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范文10篇

收入差距主要是通過消費的分化體現出來。據分析，城鄉居民名義消費支出差額從1990年的406元擴大到了2012年的7000多元，城鄉居民實際消費支出比從1990年的1．7∶1擴大到2012年的2．16∶1，所以隨著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江西省城鄉消費差距的變動與之呈現同步變化的態勢（如圖1），而且農村居民生活消費水平落后城鎮居民至少十年。

1江西省城鄉居民收入與消費差距的相關分析

江西省城鎮和農村具有較明顯的二元經濟結構特征。城鎮居民主要以工資性收入為主，江西省工資性收入對總收入增長的貢獻率高達50％，因此消費的穩定性較強。而農村居民主要依靠農產品的銷售收入，江西作為一個典型的山區省份，農業的產出和農民的收入都非常不穩定，受客觀因素影響較大，因此消費支出的非穩定性波動十分明顯。由圖2可知，1990—2012年江西省城鄉居民收入與消和消費差距（根據歷年江西統計年鑒整理得出）費差距之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可以用線性方程擬合。因此，可以說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很大程度上打擊了農村居民的消費信心，另一方面農村居民有節儉的傳統，儲蓄意識較強，最終使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難以得到潛力巨大的農民群體的支撐。

2江西省城鄉居民收入與消費差距的實證分析

2．1數據的選擇與模型的設定為了保證分析口徑和樣本區間的一致性，本文所有數據都取自于《江西統計年鑒（1991－2012）》，具體的計量分析采用Eviews6．0完成。在模型的設定上，用y表示城鄉消費差距，具體數據由江西省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相減求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作為解釋變量，用x來表示，具體數值由江西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減掉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得出。

2．2序列的單位根檢驗對于非平穩序列的方程估計，容易造成不能預測未來信息的“偽回歸”，因此本文先采用ADF檢驗方法來判斷，其中最優滯后期根據AIC和SIC準則自動選取。由圖2可以看出，兩者具有明顯的線性關系，因此ADF檢驗選擇既含有趨勢項又有截距項。由表1可知，lny和lnx序列不能拒絕原假設，是非平穩的；但經過二階差分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因此可以確定二者都是二階單整序列。

一

只要不是對中國有偏見的人，都會承認中國三十年的改革與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它徹底地化解了計劃經濟時代城鄉居民物質文化需求增長與供應極度短缺的矛盾，不僅解決了億萬人民的溫飽問題，而且促使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步入小康生活的行列。因此，對中國三十年的發展給予任何贊譽都不為過。

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及改革進程中的某些做法，我們雖然走出了共同貧窮的時代，卻也在發展中進入了一個不和諧的時期。這種不和諧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當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

大量相關研究表明，包括城鄉間、地區間、行業間、不同社會群體間的收入差距急劇擴大，貧富鴻溝越來越深。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按國際標準，這一數字在0.3以下為最佳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為警戒狀態，達到0.6則屬于社會動亂隨時會發生的危險狀態。這一數字在中國的發展情況，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調查，包括各種集體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內，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45，而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中國基尼系數從1980年的0.33擴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擴大至0.458，有的地區已經達到0.467。

貧富差距還可以從財產分布方面看：中國人民銀行2006年1月15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12月末，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突破14萬億元，達到141050．99億元。人均儲蓄超過1萬元。這個數字比1978年城鄉居民儲蓄額為210.6億元，人均不到22元，強了多少倍，人們不難計算。問題在于，這樣龐大的居民存款是如何分布的。國家統計局披露，在城市，收入最高的10%人口擁有全部城市收入的45%，而收入最低的10%人口則只擁有全部社會收入的1.4%。這說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相當嚴重。還有專家預言，貧富差距在未來十年將進一步擴大。

摘要:伴隨著我國社會整體經濟水平的顯著提高,我國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開始擴大,成為收入分配領域最突出的變化,也是影響和制約社會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和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結合數據分析目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現狀,并從多個角度闡明引起這種差距的原因,對于進一步采取對策縮小差距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收入差距;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城鄉差距問題在解放前就存在,但是由于城鄉收入差距近幾年不斷呈擴大趨勢,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首先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的方略,接著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個統籌”的改革發展要求中將“統籌城鄉發展”位于首要位置。黨的十七大又明確提出了“要推進城鄉協調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意義更加重大。2004年和2005年的兩個中央一號文件,其最終目標也就是想要通過農民收入的提高,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城鄉統籌。

