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規制范文10篇

摘要：市場規制法是市場經濟發展所不可或缺的。本文在對當前我國有關市場規制法基本原則具有代表性的觀點進行考察之后，著重論述了作者所界定的市場規制法三大基本原則，即國家干預適度原則、保護公平競爭原則以及社會公益原則。

關鍵詞：市場規制法基本原則國家干預適度保護公平競爭社會公益

引論

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決不僅僅是市場機制獨自運作的結果，只有靠法律保駕護航的市場才能無“悖論”、才能不“失靈”。政府一方面要給予人們最大限度進行經濟活動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必須以完善的法律制度確保經濟活動的順利進行。為此，首要的是制定民商法等架構，保障私人交易制度得以有效運作；而后還必須建構另外一種法律規范體系以彌補民商法調整市場交易關系的不足①，使民商法的在此的作用得以正常發揮。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在這方面十分相似的立法實踐表明，這種法律規范的存在是必要且有效的。美國稱之為反托拉斯法；德國稱之為反對不正當競爭法、反對限制競爭法；日本稱之為不正當競爭防止法、禁止壟斷法；英國稱之為限制性商業行為法、公平貿易法；歐洲聯盟稱之為競爭法；我國臺灣地區稱之為公平交易法。我們稱之為市場規制法②。

市場規制法是調整在國家權力直接干預市場，調節市場結構，規范市場行為，維護市場秩序，保護和促進公平競爭的過程中產生的各種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簡言之，市場規制法就是調整市場規制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我們認為，市場規制法是經濟法的有機組成部分①，市場規制法基本原則的研究也必將為進一步研究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提供強有力的支持②。

一、市場規制法基本原則問題概說

關鍵詞：金融危機市場規制四個轉變

最近，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席卷全球，并開始傳導到實體經濟，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資金短缺、股市大跌、匯率震蕩、出口下降、市場滑落、失業率上升等現象，全球經濟開始出現衰退。與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比較，這次金融海嘯并非因為外來因素，也不是自然災害造成的，是體制內的因素造成；主要是由于美國的消費文化和模式、金融機構的經營和運作方式，政府金融監管的理念和方法等多種原因引起的；是內源型。而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則主要是由于東南亞國家金融監管有漏洞，美國的金融大鱷——索羅斯等乘隙而入，利用投機的經營方式，掠奪他人財富；是外掠型。認真審視和考量，造成這兩次金融危機有兩個共同的因素：市場主體的經營方式和政府的監管政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全球化的深入，經過實踐的檢驗和證明，各國政府越來越認識到市場監管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紛紛提出要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經濟監管機制。最近召開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也提出要增強金融市場透明度、完善問責制、加強監管等，同時各國也開始扎緊自己的籬笆，加強市場規制，增強免疫力。

規制一詞來源于英文“regulation”，原意主要是指政府部門通過對某些特定產業或企業的進入與退出、經營行為、產品價格、投資決策、危害社會環境與安全等行為進行監督與管理。規制也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的。產業革命的發生給布阿克爾貝、亞當·斯密等所倡導的自由放任經濟帶來了強烈沖擊，也給市場提出嚴峻挑戰；尤其是鐵路運輸的發明與推廣，需要大量投資，而當時的自由競爭市場難以迅速聚集所需資金，這引起了對自由放任經濟有效性的質疑和反思。1848年,穆勒等經濟學家開始研究自然壟斷和經濟規制問題,認為政府應對微觀經濟領域進行經濟規制，其觀點逐漸被大家接受。英美等國政府先后成立了規制部門，負責對際鐵路建設及其運輸進行規制，促進了鐵路的發展。市場本身的缺陷也給政府規制提供了分析論證的實例:1929年爆發的經濟危機給西方發達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沖擊，美國等國家經濟急劇衰退，市場機制對這種衰退已無能為力，市場經濟國家開始認真思考與反省國家與市場的關系；現實需要新的理論與政策來引導經濟走出危機。凱恩斯等經濟學家關于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應運而生并被重視。美國從1933年開始實施的以凱恩斯主義和制度學派觀點為基礎的“羅斯福新政”，如一劑良藥，給陷于危機中的美國經濟帶來了復蘇的希望。以羅斯福新政為起點，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方面用市場機制這只是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和配置資源；另一方面用國家干預這只是看得見的手來調控和規制，保持經濟健康發展的觀點和方法被大家認可和接受，并且逐步形成一套系統理論。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這次爆發的金融海嘯，使市場規制的重要性再次凸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強和改進市場規制已經成為市場經濟體制國家的共識和研究的重點。

