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資本范文10篇

從全國其他地方國有商業資本戰略調整的實踐看，迄今的模式主要有三種：一是珠海模式。由于珠海國有商業企業經營效益普遍低下，當地政府通過公開競標全面實施了國有資本從流通領域的退出；二是深圳模式。深圳的國有商業企業從建立之初就經歷過一定市場競爭的優化選擇，形成了一批具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大商業企業，這部分國有商業資本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有的繼續保留，有的開始通過出售股份等方式退出。其余中小商業企業的國有資本已經基本全部退出；三是上海模式。商業是上海的支柱產業之一。上海擁有一批輻射全國的優質國有商業資源。在商業結構戰略性調整中，上海市政府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通過資產聯合重組，發展連鎖經營，發展起了一批以國有資本為中堅的商業企業集團，其最終目的是增強國有商業企業的競爭力，使國有商業資本在適當的時候以較高的市場價格退出商業流通領域。與此同時，上海的中小商業企業則基本上實施了國有資本的退出。從各地的經驗看，國有商業資本在戰略調整中都選擇了不同程度地退出商業流通領域。

從北京市的實際情況看，近年來，國有商業企業在以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以發展新興業態為契機，在探索多種形式改革中取得了積極的進展。目前，大中型骨干企業已有80％完成改制，一半以上的小企業完成了產權制度改革，虧損企業的虧損面有所下降。但嚴格地講，北京商業結構還未得到根本改善。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由歷史原因形成的、以國有商業為主體的首都商業布局和結構問題仍未徹底解決。在“首都經濟”發展過程中，現有的所有制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妨礙著商業領域市場競爭格局的合理發展。

第二，國有商業企業固有的管理體制陳舊、運行機制不活等問題依然存在。由此而生的冗員多、負擔重、經營不夠靈活、職工積極性不高等弊端并未徹底革除，這些包袱使國有商業企業在競爭中難以搶得先機，也就很難適應對外全面開放商業領域后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

第三，從國有商業目前的經營狀況來看，不景氣的仍占大多數，效益好的很少。尤其是最近幾年，國有商業在經營規模、市場份額、成長性等幾方面都表現不佳。北京市非公商業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中所占的份額從1990年的11.7％上升到2000年的50％左右。與此同時，國有商業企業商品適銷性低，庫存率高(平均存貨/銷售成本)，資金利用效率低下。目前，北京市國有資本占主導地位的大中型商業企業的年資金周轉率僅為1.7次。資金利用效率幾乎與工業企業水平相同。而根據一般規律，商業企業的資金周轉速度應當比工業企業高1倍，流通效率不高的局面沒有得到明顯改善。這種不良局面已經成為制約北京市商業進一步發展的明顯障礙。

國有商業資本繼續存在于效益低下的國有商業企業，既不利于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和商業流通領域整體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國有資本向需要由國有經濟發揮主導和支配作用的戰略性行業和領域集中。事實上，當前北京市有許多應該有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本充分發揮作用的領域，國有資本投入不足。比如在基礎設施等方面，國有資本的投入嚴重不足。北京交通擁堵日益嚴重的現狀就是一個明證，再比如，此次非典的爆發和疫情的蔓延也充分暴露了國有資本在公共衛生方面和突發事件應急系統建設方面投入的嚴重不足。因此，為更有效發揮國有資本對整個地區經濟的支撐和帶動作用，形成北京市地區經濟的良性循環，實現國有資本配置領域的充分優化，國有商業資本退出商業流通領域勢在必行。

從北京市的實際情況看，近年來，國有商業企業在以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以發展新興業態為契機，在探索多種形式改革中取得了積極的進展。目前，大中型骨干企業已有80％完成改制，一半以上的小企業完成了產權制度改革，虧損企業的虧損面有所下降。但嚴格地講，北京商業結構還未得到根本改善。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由歷史原因形成的、以國有商業為主體的首都商業布局和結構問題仍未徹底解決。在“首都經濟”發展過程中，現有的所有制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妨礙著商業領域市場競爭格局的合理發展。

