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信用范文10篇

各位領導、各位評委、同志們：

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參加主辦會計競聘，首先我要感謝聯社領導給我們提供了一次展示自我，相互學習的機會。推行會計委派制，是聯社黨委為了提高信用社會計核算質量，進一步促進全縣信用社系統穩健經營和健康發展的一項重大會計制度改革，我衷心擁護聯社黨委的英明決策＊。作為一名有十多年會計從業經驗的競聘者，今天重新挑戰這個崗位，我有勇氣擔當重任，有信心把今后的工作做的更好。＊公平競爭，挑戰自我，在這里，我也衷心祝愿今天參加競聘的各位同仁，都能取得較好成績。

參加今天的公開競聘，我認為，我具有以下優勢：

第一、我是一名黨員。工作中我一直把政治理論學習作為提高自我的一項基礎任務，能夠認真學習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思想上堅決同黨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用黨的思想指導自己的工作實踐。不管是在照鏡、位莊信用社，還是來到現在的營業部，我始終做到堅持原則，廉潔奉公，落實制度，明確責任，搞好團結，加強管理，使所在單位的各項工作，尤其是會計業務得到了健康發展，受到了單位領導的肯定。

第二、具有扎實的業務基矗一九九三年高中畢業參加工作后，在抓緊時間自學會計業務知識的同時，九七年我參加了聯社組織的平大計算機財會專業學習，系統學習了有關會計業務理論。一九九八年，我通過參加全國考試，獲得了助理經濟師資格，二OO二年我又報考了中級會計師資格考試，目前經濟法、會計實瘢ㄒ唬┮鴉竦猛ü?，还有脸C趴緯探衲暾誚懈聰氨縛肌T諞滴竇寄萇希沂賈斬宰約貉細褚?，侵JЭ嗔罰?/o>OO一年獲得了會計電算化資格證書，同年在市辦組織的業務技能比賽中，我所參加的兩項比賽全部獲獎，取得了一個第一、一個第二的好成績，為聯社爭得了榮譽。二OO二年初，我被授予了市級青年崗位能手稱號，我還連續多年被評為信用社系統先進工作者。

第三、工作經驗豐富。參加工作以來，我先后從事過信用社營業會計、儲蓄會計、主管會計等諸多工作，不管是在哪一個工作崗位上，我都把堅持原則，細心謹慎，不折不扣執行規章制度作為一項準則，認真處理每一筆業務。在對外服務和內部管理上，用熱情迎來每一位儲戶，把微笑留給每一位客商，憑公心贏得尊重，靠真誠換取信任，是我一向的工作原則，這也給我的工作帶來了許多幫助，帶動了所在單位各項業務的發展。特別是2002年全市推行電子化建設過程中，我們營業部被列入首批上機網點，憑著集體智慧和平時學習掌握的電腦知識，我和同志們一道虛心學習，認真鉆研，細心操作，共克難關，在全市率先實現聯網成功，加快了業務操作進度，并順利完成了電算化年終決算，受到了聯社的肯定和表彰，為以后全縣信用社電算化推廣積累了經驗。