我國市場規制的理論和政策研究主要是從1980年代末開始的，當時學術界開始翻譯介紹國外的政府規制理論、著作和相關政策及做法和經驗；1990年代中后期，學術界逐步應用從國外引進的政府規制理論研究中國壟斷產業的問題,主要集中于民航、鐵路、電信、電力、郵政等部門的政府規制政策；從本世紀初開始,鑒于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經濟全球化的狀況，市場規制理論受到關注和重視，理論界學術界對政府規制理論研究的領域逐漸擴大,層次逐漸深遠，成果也日益增多。在市場準入及退出、市場行為矯正、知識產權保護、消費權益維護、市場秩序規范等方面的研究也越來越深入。市場規制是國家干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及其工作部門對市場進行直接的、具體的監督管理；是保障國家宏觀調控措施得以貫徹落實的手段、機器和機制。它與宏觀調控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共同引導和規范市場經濟健康協調發展。

工商行政管理是具有中國特有的市場規制制度，在對資改造、經濟管制、打擊投機倒把、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各個歷史階段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政府市場規制的重要部門，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在市場準入及退出、市場行為矯正、知識產權保護、消費權益維護、市場秩序規范等方面肩負著重要的職責。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全球化的深入，市場主體、經營業態、營業方式、高科技手段、國際化程度等日趨創新和發展，給我們市場規制提出了新的機遇和挑戰。根據形勢的發展和要求，國家工商總局黨組審時度勢，經過認真研究，鄭重提出了要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市場監管機制和現代市場管理體系；努力實現“四個轉變”（即監管領域由低端向高端轉變，監管方式由粗放向精細轉變，監管方法由突擊性專項性整治向日常規范監管轉變，監管手段由傳統向現代化轉變）；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市場監管能力和監管水平，服務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給我們加強和改進市場規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新的方向。

努力實現“四個轉變”，對于我們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對于應對當前國際國內復雜嚴峻的經濟形勢；對于轉變職能，加強和改進市場規制；對于促進工商行政管理的繁榮和發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透過兩次金融危機及市場規制的宗旨、原理、方式、作用等，筆者建議我們在努力實現“四個轉變”過程中，要重視與處理好以下幾個問題：

一、市場規制的經濟學內涵

規制(Regulation)中文也譯成“管制”,狹義上指“政府對經濟行為的管理或制約”①。廣義上,規制包含一切公權組織對私權個人或小團體的激勵和約束,有政治上的規制、法律上的規制、道德上的規制等形式。如米尼克(Mitnick,1980)指出,“規制是針對私人行為的公共行政政策,它是從公共利益出發而制定的規則”②;吉爾洪和皮爾斯(Gellhorn&Pierce,1982)認為“政府的產業規制僅僅是對眾多私人經濟力量的法律控制形式中的一種”③。一般而言,通過司法程序去實施的規制是間接規制,通過行政部門去實施的規制是直接規制。直接規制又分為經濟性規制和社會性規制,經濟性規制是針對特定行業的規制,主要指對自然壟斷和信息偏等行業,以價格規制和市場進退規制為主要手段,對企業的進入、退出、產品的價格、服務的質量以及投資、財務等方面的活動進行干預,以確保公平競爭和防止資源配置非效率;社會性規制主要是以保障勞動者和消費者利益為目的,通過制訂一定的標準去禁止或限制特定行為的規制,如為防止公害、保護環境而制定的一系列環保法規。規制可從規制的執行主體和被規制的對象來分類,前者有政府規制、法律規制、行業協會規制、集體產權組織規制、社會輿論規制等,后者包括市場規制、社會秩序規制、收入分配規制、衛生保健規制等。市場規制在廣義上指各個公權組織對市場失效采取的糾正、約束和激勵;狹義上如金澤良雄所定義,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為了矯正或改善市場機制內在的問題而干預經濟主體活動的行為”④。即狹義上的市場規制把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與法律區分開來,將規制限定于那些由行政機構執行的施加于市場的一般性法規和特殊行為。丹尼爾•史普博在此框架下,提出三種類型的市場規制:第一,直接干預市場配置機制的規制。如價格規制、產權規制及合同規則。在某些市場里,價格體系可能完全或部分由商品的行政性配置來取代,如公共企業的行政性定價;第二,通過影響消費者決策而影響市場均衡的規制。消費者的預算組合受稅收、補貼或其他轉移性支付的制約;第三,通過干擾企業決策從而影響市場均衡的規制。此類約束包括施加于產品特征(如質量、耐久性和安全等)之上的限制,對企業投入、產出或生產技術的限制導致企業產品組合方面的制約⑤。簡言之,市場規制在當前的規制經濟學理論主要指狹義上的涵義,是政府通過立法、規章和制度的執行去實施對市場的約束和激勵,規制方法以經濟性規制為主,同時配以社會性規制。