第二，國有商業企業固有的管理體制陳舊、運行機制不活等問題依然存在。由此而生的冗員多、負擔重、經營不夠靈活、職工積極性不高等弊端并未徹底革除，這些包袱使國有商業企業在競爭中難以搶得先機，也就很難適應對外全面開放商業領域后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

第三，從國有商業目前的經營狀況來看，不景氣的仍占大多數，效益好的很少。尤其是最近幾年，國有商業在經營規模、市場份額、成長性等幾方面都表現不佳。北京市非公商業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中所占的份額從1990年的11.7％上升到2000年的50％左右。與此同時，國有商業企業商品適銷性低，庫存率高(平均存貨/銷售成本)，資金利用效率低下。目前，北京市國有資本占主導地位的大中型商業企業的年資金周轉率僅為1.7次。資金利用效率幾乎與工業企業水平相同。而根據一般規律，商業企業的資金周轉速度應當比工業企業高1倍，流通效率不高的局面沒有得到明顯改善。這種不良局面已經成為制約北京市商業進一步發展的明顯障礙。

國有商業資本繼續存在于效益低下的國有商業企業，既不利于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和商業流通領域整體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國有資本向需要由國有經濟發揮主導和支配作用的戰略性行業和領域集中。事實上，當前北京市有許多應該有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本充分發揮作用的領域，國有資本投入不足。比如在基礎設施等方面，國有資本的投入嚴重不足。北京交通擁堵日益嚴重的現狀就是一個明證，再比如，此次非典的爆發和疫情的蔓延也充分暴露了國有資本在公共衛生方面和突發事件應急系統建設方面投入的嚴重不足。因此，為更有效發揮國有資本對整個地區經濟的支撐和帶動作用，形成北京市地區經濟的良性循環，實現國有資本配置領域的充分優化，國有商業資本退出商業流通領域勢在必行。

二、戰略調整應以提高商業的整體競爭力和地區經濟整體實力為目標

從全國其他地方國有商業資本戰略調整的實踐看，迄今的模式主要有三種：一是珠海模式。由于珠海國有商業企業經營效益普遍低下，當地政府通過公開競標全面實施了國有資本從流通領域的退出；二是深圳模式。深圳的國有商業企業從建立之初就經歷過一定市場競爭的優化選擇，形成了一批具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大商業企業，這部分國有商業資本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有的繼續保留，有的開始通過出售股份等方式退出。其余中小商業企業的國有資本已經基本全部退出；三是上海模式。商業是上海的支柱產業之一。上海擁有一批輻射全國的優質國有商業資源。在商業結構戰略性調整中，上海市政府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通過資產聯合重組，發展連鎖經營，發展起了一批以國有資本為中堅的商業企業集團，其最終目的是增強國有商業企業的競爭力，使國有商業資本在適當的時候以較高的市場價格退出商業流通領域。與此同時，上海的中小商業企業則基本上實施了國有資本的退出。從各地的經驗看，國有商業資本在戰略調整中都選擇了不同程度地退出商業流通領域。

從北京市的實際情況看，近年來，國有商業企業在以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以發展新興業態為契機，在探索多種形式改革中取得了積極的進展。目前，大中型骨干企業已有80％完成改制，一半以上的小企業完成了產權制度改革，虧損企業的虧損面有所下降。但嚴格地講，北京商業結構還未得到根本改善。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由歷史原因形成的、以國有商業為主體的首都商業布局和結構問題仍未徹底解決。在“首都經濟”發展過程中，現有的所有制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妨礙著商業領域市場競爭格局的合理發展。

第二，國有商業企業固有的管理體制陳舊、運行機制不活等問題依然存在。由此而生的冗員多、負擔重、經營不夠靈活、職工積極性不高等弊端并未徹底革除，這些包袱使國有商業企業在競爭中難以搶得先機，也就很難適應對外全面開放商業領域后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