提要：本文作者在本刊2004年第4期上發表的《中國社會信用的歷史沉思》一文中分析了中國傳統社會作為家族社會所具有的社會關系的基本紐帶：情、義、忠、信。其中，“情”是最基本的。由此發展出“忠”，衍生出“義”及“人情”，而“信用”僅僅作為一種從屬的社會關系而存在。本文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中國傳統社會的這些基本紐帶如何隨著新中國的建立直至現在所發生的變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所發生的變化。從而論證信用危機的現實原因以及建設信用社會和深化改革的根本途徑。關鍵詞：家族分家失信公正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的社會單位是家族，不是家庭，當然更不是個人。但家庭往往是最基本的經濟單位。正因為如此，中國歷朝歷代均強調“孝”，甚至主張“以孝治天下”。因為“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這就意味著“孝”是“忠”的基礎。筆者在《在中國社會信用的歷史沉思》中曾談到：“父為子綱雖然包括個體家庭中兒子對父親的從屬關系，但這不是父為子綱的要義所在，因為父親對成年已婚兒子的控制才是家族得以維持的根本?！睂嶋H上，父親對未成年兒子的控制是自然而無需強調的。盡管“情”是家族社會的社會關系中最基本的紐帶，但“信用”依然作為一種從屬的社會關系而存在。信用關系的從屬性質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下對上不講信用，則為不孝、不義和不忠，會受到懲罰和譴責，為社會所不容。而上對下不講信用雖然不為社會所提倡，但往往為社會所寬容。孟子甚至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注意，這里的“義”不是指“情義”，而是指“道義”。第二，信用主要表現為家族關系之外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曾子所言：“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也說：“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笨鬃诱f：“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孔子把講信用比喻為能夠行駛的車，不也是強調只有言而有信才能在外面的世界行走、與朋友交往嗎？信用關系的普遍化有賴于經濟的市場化。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市場本身對自然經濟的從屬性質決定了信用作為社會關系和行為規范的從屬地位（關于這個問題的詳細論述請參見《中國社會信用的歷史沉思》）。就中國的情況而言，經濟市場化的過程其實也是將個人從傳統社會的家族關系中分離出來的過程，從而最終使個人、而不是家族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這個分離的過程是漫長而艱難的，因為我們實際上不可能與過去一刀兩斷，傳統社會留給我們的傳統文化不是我們可以一推了之的東西。馬克思說：“除了現代的災難之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于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還在茍延殘喘。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活人！”3正如一個成年人的行為特征總是與其早年的經歷有關一樣，不考慮中國的過去就來討論我們現在應該怎么做，這就等于把一個成年人當作嬰孩看待，結果等于把自己變成了嬰孩。家族社會的陰影隨著清王朝的覆滅，中國的封建家族在戰亂中不斷瓦解，但家族的組織形式，家族的思想觀念，家族的道德規范等等依然存在著。新中國建立以后，直至結束，我們一直沿襲“講成分、查三代”的作法。這是為什么？階級是按當事人的經濟地位來劃分的。為什么要查“三代”？這查的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家族。這種作法等于把個人仍視為家族的一分子。某人雖然不是地主，但他的成分是地主，也就是說，他是地主家族的一分子，因而不能不受到“株連”?，F在看起來似乎很荒唐，但對于一個剛從家族社會走出來的新社會來說，這是難以避免的。封建社會的“株連九族”、“滿門抄斬”，其實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如果說有什么不對，那也不是作法的不對，而是社會的不對。在家族社會，個人屬于家族，這就好像蜜蜂屬于蜂群一樣。一人遭殃，滿門不幸；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本能地將一切組織家族化，或一切組織本能將自己家族化，這是即使今天我們也能感受到的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大特點。改革開放之前，所謂企業辦社會，所謂大而全、小而全，為什么？每個企業都力圖把自己辦成一個獨立王國，即一個自給自足的家族式的小社會。因為只有自己靠得住，國家計劃不可能無所不包。計劃是為國家完成的，與自己無關。計劃經濟的低效率不僅決定于計劃的制定者無法洞察一切的能力局限，實際上也決定于計劃完成者缺乏必要的積極性和協調性這一無法改變的事實。我們試圖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家庭，但家族所天然具有的狹隘性和排他性使得這個“大家庭”的內部關系并不總是和諧的。人們總是自覺和不自覺地強調內外有別，一個組織排斥另外一個組織，一個系統排斥另外一個系統，甚至一個地區排斥另外一個地區，只有國家出面才能進行協調，但高層政府官員又怎么能夠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并始終大公無私呢？當然，組織家族化自有其溫馨的一面，這也是我們至今留戀的，但其低效率不可避免。在我國的“三年嚴重困難”4時期，由“三自一包”5、“物質刺激”所引發的黨內分歧激化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路線”的斗爭，結果導致了史無前例的。在這場被稱為“十年浩劫”的“革命”中，血統論及各種個人崇拜的口號被并非清王朝遺老遺少的青年一代喊得震天價響，再次顯示了傳統家族社會的深遠影響。這場浩劫使國民經濟遭受空前的大破壞，促使中國人從此確信“貓論”才是正確的。經濟體制改革最基本的指導思想其實就是個人物質利益原則。正如鄧小平所說：不講個人物質利益，對少數人可以，對多數人不行；短期可以，長期不行。但是，如何實現個人物質利益原則？發獎金，人人有份，拉不開差距，結果還是“大鍋飯”。直到今天，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在行業之間，而這種差距又往往是不合理的，或具有相當大的不合理成分。所謂“大鍋飯”，其實正好來源于“大家庭”?！扮婙Q鼎食”之家雖然氣勢恢宏，但培養出來的子孫總是一代不如一代，這是幾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規律，因為“大家庭”內部沒有競爭，只有等級。公有制企業的情況正是如此。從內部看，人人端的都是鐵飯碗，領導坐的是金交椅。從外部看，國有企業也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婆婆不同，權利就不同。集體所有制企業的地位不如全民所有制企業，農村的集體企業不如城市的集體企業，農民不如工人。市場還是存在的，主要是受到嚴格限制的消費品市場，這與傳統社會的情況相似。因為生產資料實行調撥；雖然名義上有銀行，但實行的是“統收統支”、“統存統貸”，而且信貸計劃由實物計劃決定。這就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銀行實際上不存在。只有在個人之間，家庭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信用關系。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就是“分家”，即打破家族式的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個人、企業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因為只有“分家”才有可能使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信用關系成為普遍的社會關系。但如何走向市場？如何“分家”？在農村，問題在開始時解決起來相對容易，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就分了“”的家。家庭，這個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作為最基本的社會經濟單位而存在的“枯木”終于又“逢春”了?！胺旨摇笔潜厝坏模驗闊o論怎么說，的凝聚力都無法與真正的家族相比。家族尚且不是高效的經濟組織，更何況。在城市，問題在一開始就異常復雜，因為企業無法分解為若干個體家庭，因為企業不是由若干個體家庭組成的。實際上，即使能分解為若干個體家庭，因為企業生產過程的復雜性，也很難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搞班組承包、部門承包，有兩個方面問題難以解決：第一，不同承包單位之間的承包結果缺乏可比性；第二，承包單位內部成員的考核和利益分配難以合理進行。如果承包單位是真正的家庭，第二個方面的問題相對容易解決，但第一個方面的問題仍然難以處理。當然，如果企業領導能夠公正無私，并且有能力對各承包單位的承包結果進行正確比較，從而能夠正確處理各承包單位之間的利益關系，并能夠為各承包單位選擇適當的承包人，那么，承包制對企業就是可行的。但是，這樣的企業領導如何產生？改革初期曾一度大力宣傳“用能人”、大力宣傳“讓賢”，實際上就反映了承包制對這種企業領導的需求。結果如何？用了些什么樣的“能人”呢？又有多少領導“讓賢”呢？實踐表明，相當部分的所謂“能人”其實都不過是騙子和“碩鼠”而已；與“讓賢”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肆無忌憚的“跑官”、“要官”。中國古來就有“父母官”與“子民”的說法，這實際上反映了統治者總是希望將國家化為家族，再進一步化為家庭的幻想。為官要愛民，如父母愛子女；為民要敬官，如子女孝父母。但實際上，一旦超出個體家庭的范圍，隨著血緣關系的疏遠，家族成員之間的愛是隨著家族的擴展而降低的。要求一個家族的領導者同等、無私地愛每一個家族成員，尚且不可能，又如何要求一個企業的領導者同等、無私地愛每一個職工呢？如何才能保證企業領導者公正無私呢？遺憾的是，祖宗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遺產——家族制度，它對該問題的解決沒有多大的幫助。家族的穩定靠的是血緣關系和等級制?，F在我們說論資排輩不好，但對于家族來說，嚴格遵循按輩分、長幼形成的等級是家族穩定的根本，皇室家族也是如此，即使是朕即國家的皇帝在確定接班人時，往往也不敢輕易廢長立幼。家族內部講和為貴，講一家子其樂融融，不分彼此，待遇上的差別則決定于輩分和長幼，賞罰難以分明。因此，精明、高效的家族管理者往往不容易產生，即使產生也很難得到廣泛的認同和支持?！都t樓夢》中的王熙鳳不就正是這樣嗎？當然，王熙鳳還有其自私弄權的一面。不過，在她看來，不以權謀私則她對家族的貢獻就沒有得到回報，就對不起自己。這其實又何嘗不是現在的許多真正的能人在為企業做出重大貢獻的同時或之后貪污受賄時的想法呢？由此可以得出兩個非常重要的結論：第一，在正常情況下，即使有可能采取選舉制，有競爭力的家族領導者都難以通過選舉產生，這是由家族這種組織形式本身決定的。這就意味著，在中國不能盲目迷信選舉制。第二，家族既難以產生和支持對家族有利的強者，也很難抑制對家族不利的敗類，家族是平庸者的天堂。這意味著，在中國，改革必須要有耐心，改革的關鍵在于有堅強的支持力量，而大多數人的一般性支持往往是不夠的。如果外來壓力有利于團結則有利于改革。這正是家族體制本身的悲哀，而我們現在仍強烈地感受著這種悲哀，因為中國現代社會其實仍在家族陰影的籠罩之下，揮之不去。以個人物質利益為動力但缺乏制約的改革結果不斷地向我們表明，企業的領導者可能既不代表國家利益，也不代表企業職工的利益，甚至也不代表股東的利益，他們中的不少人可能就是安心成為“窮廟中的富方丈”，或者在大發橫財之后遠走他國。實踐同時表明，由于控制鏈條太長，國家很難對無數的企業進行有效的監督，而企業內部事實上存在的等級體制或準等級體制(因為需要加強領導而成為必要)又使企業職工對領導層的監督和制約成為不可能，這正是很多企業的國有資產在職工的眾目睽睽之下不斷流失的原因。總之，“家”分給誰？對于沒有真正的家庭、也無法由真正的家庭來作為承擔者的經濟組織來說，這個問題難以解決，結果就表現為產權不清。信用缺失的現實原因“分家”沒有完成，或者說，信用關系還沒有成為普遍的社會關系，那么，又何來的信用危機呢？當人們談論信用缺失的時候，似乎把信用關系在過去的普遍存在作為前提。其實，中國在過去并沒有普遍存在的信用關系，改革的任務正是要建立這樣的關系。但是，在“情”、“義”和“忠”作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發揮作用時，處于從屬地位的信用關系總的來說是受到維護的，這實際上由市場存在的必要性所決定。“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碳值”6的情況肯定存在，但不可能總是如此。新中國建立以后，市場受到嚴格限制，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明確而基本固定的，不存在通過破壞信用關系來受益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在改革開放中出現了。首先，借助于市場的個人致富受到鼓勵。市場、特別是由不成熟市場所天然具有的投機性而產生的巨大誘惑力是很難抗拒的。馬克思說得好：“流通成了巨大的社會蒸餾器，一切東西拋到里面去，再出來就成了貨幣的結晶。連圣徒的遺骨也不能抗拒這種煉金術，更不用說那些人間交易范圍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對貨幣財富的瘋狂追求很容易使人漠視一切，信用觀念的力量根本無法與之抗衡，更何況來自中國傳統社會的信用觀念本來就不夠強大，不講信用在很多場合僅被視為“賴”而已。時至今日，當人們在使用盜版軟件時，又有多少人為此而感到羞慚呢？產權不清為失信謀私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機，損公肥私很容易發生，也容易得逞，雖然人人切齒痛恨，但挺身而出、拍案而起的不多。因為失信者要么損害的是公家的利益，比如企業的領導者違背對國家的承諾，侵吞國有資產，比如借了國家銀行的錢不還；要么以欺騙的方式損害社會大眾的利益，比如制假售假。無論是哪種情況，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通常不以強制手段直接損害民眾的個人利益，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一方面，人們對不講信用的現象切齒痛恨，但另一方面又熟視無睹或無可奈何。家族的狹隘性和排他性造就了人們“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秉性。居民住宅從一樓一直安到頂樓的沉重的防盜欄不正在向我們述說著這一份歷史的“沉重”嗎？假貨也是消費者自己去買的嘛，因為人們或者可能不知道他們買的是假貨，或者不得不買假貨。而這就能夠解釋為什么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發展與種種不講信用的社會現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并行不悖。應該明確的是，在中國，不講信用的主要是某些企業領導、政府官員而不是普通個人，特別是某些國有企業領導和地方政府官員。國家的企業借國家銀行的錢不還，對國有企業來說，似乎是應該的，而且在背后往往還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制假售假的企業往往也享有同樣的待遇。國有企業的領導人侵吞國有資產，政府官員索賄受賄，這其實都是“陽光下的罪惡”，無秘密可言。因此，很明顯，根源還是家應該分給誰的問題沒有解決，從而使得國有資產在我們的某些人手中、即在某些國有企業的“老總”們和某些相關的政府官員們的手中變成了“免費的午餐”，而老百姓作為需要被加強領導的對象，又有多少可以作為的余地呢？其實，不講信用是現象，而本質是：一些掌權者利用手中的權力將“社會主義的家”分給自己。從這一刻開始，我們的“大家庭”真的面臨危機了。首先，在各種組織內部，人際關系無端地變得緊張，企業之間出現無序競爭，企業和其他組織的領導者，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官員開始對上級的指示陽奉陰違，一句話，家族式的組織體制開始變得不穩定，換句話說，各種組織內部以及組織之間的“兄弟情義”已開始經受利益爭奪的考驗，下級對上級已開始“不忠”，這特別明顯地表現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越來越明目張膽的地方保護主義。與此同時，新的家族已經開始萌芽，即權力家族。人們崇拜權力勝過崇拜金錢，因為有權就不難有錢，有權就可以將“社會主義的家”分給自己，而僅僅有錢則可能難以有更多的錢。于是，在對權力的瘋狂追逐中，我們看到“39歲現象”。時間是權力的制約因素，所謂“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于是，在對權力的濫用中，我們看到“59歲現象”。權力從來都是一個系統，控制系統或支配系統，因此，離開了支持者，就無法行使權力。在權力家族中，這個控制系統內的人際關系不是一般的上下級關系，而是依附和被依附的關系，因為被效忠的是位高權重的個人，是效忠者的利益來源。在這里，我們所看到的其實就是在家族中主子和侍從的關系。權力家族往往寄生于組織家族的權力中樞，成為國有資產流失的黑洞。在社會下層，黑社會或類似黑社會的組織開始出現，“義”又重新成了一面“招兵買馬”旗幟。實際上，在黨和政府的基層組織中，圈內人相互“稱兄道弟”的現象并不鮮見。這是值得深思的。家族的幽靈始終不愿離我們而去。為什么？因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還沒有最終建成，信用關系還沒有成為社會關系的基本紐帶，所以，家族的幽靈就總有藏身之地，或者說，家族的幽靈被人們所需要，或用于謀私，或用于自衛。