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范文10篇

摘要：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在本世紀頭二十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目標，十六屆三中全會專門就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做出了具體部署。這必然要對政府的管理提出更高層次的要求。不僅如此，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和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新形勢也對我國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只有順應潮流，棄舊創新，徹底轉變行政意識和行政方式，實現政府管理創新，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趨利避害，才能更好地發展自己。

關鍵詞：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創新

一、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創新的必要性

1．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創新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當今世界是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時代，各國為了吸引資金、技術和人才推動本國經濟發展而進行著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表面上看是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競爭，但其背后是政府管理方式、機制、職能與效率的競爭。我國加入WTO，直接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個重要組成部分，國際競爭更加激烈。在這種競爭中受到壓力最大的是政府。對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來說，如何應對人世后所帶來的變化，及時轉變職能是當前的主要任務。而政府職能轉變實際上就是政府管理創新，只有通過政府管理創新，才能真正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作為本地區經濟活動的主要組織者，應從實際出發，結合本地區的特點，按照世界貿易規則，有效地行使自治權，積極推進政府管理創新，調整政府職能，提升政府能力，以適應環境的新變化和新的挑戰。

2．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創新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

一、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創新的必要性

1．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創新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當今世界是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時代，各國為了吸引資金、技術和人才推動本國經濟發展而進行著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表面上看是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競爭，但其背后是政府管理方式、機制、職能與效率的競爭。我國加入WTO，直接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個重要組成部分，國際競爭更加激烈。在這種競爭中受到壓力最大的是政府。對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來說，如何應對人世后所帶來的變化，及時轉變職能是當前的主要任務。而政府職能轉變實際上就是政府管理創新，只有通過政府管理創新，才能真正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作為本地區經濟活動的主要組織者，應從實際出發，結合本地區的特點，按照世界貿易規則，有效地行使自治權，積極推進政府管理創新，調整政府職能，提升政府能力，以適應環境的新變化和新的挑戰。

2．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創新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六大以來的一系列決策表明，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我國政府管理模式的創新，已經進入了高層政府的決策議程。而我國民族地區在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換代等方面與我國發達地區相比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仍然存在著市場開拓力弱、經濟向外度低、資金人才短缺、所有制結構調整滯后等諸多問題。所有這些方面決展過程來實現，必須依靠政府強有力的推動功能，加速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職能較最初有了相當的改善，但總體來說，適應市場經濟變革的步伐仍然很緩慢。從實際情況看，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過去和現在始終強調“穩定”的職能，維護政治秩序仍然是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職能的—個重要特點。而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必須盡快實現政府管理模式的轉型和創新，充分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作用，把政府職能切實轉變到經濟調節、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

3．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創新是提高政府能力和管理水平，建立服務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摘要]民族自治地方享有相應的稅收自治權是符合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分稅制基本要求的，但現實中稅收自治權的行使還存在著一些制度障礙。應改革財稅體制，授予民族自治地方適當的稅收立法權，確立自治地方的主體稅種，并進一步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關鍵詞]民族自治地方；稅收；自治權

稅收關系著地方財政運行和經濟發展。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本質上是分稅不分權，稅權高度集中于中央而忽視了地方的稅權需求。時至今日，學術界、實務界普遍認為應將適當的稅權下放于地方，以實現制度資源的合理配置。不過，在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分稅制的過程中，民族自治地方處于何種位置?自治地方享有的稅權范圍是否無差別于其他的省、直轄市?等等，人們對這些問題還是罕有論及。筆者以為，在新一輪的稅制改革中，應當充分考慮到民族區域自治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要求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經濟特性，稅權配置要尊重和體現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使自治地方享有比其他省、直轄市更廣泛、靈活的稅收立法權和管轄權。簡言之，民族自治地方應當享有較非自治地方更為內容豐富的稅收自治權。

