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權范文10篇

[內容提要]資本制度無庸置疑是公司制度的重中之重，因為它不僅涉及公司本身，更與整個經濟的發展休戚相關，在公司資本制度的選擇上，近來一直存在著法定資本制與折衷資本制和授權資本制之爭，不可否認主張實行折衷資本制或授權資本制的聲音似乎更高一些。如果僅從制度方面考慮，此種觀點似乎更站得住腳，但對中國這樣一個在穩定中求發展的國家而言，一項制度不僅要滿足先進性的需要，更要滿足國情的需要。本文從……

如果說資本是公司的血液，那么公司資本制度就是其運行的規則?？v觀公司資本制度的發展歷程，實質上是一個在安全與效率之間不斷尋求最佳平衡點的過程。

法定資本制充分體現了人類在公司這種企業組織形式出現初期為保證交易安全所持的謹慎態度。隨著效率在一國經濟發展中所占的位置越來越重要，人們逐漸發現固守資本制度的安全性大大降低了經濟的效率，于是資本制度又走向了追求效率的極端——授權資本制應運而生。授權資本制對效率的促進作用無可否認，但其導致公司的濫設和損害交易安全同樣有目共睹。當人們遍嘗了這兩種資本制度的優缺種種后，便試圖在安全與效率之間尋求最佳的平衡點。于是出現了折衷資本制的設計。就安全性而言，折衷資本制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回歸，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法定資本制與授權資本制的優點，成為資本制度的新寵。關于折衷資本制本身的優點在理論和他國實踐中都得以充分的論證和體現，筆者在此不再贅述。在我國，就公司資本制度的改革而言，學界大致持如下觀點：對有限責任公司采取折衷資本制，而對股份有限公司實行授權資本制。在這個問題上，多數學者的分析論證主要立足于資本制度本身的優越性，但鮮有充分考慮在現階段我國的相關社會環境是否適合實行這兩種制度。作為總體法律制度乃至社會制度系統中的一部分，某項具體法律制度是否會被整個制度系統和社會接納，其自身的優越性并不足以成為論證其立足于一國社會制度的充分必要條件。如果不能與現有的行之有效的制度磨合成為一體，或時機不成熟就貿然引進，再好的制度也只會被社會系統排斥在外，并由此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一個立法上的例證就是證券法確立的金融業分業經營的體制，雖然早在20世紀70年達國家金融業混合經營的趨勢就已初露端倪，但考慮到我國金融業總體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立法者還是切合實際地采取了金融業分業經營的經營監管體制，這不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拒絕與國際接軌，只是國情使然。

一、折衷資本制與授權資本制的共通之處

客觀地說，折衷資本制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法定資本制與授權資本制的優點，從辯證的觀點看，集兩種制度優點于一身的制度在某種程度上或某種情況下也會集兩種制度的缺點于一身，出資不實和導致欺詐的惡疾同樣會出現在折衷資本制中，并且隨首次發行資本與授權資本界點的位移而程度有所不同。既然折衷資本制設計的初衷是在部分地保證安全性的同時降低公司的門檻，那么公司設立時發行或繳付的資本必然只相當于公司總資本的一部分，那么從純理論上我們可以簡單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說折衷資本制更接近于某種資本制度的話，答案顯然是授權資本制。如果說公司濫設和導致交易秩序混亂是授權資本制的兩大致命缺點，折衷資本制同樣會遭遇類似問題。既然這兩種資本制度本身存在難以克服的缺陷，為什么許多國家還是選擇了其中之一呢？答案就在于，雖然從法律角度來說，“人的安全乃是至高無上的法律”[1]，但就經濟而言，效率應置于更重要的位置，從某種程度上說畢竟法律是為經濟服務的，這是國家選擇折衷資本制或授權資本制的根本原因。當然，筆者并不是說法律制度必須完美無缺，因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如果要基于某種制度的優點采用該制度，必須同時為其固有缺陷“買單”，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將此缺陷帶來的社會成本和經濟成本降至最低。也就是說，采用某項法律制度不僅要從制度本身考慮，同樣要有經濟上的考慮。引用法律制度不能不計成本，就比如在原始社會中土地的主要用途是放牧而不是耕種，相對于土地數量而言，社會人口較少，牧群也很少。在此不存在施肥、灌溉等其他使土地增值的手段、技術。在這種情況下，實施土地所有權的公共登記制度可能會遠遠超過其收益，并且代價很大[2]。同理，在公司資本制度的問題上如果時機選擇不當會遭遇同樣情形——付出本可避免的經濟代價與社會代價。在此筆者認為授權資本制與折衷資本制安全性缺陷的彌補，首期繳付或發行的資本并不起決定性的作用，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完善的個人和社會信用系統及具有較大能動性的司法制度。

