此采用集中采購與分散采購相結合,以集中采購為主,分散采購為輔,是一種比較理想的采購模式,既能夠從戰略管理思維下進行操作,又符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在實際操作中對于集中采購和分散采購相結合的這種模式,采購門檻的設定十分重要。所謂采購門檻,是指政府采購達到一定規模后,必須由政府進行統一招標采購的最低限額。在國際上,采用結合采購模式的國家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設定采購門檻,門檻高的分散采購的成分多一些,門檻低的集中采購的成分多一些。由于我國各地之間的財政狀況及經濟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加之我國的政府采購還處在起步階段,現行的政府采購法沒有對采購門檻作統一的要求。但是從戰略管理的角度來看,對采購門檻的設定十分重要,因為它關系到國家通過政府采購對宏觀經濟運行的調控程度。采購門檻的恰當設定,能使得國家通過對政府采購·66·肖偉公共部門戰略管理視角下政府采購模式的探討這一公共資金的支出,對整個社會經濟運行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而且還能夠從全局宏觀的角度來對國民經濟進行戰略調控,增強國家在經濟領域抵御國內外不確定因素的能力,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

。另外,也應該從各個行業長期的發展狀況來對采購門檻進行劃分,對于國民經濟中新興的、具有遠大發展潛力的行業和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行業,在設置采購門檻時應該區別對待,有所偏差。同樣地在采購過程中,高價值、高風險的采購項目由采購部門專業化、技術精湛的采購人員進行操作會更加經濟有效;低價值、低風險的常規采購,通常可以由采購單位自行操作,這樣既保證了高價值、高風險商品的質量,又能夠保證其他商品的采購速度和靈活性。其實,“采購門檻”的設定,在本質上是對政府采購權力的劃分。不同采購門檻的設定,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各級采購部門之間的權力界限,因此,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絕對的集中采購和絕對的分散采購都是不合適的。所以,恰當的采購門檻的設定,對于預防政府采購過程中的腐敗和實現各級采購部門權力的劃分,從而調動各個采購部門的積極性,實現公共財政的最大效益都有積極意義。

三、集中采購與分散采購相結合模式的優點一般情況下,集中和分散相結合的采購模式,通?？梢垣@得集中采購和分散采購的雙重效益,集中采購有利于制定和實施統一的采購政策,培養更多技能精湛、知識全面的采購人員;分散采購則靈活性更高,采購速度更快。以戰略管理的思維分析這兩種相結合的采購模式,其意義更為長遠,具體表現如下:1.相結合采購模式的建立,有利于完善當前的財政政策,有效地節約財政資金,提高了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在我國現行的財政制度中,對建設性支出和對資金消費使用的監督管理尚無明確規定,而政府采購制度的實施正好彌補了這一缺陷。采購門檻的科學設定,對財政中建設性支出和消費性支出能夠在不同模式下進行操作,使之各自得益。通過實施政府采購制度,財政部門從資金的分配到消費,實行全方位的監督,增加了政府采購的透明度,保證質量,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2.建立恰當的政府采購制度是國家加強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能夠調節社會供求總量,實現社會總供給的平衡,并且能夠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促進經濟的協調、均衡發展,保護民族工業,支持國有經濟的發展。政府采購制度實質上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國家調控經濟的政策工具,不僅作用于微觀的經濟領域,調節部分商品和勞務的供給和需求,而且作用于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領域,進而實現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同時,針對近年來許多單位部門分散采購時的短期行為造成我國許多商品盲目進口,從而對我國的民族工業造成很大沖擊的現實問題,以集中為主的結合采購模式,能夠有效地改變這一局面,促進國家民族經濟的發展。3.建立相結合的采購模式,有利于我國經濟走向世界,進一步適應國際市場的需求,實現與國際接軌。我們和國際接軌的目的不是單純地為了保護國內市場,更重要的是能夠利用國際市場。我國已經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加快健全政府采購制度是我國經濟融入世界貿易的迫切需要。政府在以集中采購為主的模式下,在采購的過程中能夠協調統一,在以買方為主的對外經濟中擁有較大的自主權,同時還能夠激發國內企業和國外企業之間的競爭,從而促進國內企業的發展壯大,提高其競爭力,使之更好地融入世界經濟之中。

[參考文獻]

[1]王亞星.中國政府采購的市場化運作[M].北京:紅旗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