一、民族自治地方享有稅收自治權的法理分析

(一)我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決定了民族自治地方應當享有適當的稅收自治權

國際上通行的稅權劃分模式主要有三種：以美國為代表的分權型、以法國為代表的中央集權型和以日本為代表的分權與集權相結合型。采用哪一種模式，關鍵決定于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對民族地區的行政管理歷來是中國行政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由于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形成了皇權統治下獨具特色的中國民族地區多元行政管理制度。這一制度不僅形成了少數民族傳統行政管理制度文化的基本內核，而且也成為新型行政管理制度轉換的起點。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傳統行政管理制度文化與民族地區行政管理的相互聯系與有機結合，不僅有助于繼承發展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也有助于民族地區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和民主法制的建設。

一、少數民族傳統行政制度的多元特征

截至新中國成立，展現在人們面前的中國少數民族社會形態是一幅豐富多彩的人類社會發展的立體畫卷。人類由低向高縱向演進的社會歷史發展形態，被中國少數民族在同一時空中以橫向展開，使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領主制、封建地主制等前資本主義諸社會形態同時并存。這種歷史景觀構成了中國少數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多元模式。發展不平衡條件下中國少數民族行政制度的多元特征，是少數民族內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差異性在行政制度上的同一時空中的橫向展現，其基本內涵包括兩層意思：一是在皇權統治條件下，統治階級以基本組織形式和管理手段對少數民族進行政治統治和行政管理，即在我國以郡縣制框架來實現對少數民族的直接政治統治和行政管理。與此同時，皇權統治又受到時空地域的制約，對于尚不能直接統治的少數民族地區，以一種漸進過渡的方式來實行制度認同和社會整合，即以我國諸朝實行的羈縻制度來實現對少數民族間接的政治統治和行政管理。這樣就構成了郡縣制與羈縻制并存的少數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二元結構；二是在少數民族地區，一方面，封建中央王朝或通過郡縣制或通過羈縻制將封建行政管理要素注入少數民族地區；另一方面，少數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點的傳統行政管理制度，尤其是民族基層傳統行政管理制度。由于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少數民族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分別處于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領主制、封建地主制等前資本主義諸社會形態，這樣就又構成了封建王朝皇權統治下少數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多元模式。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之而呈現的多元統治制度特征也是多方面的：

1、少數民族傳統行政制度多元特征的地理環境因素

自然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是深刻而廣泛的。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條件下，不僅會產生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而且也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組織方式和行政管理方式。生活在山林中的少數民族，由于山高林密、水激塹深，交通十分不便，地理環境十分封閉。這不僅造成了山地民族游獵游耕、刀耕火種的經濟生產方式和原始共產主義的交換分配方式，而且使其家庭社會組織、行政管理等具有獨特的山林特點。一方面這些民族社會組織還保留著濃厚的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部落形式；另一方面，以地緣為紐帶的村社組織興起并有逐步取代前者的趨勢。而由于各民族所處的局部自然地理環境又有差別，以及由此產生的周邊經濟、政治、民族等經濟社會環境的差異，使各山地民族的社會組織形式和行政管理模式又出現了多樣化的格局。如云南山地民族中，傈僳族社會實行的是稱為“坑”的父系大家族的社會組織形式和行政管理模式，怒族的社會組織形式包括氏族、胞族、家族及村社等形式并形成不同的管理方式。而佤族則是家庭、家族、村寨和部落不同等級社會結構并存，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王子行政管理模式。雙系并存的拉祜族社會組織形式，采用的是一種“卡些卡列”行政管理模式。景頗族社會中存在的“貢晶貢薩”與“貢龍貢查”兩種性質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阿昌族的三級行政，瑤族的“瑤目”制度等都反映了這些民族行政制度的多樣性。

居住于廣闊草原的民族，不僅創造了游牧生產方式，而且創始了與之相適應的行政管理模式。蒙古人的萬戶、千戶、百戶制度，滿蒙民族的八旗和八旗制度等，都突出表現了這一點。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造就了政教合一的政治經濟和行政管理模式。大、小涼山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使彝族社會一直保留著奴隸制“家支制度”。傣族的領主制，哈尼、彝、白、納西等民族的土司制，西北諸族政教合一的傳統管理模式等，都可以從自然地理環境方面找到它們存在的客觀依據。