二、市場規制理論的研究進展

1970年前,經濟學對市場規制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某些特殊產業的價格和進入的控制上。這些產業包括:公用事業(電力、管道運輸、通訊、交通)與金融(銀行、保險、證券)。理論研究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投向規模技術遞增收益情況下的定價問題,即如何選擇能保證公用事業的資本投資有一特殊回報率的價格,以及維持成本最低化的激勵等相關問題之上。對這些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是卡恩(Kahn)教授1970年的經典教科書《規制經濟學:原理與制度》⑥。書里卡恩將公共部門和公用事業視為兩種“競爭性市場模型明顯不能描述或甚至無從描述”的經濟,認為“規制的實質是政府命令對競爭的明顯取代,作為基本的制度安排,它企圖維護良好的經濟績效?！笨ǘ?1970)所強調的領域主要是對壟斷的規制及費率的決定,尤其關心邊際成本定價的一般原則、長期和短期邊際成本及價格歧視等問題。自卡恩后,市場規制理論研究的對象范圍不斷擴大。謝潑德和威爾科克斯(ShepherdandWilcox,1979)把“針對工商業的公共政策”劃分為反托拉斯法、規制及公共企業三類。斯蒂格勒(1981)又將規制的范圍擴展到所有的公共一私人關系中,不僅僅包括“老式”的公用事業和反托拉斯政策,還包括對’要素市場的公共干預”,貨幣籌措及支付,以及“對商品的服務和生產、銷售或交易的公共干預”,還有法律制度。喬斯科(Joskow)和諾爾(Noll)(1981)全面總結了競爭與非競爭產業里的價格與進入的規制,以及對“質量”(環境、健康、就業安全及產品質量)的規制。他們還強調以規制的政治、行政程序為研究重點的規制的立法與官僚理論的重要性。與此同時,關于環境質量、產品安全及工作場所安全的“社會性規制”研究也自1970年后較快發展并滲透于各個產業,這些新的研究領域將市場規制研究范疇擴展到福利經濟學、公共財政學及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科學等領域⑦。整體而言,市場規制理論研究迄今已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理論:市場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市場規制俘獲理論和市場規制經濟理論。(一)市場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市場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認為,市場規制發生的原因是存在著市場失靈,包括自然壟斷、人為壟斷(行政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等市場領域,在這些情況下,政府對市場規制具有經濟學上的合理性。這一理論把政府對市場的規制看作是政府對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應,它包含著這樣一個理論假設,即市場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會導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規制是針對私人行為的公共行政政策,是公共利益出發而制定的規則,目的是為了防止和控制受規制的企業對價格進行壟斷或者對消費者濫用權力,具體措施包括控制進入、限定價格、確定服務條件和質量及規定在合理條件下服務所有客戶時應盡義務等;并假定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眾對市場作出一定理性的計算,使市場規制過程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早期美國法院的判決也支持了這一觀點,通過市場規制來保護客戶免受私人壟斷廠商的侵害是正當的。如果從立法者的角度看,對任何行業實行的市場規制符合公共利益,那么只要立法者不是以任性或歧視的態度辦事,美國憲法就不阻止這種市場規制,而不論被規制的是公用事業還是其他行業都沒有什么區別⑧。公共利益理論得到了很多經濟學者的認可和支持,Utton、Breyer、植草益、Weidenhaum等,都把政府規制看作是對市場失靈的反應⑨。他們通過對市場失靈的分析,表明市場失靈會導致資源的誤置,認為政府應通過實施市場規制政策而采取行動以矯正這些失靈。比如,在自然壟斷情況下,為避免壟斷者限制產出并提高價格從而使公眾承受壟斷價格,政府就應實行價格市場規制。同樣,對于廠商通過合謀、控制對產業的進入而造成的人為壟斷,政府也應采用反托拉斯政策使合謀非法,并促使市場向競爭開放。再如,對于一個群體要承擔另一個群體的負外部性行為所導致的成本,政府就應該采用費稅等形式使負外部性內部化,并促使負外部性的產出降低到社會合理水平?？傊?市場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主張政府規制從公共利益出發,哪里有市場失靈,就應在哪里實施相應的政府干預,以糾正在市場失靈下發生的資源配置的非效率和分配的不公正,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由于在許多情況下公共利益理論的實證、規范分析與現實自相矛盾,市場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遭到部分經濟學家的批評