但是，家族的幽靈對于社會主義的信用關系的發展來說卻是嚴重障礙，因為不管是“情”、“義、”“忠”還是“人情”，它們都與普遍的信用關系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公開的“三公”原則相違背。當人們在證券市場上大聲呼喚“三公”原則時，我們是否應該意識到“三公”原則不可能是空中樓閣啊！除了因產權不清而造成對信用關系的破壞外，改革開放所采取的有控制、漸進的模式對信用關系的建立也有消極的影響。當然，對中國來說，有控制、漸進的改革模式是正確的選擇，因為只有這個選擇才可能防止或減輕社會動蕩，但這個選擇并不能阻止人們通過破壞信用關系來牟利，恰恰相反，它會在三個方面誘發和助長對信用關系的破壞。原因很簡單：第一，既然要改革開放，控制就必須放松，必須對企業“松綁”。在法制不健全，產權不明晰的情況下，為了發財致富的“硬道理”，“松綁”后的企業及其領導人因唯利是圖而置信用于不顧勢在必然。第二，既然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控制就不可能“一視同仁”，也就是說，需要做試驗，需要對不同的地區實行不同的政策。信用關系的基礎是平等，對不同地區的不同政策雖然有利于對全局的控制，但破壞了地區間的平等關系，從而不利于信用關系和信用觀念的建立，相反，卻會助長在中國本來就根深蒂固的特權意識和對特權的濫用?！案汴P系”的普遍存在，甚至搞改革在某些場合還得以“搞關系”為基礎，比如為爭取成為改革的試點地區或試點單位而不得不上下打點，這就是特權普遍存在的證明，因為“搞關系”其實就是為了利用特權。第三，漸進式改革雖然有利于進行調整或糾正不當的做法，有利于改革成果的鞏固，但卻同時也使得不講信用的行為有充裕的時間不斷地向社會的各個層面滲透，不斷地毒化人們的意識，以至于不少的人對不講信用的行為習以為常，失信者甚至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受害者往往也自認倒霉?？傊?，產權不清是信用缺失的經濟根源，而不成熟市場的投機性、改革對象的有選擇性和改革方式的漸進性則只能在產權不清的基礎上才可能發揮作用。產權不清在改革的一定時期內是很難避免的。東歐和前蘇聯采用“休克療法”就是企圖畢其功于一役地解決產權不清的問題，后果如何？有目共睹。在前蘇聯實施“休克療法”之前，其國民經濟的總量遠大于中國，而現在的情況正好相反。其實，產權的清與不清始終是相對的，或者說，沒有絕對清晰的產權。即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企業制度下，人難題同樣普遍存在。當然，自然人股東對經理人的監督要優于法人股東，因為法人股東與其代表之間又有一個人問題，換言之，國有資產的代表對經理人的監督不僅僅是一個監督效率的問題，同時還存在一個是否監督的問題。盡管在西方國家也存在產權清晰與否方面的問題，但由于政府在企業產權上的超然地位，以及整個社會的上層建筑對信用關系的維護，比如違規的經理人難逃法律的制裁，等等，這就保證了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能夠正常運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不僅意味著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同時還意味著一定的經濟基礎需要相應的上層建筑來保護它。具體地說，經濟上的信用關系，離不開政治上的信用關系，經濟信用離不開政治信用。如果信用關系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如果政府偏袒破壞信用的企業和個人，后果如何？可想而知。社會公正在于權力制衡古人云：“政者，正也。”為什么需要政府？廣而言之，因為人們需要一個維護社會公正的機關。公者，對公也；正者，正確、恰當也。如果社會能夠恰當地對待所有的人，或者說社會使所有的人感到他們受到的待遇是恰當的，那么，這個社會就是公正的。因此，公正與公平不同，公平是指平等地對待所有的人，而公正是指恰當地對待所有的人。公平和公正顯然都是相對的，但公正的相對性較之公平則更為復雜。比如，一定級別的官員享有國家配備的專車，這是不公平的，但卻可以是公正的。再比如，時至今日，英國王室仍享有種種特權，但英國大眾卻沒有因此而感到不公正。公正明顯地包含有歷史的因素。中國人對等級差別的容忍程度與家族社會的傳統直接相關。傳統社會的老百姓并不在乎官老爺們的高高在上，而只求高懸的是一面明鏡即可。殊不知當“高高在上”被絕對化之后，又如何能保證被高懸的始終是一面明鏡呢？中國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為什么？因為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不均”總是危及社會的基礎——小農經濟的穩定，從而導致社會的階級矛盾激化、以至天下大亂。因此，農民起義大多與對土地的要求相聯系。在起義農民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新王朝總是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輕徭薄賦，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這樣做既是對農民守信，也是維護社會最基本的公正。實際上，對政府而言，維護社會公正就是對人民守信，因為維護社會公正總是政府的承諾。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初在農村所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其實就是均田制的現代版，它滿足了農民自主使用土地的要求，符合社會公正的基本原則，從而得到了農民的擁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初步解決了中國的“吃飯”問題，但難以解決中國農村的發展問題。地少人多的矛盾，小農經濟內在的不穩定性，地方政府的隨意干預和伸手使“三農”問題解決起來困難重重。前面講到，承包制難以在城市普遍推行，因為“家”分給誰的問題不能像在農村那樣地加以解決。于是我們發現，迄今為止的城市改革都是在或多或少不利于建立信用關系的情況下進行的。現在出現的某些企業管理層將國有資產化公為私的現象其實正是這種破壞信用關系的改革方式符合邏輯的發展結果。馬克思說得好：資本來到人世間，它的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資產階級對本國工人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對落后國家的殖民掠奪是沒有什么信義可言的。信用來源于市場。不錯。在傳統社會，的確只有在市場上才可能存在人與人之間相對獨立、平等的關系。因此，一般地說，信用是以平等為基礎的。但是，資本主義早期的市場與前資本主義的市場是極不相同的。前資本主義的市場是外在于自然經濟的市場，人們對它的依賴不深，因為人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給自足，這就決定了借助市場的盤剝既不可能大規模地進行、也不可能長期地進行。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被拋向市場的工人階級已別無選擇，他們與資產階級之間在經濟上毫無平等可言，因為他們喪失了生產條件。想一想在辛苦勞作之后連微薄的工資都可能得不到的民工們，他們與欺騙他們的老板之間是平等的嗎？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8，這是因為持有它們的人是平等的。當我們在分析市場的優越性時，不應該忘了我們所分析的究竟是什么樣的市場，哪個時期的市場。我們不可能像進口美國的波音飛機那樣進口美國的市場，這正如我們不可能像購買牛排那樣去購買健康一樣。一個社會的市場是內在于該社會的，中國的市場要靠我們自己慢慢培育。主張擴大民營經濟、縮小國有經濟的人們總是以國有經濟產權不清為理由，以效率第一為口號。是的。產權不清是客觀存在的現實，但是，將國有資產通過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形式化為少數官員和企業管理者的私有財產以實現產權明晰的方法在中國行得通嗎？或者說，繼續沿著破壞信用關系的路走下去行得通嗎？市場，這個產生于不同的人類共同體在殊死搏斗之后的怪物，始終保留著它桀驁不馴的本性。按照中國的傳統觀念、或者按照現在西方經濟學的觀念來看待中國正在發育中的市場都是不恰當的。我們需要縱橫古今、著眼長遠的市場觀?！吧唐方粨Q是在共同體的盡頭，在它們與別的共同體或其他成員接觸的地方開始的。但是物一旦對外成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在共同體內部也成為商品?！?的確，市場是從對外關系中發展起來的。不過，和平的對外交換的關系，往往都是戰爭的結果。從掠奪自然界發展起來人類在貿易之前所想到的理所當然地是掠奪他人。想一想與海上貿易如影相隨的海盜行為，想一想西方的殖民者當年所到之處的燒殺搶掠，想一想從房地產開發中一夜暴富的大亨們，他們的座右銘會是“君子愛財、但要取之有道”嗎？正如對外的市場關系不是在互敬互愛中產生出來的一樣，任何共同體內部的市場關系也絕不會在輕松愉快中產生。從人類共同體之間的市場關系發展為在一個人類共同體的內部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關系，是一個血與火的長期過程，在西方經歷了大約三千年的時間，從希臘文明的萌芽一直到資本主義在英國的確立。在中國，這個過程至今沒有完成。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所帶給世界的是什么？它把奴隸制度下的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對立，即作為奴隸主的國家與被奴役民族的對立，把在封建制度下分散的不同領主莊園內的領主與農奴的對立，轉化為內在于一個社會的、在整個社會的規模上展開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從而使階級沖突的強度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無產階級的不妥協與無法妥協最終使社會的妥協成為可能。而這正是西方福利國家得以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社會主義革命總是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國家發生并取得成功，這絕不是偶然的。首先，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必然伴隨國內階級矛盾的激化，而來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擴張又會使該矛盾加劇和復雜化，從而把落后國家逼上社會主義道路。對于生活于家族社會的中國人來說，社會主義又很容易與他們所追求的天下一家的大同社會的儒家理想發生共鳴。雖然天下不可能一家，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貢獻是不容抹煞的。由此留下的國有經濟盡管需要加以改造，但絕不應視之如敝屣、棄之而后快。因為現代生產方式的社會化性質決定了不可能按照傳統社會的方式“分家”。如果任由少數官員和企業管理者將國有資產化公為私，這就意味著國家對全民不守信用，即喪失了社會主義的公正。特別是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這個過程將不可避免地激化階級矛盾。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已經錯過了可以忍受大規模的階級沖突來發展經濟的時代，因為我們已經沒有西方國家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所具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或者說，沒有可供我們剝削的落后國家。以國內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向國外低價出口的政策最終只能帶來損人不利己的后果，因為這在國際上造成緊張關系的同時，既浪費了國內的資源，又影響了本國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從中受益的只能是少數人?，F在西方國家總以維護自由、人權來標榜自己，盡管有其虛偽的一面，但我們不能不看到，它們國內的階級矛盾的確并未如馬克思所預料的那樣愈演愈烈直至爆發社會主義革命。為什么？因為社會化大生產最終造就出強大的社會階級，使妥協成為可能，科學技術的進步在使社會財富被大規模創造和積累的同時，也使尊重人、關心人、提高人的素質成為必要，因為這是科學技術的持續進步所需要的。沒有高素質的人民就不會有強大的國家，要想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站穩腳跟，必須從善待其國民、強大其國民開始。因此，如果聽任少數人將國有資產化公為私，則不僅會激化階級矛盾，而且這種人為的財產差距將不利于營造尊重人、關心人的社會氛圍，也不利于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想一想某些權貴們視普通人的生命如草芥的行為吧。再想一想希望工程的尷尬。如果無視這一切，我們所喪失的將不僅僅是自己的社會主義公正，而且還將是現代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時代公正、即人民享有參與機會的公正。產權不清的問題的確存在。但想一想在對居民住宅實行強制拆遷時的情況。私有產權得到應有的尊重了嗎？它在理論上是清的，但實際上是清的嗎？再想一想縣、鄉政府強行干預農民生產經營的情況。農民們的經營自主權又到哪里去了呢？簡言之，不清的又豈止國有產權！產權是在對財產支配的過程中一個人或者一部分人排斥其他人的關系。作為一種客觀的經濟關系，第一，產權絕不僅僅是一個法律上的規定，第二，產權無法離開其它社會關系而存在。當一個人將自己得到的獎金主動地或不情愿地分一部分給其他人時，特別是以某種形式分一部分給自己的上司時，這實際上反映了這個人對這筆獎金的產權因為特定的人際關系而打了折扣。這個人知道在理論上他或她可以獨享，但該理論恰好是脫離實際的，因為獨享的結果只能是在其它方面付出更多。中國現在流行有太多的這樣的理論。我們用西方市場經濟的理論來要求中國的現實，就像一個拿著明星的相片埋怨自己長相的人一樣，總覺得自己不應該是這樣的。如果我們從現實的財產支配關系來看待產權，那么，我們就會明白，產權是無法“獨清”的。這是第一。第二，產權也無法“速清”。因為一種產權關系要得到大多數人的接受和尊重，往往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除非這種產權關系具有與傳統產權關系相似的內涵。想一想資本主義的產權關系在其確立過程中所經歷的血與火的歷史。我們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這不是歷史的錯誤，而是歷史的必然。但數千年家族社會的歷史卻不知不覺地給我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打上了家族的烙印。我們前面關于家族社會的陰影的分析足以證明這一點。社會主義是社會大眾廣泛參與管理的社會制度，不是少數人為多數人做主，少數人為多數人辦實事、施恩于多數人的制度。因為我們無法保證為多數人做主的少數人只為自己辦實事、置多數人的利益于不顧的情況發生。這就是說，離開了社會大眾的廣泛參與就不會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是放大了的家族，社會主義不是把“家”變成國，恰恰相反，社會主義是用社會大眾參與管理的國來代替以家長為中心的等級森嚴的家。因此，如果任由少數官員和企業管理者將國有資產化公為私，那么，這樣的“分家”就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分家”是有利于社會大眾參與管理的“分家”，而不是相反。人是社會的產物，現實社會是歷史社會的發展。家族社會的陰影既然存在，那么，我們就應該問：中國傳統社會的“軟肋”究竟何在？以“情”、“義”、“人情”為橫向紐帶，以“忠”、“孝”、“節”為縱向紐帶的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沒有、也不可能有自下而上的制約存在的社會。兩百年左右發生一次的社會成本極其高昂的改朝換代，就像現在西方國家四年一次的大選一樣，周而復始地進行。家族的本性是狹隘而排他的，因而需要專制的“忠”來維護國家的統一。但作為皇室家族成員的皇帝也同樣無法擺脫家族的狹隘性，皇帝只能產生于特定家族的事實就已經基本上排除了自下而上進行制約的可能性。具體地說，當皇室家族的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沖突時，如果被犧牲的只能是國家利益的話，那么，這就意味著天下大亂將是不可避免的。此外，狹隘而排他的家族又怎么能協調一致、產生出有利于國家的自下而上的制約呢？滿門忠烈的楊家將、精忠報國的岳家軍，留給后世多少遺憾？但一個“家”字已經說明了一切。歷史的“軟肋”已經蕩然無存了嗎？顯然沒有。這個“軟肋”是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也是按照社會主義原則明晰產權的最大障礙，因為缺乏制約、極易膨脹的權力往往無視社會的公正，蔑視任何產權的神圣性。權力必須受到雙向制約，這是產權明晰的前提。如果僅僅在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上做文章，那實際上意味著企圖割裂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僅僅在于能夠進行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控制，也在于存在自下而上的廣泛的社會制約。中國只能無愧于社會主義才能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僬撜Z·學而篇第一②孟子·離婁下③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1頁。④1958年到1960年的連續3年“”，使中國在1959年到1961年的3年中，陷入嚴重的經濟災難中。⑤即發展自由市場、擴大自留地、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的統稱。⑥白居易：賣炭翁⑦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52頁。⑧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03頁。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03頁。