由此,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是從根本上解決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問題和新階段三農問題、推進農村小康建設的客觀要求,對于促進城鄉關系的協調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城鄉收入差距在我國整體的現狀數據分析

(一)城鄉居民總體收入水平不斷提高

摘要：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伴生了地區、城鄉、行業、階層和不同學歷層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現象。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既有合理因素，更有不合理因素。不合理因素有：價格體系不合理和市場調節資源配置的作用不能充分發揮；城鄉二元結構；稅收執法漏洞和稅收手段落后導致的國稅流失；違法經營、以權謀私等“灰色收入”。對待收入差距，首先，重視當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給社會帶來的不利影響；其次，政府要做出切實可行的努力，遏制收入差距的任意擴張和蔓延。

關鍵詞：收入差距；原因；對策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在實現經濟形式多樣化，調整產業結構和改革分配模式的過程中，伴生了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這一問題因為逐漸成為阻礙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所以，如何認識和對待收入差距的擴大，也就成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只有深入分析中國收入差距的現狀、成因，找出癥結所在，才能對癥下藥。

一

只要不是對中國有偏見的人，都會承認中國三十年的改革與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它徹底地化解了計劃經濟時代城鄉居民物質文化需求增長與供應極度短缺的矛盾，不僅解決了億萬人民的溫飽問題，而且促使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步入小康生活的行列。因此，對中國三十年的發展給予任何贊譽都不為過。

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及改革進程中的某些做法，我們雖然走出了共同貧窮的時代，卻也在發展中進入了一個不和諧的時期。這種不和諧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當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

[摘要]近年來，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日益加大，與此同時我國城鎮居民的消費傾向也有下滑趨勢，本文在理論和實證兩方面肯定了二者之間的聯系，并指出了調節收入差距，擴大消費需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關鍵詞]收入差距邊際消費傾向平均消費傾向

近幾年來，說起收入差距，人們關注的視線過多地放在了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差距上。然而，隨著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隨著國有企業改革改制的推進，隨著社會競爭的日益激烈，城鎮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下崗、失業又在不斷增加，再加上涌入城市的一大批農民工，使城市的失業人員不斷增加，低收入和靠失業金生活的人越來越多，城市中形成了一個相對貧困的群體，使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加速擴大，遠遠超過了城鄉之間居民的收入差距。近年來我國城鎮居民面臨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國的消費需求一直不振，消費不振與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之間是否有一定的聯系是近年來很多學者一直在探討的問題，本文在理論和實證兩方面肯定了二者之間的聯系，并指出了調解收入差距，擴大消費需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收入差距對消費影響的理論分析

為了研究的方便，現將城鎮全體居民按某一收入標準劃分為兩類群體: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設高收入群體的總收入為Yh，其平均消費傾向為Ch(O＜Ch＜1);設低收入群體的總收入為Yi，其平均消費傾向為Ci(O＜Ci＜1);根據平均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有Ch＜Ci成立；設全體居民的總收入為Y，則有Y=Yh+Yi;設β=,（0<β<1），則β為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β的大小體現收入差距程度大小，因此β為收入差距系數。

總量消費的一個關系式:C=ChYh+CiYi（1）由Yi=Y-Yh及Yh=βY，代入(1)式并整理，可得(1)式的另一種表達形式:C=[βCh+(1-β)Ci]Y（2）記C=Y（＝βCh+(1-β)Ci)

目前，我國絕大多數普通勞動者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就業收入。由于就業是民生之本，因而失業風險的主要承擔者，往往是那些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平民百姓，或者稱“弱勢群體”。這些人本來收入就不高，一旦失業有的就基本失去了收入來源而成為新的“赤貧”。據權威部門的專家分析，近年來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相對緩慢，首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下崗失業人員在不斷增加。調查表明，80%左右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下降，是因其家庭主要成員長時間下崗或失業造成的。另一方面，農民收入低下，成了最大的低收入群體，這無疑與我國廣大農民長期“就業不充分”密切相關?？梢姡I問題突出，就業形勢嚴峻是導致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筆者認為，縮小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關鍵應該是積極擴大就業，給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一、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現狀及趨勢

(一)是城市居民間收入差距拉大。一方面，高收入者的收入大幅度增長。在一些地區，高收入和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相當突出。據最新的調查統計，最富裕的20％的人口掌握的財富是最貧窮的20％人口的11倍，而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一般在6～7倍。另一方面，相對貧困化人口在不斷增加。據民政部調查，全國城鎮應列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圍的達1938萬人，占全國非農業人口的5.8％，在個別老工業基地占20％。而城市貧困人口中95％是下崗職工。盡管大多數城市制定了最低生活保障線，但由于多種原因得不到實施。一些下崗職工是再就業無去處、生活無著落、醫療無保障、甚至孩子上不起學。因此，筆者認為，縮小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關鍵不在于“劫富”，而在于濟貧，讓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員重新再就業。

