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范文10篇

當我們選擇公司并成為它的員工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踏上了一艘船，從此這艘船的命運就和你我的命運牢牢地聯系在一起。公司是船，你我就是水手，讓船乘風破浪，安全前行，是你我不可推卸的責任。對每個員工來說，與公司共命運永遠都是你的神圣職責。如果你對工作不負責任，這艘船也許就會因為你的失職而沉入大海，所有的人都將因為你而葬身魚腹。因此，任何時候，你都應該和船上的每個人同舟共濟，無論遇到什么情況，你都應該負起責任來，與公司共命運，全心全意做好你的工作。

——個人、公司、利益三者之間的關系

我們生活在一個崇尚個人創業的時代。但是，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成為老板。大多數人的成功都要建立在團隊成功的基礎之上，公司的成功不僅意味著是老板個人的成功，更意味著是每個員工的成功。每個職員都應該明白這樣的道理：只有公司成功了，你才能夠成功。公司和你的關系就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你要時刻記住自己的使命是幫助老板實現公司的目標。

作為一名員工，不要忘了自己的角色，你需要為公司爭取利益，而不是為你自己爭利益。有時，公司與你個人在利益上也會發生沖突，這時你千萬不能把公司利益置之度外。只有公司發達，你才能夠發達，只有公司贏利了，你的工資才能得到提高，你個人才能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如果沒有公司的快速發展和利潤的增加，哪里有你的豐厚薪酬？因此，作為員工，首先要考慮的就是你為公司賺了多少錢，高過你的薪水了嗎？要知道，如果公司不賺錢，又怎么養活公司的每個員工，怎么去服務社會呢？每個公司都要求員工必須具備這樣一個簡單而重要的觀念——每個員工都要全力以赴的去為公司賺錢。這是每個員工的職責和使命。一旦一個員工在心里有了這種使命感和責任感，并習慣基于這種理念行事，那么他一定會成為公司最優秀的職員，必將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

——責任

一個公司，只有每個人都能做到“公司興亡，我的責任”，這樣的公司才能真正取得勝利，并且能夠永遠領先于別人。因為，如果公司的每個員工都能主動負責，天下哪有不興盛的公司？哪有不團結的組織？所以說每個職員都應該把責任拉到自己身上來，而不是推出去。也許有些人說這是吃虧，我告訴你，吃虧就是占便宜，這種觀念要牢牢記在心里，我們每個人都要記??！

引言

本文以文化哲學的方法來審視開始于西方社會的現代歷史變革對人類個體生存和審美一藝術活動的改變。

文化，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包括人類社會活動及其物質和精神產品的總和。實踐是人類社會形成和發展的基礎，也就是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基礎。在文化結構中，價值系統是核心。文化對于社會的統一作用，對于個體生存的行為規范和意義評估，都是以一定的價值系統為核心來進行的。然而，一定社會的價值系統，是在一定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形成的——一不同的社會生產力和中生產方式，構成不同的社會價值系統。正因為如此，才形成了不同文化的時代性和民族性。在這個意義上盡管文化價值系統包接表現為觀念形態，具有主觀性，但歸根結底，它是在實踐基礎上形成的，是實踐歷史發展的產物，因此是客觀的。

構成文化結構的價值系統，包括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其一是認識，即它要提供對世界、歷史和現實的總體把握，讓社會個體明白“身在何處？”其二是意義，即它要提供人生（人的社會活動的總和）對于社會整體和社會個體的意義，也就是生存的價值評估，使之明白“為何而生？”。價值系統的這兩個方面，構成了個體生存的內在基礎，并且通過哲學、宗教和藝術等精神形式，或觀念地或象征地展現為社會存在的總體情態。個體生存的內在基礎和社會存在的總體情態，形成了有傳統遞承關系的社會文化整體性，它就是人類棲居的文化世界，是保證個體與整體統一的文化前提。本文就是在這種社會文化整體性，即文化世界的意義上使用文化概念。無疑，這一概念是從文化哲學的角度來界定文化的。[1]