二、中國實行折衷資本制與授權資本制度的時機仍不成熟

本文作者：冀小龍工作單位：西北政法大學

通過以上分類將對我國行政授權立法的總體情況有一初步的了解，但是立法實踐往往是復雜的，我們不能以一概全，而應繼續探索發現，以求對其有更新地認識。

我國行政授權立法中存在的相關問題

行政授權立法的正當性經得住實踐的論證，已經成為現今社會的一種通說，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化與發展，我國的行政授權立法迅速地發展起來，貫穿于國家行政管理的各個領域，為我國的經濟建設作出了極大地貢獻，受到了政府與理論界的重視，但是在制度確立與發展中，關于這種制度的弊端，人們也有不少的議論，主要質疑集中在授權立法對權力機關立法權的沖擊和授權立法的濫用上，基于此，人們認為應當嚴格限制行政授權立法，甚至有學者提出“授權立法利弊得失皆有，兩相權衡，弊大于利，得小于失。國家權力機關的立法權應當集中行使，減少或避免授權分散?！惫P者認為這種觀點不免有點極端化，目前，行政授權立法已經成為一種社會現實，我們所要關注的不應再是它的存廢問題，而應該是如何發揮其優越性，克服其存在的弊端，從而讓其更好地執行。但是縱觀我國的行政授權立法，我們發現確實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行政授權立法的立法理念缺失行政授權立法理念缺失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行政授權立法既具有行政性又具有立法性，同時又要考慮到授權性，行政授權立法應當有立法的科學性和實踐性，但是在立法實踐中，一些法規、規章內容缺乏科學性，概念模糊，邏輯性差，有的甚至包含了大量道德的、籠統的要求，缺乏可操作性；一些行政機關不考慮出臺的法規、規章是否符合本地的實際狀況，盲目跟風出臺相關法規、規章，造成了法制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不論是對授權機關還是受權機關，行政授權立法都是職權行為，所以授權者和立法者都應當謹慎負責對待，但是現實立法中行政機關往往尋租部門利益，有利握權、無利授權、該授不授、該立不立現象時有發生。2.行政授權立法相關授權事項規定不明確這主要是從授權立法的實際操作層面來分析的，主要表現為現實立法中授權理由不明確，授權范圍和應遵循的原則不明確，缺乏相應的授權期限和授權標準規定，授權立法程序混亂、過于簡單、缺乏立法程序的嚴肅性，授權規定的文字表述不夠規范、不夠明確或者過于彈性，如法條沒有直接明確規定受權機關在授權的情況下“應當”制定行政法規或者行政規章。這些問題直接導致了行政授權立法中亂立法、不立法或者以通知、決定代替立法的現象。雖然《立法法》第10條、第11條對我國人大專門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的立法目的、原則、范圍以及與正式法律的接軌問題進行了規定，但是這些規定是否適應于其他的法條授權，以及如何來具體運作則沒有相應的依據。在總體上來講我國現在需要一部專門的授權法對行政授權立法的主體、授權范圍、授權目的以及授權立法程序進行相應的規定。3.行政授權立法缺乏應有的監督機制監督是保障制度運行的最好機制，再好的制度如果沒有監督的話都有可能偏離制度本意。授權立法作為一種技術性和實踐性較強的立法活動，本應有完善的監督機制，但是我國目前行政授權立法的監督卻不盡如人意。首先，立法機關對授權立法的監督控制不力，立法機關的授權是行政機關行政授權立法權力的來源，立法機關應該對授予行政機關的本該屬于自己行使的權力負責，其可以進行授權控制、撤銷控制和備案批準控制等。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立法機關并沒有很好發揮自己的監督權，立法機關的授權范圍、性質和程序等都不甚明確，喪失了授權監督的第一道防線；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制定的行政立法所擁有的撤銷權和改變權幾乎從來未行使過，其備案審查也只是僅備不查、不告不理。其次，行政監督成效不大，行政機關內部上級對下級的變更、撤銷監督權的行使缺乏應有的機制保障，同時由于受部門利益影響的評價，人們對其不持支持態度。再次，司法機關的監督審查權行使不到位，雖然我國沒有建立起司法機關審查行政授權立法的司法審查制度，但是實際上人民法院享有對行政規章的參照使用權，即合法的使用，不合法的不予使用，其實際上享有了一定的審查權，但是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受人民法院地位的限制，這項監督權沒能發揮實效。最后，行政授權立法的監督缺乏社會民眾的參與，民眾意見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民主制度賦予了人民群眾監督權，而且法制發展中公民對行政授權立法的建議也越來越多，但是真正被接受并進行相應審查的幾乎沒有。

