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生活范文10篇

以南京市農民工為例

摘要：本文通過對南京農民工閑暇生活方式的調查，對城市農民工閑暇生活現狀進行了探討，認為農民工閑暇時間不足，公共閑暇資源占有不足，閑暇活動具有同質性、單調性和消極被動性，閑暇空間具有封閉性，閑暇心態具有無奈性。影響農民工閑暇生活的主要因素有農民工自身收入、文化程度、職業、社會關系、城市居民評價、以及社會各界對農民工閑暇需求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和關注。這些都阻礙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實現城市化。

關鍵詞：農民工；閑暇生活；特點；影響因素；城市化

前言

隨著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人們對閑暇這種“新的生活方式”投以了極大的關注。選擇怎樣的閑暇時間利用方式，就是選擇怎樣的生活方式。閑暇生活方式成為生活方式的一個重要層面。良好的閑暇生活方式，不僅有益于身心健康，也有益于一個人生活質量的提高。閑暇時間研究在中國雖然不算是一個新生事物，但與其相關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并沒有其他的學術研究多，尤其在“農民工”這一龐大的群體的閑暇生活方式的研究上有所欠缺。而在中國的城市化和現代化的推進下，越來越多的農民將會繼續涌進城市，農民工這一群體的數目也將會繼續增加。因此，深入了解農民工的閑暇生活方式，對于推動農民工文明健康的閑暇生活，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有著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尤其在實踐上，對農民工閑暇生活的研究，將有助于人們更全面地把握農民工的生存現狀，尤其是他們的心理、社會互動等方面，使社會更加關注農民工的閑暇生活發展狀況，讓他們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一、文獻回顧

農民工是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城市化的建設者和奉獻者。然而，身在城市的農民工是否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何？帶著這個課題，筆者在開展“面、心、實”活動過程中，對此開展了專題調研。調研結果顯示，大部分農民工表示很難融入到城市生活，對精神文化生活感到茫然與無奈。在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下，讓廣大農民工共建共享和諧美好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工會組織義不容辭的職責。

一、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現狀

1、單調枯燥。農民工主要聚集在建筑工地和工業園區，建筑工地上的農民工生活條件艱苦，工作量大，工余時間主要是睡覺或者閑聊，偶爾逛逛街，喝喝酒；工業園區的農民工由于距離城市較遠，交通又不方便，工余時間主要看看電視或者打打牌，找老鄉聊聊天，基本上過著“工廠—食堂—宿舍”三點式生活。

2、精神空虛。農民工中有相當部分是年輕人，精力旺盛，爭強好勝，由于精神文化生活單調，為了尋找刺激，有的聚眾賭博，有的酗酒打架，有的迷戀色情網站，嚴重地影響了社會風氣和社會穩定。精神空虛是農民工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

二、精神文化生活匱乏原因分析

1、收入低。農民工大多文化素質低，職業技能差，主要靠苦力賺錢，工資收入偏低。這些工資除了簡單維持自己日常生活開支外，大部分要寄錢回家養家糊口。由于沒錢，他們不敢奢望城市文化活動場所，如ktv、網吧、健身房等，只能靠簡單方式消磨工余時間。

一、城鄉結合部農民工基本情況。

農民工約3萬人。年齡結構為：70歲以上占20％,20—69歲占65％,20歲以下占15％。主要收入以種無公害蔬菜為主，農閑之余打零工人均收入15000元左右，80％的農戶住上了小洋房。主要文化活動：婦女們晚上在各社區開展廣場健身舞活動，利用互聯網關注蔬菜銷售渠道，逢年過節為增加喜慶上演一些地方傳統的民間習俗節目，如：業余劇團排演節目各社區巡演，正月十五鬧元宵，五月初五賽龍舟，八月十五耍龍燈等。迫切文化需求：農家書屋多購置一些農技、科技、生活小百科、養殖業方面的書籍，以便在生產中運用；多送幾臺有教育意義的，寓教于樂的、弘揚家庭美德、社會公德的文藝節目下鄉。