文化價值體系是實踐過程中不同社會形態里“手段一目的”這一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現。在古代（傳統）社會形態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構成了物質生產與人本身發展的一致性，即物質生產是以人的再生產為目的的。與此相應，個人從屬于天然的，或政治確立的共同體，因此，個體與整體、個性化與社會化尚未分離和對立。傳統文化價值體系肯定并保證了這種以人的依賴關系為前提的社會統一性，并給予個體確定、連續的整體性價值觀念。但是，古代文化的整體性是建立在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即人的能力只能在狹窄孤立的地域施展的基礎上的。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隨著西方社會海外殖民地的開發，人對自然的確定的依賴關系被打破了，隨之而來的是人對社會共同體的依賴關系也被打破，進入了商品交換的生產關系，即現代社會形態。商品交換作為物質交往的基本方式，一方面把個體從對傳統體制的人身依附關系中解脫出來，使之成為自由的個人，為他的才能的充分發展提供了政治前提，另一方面它（商品交換）又從物質生產中獨立出來，成為一種獨立的支配力量，使交換價值代替使用價值，生產代替人，成為目的。這種生產手段與目的的顛倒，形成了現代社會人的根本性異化（勞動異化）的根源。所謂根本性異化，即勞動的結果不是人自我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相反通過商品交換，轉化成為壓迫他自身的異己力量——資本。異化導致了手段與目的、個體與整體、個性與共性多種矛盾的并發，并且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日益激化。由此帶來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傳統的文化價值體系的瓦解，個體生存因此失去了內在基礎和整體性情態，而沉淪入孤獨漂泊的心靈困境。一、作為歷史主體的自我

在非編年史的意義上，人類世界的現代歷史運動發軔于西方，至遠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文藝復興是以科學和民主為兩大主題的，而歸根到底，是“人的發現”。作為劃時代的文化運動，文藝復興的人學實質，不在于一般性地發現了“人”，而在于它開始了真正關于“人的自我意識”。一方面，它把人從中世紀宗教神學的符咒下解放出來，在向古希臘復歸的行動中重申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它對古希臘形而上學的超驗意識進行了革命性清洗，第一次提出了主體性的要求。這兩個方面構成了現代西方文化中的神學的解體和形而上學的危機。與此相伴隨，通過啟蒙運動的強化，德國古典哲學進行了康德開辟的哥白尼式革命（即主體性哲學的建立），并且以黑格爾的辯證哲學完成了這一革命。德國古典哲學是文藝復興人學主題的引申和終結。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被稱為辯證法的誕生地，向其中自我或自我意識是辯證思維的基本中介。在古典哲學所代表的終結形式中，文藝復興的人學主題被展現為在世界運動中的人的主體性原則和在主體性活動中的自我意識（個性原則）。就此而言，所謂“人的發現”，就是對人的主體性的肯定和對個性的高揚。與文化的人學運動一致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新興和近代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當自我被確立為文化的核心范疇的時候，在現實的歷史運動中，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脫離了人生依附關系，擺脫了土地束縛的自由的資本主義開發者（甚至是海外殖民者）—一現代歷史的主體。自由的觀念首先是一個經濟學觀念，它前提性地包涵在商品交換的概念中，因為只有以擁有人生自由的個體存在為前提，商品交換才是可能的?？梢哉f，正是自由的經濟學基礎，催發了自我意識的文化覺醒，而文化運動又反過來通過對形而上學和神學的革命為自我的歷史主體性提供哲學保證和藝術表現。神學的瓦解、資本主義的新興和自我意識的確立，是三位一體的運動，這一運動開始了世界文化一社會的世俗化進程，世俗化．對于作為現代歷史主體的自我，既是它的可能，又是它的危機。世俗化的雙重性根源于自我與神學的雙重關系：從神學的解放和無神學的沉淪。因此，自我的現代命運必然是悲劇性的。這種悲劇性使自找別無選。擇地投入歷史運動的無限展開之中，而向無限性的投入，正是現代歷史對于自我主體性的最本質的要求。在最根本的意義上，不是對于神學的反叛，而是現代歷史的無限性內涵導致了世界文化一社會的世俗化。因此，神學的瓦解反而是無限性的世俗化的結果。二、未定的歷史與永恒的反叛

