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思想范文10篇

摘要：十年來。學界對周谷城的史學思想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階段性的研究成果。既有成果大大深化了人們對周谷城史學思想的認識。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缺乏對周谷城史學思想的整體觀照和系統研究。

關鍵詞：周谷城；史學研究；史學思想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陽人，現當代著名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周谷城是一位頗為獨特的史學家，既研究中國史又研究世界史，尤其是獨力撰著了《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兩部不同凡響的通史著作，成為史學界的一大奇觀和“絕唱”。

學界對周谷城史學研究的關注可謂由來已久，但對其學術價值的認同和深入研究則在改革開放以后。1996年11月，世紀學人周谷城去世，學界隨之出現了一股“周谷城研究熱”，學術成果紛紛涌現。但略感遺憾的是，學界尚未對此十年來的研究成果加以總結。筆者不揣淺陋，擬就此問題加以梳理，以期學界的關注和進一步研究。

周谷城是“縱論今古，橫說中外”的學術大家。其史學思想堪稱博大精深。但就其史學思想的發展脈絡和重要性看。大致可劃分為以下幾個方面：《生活系統》、《中國社會史論》、《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古史分期觀、反對歐洲中心論、“無差別境界論”、“時代精神匯合論”和中西文化觀九個方面。十年來，學界對周谷城史學思想的研究可謂方方面面、林林總總，但總體上并未超出上述九個方面。

一、關于周谷城的《生活系統》

按照中國史學界比較通行的說法，從19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中國史學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從傳統模式向近代模式的演變。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充滿生機和激情的過程。其間，史學家們經過深沉的思考，譜寫出了中國史學史上嶄新的一頁。

大致說來，在這100年左右的史學變革中，19世紀后半期的史學家們還保留著較多的傳統史學的氣質，而20世紀前半期的史學家們則具有比較鮮明的近代史學的氣質。20世紀初年的梁啟超、章太炎的史學活動及其史學思想，恰處于上述兩種史學氣質的“銜接點”上，從而在中國史學從傳統走向近代的行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所要著重論述的，是關于章太炎史學思想的時代意義。

一、歷史環境與史學背景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的爆發及其嚴重后果，以及接踵而來的類似事件的連連發生，《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清皇朝不斷喪失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古老的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清朝統治日趨腐敗，更加重了這種民族危機。19世紀后半期的中國在其歷史行程中面臨著空前的難關。西方國家的進步和中國的滯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是當時中國難以逾越的界限。在這種歷史形勢下，先進的中國人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憂慮，不能不進行深沉的思考，不能不努力尋求救亡圖強之路。當時的中國史學家們，確如龔自珍所說，多是懷著“以良史之憂憂天下”的神圣的責任感，在史學領域進行著艱苦的探索，尋求著新的認識和新的路徑。他們為此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關于鴉片戰爭史的研究和撰述。中英鴉片戰爭及其結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國歷史進程與中外關系之重大變化，像是一陣陣驚雷和一串串惡夢，使中國人為之震驚和不安。因此，史學家們極其自然地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了關于鴉片戰爭的前因后果、始末原委的研究。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撫記》、梁廷{圖}的《夷氛聞記》以及夏燮的《中西紀事》，是這方面有較大影響的幾部著作。魏著重在用歷史事實說明要想求得自強御侮的途徑，其后論強調必須“購洋炮洋艘”，“練水戰火戰”，“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并應盡快作出抉擇。在魏源看來，作戰武器的先進、落后，是個關鍵。梁著重在從經濟上揭示英國殖民主義者發動鴉片戰爭的深層原因，駁斥了中國主和派、投降派的種種謬論，歌頌了主戰派和人民群眾的抗英斗爭。夏著記述了兩次鴉片戰爭的史實，以備“異日史家之采擇”，并指出“自通商以來，中西交征利矣。利之所在，不得不爭，爭則奸商、猾吏交構其間，是則邊釁之相尋而無已也”，著眼于反映“中西爭競之關鍵”。(注：《中西紀事》原敘、次敘。)通觀他們的撰述和思想，中心是圍繞鴉片戰爭的史實，從不同的層面進行了分析和評論。而分析和評論的重點，或在于此，或在于彼，或在于雙方接觸之間，對人們都有一定的啟示，從而有助于人們認識整個事件的真相。