。如維斯庫茲、維納和哈瑞頓認為,市場規制發生是通過立法行動和市場規制機構來完成的,市場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則缺乏這種分析,沒有說明對社會凈福利的潛在追求是怎樣進行的。對市場規制發生的論斷并沒有進行實證檢驗,只是一種假定⑩。喬治•施蒂格勒和克萊爾•弗瑞蘭德1962年進行的一項著名的研究———1912-1937年期間對美國電力事業價格規制的效果研究表明:市場規制僅有微小的導致價格下降的效應,并不象市場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所宣稱的那樣市場規制對價格具有較大的下降作用○11。波斯納(RichardPosner,1974)指出,19世紀80年代后期的鐵路市場規制是廠商主動要求政府去做的,并開創了政府進入市場實行干預和規制的先例;歷史上地方電話和城市間通訊市場也是這樣,是廠商主動要求政府對其“混亂”的市場進行規制,實際的情況并不是自然壟斷存在或外部性問題的原因。一個似乎合理的解釋是:廠商之所以支持政府對市場實施規制,是希望通過市場規制提供穩定的在正常利潤水平之上的利益?！?5年來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市場規制與外部經濟或不經濟以及壟斷的市場結構之間并沒有正相關性?！薄?2這些理論反駁,使市場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出現了“危機”。(二)市場規制俘獲理論經濟學家們回顧了自19世紀以來美國經濟的市場規制史,發現市場規制和市場失靈之間并沒有很強的相關關系。相反,從19世紀以來市場規制總是對生產廠商有利。這一現象的存在導致了市場規制俘獲理論的產生。市場規制俘獲理論認為:政府對市場規制是為了滿足產業對市場規制利益的需要而產生的(即立法者被產業所俘獲),而市場規制機構最終會被產業所控制(即執法者被產業所俘獲)。這一理論的最大貢獻者斯蒂格勒于1971年指出:“市場規制的中心任務是解釋誰是市場規制的收益者或受害者,政府對市場規制采取什么形式和政府規制對資源分配的影響?！薄?3施蒂格勒分析的最初前提是:強制力是政府的根本資源。某利益集團能勸說政府為其利益而運用強制力改善該集團的福利。另一前提在于各市場規制機構的行為選擇是理性的,都追求效用最大化。市場規制機構的規制供給與利益集團收入最大化行為的要求相適應,通過市場規制,規制者和利益集團均可增加其收入。施蒂格勒通過完整的研究得出了受市場規制產業并不比無市場規制產業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價格。1976年,佩爾茲曼(Peltzman)在對市場失靈和政府規制結果的預測,以及進而推斷政府在市場規制上的有效性等三個層次上更全面地闡述了市場規制俘獲理論。他認為無論市場規制者是否獲得利益,被規制產業的產量和價格并沒有多大的差異,其主要差別只是收入在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分配○14。而威廉姆森(Williamson)則認為政府規制是在消費者與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組織交易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在不存在政府規制的情況下,讓具有不同市場力量的消費者和企業實現外部交易更為有效○15。(三)市場規制經濟理論現實的經濟現象表明:市場規制與市場失靈并沒有太強的相關性(這與市場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相沖突);市場規制也并不是一味地偏袒被規制者(與市場規制俘獲理論相沖突)。因此,有必要形成一種能夠解釋所有這些現象的理論,市場規制經濟理論由此產生。市場規制經濟理論在國家控制資源、各利益主體具有自己最大化效用理性的前提假設下,指出市場規制是因應利益集團最大化自己的收入要求而產生的。斯蒂格勒與佩爾茨曼的分析認為:其一,市場規制立法機構起著重新分配社會財富的作用;其二,立法者的行為受謀求繼續在位的動機驅動,即立法是為了最大化立法者的政治追求;其三,利益集團之間互相競爭者向立法者提供政治支持以換取對自己有利的立法。結論就是,立法總是對那些組織良好的利益集團有利(他們能夠更有效地提供政治支持),所以這些利益集團能夠從市場規制立法中受益(故愿意花費資源來取得政治支持),即市場規制立法總是對小利益集團更為有利。原因是:當某一利益集團認識到他們需要某種立法時,必定是利益集團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有從中獲益的可能,而且僅僅就利益集團作為一個整體從某種市場規制立法中得到好處是不夠的,其關鍵在于要使每一個成員獲得足夠的收益,以激勵他們投入資源。在大利益集團中,搭便車現象比小利益集團更為嚴重。在小利益集團中,成員個人對利益集團的影響比較大,而且其平均獲益也會比大利益集團的成員多,所以對利益集團的認同感強,搭便車的現象也就比大利益集團要小。在斯蒂格勒和佩爾茨曼建立的市場規制模型中,立法者或者市場規制者選擇最優政策以使對自己的政治支持最大化。蓋利•貝克(GaryBecker)的市場規制模型則強調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由此而得出的結論是市場規制傾向于增加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利益集團的福利○16。綜上所述,當代市場規制理論發展已進入研究在公權的代表———政府對私權交易的市場失靈的規制中,如何保證自身不失靈。第三階段的市場經濟規制理論已表明,競爭力強的利益集團在市場規制中總會獲得利益上的傾斜,因此,如何防止在市場規制中利益集團通過尋租和政治影響等手段獲得市場規制中的經濟租金,將是下階段市場規制理論研究的著力點。