完善優化我國行政授權立法制度的措施建議

行政授權立法存在著以上的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但是正如上文所說，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不應是它的存廢問題，而應該是如何進一步的完善這種制度，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優化我國的行政授權立法制度。1.樹立正確的授權立法理念首先，明確行政授權立法是一種民主行為和職責行為，是一種神圣的職責，立法者應在充分考慮民意的基礎上忠于法律，忠于職責，淡化部門利益，做到行政授權立法“有需而授，該立則立，完善法制，服務于民”。其次，必須保證行政授權立法符合法律的科學性，行政授權立法應有法律的規范性，應當避免政策性、口號性、道德性的規定，既要符合授權法的精神，又要體現出實踐的操作性，要邏輯嚴謹，行政授權立法制定出的規范性文件一定屬于法律的范疇，即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再次，行政立法機關應當保證行政授權立法符合本地、本部門的實際情況，可以適當借鑒，但應綜合考慮授權立法的實施效果、立法效益，確保其忠于授權法的本意。2.制定一部完善的調整行政授權立法的法律行政授權立法作為一個過程，先要有一部授權法，我國雖有授權法，但是大都比較分散，內容過于籠統，而且規定不一。目前行政授權立法中出現的法律沖突和立法混亂的現象，和我國缺乏一部授權立法法律有著必然的聯系。制定一部授權立法法律，并不是說要對授權立法的所有事項都作出具體而詳盡的規定，授權立法法律可以對下列事項進行規定：首先，可以規定授權立法包括行政授權立法的基本原則、法律地位、授權機關、受權機關、授權理由、授權事項和范圍等，作為授權立法的權限依據。其次，可以規定授權立法的立法方式、立法期限和時間、立法程序、立法的操作性要求、立法的文字表述、立法文本名稱等，作為授權立法的程序依據。最后，可以規定授權立法的立法限制事項、立法責任、立法審查備案、立法撤銷變更、立法監督等，作為授權立法的效力保障依據。之所以要對這些事項進行不同于一般授權條文的規定，是因為這些事項具有全局性、指導性、普遍性。比如在對某行政機關的授權中用到：“由某機關另行制定實施細則”，那么“實施細則”詞語應該如何進行解釋，是直接制定行政法規、行政規章，還是像立法實踐中那樣，政府可以將其制定為通知、決定等規范性文件，這就需要進一步明確。又如專門授權立法和法條授權立法兩種授權方式的適用范圍也有必要予以明確。①3.完善我國行政授權立法的監督機制縱觀法制發展，我們深知保持對權力的高度懷疑和警惕是法治社會應有的態度，行政授權立法在立法實踐中被廣泛地運用，為了防止行政授權立法權的濫用，我們有必要加強對其的監督。首先，加強和完善立法機關對行政授權立法的監督。立法機關應當切實履行監督職責，從授權到備案對行政授權立法的權限、范圍、可操作性和法律價值進行必要的監督和評價，要用好自己的授予權和批準權，要敢于用自己的撤銷權，加強對行政授權立法的備案管理。其次，落實行政機關自查自糾的監督機制。完善行政授權立法的報批制度，由政府法制部門對其進行批準、備案和管理，上級政府要敢于用自己的撤銷權和變更權，落實行政授權立法監督審查責任制，建立責任追究機制；落實行政復議制度，拓寬行政授權立法的監督渠道。最后，加強司法審判監督、擴大民眾監督力。