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的社會單位是家族，不是家庭，當然更不是個人。但家庭往往是最基本的經濟單位。正因為如此，中國歷朝歷代均強調“孝”，甚至主張“以孝治天下”。因為“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1這就意味著“孝”是“忠”的基礎。筆者在《在中國社會信用的歷史沉思》中曾談到：“父為子綱雖然包括個體家庭中兒子對父親的從屬關系，但這不是父為子綱的要義所在，因為父親對成年已婚兒子的控制才是家族得以維持的根本?！睂嶋H上，父親對未成年兒子的控制是自然而無需強調的。盡管“情”是家族社會的社會關系中最基本的紐帶，但“信用”依然作為一種從屬的社會關系而存在。信用關系的從屬性質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下對上不講信用，則為不孝、不義和不忠，會受到懲罰和譴責，為社會所不容。而上對下不講信用雖然不為社會所提倡，但往往為社會所寬容。孟子甚至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注意，這里的“義”不是指“情義”，而是指“道義”。第二，信用主要表現為家族關系之外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曾子所言：“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也說：“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孔子把講信用比喻為能夠行駛的車，不也是強調只有言而有信才能在外面的世界行走、與朋友交往嗎？信用關系的普遍化有賴于經濟的市場化。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市場本身對自然經濟的從屬性質決定了信用作為社會關系和行為規范的從屬地位（關于這個問題的詳細論述請參見《中國社會信用的歷史沉思》）。就中國的情況而言，經濟市場化的過程其實也是將個人從傳統社會的家族關系中分離出來的過程，從而最終使個人、而不是家族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這個分離的過程是漫長而艱難的，因為我們實際上不可能與過去一刀兩斷，傳統社會留給我們的傳統文化不是我們可以一推了之的東西。馬克思說：“除了現代的災難之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于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還在茍延殘喘。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活人！”3正如一個成年人的行為特征總是與其早年的經歷有關一樣，不考慮中國的過去就來討論我們現在應該怎么做，這就等于把一個成年人當作嬰孩看待，結果等于把自己變成了嬰孩。家族社會的陰影隨著清王朝的覆滅，中國的封建家族在戰亂中不斷瓦解，但家族的組織形式，家族的思想觀念，家族的道德規范等等依然存在著。新中國建立以后，直至結束，我們一直沿襲“講成分、查三代”的作法。這是為什么？階級是按當事人的經濟地位來劃分的。為什么要查“三代”？這查的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家族。這種作法等于把個人仍視為家族的一分子。某人雖然不是地主，但他的成分是地主，也就是說，他是地主家族的一分子，因而不能不受到“株連”?，F在看起來似乎很荒唐，但對于一個剛從家族社會走出來的新社會來說，這是難以避免的。封建社會的“株連九族”、“滿門抄斬”，其實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如果說有什么不對，那也不是作法的不對，而是社會的不對。在家族社會，個人屬于家族，這就好像蜜蜂屬于蜂群一樣。一人遭殃，滿門不幸；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本能地將一切組織家族化，或一切組織本能將自己家族化，這是即使今天我們也能感受到的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大特點。改革開放之前，所謂企業辦社會，所謂大而全、小而全，為什么？每個企業都力圖把自己辦成一個獨立王國，即一個自給自足的家族式的小社會。因為只有自己靠得住，國家計劃不可能無所不包。計劃是為國家完成的，與自己無關。計劃經濟的低效率不僅決定于計劃的制定者無法洞察一切的能力局限，實際上也決定于計劃完成者缺乏必要的積極性和協調性這一無法改變的事實。我們試圖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家庭，但家族所天然具有的狹隘性和排他性使得這個“大家庭”的內部關系并不總是和諧的。人們總是自覺和不自覺地強調內外有別，一個組織排斥另外一個組織，一個系統排斥另外一個系統，甚至一個地區排斥另外一個地區，只有國家出面才能進行協調，但高層政府官員又怎么能夠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并始終大公無私呢？當然，組織家族化自有其溫馨的一面，這也是我們至今留戀的，但其低效率不可避免。在我國的“三年嚴重困難”4時期，由“三自一包”5、“物質刺激”所引發的黨內分歧激化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路線”的斗爭，結果導致了史無前例的。在這場被稱為“十年浩劫”的“革命”中，血統論及各種個人崇拜的口號被并非清王朝遺老遺少的青年一代喊得震天價響，再次顯示了傳統家族社會的深遠影響。這場浩劫使國民經濟遭受空前的大破壞，促使中國人從此確信“貓論”才是正確的。經濟體制改革最基本的指導思想其實就是個人物質利益原則。正如鄧小平所說：不講個人物質利益，對少數人可以，對多數人不行；短期可以，長期不行。但是，如何實現個人物質利益原則？發獎金，人人有份，拉不開差距，結果還是“大鍋飯”。直到今天，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在行業之間，而這種差距又往往是不合理的，或具有相當大的不合理成分。所謂“大鍋飯”，其實正好來源于“大家庭”?！扮婙Q鼎食”之家雖然氣勢恢宏，但培養出來的子孫總是一代不如一代，這是幾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規律，因為“大家庭”內部沒有競爭，只有等級。公有制企業的情況正是如此。從內部看，人人端的都是鐵飯碗，領導坐的是金交椅。從外部看，國有企業也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婆婆不同，權利就不同。集體所有制企業的地位不如全民所有制企業，農村的集體企業不如城市的集體企業，農民不如工人。市場還是存在的，主要是受到嚴格限制的消費品市場，這與傳統社會的情況相似。因為生產資料實行調撥；雖然名義上有銀行，但實行的是“統收統支”、“統存統貸”，而且信貸計劃由實物計劃決定。這就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銀行實際上不存在。只有在個人之間，家庭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信用關系。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就是“分家”，即打破家族式的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個人、企業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因為只有“分家”才有可能使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信用關系成為普遍的社會關系。但如何走向市場？如何“分家”？在農村，問題在開始時解決起來相對容易，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就分了“”的家。家庭，這個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作為最基本的社會經濟單位而存在的“枯木”終于又“逢春”了。“分家”是必然的，因為無論怎么說，的凝聚力都無法與真正的家族相比。家族尚且不是高效的經濟組織，更何況。在城市，問題在一開始就異常復雜，因為企業無法分解為若干個體家庭，因為企業不是由若干個體家庭組成的。實際上，即使能分解為若干個體家庭，因為企業生產過程的復雜性，也很難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搞班組承包、部門承包，有兩個方面問題難以解決：第一，不同承包單位之間的承包結果缺乏可比性；第二，承包單位內部成員的考核和利益分配難以合理進行。如果承包單位是真正的家庭，第二個方面的問題相對容易解決，但第一個方面的問題仍然難以處理。當然，如果企業領導能夠公正無私，并且有能力對各承包單位的承包結果進行正確比較，從而能夠正確處理各承包單位之間的利益關系，并能夠為各承包單位選擇適當的承包人，那么，承包制對企業就是可行的。但是，這樣的企業領導如何產生？改革初期曾一度大力宣傳“用能人”、大力宣傳“讓賢”，實際上就反映了承包制對這種企業領導的需求。結果如何？用了些什么樣的“能人”呢？又有多少領導“讓賢”呢？實踐表明，相當部分的所謂“能人”其實都不過是騙子和“碩鼠”而已；與“讓賢”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肆無忌憚的“跑官”、“要官”。中國古來就有“父母官”與“子民”的說法，這實際上反映了統治者總是希望將國家化為家族，再進一步化為家庭的幻想。為官要愛民，如父母愛子女；為民要敬官，如子女孝父母。但實際上，一旦超出個體家庭的范圍，隨著血緣關系的疏遠，家族成員之間的愛是隨著家族的擴展而降低的。要求一個家族的領導者同等、無私地愛每一個家族成員，尚且不可能，又如何要求一個企業的領導者同等、無私地愛每一個職工呢？如何才能保證企業領導者公正無私呢？遺憾的是，祖宗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遺產——家族制度，它對該問題的解決沒有多大的幫助。家族的穩定靠的是血緣關系和等級制?，F在我們說論資排輩不好，但對于家族來說，嚴格遵循按輩分、長幼形成的等級是家族穩定的根本，皇室家族也是如此，即使是朕即國家的皇帝在確定接班人時，往往也不敢輕易廢長立幼。家族內部講和為貴，講一家子其樂融融，不分彼此，待遇上的差別則決定于輩分和長幼，賞罰難以分明。因此，精明、高效的家族管理者往往不容易產生，即使產生也很難得到廣泛的認同和支持?！都t樓夢》中的王熙鳳不就正是這樣嗎？當然，王熙鳳還有其自私弄權的一面。不過，在她看來，不以權謀私則她對家族的貢獻就沒有得到回報，就對不起自己。這其實又何嘗不是現在的許多真正的能人在為企業做出重大貢獻的同時或之后貪污受賄時的想法呢？由此可以得出兩個非常重要的結論：第一，在正常情況下，即使有可能采取選舉制，有競爭力的家族領導者都難以通過選舉產生，這是由家族這種組織形式本身決定的。這就意味著，在中國不能盲目迷信選舉制。第二，家族既難以產生和支持對家族有利的強者，也很難抑制對家族不利的敗類，家族是平庸者的天堂。這意味著，在中國，改革必須要有耐心，改革的關鍵在于有堅強的支持力量，而大多數人的一般性支持往往是不夠的。如果外來壓力有利于團結則有利于改革。這正是家族體制本身的悲哀，而我們現在仍強烈地感受著這種悲哀，因為中國現代社會其實仍在家族陰影的籠罩之下，揮之不去。以個人物質利益為動力但缺乏制約的改革結果不斷地向我們表明，企業的領導者可能既不代表國家利益，也不代表企業職工的利益，甚至也不代表股東的利益，他們中的不少人可能就是安心成為“窮廟中的富方丈”，或者在大發橫財之后遠走他國。實踐同時表明，由于控制鏈條太長，國家很難對無數的企業進行有效的監督，而企業內部事實上存在的等級體制或準等級體制(因為需要加強領導而成為必要)又使企業職工對領導層的監督和制約成為不可能，這正是很多企業的國有資產在職工的眾目睽睽之下不斷流失的原因。總之，“家”分給誰？對于沒有真正的家庭、也無法由真正的家庭來作為承擔者的經濟組織來說，這個問題難以解決，結果就表現為產權不清。信用缺失的現實原因“分家”沒有完成，或者說，信用關系還沒有成為普遍的社會關系，那么，又何來的信用危機呢？當人們談論信用缺失的時候，似乎把信用關系在過去的普遍存在作為前提。其實，中國在過去并沒有普遍存在的信用關系，改革的任務正是要建立這樣的關系。但是，在“情”、“義”和“忠”作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發揮作用時，處于從屬地位的信用關系總的來說是受到維護的，這實際上由市場存在的必要性所決定。“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碳值”6的情況肯定存在，但不可能總是如此。新中國建立以后，市場受到嚴格限制，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明確而基本固定的，不存在通過破壞信用關系來受益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在改革開放中出現了。首先，借助于市場的個人致富受到鼓勵。市場、特別是由不成熟市場所天然具有的投機性而產生的巨大誘惑力是很難抗拒的。馬克思說得好：“流通成了巨大的社會蒸餾器，一切東西拋到里面去，再出來就成了貨幣的結晶。連圣徒的遺骨也不能抗拒這種煉金術，更不用說那些人間交易范圍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對貨幣財富的瘋狂追求很容易使人漠視一切，信用觀念的力量根本無法與之抗衡，更何況來自中國傳統社會的信用觀念本來就不夠強大，不講信用在很多場合僅被視為“賴”而已。時至今日，當人們在使用盜版軟件時，又有多少人為此而感到羞慚呢？產權不清為失信謀私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機，損公肥私很容易發生，也容易得逞，雖然人人切齒痛恨，但挺身而出、拍案而起的不多。因為失信者要么損害的是公家的利益，比如企業的領導者違背對國家的承諾，侵吞國有資產，比如借了國家銀行的錢不還；要么以欺騙的方式損害社會大眾的利益，比如制假售假。無論是哪種情況，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通常不以強制手段直接損害民眾的個人利益，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一方面，人們對不講信用的現象切齒痛恨，但另一方面又熟視無睹或無可奈何。家族的狹隘性和排他性造就了人們“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秉性。居民住宅從一樓一直安到頂樓的沉重的防盜欄不正在向我們述說著這一份歷史的“沉重”嗎？假貨也是消費者自己去買的嘛，因為人們或者可能不知道他們買的是假貨，或者不得不買假貨。而這就能夠解釋為什么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發展與種種不講信用的社會現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并行不悖。應該明確的是，在中國，不講信用的主要是某些企業領導、政府官員而不是普通個人，特別是某些國有企業領導和地方政府官員。國家的企業借國家銀行的錢不還，對國有企業來說，似乎是應該的，而且在背后往往還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制假售假的企業往往也享有同樣的待遇。國有企業的領導人侵吞國有資產，政府官員索賄受賄，這其實都是“陽光下的罪惡”，無秘密可言。因此，很明顯，根源還是家應該分給誰的問題沒有解決，從而使得國有資產在我們的某些人手中、即在某些國有企業的“老總”們和某些相關的政府官員們的手中變成了“免費的午餐”，而老百姓作為需要被加強領導的對象，又有多少可以作為的余地呢？其實，不講信用是現象，而本質是：一些掌權者利用手中的權力將“社會主義的家”分給自己。從這一刻開始，我們的“大家庭”真的面臨危機了。首先，在各種組織內部，人際關系無端地變得緊張，企業之間出現無序競爭，企業和其他組織的領導者，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官員開始對上級的指示陽奉陰違，一句話，家族式的組織體制開始變得不穩定，換句話說，各種組織內部以及組織之間的“兄弟情義”已開始經受利益爭奪的考驗，下級對上級已開始“不忠”，這特別明顯地表現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越來越明目張膽的地方保護主義。與此同時，新的家族已經開始萌芽，即權力家族。人們崇拜權力勝過崇拜金錢，因為有權就不難有錢，有權就可以將“社會主義的家”分給自己，而僅僅有錢則可能難以有更多的錢。于是，在對權力的瘋狂追逐中，我們看到“39歲現象”。時間是權力的制約因素，所謂“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于是，在對權力的濫用中，我們看到“59歲現象”。權力從來都是一個系統，控制系統或支配系統，因此，離開了支持者，就無法行使權力。在權力家族中，這個控制系統內的人際關系不是一般的上下級關系，而是依附和被依附的關系，因為被效忠的是位高權重的個人，是效忠者的利益來源。在這里，我們所看到的其實就是在家族中主子和侍從的關系。權力家族往往寄生于組織家族的權力中樞，成為國有資產流失的黑洞。在社會下層，黑社會或類似黑社會的組織開始出現，“義”又重新成了一面“招兵買馬”旗幟。實際上，在黨和政府的基層組織中，圈內人相互“稱兄道弟”的現象并不鮮見。這是值得深思的。家族的幽靈始終不愿離我們而去。為什么？因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還沒有最終建成，信用關系還沒有成為社會關系的基本紐帶，所以，家族的幽靈就總有藏身之地，或者說，家族的幽靈被人們所需要，或用于謀私，或用于自衛。但是，家族的幽靈對于社會主義的信用關系的發展來說卻是嚴重障礙，因為不管是“情”、“義、”“忠”還是“人情”，它們都與普遍的信用關系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公開的“三公”原則相違背。當人們在證券市場上大聲呼喚“三公”原則時，我們是否應該意識到“三公”原則不可能是空中樓閣啊！除了因產權不清而造成對信用關系的破壞外，改革開放所采取的有控制、漸進的模式對信用關系的建立也有消極的影響。當然，對中國來說，有控制、漸進的改革模式是正確的選擇，因為只有這個選擇才可能防止或減輕社會動蕩，但這個選擇并不能阻止人們通過破壞信用關系來牟利，恰恰相反，它會在三個方面誘發和助長對信用關系的破壞。原因很簡單：第一，既然要改革開放，控制就必須放松，必須對企業“松綁”。在法制不健全，產權不明晰的情況下，為了發財致富的“硬道理”，“松綁”后的企業及其領導人因唯利是圖而置信用于不顧勢在必然。第二，既然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控制就不可能“一視同仁”，也就是說，需要做試驗，需要對不同的地區實行不同的政策。信用關系的基礎是平等，對不同地區的不同政策雖然有利于對全局的控制，但破壞了地區間的平等關系，從而不利于信用關系和信用觀念的建立，相反，卻會助長在中國本來就根深蒂固的特權意識和對特權的濫用?！案汴P系”的普遍存在，甚至搞改革在某些場合還得以“搞關系”為基礎，比如為爭取成為改革的試點地區或試點單位而不得不上下打點，這就是特權普遍存在的證明，因為“搞關系”其實就是為了利用特權。第三，漸進式改革雖然有利于進行調整或糾正不當的做法，有利于改革成果的鞏固，但卻同時也使得不講信用的行為有充裕的時間不斷地向社會的各個層面滲透，不斷地毒化人們的意識，以至于不少的人對不講信用的行為習以為常，失信者甚至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受害者往往也自認倒霉。