第三，從國有商業目前的經營狀況來看，不景氣的仍占大多數，效益好的很少。尤其是最近幾年，國有商業在經營規模、市場份額、成長性等幾方面都表現不佳。北京市非公商業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中所占的份額從1990年的11.7％上升到2000年的50％左右。與此同時，國有商業企業商品適銷性低，庫存率高(平均存貨/銷售成本)，資金利用效率低下。目前，北京市國有資本占主導地位的大中型商業企業的年資金周轉率僅為1.7次。資金利用效率幾乎與工業企業水平相同。而根據一般規律，商業企業的資金周轉速度應當比工業企業高1倍，流通效率不高的局面沒有得到明顯改善。這種不良局面已經成為制約北京市商業進一步發展的明顯障礙。

國有商業資本繼續存在于效益低下的國有商業企業，既不利于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和商業流通領域整體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國有資本向需要由國有經濟發揮主導和支配作用的戰略性行業和領域集中。事實上，當前北京市有許多應該有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本充分發揮作用的領域，國有資本投入不足。比如在基礎設施等方面，國有資本的投入嚴重不足。北京交通擁堵日益嚴重的現狀就是一個明證，再比如，此次非典的爆發和疫情的蔓延也充分暴露了國有資本在公共衛生方面和突發事件應急系統建設方面投入的嚴重不足。因此，為更有效發揮國有資本對整個地區經濟的支撐和帶動作用，形成北京市地區經濟的良性循環，實現國有資本配置領域的充分優化，國有商業資本退出商業流通領域勢在必行。

第一，由歷史原因形成的、以國有商業為主體的首都商業布局和結構問題仍未徹底解決。在“首都經濟”發展過程中，現有的所有制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妨礙著商業領域市場競爭格局的合理發展。

第二，國有商業企業固有的管理體制陳舊、運行機制不活等問題依然存在。由此而生的冗員多、負擔重、經營不夠靈活、職工積極性不高等弊端并未徹底革除，這些包袱使國有商業企業在競爭中難以搶得先機，也就很難適應對外全面開放商業領域后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

第三，從國有商業目前的經營狀況來看，不景氣的仍占大多數，效益好的很少。尤其是最近幾年，國有商業在經營規模、市場份額、成長性等幾方面都表現不佳。北京市非公商業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中所占的份額從1990年的11.7％上升到2000年的50％左右。與此同時，國有商業企業商品適銷性低，庫存率高(平均存貨/銷售成本)，資金利用效率低下。目前，北京市國有資本占主導地位的大中型商業企業的年資金周轉率僅為1.7次。資金利用效率幾乎與工業企業水平相同。而根據一般規律，商業企業的資金周轉速度應當比工業企業高1倍，流通效率不高的局面沒有得到明顯改善。這種不良局面已經成為制約北京市商業進一步發展的明顯障礙。

國有商業資本繼續存在于效益低下的國有商業企業，既不利于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和商業流通領域整體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國有資本向需要由國有經濟發揮主導和支配作用的戰略性行業和領域集中。事實上，當前北京市有許多應該有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本充分發揮作用的領域，國有資本投入不足。比如在基礎設施等方面，國有資本的投入嚴重不足。北京交通擁堵日益嚴重的現狀就是一個明證，再比如，此次非典的爆發和疫情的蔓延也充分暴露了國有資本在公共衛生方面和突發事件應急系統建設方面投入的嚴重不足。因此，為更有效發揮國有資本對整個地區經濟的支撐和帶動作用，形成北京市地區經濟的良性循環，實現國有資本配置領域的充分優化，國有商業資本退出商業流通領域勢在必行。