摘要：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條件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成了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突嘆出問題，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奪取政權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未能很好地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很大程度上系于這個問題的正確解決。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集中地回答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許多難題。

關鍵詞：時代主題；和平與發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矛盾

鄧小平創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完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從傳統建設發展道路理論到現代化建設發展道路理論的歷史性飛躍；創造性地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一、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時代的產物

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前提。是科學認識當今世界急劇發展的新形勢，準確地把握時代新主題。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總體趨勢是走向緩和，國際關系經歷著重大的調整，多極化的世界格局進一步發展。世界要和平，國家要發展，社會要進步，經濟要繁榮，生活要提高，已成為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己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愿望；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經濟發展，已成為當今世界面臨的首要的中心任務。鄧小平以偉大政治家的國際戰略眼光和氣魄，及時地提出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新主題。

內容摘要：死刑又稱為生命刑，是以剝奪犯罪人生命為基本內容的刑罰。正因為死刑的嚴厲性和巨大的威懾作用，歷史上各國統治者無不重視死刑的使用，把死刑作為對付危害其統治最嚴重的犯罪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死刑剝奪的是人之最寶貴的權利——生命權。因此人類在適用死刑的過程中，隨著對死刑認識的不斷深化，死刑是否正當受到了懷疑，在200多年前終于受到了西方有識之士的反對和討伐，從而引發了一場延續了數百年的死刑存廢之爭。至今死刑到底是應該存置還是應當廢除仍無最終定論。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我國歷來是一個死刑大國，在97年修改后的刑法典中依舊保持了68個死刑罪名。死刑在司法實踐方面也常常得到司法者的青睞。但是隨著世界人權觀念的普及和各國對于死刑制度的持續聲討，我國學者對死刑制度也進行了深層次的思考，很多學者提出了許多值得深思的觀點，國內要求減少死刑甚至廢除死刑的呼聲也日益高漲。本文將從西方死刑存廢之爭開始來探討我國死刑制度的命運，同時提出筆者對于死刑制度將來走勢的個人見解,認為在我國現階段，死刑不應廢除。

