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思范文10篇

一、關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問題的探討

路徑依賴的經濟學討論最早可追溯到大衛•保羅(A.DavidPaul)于1975年出版的《技術選擇、創新和經濟增長》一書，但當時并未引起重視。隨后，謝林(ThomasC.Schelling，1978)在《微觀動機和宏觀行為》一書中，又提出了“互動性行為”(interactivebehavior)問題，他指出，經濟結果嚴重依賴于行為發生時的秩序，因此，即使面臨著更有利的選擇，一些次優的結果可能非常流行。

20世紀80年代以后，經濟學家大衛•保羅和阿瑟(W.B.Arthur)用路徑依賴方法來研究技術變遷，它才引起經濟學界廣泛的關注。保羅(1994)認為某一過程的路徑依賴后果是指：具有正反饋機制(positivefeedback)的隨機非線性動態系統，一旦為某種偶然事件所影響，就會沿著一條固定的軌跡或路徑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佳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徑也很難改變，即形成一種“不可逆轉的自我強化趨向”(U.Witt，1993)。阿瑟(1989)則把研究的重點放在經濟中的報酬遞增與路徑依賴的關系上，并指出一種技術的市場份額不僅依賴于偏好和技術的可能性，而且還依賴于報酬遞增而導致鎖定效應(lockin)的歷史小事件。他認為，技術通過兩種機制顯示報酬遞增：首先是用中學，技術被采用得越多，由此獲得的經驗越多，它們被改進得越多，從而被采用得越多；其次是網絡外部性或協調外部性。歷史小事件和報酬遞增的聯合作用，導致了劣等技術占主導地位和鎖定效應的發生。

諾思(DouglassC.North)是從技術變遷領域引入路徑依賴方法進行制度研究的第一人。繼他之后，對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研究十分活躍，例如Stark(1992)、Campbell(1991；1996；1997)、Hausner(1995)、Grief(1994；1997)、Pierson(2000；2004)、Caroline(2001)、青木昌彥(2001)和A.愛倫•斯密德(2004)等都參與了此項研究活動。他們大多認識到制度變遷(演化)受到制度遺產、集團討價還價的能力、有限理性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并且試圖解釋或揭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的形成機制。近年來，哈佛大學的皮爾森(P.Pierson，2004)的新著《時間進程中的政治學：歷史、制度和社會分析》與諾思(2005)的新書《理解經濟變遷的過程》都試圖揭示歷史變遷的動態過程中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的生成或傳遞機制，代表了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的最新發展水平，引起了相關領域學者的高度重視。

諾思作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的領軍人物，國內學者多熱衷于用路徑依賴理論來解釋諸如企業改革、誠信建設和經濟發展等問題。雖然姚洋(2002)、劉漢明(2003)、秦海(2004)和周業安(2005)等都注意到諾思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新發展，但是，對于諾思是如何提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的，它的涵義究竟是什么？如何認識和評價諾思的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等問題，少有較為系統的研究。本文欲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最新的國外有關文獻，闡述諾思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的提出過程，從而揭示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的涵義，最后對該理論做出若干評價。

二、諾思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的主要內容

關鍵詞：制度環境制度均衡制度特色

近日來，忙里偷閑，爭分奪秒，讀完了許平中先生的幾篇文章及其惠贈的著作《中西歷史反差探源》，還有林崗等諸位合寫的《諾思與馬克思：關于社會發展和制度變遷動力的比較》。略有感想，簡述如下：

一．馬克思曾說過：“人們解釋世界，就是為了征服世界”。理論解釋不了世界，當然也就征服不了世界。成不了科學的理論，便會成為玄學。理論的價值何在，要視其對于問題解釋力，哪一種理論的解釋力強，就相距真理近些；就像上市場購物，誰的購買力強，誰就是上帝。僅此而言，我是個“唯‘力’論者”。無論是諾思，亦或馬克思，都是人，而不是神；只要是人，他就不可能是萬能的；僅此而言，我是個“唯‘人’論者”；因為我也只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個人?！叭朔鞘ベt，孰能無過？”

二．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解讀，馬克思和諾思都給出了自己的觀點，即：“唯物史觀”與“選擇史觀”（許先生語）。這是目前對探索中國社會發展比較有意義，也比較流行的兩種史觀。先讓我們結合中國的國情勾勒一下這兩種史觀。