二、戰略調整應以提高商業的整體競爭力和地區經濟整體實力為目標

北京市推進國有商業戰略性調整的總體目標應當著重于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對國有商業資本布局的戰略調整，提高北京市商業的整體競爭力，促進北京市商貿流通業的快速發展。二是通過調整，將國有商業資本向需要由國有經濟發揮主導和支配作用的戰略性行業和領域集中，提高國有資本的利用效率，促進首都經濟的繁榮。從短期看，北京市國有商業資本的戰略性調整的重點應是整合現有的國有商業資源，通過在“進”與“退”中的產權優化重組，使國有資本真正成為能夠帶來良好收益的有效資產，提高國有商業資本的市場價值。進而為國有資本退出商業流通領域，實現配置領域的充分優化這一長期目標做準備。具體說，近期北京市商業領域國有資本戰略性調整的具體思路是：

論文摘要：中國傳統經濟結構在早期主要起了積極作用，但到中后期，由于其特有的復合性和對新經濟因素的包容性，使得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盡管出現很早，但終究難有作為，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后應該從傳統經濟制度中去尋找。

論文關鍵詞：傳統經濟結構；資本主義萌芽；封建官營工商業

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從封建母體中脫胎出來的，其孕育的初始形態被形象地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資本主義從萌芽到成長為一個成熟的經濟形態，不但需要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在西歐大約經歷了200年的時間(從14世紀到16世紀)，而且需要許多的相關支持條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度環境能給資本主義萌芽提供多大的發展空間，即資本主義生產所必需的平等的產權關系，各種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以及建立在市場制度上的各種交易工具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許產生和發展起來。相比于西歐，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經400年(從15世紀到19世紀)競始終沒有脫離萌芽狀態!其根源在于嚴酷的制度環境，制度化的傳統經濟結構對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了強大的抑制作用。

一

中國傳統經濟結構的主體是地主制經濟，這主要是從生產關系方面說的。在這一結構下，封建地主對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童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經營，形成地主自營經濟。封建地主又將更多的土地分租于一家一戶的農民耕種，收取地租，形成佃農經濟。此外，還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礎上從事獨立耕作的自耕農。自耕農經濟并不是游離于地主制經濟之外的獨立經濟體系，它依附于地主制經濟，并受其制約和影響。以地主制經濟為主的中國傳統經濟的特點是：1．封建人身依附關系相對松弛，而且越到后來越是如此；2．土地可以自由買賣；3．耕織結合。因此在前資本主義時代，這種經濟是比西歐領主制經濟更有效率的一種制度。我國主流經濟史學者認為，傳統經濟按地產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將地租部分轉化為再生產性投資，促進了社會經濟總量的增長，其進步與合理性是明顯的，有的學者稱它為“一種優良的封建經濟制度”①。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傳統經濟的有效性強化了它的穩定性，也增強了它的彈性和包容性。對資本主義萌芽來說，傳統經濟是一種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彈性和包容性允許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甚至有一定的發展，又由于它的穩定性和強大，資本主義萌芽很難成為普遍發展的生產關系而受到遏制、摧殘。

傳統經濟的彈性源于它本身的特點：耕織牢固結合的小農經濟，可以緩和封建剝削的強度，同時允許商品經濟的一定程度的發展；發達的土地買賣關系，造成地產、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相互轉化，刺激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又鞏固了封建土地關系。

摘要：中國傳統經濟結構在早期主要起了積極作用，但到中后期，由于其特有的復合性和對新經濟因素的包容性，使得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盡管出現很早，但終究難有作為，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后應該從傳統經濟制度中去尋找。

關鍵詞：傳統經濟結構；資本主義萌芽；封建官營工商業

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從封建母體中脫胎出來的，其孕育的初始形態被形象地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資本主義從萌芽到成長為一個成熟的經濟形態，不但需要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在西歐大約經歷了200年的時間(從14世紀到16世紀)，而且需要許多的相關支持條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度環境能給資本主義萌芽提供多大的發展空間，即資本主義生產所必需的平等的產權關系，各種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以及建立在市場制度上的各種交易工具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許產生和發展起來。相比于西歐，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經400年(從15世紀到19世紀)競始終沒有脫離萌芽狀態!其根源在于嚴酷的制度環境，制度化的傳統經濟結構對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了強大的抑制作用。