關鍵詞：死刑廢除存置

目錄

一、死刑制度概述……3

1、死刑的歷史演進……3

我曾經讀過一首名為《釘子》的小詩：丟失一個釘子，壞了一只蹄鐵；壞了一只蹄鐵，折了一匹戰馬；折了一匹戰馬，傷了一位騎士；傷了一位騎士，輸了一場戰斗；輸了一場戰斗，亡了一個國家．剛剛讀到這首小詩，我還真沒覺得一個釘子能與一個國家有什么關系，又讀小詩時，才發現詩里寓意著一個宏大的哲理，那就是：要想成功必須從小事做起，而良好習慣的養成也是這樣．唯有從小事做起，才能養成良好的習慣，而良好的習慣會讓我們受益一生，因為習慣決定命運．可能有的同學會說：“我也知道隨地丟棄廢物、吐痰不好，可就是改不了．”其實，這位同學已經養成了隨地吐痰、丟棄廢物的壞習慣，要想改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說要想使壞習慣變成好習慣不僅要從小事做起，還要有毅力．當吃了食品之后，先不要那么著急把包裝袋扔掉，走上幾步，看見了果皮箱再扔；隨身帶上衛生紙，如果想吐痰，就讓它派上用場或直接吐在痰盂中，過一段時間后，你就會驚奇的發現，即使手里拿著廢棄物也絕不會亂扔了，這樣，良好的習慣就養成了．人們渴求上天賦予自己高智商，喜歡擁有大智慧，卻往往忽略了最大的智慧恰恰是貌似不起眼的良好習慣．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但興趣把我們領進門后，能夠讓我們繼續前進的就是習慣．我們常常強調“堅強的意志”、“堅忍不拔的毅力”是多么的重要，其實“意志”、“毅力”所含的潛臺詞就是“艱難困苦的環境”，這往往是令人生畏的．但人們對困境的理解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被一個人視為無法忍受的“困境”，另一個人卻常常可以過得心安理得．中央電視臺教育頻道曾經采訪四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朱棣文、康奈爾、霍夫特、勞夫林．他們輕松而自然地回答著主持人和觀眾提出的凝重的問題，在提問者看來，那富于挑戰性的夜以繼日的工作是常常難以忍受的，而在科學家們看來，那僅僅是他們習以為常的工作常態，在提問者看來那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而在科學家們看來都是習慣后的樂在其中．平時，我們身邊有類似的情況，對絕大多數學生來說，上課認真聽講，自修課安靜作業，及時復習回顧已是一種習慣．但少數學生并沒有這樣的習慣．開學第一個星期，不管是學校、年級組還是班主任、任課老師強調最多的是什么？是聽課的方法效率，是自修課的安靜與高效，為的是養成一個好習慣．同學們，良好的行為習慣是對成就事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習慣是偉大行動的指南”．一個人習慣于懶惰，他就會無所事事地到處溜達，一個人習慣于勤奮，他就會孜孜以求，克服一切困難，做好每一件事情．

摘要：近百年來，有關對儒學現代價值、儒學當代命運和儒學前途等涉及儒學未來和復興的問題的探討引起學者廣泛的參與。我們應當關心中國傳統文化的未來命運，對中國核心文化儒學的未來充滿信心。

關鍵詞：儒學；未來命運；復興

Abstract：Overthepasthundredyears，thevalueofConfucianisminthemodernworld，itspresentdevelopmentanditsfuturehavebeenextensivelydiscussedbyscholars.Weshouldbeconcernedaboutthefutureof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ndbeveryconfidentaboutthefateofitscoreculture，Confucianism.

Keywords：Confucianism；future；restore

近百年來儒學生存土壤的逐漸蝕解，極大地增強了當今儒學研究者對儒學未來命運的恐懼。于是，一幅極富幽默感的畫面呈現在我們面前：一邊是對儒學現代價值的肯定性的闡發和呼吁，另一邊則是對儒學當代命運的擔憂和對儒學新途的積極拓展。吳光先生提出了一個“變革型的后現代儒學”概念[1]，成中英先生則提出了一個“新新儒學”的概念[2]，蔣國保先生對于那種將儒學的危機歸為制度解體的觀點不以為然，他認為：“儒學之所以遭遇極大的生存困境，不是因為它失去了制度保護和缺乏正確的理解，而是因為它遭遇到了現代民眾的冷漠、淡漠和疏離……將儒學徹底化為與現代民眾情感認同合拍的意識形態，使儒學真正成為現代民眾的潛意識”[3]。李承貴則明確提出了“生活儒學”的概念，認為當今儒學的開展走生活儒學的路子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4]。景海峰先生以劉述先、杜維明等學者為例，說明展開文明對話對儒學開拓新路的意義。他認為：“通過開展文明對話，不但能讓更多的國際人士了解中國文化、了解儒學；而且也獲得了本身自我反觀、自我調整的機會，可以從對話中調整姿態、找準自己的位置。通過對話，也讓儒家的資源有了重新被排比和篩選的可能性，并為進一步的發展拓展出空間”[5]。李承貴還對儒學的當代開展應注意的問題進行了討論，認為開拓儒學新的發展方向必須處理好3種關系：“第一是儒學和西學的關系，第二是儒學多極化走向與儒學基本走向的關系，第三是學術儒學立場與意識形態助力之間的關系。儒學價值的落實當然歡迎政治政策的幫忙，但絕不以犧牲自身的獨立性為代價，因為儒學只有堅持話語的自我性、只有關懷民眾的利益、只有彰顯其批判的品質，才能成為廣大民眾歡迎的學說，才能成為對人類有意義的學說”[6]。