三．“唯物史觀”認為，自階級產生以來，人類社會就進入了階級斗爭的歷史；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落腳點就在于階級斗爭。曾記得一位偉人說過：“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一句話話：‘造反有理’”。占有生產資料者為剝削階級，不占有生產資料者為被剝削階級。劉邦、朱元璋當上了皇帝，就從被剝削者成了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而劉阿斗、陳后主等被推翻的皇親國戚則被逐出了剝削階級。不知流亡貴族喪失了生產資料之后應歸屬哪個階級?！褒埳垼P生鳳”的“階級烙印論”在此似乎講不通，因為“帝王將相寧有種乎？”。至于“社會發展和制度變遷的動力”何在，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體系下，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矛盾的范式中，實在展現不出來。縱觀中國歷史，各類矛盾、斗爭固然不少，但是所謂在沒有外生變量的條件下有時代進步，于史無證。即便有，也是“五胡亂華”，或元、清兩代的改朝換代；與“社會發展和制度變遷的動力”無關。“社會起義”也好，“農民起義”也罷；無非是“彼可取而代之”；也與“社會發展和制度變遷的動力”無關。

四．許先生依據諾斯的“選擇史觀”提出：“產品差異大和運輸費用低是市場興起的最重要的條件，二者缺一不可；而西歐就正好具有這樣的條件。于是商品市場逐漸發展起來”。相對而言，“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原因應當是地理條件使得產品差異小或（和）陸路運費高，因而不利于商品市場的發展”?！叭丝谠鲩L引起市場興起的關鍵條件在于產品交換能夠盈利。市場盈利來源于產品生產成本的差額”。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寫到：“夫山西繞材、竹、谷、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梓、姜、桂、金、錫、連（鉛之未煉者）、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被多馬、牛、羊、旃裘、筋革；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征者，求也），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這兒沒有“奇珍異寶”或“奇技淫巧”的奢侈消費品，而是位于帝國中心地區“山西”、“山東”、“江南”等的普通產品，并且是“皆中國人民所喜好”的“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如此的商品差異，中世紀的西歐一定望塵莫及。至于運輸費用，只要“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俗稱：“虧本生意沒人做，殺頭生意有人做”。關鍵在于成本與收益。司馬遷是個“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人，顧亭林曾曰：“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錄》卷26）可見，諾思的“產品差異”和“運輸費用”，對司馬遷的描述解釋力不夠。所以，他在《經濟史中結構與變遷》之中譯本序中說：“中國現存的詳盡的制度知識(knowledgeoftheinstitution)，這亟待作分析”?？梢?，他給自己的理論證偽，留下了回旋的余地。并說：“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作出決定和這些決定有如何改變世界”。這一說法有助于我們研究古代中國的統治者們的“這些決定如何改變世界”。

摘要：在對經濟增長理論進行回顧的基礎上，論述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實施機制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論文的基本結論是轉型國家的經濟增長主要得益于正式制度和有效制度實施機制的建立，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則有利于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經濟增長；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實施機制

1經濟增長因素分析

意見分歧的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含義和增長源泉的研究成果似乎并不與其熱情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目前我們并未形成對增長及其源泉的統一認識。較為普遍接受的庫茲涅茨關于經濟增長的定義是：“一個國家的增長可以定義為給居民提供種類日益繁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之相應的調整的基礎上的?！鄙鲜龆x表明經濟增長直觀表現為用GDP或人均GDP衡量的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而技術進步和制度調整則是增長的源泉。

經濟增長理論對增長源泉的分析經過了從要素稟賦論、技術決定論到制度決定論，從關注非制度因素到關注制度因素的變化。哈羅德－多瑪模型作為將凱恩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動態化和長期化，在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不能相互替代的苛刻假設條件下，得出儲蓄率是經濟增長決定因素的結論，即

G=S/σ

1.引言：關于政府的多維視野

政府自誕生以來就是一個含義寬泛、作用巨大、影響深遠的概念，以至于吸引了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許多社會科學中的一代又一代學人智者的注意力，形成了很多有價值的人類智力成果和精神財富。然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迄今為止，對于這個“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的政府的認識還遠未窮盡；（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指出：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國家作用的這種兩面性被人們稱為“諾思悖論”。）來自不同時代、不同學科、不同學者的不同觀點，匯聚成五光十色的關于政府（國家）的理論譜系，構成一幅動人的歷史畫卷。借助前輩先賢提供的這些理論“階梯”，作者擬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視野，并通過對某省某市一民營市場三次開業三次被搞垮的典型案例的剖析，從而對“真實世界”里政府多元利益目標的沖突與協調的原因、機制、對策等問題進行探討。