【摘要】中國鋼琴的發展逐漸走向國際化，在鋼琴音樂的作品中，有著民族文化傳播特點。因為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我國的鋼琴音樂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教學偏西方化。隨著我國藝術事業的不斷發展，鋼琴音樂教育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作為鋼琴教育工作者，傳播鋼琴音樂在民族自治地區的精神是應盡的責任與義務。本文主要針對鋼琴音樂在民族自治地區的傳播特點，以及民族自治地區的特點，研究鋼琴音樂教育在民族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

【關鍵詞】鋼琴音樂；民族；傳播

隨著我國經濟文化的進步，鋼琴藝術教育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我們應該將鋼琴藝術與民族音樂進行融合，探索一條關于民族音樂之路，并創造大量優秀的鋼琴音樂作品，促進我國民族文化的傳承，讓鋼琴音樂能夠走上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促進我國文化的而進步。

一、鋼琴音樂在民族自治地區傳播中存在的問題

（一）對鋼琴教學缺乏重視。在少數民族地區，鋼琴音樂教育沒有得到重視，嚴重缺乏鋼琴音樂民族化傳播意識，教學模式受到了西方化的影響，這與我國鋼琴發展的歷史背景有關[1]。鋼琴傳入我國后，在最開始的時候沒有自己的鋼琴教材，也沒有專業的鋼琴教師，都是借鑒的西方鋼琴作品，缺少我國民族化特點，長久下來教學成為了一種習慣，缺乏民族化傳播意識也成為了順其自然的結果。（二）鋼琴教學過于偏向西方化。在教學的過程中，幾乎都是演奏國外的鋼琴作品，對于中國作品的教學沒有引起重視，學生受到老師教學的影響，對于西方鋼琴學習的文化能夠接受，卻不喜歡中國的風格，這種心理會造成學生不接受我國特有民族特色音樂作品的模式，拉大了中外鋼琴作品的差距。（三）鋼琴教材使用率低。中國的鋼琴教材與國外的教材相比相差深遠，在基礎性的教材中都有明顯的差距，更何況是專業的鋼琴曲譜練習。中外鋼琴教材的差異化嚴重，中國嚴重缺乏特有的民族化鋼琴作品，導致學生的民族音樂表現能力低下。學生們受到了學校以及教師教育方式的影響，與教師一樣對西方的鋼琴作品有興趣，教師教什么學什么，沒有將我國的民族文化滲透進去，影響了鋼琴教育民族化的發展。（四）鋼琴民族化技巧欠缺。學生在習慣了西方鋼琴彈奏的方法后，對中國鋼琴作品的彈奏技巧以及表現內容缺乏鍛煉，學生不了解中國鋼琴音樂作品的內涵以及表現方式，因此，在彈奏時很難傳達出作品的精神。鋼琴課程落后，受到西方音樂體系的教學影響，目前很多高校的鋼琴音樂教學體系依然沿襲西方的教學理論，缺乏特色化的音樂教學，影響民族化傳播以及課程功能的建設。

二、我國鋼琴作品在傳播中的民族特點

論文關鍵詞:民族自治地區知識產權戰略區域創新

論文摘要：本文主要通過對國內外知識產權戰略情況的介紹，重點闡述了民族自治區域知識產權戰略的確立對促進地區發展和創新的重大意義，并提出了民族自治地區知識產權戰略確立的基本定位建議。

一、國內外知識產權戰略發展現狀

(一)國外知識產權戰略確立情況。知識產權戰略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特定階段時所必須實施的發展戰略，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和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知識產權競爭將逐步成為國家之間的主要競爭。美國從20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實行知識產權發展戰略，一是產業結構的調整;二是相應的知識產權改革，制定法律，重新界定知識產權的權利歸屬和利益分配，包括知識產權的實施者和推動者及管理者的權益。在對外方面，謀求美國知識產權權利人在全球利益的最大化，推動《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簽署。日本于2002年提出了“知識產權立國”的口號，通過了知識產權基本法，并在內閣成立了知識產權本部。同時，近年來英國、加拿大、印度、希臘等國也紛紛采取相應的措施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創新，如英國采取措施不斷完善和發展知識產權體系，鼓勵創新，推動技術轉化;加拿大的知識產權政策突出兩方面特點:一方面不斷完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另一方面不斷提高服務質量。總之，從國外關于本課題的研究情況以及各國所采取的具體措施來看，各國都非常重視知識產權制度的建設，并因此而推動了知識產權發揮對本國經濟、政治、文化的促進作用。