一、中國傳統經濟結構的主體是地主制經濟，這主要是從生產關系方面說的。

在這一結構下，封建地主對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童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經營，形成地主自營經濟。封建地主又將更多的土地分租于一家一戶的農民耕種，收取地租，形成佃農經濟。此外，還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礎上從事獨立耕作的自耕農。自耕農經濟并不是游離于地主制經濟之外的獨立經濟體系，它依附于地主制經濟，并受其制約和影響。以地主制經濟為主的中國傳統經濟的特點是：1．封建人身依附關系相對松弛，而且越到后來越是如此；2．土地可以自由買賣；3．耕織結合。因此在前資本主義時代，這種經濟是比西歐領主制經濟更有效率的一種制度。我國主流經濟史學者認為，傳統經濟按地產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將地租部分轉化為再生產性投資，促進了社會經濟總量的增長，其進步與合理性是明顯的，有的學者稱它為“一種優良的封建經濟制度”。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傳統經濟的有效性強化了它的穩定性，也增強了它的彈性和包容性。對資本主義萌芽來說，傳統經濟是一種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彈性和包容性允許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甚至有一定的發展，又由于它的穩定性和強大，資本主義萌芽很難成為普遍發展的生產關系而受到遏制、摧殘。

傳統經濟的彈性源于它本身的特點：耕織牢固結合的小農經濟，可以緩和封建剝削的強度，同時允許商品經濟的一定程度的發展；發達的土地買賣關系，造成地產、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相互轉化，刺激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又鞏固了封建土地關系。

摘要：中國傳統經濟結構在早期主要起了積極作用，但到中后期，由于其特有的復合性和對新經濟因素的包容性，使得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盡管出現很早，但終究難有作為，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后應該從傳統經濟制度中去尋找。

關鍵詞：傳統經濟結構；資本主義萌芽；封建官營工商業

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從封建母體中脫胎出來的，其孕育的初始形態被形象地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資本主義從萌芽到成長為一個成熟的經濟形態，不但需要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在西歐大約經歷了200年的時間(從14世紀到16世紀)，而且需要許多的相關支持條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度環境能給資本主義萌芽提供多大的發展空間，即資本主義生產所必需的平等的產權關系，各種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以及建立在市場制度上的各種交易工具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許產生和發展起來。相比于西歐，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經400年(從15世紀到19世紀)競始終沒有脫離萌芽狀態!其根源在于嚴酷的制度環境，制度化的傳統經濟結構對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了強大的抑制作用。

一

中國傳統經濟結構的主體是地主制經濟，這主要是從生產關系方面說的。在這一結構下，封建地主對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童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經營，形成地主自營經濟。封建地主又將更多的土地分租于一家一戶的農民耕種，收取地租，形成佃農經濟。此外，還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礎上從事獨立耕作的自耕農。自耕農經濟并不是游離于地主制經濟之外的獨立經濟體系，它依附于地主制經濟，并受其制約和影響。以地主制經濟為主的中國傳統經濟的特點是：1．封建人身依附關系相對松弛，而且越到后來越是如此；2．土地可以自由買賣；3．耕織結合。因此在前資本主義時代，這種經濟是比西歐領主制經濟更有效率的一種制度。我國主流經濟史學者認為，傳統經濟按地產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將地租部分轉化為再生產性投資，促進了社會經濟總量的增長，其進步與合理性是明顯的，有的學者稱它為“一種優良的封建經濟制度”①。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傳統經濟的有效性強化了它的穩定性，也增強了它的彈性和包容性。對資本主義萌芽來說，傳統經濟是一種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彈性和包容性允許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甚至有一定的發展，又由于它的穩定性和強大，資本主義萌芽很難成為普遍發展的生產關系而受到遏制、摧殘。

傳統經濟的彈性源于它本身的特點：耕織牢固結合的小農經濟，可以緩和封建剝削的強度，同時允許商品經濟的一定程度的發展；發達的土地買賣關系，造成地產、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相互轉化，刺激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又鞏固了封建土地關系。