其次是關于中國邊疆史地的考察與撰述。鴉片戰爭及其結局，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引起了政治家們對中國邊疆事務的關注，同時也引起了史學家們對邊疆史地的關注。19世紀四五十年代，中國史學家把關于邊疆史地的考察與撰述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張穆所著《蒙古游牧記》、何秋濤所著《朔方備乘》、姚瑩所著《康yóu@①紀行》等幾部書，是這方面的杰作。它們的宗旨都是留心世務，或“稽史籍，明邊防”，(注：《蒙古游牧記》自序。)或“兼方志外紀之體，攬地利戎機之要”，(注：《朔方備乘·凡例》。)或“就藏人訪西事”(注：《康yóu@①紀行》自敘。)以應付外國侵略者覬覦中國西藏的種種圖謀。如果說關于鴉片戰爭史的研究和撰述，使史學家們感到痛定思痛的話，那末關于中國邊疆史地的考察與撰述，則使史學家們感到無比的憂慮，他們對于國家領土和疆域的關注已經達到了無法自安的地步了。

魏晉時代，是一個玄風興盛的時代。玄學作為一種時代哲學思潮，對于這一時期各種學術思想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史學當然也不例外?！逗鬂h紀》的作者、東晉史家袁宏，其史學思想就深受這一時代思潮的影響。他是一位具有玄化傾向的史學家，援玄入史、玄儒合一，是其史學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道明其本，儒言其用”

儒道關系，或曰名教與自然的關系，是魏晉玄學的一個重要品題。正始玄學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觀點。與漢儒董仲舒“名者圣人所發天意”的觀點不同，王弼認為綱常名教是從“無”或“道”這樣的精神本體之中產生的。他說：“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盵①]在此，王弼曲解了《老子》的原意，卻肯定了“名”——封建綱常是“樸散為器”的結果，這個“樸”就是“道”、“無”或“自然”，這就為名教尋找到了形上依據。王弼還直接了當地說，“道”是“五教之母”（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今不同，時移俗異，但是五教之母是不變的。[②]人們只有用道家“自然無為”的原則，才能維護和挽救名教?！爸窳置俊钡拇砣宋镲?、阮籍，由于不滿司馬氏打著名教的旗號改朝換代、誅殺異己，在玄學理論上則公開詆毀名教，尊崇老莊，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將名教與自然對立起來。如嵇康作《難自然好學論》，要求人們擺脫由當權的統治者“造立”出來的名教的束縛。他說：“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為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涂，故奔騖而不覺?！碑斎?，嵇康、阮籍反對禮教，主要是針對司馬氏假禮教而言的。此后，同為“竹林七賢”之一的向秀作《莊子注》，郭象又據此加以發揮，他們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主張，強調自然與名教的統一性。如《逍遙游》篇注文就說：“夫圣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認為講究禮教法制的圣人，他們在精神上卻是絕對逍遙自在的。

以上玄學家所論名教與自然的關系，除去嵇康、阮籍要“越”司馬氏假名教、將名教與自然對立外，其基本精神都是強調名教與自然的統一性。玄學家們關于名教與自然之關系的論述，對史學家袁宏的名教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并且明顯地反映到他的歷史撰述與評論之中。

首先，從《后漢紀》的撰述宗旨來看。袁宏對歷史撰述旨趣的認識，與以往史家不盡相同。司馬遷撰寫《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宗旨；班固作《漢書》，旨在使當代君主揚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而袁宏作《后漢紀》，則公然宣稱：“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盵③]明確認為歷史撰述的目的，就是為了“通古今而篤名教”。從這種歷史撰述宗旨出發，袁宏對《左傳》以來的史籍宣揚名教的情況進行了認真考察：

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遷無所甄明。荀悅才智經倫，足為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敘。[④]

魏晉時代，是一個玄風興盛的時代。玄學作為一種時代哲學思潮，對于這一時期各種學術思想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史學當然也不例外?！逗鬂h紀》的作者、東晉史家袁宏，其史學思想就深受這一時代思潮的影響。他是一位具有玄化傾向的史學家，援玄入史、玄儒合一，是其史學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道明其本，儒言其用”

儒道關系，或曰名教與自然的關系，是魏晉玄學的一個重要品題。正始玄學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觀點。與漢儒董仲舒“名者圣人所發天意”的觀點不同，王弼認為綱常名教是從“無”或“道”這樣的精神本體之中產生的。他說：“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盵①]在此，王弼曲解了《老子》的原意，卻肯定了“名”——封建綱常是“樸散為器”的結果，這個“樸”就是“道”、“無”或“自然”，這就為名教尋找到了形上依據。王弼還直接了當地說，“道”是“五教之母”（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今不同，時移俗異，但是五教之母是不變的。[②]人們只有用道家“自然無為”的原則，才能維護和挽救名教。“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由于不滿司馬氏打著名教的旗號改朝換代、誅殺異己，在玄學理論上則公開詆毀名教，尊崇老莊，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將名教與自然對立起來。如嵇康作《難自然好學論》，要求人們擺脫由當權的統治者“造立”出來的名教的束縛。他說：“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為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涂，故奔騖而不覺?！碑斎?，嵇康、阮籍反對禮教，主要是針對司馬氏假禮教而言的。此后，同為“竹林七賢”之一的向秀作《莊子注》，郭象又據此加以發揮，他們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主張，強調自然與名教的統一性。如《逍遙游》篇注文就說：“夫圣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闭J為講究禮教法制的圣人，他們在精神上卻是絕對逍遙自在的。