近百年來，學者們都積極參與了有關對儒學現代價值、儒學當代命運和儒學新途等涉及儒學未來和復興的問題的探討。筆者來自西域，在學習儒學過程中，日漸對儒學的未來充滿信心，這里，筆者對中國核心文化儒學的未來命運談幾點粗淺的看法。

教學目標：

1．正確、流利、有感情地朗讀課文。

2．基本讀懂課文，了解霍金同疾病頑強搏斗，取得偉大成就的感人事跡，學習他不怕失敗、不怕困難、敢于向命運挑戰的精神。

教學過程：

一、質疑激趣。

1．板書并齊讀課題。

電視連續劇《雪豹》以國家民族命運為敘事背景，以抗日戰爭中的特種部隊作戰這一新題材為敘事脈絡，講述了周衛國跌宕起伏、堅持不懈，從一名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弟蛻變為優秀的八路軍指揮員的故事，譜寫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國共攜手抗日”的雄渾歷史篇章，再現了當年烽火硝煙、浴血鏖戰的抗日崢嶸歲月，實現了宏大民族命運與個體倫理的敘事同構。劇中宏大的革命歷史敘事中融入對個體生命和生存價值的關注，宏大敘事因個體生命的血液滋養而鮮活，個體生命也因宏大敘事的雄渾浩闊而得以張揚與提升。周衛國集聰慧、精靈、豪氣、俠義于一身的形象，突破了傳統抗戰題材電視劇英雄形象的固定模式，《雪豹》的敘事也因其恢弘敘事的個體性超越而達到一個新的敘事高度。