一、中西方重商原因比較

古代中西方的統治者面對日益發達的商品經濟，從維護其統治出發不得不改變長期以來實施的重農抑商政策，采取農商并重的政策，但兩者的重商政策又各有其特色，具體講來如下：

（一）地理環境對當時中西方的統治者決定實施重商政策有著深遠的影響。眾所周知，希臘境內石山居多，水源不足，不但森林覆蓋面小，礦藏資源缺乏，而且土地不甚肥沃，可耕地不足土地總面積的1/5，在帖撒尼亞，拉哥尼亞，美塞尼亞雖有些小紅土平原，但大多是些貧瘠的土地，糧食產量不高。但同時它卻有著優良的港口和金融環境。為了生存的需要，它必須從海外進口糧食以養活日益增長的人口，進口金屬制品和木材以充日常生活之用。因此，希臘人幾乎一跨進文明社會的門檻，就對海外貿易具有很強的依賴。如希臘本地產谷物不多，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所產谷物也不能補充不足，希臘人每年要從埃及和黑海北部的西徐亞平原等地運來大量谷物在雅典外港拜里厄斯卸下，希臘產的羊毛也不夠用，必須從呂底亞，夫利基亞和黑海沿岸諸國輸入小亞細亞的，米利都城是羊毛的主要市場?？傊?，希臘工業原料不能自給，工業原料輸入希臘，工業品則從希臘輸出，這種情況迫使希臘的上層統治階級采取重商措施。希臘人為了生存的需要還向海外進行殖民擴張，殖民地的類型有二：一是農業性，二是海運和商業性的。希臘人早就認識到了赫勒斯滂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重要性，為了確保他們能夠自由航行，便在歐亞兩岸設立了塞斯托斯，蘭浦沙考斯，拜占庭，白林托斯和加爾西頓等殖民據點，以作為?？扛凼刈o站和貿易站。農業性的殖民據點，最初，希臘移民也要從事農牧業，但不久他們就與鄰近的國家和部落發生了貿易關系，工商業日趨繁榮，逐漸由農牧業為主的殖民據點演變為以工商業為主的殖民據點，特別是那些位于道旁和出?？诘闹趁駬c，這種變化更快。

西漢的地理環境是與古希臘、羅馬截然不同的類型。中國的地貌是廣袤的中原，這種地理環境，同樣也影響了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結構和觀念形態。為了滿足自己統治、享樂的需要，他們需要從各地搜刮，所以也采取了重商政策。

（二）在封建社會中，商業的發展受農業生產力的限制，隨著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作為生產力中較為活躍的商品生產必然突破政策的控制。“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弊鳛閷Ｖ浦髁x政府只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趨勢的必然執行者。西漢經濟經高祖、惠帝、呂后時期的經營，逐漸進入恢復階段，特別是文帝、景帝時期，采納賈誼、晁錯的建議，實行輕謠薄賦、減輕田租，漢武帝征收的商稅僅為商賈獲利的6%。與此同時，人民的思想觀念也隨之發生了變化。一些人拋棄了傳統的“禮教”而被本趨末，即“多去文學而趨利”，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求富熱潮。他們認為：“富者，人之惰性，所不學俱欲者也。故壯士從軍，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災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纂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1]一些窮人皆“學事富家”，一些讀書人則“去文學而趨利”，社會上對商賈的羨慕和追求其最本質的即是“財”和“利”，極大地沖擊了封閉形的封建自然經濟思想，在這種情形下，西漢政府也只能順應這種歷史潮流，引導人們，從而對商賈采取了“惠商”、“寬商”政策。

為了強國富民和擴大財源，古代西方社會對商業的發展也采取了寬松政策，如希臘人對出口貨和進口貨只征收從價稅2%。為了保證工商業和海外貿易的正常進行，還建立了強大的海軍。