以上玄學家所論名教與自然的關系，除去嵇康、阮籍要“越”司馬氏假名教、將名教與自然對立外，其基本精神都是強調名教與自然的統一性。玄學家們關于名教與自然之關系的論述，對史學家袁宏的名教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并且明顯地反映到他的歷史撰述與評論之中。

首先，從《后漢紀》的撰述宗旨來看。袁宏對歷史撰述旨趣的認識，與以往史家不盡相同。司馬遷撰寫《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宗旨；班固作《漢書》，旨在使當代君主揚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而袁宏作《后漢紀》，則公然宣稱：“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③]明確認為歷史撰述的目的，就是為了“通古今而篤名教”。從這種歷史撰述宗旨出發，袁宏對《左傳》以來的史籍宣揚名教的情況進行了認真考察：

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遷無所甄明。荀悅才智經倫，足為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敘。[④]

《明史》之成，享有高譽，二十四史除前四史外，數《明史》“最為精善”［①1］。這是學術界歷來所公認的?！睹魇贰匪阅艹蔀楣傩拚分械馁撸湓蜃匀皇嵌喾矫娴?。時日之長、政府之重視等是客觀因素，但主要還是諸編修官認真負責、共同努力的結果。對于官修史書，歷來譏之甚多，劉知幾在《史通》中揭發其有五大弊病，主要是人浮于事、敷衍塞責、不敢直書、義例不明、缺乏史料等等。梁啟超則譏之為“大抵湊雜成篇，漫無別擇，故所成之書，蕪穢特甚”［②1］。然而，明史館的史臣們卻努力克服了官修史書的這些弊病，他們把修史視作一項莊嚴神圣的事業，分工協作，相互討論，“晨入申出，甘心事業，參之群書，是非衷之公論，文章質之同館諸賢”［③1］。僅是著成專文，發表自己對史書編修見解的，即有湯斌《明史凡例議》、《敬陳史法疏》、《本紀條例》，潘耒《修明史議》、《上某總裁書》，徐乾學《修史條議》，朱彝尊《史館上總裁七書》，王鴻緒《史例議》，施閏章《修史議》，沈珩《修史議》等等，還有大量討論《明史》編修的有關書信，至今保存在這些史臣們的文集中。系統闡發明史館臣的史學見解，不僅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研究評價《明史》，同時也可考見清初史學思想之變遷。

一、“國不可以無史“，將史學視為“明著法戒，垂訓方來”的經世之學

《明史》的編修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順治二年（1645）初開史館到康熙四年（1665）重開史館，因政局未定，兩次開館，收效甚微。第二階段，自康熙十八年（1679）再開史局，大規模組織班子修史，至六十一年（1722）基本完稿。第三階段，自雍正元年（1723）續修至乾隆四年（1739）正式刊刻。在這長達九十余年的時期中，第二階段的四十四年可謂是《明史》成書的最關鍵時期。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康熙十八年之開明史館，這一著卻有相當的成功。因為許多學者，對于故國文獻，十分愛戀。他們別的事不肯和滿洲人合作，這件事到底不是私眾之力所能辦到的，只得勉強將就了。”當時召試博學鴻儒，中試一等至二等的共50人，分編修、檢討各官，直接進入史館修史。主要有湯斌、毛奇齡、朱彝尊、潘耒、尤侗、施閏章、汪婉、倪粲、方象瑛、姜宸英、嚴繩蓀等。而萬斯同、黃百家等則雖不入史館受俸署銜，卻以布衣參與其事。其監修和總裁相繼有徐元文、葉方靄、張玉書、徐乾學、湯斌、陳廷敬、王鴻緒等。

其實，這些史館編修人員不只是懷著對故國文獻的愛戀之情，還在于他們一向都重視史學，對史學的重要性有較深的認識。他們受明清之際啟蒙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等的影響較多，對其所倡導的經世致用的史學推崇備至，認為國家不可以沒有史學，而史學乃經世之學。

