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范文10篇

300多萬自然村、9億多農民、數千年農業社會，這樣的國情，讓中國面對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三農”問題。它決定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也決定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億萬農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建設新農村的關鍵。

充分激發廣大農民的創造熱情，將廣袤的鄉村深深融入國家現代化的進程，讓億萬農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如此重大的歷史性任務，如果沒有各級黨和政府在思想認識上的高度統一，沒有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科學內涵的正確理解，沒有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的政策保障和制度安排，沒有鼓勵農民干事業、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是難以想象、無法實現的。各級黨委和政府一定要站在現代化建設的全局高度，深刻認識肩負的使命，切實加強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組織和指導。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建設新農村，國家理應比以前更多地承擔建設責任，各級政府也理當進一步轉變觀念和作風，自覺做新農村建設的引導者和服務者，關心農民、尊重農民、服務農民，讓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落到實處，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真正成為惠及廣大農民群眾的民心工程。各級領導機關和基層黨組織，能否真正做到尊重農民意愿、維護農民利益、增進農民福祉，是檢驗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的標尺，也是檢驗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的標志。

關心農民，就應當真心實意地替農民著想。新農村建設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在制訂和實施規劃時，不能為了突出個人政績，大搞形象工程，而要真正從農民的需要出發，從解決農民生產生活中最迫切的實際問題入手，求真務實，一心維護農民的根本利益。這樣，才能切實讓農民得到實惠，才能真正獲得農民的支持，才能給農村帶來和諧、穩定與發展。

尊重農民，就應當真心實意地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善于發現并推廣來自農民的創意和經驗。各地自然條件、經濟文化狀況千差萬別，起點、水平各不相同，在具體工作中，要注重實效，不搞形式主義；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議，不強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強求一律；要引導扶持，不包辦代替。要積極推進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完善村民自治，促進村務公開，緊緊依靠和充分發揮農民自身的智慧和力量建設新農村。

服務農民，就應當真心實意地為農民營造發展環境。中央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特別是縣鄉黨委和政府，一定要切實轉變作風，突出服務功能，這是黨領導農村工作的重要原則。做好服務，既要通過繼續抓政策、增投入，加快建設，加快發展，打好物質基礎；也要通過體制機制的創新，激活農村的生產要素，激發農民的創造熱情，以各種形式吸引和組織廣大農民群眾積極參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乾安縣鱗字鄉農村服務團把農民所需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積極主動地為當地農民服務。

一是幫助全鄉廣大農民搞好種植業結構調整，發展高效農業。這個服務團采取進村入戶和散發宣傳單等方式，主動和農民拉家常、處感情，幫助農民分析今年農產品市場價格發展趨勢和農業氣候變化條件，鼓勵農民充分利用水利資源條件，大力發展粘玉米、芝麻、紅辣椒、棚菜等經濟作物。據統計，在2個多月的時間里，這個服務團走遍了全鄉6個行政村近千戶人家，無償地為農民發放宣傳單近萬份，全鄉優質高校作物面積也較去年有了大幅度提高，達到了耕種總面積的50%以上。

二是廣泛開展科技興農活動。針對農民土地多年沒有深耕輪翻，土地沙化、板結嚴重的實際情況，服務團與縣農業技術推廣中心聯系，免費為廣大農民進行測土施肥工作。截至目前，已免費為農民檢驗土樣60多個，發放測土施肥卡近五千余份。

三是多方聯系，幫助農民外出打工。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較多、農閑時間較長的實際情況，這個服務團已與省、市、縣等多家用人單位和組織單位取得聯系，積極幫助農民外出打工。目前，已有300名農民在他們的幫助下到各省市打工。