總之，產權不清是信用缺失的經濟根源，而不成熟市場的投機性、改革對象的有選擇性和改革方式的漸進性則只能在產權不清的基礎上才可能發揮作用。產權不清在改革的一定時期內是很難避免的。東歐和前蘇聯采用“休克療法”就是企圖畢其功于一役地解決產權不清的問題，后果如何？有目共睹。在前蘇聯實施“休克療法”之前，其國民經濟的總量遠大于中國，而現在的情況正好相反。其實，產權的清與不清始終是相對的，或者說，沒有絕對清晰的產權。即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企業制度下，人難題同樣普遍存在。當然，自然人股東對經理人的監督要優于法人股東，因為法人股東與其代表之間又有一個人問題，換言之，國有資產的代表對經理人的監督不僅僅是一個監督效率的問題，同時還存在一個是否監督的問題。盡管在西方國家也存在產權清晰與否方面的問題，但由于政府在企業產權上的超然地位，以及整個社會的上層建筑對信用關系的維護，比如違規的經理人難逃法律的制裁，等等，這就保證了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能夠正常運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不僅意味著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同時還意味著一定的經濟基礎需要相應的上層建筑來保護它。具體地說，經濟上的信用關系，離不開政治上的信用關系，經濟信用離不開政治信用。如果信用關系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如果政府偏袒破壞信用的企業和個人，后果如何？可想而知。社會公正在于權力制衡古人云：“政者，正也?！睘槭裁葱枰?？廣而言之，因為人們需要一個維護社會公正的機關。公者，對公也；正者，正確、恰當也。如果社會能夠恰當地對待所有的人，或者說社會使所有的人感到他們受到的待遇是恰當的，那么，這個社會就是公正的。因此，公正與公平不同，公平是指平等地對待所有的人，而公正是指恰當地對待所有的人。公平和公正顯然都是相對的，但公正的相對性較之公平則更為復雜。比如，一定級別的官員享有國家配備的專車，這是不公平的，但卻可以是公正的。再比如，時至今日，英國王室仍享有種種特權，但英國大眾卻沒有因此而感到不公正。公正明顯地包含有歷史的因素。中國人對等級差別的容忍程度與家族社會的傳統直接相關。傳統社會的老百姓并不在乎官老爺們的高高在上，而只求高懸的是一面明鏡即可。殊不知當“高高在上”被絕對化之后，又如何能保證被高懸的始終是一面明鏡呢？中國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為什么？因為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不均”總是危及社會的基礎——小農經濟的穩定，從而導致社會的階級矛盾激化、以至天下大亂。因此，農民起義大多與對土地的要求相聯系。在起義農民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新王朝總是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輕徭薄賦，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這樣做既是對農民守信，也是維護社會最基本的公正。實際上，對政府而言，維護社會公正就是對人民守信，因為維護社會公正總是政府的承諾。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初在農村所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其實就是均田制的現代版，它滿足了農民自主使用土地的要求，符合社會公正的基本原則，從而得到了農民的擁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初步解決了中國的“吃飯”問題，但難以解決中國農村的發展問題。地少人多的矛盾，小農經濟內在的不穩定性，地方政府的隨意干預和伸手使“三農”問題解決起來困難重重。前面講到，承包制難以在城市普遍推行，因為“家”分給誰的問題不能像在農村那樣地加以解決。于是我們發現，迄今為止的城市改革都是在或多或少不利于建立信用關系的情況下進行的?，F在出現的某些企業管理層將國有資產化公為私的現象其實正是這種破壞信用關系的改革方式符合邏輯的發展結果。馬克思說得好：資本來到人世間，它的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資產階級對本國工人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對落后國家的殖民掠奪是沒有什么信義可言的。信用來源于市場。不錯。在傳統社會，的確只有在市場上才可能存在人與人之間相對獨立、平等的關系。因此，一般地說，信用是以平等為基礎的。但是，資本主義早期的市場與前資本主義的市場是極不相同的。前資本主義的市場是外在于自然經濟的市場，人們對它的依賴不深，因為人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給自足，這就決定了借助市場的盤剝既不可能大規模地進行、也不可能長期地進行。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被拋向市場的工人階級已別無選擇，他們與資產階級之間在經濟上毫無平等可言，因為他們喪失了生產條件。想一想在辛苦勞作之后連微薄的工資都可能得不到的民工們，他們與欺騙他們的老板之間是平等的嗎？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8，這是因為持有它們的人是平等的。當我們在分析市場的優越性時，不應該忘了我們所分析的究竟是什么樣的市場，哪個時期的市場。我們不可能像進口美國的波音飛機那樣進口美國的市場，這正如我們不可能像購買牛排那樣去購買健康一樣。一個社會的市場是內在于該社會的，中國的市場要靠我們自己慢慢培育。主張擴大民營經濟、縮小國有經濟的人們總是以國有經濟產權不清為理由，以效率第一為口號。是的。產權不清是客觀存在的現實，但是，將國有資產通過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形式化為少數官員和企業管理者的私有財產以實現產權明晰的方法在中國行得通嗎？或者說，繼續沿著破壞信用關系的路走下去行得通嗎？市場，這個產生于不同的人類共同體在殊死搏斗之后的怪物，始終保留著它桀驁不馴的本性。按照中國的傳統觀念、或者按照現在西方經濟學的觀念來看待中國正在發育中的市場都是不恰當的。我們需要縱橫古今、著眼長遠的市場觀?！吧唐方粨Q是在共同體的盡頭，在它們與別的共同體或其他成員接觸的地方開始的。但是物一旦對外成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在共同體內部也成為商品?！?的確，市場是從對外關系中發展起來的。不過，和平的對外交換的關系，往往都是戰爭的結果。從掠奪自然界發展起來人類在貿易之前所想到的理所當然地是掠奪他人。想一想與海上貿易如影相隨的海盜行為，想一想西方的殖民者當年所到之處的燒殺搶掠，想一想從房地產開發中一夜暴富的大亨們，他們的座右銘會是“君子愛財、但要取之有道”嗎？正如對外的市場關系不是在互敬互愛中產生出來的一樣，任何共同體內部的市場關系也絕不會在輕松愉快中產生。從人類共同體之間的市場關系發展為在一個人類共同體的內部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關系，是一個血與火的長期過程，在西方經歷了大約三千年的時間，從希臘文明的萌芽一直到資本主義在英國的確立。在中國，這個過程至今沒有完成。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所帶給世界的是什么？它把奴隸制度下的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對立，即作為奴隸主的國家與被奴役民族的對立，把在封建制度下分散的不同領主莊園內的領主與農奴的對立，轉化為內在于一個社會的、在整個社會的規模上展開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從而使階級沖突的強度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無產階級的不妥協與無法妥協最終使社會的妥協成為可能。而這正是西方福利國家得以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社會主義革命總是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國家發生并取得成功，這絕不是偶然的。首先，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必然伴隨國內階級矛盾的激化，而來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擴張又會使該矛盾加劇和復雜化，從而把落后國家逼上社會主義道路。對于生活于家族社會的中國人來說，社會主義又很容易與他們所追求的天下一家的大同社會的儒家理想發生共鳴。雖然天下不可能一家，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貢獻是不容抹煞的。由此留下的國有經濟盡管需要加以改造，但絕不應視之如敝屣、棄之而后快。因為現代生產方式的社會化性質決定了不可能按照傳統社會的方式“分家”。如果任由少數官員和企業管理者將國有資產化公為私，這就意味著國家對全民不守信用，即喪失了社會主義的公正。特別是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這個過程將不可避免地激化階級矛盾。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已經錯過了可以忍受大規模的階級沖突來發展經濟的時代，因為我們已經沒有西方國家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所具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或者說，沒有可供我們剝削的落后國家。以國內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向國外低價出口的政策最終只能帶來損人不利己的后果，因為這在國際上造成緊張關系的同時，既浪費了國內的資源，又影響了本國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從中受益的只能是少數人?，F在西方國家總以維護自由、人權來標榜自己，盡管有其虛偽的一面，但我們不能不看到，它們國內的階級矛盾的確并未如馬克思所預料的那樣愈演愈烈直至爆發社會主義革命。為什么？因為社會化大生產最終造就出強大的社會階級，使妥協成為可能，科學技術的進步在使社會財富被大規模創造和積累的同時，也使尊重人、關心人、提高人的素質成為必要，因為這是科學技術的持續進步所需要的。沒有高素質的人民就不會有強大的國家，要想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站穩腳跟，必須從善待其國民、強大其國民開始。因此，如果聽任少數人將國有資產化公為私，則不僅會激化階級矛盾，而且這種人為的財產差距將不利于營造尊重人、關心人的社會氛圍，也不利于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想一想某些權貴們視普通人的生命如草芥的行為吧。再想一想希望工程的尷尬。如果無視這一切，我們所喪失的將不僅僅是自己的社會主義公正，而且還將是現代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時代公正、即人民享有參與機會的公正。產權不清的問題的確存在。但想一想在對居民住宅實行強制拆遷時的情況。私有產權得到應有的尊重了嗎？它在理論上是清的，但實際上是清的嗎？再想一想縣、鄉政府強行干預農民生產經營的情況。農民們的經營自主權又到哪里去了呢？簡言之，不清的又豈止國有產權！產權是在對財產支配的過程中一個人或者一部分人排斥其他人的關系。作為一種客觀的經濟關系，第一，產權絕不僅僅是一個法律上的規定，第二，產權無法離開其它社會關系而存在。當一個人將自己得到的獎金主動地或不情愿地分一部分給其他人時，特別是以某種形式分一部分給自己的上司時，這實際上反映了這個人對這筆獎金的產權因為特定的人際關系而打了折扣。這個人知道在理論上他或她可以獨享，但該理論恰好是脫離實際的，因為獨享的結果只能是在其它方面付出更多。中國現在流行有太多的這樣的理論。我們用西方市場經濟的理論來要求中國的現實，就像一個拿著明星的相片埋怨自己長相的人一樣，總覺得自己不應該是這樣的。如果我們從現實的財產支配關系來看待產權，那么，我們就會明白，產權是無法“獨清”的。這是第一。第二，產權也無法“速清”。因為一種產權關系要得到大多數人的接受和尊重，往往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除非這種產權關系具有與傳統產權關系相似的內涵。想一想資本主義的產權關系在其確立過程中所經歷的血與火的歷史。我們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這不是歷史的錯誤，而是歷史的必然。但數千年家族社會的歷史卻不知不覺地給我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打上了家族的烙印。我們前面關于家族社會的陰影的分析足以證明這一點。社會主義是社會大眾廣泛參與管理的社會制度，不是少數人為多數人做主，少數人為多數人辦實事、施恩于多數人的制度。因為我們無法保證為多數人做主的少數人只為自己辦實事、置多數人的利益于不顧的情況發生。這就是說，離開了社會大眾的廣泛參與就不會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是放大了的家族，社會主義不是把“家”變成國，恰恰相反，社會主義是用社會大眾參與管理的國來代替以家長為中心的等級森嚴的家。因此，如果任由少數官員和企業管理者將國有資產化公為私，那么，這樣的“分家”就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分家”是有利于社會大眾參與管理的“分家”，而不是相反。人是社會的產物，現實社會是歷史社會的發展。家族社會的陰影既然存在，那么，我們就應該問：中國傳統社會的“軟肋”究竟何在？以“情”、“義”、“人情”為橫向紐帶，以“忠”、“孝”、“節”為縱向紐帶的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沒有、也不可能有自下而上的制約存在的社會。兩百年左右發生一次的社會成本極其高昂的改朝換代，就像現在西方國家四年一次的大選一樣，周而復始地進行。家族的本性是狹隘而排他的，因而需要專制的“忠”來維護國家的統一。但作為皇室家族成員的皇帝也同樣無法擺脫家族的狹隘性，皇帝只能產生于特定家族的事實就已經基本上排除了自下而上進行制約的可能性。具體地說，當皇室家族的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沖突時，如果被犧牲的只能是國家利益的話，那么，這就意味著天下大亂將是不可避免的。此外，狹隘而排他的家族又怎么能協調一致、產生出有利于國家的自下而上的制約呢？滿門忠烈的楊家將、精忠報國的岳家軍，留給后世多少遺憾？但一個“家”字已經說明了一切。歷史的“軟肋”已經蕩然無存了嗎？顯然沒有。這個“軟肋”是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也是按照社會主義原則明晰產權的最大障礙，因為缺乏制約、極易膨脹的權力往往無視社會的公正，蔑視任何產權的神圣性。權力必須受到雙向制約，這是產權明晰的前提。如果僅僅在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上做文章，那實際上意味著企圖割裂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僅僅在于能夠進行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控制，也在于存在自下而上的廣泛的社會制約。中國只能無愧于社會主義才能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