切實保障司法獨立，保障人民法院有效行使對行政規章的參照使用權，使這項“有限的司法監督權”落到實處，可以建立相應級別行政立法的司法審查制度，即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由最高人民法院對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進行審查。②對行政授權立法的監督應當重視廣大民眾的力量，要進一步完善行政授權立法聽證程序、行政授權立法意見聽取程序、行政授權立法效能民眾參評制度，充分發揮人民的監督主體地位。綜合以上監督措施，筆者認為以下監督機制可以嘗試：在省級以上人大常委會機關設立一個行政立法審查委員會，其組織由人大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派員及公民代表組成，它的日常工作是審查行政立法，包括行政授權立法的合法性，進行批準和備案管理；在行政立法的具體運用中，如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中產生沖突，可以直接提交審查委員會，由其召開例會，要求行政立法機關對其行政立法進行合法性說明；經過審查如果合法的話，使用將不會存在問題，不合法的話，將由審查委員會協調相關行政機關予以撤銷或變更，或者以人大常委會名義予以撤銷。行政授權立法制度發展到今天，被各國承認并確立下來，既與其制度本身的優越性有關，又是順應世界經濟發展、現代政府管理創新的必然要求。行政授權立法制度與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現實相結合，促進了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與此同時其本身也暴露出了諸如立法理念缺失、立法技術不夠成熟、監督缺位等與我國發展不相適應的弊端，但是我們不能就此來否定行政授權立法，這些弊端的出現是和我國復雜的國情有關的，我們評價一種制度一定要和特定的國情相結合，我國行政授權立法具有正當性，我們所要做的就是結合實際克服其弊端，使其不斷優化，相信在立法理念回歸、立法技術成熟、實現有效監督的情況下，我國的行政授權立法制度必將無愧于偉大的法治時代。

國外對心理授權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是管理實踐者和研究者在對管理授權進行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伴隨著20世紀80年代西方教育改革的進行，授權被引入到學校教育領域。作為學校組織行為學和教師心理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目前我國在教師心理授權方面的研究剛剛處于起步階段。因此，開展教師心理授權方面的研究，在為學校管理工作提供實踐指導的同時，對于豐富教師工作心理領域的研究也有著重要意義。本文擬對教師心理授權相關研究作一簡要介紹和總結。

一、教師心理授權的內涵、結構及測量

（一）教師心理授權的內涵

在探討教師心理授權之前我們有必要了解授權與心理授權的概念。

由于分析的角度或側重點的差異，長期以來學者們對于授權的定義一直未能達成共識。授權即放權，從領導科學的角度講，授權是一種用人策略。授權使權力下移，從而使下屬感到自己是分擔權力的主體，這樣他們就會在權力的支配下形成更為有效的凝聚作用和責任力度。康格(Conger)等(1988)認為，研究者應該從關注授權的管理實踐到關注授權后個體所產生的體驗，從個體體驗的角度來定義授權。因為只有當個體體驗或感覺到“被授權”之后，授權才能真正產生效力。他們把授權定義為：員工的努力、績效期望水平的提高，即自我效能的提升。