一

本世紀中國的兩次劇變：1949年的革命和七八十年代之交開始的改革，都是從農村發起的。鄉土中國發生的事屢屢讓眾多中外飽學之士始料不及：1949年前，包括“蘇聯同志”在內的許多人都懷疑中共的“農民革命”能否成功；集體化時，許多人又斷言俄國農民有米爾（公社）傳統，集體化尚且遇到強烈反抗，中國農民幾千年“小私有”，豈能輕易認可“一大二公”？然而，1949年“農民解放了無產階級”的一幕震驚了世界，數年后的集體化雖非農民所愿，但“一小二私”的中國農民畢竟比公社傳統悠長的俄國農民更順從地接受了“歸大堆”的命運。而當終于習慣了集體農莊的俄國農民成為反對私有化改革的“保守土壤”時，中國農民卻以“18個血手印”式的決心冒死沖垮了，并以家庭農業、“鄉鎮企業”及“民工潮”連續創造了驚世之變，每次都是農民自發沖擊在先，而后上面才予以認可。如果說家庭農業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視為“傳統”小農的延續，那“從無到有”、從“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江山”的鄉鎮企業，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預料于前。亦難解釋于后的現象。而當一些事后諸葛亮宣稱從中發現了“超越西方現代性”的“后都市文明”、“新集體主義”時，農民們又以擁抱都市的民工潮與急速私有化的“鄉企轉制”嘲弄了這些“發現”……

顯然，中國變革之謎不能從中西諸家“圣賢書”（從我們古代的儒家經典直到當代前沿的西方“后學”）中求解，只能從對中國社會深層的再認識去把握。這個“社會深層”在古代無疑是指傳統鄉村，而在現代也仍然以中國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鄉村社會為核心。于是便有了“中國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這一悠久的提法。

于是很久以來，人們對“農民問題”不可謂不重視。面對“農民”這樣一個龐大而又神秘的“客體”，人們不是自以為比它高明，而以“改造農民”為已任，就是自以為比它渺小，而以“向農民學習”為志。大至“救星”，他昨天認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今天又號召城里人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小至我們這些前“知青”，在今天的回憶文學中總不離兩個調子：或是訴苦怨舊型的，把農村說得很不堪；或是抒情懷舊型的，仿佛人間真情全在鄉村，而市井只有人欲橫流。

城里人還有這么一種思維習慣：假如他們在不那么偏僻與閉塞的鄉村中發現了某種被認為不同于“城里”的東西，就會想當然地以為這是發掘出來的“傳統”，并認定在更偏僻更封閉的“原生形態”鄉村中這種“傳統”會更濃厚?！侗桓嫔礁軤敗愤@部頗為思想界重視的電影就反映了這種城里人的農村觀：它把“杠爺”設計在深“山”之中，似乎越是深山更深處，越能產生那種不知“王法”、惟知宗法倫理秩序的道德權威與長老自治。

然而究其實，無論傳統時代還是今天，農村中宗法倫理自治都是集中存在于平原的、東南沿海的、較發達的、商品經濟較活躍的、開放并受“西化”影響較大的乃至城郊型的地區，而不是深山里、內地、貧困、封閉并屬于古老中國文明發祥地的、自然經濟的乃至遠離城鎮的地區。以宗族公產而論，舊中國農村宗族公產最多的是粵閩浙等沿海地帶，長江流域次之，黃河流域最少。廣東各縣舊時族田多占田地總量的30％～40％，其中廣州府屬各縣更達50％～80％，浙江各縣常在1/3左右。而兩湖的長沙、漢陽等府轄縣只有15％，邊遠各縣更少。至于北方各地就更不用提了：陜西關中各縣均不到1％，河北定縣更只有萬分之幾，殆近于無。我國許多貧困不發達農村的社會特征并不是什么“杠爺”自治，許多最“傳統”的古文明地帶恰恰是少宗族乃至近乎無宗族地區。而專制朝廷及其下延組織控制著一盤散沙般缺少自發社會組織的“編戶齊民”，才是“傳統社會”的典型景觀。陶淵明設想過某位有德之“杠爺”“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形成“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道德自治體。但老百姓的民謠卻是：“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到底是這類民謠，還是士大夫的《桃花源記》更代表真實的“本土文化資源”？

一、農民工是中國農民向工人發展的特殊形式

自秦漢出現農民這一階級以來，中國勞動者再無大發展。和農奴相比，農民實現了勞動者素質技能和社會地位的提高是個不爭的事實，建立在農民勞動基礎上的古代輝煌的農業文明遠遠高于建立在農奴勞動基礎上的歐洲中世紀文明就是證明，但是，中國勞動者停留在農民階段的時間過于漫長了。黑格爾的話不無道理：“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狀；但是因為它客觀的存在和主觀運動之間仍然缺少一種對峙，所以無從發生任何變化，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歷史的東西。”[①]歷史是勞動者創造的，歷史沒有什么變化是因為勞動者沒有得到發展。

