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市民化范文10篇

一、農民市民化的相關理論和實踐問題

1.什么是農民市民化

農民市民化的實質就是城市化，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和集中為特征的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1]。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表現為農村人口的地理位置的轉移和職業的改變以及由此引起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演變；二是表現為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過程中，逐漸融入城市并不斷被城市生活文明所同化，逐漸縮小乃至消除城鄉生活差別，實現城鄉融合的過程。

2.農民市民化的主要途徑

主要有三種方式：通過農民工進城、通過進入鄉鎮企業轉變為市民、通過城市擴張使城市郊區的土地征用而轉為市民。

3.農民市民化的必要性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農民工市民化的內涵及“中國路徑”；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的制約性因素；針對制約性因素的建議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農民工市民化”的命題源于發展經濟學的人口轉移理論、“農民工市民化”是指離農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克服各種障礙最終轉變為市民的現象和過程、在農民工進入城市的過程中，農民工群體出現了分層、農民工市民化包含農村退出、城市進入、城市融合三個環節、制度性制約因素、農民工人力資本制約因素、農民工社會資本制約因素、認同歸屬因素、進行制度創新、提高農民工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質量、增強認同歸屬感等，具體請詳見。

一、農民工市民化的內涵及“中國路徑”

“農民工市民化”的命題源于發展經濟學的人口轉移理論。發展經濟學經典理論在關注發展中國家人口城鄉轉移時，提出了農村人口城市化和農業剩余勞動力非農化的概念。在西方國家，農村人口城市化和農業剩余勞動力非農化二者是同步進行的。而在中國由于特殊的“二元”經濟社會制度下，城鄉人口轉移并非像西方國家那樣經歷了農民向市民的職業、地域和身份的同步徹底轉移，而是經歷了從農民到農民工，然后再由農民工到市民的“中國路徑”［1］。

“農民工市民化”是指離農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克服各種障礙最終轉變為市民的現象和過程。劉傳江教授在《中國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研究》一書中認為“農民工市民化”的內涵至少包括農民工在生存職業、社會身份、自身素質和意識行為四個層面上的轉變，即農民工職業由非正規就業的農民工轉變為正規就業的產業工人，社會身份由農民轉變為市民，農民工自身素質提高，其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城市化。

在農民工進入城市的過程中，農民工群體出現了分層，第二代農民工逐漸成為了主要組成部分。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在群體素質、外出動因、預期與滿意度等方面都存在差異。留城意愿和留城能力是測度農民工市民化的兩大關鍵因素［2］。從現階段來看，新一代農民工是市民化的主要力量，要促進農民工的市民化，主要是促進第二代農民工的市民化。

二、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的制約性因素

摘要：統籌城鄉發展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一個新的歷史課題，如何為實現城鄉協調發展找到一條正確途徑，是統籌城鄉發展實踐中的關鍵課題。九龍坡區在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中以產業發展為依托，以土地流轉制度創新為突破口，以提供社會保障為基礎，在農民市民化的試點中闖出了一條以“承包地換社保、宅基地換住房”的“陶家模式”，為其他類似地區的統籌城鄉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經驗。

關鍵詞：統籌城鄉；農民市民化；政策效益

農民市民化過程是現代社會結構變遷的必然趨勢，在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的過程中，存在著許多制度性的障礙，將這些障礙納入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和規律性來考察，它的作用和使命逐漸在今天得到認識上的深化。同樣，破除這些政策上的障礙是推進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城鄉共繁榮的必然選擇。九龍坡區作為重慶統籌城鄉發展綜合配套改革的先行示范區，在農民市民化的政策中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基本經驗。

一、農民市民化的相關理論和實踐問題

1.什么是農民市民化

農民市民化的實質就是城市化，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和集中為特征的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1]。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表現為農村人口的地理位置的轉移和職業的改變以及由此引起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演變；二是表現為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過程中，逐漸融入城市并不斷被城市生活文明所同化，逐漸縮小乃至消除城鄉生活差別，實現城鄉融合的過程。

東寶區“經營城郊、興工強區”自2001年實施以來，依托城郊村的區位優勢、交通優勢、自然資源優勢，全力以赴招商引資，項目建設如火如荼，城郊村經濟飛速發展，城郊村的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工業用地逐步擴大，致使部分農民失去作為基本生產資料的土地。筆者圍繞子陵鋪鎮新橋村，就城郊村城市化、失地農民向市民轉化談幾點膚淺的認識。