托馬斯（Thomas）等(1990)在康格等的基礎上提出了心理授權的概念，心理授權是指個體體驗到的心理狀態或認知的綜合體，這個綜合體是四種認知的格式塔：工作意義、自我效能、自主性和工作影響。工作意義是指個體根據自己的價值體系和標準，對工作目標和目的價值的認知；自我效能是指個體對自身完成工作的能力的認知；自主性是指個體對工作活動的控制能力；工作影響則是指個體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影響所在組織在戰略、行政、管理和運營等方面的結果。目前，托馬斯等提出的心理授權概念及其結構已經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可，到現在該概念仍被廣泛沿用。

摘要：與傳統貸款業務征信授權所需的現場身份核實和紙質授權不同，互聯網信貸通過互聯網渠道以電子簽名的方式線上完成客戶身份識別、信用信息查詢和數據報送的授權。但由于當前各機構線上授權機制欠完善，存在著電子授權法律效力不足、客戶身份真實性難以認定、授權內容和用途約定不明確、信息主體權益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問題，容易導致違規查詢、冒名貸款和征信投訴等風險。應通過完善電子授權流程及技術規范、加強客戶身份真實性審核、規范電子授權合同內容、強化征信監管執法、加強信息主體權益保護等措施，促進互聯網信貸和征信授權依法依規銜接，確保征信授權的真實性和規范性，依法保障信息主體的合法權益。

關鍵詞：互聯網信貸；征信授權；信用信息；征信監管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消費金融公司、小額貸款公司、民營銀行等互聯網放貸機構陸續接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截至2017年末，已有1214家小額貸款公司、17家消費金融公司、8家民營銀行接入中國人民銀行征信系統。與此同時，商業銀行等傳統接入機構也紛紛依托互聯網技術開展信貸業務，成立直銷銀行部，推出線上信貸產品。相比于傳統信貸業務，互聯網信貸充分利用互聯網和移動通信技術，通過大數據信息和風險模型，大幅提升信貸風控水平和審批效率，有效突破了傳統信貸業務的時間與空間限制，更好地滿足了廣大客戶短、小、頻、急的信貸需求。據統計，截至2017年末，中國互聯網信貸余額約2.21萬億元，同比增長63.7%。與此同時，互聯網信貸信用報告查詢量也呈現爆發式增長態勢。以深圳前海微眾銀行為例，截至2017年末其授信客戶超過3400萬人，比上年末增長1.2倍，累計向1200萬人在線發放貸款，信用報告的年查詢量突破1000萬人次，同比增長超過50%。與傳統信貸征信授權所需的現場身份核實不同，放貸機構通過互聯網渠道獲取客戶對數據報送和征信報告查詢的授權，只需客戶在線填寫身份信息、勾選電子授權書等，便可線上完成客戶授權真實性審核，進而查詢和報送客戶信用信息。但互聯網信貸線上征信授權的方式往往因缺乏有效的身份驗證，而存在大量頂替或冒名辦理業務的風險。同時，互聯網放貸機構通過線上電子簽名的方式獲取客戶征信查詢授權的法律效力也有待商榷，使得在信息主體否認授權查詢的情況下，難以認定查詢機構提供的授權查詢資料的真實性，對是否本人真實授權無法提供有力證明。因此，如何規范互聯網信貸征信查詢授權，確保征信查詢授權的真實性，依法保障信息主體合法權益，是當前征信監管面臨的迫切任務。