(二)我國國內知識產權戰略確立現狀。我國關于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制定工作是從2005年7月開始的，國務院為此專門成立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制定領導小組，在全國各地進行了詳細的調研。目前，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內容包括20項專題和1個綱要，即“20+1”戰略，20個專題包括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人才的培養，以及提高全社會的知識產權意識等。我國《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于2008年4月正式。在國家制定國家知識產權戰略之際，國內各地如上海、福州、江蘇、西安等地也都開始啟動實施了相應的知識產權戰略措施，如福州市提高區域自主創新能力，開始啟動知識產權實施和產業化基地項目;上海2004年9月《上海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激發創新活力。同時，有學者還對統籌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與地方知識產權戰略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以促進發揮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實現國家和地方知識產權事業的發展。

(三)趨勢。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最終確立和實施必然帶動地區知識產權戰略的確立和實施，這樣基于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確立背景下的不同地區特色知識產權戰略的研究及地方相關法律體系的完善必然成為此類課題進一步研究和思考的問題，這有助于挖掘并發揮不同區域的特色和優勢。如青海出臺的實施綱要即以發揮特色優勢為基點。

論文關鍵詞：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社會保障

論文摘要：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實現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長治久安和各族人民的健康致富，其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是重中之重。要加快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必須在分析研究現存問題的基礎上，采取如下有力措施：加快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經濟發展；構建具有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社會保障資金管理制度；加快社會保障法制建設；擺正政府在發展社會保障事業中的地位；挖掘民族傳統文化動力，以推動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

進人20世紀80年代，我國積極探索并大力推進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從總體來看，以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和社會互助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已初步形成。但是如果進行橫向比較，如同經濟發展存在著地區差異一樣，社會保障水平也存在著明顯的地區差異。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社會保障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的一‘個撰踢馬環節，是現階段構建和諧社會形勢下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之一。

一、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社會保障事業現狀分析

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社會保障建設依賴于國家社會保障建設的大環境，經歷了從建立到不斷完善的艱難歷程。目前在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城鎮建立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陽‘三條保障線”制度;在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農村牧區部分地區也實行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以及農村牧區社會救助等社會保障制度。這些社會保障方法在促進經濟增長、縮小地區貧富差距、增強民族團結與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因歷史、社會、經濟各方面的影響，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社會保障問題依然嚴峻。

1.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發展失衡，農牧區社會保障權利嚴重缺失

一、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發展現狀

首先，從地理環境角度來看，我國少數民族自治地方雖然地域遼闊，多與他國相鄰，發展空間較大，但是當地的交通往往十分閉塞，對外聯系交流不便，自然災害頻繁，使得民族自治地方在發展的過程中遭受諸多限制，造成了當地豐富的自然資源、地理環境得不到應有的開發與利用，其經濟上的巨大優勢得不到充分的發揮。2014年，只有貴州等幾個少數地區經濟發展速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大多數地區都低于全國平均發展水平。其次，從民族自治地區三大產業結構的占比來分析，雖然民族自治地區地域面積十分廣大，人口相對集中，但是其在農業、工業、服務業方面發展緩慢，在全國經濟占比相對較小，即使是民族自治地區相對發達的云貴等地，其三大產業結構的占比與經濟發展的排名也只能屬于全國中等水平。其他民族自治地方在全國經濟結構的地位與發揮的作用就可想而知，可以說就目前而言民族自治地方存在的政治意義大于其經濟價值，呈現出政治地位與經濟實力不相匹配的尷尬境地，長此以往將會對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也不利于其在我國政治格局中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再次，從文化方面分析，由于歷史的原因民族自治地方大多屬于文化欠發達的地區，其科技水平、人員素質存在先天性的劣勢，近些年來，國家加大對這一地區的教育投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自治地方勞動力受教育的水平與職業技能，但是從整體上來看，人員素質依舊很難滿足企業發展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族自治地方產業結構的升級、戰略調整，更達不到中央提出的經濟轉型的要求，其經濟的主要模式依舊是農業生產，致使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發展滯緩產業結構較為單一。民族自治地方的社會經濟發展現狀以及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都要求民族自治地方必須要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實施科學有效地經濟發展戰略，以達到促進民族自治地方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目的，在保證民族自治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促進我國國民經濟水平的整體提高。