一.宏大敘事與個體敘事的有機融合

與其他敘事藝術一樣，電視劇是敘事的藝術，而且更多的是一種個體敘事。這種敘事模式以個體為中心和出發點，把個體放在波瀾壯闊的社會大環境中進行展現，呈現個體豐富的情感、多彩的生活、復雜的心理和跌宕起伏的人生。個體敘事離不開社會環境，個體只有在社會這個大背景下才能成為主角，以個體來再現歷史與現實。也就是說，個體敘事只有與宏大敘事融合，才能完成電視劇的敘事功能。宏大敘事又稱“元敘事”，與國家的意識形態渾然一體，在宏大敘事中，國家的意識形態始終處于主導地位，掌握著話語權。個體作為“革命者”而存在，其意識和家庭情感被意識形態捆綁，個體是“國”的衛道士、是國家利益的化身?！堆┍泛芮擅畹匕鸭摇弑憩F出來，它不排斥宏大敘事，而是把此種話語表現得更加隱蔽。個體作為“人”而存在，生命主體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國和家是個體的自然回歸，而不是預定的議程設置。《雪豹》的宏大敘事在這里具有象征意義，而個體作為主體則始終被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全劇只是在第一集簡單地介紹了十九路軍淞滬抗戰的戰爭場面，這個場面是作為社會背景交代，為周衛國和陳怡出場作鋪墊。從第二集始，就把周衛國、陳怡作為主角來渲染。之后，大部分的劇情和內容都是圍繞著周衛國而展開的。周衛國槍殺日本武士，是日本人欺負了陳怡，他已經深深愛上了陳怡。周衛國的成長歷程，是貫穿于全劇的主線。《雪豹》將敘事置放于抵御外敵侵略時代背景下的青年成長史，于家庭的聚散和成員的成長關注中，展示那段浩闊的革命歷史和激變慘烈的命運搏戰，雙向映照了一段曲折慘烈的國家和民族建構史。周衛國離家報考軍校，與蕭雅相識、相愛，到德國深造，與日本軍官竹下俊相識，回國抗日，從虎頭山到清風寨落腳，參加八路軍，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始終是作為個體而存在。他最樸素的愿望，就是為蕭雅報仇。他從虎頭山逃走加入清風寨，是因為對八路軍抱著懷疑的心態。他秉持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信念，第二次到虎頭山加入八路軍，后來他通過自己的觀察和體驗，發現八路軍是真心抗日、真心為老百姓的，這時的他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者”，完成了信念的回歸和提升。周衛國和竹下俊這一對人物關系的設定，從根本上對傳統宏大敘事的預設觀念進行了徹底顛覆，人物依照個體倫理敘事的脈絡，關注生命價值和個體意義本身，將信仰與國家、民族命運置放于個體成長的事件和沖突中，將信仰和意識形態的對立融化于個性生命存在的血脈間。竹下俊教授周衛國劍術和日語，情同手足，抗戰爆發后兩人為了各自的祖國，分別之時劃地絕交。兩人帶領著各自的特戰隊斗智斗勇，最后一次見面，竹下俊砍下自己的右臂謝罪，周衛國血刃竹下俊。我們看到的是彰顯于敘事外層的同窗情和反目為仇，而暗藏于敘事背后的則是信仰運行之下的國家敘事和民族敘事，通過對深深根植于人物血脈的個體生命價值和意義的叩問，深刻而鮮活地揭開那段風起云涌的民族歷史畫卷。在個體敘事和民族敘事的相互嵌入中，周衛國的成長史揭示了歷史的風云際會，歷史和民族的恢宏背景托舉個體生命的存在和意義，宏大敘事中的個體性超越，使得周衛國與時代悲歡與共，如影隨形。

二.新英雄敘事與平民敘事的交相輝映，以民間視角講述個性英雄的傳奇故事

作為大眾文化建構的藝術載體，《雪豹》自覺承擔起挖掘民族文化的生命內核、重新審視民族心理、重鑄民族靈魂的重擔，將新英雄敘事和平民敘事結合起來，以形象生動的鏡像藝術語言定格周衛國、陳怡、張楚、劉遠以及雪豹突擊隊員，重新建構國家和民族的集體記憶。新英雄敘事是對傳統英雄敘事的消解與重建，將主要人物置身于想象的戰爭環境中，時空的處置具有相當的個性化和隨意性，歷史的真實性與編導者的歷史想象幾乎同質同構。通過社會與個人、世俗與高尚、平庸與偉大這一系列矛盾的解構，挖掘人性深處的美好品質，實現回望歷史，重塑英雄的文化期待和審美訴求。周衛國是用生命和智慧全力抗日的中華鐵血兒女的化身，編導者將傳奇性與原生態有機地集結在他身上，為電視劇敘事帶來了難能可貴的張力。他受過高等教育，留過學，精通多國語言，與《我的團長我的團》中的龍文章、《亮劍》中的李云龍、《士兵突擊》中的許三多等“另類英雄”不同，在他身上復合了太多的“唯一”，果敢堅定、足智多謀、能文善武。他的成長歷程與最終命運，是這部作品能夠自始至終吸引觀眾的重要原因。他與陳怡、張楚、劉遠、邱明、李勇、許光榮、水生、劉三等等許多具有獨特性情和鮮活個性的人物，共同編織了一個獨具一格的英雄譜系。編導者在理想化與世俗化之間尋找一個平衡支點，以民間視角講述個性英雄的傳奇故事，令受眾耳目一新，凸顯了抗戰題材電視劇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突破與創新。同時也使新英雄敘事突破了概念話語的桎梏與就事論事的藩籬，獲得了更加廣闊、自由的表達空間，擁有了一種與當下觀眾相互溝通、彼此交流的現代意識。周衛國歷盡曲折跌宕，其報國之心不變，不屈不撓的意志不變，舍小家為大家的精神不變。正因如此，在虎頭山根據地才出現了國共合作、軍民聯手，各抗日武裝互幫互助、同仇敵愾的大好局面。這種敘事主體視角，淡化了意識形態的宣傳，使敘事情節的設置顯得自然、合情合理，因而更富人情味與厚重感。一部優秀的電視劇，敘事結構和敘事話語是多維的而非單一，《雪豹》的敘事模式，還有精英文化敘事的痕跡。精英文化敘事不回避對個體存在的叩問，而是促使人們去正視現實，正視歷史，正視人生的意義，為人們提供社會人文遠景和審美理想，復活人類面對生活的勇氣、榮譽感、自尊心、同情心及自我犧牲精神等。周衛國、陳怡、張楚等知識分子尊重生命、尊重友誼，憧憬愛情，更有為國獻身的遠大志向。當個體與革命發生沖突時，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這種選擇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也是個體情感的自然過渡，這種自然過渡使個體的生命意義與國家命運緊密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周衛國、陳怡、張楚在一場阻擊戰中準備突圍時，周衛國叫陳怡跟著張楚，張楚說：“陳怡跟著你我放心，論文化你不如我，論打仗我不如你，跟著你安全?！痹跀耻娭刂匕鼑拢瑥埑氲降氖莿e人，而不是自己，盡管他與周衛國在對待陳怡的情感上有隔閡有矛盾，但他不顧自己的安危把生的希望留給別人，這種精神，是中國精英知識分子的精神，是中國革命的精神。英雄的精神給國人的心靈以慰藉和觀照，構成道德倫理的震撼，形成道德倫理的積淀。積淀愈深，觀眾的精神境界就越高。