二、新生代農民工網絡文化生活情況。

農民工上網需求日益增長，上網主要是通過家用電腦、網吧上網和鄉鎮文化站、農家書屋等途徑。上網時間不長，費用也不多。

三、城鄉結合部經營性網吧分布及公益性上網場所情況。

縣城經營性網吧16家，縣城周邊鄉鎮只有鎮批準設立了一家。全縣建有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支中心1個，村級點220個（一個行政村一個），覆蓋全縣的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全年免費對外開放。

近年來，由于拖欠工資等侵害農民工權益的事件被媒體頻頻曝光，農民工物質權益保障問題已經引起各級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并正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決。但“農民工問題”決不僅僅是物質權益保障問題。眾所周知，人的需求是多層次、多方面的，不僅有低層次的基本物質方面的需求，也有更高層次的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因此，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問題也值得高度關注。令人遺憾的是，目前，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問題卻少有人關注，以致農民工文化生活“荒漠化”問題已經日益浮出水面，成為一個新的影響城鄉統籌、和諧發展和政治、社會穩定的城市社會問題。

面對數量龐大且呈快速增長態勢（我國農民工2003年為1.1億人次，2004年為1.2億人次）、的農民工群體，加上他們基本上游離于傳統“單位”之外（即“單位”對其文化需求的滿足顯然是“失靈”的）、屬于低收入階層（即其文化需求不可能通過營利性文化機構得到滿足），因此，選擇一個適宜的平臺來切實提高其文化生活水平是個首先必須也亟需解決的問題。

考慮到目前農民工“非單位人”、經濟支付能力有限等特點和均生活、工作在一定的城市社區范圍之內的現狀，以及社區在城市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中的地位作用日漸提升的趨勢，筆者認為，以社區為平臺來提高和改善農民工的文化生活狀況是切實可行且現實的選擇。

但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社區在農民工文化生活中的作用還非常小，也就是說農民工的社區文化生活現狀非常不容樂觀，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農民工社區文化生活設施（場所）極度匱乏?！扒蓩D難為無米之炊?！鞭r民工文化活動設施（場所）是農民工能否開展社區文化活動的基礎性硬件條件。目前，社區中的文化活動設施（場所）主要有社區圖書室、社區市民學校、社區青少年活動中心、社區室內文化活動室、社區室外文化活動廣場等。應該指出的是，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受重經濟建設、輕社會建設指導思想的影響，使得城市社會發展嚴重滯后于城市經濟的發展，其在當前社區中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包括文化設施）投入長期不足，供需矛盾相當突出。但是，即便是這些總量供給不足的社區文化設施（場所），其建設規劃也基本上是以市民為對象“量體裁衣”的（一般只考慮市民的需求量和需求特點），外來農民工幾乎不會也不可能被納入統籌范圍。另外，加上城市各社區都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限制農民工使用社區文化設施（場所）的歧視性“制度壁壘”。這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目前農民工社區文化活動設施（場所）極度匱乏的緊張局面。

2、農民工社區文化參與率極低。目前，城市中的農民工大部分是青壯年，處在這一年齡階段的人有很強烈的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實際上，包括筆者的實證調查在內很多調查也都表明，農民工具有相當強烈的參與社區文化生活的意愿。但是，從目前來看，由于諸多因素（主要是客觀因素）的限制和影響，農民工參與社區文化活動的強烈“心動”并未能轉化為實際的積極參與“行動”，其突出表現就是農民工對所居住社區開展的各類文化娛樂活動的“漠視”以及利用社區文化設施（場所）頻率的低下。

論文關鍵詞：農民工；城市融入；社區服務

論文摘要：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關鍵在于改變農民工為經濟發展服務的政策模式，重工融入城市問題。捉民工融入城市是勞動力價值的內在要求；是政策關懷的具體化；是道路的必然選擇；是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觀要求。然而，目前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臨一方面是戶籍身份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社會排斥的影響。因此，實現農民工的城市的是使農民工逐步融入社區服務體系，并階段性解決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問題，防止出應”。

自從改革開放出現農民工以來，農民工問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引起政府和學界的普遍關注。2006年，中央政府出臺了《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政策思路，表明了政府對農民工問題高度重視的態度。