二、民族自治地方實施經濟發展戰略的必要性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五十六個民族共同組成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雖然少數民族在人口上并不占多數，并且多居住于邊地區。但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與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實現提出的中國夢，就需要我們在國民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對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發展戰略給予高度重視與更多政策上的支持，例如新中國成立伊始就將民族區域自治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允許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實施自治，允許他他們根據自身的特點與民族實際情況管理本民族的日常事務，正是在這種政策的支持下，在這種國家穩定、民族團結的政治訴求之下，在民族自治地方實施經濟發展戰略有著十分重大的政治意義，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構建以及和諧社會的發展有著重大作用。雖然在黨和政府的支持下，在各個少數民族同胞的努力拼搏下，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經濟獲得了長足性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初步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雖然民族自治地方的經濟有所發展，但是與我國其他地區相比，其經濟發展的速度、規模與質量都存在許多不足，為了實現民族的共同繁榮，縮小各地之間經濟發展差異，我們有必要再民族自治地方實施經濟發展戰略，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做出必要的調整，充分挖掘自身的優勢條件，在有力政策的引導與幫助下，實現民族自治地方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實現自身的跨越發展，在實踐經濟發展戰略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明確西部開發與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發展戰略的不同，立足于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發展的實際，統籌經濟發展的優勢條件，揚長避短促進自身經濟的發展。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除了要立足于本民族優秀的文化與當地優美的自然風光，實現旅游產業的高度發展，還要抓注機遇，特別是中央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新思路，因而民族自治地方實施經濟發展戰略是繼承和弘揚民族文化，實現文化多樣的必然要求，也是順應潮流和與時俱進的必然要求。廣東、福建、蘇、浙、魯經濟的迅猛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日趨提高，人們在享受更為殷實的物質生活的同時，也在不斷進行精神層面的追求，而少數民族的文化因其獨特性、神秘感被越來越多的人所喜愛，愈來愈多的人希望能夠到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親身體會少數民族風情，在這種心理的促使下，民族自治地方的旅游業得到了迅猛發展，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繼承與發揚，對于民族自身的文化傳承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各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構成了燦爛豐富的民族文化體系，對少數民族文化的發揚就是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與傳承，因而經濟發展戰略在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有著巨大的文化意義。

三、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

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與確定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受許多因素影響，既需要著眼于全國經濟發展的要求，更要考慮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發展的現狀與經濟發展的潛力，同時還要考慮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發展的未來趨勢。在中央相關經濟政策的支持下，結合經濟建設的先進經驗，通過長時間的反復論證而形成基于經濟發展戰略的這一特點，我國逐步確立起在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發展旅游產業，發掘民族文化的經濟模式，依托于民族自治地方天然的資源優勢發展資源密集型與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戰略決策。民族文化作為民族的共同價值追求，其在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民族自治地方在踐行經濟發展戰略的過程中要有效地破除民族文化中消極影響，將民族文化的經濟價值充分的挖掘出來，從文化層面促進民族自治地方經濟事業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民族自治地方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由于受其民族文化的影響，使得經濟發展速度相對較緩，因為在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首先要破除落后的文化對自身經濟發展的限制，對舊有的落后觀念進行更新，加入更多時代的內容。同時利用優秀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大力發展旅游產業，以此來促進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民族自治地方較我國其他地區相比，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并且人口分布也相對集中，有著發展資源密集型與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基礎，隨著國家對民族自治地方開發的日益重視，投入越來越多的資金進行基礎設施的開發建設，并且在政策上做出一定的支持與傾斜，這就大大的促進了民族自治地方資源密集型與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在完善當地經濟結構的同時，逐步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改變了民族自治地方過去那種單一的產業結構，實現經濟元素的多元化，保證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發展的穩定與高效。結語：民族自治地方實施經濟發展戰略對于少數民族自身和我國經濟整體的發展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因此我們必須要在實施的過程中把握經濟發展的實際，有針對性的采取經濟發展政策，促進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一、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的“公共性”價值