①論語·學而篇第一

②孟子·離婁下

③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1頁。

④1958年到1960年的連續3年“”，使中國在1959年到1961年的3年中，陷入嚴重的經濟災難中。⑤即發展自由市場、擴大自留地、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的統稱。

誠信，即誠實守信。這個道德規范之所以被納入《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的20字規范中加以提倡，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特別適合有效率特長的市場經濟社會的需要。 在社會交往中，誠信的人相互之間打交道，交易成本最低。其道理是雙方都講實話，沒有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同時雙方都信守承諾，于是交易很容易成功，又都不必在了解對方和預防不測上花什么投入，正所謂“好鄰居不扎籬笆墻”。相反，則不僅交易成本高，且交易也難成。即使交易偶爾成功，也往往是一方吃大虧，一方占大便宜的不公平結局。 由于在現實社會中，誠信或不誠信的人都沒標志，一個現實的問題是：一個誠信的人和一個不誠信的人打交道又會如何？這時，就要看外部的制度環境了。如果社會的有關制度安排是有利于誠信者的，那吃虧的就會是不誠信者，否則，吃虧的就會是誠信者。從我國目前坑蒙欺詐、假冒偽劣、賴賬違約等惡行屢禁不止的現實看，雖不能說我們現有的制度安排本意是要鼓勵不誠信者，但至少說明它對不誠信行為的抑制是很不理想的。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是已有防范制度在設計和操作上存在低效甚至無效的毛病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尚缺少一個專門能對誠信給予有力支持的制度。目前我國最缺的制度，是社會信用制度。 社會信用制度，既是一種以維護金融秩序、市場秩序為目標的經濟制度，同時也是一種以維護信用、誠信等重要道德價值為目標的道德制度。因而社會信用制度的建立，具有雙重意義，不但對市場經濟秩序有利，更重要的是還能如《綱要》所說，為公民道德建設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二

社會信用制度，是有關個人信用、法人信用、乃至政府信用、國家信用的制度，它是指社會監督、管理和保障各類市場主體信用活動的一整套規章制度、行為規范和運作機制。當代社會信用制度以微機和互聯網等高科技為手段，以信用機構、金融機構、工商管理機構、稅務機構、司法等機構的協作構成信用管理體系，其基本內涵包括各類市場主體的信用登記、信用評估、信用風險預警、信用風險管理及信用風險轉嫁等制度。它主要包括五層含義： 一是每個準備謀職、開立銀行賬戶、參加社會保險、注冊公司、經營企業和其它各種交易活動的人，事先都要用實名進行信用登記，獲取社會編排的終生惟一信用代碼號，然后才能進行這些活動并由此形成各自的信用史； 二是資信評估機構根據金融、稅務、工商、司法等機構及用人單位、業務往來人提供的信息，掌握每個企業和個人的資信情況和信用史并予以評估； 三是任何人或企業都可以向資信評估機構咨詢任何一個他準備與之進行交易的企業或個人的資信情況，以決定是否與之交易或以何種方式交易； 四是對某項交易沒有把握的交易者，可向信用擔保機構為其尋求擔保； 五是對有不當交易行為或違規行為的企業或個人，資信評估機構給予不良信用記錄，管理機構視情況做出賠償、加倍罰款、停業整頓、吊銷營業執照、吊銷銀行賬號乃至永遠不得重新注冊公司、永遠不能重新申請設立銀行賬戶等懲罰決定。 有了這樣的信用制度，社會上各種無信行為就不能再橫行無忌，以往誠信者常常博弈不過不誠信者的情況就會發生改觀。其一，誠信者可以輕易地從資信評估機構了解到對方的資信情況，一旦發現對方信用度不好，就可終止與對方的交易，即使不小心上當吃虧，也有保證通過銀行或信用擔保機構較便捷地獲得對方的賠償；其二，不誠信者的損人利己伎倆風險巨大：不誠信的記錄，肯定會讓當事者在今后的就業或經營中困難重重；其三，越是信用好的個人或企業，越容易取得其他市場主體的信任并達成交易，不僅獲利會多，而且其信用度也越高，由此形成信用與經濟利益的良性循環。人們也就有了愿講誠信的內驅力。 社會信用制度之所以能使不誠信者吃不開，一是由信用登記、評估、咨詢制度構成的信息反饋機制，為防范違信損人建起了一個有效的預警系統；二是信用制度內含的約束懲罰機制嚴厲，這種靈驗的惡有惡報的機制，使那些想干違信損人壞事的不良之徒，不得不為之卻步；三是違信損人，除了會受到社會權力機構的懲罰，還會受到普通大眾的懲罰，增大其道德風險。這種狀況按經濟學的解釋，是不講誠信者基于自己的成本———收益比較：發現違信損人，不僅失敗的風險大，而且即使僥幸得逞，長期成本也遠大于短期收益。社會信用制度正是根據成本———收益原則，構造了一個信用違約成本大大高于信用違約收益的社會環境。 社會信用制度不僅能有效防范社會經濟領域中的無信行為，也能有效防范其它領域的無信行為。因為權力領域中的權力尋租、徇私枉法行為和社會生活中的偷盜拐搶、黑黃賭毒行為等等，同樣能作為個人信用史進入個人的信用記錄。