潘耒的思想最有代表性。他曾從顧炎武學，對其“明體適用”的經世思想贊不絕口。在為顧氏的《日知錄》一書所作的序中，稱贊他“留心當世之故”，對事關民生國命的“經世要務，必一一講求，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因而譽之為“通儒之學”。他說：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于心，筆之于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jiǎo＠①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為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①2］

以吳宓、梅光迪為代表的學衡派，人所共知，是20世紀20～30年代活躍一時的重要文化派別。但是，人們又多忽略了，學衡派中的柳詒徵、張蔭麟、繆鳳林諸人，還是一批著名的史學家，其史學見解同樣獨具特色。本文擬集中探討學衡派的史學思想，并就正于方家。

一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西方資產階級史學新舊思潮沖突更替的重要轉型時期。以蘭克為代表的傳統的實證主義史學受到了歷史相對主義的有力挑戰。史學意義上的歷史是什么？客觀的歷史能否被認識？是否有歷史規律？如果這是肯定的，歷史家應當遵循什么樣的理論即歷史觀的指導？諸如此類的史學主體問題引起了西方史學界廣泛的討論，從而促進了“新史學”思潮的涌起。新史學派批評傳統史學的偏窄，主張史學的理想和目的及其研究的范圍與方法，都應隨著社會和社會科學的發展而發展。新史學派的興起標志著西方史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西方史學新舊代謝的發展態勢，也影響到了中國。實證主義史學思潮早在20世紀初年就已在中國傳播。歐戰后，西方盛行的相對主義與懷疑主義思潮也開始傳入中國。1924年后，魯濱遜等許多新史學派重要人物的代表性著作相繼被譯成中文出版。新史學理論是被當作代表了西方史學發展的最新趨勢的新理論而加以宣傳與介紹的，故在中國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

學衡派多是留學歸來的學者，他們對于西方史學潮流的變動自然是清楚的。徐則陵的《近今西洋史學之發展》和陳訓慈的《史學觀念之變遷及其發展趨勢》都刊登在《史地學報》上，對西方史學思潮的變動均作了具體的介紹。學衡派對于西方史學思想的變動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其一，關于史學的新觀念。新史學派以為，實證主義史學標榜“嚴密批評史料”和“如實直書”，其實只是科學化史學的初步，史學不僅要研究歷史的“然”，更重要在研究其“所以然”。學衡派則說得更明確：考證史料僅僅是歷史研究的第一步，“于此又需要第二步工作，即是解釋史事之原因變化與結果之由來，及其與過去及未來之關系。凡死的史料、史跡，必須經過如此的解釋，而后能于現時人有用。于現時人有關，而后能變為活的歷史”（注：《歷史研究法》，第34頁。）。其二，關于擴大史學研究范圍的新觀念。新史學派批評舊史學有偏重政治史的弊端，政治史不足包括人類活動的全部，故當擴大史學研究的范圍。學衡派于此極表贊成。柳詒徵以為歷史范圍當無所不包，“廣言之，充滿宇宙皆歷史；約言之，一切文字皆歷史”（注：《史學概論》，柳曾符、柳定生編：《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陳訓慈則徑直強調，新史學內容的擴充，當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曰“質性之繁富”，即昔主政治，今則政治、社會、經濟、學術各方面都應網羅無遺；二曰“時間之拓展”，即昔述史跡，遠不過數千年；今因地質學人類學等的發展，知人類初史至少可推到75萬年前。考古發現及古文字研究，“皆足為荒渺之遠古，放其光明”；三曰“空間統一”，即昔舊史家規于民族，今則新史學統觀世界（注：《史學蠡測》，《史地學報》第3卷，第1、2合期。）。此種見解自然與實證主義史學的取向已不可同日而語。

與此同時，面對西方史學新陳代謝的新態勢，學衡派不能不調整自己的視野，對事關史學主體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自己的判斷，以便為其史學研究奠定思想理論的基礎。

實證主義史學強調“求真”是治史的唯一目的。蘭克諸人主觀上希望取消可能造成曲解歷史的最大動因??史學的社會功能，把史學變為單純的人類經驗的集錦，變為好古者回味賞玩和其它學科取證的對象。這在實際上無異于取消了史學的存在價值及其科學的屬性。而在事實上，他們也難以完全貫徹自己的主張。學衡派十分贊成新史學派的觀點，強調史學的社會功能：治史固然要求真，但是求真并非治史的最終目的，“我們研究歷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應用”（注：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頁。）。在他們看來，史學的社會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明歷史的因果關系，彰往而察來，助益社會進化。柳詒徵說：“歷史的好處，不是可以換錢的，也不是可以騙文憑的，主要好處是彰往察來，曉得支配人群以何種方法最為適當”（注：柳詒徵：《歷史知識》，《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二是開拓人們的時空觀念，以形成剛健篤實、勇于進取的精神，多識前言往行，增進道德情懷；三是見先賢功業，培養國民的愛國心。繆鳳林說：“愛國雪恥，精進自強之念，皆以歷史為原動力，欲提倡民族主義必先倡明史學”（注：陳訓慈：《歷史之社會的價值》，《史地學報》第1卷第2期。）。