一、問題的提出：艱難的融入

學界近年來研究農民工問題的文章連篇累牘，汗牛充棟。然而，無論是國家政策，還是現有的研究，多是從經濟政策的角度進入，即便是從社會保障角度出發研究農民工問題的文獻，也帶有明顯的蒂特姆斯(RichardM．Titmuss)所言的婢女型社會政策的色彩。

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關鍵在于改變農民工為經濟發展服務的政策模式，從制度化的社會政策建構入手，從社會結構轉型和城市化的長遠發展眼光，重點解決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問題。目前，絕大多數農民工仍然是城市的候鳥，由于其邊緣身份的特殊性，使之成為城市勞動力市場或一些不確定就業的獨特群體，他們游離于城鄉之間。相對于城市生活來講，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融入”。其原因在于：第一，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臨無法逾越的身份壁壘。長期以來戶籍身份制度的制約，使得農民工的身份歧視無法消除。當他們想融入城市生活時，還面臨地域排斥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約。同時，如前所述，國家出臺的有利于農民工的政策，更多強調農民工經濟方面的權益保護，如工資拖欠、勞動保護、工傷賠償等等，而較少關注自身生活和心理層面的問題。凡此種種，使得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是一個艱難而又漫長的過程。

摘要：建立健全適合于農民工的養老保險制度關系到我國社會發展的全局，是社會轉型時期必須要解決好的問題。文章基于農民工兩棲生活模式，從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的現狀、發展的障礙因素出發，針對社會養老保險繳費偏高、農民工和用工單位參保積極性不高、政府監管力度不夠以及養老保險關系轉移困難的情況，指出需要政府完善養老保險頂層設計；強化農民工和用工單位的參保意識，加大執法監督力度；多元化籌集養老保險資金；打破城鄉二元化體制。

關鍵詞：農民工；養老保險；兩棲生活

一、引言

隨著我國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選擇離開土地，到鄉鎮企業或者轉移到異地就業，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農民工群體為社會經濟的穩步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可以說，沒有龐大的農民工隊伍，就沒有我國經濟持續與穩定的騰飛。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已達到27395萬人，年末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農民工人數卻只有5472萬人（數據來源：2014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所以，就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雖然把農民工養老保險納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范疇，但是農民工所面臨的養老保險問題仍然沒有妥善得到解決。農民工離開家鄉到城市尋求生計，家中有大事或農忙時回家幫忙，其余時間只能游離于打工地和家鄉之間，并可能不斷地更換工作地和工作崗位，雖然扎根在農村，卻成為兩棲生活模式的代表。工作地轉換頻繁導致不能連續積累繳費年限；統賬結合的模式更是削弱了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權益。張轉玲（2012）通過對深圳市農民工的實地調查研究分析了農民工養老保險問題，認為要進一步提高農民工的參保意識，并明確用工單位的法律責任，以及及時處理好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的轉移接續問題。趙志剛、劉敏（2013）從政府職能角度論證了農民工養老保險中政府職能的重新定位，指出當前政府管理體制還不夠健全，要進一步明確政府的各項職能，加強對養老保險制度運行的監督。余運江等（2014）實證分析了對上海農民工的調查數據，得出農民工遷移到外地重新就業的原因，認為農民工輸入地政府應當加快完善社會保障政策，讓更多的外來農民工能夠和本地居民平等地參與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降低外來農民工的回流意愿。蔣云赟（2013）認為，當前我國政府責任的不完善和財政支持的缺乏，嚴重阻礙了農民工養老保險的發展，農民工應該以較低的繳費基數和繳費比例參加養老保險體系。

二、農民工養老保險的現狀分析

（一）農民工養老保險實際需求迫切

一周多緊張有序的走訪、調查宣傳，迎來了暑期社會實踐的圓滿結束，按計劃了的暑期社會實踐活動，并且受到了理想，主要體現在下面幾個：

是對政策的。走訪了勞動局、就業保障局，在局長等的交談下到了黃陂區農民工的情況，并且到與農民工的政策：小額擔保貸款的條件貸款金額，就業培訓的及政策，農民工個人保險燈政策。而且拿到了黃陂區勞動局自身情況編目的關于農民工的政策與，因還未出版，的書名，只是一份稿件。