一、逆向選擇模型

喬治·阿克勞夫(GeorgeAkerlof)在1970年發表了名為《檸檬市場：質量不確定性和市場機制》的論文，被公認為是信息經濟學中最重要的開創性文獻。在美國俚語中，“檸檬”俗稱“次品”，這篇研究次品市場的論文因為淺顯先后被三、四雜志退稿。然而，喬治·阿克勞夫(GeorgeAkerlof)在這篇論文中提出的逆向選擇理論揭示了看似簡單實際上又非常深刻的經濟學道理。

逆向選擇問題來自買者和賣者有關車的質量信息不對稱。在舊車市場，賣者知道車的真實質量，而買者不知道。這樣賣者就會以次充好，買者也不傻，盡管他們不能了解舊車的真實質量，只知道車的平均質量，愿平均質量出中等價格，這樣一來，那些高于中等價的上等舊車就可能會退出市場。接下來的演繹是，由于上等車退出市場，買者會繼續降低估價，次上等車會退出市場；演繹的最后結果是：市場上成了破爛車的展覽館，極端的情況一輛車都不成交?，F實的情況是，社會成交量小于實際均衡量。這個過程稱為逆向選擇。

為更加清楚地說明逆向選擇模型。我們可以考慮最簡單的情況，假定賣者出售的舊車有兩種可能類型：θ=6000（高質量）和θ=2000（低質量），每一種車的概率分別是1/2；買賣雙方有相同的偏好且對車的評價等于車的質量。顯然，如果買者知道車的質量，均衡價格P=6000（高質量）或P=2000（低質量）。買者不能知道車的真實質量，如果兩類車都進入市場，車的平均質量E[θ]=4000，由于買者不敢保證出高價就能買到高質量θ=6000的車，所以愿意出的最高價格P=4000，希望能夠買到θ=6000的車。但在此價格下，高質量車的賣者將退出市場，只有低量車θ=2000的賣者愿意出售。買者知道高質量的車推出以后，市場上剩下的一定是低質量的賣者。唯一的均衡價格是P=2000，只有低質量的車成交，高質量的車退出市場。如果市場上是θ=6000到θ=2000的連續分布，盡管推理稍微復雜一些，但同樣證明這一理論。