以吳宓、梅光迪為代表的學衡派，人所共知，是20世紀20～30年代活躍一時的重要文化派別。但是，人們又多忽略了，學衡派中的柳詒徵、張蔭麟、繆鳳林諸人，還是一批著名的史學家，其史學見解同樣獨具特色。本文擬集中探討學衡派的史學思想，并就正于方家。

一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西方資產階級史學新舊思潮沖突更替的重要轉型時期。以蘭克為代表的傳統的實證主義史學受到了歷史相對主義的有力挑戰。史學意義上的歷史是什么？客觀的歷史能否被認識？是否有歷史規律？如果這是肯定的，歷史家應當遵循什么樣的理論即歷史觀的指導？諸如此類的史學主體問題引起了西方史學界廣泛的討論，從而促進了“新史學”思潮的涌起。新史學派批評傳統史學的偏窄，主張史學的理想和目的及其研究的范圍與方法，都應隨著社會和社會科學的發展而發展。新史學派的興起標志著西方史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西方史學新舊代謝的發展態勢，也影響到了中國。實證主義史學思潮早在20世紀初年就已在中國傳播。歐戰后，西方盛行的相對主義與懷疑主義思潮也開始傳入中國。1924年后，魯濱遜等許多新史學派重要人物的代表性著作相繼被譯成中文出版。新史學理論是被當作代表了西方史學發展的最新趨勢的新理論而加以宣傳與介紹的，故在中國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

學衡派多是留學歸來的學者，他們對于西方史學潮流的變動自然是清楚的。徐則陵的《近今西洋史學之發展》和陳訓慈的《史學觀念之變遷及其發展趨勢》都刊登在《史地學報》上，對西方史學思潮的變動均作了具體的介紹。學衡派對于西方史學思想的變動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其一，關于史學的新觀念。新史學派以為，實證主義史學標榜“嚴密批評史料”和“如實直書”，其實只是科學化史學的初步，史學不僅要研究歷史的“然”，更重要在研究其“所以然”。學衡派則說得更明確：考證史料僅僅是歷史研究的第一步，“于此又需要第二步工作，即是解釋史事之原因變化與結果之由來，及其與過去及未來之關系。凡死的史料、史跡，必須經過如此的解釋，而后能于現時人有用。于現時人有關，而后能變為活的歷史”（注：《歷史研究法》，第34頁。）。其二，關于擴大史學研究范圍的新觀念。新史學派批評舊史學有偏重政治史的弊端，政治史不足包括人類活動的全部，故當擴大史學研究的范圍。學衡派于此極表贊成。柳詒徵以為歷史范圍當無所不包，“廣言之，充滿宇宙皆歷史；約言之，一切文字皆歷史”（注：《史學概論》，柳曾符、柳定生編：《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陳訓慈則徑直強調，新史學內容的擴充，當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曰“質性之繁富”，即昔主政治，今則政治、社會、經濟、學術各方面都應網羅無遺；二曰“時間之拓展”，即昔述史跡，遠不過數千年；今因地質學人類學等的發展，知人類初史至少可推到75萬年前?？脊虐l現及古文字研究，“皆足為荒渺之遠古，放其光明”；三曰“空間統一”，即昔舊史家規于民族，今則新史學統觀世界（注：《史學蠡測》，《史地學報》第3卷，第1、2合期。）。此種見解自然與實證主義史學的取向已不可同日而語。

與此同時，面對西方史學新陳代謝的新態勢，學衡派不能不調整自己的視野，對事關史學主體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自己的判斷，以便為其史學研究奠定思想理論的基礎。

實證主義史學強調“求真”是治史的唯一目的。蘭克諸人主觀上希望取消可能造成曲解歷史的最大動因??史學的社會功能，把史學變為單純的人類經驗的集錦，變為好古者回味賞玩和其它學科取證的對象。這在實際上無異于取消了史學的存在價值及其科學的屬性。而在事實上，他們也難以完全貫徹自己的主張。學衡派十分贊成新史學派的觀點，強調史學的社會功能：治史固然要求真，但是求真并非治史的最終目的，“我們研究歷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應用”（注：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頁。）。在他們看來，史學的社會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明歷史的因果關系，彰往而察來，助益社會進化。柳詒徵說：“歷史的好處，不是可以換錢的，也不是可以騙文憑的，主要好處是彰往察來，曉得支配人群以何種方法最為適當”（注：柳詒徵：《歷史知識》，《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二是開拓人們的時空觀念，以形成剛健篤實、勇于進取的精神，多識前言往行，增進道德情懷；三是見先賢功業，培養國民的愛國心?？婙P林說：“愛國雪恥，精進自強之念，皆以歷史為原動力，欲提倡民族主義必先倡明史學”（注：陳訓慈：《歷史之社會的價值》，《史地學報》第1卷第2期。）。