一、推進城郊村失地農民市民化的必然性

以區委、區政府確定的26個城郊村之一子陵鋪鎮新橋村為例，子陵鋪鎮新橋村位于荊門城區北郊，屬城市總體規劃區。全村總人口2950人，總戶數971戶，地域面積8平方公里，耕地面積1530畝。區位優越，交通十分便利，焦枝鐵路、長荊鐵路、207國道、襄荊高速公路縱橫境內。轄區內石膏礦產資源富集、人文底蘊豐厚。工業基礎比較堅實，為子陵鋪鎮工業大村，全村現有企業近20家，從事個體經營達100多戶農戶。2004年以來，隨著該村招商引資力度加大，大型建設項目增加（2005年以來有6個引資項目，如玖源精鈣、凱龍納米、荊鑄水暖等），長荊鐵路、襄荊高速公路等相繼建成通車，共占用耕地400多畝，比二輪承包面積減少21%，大約100戶農戶近300人輪為無地農民，占總戶數的10%，如果按照此發展速度（不考城市擴充）進行不完全測算，5年后將會有350戶農戶近1050人輪為無地農民，占總戶數的38%。加之在區委、區政府的爭取下，市委、市政府將子陵鋪鎮納入了城市總體規劃區和荊門市整體編制的建材工業園區，并寫入了市十一五規劃，有可能失地農民會更多。為解決城郊村失地農民的生產生活問題，加快失地農民奔小康的步伐，讓失地農民安居樂業，確保社會穩定。為此，推進城郊村城市化、失地農民市民化勢在必行。

二、推進城郊村失地農民市民化幾處瓶頸

（一）勞動就業難問題：1、就業競爭激烈，由于“城中村”農民生活水平提高較快，相應對勞動條件、報酬的要求較高，而目前，嘉善縣有10萬余來自四川、云南、貴州等省的勞動力，這些外來民工對工資要求低，能吃苦耐勞，深受企業主的歡迎，他們在為本地經濟作出貢獻的同時，也給當地農村勞動力轉移帶來一定壓力。2、勞動技能、素質較低。惠民鎮土地被征用的1036名女性勞動力中，有90%文化程度在初中或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低導致勞動技能低，他們很難進入較高的產業層次，很難成為日益發展的新興產業的合格員工。從目前的經濟發展規律來看，中、低素質勞動力的轉移將越來越困難。3、就業觀念陳舊，就業渠道單一。農村承包制實施以來，農民習慣勞作時間自由支配，與現代企業的嚴格管理和作息不相適應，對工作的工種既要求適合自己低素質的實際，又怕吃苦丟面子。就業目光大多停留在工勤雜員等清閑崗位，對進一步學習技能招考就業沒有信心和興趣。失地群眾對生活出路的后顧之憂普遍存在，已就業的怕下崗，工作無著落的等政府能給予就業安置。

（二）社會保障難問題：城鄉居民在社會保險及醫療保險等方面的制度差別很大，城鎮的社會保障體系相對完善，而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則殘缺不全，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失地農民占失地農民總數的三分之一，即使在這三分之一里，他們的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也得不到充分保障，居民、農民兩種制度的對接難，是阻礙農民市民化的根本問題。更大的問題還在于大多數農民缺乏投資理財意識，對土地征用補償費如何用于養老、醫療保障缺乏長遠的考慮，大多會在幾年內很快用完，今后的生活沒有了著落，給社會穩定帶來很大的隱患，而且，許多失地婦女在城市從事非農產業勞動，就業的風險很大。

“十二五”時期農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在于綜合考慮資源分配的可能性、農民工進城定居的需要，使農民工獲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這可以大大降低農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制度本錢，從而提升其在城鎮靜居的能力和意愿。農民工是指戶籍在農村而主要在城鎮從事非農產業、依靠工資收進生活的勞動者。2009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30億人，其中離開本鄉鎮從業6個月以上的外出農民工1．45億人；外出農民工占城鎮人口的23．4%，為我國46．6%的城鎮化率貢獻了10．9個百分點。促進這一只在統計意義上為城鎮人口的群體能夠真正融進城市社會，是“十二五”乃至今后一段時期內進步我國城鎮化質量的核心任務。

農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是獲得與城市原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

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歷史表明，進城農民職業與社會身份的分離在其他國家同樣存在，但分離方式與我國不同。以巴西為代表的拉美國家表現為進城農民居住地域為城市，且逐步享有城市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但缺乏相應的城鎮就業機會和崗位；埃及開羅大量“城市鄉民”的存在，表明非洲城市化也存在類似現象。我國的“農民工人”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城市鄉民”形成了從字面到內涵上的對照，表現為職業非農化而難以在城市定居。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的農民工市民化是指農民在進進城市實現職業身份轉變的基礎上，實現居住地域、生活方式及行為模式轉變的過程，即實現職業與社會身份的雙轉變。