二、互聯網信貸征信授權的主要做法

目前開展互聯網信貸業務的主要有網絡小貸公司、互聯網金融機構和傳統銀行業金融機構等。在本質上，征信電子授權是依托互聯網平臺，將紙質授權轉化為電子形式，借助電子簽名等身份識別技術獲取客戶授權，再通過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查詢客戶的信用信息。其核心是電子簽名及其他新型身份識別技術，應用場景不同，身份識別技術安全等級也不同［1］。在具體操作上，各類機構征信電子授權流程大同小異，其主要利用用戶綁定的銀行卡、電話號碼等信息識別客戶，再由信息主體在線勾選“同意查詢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選項，輸入密碼驗證后簽訂電子“征信授權書”，授權查詢客戶信用信息。在具體的網絡客戶身份識別技術上，不同機構由于自身技術水平和資源條件的差異，使用的技術和方法不同，識別效果和安全等級也不一樣。

第一條為進一步規范*區財政國庫管理制度改革，提高財政授權支付改革試點預算結余資金結轉工作效率，方便改革單位用款，確保財政資金安全、規范、高效，根據財政部《關于印發<財政國庫管理制度改革試點預算結余資金處理的有關規定>的通知》、*市財政局《關于印發<*市市級單位財政國庫管理制度改革試點預算結余資金處理的有關規定>的通知》和*市財政局《關于印發〈*市財政國庫管理制度改革單位年終結余資金賬務處理暫行規定〉的通知》以及*區財政局《關于印發<*區財政國庫管理制度改革試點資金支付管理辦法>的通知》，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財政授權支付改革試點年終預算結余資金（以下簡稱結余資金），是指按照有關財政、財務制度的規定，區財政核批預算單位跨年度結轉使用的資金，即預算單位按區財政核批的當年納入財政授權支付改革試點資金范圍的預算指標（包括追加追減預算指標）減去當年財政授權支付數的差額，包括基本支出結余、專項業務費結余和項目支出結余資金。

第三條預算單位結余資金的申報程序

一、當年12月31日工作日結束時，銀行通過網絡和紙質兩種方式向區財政國庫科（支付中心）提供《預算單位零余額賬戶年度對賬單》（附件1），經區財政國庫科（支付中心）核對無誤后，開具《財政授權支付匯總清算額度注銷通知單》和《財政授權支付額度注銷通知單》（附件3），加蓋印章后分別送國家金庫*支庫和銀行。國家金庫*支庫和銀行據此注銷預算單位零余額賬戶授權支付額度。

二、銀行于下年度第一個工作日，將《財政授權支付額度注銷通知單》送達所屬各有關分支機構，各分支機構于次日向預算單位提供對賬單和《財政授權支付注銷額度到賬通知書》（附件4）。

三、預算單位于下年度四個工作日內對截至12月31日時點財政授權支付額度的下達、支用、余額等情況與銀行進行對賬簽證，并將銀行的《財政授權支付注銷額度到賬通知書》作為記賬憑證，進行年終注銷額度賬務處理。

【摘要】在企業營銷的過程中，盲目進行品牌授權經營的現象屢見不鮮。本文對品牌授權經營的好處和風險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在此基礎上就如何正確地進行品牌授權經營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關鍵詞】品牌授權風險品牌授權體系

一、品牌授權，創造“三贏”局面

品牌授權又稱為品牌許可，最初起源于歐美國家，是指品牌的擁有者在一些商定的條款（如使用品牌的商品類別、商品銷售的地區和使用的時間段）的基礎上通過有關協議，允許被授權商使用授權商的品牌生產銷售某種產品或提供某種服務，并向品牌授權商支付商定數額權利金的一種經營方式。

品牌授權作為市場營銷的重要工具在歐美發達國家已廣泛開展，它也被稱為21世紀最有前途的商業經營模式。據一項調查顯示，目前品牌授權業最發達的美國占據了世界品牌授權業65%左右的市場份額。相比之下，中國在世界品牌授權業所占的份額不足0.5%。有關專家表示：中國應引進品牌授權經營模式，大力發展相關產業。