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區分與段落，與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馬列主義傳入中國以及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有直接關系，也與20世紀20年代后考古學在中國興起，證實中國殷周以前確有夏朝及悠久的原始社會有一定關系。近代進步與相信馬列主義的史學家，認為中華民族同樣也經歷了原始、奴隸、封建（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三個時期。同志1939年在著名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對此作了結論性的肯定。新中國建立后，繼承馬列主義史學家的研究成果，進一步確立新史學體系的廣大史學工作者，從對中國通史的研究、編寫和教學的實際需要出發，曾進行了“中國封建社會分期”的大討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歷50多年后的21世紀與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武漢大學、蘇州大學、蘇州科技學院三所大學發起并再次舉辦“封建”與“封建社會”問題學術研討會，雖是“舊題”重議，但在社會又一次大轉型、各種思潮勃起的新形勢下，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我們認為核心問題是關乎到史學研究是否堅持和發展馬列主義唯物史觀、唯物辯證法的核心問題。

一、目前史學研究狀況需要回顧近現代史學的發展歷程

中國歷史學從總況說大體可分為傳統史學（《史記》至《清史稿》）、近代史學（即馬列主義史學，以下不再逐一注明。其標志是《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至建國前）兩大類或兩大階段。二者之間是繼承和發展的關系；每大段內的歷史分期與歷代史學家之間也是繼承和發展關系。紀傳體的“二十五史”，歷二千多年形成，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寶貴遺產；近代中國史學是20世紀30年代后才形成的，也取得了世人瞻目的成就。

1.史學研究現狀需要再次討論“封建”與“封建社會”

1978年改革開放后，老、中、青史學家在對“”進行“反思”中奮起，在繼承和發展馬列主義史學中，相繼出版了各類題材的史學論著。僅以古代史或通史說（依時間順序），就有劉澤華主編的《中國古代史》（1979年）、朱紹侯主編的《中國古代史》（1982年）、張豈之主編的《中國歷史》（通史，2001年）、周一良等主編的《新編中國通史》（2001年）、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2004年）、傅衣凌主編的《中國歷史》（2006年）、晁福林主編的《中國古代史》（2007年）、《中國史稿》編寫組修改出版的《中國史稿》、蔡美彪續主編的《中國通史》五至十二冊（2008年出完）、上海人民出版社組織的《中國通史•斷代史系列》等；各大學編寫的古代史、通史或簡史；通俗性的戲說、細說、圖說、正說、論壇等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中國史版本，不下四五十種。從影響大、采用多的高等學校教材《中國古代史》、《中國歷史》（或通史）而言，改革開放初期編寫的，基本上多沿襲《中國通史簡編》、《中國史稿》體例，“編”或“章”中有《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1990年后的史書則多以斷代的先秦、秦漢等相稱，沒有了前者的“三種社會形態”術語?！对忌鐣繁弧斑h古”、“上古”、“中華遠古”、部族、“史前”等所取代?！斗饨ㄉ鐣繁弧拔髦堋?、“戰國”等所取代。其諸多原因中，怕“回避”原始、奴隸、封建社會分期的爭論是主要的。有的則是對馬列主義的“五種社會形態”產生懷疑，甚至否定。這樣一來，就出現了少數史學專家否定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方法與“近代中國史學”的所謂“創新”。如以“新科學”的《人是太空人的試驗品》稱：“大約在五萬年以前，一批外星人來到地球，他們具有高度的智慧。當他們發現地球引力等因素不適合他們居住時，他們選擇了地球上精力旺盛和智力較高的雌猿，注入了太空人的基因進行雜交，這便產生了地球上的人類。”①編者的話稱贊曰：“李衛東博士的這本書，‘改寫了人類進化的全部歷史，揭示了地球文明的所有謎案’?！雹?/p>