在我國，農民工實現社會身份的轉換有兩種途徑：一是將其戶口轉為城鎮戶口；二是無論其為何種戶口而給予其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勞動就業、子女義務教育、計劃生養、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住房補助等待遇，也就是使這些由城市原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務覆蓋于農民工?！笆濉睍r期促進農民工市民化應是兩者同時推進，但重點在于后者。這基于以下兩個原因：其一是城鄉戶口各有其所附帶的權利（農業戶口附帶著土地權利及計劃生養權利），當兩者利益比較差異較小時，城鎮戶口吸引力不大，小城鎮戶口對于農民的吸引力以及城市戶口對于近郊農民的吸引力就均在下降；其二是城鄉戶口附帶福利之間差異過大時，城市戶口短期內難以完全放開，放開也不得不收回，如鄭州市的戶籍改革。兩種情況都不利于農民工進城生活。因此，在繼續向建立城鄉同一的戶口登記制度這一戶籍制度改革方向努力的同時，“十二五”時期農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在于綜合考慮資源分配的可能性、農民工進城定居的需要，使農民工獲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這可以大大降低農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制度本錢，從而提升其在城鎮靜居的能力和意愿。目前依附于我國城鎮戶籍上的福利或公共服務包括就業扶持政策、教育（義務教育、職業教育補貼）、公共衛生服務、社會保障和住房保障。“促進農民工市民化”可以理解為通過制度創新和政策設計，糾正這些公共服務供給中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使農民工得以享有這些公共服務的過程。

“十二五”時期農民工市民化的思路

（一）因群分類地將公共服務延伸于農民工

區委一屆三次全體（擴大）會議作出了全區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實現"兩個率先"的決定，制定了我區力爭"兩個率先"的時間表，沿江街道作為全區的經濟重鎮，要在"兩個率先"的征程中，爭做企業創新的先行街道、xx北大門建設的示范街道、"三個文明"協調發展的特色街道。

沿江街道地處長江之濱，位于南京長江大橋以北1公里處，東鄰長江，西與盤城鎮接壤，南連泰山街道，北靠南京鋼鐵集團，總面積約30.9平方公里，人口約5萬人，下轄五個村、二個居委會，農業人口8754人。轄區內有南京xx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南京大學xx校區、南京工業大學浦江學院等大單位。104、寧連、寧揚公路在轄區內交匯而過，交通十分便捷。2002年完成國內生產總值25759萬元，完成工商稅收4030萬元，農民人均收入4600元。

新的xx區成立以后，區委、區政府把沿江街道作為江北主城區的一部分來建設。沿江街道為呼應新市區建設，在著力加大城市化建設的同時，也加快了農民市民化步伐，響亮地提出"建設城市化的新沿江，培育市民化的沿江人"，并在六個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推進農民市民化進程。

一、以加速推進城市化建設為手段，加快農民向市民的身份轉移步伐

加快農村人口向城市市民轉移是推進農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徑，而要農民脫離土地，洗腳進城的最快方法就是加快建設發展步伐，走征地帶動之路。

多年來，隨著南京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南大xx校區、南鋼等大單位的建設發展，已經使一批農民通過征地帶動轉變成城市居民。隨著江北新市區和沿江大開發速度的加快，沿江街道再一次成為開發的熱土。截止到8月初，先后有浦東房地產征下大外江3500畝土地建設威尼斯水城；京新、復興4500畝被蘇寧公司摘牌，用于房地產開發，同時蘇寧公司還拿下了航海儀器二廠以南的170畝和復興七組復興路以北的160畝土地；金飛成集團聯通公司的160畝土地、農科所30畝土地均被摘牌。另外，浦江學院征地手續已完成，已進入拆遷補償程序，這一系列的土地開發將一次性讓4516名農業人口轉移為城市市民。

[內容提要]農民市民化這一概念具有其獨特的社會學內涵，目前，無論是從時代背景、政策訴求還是從解決現實問題的角度來看，全面開展農民市民化的研究已極為必要。這種研究的基本進路多種多樣，而其中又有一些基本問題和難點問題值得我們注意。

[關鍵詞]市民化/新型現代性/研究主題/市民化模式

農民可能是對人類歷史進程影響最大的一個階級，農民一詞也可能是學術史上使用頻率最高的一種話語。在目前社會轉型加速的歷史場景下，八九億中國小農正走向其歷史的終結點，強調這一研究主題，記錄這一歷程并升華至理論層面，從而發現中國農民實現市民化的歷史性規則，可能會成為社會學中國學派在世界社會學舞臺上獨樹一幟的重要標志之一。因此，我們有必要對農民市民化研究過程中的一些理論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