三.多維敘事中的個體性超越

過去一個很長時期里，我們國家對農民工權利的保護，對勞資關系的調節，常常是不著邊際地空喊口號，而媒體對這個問題也多是給予道德批判，未能發掘其中更重要的意義。

一切錯誤最終都要得到回報，問題說來就來了。最近，來自幾個不同省份的消息表明，一些使用農民工的企業遇到了招工困難，以至資方開始向政府求援，政府官員們又要動員農民工到工廠去做工了。我不知道官員們會怎樣做動員農民工，但總不至于像英國工業革命前期那樣，以不去做工就割去耳朵相威脅吧？

農民不去工廠做工，既是農業收益變化的結果，也是他們消極保護自己權利的結果。今年糧食漲價了，再加上政府的一些補貼和減免稅費措施，一個農民家庭每年就可多得收入大幾百元。一算帳，有的務工農民就索性回家種地去了。農民打工的凈收入實在太低了，扣除掉城市里的消費，所剩不多。如果遇到黑心老板，農民終年辛苦勞作也落不了幾個錢?？紤]到其他因素，如工作時間過長，工作環境惡劣，農民回到家里掙那一年才幾百元的新增收入，實在是很理性的

勞資關系的調整，也不是一個簡單的道德話題。調查表明，在近10年左右的時間里，農民工的工資幾乎沒有增加。維持這樣一個勞動供求關系，固然和農民工的供應充足有關系，但更重要是農民工所遭受的歧視和過度的盤剝排擠了新增工人的就業機會。勞動的廉價是因為農民工的勞動權利沒有得到應有保護。如果這僅僅是一個道德話題，那么，我們雖然背負不人道的惡名，經濟發展還可以持續下去。但這只是幻想。不道德的勞資關系不可能支撐經濟的長期發展。道理其實很簡單。相當大的一個勞工群體長期接受極端底下的工資水平，又不能享受基本的社會公共品的服務，意味著消費市場的萎縮，資本的擴張將受到限制；資本的所有者盡管享受著高額利潤，但他們的利潤不得不用來消費，甚至是極度奢侈的消費。其社會后果是整個經濟的拉丁美洲化，即一方面是生活拮據的勞工大眾，另一方面又是對奢侈品有巨大消費能力的資本所有者。中國市場上日益增長的對超豪華轎車和高級筵席的需求能力，正是這種社會分裂的反映。中國現在已經是高級超豪華轎車的增長最快的市場，價格在千萬左右的賓利轎車已經有百臺之多，但另有數不清的農戶連孩子讀書的書本費也交不起！