徹底推翻了馬克思、恩格斯“勞動使猿變成人”的科學理論?！吨袊鴼v史通論》云：“所謂‘奴隸制’與‘封建制’的‘古史分期問題討論’曾一度熱鬧非凡，今日看來連它的前提都搖搖欲墜。而所謂‘封建社會內部分期問題’，即自秦以來的歷史分期，至今少有人問津?！饨ā桓妥拥降?，一盆‘專制主義’漿糊，貼上‘加強’、‘進一步加強’標簽，就可解決一切。現行‘通史’教材，讀來無味，就因讀不出異同變化。每朝每代都是政治、經濟、文化、民族關系四塊，初期休養生息———中期危機加深———末期農民起義三段論，一副面孔，一個模式，像翻燒餅那樣單調無味?！雹畚覀冊谟嘘P論文中，或在有的學術會議上，也能見到或聽到與此類似的意見，甚至還有比這些更為尖銳的批評。武漢大學、蘇州大學、蘇州科技學院聯合發起再次舉行“封建”與“封建社會”問題學術研討會，是很有必要的，也是適時的。1999年戴逸先生在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寫的《總序》中說：“第四代史學家是在‘’結束以后成長起來的。經過十年‘’，歷史學從廢墟中走出來，發展很快。近二十年的時間，中國史學處于重新探索階段”，“試圖探索出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史學理論體系?！雹芷渲匾獑栴}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否已經過時，今后還要不要堅持，怎樣堅持，這些都需要進一步反思，探索答案。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仍然是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而“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一種開放、發展的學說”，“只有吸收全人類文化成果中的營養，才能發展馬克思主義。如何正確對待各種學術流源，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問題。解決好這個問題，中國史學才能發展，才會有生命力。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雹荽苏f是正確的。盡管社會轉型期出現各種思潮、各種史學觀點是正常的，但馬列主義唯物史觀必須堅持，近百年的馬列主義中國歷史學成果應當繼承，代代史學家亦應受到充分尊重和肯定。

以吳宓、梅光迪為代表的學衡派，人所共知，是20世紀20～30年代活躍一時的重要文化派別。但是，人們又多忽略了，學衡派中的柳詒徵、張蔭麟、繆鳳林諸人，還是一批著名的史學家，其史學見解同樣獨具特色。本文擬集中探討學衡派的史學思想，并就正于方家。

一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西方資產階級史學新舊思潮沖突更替的重要轉型時期。以蘭克為代表的傳統的實證主義史學受到了歷史相對主義的有力挑戰。史學意義上的歷史是什么？客觀的歷史能否被認識？是否有歷史規律？如果這是肯定的，歷史家應當遵循什么樣的理論即歷史觀的指導？諸如此類的史學主體問題引起了西方史學界廣泛的討論，從而促進了“新史學”思潮的涌起。新史學派批評傳統史學的偏窄，主張史學的理想和目的及其研究的范圍與方法，都應隨著社會和社會科學的發展而發展。新史學派的興起標志著西方史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西方史學新舊代謝的發展態勢，也影響到了中國。實證主義史學思潮早在20世紀初年就已在中國傳播。歐戰后，西方盛行的相對主義與懷疑主義思潮也開始傳入中國。1924年后，魯濱遜等許多新史學派重要人物的代表性著作相繼被譯成中文出版。新史學理論是被當作代表了西方史學發展的最新趨勢的新理論而加以宣傳與介紹的，故在中國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

學衡派多是留學歸來的學者，他們對于西方史學潮流的變動自然是清楚的。徐則陵的《近今西洋史學之發展》和陳訓慈的《史學觀念之變遷及其發展趨勢》都刊登在《史地學報》上，對西方史學思潮的變動均作了具體的介紹。學衡派對于西方史學思想的變動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其一，關于史學的新觀念。新史學派以為，實證主義史學標榜“嚴密批評史料”和“如實直書”，其實只是科學化史學的初步，史學不僅要研究歷史的“然”，更重要在研究其“所以然”。學衡派則說得更明確：考證史料僅僅是歷史研究的第一步，“于此又需要第二步工作，即是解釋史事之原因變化與結果之由來，及其與過去及未來之關系。凡死的史料、史跡，必須經過如此的解釋，而后能于現時人有用。于現時人有關，而后能變為活的歷史”（注：《歷史研究法》，第34頁。）。其二，關于擴大史學研究范圍的新觀念。新史學派批評舊史學有偏重政治史的弊端，政治史不足包括人類活動的全部，故當擴大史學研究的范圍。學衡派于此極表贊成。柳詒徵以為歷史范圍當無所不包，“廣言之，充滿宇宙皆歷史；約言之，一切文字皆歷史”（注：《史學概論》，柳曾符、柳定生編：《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陳訓慈則徑直強調，新史學內容的擴充，當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曰“質性之繁富”，即昔主政治，今則政治、社會、經濟、學術各方面都應網羅無遺；二曰“時間之拓展”，即昔述史跡，遠不過數千年；今因地質學人類學等的發展，知人類初史至少可推到75萬年前?？脊虐l現及古文字研究，“皆足為荒渺之遠古，放其光明”；三曰“空間統一”，即昔舊史家規于民族，今則新史學統觀世界（注：《史學蠡測》，《史地學報》第3卷，第1、2合期。）。此種見解自然與實證主義史學的取向已不可同日而語。