（二）是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按國際勞工組織發表的1995年36個國家的資料，絕大多數國家的城鄉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個國家超過了2，中國是其中之一。從全國范圍看，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占總收入差距的75%，個別省份甚至可以達到85%以上。2000-2002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6280.0元、6860.0元，7779.2元；而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別為2253.4元、2366.4元、2476.9元。城鎮居民收入分別是農村居民收入的2.79倍、2.90倍、3.10倍。表面上看，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為3.1：1，而實際上可能更高。由于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各種福利性補貼無法統計，如教育、住房、醫療，以及公共用品上的消費，比如用電，公共交通等，實際收入被低估；而農民收入可能被高估，如果扣除農民收入中不可交易的實物性收入，以及農民收入中要用于下一年再生產的生產資料，其收入更低。據估計，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實際是5：1甚至是6：1（趙欣欣等，2003；吳忠民，2003），這一比例遠遠高于其他國家，并且呈不斷擴大的趨勢。

按照“十五”計劃安排，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都保持5%的年均增長速度，這樣，“十五”期末城鄉居民的絕對收入差距，將由2000年的4026.6元進一步擴大到2005年的5193元?！笆濉鼻皟赡辏擎偩用袢司芍涫杖朐鲩L都在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2倍以上。2003年前三季度，城鄉收入差距仍保持在2倍水平。以此計算，則“十五”期末城鄉收入差距將至少繼續擴大到3.5：1左右。

二、嚴峻的就業形勢導致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一、河南城鄉收入差距和消費現狀

(一)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狀況

河南省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收入近年來都有明顯的提升，但是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有不斷變大的趨勢。另外，我們還可以用相對收入差距來進一步表示城鄉收入差距狀況。無論是從名義量上來看，還是從實際量上來看，城鄉收入比都經歷了先縮小，后擴大，再縮小，再擴大的變化。從1978年到1984年，相對收入差距從總體上看是下降的。到1984年，城鄉名義收入比從1978年的3.01下降到1.78;實際收入比下降到1.64。(城鄉居民名義收入之比=城鎮居民名義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名義人均純收入;城鄉居民實際收入比為以上二者的實際量之比)從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城鄉收入比變大，1994年名義收入比達到2.88;而實際收入比達到2.24。隨后的四年間，城鄉收入比再一次下降。到1998年，名義收入比下降到2.26;實際收入比則下降到1.79。而這種下降并沒有在此后的幾年繼續下去。從1999年開始，我省城鄉收入比再次擴大，到2003年達到最高水平，名義收入比為3.10;實際收入比為2.47。名義收入比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值。2003年以后，城鄉收入比變化不大，名義收入比基本穩定在3.00左右，而實際收入比則在2.40左右徘徊。

(二)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對比

2013年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達到14821.98元，是1978年的54倍;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為5627元，是1978年的68倍。雖然城鎮和農村消費額都在不斷提高，但城鎮居民的消費的絕對量遠遠高于農村居民水平。從總體上來看，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平均消費傾向是趨向于降低的。這符合凱恩斯的假設，即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從而帶動了平均消費傾向的降低。此外，我們還能看出，在改革開放的大部分時間內，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要高于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這與凱恩斯的理論相悖，按照凱恩斯的理論高收入人群應該有較低的消費傾向，而低收入人群具有相對高的消費傾向。產生這樣的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農村居民不得不拿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來進行儲蓄，從而導致當期的平均消費傾向降低。

二、收入差距對消費需求影響的理論分析

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地區之間、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特別是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本文通過梳理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多種因素，利用1992－2017年我國各省市的面板數據，考察了以外商直接投資為核心變量的多種因素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產生的影響，并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收入差距面板回歸模型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得以逐步確立，在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這一過程中，我國的開放政策、勞動力規模以及潛在的市場吸引了大規模的外國資本，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引資國之一。有資料表明，外商直接投資雖然在資本擴充、創造就業機會、提高競爭力等層面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但外資的大量流入從經濟安全、社會穩定等層面產生了負面影響。特別是收入差距的惡化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據統計，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2.57倍縮減至1985年的1.86倍，這是因為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優先實施農村改革，引領農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但之后，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2002年已超過3倍，2009年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3.33倍。雖然2015年下降至2.73倍，但目前還保持著3倍左右的水平。日益加深的收入差距不僅對我國擴大消費和投資產生直接影響，而且對我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也帶來隱患。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外商直接投資是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技術密集型產業，該產業在國際貿易中發揮比較優勢的同時，聚集在城鎮的熟練產業工人的收入也隨之增加，從而影響著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收入差距。本文基于以往研究，以1992－2017年我國29個省市自治區為研究對象，采用面板回歸模型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并考慮到我國各地區之間經濟、環境等的差異性，在對我國進行整體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劃分為東、中、西部進行研究。