沒有文化的簡單勞動力不能成為現代資本雇傭的對象，除非這個經濟只是由簡單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群所構成的。但這樣的產業群是不會有活力的，由這樣的產業群所支撐的社會也不會是和諧的社會。拉丁美洲社會經濟動亂的根源大抵如此。所以，把農民工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決非聳人聽聞。

調節勞資關系，必須依靠政府行為。因為單個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高強度地剝奪工人利益所產生的后果雖然最終會給它們自己出難題，但單個資本不會聯合起來糾正自己的行為；資本的集合一定會陷入非理性狀態，它們自己會破壞自己的長期贏利前景，破壞自己的市場。所以，幫助農民工也同時是幫助資本，雖然資本自己不懂得這個道理。

《中國戲劇》發表了魏明倫大作《當代戲劇之命運》，拜讀過后，十分詫異。雖然在一些個別的具體論斷上，我也有與魏先生相似甚或相同的看法，然而從整體上看，疑慮頗多。魏文所涉諸多問題均值得重視，既有不同看法，不敢不提出以就正于同行，尤其是魏先生。

電視興起與“斗室文娛”

魏明倫文章有一個表述非常之新穎的論斷，是說現在已經進入了“居室文娛”或者說“斗室文娛”時代，戲劇的衰落是時代的必然。面對“時代”這樣一種嚇人的東西，戲劇家們實在是渺小得無以對抗，所以大約只有無可奈何地靜等，等著“時代”的轉變。

魏明倫有關“斗室文娛”時代的說法，將戲劇的衰落歸因于電視這一新興娛樂形式的崛起，進而，又將戲劇危機的原因延伸到多元文化娛樂方式的沖擊。類似的看法已經流傳了很多年，幸賴魏先生用“斗室文娛”這種形象的手法予以表述，才顯得通俗易懂，但是其錯誤并不因此而改變。

多年來我也一直關注并且試圖探究中國戲劇界面臨的困境與危機之根源。我無法認同將電視(或者更粗陋地稱之為“影視”)的興起、乃至于所謂的多元娛樂形式的出現看成戲劇跌入困局的原因的看法，這樣的論斷實在是膚淺、皮相之至。

首先我們需要考慮兩個基本的判斷。其一，中國戲劇的危機是不是特別嚴重，其二，中國人的電視機和可看的電視節目是不是特別多。第一個判斷，我想給予肯定的回答。戲劇的衰落是世界性的現象，但是據我所知，多數國家與地區的戲劇衰落并沒有嚴重到中國這樣的地步。舉兩個眾所周知的例子。紐約的百老匯近幾十年一直是世界戲劇的中心之一(需要說明的是，百老匯的戲劇并不全是商業化的音樂劇)，如果魏明倫覺得這算是個特例，那么我舉另一個例子，這個例子魏明倫是認可的——澳大利亞的戲劇就不像中國那樣困難。人口只有幾千萬的澳大利亞，僅僅悉尼歌劇院每年演出場次就達到三千場。悉尼人口只有300萬，相當于中國的一個大中城市，但是這一個劇院每年的演出，就超過了北京市的所有劇院一年的演出數量，甚至超過全國多數省份全年劇院演出的總數。至于后一個判斷，我想我們都不會傻到以為美國人或者澳大利亞人比中國人缺少電視機或者缺少可看的電視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