與此同時，面對西方史學新陳代謝的新態勢，學衡派不能不調整自己的視野，對事關史學主體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自己的判斷，以便為其史學研究奠定思想理論的基礎。

實證主義史學強調“求真”是治史的唯一目的。蘭克諸人主觀上希望取消可能造成曲解歷史的最大動因??史學的社會功能，把史學變為單純的人類經驗的集錦，變為好古者回味賞玩和其它學科取證的對象。這在實際上無異于取消了史學的存在價值及其科學的屬性。而在事實上，他們也難以完全貫徹自己的主張。學衡派十分贊成新史學派的觀點，強調史學的社會功能：治史固然要求真，但是求真并非治史的最終目的，“我們研究歷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應用”（注：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頁。）。在他們看來，史學的社會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明歷史的因果關系，彰往而察來，助益社會進化。柳詒徵說：“歷史的好處，不是可以換錢的，也不是可以騙文憑的，主要好處是彰往察來，曉得支配人群以何種方法最為適當”（注：柳詒徵：《歷史知識》，《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二是開拓人們的時空觀念，以形成剛健篤實、勇于進取的精神，多識前言往行，增進道德情懷；三是見先賢功業，培養國民的愛國心?？婙P林說：“愛國雪恥，精進自強之念，皆以歷史為原動力，欲提倡民族主義必先倡明史學”（注：陳訓慈：《歷史之社會的價值》，《史地學報》第1卷第2期。）。

常州學派出現于封建社會末期，其成員并不都是常州籍，由于學者們已習慣于將莊存與、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康有為等人合稱為常州學派，故而我們沿襲這一術語。常州學派的學者們以公羊三世說的變易思想為中心，針對時弊，主張經世致用，扭轉乾嘉脫離現實的考據學風，對晚清以來的思想界影響極大。但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于常州學派的產生背景及原因；他們的學術思想，尤其是史學思想；以及常州學派所信奉的傳統大同理想與近代社會主義思潮的關系等問題注意得不夠。為此，我們不揣鄙陋，草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兩漢經今古文地位變化的原因

兩漢時，經學家對今古文的真偽等問題發生過多次激烈爭論。這場爭論，導致了今文經學的衰落與古文經學的逐漸強大，古文經學最終完全壓倒了今文經學。事情的經過學者們都很熟悉，這里略去不談。但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們以為原因有二：

首先是西漢新興地主制封建社會經濟政治統治成長和地主階級內部各階層間的矛盾斗爭急化的表現。漢武帝時，全國一統，國力強盛，交通發達，尤其是沿海地區航海業的發展，封建帝王貴族統治階級對于遼闊無垠的大海懷著無限憧憬和幻想，他們幻想延年益壽，以為服食丹藥便可長生不老，于是在陰陽五行、儒學思想中涌現出天人合一之說，這得到了皇帝貴族們的欣賞。這時新興的地主政權正處在朝氣蓬勃的成長時期，充滿著積極進取的精神，以發展和變易為主要特點的今文經學受到了他們的垂青，今文經學得到了大發展?？墒?，到了西漢末年，地主經濟發展，土地兼并嚴重，農民失去土地，四處流亡，先后激起綠林和赤眉農民武裝起義，地主階級已沒有了當年的雄風和勇氣，他們擔心變易思想會影響他們岌岌可危的政權，只期望能勉強維持目前的統治局面，以不變為指導思想的古文經學受到了帝王貴族們的歡迎與扶持，迅速發展起來。

其次，今文經學發展到西漢末年后，出現章句煩瑣空泛的弊端。正如桓譚在《新論》中所說：“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誼至十余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边@樣，經書章句煩瑣，“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后能言?！保郏?）］這么煩瑣的東西不利于今文經學的發展。而古文經學只著重在字句的訓詁，比較簡單，故為一般學者所接受。東漢時的鄭玄和馬融以古文經學派的說法為主，遍注群經，兼采一些今文，古今雜糅，例如鄭玄箋《詩》用毛本為主，兼采今文三家之言，注《尚書》等亦是如此。鄭、馬二人在當時學術界的影響很大，學者們群起仿效，古文經學乘勢而起，取代了今文經學的地位。

二、常州學派的出現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