走訪了陽光電腦培訓中心、黃陂技術學校等培訓機構，到了機構培訓的與內容，更的是農民工參加培訓的情況。

區勞動介紹，走訪了養豬場及其附近的涼亭村、晨龍電子公司及其所在的油崗村、同建電子公司及同建村，從城市來到邊遠地區，再回到城市邊緣發展較快的地區。與村長交談本村的政策、農民工就業等情況，與農民工及其家屬的交談更直接的了的現狀與需求，并介紹了的政策。，還大范圍的做了問卷調查，數據來科學的分析農民工的現狀與需求，更科學性、性。

了宣傳工作，了農民工的關注與支持。有農民工咨詢，耐心的回答的問題，并宣傳了政策，還發放了與的政策文件指南，例如:小額擔保貸款辦事指南、創業培訓辦事指南等。

最后，回訪了勞動局，向反饋了的調查情況，的問題。而且，咨詢了關于農民工政策的詳細的內容，使的暑期社會實踐活動預期。公務員之家

經過一周多緊張有序的走訪、調查以及宣傳，迎來了我們暑期社會實踐的圓滿結束，我們按計劃完成了我們的暑期社會實踐活動，并且受到了理想效果，主要體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政策的了解。我們走訪了勞動局、就業保障局，在**局長等的交談下了解到了黃陂區農民工的基本情況，并且了解到與農民工相關的政策：小額擔保貸款的條件以及貸款金額，就業培訓的相關部門及政策，農民工個人保險燈政策。而且我們拿到了黃陂區勞動局根據自身情況編目的關于農民工的政策與指導，因還未出版，沒有具體的書名，只是一份稿件。

其次，我們走訪了陽光電腦培訓中心、黃陂技術學校等培訓機構，了解到了機構培訓的對象與內容，更重要的是農民工參加培訓的基本情況。

再次，我們通過**區勞動局的介紹，走訪了**養豬場及其附近的涼亭村、晨龍電子公司及其所在的油崗村、同建電子公司及同建村，從城市來到邊遠地區，再回到城市邊緣相對發展較快的地區。通過與村長交談了解本村的政策、農民工就業等基本情況，通過與農民工及其家屬的交談更直接的了解了他們的現狀與需求，并介紹了政府的相關政策。另外，我們還大范圍的做了問卷調查，通過具體數據來科學的分析農民工的現狀與需求，更具有科學性、真實性。

另外，我們進行了宣傳工作，得到了廣大農民工的關注與支持。有很多農民工主動上來咨詢，我們耐心的回答他們的問題，并宣傳了相關政策，還發放了與他們相關的政策文件指南，例如:小額擔保貸款辦事指南、創業培訓辦事指南等。

最后，我們回訪了勞動局，向他們反饋了我們的調查情況，以及存在的問題。而且，我們咨詢了關于農民工政策的更加詳細的內容，使我們的暑期社會實踐活動達到預期效果。公務員之家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失地農民的基本情況；農民失地的原因及被占用土地的使用情況；失地農民的生活現狀；失地農民生活面臨的困難及要求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土地被征用后必須妥善解決好失地農民今后的經濟來源和生活保障問題、據調查農民失地的原因較多，但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失地后總體收入水平下降、失地后就業形勢嚴峻、社會保障如養老、醫療保險不到位，低保覆蓋面不高、失地農民在子女就學、醫療條件、交通、購物環境等方面都比過去方便多了、根據調查過程中我們與失地農民的座談交流，我們了解到當地的失地農戶們對征地、租地還是比較理解，能夠正確對待的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土地被征用后必須妥善解決好失地農民今后的經濟來源和生活保障問題。為了掌握和了解失地農民的生活、心理情況，進一步摸清“失地農民”失地前后的經濟和生活現狀，為日后更好的幫助失地農民解決實際困難提供一手資料，四川農業大學校團委“失地農民生活現狀調查小分隊”及時組織開展了失地農民現狀抽樣調查。此次調查我實踐小分隊選取了雨城區實地較多的大興鎮前進村以及具有代表性的80戶失地農民家庭。調查自2006年以來的耕地被占用情況及實地后農民就業和生活現狀。