農民工階級的產生是中國農業勞動者繼商鞅變法以來大規模發展的新階段。與農民相較，農民工實現了勞動者素質技能和社會地位的全面提升。

雖然在鄉農民工還有80%需要從事農業生產，但即使是在鄉農民工也開始接觸到了現代工業生產和工業文明；至于進城農民工就更不必說了，他們不僅參與了中國工業文明的創造，而且參與了中國城市文明的創造。更重要的是，他們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參與，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成為主力軍。中國城市用著名電影導演藝術家張藝謀先生的話說是“沒有自己的性格”[②]，這不奇怪，因為近代以降，中國城市是作為外國資本侵略和掠奪基地而畸形發展起來的，與本土缺乏血肉聯系?？梢粤隙ǖ氖请S著一批又一批農民工涌入城市，必將賦予中國城市自己的性格特征。中國城市當前的二元化，即都市與村莊并存已經證實了這一點。

工業生產對勞動者素質技能的要求遠高于農業生產?？茖W取代了經驗，技術取代了手藝；順應自然讓位于征服自然，嚴重的環境問題是與農民工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相適應的，是典型的“前進中的問題”；工廠化協作代替了田間地頭的個人勞作，由此產生了新的集體力量；日入而息的時間被輪班制改造成勞動時間；秋天才有收獲讓位于流水生產線終端不分四季無論晝夜財富的涌流；昔日一小塊土地就能讓農民臉朝黃土背朝天世世代代灑下汗水淚水和熱血，今天農民工把世界各地的原料、燃料、設備、技術置于自己勞動范圍內；悠閑散漫的性格被高度組織性紀律性所取代，時間就是金錢，快節奏取代了“急什么”，計件工資使每個農民工都產生了比那個揠苗助長的農人更為急切的心情，農業生產時代的大笑話成了工業生產時代的大實話；如此等等，顯示出農民工是中國勞動者素質技能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工業勞動者的素質技能達到了一個農業勞動者無法企及的高度。

農民工的經濟收入也遠高于普通的農民。農民工不僅有農業收入，而且有工資收入。伴隨著工資收入在農民增收中的比重越來越高，農民相對農民工的經濟地位就越來越低，因而作為這一變化的結果，離開土地即從農民轉變成農民工的速度也就越快，人數就越多。農村內部的分化越來越由農民與在鄉農民工的分化為主旋律，鄉鎮企業發達的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郊區成了富裕的地區，沒有在鄉農民工的地區只能輸出進城農民工，本地農村則淪為貧困地區。同一村莊條件相當的農民之間，有打工收入和無打工收入的區別是相當明顯的。對于進城農民工來說，廉價工資為城里人所看不起，但春節回到家鄉那就是在外發了財后衣錦還鄉，連麻將也玩得大?！耙蝗舜蚬?，全家脫貧”雖有夸張成份，但道出的農民工在農村較高的經濟地位卻是事實。農民工在城里失去的尊嚴在家鄉找了回來；在城里遇到的異樣目光在家鄉變成了羨慕的目光。

一

本世紀中國的兩次劇變：1949年的革命和七八十年代之交開始的改革，都是從農村發起的。鄉土中國發生的事屢屢讓眾多中外飽學之士始料不及：1949年前，包括“蘇聯同志”在內的許多人都懷疑中共的“農民革命”能否成功；集體化時，許多人又斷言俄國農民有米爾（公社）傳統，集體化尚且遇到強烈反抗，中國農民幾千年“小私有”，豈能輕易認可“一大二公”？然而，1949年“農民解放了無產階級”的一幕震驚了世界，數年后的集體化雖非農民所愿，但“一小二私”的中國農民畢竟比公社傳統悠長的俄國農民更順從地接受了“歸大堆”的命運。而當終于習慣了集體農莊的俄國農民成為反對私有化改革的“保守土壤”時，中國農民卻以“18個血手印”式的決心冒死沖垮了，并以家庭農業、“鄉鎮企業”及“民工潮”連續創造了驚世之變，每次都是農民自發沖擊在先，而后上面才予以認可。如果說家庭農業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視為“傳統”小農的延續，那“從無到有”、從“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江山”的鄉鎮企業，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預料于前。亦難解釋于后的現象。而當一些事后諸葛亮宣稱從中發現了“超越西方現代性”的“后都市文明”、“新集體主義”時，農民們又以擁抱都市的民工潮與急速私有化的“鄉企轉制”嘲弄了這些“發現”……