1.1作為整體假設的政府：一元利益目標

作為公共部門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政府（國家），大都隱含著這樣的假設：即政府是一個統一的公共部門，是一個抽象的整體。于是，在很多研究者的文獻里，都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國家、政府、統治者等概念的聯系與區別，包括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斯蒂格利茨在《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一書中也沒有對此三個概念加以區分。（注：斯蒂格利茨，《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年版。）

其實，國家、政府、統治者之間的區別是明顯的：國家更多地偏重地域和疆域的概念，政府指的是政體安排，而統治者指的是具體控制權利的人。但進一步看，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更為緊密：國家的管理職能是由政府來行使的，政府最終要掌握在統治者手中，因此在一般情況下，的確勿需對之加以明確區分。

什么是國家？社會學家韋伯認為：國家是一個在某個給定地區內對合法使用強制手段具有壟斷權的制度安排。關于政府，一般認為政府是許多社會組織中的一個，是一個“超級企業”（科斯語）；諾思認為，政府（國家）是一種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的組織。因此，政府與其他組織的主要區別在于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對全體社會成員具有普遍性，也就是擁有全體社會成員；二是政府擁有其他經濟組織所不具備的強制力。由此導致政府這種特殊組織與其他組織在起源演進、形態結構、行為方式、利益目標等諸多方面的差異。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制度經濟史學已經走過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然而，國內外學術界至今尚未對制度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理論方法、內容結構和學科體系等進行科學的概括和總結。本文擬對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作一簡要的回顧，并在此基礎上，對其理論方法、研究內容、學術成就、歷史局限性以及對我國經濟史研究的借鑒意義進行客觀的分析、評價與思考。

一、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的產生與形成

西方的制度經濟史學是在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史學革命的推動下產生發展起來的。

經濟史學對于研究制度問題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被逐漸認識到的。制度經濟學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響了經濟績效，二是制度為什么以及是怎樣演變的。而無論對于哪個問題來說，經濟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通過經濟行為主體和這些行為主體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換關系來影響資源配置，進而影響經濟績效的。而歷史上不同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差異，則為人們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源泉和基礎。同時，要說明現存制度的生成和演進，揭示現實世界中不同國家或社會在制度及其結構方面的巨大差異性，也必須從不同國家或社會各自獨特的歷史環境中去尋找答案。所有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共同認識到了經濟史對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經濟史學家們開始把制度及相關問題的研究視為經濟史學的一項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和所面臨的一項急待解決的重大課題，對其進行自覺的系統的思考與探索。從而，使經濟史學的研究主體在對制度進行系統的歷史分析的意識上，實現了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飛躍。

從20世紀50年代下半期開始的西方新經濟史學革命，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經濟史學大變革。在這場史學革命當中，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以及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的普遍應用，在經濟史學研究中引發了一連串的重大革新和變化。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它為經濟史學家們從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論框架和專門的分析工具。此后，經濟計量學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實假設方法等被普遍地運用于經濟史學的研究之中，實現了經濟史研究方法論的革命，開創了經濟史研究的新時期。這些新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的運用，極大地增強了經濟史學對制度及相關問題的解釋力，使得已經對制度分析有了自覺認識的經濟史學家們得以運用這些特有的理論框架和專門的分析工具，去系統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關問題，并據此構建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論方法、專門的分析工具和較為成型的內容結構的學科框架和研究體系，從而形成了所謂的“制度經濟史學”(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經濟史學