一、失地農民的基本情況

根據我們調查表上的數據和反映上來的信息，經過匯總和整理，我們看到前進村的失地農民包括兩類人群：本地的失地農戶和由漢源縣由于修建水壩、水電站搬遷過來的失地農民。本地失地農戶數量較少，只占失地農民總數的25%，平均失地0.8畝/戶，占失地農民承包土地面積的20%。與之相比，漢源搬遷過來的失地農民較多，占到失地農民的75%，每戶失地在2—5畝不等，這些失地農民的土地大部分是在2006年開始被征用，每戶的家庭人口數3—7人，失地后剩余土地不足1畝，僅供自給自足種點糧食。調查我們還發現失地農戶的文化程度較低，80%是沒有上過學或僅是上過小學，上過初中的占到15%,而上過高中及其以上的不足5%

二、農民失地的原因及被占用土地的使用情況

據調查農民失地的原因較多，但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國家投資項目用地，如修建水壩，水電站等征地；2．政府東擴西移后辦公樓用地；3．當地農民承包土地搞菌類種植租地；4．子女外出打工，勞動力減弱，自愿出租土地。

論文關鍵詞：青年農民工心理障礙調適對策

論文摘要：“80后”農民工數量已超過1億，在我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正承擔著重要角色，但受城鄉二元體制等因素制約，他們又面臨強烈的心理矛盾與沖突。政府、社會和個人必須合力解決青年農民工的群體心理障礙，才有利于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隨著我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農民工向城市轉移，越來越多的青春臉龐出現在農民工群體中，農民工的格局已經發生根本變化，“80后”農民工正逐漸成為這一隊伍的主體。農民工不僅是一個收入低下、生活貧困的群體，而且是一個面臨強烈心理矛盾與心理沖突的群體，有些心理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穩定與和諧的制約因素，應引起政府和社會的關注。

一、“80后”農民工概況

根據年齡劃分，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已經形成了兩代農民工。第一代農民工生于上世紀50、60年代，他們于80年代或90年代初進入城市；第二代農民工生于上世紀80年代，于90年代末或新世紀初進入城市，生于上世紀70年代的農民，則屬于其中的過渡一代?！?0后”農民工特指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農民工，也被稱為新生代農民工或青年農民工。據2006年國務院政策研究所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的數據顯示，我國農民工總數大約2億人，其中16—30歲的占61％。據悉，迄今為止，“80后”農民工已超過1億人。

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80后”農民工有著明顯的群體特征：年齡普遍較小，多在28歲以下，是伴隨中國改革開放成長的一代；受學校教育的程度高，多為初中以上，雖然他們的素質相比第一代農民工有了較大提高，但在受教育程度與勞動技能方面與城市人口的差距依然很大；基本沒有務農經歷，難以忍受農村的破舊、貧窮和慢節奏的生活，對家鄉的鄉土認同在減弱，甚至持批評態度，對農村的一些習慣和傳統開始出現不認可；具有更多的融入城市的沖動，正逐漸習慣于城市的繁華和快節奏的生活方式，部分人開始試著去認同流入地社會，如參加當地社會組織的一些集體活動，與當地人建立經常性的交往關系，甚至加入當地的一些社會組織等，想在城市安家立業，但自己的根仍在農村，矛盾心理異常突出；更重視自身價值的發揮，有較強的職業生涯規劃意識，與其父輩們主要為尋求生計而出門打工不同，他們打工不僅僅是為了賺錢，更是為了鍛煉自己、尋找更好的個人發展機會，希望追求更完美的人生；有較強的維權意識，更注重工作環境、自身權益乃至個體感受，不能忍受身份歧視，也不再像父輩一樣甘于艱苦廉價的勞動，而更在乎所在城市能否給予他們平等的人格待遇；對政治、文化等生活的需求有更多更高的要求，但總體來看，他們在政治上的參與意識還比較低，很多農民工在進城后沒有參加過選舉，沒有參加工會組織等。面對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受體制和自身素質的約束，“80后”農民工生存和發展的機會與挑戰并存，理想與現實交織碰撞，在心理上往往處于尷尬的境地，極易出現心理問題，這些都阻礙了他們在城市的進一步發展和人格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