顯然，中國變革之謎不能從中西諸家“圣賢書”（從我們古代的儒家經典直到當代前沿的西方“后學”）中求解，只能從對中國社會深層的再認識去把握。這個“社會深層”在古代無疑是指傳統鄉村，而在現代也仍然以中國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鄉村社會為核心。于是便有了“中國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這一悠久的提法。

于是很久以來，人們對“農民問題”不可謂不重視。面對“農民”這樣一個龐大而又神秘的“客體”，人們不是自以為比它高明，而以“改造農民”為已任，就是自以為比它渺小，而以“向農民學習”為志。大至“救星”，他昨天認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今天又號召城里人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小至我們這些前“知青”，在今天的回憶文學中總不離兩個調子：或是訴苦怨舊型的，把農村說得很不堪；或是抒情懷舊型的，仿佛人間真情全在鄉村，而市井只有人欲橫流。

城里人還有這么一種思維習慣：假如他們在不那么偏僻與閉塞的鄉村中發現了某種被認為不同于“城里”的東西，就會想當然地以為這是發掘出來的“傳統”，并認定在更偏僻更封閉的“原生形態”鄉村中這種“傳統”會更濃厚?！侗桓嫔礁軤敗愤@部頗為思想界重視的電影就反映了這種城里人的農村觀：它把“杠爺”設計在深“山”之中，似乎越是深山更深處，越能產生那種不知“王法”、惟知宗法倫理秩序的道德權威與長老自治。

然而究其實，無論傳統時代還是今天，農村中宗法倫理自治都是集中存在于平原的、東南沿海的、較發達的、商品經濟較活躍的、開放并受“西化”影響較大的乃至城郊型的地區，而不是深山里、內地、貧困、封閉并屬于古老中國文明發祥地的、自然經濟的乃至遠離城鎮的地區。以宗族公產而論，舊中國農村宗族公產最多的是粵閩浙等沿海地帶，長江流域次之，黃河流域最少。廣東各縣舊時族田多占田地總量的30％～40％，其中廣州府屬各縣更達50％～80％，浙江各縣常在1/3左右。而兩湖的長沙、漢陽等府轄縣只有15％，邊遠各縣更少。至于北方各地就更不用提了：陜西關中各縣均不到1％，河北定縣更只有萬分之幾，殆近于無。我國許多貧困不發達農村的社會特征并不是什么“杠爺”自治，許多最“傳統”的古文明地帶恰恰是少宗族乃至近乎無宗族地區。而專制朝廷及其下延組織控制著一盤散沙般缺少自發社會組織的“編戶齊民”，才是“傳統社會”的典型景觀。陶淵明設想過某位有德之“杠爺”“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形成“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道德自治體。但老百姓的民謠卻是：“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到底是這類民謠，還是士大夫的《桃花源記》更代表真實的“本土文化資源”？

在看了溫教授的“不去奪農民的地農民就不會反抗”這個觀點之后，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溫教授認為我國在農民的土地制度的“小農平均占用土地這種基本制度”的作用根本就不在農業上，而在維持社會基本安定，這是它最大的制度效益。認為有了這個制度可以把大部分的農民控制在農村，控制在一個穩定的區域，這樣可以大大地降低犯罪率，從而穩定社會秩序。

也許這個說法在以前還行得通，可以現在還可以嗎？在世界向前發展的進程中，農業生產力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前的農業生產力可以說是較前些年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就是說在現在的中國農村，在生產力提高的條件下，農業生產實際需要勞動力明顯降低。這樣，大量的勞動力涌向城市，中國的流動人口大大增加，同樣，社會治安的壓力會很大，溫教授所說的維系這個社會安定的成本也是相當高的。

在我的這個觀點基礎上，我認為溫教授的“不去奪農民的土地農民就不會反抗”的觀點欠妥。我們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這樣就可以看出“不去奪農民的土地農民也可以會反抗”。這就要國家下大力度繼續推進當前的新農村建設，把農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摘要:《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要求在鄉村振興中堅持農民主體地位，激發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實施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任務，也應該堅持農民主體地位，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新型職業農民培育與農民啟蒙是相輔相成、雙向互促、并行不悖的關系。因此，新時代實施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應該重視農民啟蒙，并將其滲透、溶入培育過程始終。在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過程中應該堅持“有蒙共啟”的原則，努力將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的現代農業、民主政治、鄉村文化、生態文明、社會保障等新時代的思想觀念傳輸給農民，從而實現新型職業農民培育與農民啟蒙的雙贏，有力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關鍵詞:鄉村振興；主體性；新型職業農民培育；農民啟蒙