民族自治地方的“發展”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導向性價值。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是民族自治地方發展的“公共性”基礎，它對民族自治地方的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發展起著不可或缺的支撐作用。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中央主導型中央與地方關系模式下，作為地方政府意義上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推動力量。二是地方治理和地方行政是國家治理和國家行政在地方的基本實現途徑，它將能動地推動民族自治地方的發展。三是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戰略決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作為推動民族自治地方的基礎性力量。例如，從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干部培養方面來說，“民族干部狀況是衡量一個民族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培養民族干部是解決民族問題的關鍵。”“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睆男姓l展整體觀來看，民族干部的培養是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的公共人力資源方面。“培養民族干部是‘一項事關大局的重要工作’”。民族自治地方公共人力資源問題，不但表現為行政干部不足，更表現為科技干部隊伍嚴重缺乏，公共人力資源存量前景預期較差。民族干部的培養問題僅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具有基于自身及其環境的特殊性。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的特殊性就表現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主體、行政環境、行政過程、行政文化、發展歷程、公共設施基礎等方面。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從制度安排上隱含著一個假設就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政治建設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是這一制度建設的直接體現和地方發展的“公共性”基礎。實現“兩個大局”的戰略目標要求縮小落后地區與發達地區的差距。“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與內地漢族聚居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現在經濟發展差距、人類發展差距和社會發展差距三個方面”，“縮小發展差距的優先次序應該是‘社會發展差距?經濟發展差距?人類發展差距’”，要“改變過去50年以追求GDP增長為核心、以開發自然資源為中心的傳統現代化追趕戰略……”。縮小社會發展差距的評價指標包括社會發展程度的衡量指標包括人力供給能力(出生率、死亡率)、財政平衡能力(人均財政收入、支出)、教育發展能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入學率、升學率)、醫療保健能力(千人口醫生數、病床數)、科技創新能力(千人口科技人員數、專利數、人均科技市場成交額)、信息獲取能力(人均報紙數、圖書印張、廣播覆蓋率、電視覆蓋率、千萬人口圖書館數)和交通運輸能力(千萬人口鐵路、公路、航路里程)等。(P164)在民族自治地方必須通過“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戰略、優先縮小社會發展差距、回歸公共行政精神、促進地方治理”等行政過程來涵養民族自治地方發展的“公共性”基礎。

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政策驅動”路徑的內涵

消除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墮距”的“政策驅動”路徑，即基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是民族自治地方發展的‘公共性’基礎”的假設，借助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歷程形成的政策性路徑依賴，通過中央與地方、公域與私域、體制內與體制外等多渠道的政策學習機遇，在獲得物質性和象征性公共政策資源的同時，習得現代公共政策知識工具，推進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的進程。“政策科學所主要關心的是理解和改善全社會的發展方向。”相較而言，公共政策更多地被認為是方法論的知識體系，行政發展更多地被作為闡釋性的研究領域。公共政策學是一個以政治學為基礎的、跨學科方法的、功利性的、追求科學品質的知識體系，被認為是政治科學發展的新階段和新突破。公共政策分析是公共政策學作為方法論在解決公共政策問題中的具體運用過程。公共政策研究以改進政策系統，提高政策質量，實現政策目標，為解決新的公共政策問題積累政策經驗為目的。論文從公共政策本土化的角度，追求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進程中公共政策過程的民主化和科學化的統一，回應了“政策科學是聯系過去和未來之間的橋梁”的學科范式要求。