一、個別到一般:從價值創造的物質承擔者到對象承擔者

政治經濟學理論界為什么可以從普遍地否認服務勞動的價值創造到了普遍地(指承認主體之眾，而非客體之全)承認服務勞動的價值創造性，一是由于近50年來服務經濟在全世界的蓬勃發展，認識服務經濟價值創造性的客觀環境比之基本否定服務勞動價值創造性的政治經濟學經典作家所處的時代有了根本改變，二是服務勞動形式及其成果的“非凝結性”作為人們認識服務勞動價值創造性的主觀思想障礙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馬克思早在論述商品的價值對象性時就精辟地指出:“同商品體的可感覺的粗糙的對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體的價值對象中連一個自然物質原子都沒有?！雹佻F在人們更是認識到，所謂勞動凝結在價值體的“凝結”兩字只是一個借喻詞。②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確實在文字上強調了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但物質承擔者的核心內容是價值的承擔者。在當時，還沒有供人們不把這個承擔者與“物質”形態相聯系的社會條件，今天，我們是完全可以用“對象承擔者”來把物質承擔者一般化的。對象承擔者的含義是:勞動對象化為一種使用價值，由使用價值載體承擔了勞動的價值。這個對象承擔者可以是物質狀態的，它是一種使用價值;也可以是運動狀態的，它同樣是一種使用價值。物質狀態只是“對象承擔者”的個別形式，它與運動狀態是同一層次不同形式的“個別”而已?；诖耍话愕乜隙ǚ談趧拥膬r值創造性就逐漸普遍起來了。但是，到了具體層面上，明明是已明確了商品體的價值對象中本來就一個自然物質原子都沒有的經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卻對純粹商業服務和銀行服務的價值創造性做了否定。對此解釋的理由之一就是流通不創造價值，另一個是利息乃對產業剩余價值的分割。兩個具體的否定理由至今仍使人們對于服務勞動價值創造性的一般肯定處于非常不徹底的狀態。看來，對于使用價值，從它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到對象承擔者的認識轉化還不能一般化，我們需要更具體地分析商業服務與銀行服務的使用價值究竟能否承擔服務勞動投入的價值性。

二、一般到具體Ⅰ:純粹商業服務的使用價值能否承擔價值

在經典與現行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關于商業利潤及對平均利潤分割理論的分析中，仍認為商業勞動不創造價值。如果這是源于對經典政治經濟學原理的簡單的慣性接受，那克服這種思想是容易的，理性地改過來就是了。如果是出于對商業服務勞動是否產生使用價值，或者這種使用價值是否具有可以承擔價值的物質形態的這樣的認識，我們就有必要做出商業服務有無使用價值和這種使用價值能否承擔價值的分析。為使分析簡單，本文只分析被肯定為不創造價值的純粹流通領域的純粹商業服務的價值創造問題。我們已經闡述了，任何勞動的價值創造與否必須通過其產品的使用價值能否承擔價值來討論。我們必須承認，一種服務產品應該對購買者，也只有對購買者帶來能體驗的、或實際的甚至是獨立的使用價值，才能承擔價值。那么純粹商業服務具有什么樣的使用價值呢?我們可以對分類意義上的不同服務產品做出比較性和歸納性分析。在各種服務分類方法中，多用部門外延和功能內涵作為標準，有一種常見的把服務分為生產者服務、消費者服務與分銷服務三類的方法，它對本文的討論有針對性和適用性。

1．生產者服務

此類服務為廠商所購買，用于生產性投入。典型的生產者服務如產品設計，其服務對象多為實物產品生產。這種服務生產可提升它所服務的對象產品的使用價值，其價值就被追加到其對象產品上，所以被稱為“追加服務”。生產者服務與對象物融合在一起，改變了對象物的狀況，但最終消費者購買的核心對象仍是實物商品，并非服務。這類服務的使用價值性質以及它的價值在實物商品上的追加，是目前大家都承認的。

第一節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

經濟制度及其類型

第二節商品與貨幣

商品

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