這個例子盡管簡單，但給出了逆向選擇的基本含義：第一，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市場的運行可能是無效率的，因為在上述模型中，有買主愿出高價購買好車，市場——“看不見的手”并沒有實現將好車從賣主手里轉移到需要的買主手中。市場調節下供給和需求是總能在一定價位上滿足買賣雙方的意愿的傳統經濟學的理論失靈了。第二，這種“市場失靈”具有“逆向選擇”的特征，即市場上只剩下次品，也就是形成了人們通常所說的“劣幣驅逐良幣”效應。傳統市場的競爭機制導出的結論是——“良幣驅逐劣幣”或“優剩劣汰”；可是，信息不對稱導出的是相反的結論——“劣幣驅逐良幣”或“劣剩優汰”。逆向選擇理論深刻地改變了我們分析問題的角度，可以說給人們提供了逆向思維的路徑，會加深市場復雜性的認識，由此能改變很多被認為“常識”的結論，使市場有效性理念又一次遭受重創。

由于信息不對稱在市場中是最普遍存在的最基本事實，因而喬治·阿克勞夫(GeorgeAkerlof)的舊車市場模型具有普遍經濟學分析價值。他講的故事雖然是舊車市場，可以延伸到煙、酒等所有產品市場、勞動市場和資本市場等等。也能解釋為什么假冒偽劣產品充斥這些市場，是因為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一方隱藏了信息。逆向選擇的理論也說明如果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的機制遏止假冒產品，會使假冒偽劣泛濫，形成“劣幣驅良幣”的后果，甚至市場癱瘓。

摘要：市場的運行經常是不完善的和有問題的，這就需要政府及其所屬部門運用經濟權力對市場主體的活動進行管理和監督，然而經濟權力可以直接地對相對人進行管理，以命令方式單方面為相對人設定權利義務的運行模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權力合理運用的問題。我們對經濟權力與行政權力進行比較，借鑒行政合理性原則的相關內容，希望能在市場規制中做到經濟權力的合理運用。

關鍵詞：市場規制；經濟權力；合理運用

一、問題的提出

在市場規制中討論經濟權力運用的合理性問題，是因為市場規制中經濟權力的運用具有特殊性。

1．市場規制中的經濟權力與市場主體的利益密切相關

由于市場規制中經濟權力所指向的相對方是市場主體，即企業、個體工商戶、公民等不同形態的在市場中從事經營活動的主體，因而政府在市場規制中針對某些或者某個市場主體所作出的決定、命令，所采取的各種處罰措施直接影響這部分市場主體的經濟利益和聲譽。

關鍵詞：金融危機市場規制四個轉變

最近，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席卷全球，并開始傳導到實體經濟，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資金短缺、股市大跌、匯率震蕩、出口下降、市場滑落、失業率上升等現象，全球經濟開始出現衰退。與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比較，這次金融海嘯并非因為外來因素，也不是自然災害造成的，是體制內的因素造成；主要是由于美國的消費文化和模式、金融機構的經營和運作方式，政府金融監管的理念和方法等多種原因引起的；是內源型。而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則主要是由于東南亞國家金融監管有漏洞，美國的金融大鱷——索羅斯等乘隙而入，利用投機的經營方式，掠奪他人財富；是外掠型。認真審視和考量，造成這兩次金融危機有兩個共同的因素：市場主體的經營方式和政府的監管政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全球化的深入，經過實踐的檢驗和證明，各國政府越來越認識到市場監管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紛紛提出要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經濟監管機制。最近召開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也提出要增強金融市場透明度、完善問責制、加強監管等，同時各國也開始扎緊自己的籬笆，加強市場規制，增強免疫力。