報告提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1]為了推動新時代“三農”問題的有力解決，中央開始部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著力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新時代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的宏偉藍圖。

一、問題的提出

繼黨的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之后，中共中央、國務院緊接著將《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作為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兑庖姟肥状翁岢觥皥猿洲r民主體地位”的基本原則，明確要求“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切實發揮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作用”。[2]堅持農民主體地位，應該有兩個維度。第一個維度是就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外部力量而言，即各級政府、資本市場與社會力量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不能主觀武斷，通過政治運動強制性地為農民設計美好生活，而要尊重農民的意愿，充分聽取農民的意見，想他們之所想、急他們之所急，以得到農民最大程度的擁護，這樣才能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堅持農民主體地位的基本原則才能真正得以落實。第二個維度是就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內部力量即農民而言，廣大農民要能夠在鄉村振興中發揮主體作用，就必須跳出原來習以慣之的被動、等待、消極的思維窠臼，正確認識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的在于為自己創造美好生活，從而積極、主動地參與到鄉村振興中，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精神。如果說外部推動力量在實踐中相對容易堅持農民主體地位的基本原則，那么，對于農民而言，真正將振興鄉村作為自己的事業投身其中，積極發揮自身的創造性作用則相對而言要困難得多。因為，當前廣大農民受到國家、市場、社會、歷史以及農民自身因素的影響，其市場主體地位、政治參與意識、價值選擇能力、審美境界提升等還比較欠缺，嚴重制約著農民主體性的發揮。因此，在鄉村振興過程中要充分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首先應該積極提升農民主體性，提升他們建設現代農業、參與鄉村治理、繁榮農村文化、保護生態環境、建設美麗鄉村、追求美好生活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真正發揮其鄉村振興的主體性力量。那么，如何塑造和提升農民的主體性？這一追問則邏輯地指向了農民啟蒙。目前學界還鮮有“農民啟蒙”這一提法。從中國的啟蒙話語而言，農民啟蒙當然地落在社會精英、知識精英身上，跟普通大眾尤其是農民好像沒什么關系。農民常常扮演的是被迫害、被拯救、被號召、被教育、被建設、被代言、被救濟的角色，很少有將農民與啟蒙相聯系，提出“農民啟蒙”這一概念。但是，從鄉村振興戰略而言，農業現代化的關鍵在于農民，如果農民不能擺脫“被”的角色，缺乏獨立思考和價值選擇的自主性，則不能發揮其偉大的創造性，從而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因此，農民啟蒙于鄉村振興而言則顯得尤為緊迫。什么是“農民啟蒙”？所謂農民啟蒙，即是指農民不斷突破既有“成見”的束縛，敢于運用自己的理性進行獨立思考和批判，自覺認知自身的存在狀態、確認自身的價值認同方式，逐漸確立起自己的主體地位，從而對現代化形成正確認識并努力投身其中享受現代化文明成果的過程。[3]農民啟蒙不是“啟蒙農民”，或者說，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啟蒙農民”，而是農民逐步發現自身、確立主體地位的動態發展過程，是農民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祛魅”過程、從“不自由”走向“自由”的過程。由此可見，農民啟蒙的核心內容就是農民主體性問題，提升農民主體性必須取徑于農民啟蒙之途。只有農民啟蒙，才能不斷促進農民主體性的確立，才能在鄉村振興中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也才能為未來美麗鄉村建設開發更多的人力資源。鄉村振興離不開人才支撐，需要造就、匯聚更多“鄉土人才”積極投身鄉村振興的偉大事業。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就是培育美麗鄉村的現實和未來，是為建設美麗鄉村培養、造就更多“鄉土人才”的重要途徑?！兑庖姟访鞔_提出將培育新型職業農民作為造就“鄉土人才”的首要任務，大力開發農村人力資本，積極破解振興鄉村的人才瓶頸制約。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任務，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必然瞄準廣大在鄉務農農民，通過針對現代農業生產和農民科技文化需求的教育培訓，使他們能夠具備現代農業所要求的能力素質；通過全力打造“職業農民”這個“新型職業”，使“農民”成為有尊嚴、有地位、有吸引力的職業。既然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育與農民啟蒙的對象相同、內容吻合、目標明確，這就引發出下面的問題：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新型職業農民培育與農民啟蒙究竟是什么關系？如何以提升農民主體性為中心，協調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從而切實為鄉村振興提供強大的人才支撐？