摘要：馬爾薩斯認為，人口增長總是快于生活資料增長，所以社會總會達到人口飽和狀態并陷于停滯。裴小林認為，必須用“土地生產率極限法則”完善馬爾薩斯模型的基礎。李嘉圖認為，西歐由傳統農業向近代工業“結構轉換”的“充分必要條件”是穩定的糧食剩余。諾思認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西歐經濟興起的關鍵”。裴小林認為，諾思和李嘉圖之間存在一個悖論，因為經濟組織越有效率，經濟就越快地達到馬爾薩斯模型所允許的限度而陷于停滯所以諾思模型是一個經不起歷史檢驗的故事。裴小林用他改進的馬爾薩斯理論分析人口大國的情況后認為，人多地少的客觀條件決定了一個“均分土地”的歷史趨勢，新中國的和現在按人口定期調整土地的制度，就是這一歷史趨勢的表現。本文認為，馬爾薩斯模型對傳統社會具有很好的解釋力，但它以技術不變為前提，所以不能解釋由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型。真正能夠解釋西歐社會結構轉型的，正是被裴小林批評的諾思模型。裴小林把“諾思模型”直接應用于古代傳統社會，又過分強調馬爾薩斯原理在當代社會的作用，在適用對象上出現了失誤。所謂“均分土地的歷史趨勢”，并不是什么“客觀”趨勢，而是在維持和提高糧食總產量這一價值目標下的主觀選擇。中國農業的關鍵問題不是維持糧食總產量而是提高“勞動生產率”，轉移農業人口和實行土地規?；洜I是基本出路，這需要充分利用市場手段甄別人們的素質和特長，使具有“非農特長者”果斷放棄土地，讓土地流轉到“高效經營者”手中，所以必須實行土地私有，允許買賣的制度。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的根本在于實行這一措施遠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這一措施又是萬萬不能的。

關鍵詞：馬爾薩斯李嘉圖諾思裴小林土地私有

筆者在網站上搜索人口和土地關系的資料，偶然發現了裴小林先生（荷蘭累頓大學法學院暨瑞典隆德大學經濟歷史系）的長篇論文《土地生產率界限法則：一個改進的馬爾薩斯理論和中國均分土地制案例》，讀后感受頗深，遂寫一篇評述文章，以就教于裴先生和各位同仁。

一、問題

裴先生用“土地生產率界限法則”改進了馬爾薩斯人口模型，將這一理論完全建立在“自然法則”基礎上，作出了理論貢獻。他把這一理論應用于分析人多地少的人口大國的情況，認為存在一個“均分土地”的歷史趨勢，并認為新中國的和當前實行的“土地均分制”，就是由客觀條件所決定的解決人口生存問題的正確選擇。

筆者卻認為，幾十年來，中國實行的土地公有和現在的土地均分制，都是特定條件下形成的特殊制度，它從根本上違背了人性，所以農業必然要進入死胡同。解決中國農業出路的根本途徑在于土地私有、允許買賣。對那些反對土地私有化的文章，筆者很少能夠耐著性子看下去。好在裴先生的文章偏重于理論而不是實證，并且是以筆者非常贊服的“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為基礎進行論證的，這就引起了筆者極大的興趣。既然相同的理論（馬爾薩斯理論）應用于相同的對象（中國土地制度），卻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這就很有必要搞清，問題究竟是出于理論的缺陷，還是出在對事實的具體應用上呢？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制度經濟史學已經走過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然而，國內外學術界至今尚未對制度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理論方法、內容結構和學科體系等進行科學的概括和總結。本文擬對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作一簡要的回顧，并在此基礎上，對其理論方法、研究內容、學術成就、歷史局限性以及對我國經濟史研究的借鑒意義進行客觀的分析、評價與思考。

一、西方制度經濟史學的產生與形成

西方的制度經濟史學是在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史學革命的推動下產生發展起來的。

經濟史學對于研究制度問題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被逐漸認識到的。制度經濟學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響了經濟績效，二是制度為什么以及是怎樣演變的。而無論對于哪個問題來說，經濟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通過經濟行為主體和這些行為主體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換關系來影響資源配置，進而影響經濟績效的。而歷史上不同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差異，則為人們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源泉和基礎。同時，要說明現存制度的生成和演進，揭示現實世界中不同國家或社會在制度及其結構方面的巨大差異性，也必須從不同國家或社會各自獨特的歷史環境中去尋找答案。所有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共同認識到了經濟史對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經濟史學家們開始把制度及相關問題的研究視為經濟史學的一項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和所面臨的一項急待解決的重大課題，對其進行自覺的系統的思考與探索。從而，使經濟史學的研究主體在對制度進行系統的歷史分析的意識上，實現了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飛躍。