規制一詞來源于英文“regulation”，原意主要是指政府部門通過對某些特定產業或企業的進入與退出、經營行為、產品價格、投資決策、危害社會環境與安全等行為進行監督與管理。規制也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的。產業革命的發生給布阿克爾貝、亞當·斯密等所倡導的自由放任經濟帶來了強烈沖擊，也給市場提出嚴峻挑戰；尤其是鐵路運輸的發明與推廣，需要大量投資，而當時的自由競爭市場難以迅速聚集所需資金，這引起了對自由放任經濟有效性的質疑和反思。1848年,穆勒等經濟學家開始研究自然壟斷和經濟規制問題,認為政府應對微觀經濟領域進行經濟規制，其觀點逐漸被大家接受。英美等國政府先后成立了規制部門，負責對際鐵路建設及其運輸進行規制，促進了鐵路的發展。市場本身的缺陷也給政府規制提供了分析論證的實例:1929年爆發的經濟危機給西方發達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沖擊，美國等國家經濟急劇衰退，市場機制對這種衰退已無能為力，市場經濟國家開始認真思考與反省國家與市場的關系；現實需要新的理論與政策來引導經濟走出危機。凱恩斯等經濟學家關于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應運而生并被重視。美國從1933年開始實施的以凱恩斯主義和制度學派觀點為基礎的“羅斯福新政”，如一劑良藥，給陷于危機中的美國經濟帶來了復蘇的希望。以羅斯福新政為起點，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方面用市場機制這只是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和配置資源；另一方面用國家干預這只是看得見的手來調控和規制，保持經濟健康發展的觀點和方法被大家認可和接受，并且逐步形成一套系統理論。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這次爆發的金融海嘯，使市場規制的重要性再次凸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強和改進市場規制已經成為市場經濟體制國家的共識和研究的重點。

我國市場規制的理論和政策研究主要是從1980年代末開始的，當時學術界開始翻譯介紹國外的政府規制理論、著作和相關政策及做法和經驗；1990年代中后期，學術界逐步應用從國外引進的政府規制理論研究中國壟斷產業的問題,主要集中于民航、鐵路、電信、電力、郵政等部門的政府規制政策；從本世紀初開始,鑒于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經濟全球化的狀況，市場規制理論受到關注和重視，理論界學術界對政府規制理論研究的領域逐漸擴大,層次逐漸深遠，成果也日益增多。在市場準入及退出、市場行為矯正、知識產權保護、消費權益維護、市場秩序規范等方面的研究也越來越深入。市場規制是國家干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及其工作部門對市場進行直接的、具體的監督管理；是保障國家宏觀調控措施得以貫徹落實的手段、機器和機制。它與宏觀調控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共同引導和規范市場經濟健康協調發展。

工商行政管理是具有中國特有的市場規制制度，在對資改造、經濟管制、打擊投機倒把、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各個歷史階段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政府市場規制的重要部門，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在市場準入及退出、市場行為矯正、知識產權保護、消費權益維護、市場秩序規范等方面肩負著重要的職責。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全球化的深入，市場主體、經營業態、營業方式、高科技手段、國際化程度等日趨創新和發展，給我們市場規制提出了新的機遇和挑戰。根據形勢的發展和要求，國家工商總局黨組審時度勢，經過認真研究，鄭重提出了要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市場監管機制和現代市場管理體系；努力實現“四個轉變”（即監管領域由低端向高端轉變，監管方式由粗放向精細轉變，監管方法由突擊性專項性整治向日常規范監管轉變，監管手段由傳統向現代化轉變）；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市場監管能力和監管水平，服務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給我們加強和改進市場規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新的方向。

努力實現“四個轉變”，對于我們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對于應對當前國際國內復雜嚴峻的經濟形勢；對于轉變職能，加強和改進市場規制；對于促進工商行政管理的繁榮和發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透過兩次金融危機及市場規制的宗旨、原理、方式、作用等，筆者建議我們在努力實現“四個轉變”過程中，要重視與處理好以下幾個問題：

摘要：市場的運行經常是不完善的和有問題的，這就需要政府及其所屬部門運用經濟權力對市場主體的活動進行管理和監督，然而經濟權力可以直接地對相對人進行管理，以命令方式單方面為相對人設定權利義務的運行模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權力合理運用的問題。我們對經濟權力與行政權力進行比較，借鑒行政合理性原則的相關內容，希望能在市場規制中做到經濟權力的合理運用。

關鍵詞：市場規制；經濟權力；合理運用

一、問題的提出

在市場規制中討論經濟權力運用的合理性問題，是因為市場規制中經濟權力的運用具有特殊性。

1．市場規制中的經濟權力與市場主體的利益密切相關

由于市場規制中經濟權力所指向的相對方是市場主體，即企業、個體工商戶、公民等不同形態的在市場中從事經營活動的主體，因而政府在市場規制中針對某些或者某個市場主體所作出的決定、命令，所采取的各種處罰措施直接影響這部分市場主體的經濟利益和聲譽。