有關專家同時也指出，品牌授權對中國而言是一個新興的行業，它可以為市場創造一個“三贏”的局面。

摘要：在市場經濟中，技術水平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對于自主研發能力有限的企業來說，技術引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技術授權是技術引進的一個重要途徑，也是技術創新市場化、商業化的重要渠道，尤其對那些不從事產品生產如大學及科研機構，技術授權是其收回研發成本和賺取部分利潤的一個重要手段。文章從技術擁有企業是生產性企業和非生產性企業兩個方面，按照文獻的發展脈絡與邏輯關系對技術授權合同的選擇、技術授權對象的選擇以及技術授權的社會福利效應進行了概括和總結，并分析了最近技術授權研究的最新發展趨勢。

關鍵詞：技術授權；非生產性企業；生產性企業

一、非生產性企業的技術授權

在很多國家，一些高素質的研究人員分布在大學和科研機構，大學和科研機構成為生產知識的地方，成為知識創新的主體，這些單位很少從事相關產品的生產，必須通過技術授權來完成技術的產業化過程，如Thursby&Thursby（2002）具體的分析了大學專利商業化的過程。在現實中，一些不從事生產活動的科研機構或大學通過技術授權方式轉讓其技術也時有發生，這也引發經濟學家思考這些問題：對于這些非生產性企業而言，選擇什么樣的技術授權方式其利潤最大？不同的授權方式對社會有什么不同的影響？對于這些問題分析，不同的產業組織專家回答不盡相同，即便結論相同，原因也不同。

Shapiro（1985）主要討論參與研發企業數目不同時，技術授權對研發激勵的影響。分析指出，當只有一個企業進行研發時，技術授權提高企業研發激勵，且此時的研發激勵高于社會最優水平；當有多個企業進行研發競爭時，技術授權對研發的影響不確定。同時，他還指出特許權收費便利了串謀，企業通過控制單位產出費來控制企業產出從而達到串謀的作用，而且雙重收費以及交叉授權更能達到完全的串謀作用。

在實際生產中，由于技術擁有者難于監督技術接受企業的產出以及技術接受企業獲得技術后可能會模仿生產等原因，導致特許權收費合同的實施不可行。因此，Katz&Shapiro（1985）只分析了固定收費合同條件下的技術授權。他們主要討論的是，當研發者拍賣技術專利后，獲得專利技術的生產企業向其競爭對手轉讓技術是否對研發者研發激勵的影響。研究表明：技術創新程度較低時，技術授權可能發生；技術創新為劇烈創新時，技術授權不會發生，若允許采取雙重收費的技術授權合同，則技術授權一定發生。技術授權對研發者的研發激勵影響取決于技術授權方和技術接收方的利益分配，若技術接收方獲利更多，則技術授權降低研發者的研發激勵。

第一條為了規范外商投資企業登記管理工作，明確各級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職責，嚴格執行國家外資法律、法規及產業政策，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外商投資企業登記管理權的申請、授予、履行及監督檢查工作，適用本辦法。

本辦法所稱的外商投資企業包括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資企業。

外國（地區）企業的分支機構和常駐代表機構、在中國境內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外國（地區）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分支機構,以及其他依照國家規定應當執行外資產業政策的企業，其登記管理權的授予和規范，適用本辦法。

第三條外商投資企業登記管理工作實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登記管理和授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記管理的原則。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負責全國的外商投資企業登記管理工作，并可以根據本辦法規定的條件授予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外商投資企業核準登記管理權。被授權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簡稱被授權局）以自己的名義在被授權范圍內行使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登記管理職權。

摘要：隨著現代企業規模的日益擴大，企業各個層次的管理者面臨著要處理的事情越來越繁雜，原來一個人經營一個企業或者一個部門的局面將不再適應企業的運作需要，這時候就必須考慮適當授權。然而，許多企業中的管理者很好地把握授權尺度，或者認為下屬能力不足以勝任，或者擔心下屬的能力得到發揮后將超越自己。如果管理者能充分運用授權的藝術，完全可以避免這些問題的發生。