從20世紀50年代下半期開始的西方新經濟史學革命，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經濟史學大變革。在這場史學革命當中，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以及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的普遍應用，在經濟史學研究中引發了一連串的重大革新和變化。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它為經濟史學家們從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論框架和專門的分析工具。此后，經濟計量學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實假設方法等被普遍地運用于經濟史學的研究之中，實現了經濟史研究方法論的革命，開創了經濟史研究的新時期。這些新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的運用，極大地增強了經濟史學對制度及相關問題的解釋力，使得已經對制度分析有了自覺認識的經濟史學家們得以運用這些特有的理論框架和專門的分析工具，去系統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關問題，并據此構建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論方法、專門的分析工具和較為成型的內容結構的學科框架和研究體系，從而形成了所謂的“制度經濟史學”(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經濟史學

內容提要：制度安排約束于國家租金最大化的目的以及國家為此目的設定的總體戰略，由此我國林業初始被安排為國有產權和集體產權兩種產權制度。1981年的“三定”政策實質上是國家對林業行業產權的一次重新界定，它賦予了林業經濟主體產權的排他性。在排他性存在的前提下，林業產權的可交易性自然衍生出來。

關鍵詞：制度工業化林業租金排他性可交易性

制度的重要性正在被經濟學家們廣泛認同，制度與組織的互動是解釋經濟社會歷史演進的最重要原因。經濟學已有的討論是，在通常情況下，國有產權和集體產權制度效率是不理想的。在制度安排和保護的舞臺上，國家及其人是“白馬王子”。租金最大化是國家進行制度安排的最終目的。本文則認為，國家，尤其是集權體制下的國家，為了獲得租金，常常由精英集團——集權的上層設計一些總體戰略，而產權制度的安排首先是從屬于這些總體戰略的。這些產權安排自身是低效率的，但符合總體的戰略決策。在考察經濟社會中一個行業的產權變遷時，其它行業的產權變遷和經濟整體的市場化程度也許是理解該行業產權制度演進的一個重要因素，比如要素的市場化實際上意味著要素主體更大的退出權，而這種退出權意味著就我們所考察的行業而言，更多的權屬能夠退出公共領域(publicdomain)，這意味著該行業租耗的減少和社會經濟效率的進一步提高。

本文試圖解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國林業制度的安排和變遷，并對林業產權制度的進一步演進做出預測。本文的中心論點是：新中國林業產權的初始界定從屬于國家工業化戰略的需要，而林業產權的變遷是國家與林業經濟主體博弈的結果，林業經濟主體對國家的反應導致一種均衡的制度安排——新的制度安排具有效率意義上的比較優勢。本文分為以下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已有的國家與產權理論進行一個回顧和評析：第二部分側重于解釋新中國成立之始國家對林業實行國有和集體產權制度的原因；第三部分著重討論林業制度自改革以來的演進和林業行業效率的提高：第四部分是一個結語。

①North,DouglassandThomas,Robert,1981.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W·W·Norton&CompanyInc.

一

內容提要：馬克思創立的唯物史觀屬于“歷史必然論”，這一理論沒有為人的“選擇”留下充分余地。美國經濟學家諾思利用“理性選擇原理”提出了一種“歷史選擇論”。本文認為“選擇”具有偶然性成分，歷史敘述應當重視政治人物的個人選擇在歷史上的作用。但宏觀歷史是千百萬人在特定客觀環境下長期“選擇”的結果，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改變這一“選擇”，所以完全是“必然”的。在對宏觀歷史的看法上，“歷史必然論”與“歷史選擇論”實質上是一致的。

關鍵詞：馬克思必然諾思選擇一致

一、問題的提出

馬克思創立的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發展導致生產關系的變更，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它決定了政治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態。社會將經過一系列必然階段走向共產主義。馬克思的歷史觀是一種“歷史必然論”。遠在馬克思之前，世界歷史上就出現過不少有名的“必然論者”，伊斯蘭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就是這樣的人物，他的信徒在很短時期就占領了從印度起到西班牙止的廣大地帶。十九世紀以來，由于“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馬克思也成為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必然論”者。有人認為，歷史由人的活動所創造，社會活動的參加者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并能按自己的意愿進行“選擇”的活生生的人，所以歷史歸根到底由人“選擇”所決定。美國經濟學家諾思發現了馬克思理論的一些缺陷，他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闡明，社會結構和經濟、政治制度，都是經濟人在特定資源環境下“合理選擇”的結果。不同的“選擇”形成了不同的制度結構?！皻v史必然論”沒有為人的“選擇”留下余地，所以不能合理解釋紛紜復雜的社會歷史。