二、新型職業農民培育與農民啟蒙的關系厘清

近年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從建立到逐步完善，解決了農民基本的醫療問題。國家統計局重慶調查總隊通過對合川區鹽井街道茶園村、龍市鎮垣城村的典型調查，同時結合歷年農村住戶調查資料分析發現：農民“因病致貧”現象仍然比較突出，疾病成為農村貧困人口承受不起的痛，應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一、治病費用已經成為農民的一大負擔。通過對合川區龍市鎮垣城村調查發現，一是因疾病導致生產生活水平受到影響。全村632戶、共2073人，因疾病導致生活水平下降的29戶，占總戶數的4.6%；因疾病陷入貧困的13戶，占總戶數的2.1%；生病拖延未治的54人，涉及17戶，占總戶數的2.7%；大病小治的52人，涉及35戶，占總戶數的5.5%。二是患病者平均醫療費用較高。全村自2005年以來患主要疾病的人數為480人，占調查總人數的23.2％。這些人從發病至初診的間隔時間平均是1.2個月，患病持續時間平均為13.5月，醫療費共計為132.6萬元，平均每人2762.5元；其中住院病人125人，占調查總人數的6.0%，平均住院時間為23.5天，醫療費共計為48.6萬元，平均每人3888元。三是高額醫療費用導致多數人借款治療,從而背上較重債務包袱。全村自2005年以來患病人群中能夠自己支付費用的占47.4%，需要借錢醫治的占52.6％借款主要來源是親戚，平均每人次借款數為2500.5元，平均借款期限為19.4個月，至今還有部分農民未還清借款。

二、農村社會低收入群體患病醫治困難。從縱向上看，農民醫療費用支出增長速度遠高于農民收入的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合川調查隊農村住戶年報資料，合川區農民醫療費用支出由1990年的17元增長到2009年的319元，增長了18.8倍，而同期農民純收入從663元到5877元僅僅增長了8.9倍。從橫向上看，低收入群體的醫療費用支出比例明顯比農村居民平均水平要高。2009年農民年均純收入低于2500元的群體的平均純收入為2235.5元，人均醫療費用支出為218.6元，占人均純收入的9.8%，遠高于全區農民4.7%的水平。由于收入過低，醫療支出較高，這部分群體生病拖延、大病小治的現象普遍，對于疾病風險的抵御能力不足。鹽井街道茶園村某戶人家，全家兩個兒子到了十五六歲全部癱瘓，檢查也沒有查出疾病根源，專家初步判斷是基因遺傳，治療難度很大。

三、大病、重病引發的貧困現象尤其突出。常見的大病、重病如腦溢血、癌癥等，致死、致殘率高，治療費用一般都要幾千、上萬元。鹽井街道茶園村某戶人家，一個三十多歲的兒子患有肝癌，全家為治病四處奔走借債，正常的生產生活方式不復存在。有的晚期癌癥患者因無力承擔高額醫療費用，不得不選擇放棄治療。按照2009年合川區農民人均純收入5877.34元計算，如果家庭成員中有人類似的大病、重病，一年甚至幾年的收入將化為烏有，甚至將背上沉重的債務，導致生活陷入貧困?！懊撠毴迥?，一病回從前”。農戶受大病沖擊后，至少要三五年才能恢復到大病前的收入和消費水平。同時，疾病導致貧困，貧困又使疾病難以醫治，以致惡性循環。公務員之家: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極大緩解了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但是對于醫療花費巨大的大病、重病，發揮的作用仍不是很明顯。“因病致貧”能引發一系列嚴重后果。據不完全統計，僅龍市鎮垣城村，學生“因病輟學”的就有3例，如有一村民因患病家庭陷入困境，導致女兒高中輟學外出打工。希望有關部門高度重視，切實采取有效措施，增強對低收入群體的醫療保障。