三

社會信用制度起源于金融信貸業務，最古老的形式是高利貸。作為成型制度，在西方至少已有不下150年的歷史，馬克思當年就曾在《資本論》中專門用幾個章節論述信用和信用制度的問題。 信用制度在中國本來也有發展，只是新中國實行的計劃經濟中斷了這一進程。計劃經濟體制，一切事情聽政府安排，一切行動聽政府指令，一切資源靠政府調撥，一切責任由政府承擔，沒有自主權的個人和工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信貸、信用。 改革開放之后，雖然個人和企業逐漸成為擁有自主權的市場主體，但金融體制改革的滯后，使金融信用遲遲提不上議程；長期的短缺經濟，使消費信用顯得沒有必要。更主要的是，我國的政策制定部門和理論界也沒認識到社會信用制度的重大社會作用尤其是道德意義，這從當初各種有關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政策文件和理論讀物都沒有提到社會信用制度就可略見一斑。 事實上，很久以來，信用制度一直被我們看作是一個純經濟類的不甚緊要的小制度，它只在金融學中被論及，而“信用”也被解釋為“經濟主體之間有條件讓渡貨幣資金或商品的一種經濟關系”。2000年我國雖然終于提出建立個人信用制度并在上海率先試行，但也主要是針對市場由賣方轉為買方，連續幾年出現消費不振、內需不足的情況，而要刺激消費、擴大內需來考慮的。其實，社會信用制度不僅有刺激生產、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的經濟意義，還有提高人們的道德自律性的道德意義。因而，它實際上是市場經濟社會中的一個十分重要且急需的大制度。 懲惡亦是揚善。信用制度對不守信用行為的懲罰，就是對守信用行為的獎賞。當社會信用制度的安排讓信用成為人們必不可少的社會通行證，讓聲譽成為人們彌足珍惜的無形資本之時，也就是我們的市場經濟成為道德經濟之日，它必將大大促進我國的公民道德建設。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再好的制度，不精心設計供給，也會變得形同虛設。就社會信用制度而言，對它的精心設計和供給有三個要點： 一是要做通盤考慮。既要看到它的經濟意義，也要看到它的道德意義；既要考慮它的整體結構、運作體制，也要考慮它的各個細節、操作程序；既要預測它可能遇到的實際問題，也要預測它可能遇到的對策對抗；既要顧及它的效率性，也要顧及它的公正性。“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二是要建立參照系。就是將國外各種類型的社會信用制度，搜集來做深入全面的比較和成敗利弊分析，以供借鑒。 三是要進行制度創新，即結合我國的實際，從他人成功的經驗中，選出最好用、最適合我國情況的部分為我所用，并對那些不盡如意的地方加以改善，最后整合出我們自己的新的社會信用制度。

本文作者：劉憲權周舟工作單位：華東政法大學

近年來，人們的理財途徑越來越多，由過去較為單一的存款于銀行等金融機構以及購買國債等形式，逐步走向投資于證券市場、期貨市場、保險市場、信托市場以及其他國家允許進行投資的一些領域。由于所涉及金融領域的專業性，人們往往會出于對一些金融機構的信任而委托其作為自己的理財機構，以實現財產的保值、增值。應當看到，伴隨委托理財行為的日益普及，在司法實踐中，商業銀行、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公司、期貨經濟公司、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擅自運用客戶委托資金或財產的案件屢屢發生，且數額特別巨大。而在《刑法修正案（六）》出臺之前，對于這類嚴重損害客戶合法權益、擾亂金融秩序的行為，刑法條文卻并沒有作出相關規定。一旦發生這類案件，也往往只能對相關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及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挪用公款罪、挪用資金罪或者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處罰。因此，在研究起草《刑法修正案（六）》的過程中，公安部、中國證監會、銀監會等單位強烈呼吁增設新罪名，專門規范該類行為。該建議最終也為立法者所采納，《刑法修正案（六）》在第12條中，通過《刑法》第185條之一的規定，增設了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經修正后的《刑法》第185條之一第1款規定：“商業銀行、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公司、期貨經紀公司、保險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違背受托義務，擅自運用客戶資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財產，情節嚴重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07年10月25日的《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三）》，本款的罪名被確定為“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但筆者發現，盡管《刑法修正案（六）》已經頒布實施近5年了，學界對于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的理論研究大多仍然散見于學者所編寫的教材或者對金融犯罪的著述中，而并未將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作為一個獨立的罪名從犯罪構成要件的角度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實踐中，司法機關在處理涉及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的案件時還存在較大爭議，遇到的一些疑難問題也遠未能解決。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加大對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的理論研究，明確其犯罪構成要件的內容，為今后司法機關處理此類案件提供強有力的理論依據。

一、背信行為的本質

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是金融領域的特別背信罪，在理論上探討背信罪的本質，對準確認定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具有重要的意義。所謂背信罪，是指依法律、公務機關命令或法律行為為他人處理事務的人，違背其義務，致使他人財產遭受損失的行為。①關于背信罪的本質，刑法理論界主要存在“濫用權限說”、“背信說”以及“背信的濫用權限說”等三種學說。濫用權限說將濫用法律上的權視為背信罪的本質，認為背信罪主要發生在與第三者的對外關系上，并且只有基于權的法律行為，才可能構成背信罪。②據此，金融機構只有在與客戶之間存在委托關系而又擅自運用客戶資產的情況下才能構成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否則，即使金融機構擅自運用了客戶的資產，也不能構成本罪。背信說將違背他人的信任、信賴關系及誠實義務而侵害其財產視為背信罪的本質，背信行為除了存在于與第三者的關系中外，還存在于與本人（委托人）的對內關系中，并且不限于法律行為，凡是破壞事實上的信任關系的事實行為，都可能成立背信罪。③據此，只要金融機構違背誠實信用義務，給客戶資產造成損失的，就都有可能構成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背信的濫用權限說則認為，構成背信罪的基礎仍然是違反誠實信用義務，但只有濫用對他人財產的管理權限或事實上的事務處理權限、從而違反誠實信用義務的行為才是背信行為。④據此，金融機構只有以濫用對客戶資產的法律上或事實上的管理權限的方式違背誠實信用義務時，才能構成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筆者認為，刑法理論的研究不能脫離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應結合刑法中有關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的具體規定對上述各學說作出判斷和分析。就刑法的規定分析，對于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的認定，理應堅持“背信的濫用權限說”所主張的觀點，理由主要有：首先，“濫用權限說”范圍限定太窄。如果采取“濫用權限說”，那么在委托人與金融機構之間的委托關系終止之后，委托人未及時處理其資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財產的情況下，金融機構不履行清算義務，而擅自運用這類信托財產，造成委托人財產損失的，由于委托關系已經終止，金融機構并不能構成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①但根據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只要金融機構違背受托義務，擅自運用客戶資產即可構成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而且此處的“受托義務”，不僅包括約定的義務，也包括法定的義務。因此，只要金融機構違背了《證券法》、《信托法》等相關法律中規定的誠實信用義務，擅自運用客戶資產，就可以構成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由此可見，在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的認定過程中，采取“濫用權限說”似乎范圍限定太窄，顯然并不妥當。其次，“背信說”范圍設定太寬。如果采取“背信說”，那么在金融機構接到客戶的交易指令后，不及時執行指令，從而錯過了最佳交易時機，給客戶造成損失的情況下，由于金融機構這種消極的不作為同樣違背了誠信，金融機構同樣也可以構成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②而根據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金融機構只有在違背受托義務，擅自運用客戶資產的情況下，才能構成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無論是從法條的字面含義還是從立法原意來看，“擅自運用”都應當是指在沒有得到委托人或者受益人的同意和批準的情形下運用。由此可見，這里的“運用”顯然不能以不作為的方式實施。也即上述所謂的“消極履行受托義務”的行為雖然違背誠信，但卻不能構成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此外，雖然“背信說”較為準確地表達了背信類犯罪“違背誠信”的本質，但僅僅通過“誠實信用”這類模糊而抽象的概念，是不能為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的認定提供明確的判斷標準的。由此可見，在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的認定過程中，采取“背信說”顯然范圍設定太寬，同樣存在不妥當之處。最后，“背信的濫用權限說”范圍設定適中，符合我國刑法規定的內容。采取“背信的濫用權限說”，既可以進一步明確違反誠實信用義務的含義，又可以適當擴展濫用權限的范圍，從而能夠比較清晰地劃定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的成立界限。該說不僅彌補了“背信說”與“濫用權限說”的不足，而且也完全符合我國現行刑法對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的規定。因而，在認定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的過程中，應當堅持“背信的濫用權限說”。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背信行為的本質在于違反誠實信用義務，濫用委托權限。認定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應當堅持“背信的濫用權限說”所主張的觀點。