（一）農民與市民——相互依存的兩個概念

關于何謂農民的討論，其歷史可能與農民本身的歷史一樣長久。西方對農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現過長期的歷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義者把農民看作歷史上一切時代的個體農業生產者，包括古典時代的農民直到當代農場主，但不包括不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村居民。他們視農民為“理性的小農”、“便士資本家”。而另一派則堅持新民粹主義——后現代主義的立場，把“農民”看作宗法社會或農業社會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諸如發達國家的農場主這樣的非農業社會的農民，其代表就是美國農民學家丹？索尼提出的“農民社會”的五個標準。而馬克思主義則主張將農民定義為特定生產關系中的一個階級，即中世紀的農民階級。這一定義既不包括“農業社會”的非農業生產者，也不包括非農業社會的農民。英國的R？希爾頓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農民學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為據提出了農民概念界定的七個標準（注：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參與[M].人民出版社，2000，P1～20.）。黃宗智把這三種觀點歸于三種不同的研究傳統即形式主義傳統、實體主義傳統、馬克思主義傳統。而黃氏自己則認為解放前的中國小農是三種身份的統一體，即小農既是一個追求利潤者，也是維持生計的生產者，更是受剝削的耕作者（注：[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M].中華書局，2000，P1～30.）。這些觀點對中國的傳統農民尤其是小農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由于“新政治徹底改造了舊政治的基礎，完全按現代的政治與行政原則來組織鄉村社會”（注：王滬寧。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因此，對目前中國小農的概念內涵要結合當前的基本國情加以分析。《辭?！钒艳r民界定為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它僅是從職業來界定農民的內涵，這又大大縮小了目前中國農民的內涵與外延。因此，我們以為，當前的農民可以認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農產業與就業上）與維持生計者（在農業生產上）的統一體。在內涵上，它是一種與城市居民相對稱的、歷史性的社會身份。

摘要：統籌城鄉發展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一個新的歷史課題，如何為實現城鄉協調發展找到一條正確途徑，是統籌城鄉發展實踐中的關鍵課題。九龍坡區在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中以產業發展為依托，以土地流轉制度創新為突破口，以提供社會保障為基礎，在農民市民化的試點中闖出了一條以“承包地換社保、宅基地換住房”的“陶家模式”，為其他類似地區的統籌城鄉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經驗。

關鍵詞：統籌城鄉；農民市民化；政策效益

Abstract：Overallurbanandruraldevelopmentisahistoricaltaskwithguideofthescientificviewofdevelopment，whichisakeyproblemtofindawaytobalancetheurbanandruraldevelopment.ThesuccessfulexperincesfromJiulongpooverallurbanandruraldevelopmentexperimentalzonecanbeexamplestoreralizethehistoricaltask，which，regardedasinstitutionalinnovation，iscalledTaojiamodel，canbeconcludedasbelow：thefarmers’urbansocialsecuritycanbeexchangedwiththeirruralcontractedland，andthefarmers’urbanhousingcanbeexchangedwiththeirruralhousesiteswhentheytransformedintourbaninhabitantsfromcountryside.

Keywords：overallurbanandruraldevelopment；farmers''''transformationintourbaninhabitants；policyeffect

農民市民化過程是現代社會結構變遷的必然趨勢，在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的過程中，存在著許多制度性的障礙，將這些障礙納入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和規律性來考察，它的作用和使命逐漸在今天得到認識上的深化。同樣，破除這些政策上的障礙是推進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城鄉共繁榮的必然選擇。九龍坡區作為重慶統籌城鄉發展綜合配套改革的先行示范區，在農民市民化的政策中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基本經驗。

一、農民市民化的相關理論和實踐問題

[內容提要]農民市民化這一概念具有其獨特的社會學內涵，目前，無論是從時代背景、政策訴求還是從解決現實問題的角度來看，全面開展農民市民化的研究已極為必要。這種研究的基本進路多種多樣，而其中又有一些基本問題和難點問題值得我們注意。

[關鍵詞]市民化/新型現代性/研究主題/市民化模式

農民可能是對人類歷史進程影響最大的一個階級，農民一詞也可能是學術史上使用頻率最高的一種話語。在目前社會轉型加速的歷史場景下，八九億中國小農正走向其歷史的終結點，強調這一研究主題，記錄這一歷程并升華至理論層面，從而發現中國農民實現市民化的歷史性規則，可能會成為社會學中國學派在世界社會學舞臺上獨樹一幟的重要標志之一。因此，我們有必要對農民市民化研究過程中的一些理論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