三、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政策驅動”路徑的可行性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的歷時性特質塑造了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的政策性路徑依賴。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的政策性路徑依賴的內涵表現為:首先，民族自治地方行政主體大多數在近現代“國家—民族”構建過程中，特別是在社會形態“直過”改造和自上而下的“條塊建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其次，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系統的運行機制被有效地整合為“民主集中制下‘條塊分割’”的運行模式。第三，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的現有基礎是在上級政府通過公共政策進行社會資源和社會價值的權威性配置的方式，經由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行政主體性獲致過程而形成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的政策性路徑依賴可以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提供干預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進程的突破口，植入公共政策知識和方法的可行性渠道。當然，行政發展必然表現為一種共同體政治生活方式的變遷，而政治生活領域具有制度質量密集，權威和權力具有非對稱性，既得利益具有繼承性，過程不透明且復雜化等特點，故而公共領域的變遷比私人領域的變遷具有更強的路徑依賴。這就使得與行政發展所必需的相關制度創新變得困難，行政改革過程遭遇阻力，因此需要功利性地運用公共政策知識和方法來推動行政發展。目前，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擁有政策驅動的雙重機遇，即擁有國家幫助民族自治地方發展的政策輸入和民族自治地方自身發展需要的政策輸出。通過國家幫助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發展的政策輸入，一方面可以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手段均等化地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公共政策項目的實踐積累民族自治地方行政主體的行政能力。隨著地方政府的治理價值在國家政治發展中被認可和重視，民族自治地方行政自主性將會被強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將真正意義上成為實踐的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活動中“自我管理本民族事務”的行政主體。

一、少數民族自治州典型研究區域的選擇

延邊州是東北地區唯一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州，被國家確定為民族自治地區改革開放試驗區，是國務院批準的享受國家西部大開發優惠政策的東部地區;伊犁州是全國唯一一個副省級自治州，又是唯一一個既轄地區、又轄縣市的自治州，西鄰歐亞國家哈薩克斯坦，這里有中國陸路最大的通商口岸，對外貿易活躍;玉樹州是青海省第一個、全國第二個成立的少數民族自治州，是全國30個少數民族自治州中主體民族比例最高、海拔最高、人均占地面積最大、生態位置最重要的一個自治州;甘南州是全國十個藏族自治州之一，旅游資源豐富，開發潛力巨大;紅河州位于云南省東南部，是云南省第四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和部分社會經濟指標均居全國30個少數民族自治州前列，形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紅河模式”;甘孜州是四川省三個少數民族自治州之一，也是四川最大的藏區，全州植物和礦產資源豐富，是四川省主要的藥材產區和重要的藥源寶庫，同時也是我國重要的成礦區域之一;黔東南州是苗族侗族聚居較集中的民族自治地方，該地區能源、礦產、生物和旅游資源豐富，旅游業蓬勃發展、基礎設施不斷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社會事業健康發展。鑒于此，本文選擇了上述七個少數民族自治州作為樣本。

二、少數民族自治州經濟發展類型劃分

少數民族自治州特點差異性極大，在科學發展的總體框架和發展原則下，不可能以統一、單一的發展模式進行突破。必須要以與主流發展路徑“兼容”、對主流發展成果“共享”的基本理念來進行分別的路徑選擇和探索。因此，根據現有的民族地區發展局面和發展基礎，以及未來的潛在空間和發展動力，對其發展演進框架進行“類型”區分，是民族自治州厘清局面、選擇路徑的必然之選。根據各少數民族自治州的民族特點、區域特點、發展依托、所屬主體功能區、發展機制等五個維度，可將上述少數民族自治州劃歸為五類經濟發展類型。

三、少數民族自治州經濟發展路徑分析

合理的經濟發展路徑應該符合區域區位、空間、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等的整體特征，以人為本、代價最小且經濟、社會、自然相協調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