二、“違背受托義務”的認定

就本罪刑法條文中規定的“違背受托義務”而言，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應注意以下幾點內容：義務”一般是指商業銀行、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公司、期貨經紀公司、保險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基于與客戶之間簽訂的委托合同而具有的約定義務，但也應當包括基于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的規定而具有的法定義務。應當看到，我國的《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以及《信托法》等相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就受托金融機構可能出現的損害委托人利益的情況以及受托人在委托理財過程中必須履行的職責和禁止的行為等問題都作了比較明確的規定。例如，根據《信托法》第25條至第30條的規定：“受托金融機構主要有以下七項義務：（1）受托人應當遵守信托文件的規定，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處理信托事務；（2）受托人應當恪盡職守，履行誠實、信用、謹慎、有效管理的義務；（3）除依照本法規定取得報酬外，不得利用信托財產為自己謀取利益；（4）不得將信托財產轉為其固有財產；（5）不得將其固有財產與信托財產進行交易或者將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財產進行相互交易，但信托文件另有規定或者經委托人或者受益人同意，并以公平的市場價格進行交易的除外；（6）必須將信托財產與其固有財產分別管理、分別記賬，并將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財產分別管理、分別記賬；（7）應當自己處理信托事務，但信托文件另有規定或者有不得已事由的，可以委托他人代為處理，但應當對他人處理信托事務的行為承擔責任?！倍话愕奈腥藢κ芡薪鹑跈C構所應當遵守的這些法定義務，卻不可能全部了解，從而委托人也就難以在委托合同中具體約定這些義務，特別是實踐中受托金融機構往往會采取格式合同或者格式條款等方式逃避這些必須嚴格依法履行的法定義務。例如，在司法實踐中，受托金融機構往往會通過許諾高額回報的方式，與委托人簽訂資產管理合同，以吸收委托人資金，而委托人對受托金融機構如何投資理財則往往不管不問，甚至明知受托金融機構進行違規違法的資金操作也不過問，只要受托金融機構能夠按時返還本金并給予高額回報即可。①由此可見，僅僅將此處的受托義務限定為合同義務，就有可能會導致受托金融機構利用合同約定的義務來逃避法律規定的義務，從而損害委托人的合法權益。因此，筆者認為，即使從合同上看，受托金融機構并沒有違背委托人與其的約定，但是只要受托金融機構違背了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定的法定義務，同樣也應構成“違背受托義務”。其次，合同并不是本罪中受托義務來源的唯一形式，只要能夠形成受托義務的形式都可以成為受托義務的來源。例如，通過銀行自動存款機存款，存款人與銀行并沒有簽訂書面合同，存款人只有自動存款機輸出的一張存款憑證，可以說這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書面合同關系。但是，根據銀行的存款操作交易習慣，自動存款機實際上是代表銀行接受存款人的存款委托，雙方的存儲關系已經建立，銀行接受存款人存款的受托義務即已經成立。最后，本罪中的“違背受托義務”與挪用類犯罪中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有所不同。就本罪中的“違背受托義務”而言，只要相關金融機構與客戶之間存在委托事項或相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中有所規定，即便是相關金融機構中沒有任何職務便利的人員也可能“違背受托義務”；而就挪用類犯罪中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而言，只要行為人有主管、管理或經手單位資金的職務便利存在，其就可以利用這一便利，而無需委托事項或法定義務的存在，亦即無需受托義務的存在。

——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由之路

摘要：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一個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是發達的市場經濟的必備要素。目前我國落后的信用體系已經極大的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因此借鑒國外成功的經驗，構建一個符合國情的信用體系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信用；信用體系；

一．引言

市場經濟是以市場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經濟。市場經濟承認人們獨立利益及獨立的財產所有權的合法性，并要求人們在為自身的獨立利益而勞動、主產、交易的過程中，不得靠侵害他人的權益和財產權利而牟取私利。在市場經濟的這一基本規則之上，為了使交易活動順利進行．減少交易成本并提高生產和交易的效率，產生了交易各方相互提供信用的活動。所謂信用，就是指一種以償還為條件的借貸關系。在債務人對債權人承諾償還的基礎上，使后者無須付現即可獲取商品、服務或貨幣等。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交易都是以信用為中介的交易，從人們之間簡單的買賣關系到國家發行貨幣，無時無處都需要信用作為中介，信用是市場經濟存在的一個必須具備的要素。普遍的守信行為是交易能夠進行．經濟能夠運轉的前提，也是每一個企業立足于社會的必要條件。然而，信用是會帶來風險的。提供信用的一方授信失當或接受信用的一方回避自己的償付責任時，風險就發生了。為了控制這種風險。因此任何現代社會都需要有一整套嚴格的信用體系。只有在這一體系的基礎上建立起穩定可靠的信用關系，現代市場經濟才可能存在。一個沒有市場經濟的體制，就不會有信用制度．也就不可能形成社會信用體系。反過來講，如果沒有信用制度、信用體系，就不會形成保護市場經濟的體制，從而喪失市場經濟的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講，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構建一個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就成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由之路。

摘要：本文闡述了建立和諧社會重要的目標之一是建立社會誠信體系的重要性，介紹了誠信體系的內容，以及與合同信用之間關系、明確提出了合同信用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不可少條件的觀點。

關鍵詞：合同信用和諧社會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指出：把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和諧社會放在全黨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和諧社會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目標之一。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現代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是高度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經濟活動必須以誠信為本，因為誠信體系中的信用機制、信號機制、信息機制和輿論機制是市場機制完善的基本運行機制，只有在完善和規范的市場體系下，人們才會有較穩定的預期和長期投資的行為，社會成員才會有和諧社會。

一、構建和諧社會與誠信體系建設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首先是民主法治的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然要求推進民主法治建設。誠實守信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對于人類社會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重要任務和現實要求，是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規律的新探索和本質的新認識、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新發展新貢獻，因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因此，誠實守信既是社會和諧的重要條件，又是社會和諧的內在要求、核心要素和基本保證，更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要途徑。誠信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其關系體現為：

（一）誠信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

各街道辦事處、鎮人民政府，****工業區管委會，區政府各部門、單位：

為加快推進我區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根據《安徽省人民政府辦公廳轉發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若干意見的通知》（皖政辦〔20****〕32號）、《合肥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若干實施意見》（合政辦〔20****〕41號），現結合我區實際，提出如下實施意見：

一、充分認識加快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意義

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社會信用體系是市場經濟體制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建設社會信用體系，是完善我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需要，是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黨的十六大、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方向和目標。我國“十一五”規劃提出，以完善信貸、納稅、合同履約、產品質量的信用記錄為重點，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20****年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以信貸征信體系建設為重點，全面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加快建立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信用體系、基本框架和運行機制。

當前，惡意拖欠和逃廢銀行債務、逃騙偷稅、商業欺詐、制假售假、非法集資等現象屢有發生。加快建設社會信用體系，對于打擊失信行為，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保護群眾利益，推進政府更好地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對于優化發展環境、增強綜合競爭力，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加快打造“安徽浦東”、建設濱湖新區，具有重要的長遠意義。全區各級各部門必須進一步統一思想，明確任務，采取措施，加快推進我區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二、明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目標和基本原則

各位領導、各位評委、同志們：

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參加主辦會計競聘，首先我要感謝聯社領導給我們提供了一次展示自我，相互學習的機會。推行會計委派制，是聯社黨委為了提高信用社會計核算質量，進一步促進全縣信用社系統穩健經營和健康發展的一項重大會計制度改革，我衷心擁護聯社黨委的英明決策＊。作為一名有十多年會計從業經驗的競聘者，今天重新挑戰這個崗位，我有勇氣擔當重任，有信心把今后的工作做的更好。＊公平競爭，挑戰自我，在這里，我也衷心祝愿今天參加競聘的各位同仁，都能取得較好成績。

第一、我是一名黨員。工作中我一直把政治理論學習作為提高自我的一項基礎任務，能夠認真學習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思想上堅決同黨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用黨的思想指導自己的工作實踐。不管是在照鏡、位莊信用社，還是來到現在的營業部，我始終做到堅持原則，廉潔奉公，落實制度，明確責任，搞好團結，加強管理，使所在單位的各項工作，尤其是會計業務得到了健康發展，受到了單位領導的肯定。

第二、具有扎實的業務基礎。一九九三年高中畢業參加工作后，在抓緊時間自學會計業務知識的同時，九七年我參加了聯社組織的平大計算機財會專業學習，系統學習了有關會計業務理論。一九九八年，我通過參加全國考試，獲得了助理經濟師資格，二OO二年我又報考了中級會計師資格考試，目前經濟法、會計實瘢ㄒ唬┮鴉竦猛ü?，还有脸C趴緯探衲暾誚懈聰氨縛肌T諞滴竇寄萇?，我寿Z斬宰約貉細褚?，侵JЭ嗔罰?/o>OO一年獲得了會計電算化資格證書，同年在市辦組織的業務技能比賽中，我所參加的兩項比賽全部獲獎，取得了一個第一、一個第二的好成績，為聯社爭得了榮譽。二OO二年初，我被授予了市級青年崗位能手稱號，我還連續多年被評為信用社系統先進工作者。

第三、工作經驗豐富。參加工作以來，我先后從事過信用社營業會計、儲蓄會計、主管會計等諸多工作，不管是在哪一個工作崗位上，我都把堅持原則，細心謹慎，不折不扣執行規章制度作為一項準則，認真處理每一筆業務。在對外服務和內部管理上，用熱情迎來每一位儲戶，把微笑留給每一位客商，憑公心贏得尊重，靠真誠換取信任，是我一向的工作原則，這也給我的工作帶來了許多幫助，帶動了所在單位各項業務的發展。特別是2002年全市推行電子化建設過程中，我們營業部被列入首批上機網點，憑著集體智慧和平時學習掌握的電腦知識，我和同志們一道虛心學習，認真鉆研，細心操作，共克難關，在全市率先實現聯網成功，加快了業務操作進度，并順利完成了電算化年終決算，受到了聯社的肯定和表彰，為以后全縣信用社電算化推廣積累了經驗。

＊如果競聘成功，我的工作打算是：

沒有豪言壯語，不尚空談浮夸，十七年如一日，憑著自己的人格魅力，務實創新、開拓進取、用阿拉伯數字彈奏著金融會計事業的美妙樂章，連續多年被××*信用聯社和本單位評為“先進工作者”，并連續3年被××市評為“巾幗崗位明星”。她就是××信用社會計出納科科長××。

××同志多年來先后從事過會計記帳員、會計復核員、票據交換員、營業室主任、會計出納科科長等工作。不管在什么崗位上她都能立足本職工作，刻苦鉆研業務，大膽創新、任勞任怨、求真務實，具有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特別是在會計帳務處理由手工向電子化發展，銀稅一體化建設中的帳務處理及其內控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工作中，體現出了較強的創新精神和敬業精神，為××信用社成為連續多年在全州乃至全省為數不多的先進社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重學求知練內功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痢猎谌松猛镜呐实侵凶哌^了一段艱辛的路。1988年不滿18歲的她到信用社從事會計工作，一干就是十七年。實踐中的她深深意識到，會計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沒有扎實的基本功是不行的。于是，她就從會計的基本功――珠算入手，通過艱苦的努力，終于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參加全國珠算協會組織的海峽兩岸珠算比賽中取得了優勝獎。隨著微機在銀行業務的廣泛應用，她帶頭學習微機知識，苦練微機操作技能。在1995年信用社由手工記帳向電子化過渡的工作中，她被委派代表單位去學習新的會計微機核算系統，并擔負起了建立新的會計帳務處理系統的重任。而當時是實行會計借貸記帳法的第二年，相比較她以往學習的知識變化很大，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她一邊學習新的理論知識，一邊實踐新的核算系統，將一個個科目和帳戶建立起來。當機器能正確打印出各種數據和報表時，她露出了會心的笑容。而正是這項工作的順利開展，為信用社的會計核算業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年她還在××人民銀行組織的信用社業務知識競賽是獲得了第2名的好成績。1998年又在××信用社系統會計科長業務考試中勇摘桂冠。

××沒有辜負組織的培養和信賴。求知和進取，是她人生的樂趣，她有攀登業務技能高峰的抱負，也有豐富文化知識的追求。她不滿足于中專學歷水平，1992年自學成才，順利通過了全國會計專業自學考試，取得大專學歷，1998年又通過了全國中級技術職稱考試，取得了會計師的資格證書。

務實創新做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