（一）農民與市民——相互依存的兩個概念

關于何謂農民的討論，其歷史可能與農民本身的歷史一樣長久。西方對農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現過長期的歷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義者把農民看作歷史上一切時代的個體農業生產者，包括古典時代的農民直到當代農場主，但不包括不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村居民。他們視農民為“理性的小農”、“便士資本家”。而另一派則堅持新民粹主義——后現代主義的立場，把“農民”看作宗法社會或農業社會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諸如發達國家的農場主這樣的非農業社會的農民，其代表就是美國農民學家丹？索尼提出的“農民社會”的五個標準。而馬克思主義則主張將農民定義為特定生產關系中的一個階級，即中世紀的農民階級。這一定義既不包括“農業社會”的非農業生產者，也不包括非農業社會的農民。英國的R？希爾頓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農民學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為據提出了農民概念界定的七個標準（注：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參與[M].人民出版社，2000，P1～20.）。黃宗智把這三種觀點歸于三種不同的研究傳統即形式主義傳統、實體主義傳統、馬克思主義傳統。而黃氏自己則認為解放前的中國小農是三種身份的統一體，即小農既是一個追求利潤者，也是維持生計的生產者，更是受剝削的耕作者（注：[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M].中華書局，2000，P1～30.）。這些觀點對中國的傳統農民尤其是小農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由于“新政治徹底改造了舊政治的基礎，完全按現代的政治與行政原則來組織鄉村社會”（注：王滬寧。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因此，對目前中國小農的概念內涵要結合當前的基本國情加以分析?！掇o?！钒艳r民界定為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它僅是從職業來界定農民的內涵，這又大大縮小了目前中國農民的內涵與外延。因此，我們以為，當前的農民可以認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農產業與就業上）與維持生計者（在農業生產上）的統一體。在內涵上，它是一種與城市居民相對稱的、歷史性的社會身份。

[內容提要]農民市民化這一概念具有其獨特的社會學內涵，目前，無論是從時代背景、政策訴求還是從解決現實問題的角度來看，全面開展農民市民化的研究已極為必要。這種研究的基本進路多種多樣，而其中又有一些基本問題和難點問題值得我們注意。

[關鍵詞]市民化/新型現代性/研究主題/市民化模式

農民可能是對人類歷史進程影響最大的一個階級，農民一詞也可能是學術史上使用頻率最高的一種話語。在目前社會轉型加速的歷史場景下，八九億中國小農正走向其歷史的終結點，強調這一研究主題，記錄這一歷程并升華至理論層面，從而發現中國農民實現市民化的歷史性規則，可能會成為社會學中國學派在世界社會學舞臺上獨樹一幟的重要標志之一。因此，我們有必要對農民市民化研究過程中的一些理論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

（一）農民與市民——相互依存的兩個概念

關于何謂農民的討論，其歷史可能與農民本身的歷史一樣長久。西方對農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現過長期的歷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義者把農民看作歷史上一切時代的個體農業生產者，包括古典時代的農民直到當代農場主，但不包括不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村居民。他們視農民為“理性的小農”、“便士資本家”。而另一派則堅持新民粹主義——后現代主義的立場，把“農民”看作宗法社會或農業社會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諸如發達國家的農場主這樣的非農業社會的農民，其代表就是美國農民學家丹？索尼提出的“農民社會”的五個標準。而馬克思主義則主張將農民定義為特定生產關系中的一個階級，即中世紀的農民階級。這一定義既不包括“農業社會”的非農業生產者，也不包括非農業社會的農民。英國的R？希爾頓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農民學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為據提出了農民概念界定的七個標準（注：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參與[M].人民出版社，2000，P1～20.）。黃宗智把這三種觀點歸于三種不同的研究傳統即形式主義傳統、實體主義傳統、馬克思主義傳統。而黃氏自己則認為解放前的中國小農是三種身份的統一體，即小農既是一個追求利潤者，也是維持生計的生產者，更是受剝削的耕作者（注：[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M].中華書局，2000，P1～30.）。這些觀點對中國的傳統農民尤其是小農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由于“新政治徹底改造了舊政治的基礎，完全按現代的政治與行政原則來組織鄉村社會”（注：王滬寧。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因此，對目前中國小農的概念內涵要結合當前的基本國情加以分析?！掇o?！钒艳r民界定為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它僅是從職業來界定農民的內涵，這又大大縮小了目前中國農民的內涵與外延。因此，我們以為，當前的農民可以認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農產業與就業上）與維持生計者（在農業生產上）的統一體。在內涵上，它是一種與城市居民相對稱的、歷史性的社會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