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后記中，諾思批評馬克思說：馬克思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沒有認識到（西歐）“經濟增長并不是必然的”。我們把諾思的歷史觀稱為“歷史選擇論”。歷史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性，還是取決于人的“選擇”？容易看到，象近代西歐的穩步崛起和幾千年來中國長期維持小農社會狀態等宏觀歷史現象，很難說是由某些偶然因素造成的，應當認為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性。但是另一方面，人們也明明認識到，一些具體事件，包括十分重大的歷史事件（例如中國的“”），它們并不完全根源于一般社會生活條件，可以說主要是政治領袖“個人選擇”的結果。在當時的環境下，政治領袖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選擇，結果歷史就會與實際過程大不相同。從這一觀點看，歷史就取決于人的“選擇”?？梢?，歷史現象中既有完全必然性的事物，也有取決于人的選擇的事物，所以“歷史必然論”和“歷史選擇論”都包含有部分真理。也許我們可以借用黑格爾的思想，把“正題”和“反題”中正確的成分統一成為“合題”，從而得到全部真理。

二、歷史并不完全是必然的

摘要：馬爾薩斯認為，人口增長總是快于生活資料增長，所以社會總會達到人口飽和狀態并陷于停滯。裴小林認為，必須用“土地生產率極限法則”完善馬爾薩斯模型的基礎。李嘉圖認為，西歐由傳統農業向近代工業“結構轉換”的“充分必要條件”是穩定的糧食剩余。諾思認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西歐經濟興起的關鍵”。裴小林認為，諾思和李嘉圖之間存在一個悖論，因為經濟組織越有效率，經濟就越快地達到馬爾薩斯模型所允許的限度而陷于停滯所以諾思模型是一個經不起歷史檢驗的故事。裴小林用他改進的馬爾薩斯理論分析人口大國的情況后認為，人多地少的客觀條件決定了一個“均分土地”的歷史趨勢，新中國的和現在按人口定期調整土地的制度，就是這一歷史趨勢的表現。本文認為，馬爾薩斯模型對傳統社會具有很好的解釋力，但它以技術不變為前提，所以不能解釋由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型。真正能夠解釋西歐社會結構轉型的，正是被裴小林批評的諾思模型。裴小林把“諾思模型”直接應用于古代傳統社會，又過分強調馬爾薩斯原理在當代社會的作用，在適用對象上出現了失誤。所謂“均分土地的歷史趨勢”，并不是什么“客觀”趨勢，而是在維持和提高糧食總產量這一價值目標下的主觀選擇。中國農業的關鍵問題不是維持糧食總產量而是提高“勞動生產率”，轉移農業人口和實行土地規?；洜I是基本出路，這需要充分利用市場手段甄別人們的素質和特長，使具有“非農特長者”果斷放棄土地，讓土地流轉到“高效經營者”手中，所以必須實行土地私有，允許買賣的制度。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的根本在于實行這一措施遠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這一措施又是萬萬不能的。

關鍵詞：馬爾薩斯李嘉圖諾思裴小林土地私有

筆者在網站上搜索人口和土地關系的資料，偶然發現了裴小林先生（荷蘭累頓大學法學院暨瑞典隆德大學經濟歷史系）的長篇論文《土地生產率界限法則：一個改進的馬爾薩斯理論和中國均分土地制案例》，讀后感受頗深，遂寫一篇評述文章，以就教于裴先生和各位同仁。

一、問題

裴先生用“土地生產率界限法則”改進了馬爾薩斯人口模型，將這一理論完全建立在“自然法則”基礎上，作出了理論貢獻。他把這一理論應用于分析人多地少的人口大國的情況，認為存在一個“均分土地”的歷史趨勢，并認為新中國的和當前實行的“土地均分制”，就是由客觀條件所決定的解決人口生存問題的正確選擇。

筆者卻認為，幾十年來，中國實行的土地公有和現在的土地均分制，都是特定條件下形成的特殊制度，它從根本上違背了人性，所以農業必然要進入死胡同。解決中國農業出路的根本途徑在于土地私有、允許買賣。對那些反對土地私有化的文章，筆者很少能夠耐著性子看下去。好在裴先生的文章偏重于理論而不是實證，并且是以筆者非常贊服的“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為基礎進行論證的，這就引起了筆者極大的興趣。既然相同的理論（馬爾薩斯理論）應用于相同的對象（中國土地制度），卻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這就很有必要搞清，問題究竟是出于理論的缺陷，還是出在對事實的具體應用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