關鍵詞：授權、管理、權力

授權是指管理者將自己的部分職權授予下屬行使，使下屬在一定的職責范圍內全權進行工作，同時管理者對下屬的工作結果承擔最終責任。與分權不同，授權是各個層次的管理者都必須掌握的一門職能，一個成功的管理者，會通過適當的授權，讓下屬充分發揮積極性和創造性，分擔自己的工作，達到完成任務的目的。為了解決許多企業管理者不愿意授權給下屬的現狀，我們進一步探討如何才能避免授權引發的一系列問題而又做到有效授權：

一、授權的內容和特點

管理者在授權之前，一定要清楚授權的內容，這樣有利于把握授權的根本方向，有準備地將權力授予下屬。授權一般包括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分派任務，即管理者將部分任務分派給下屬，讓下屬獨立完成；一是授予權力，即將權力授予下屬，使之有權處理具體的某項任務，授予的權力隨著任務的完成而消失。許多管理者在對授權的理解上存在著嚴重的誤區：認為授權等于將這部分職權放棄，其實，授權只是一種暫時性的行為，它隨著項目的完成而消失，在此過程中，管理者還可以隨時收回授予出去的權力，重新安排授出。所以，授權者授權不是權力的放棄或轉讓，只是為了使下屬能在替自己分擔的工作中更好地掌握進程，暫時將部分權力讓渡而已。

充分了解授權的特點有助于管理者對授權行為的進一步放開，也有助于管理者在授權時更好地掌握授權尺度。授權的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摘要：在市場經濟中，技術水平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對于自主研發能力有限的企業來說，技術引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技術授權是技術引進的一個重要途徑，也是技術創新市場化、商業化的重要渠道，尤其對那些不從事產品生產如大學及科研機構，技術授權是其收回研發成本和賺取部分利潤的一個重要手段。文章從技術擁有企業是生產性企業和非生產性企業兩個方面，按照文獻的發展脈絡與邏輯關系對技術授權合同的選擇、技術授權對象的選擇以及技術授權的社會福利效應進行了概括和總結，并分析了最近技術授權研究的最新發展趨勢。

關鍵詞：技術授權；非生產性企業；生產性企業

一、非生產性企業的技術授權

在很多國家，一些高素質的研究人員分布在大學和科研機構，大學和科研機構成為生產知識的地方，成為知識創新的主體，這些單位很少從事相關產品的生產，必須通過技術授權來完成技術的產業化過程，如Thursby&Thursby（2002）具體的分析了大學專利商業化的過程。在現實中，一些不從事生產活動的科研機構或大學通過技術授權方式轉讓其技術也時有發生，這也引發經濟學家思考這些問題：對于這些非生產性企業而言，選擇什么樣的技術授權方式其利潤最大？不同的授權方式對社會有什么不同的影響？對于這些問題分析，不同的產業組織專家回答不盡相同，即便結論相同，原因也不同。

Shapiro（1985）主要討論參與研發企業數目不同時，技術授權對研發激勵的影響。分析指出，當只有一個企業進行研發時，技術授權提高企業研發激勵，且此時的研發激勵高于社會最優水平；當有多個企業進行研發競爭時，技術授權對研發的影響不確定。同時，他還指出特許權收費便利了串謀，企業通過控制單位產出費來控制企業產出從而達到串謀的作用，而且雙重收費以及交叉授權更能達到完全的串謀作用。

在實際生產中，由于技術擁有者難于監督技術接受企業的產出以及技術接受企業獲得技術后可能會模仿生產等原因，導致特許權收費合同的實施不可行。因此，Katz&Shapiro（1985）只分析了固定收費合同條件下的技術授權。他們主要討論的是，當研發者拍賣技術專利后，獲得專利技術的生產企業向其競爭對手轉讓技術是否對研發者研發激勵的影響。研究表明：技術創新程度較低時，技術授權可能發生；技術創新為劇烈創新時，技術授權不會發生，若允許采取雙重收費的技術授權合同，則技術授權一定發生。技術授權對研發者的研發激勵影響取決于技術授權方和技術接收方的利益分配，若技術接收方獲利更多，則技術授權降低研發者的研發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