摘要：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持續深入，需要繼續深化對各項經濟政策的調整，當前突出的任務就是要對市場規制政策進行深入改革。具體任務包括：放松經濟性規制，強化間接規制和社會性規制，加強對規制主體的規制。

關鍵詞：市場經濟；市場規制：改革

1992年黨的十四大首次明確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此，我國進入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這個時期的市場規制政策，可以說是面臨雙重任務：放松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市場規制制度與措施，同時構建一個與市場經濟體系相適應的新的市場規制制度。雖然在兩方面我們都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問題依然很多。一方面是市場規制依然過度或越位，現實中的集中表現就是部分地方政府行政審批還是過寬或過嚴；另一方面是市場規制職能缺位，即在需要政府行使規制職能的地方卻出現了政府缺位，市場失靈現象得不到抑制，社會福利水平下降。此外，我國市場規制領域還存在的一個問題是缺乏對規制主體的規制。由于法治基礎薄弱及缺乏有效的制約和監督，在我國，規制者的違規成本很低，由此經常導致規制決策的利益偏向、規制執法不嚴或不合程序等現象。因此，當前及今后一段時間的市場規制改革就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一、放松經濟性規制

經濟性規制是指政府使用各種手段，對企業的進入、退出、價格、服務的質和量以及投資、財務、會計等方面的活動所進行的規制。當前要放松我國政府的經濟性規制主要基于以下三點理由：

首先，過度的經濟性規制限制了競爭，保護了壟斷，抑制了市場經濟的發育。從經濟理論上來講，政府與市場是兩個獨立的范疇，市場規制的邏輯起點是市場失靈。但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市場規制不是以克服市場失靈為出發點，而是全面替代市場。當前，我國的市場規制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具體問題上彌補市場失靈的缺陷，而是堅持計劃經濟的慣性和本能。最典型的是政府在競爭性領域實行過多的進入規制，限制了多元化的經濟主體參與競爭，窒息了經濟的活力，抑制了市場經濟的發育。

內容摘要：本文從零售市場不完全競爭的兩個主要原因入手，具體分析了我國零售市場規制的必要性。

關鍵詞：零售市場零售企業

零售市場的不完全競爭

造成一國零售市場的不完全競爭的原因主要有兩個：規模經濟和店址資源的壟斷。

規模經濟

零售企業規模擴大，將帶來兩方面的優勢。首先，采購規模擴大，采購成本相比規模小的企業降低；其次，企業經營管理應用高科技技術。高科技技術的應用費用巨大，但是在大規模的企業中應用可分攤成本，使企業經營管理成本下降?，F階段，大型零售企業把信息技術應用到企業經營管理的各個方面，如收銀系統、EDI條形碼系統、庫存管理系統、補貨系統、會員管理系統等。對外可加強與供應商和消費者的信息溝通，更好的進行供應鏈管理；對內可實現統一管理、核算和配送。高科技技術在大型零售企業中的應用，在降低經營成本的同時，也提高了經營效率。

摘要：市場的運行經常是不完善的和有問題的，這就需要政府及其所屬部門運用經濟權力對市場主體的活動進行管理和監督，然而經濟權力可以直接地對相對人進行管理，以命令方式單方面為相對人設定權利義務的運行模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權力合理運用的問題。我們對經濟權力與行政權力進行比較，借鑒行政合理性原則的相關內容，希望能在市場規制中做到經濟權力的合理運用。

關鍵詞：市場規制；經濟權力；合理運用

一、問題的提出

在市場規制中討論經濟權力運用的合理性問題，是因為市場規制中經濟權力的運用具有特殊性。

1．市場規制中的經濟權力與市場主體的利益密切相關

由于市場規制中經濟權力所指向的相對方是市場主體，即企業、個體工商戶、公民等不同形態的在市場中從事經營活動的主體，因而政府在市場規制中針對某些或者某個市場主體所作出的決定、命令，所采取的各種處罰措施直接影響這部分市場主體的經濟利益和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