2006年的旅游主題是“中國鄉村游”，農村以其良好的生態條件成為旅游業發展的重要載體。目前，“三農”問題是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與“三農”相對應的是農業旅游，農村旅游，農民旅游。農業旅游和農村旅游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產品開發都得到足夠的重視并獲得長足發展，但作為是農業旅游和農村旅游產品的供給者和生產者同時也是旅游的需求者和消費者的9億農民則成了被遺忘的角落。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在國家“三農”政策下，農民收入不斷增加，負擔逐漸減少，思想觀念和消費觀念也在發生著變化，特別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農民旅游出現快速增長的局面。但從整體來說農民旅游的出游率還遠遠低于城鎮居民，處于西部地區農民的出游又遠遠低于全國農民出游的平均水平。國內著名旅游規劃專家郭來喜，在出席2005婺源中國鄉村文化旅游論壇時指出：“發展‘農民旅游’是中國建設世界旅游強國的基礎”，“旅游人數和旅游收入是衡量世界旅游強國的硬指標，農民旅游的大發展才意味著中國旅游業的飛躍。”魏小安提出，“三農”旅游的發展會對“三農”問題的緩解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農民旅游現狀：

1、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東部發展，東部地區2億農民已成為中國旅游市場尤其是國內旅游市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部起步，中部地區農民旅游剛剛起步，一部分農民企業家和富裕起來的農民已進入了旅游大軍的行列。西部地區農民現正蓄勢待發，隨著西部經濟的逐步發展，慢慢也會進入旅游市場。農民旅游出游率呈現出東高西低的地區差異。

2、旅游人數不斷增大，但出游率和消費水平偏低。近幾年農民旅游在國內旅游的出游數、出游率、旅游總花費、人均花費都出現了大增長，但農民旅游的出游率和消費水平還遠遠低于城鎮居民。2004年城鎮居民的出游率是126.56%，農村居民出游率是68.70%。農民旅游消費主要集中在交通、食宿，對旅游產品檔次要求不高，觀光和探親訪友為主，還有相當部分農民僅限于“進城”，消費結構較為單一。2004年農民的平均消費是210.21元，低于城鎮居民731.82元、全國427.47元平均水平。

3、旅游目的多元化。農民單一的觀光旅游只是作為目的之一，有的甚至是次要目的，很多農民參加旅行團，包括自己出去旅游，主要目的就是學習、考察或尋求就業機會，度假和休閑還很少。

4、游方式的多元化。旅行方式還是以傳統的旅行團的方式為主，另外東部和中部地區的很多農民也自己組織專業考察團和打工考察團尋求商業機會或就業機會。

2004年中國農民發展成績明顯，問題突出。由于政府重視，政策到位，2004年農業形勢好轉，農民收入明顯增加，突破了前幾年的農民收入停滯狀態。隨著政府關注和一系列政策出臺，清理農民工拖欠工資和改善農民工的勞動環境的工作初見成效。以前積累的失地農民問題仍然突出，對農村社會穩定的影響居第一位。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村委會改居委會涉及到農村基層組織建設、農民土地權益、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問題，需要相應政策進一步完善。

一、保護農民合法權益卓有成效

保護農民的合法權利，構成了2004年促進農民增收的核心政策，也確定了三農改革的基本方向。在市場經濟和城市化進程中，中國的農民問題涉及三類農民：一是種地農民，二是失地農民，三是“農民工”。2004年保護農民合法權益政策力度大，針對性強，覆蓋了這三個群體。

2004年初中央一號文件出臺，各地政府認真貫徹落實，促進農民增收、“多予少取”的政策效果立竿見影，200年農民種糧積極性增加，農業投入增長，糧食生產開始恢復性增長，預計全年總產量將達到4.55億噸，比2003年增產2400萬噸。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1996年至2000年分別為9%、4.6%、4.3%、3.8%、1.9%，2001年出現恢復性增長，也僅僅為5%，2002年為4.6%。在農民收入構成中，如扣除勞務收入，來自第一產業在農民收入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這一情況在2004年開始改變。

1、2004年糧農收入增加明顯，是近20年中增長最快的一年

種糧農民成為2004年“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的最大受益者。中國農村人均純收入2004年上半年同比增長7.8％，是近20年中最快的增長。2004年前三季度，中國農民人均現金收入為2110元，實際增長11.4％，增幅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4.4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增幅提高7.6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