二、文獻回顧

Kuznets(1955)提出了國民收入差距隨經濟發展水平而波動，即在國家經濟發展初期收入差距加大，但經濟發展達到特定水平，收入差距便會縮小，這就是倒U形假設。Williamson(1965)以美國1950－1960年的地區間收入差距為研究對象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美國經濟發展初期收入差距逐漸加大，但經濟發展至成熟時期后收入差距逐漸縮小，進而證明了Kuznets的假設。收入差距呈現出多種類型，包括城鄉收入差距、地區間收入差距、產業間收入差距以及不同所有主體間的收入差距等。李實(2007)通過研究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在40%的程度上解釋了中國整體收入差距，從而說明城鄉收入差距是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而且強調了研究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性。有關外商直接投資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關系的研究可分為三大類型。首先是緩和效應。周娟、張廣勝(2009)采用1988－2005年間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資和非農村地區內的就業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的影響，結果外資的流入雖然具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效應，但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相關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限制，整體上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未能改善。盛斌、魏方(2012)以1998－2010年中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外資開放度、人均生產總值、農村就業率、貿易依存度、人力資本等為研究對象，采取面板數據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得知，外資的流入能夠遏制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尤其在東部沿海地區內其效應較為顯著。李貴茜(2012)應用2001－2008年山東省內17個城市的面板數據，選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經濟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比率、經濟開放度、貿易依存度、人均教育費用支出、醫療保險等變量進行分析，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對山東省城鄉收入差距起到了緩和作用。其次是擴大效應。周春應(2010)通過協整檢驗與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分析了1986－2007年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證明了外資的流入擴大了江蘇省城鄉收入差距。陳釗、萬廣華、陸銘(2005)通過實證分析證明，因為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流入到城市，所以有利于城鎮勞動力工資上漲，外資成為導致城鄉收入差距加大的重要因素。王海軍、李愿宏(2010)分析了1979－2009年間外商直接投資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的影響，結果表明，外資的增加使農村居民收入下降，而對城鎮居民的收入起到提升作用，即外商直接投資是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是倒U形關系。何楓、徐桂林(2009)以庫茲涅茨假設為基礎，采用1997－2006年我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呈現出顯著的到U形，還提出了當時我國位于倒U形曲線的左側，因此外資依存度的提高將擴大城鄉收入差距。詹宇波、劉榮華(2010)采用多種計量方法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也證明了外資的流入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呈現倒U形，而且外資的收入分配效應具有地區差異性。

摘要：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伴生了地區、城鄉、行業、階層和不同學歷層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現象。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既有合理因素，更有不合理因素。不合理因素有：價格體系不合理和市場調節資源配置的作用不能充分發揮；城鄉二元結構；稅收執法漏洞和稅收手段落后導致的國稅流失；違法經營、以權謀私等“灰色收入”。對待收入差距，首先，重視當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給社會帶來的不利影響；其次，政府要做出切實可行的努力，遏制收入差距的任意擴張和蔓延。

關鍵詞：收入差距；原因；對策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在實現經濟形式多樣化，調整產業結構和改革分配模式的過程中，伴生了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這一問題因為逐漸成為阻礙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所以，如何認識和對待收入差距的擴大，也就成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只有深入分析中國收入差距的現狀、成因，找出癥結所在，才能對癥下藥。

一

只要不是對中國有偏見的人，都會承認中國三十年的改革與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它徹底地化解了計劃經濟時代城鄉居民物質文化需求增長與供應極度短缺的矛盾，不僅解決了億萬人民的溫飽問題，而且促使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步入小康生活的行列。因此，對中國三十年的發展給予任何贊譽都不為過。

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及改革進程中的某些做法，我們雖然走出了共同貧窮的時代，卻也在發展中進入了一個不和諧的時期。這種不和諧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當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

一、引言

我國的加工貿易出口經歷了由早期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到目前以資本密集型產品為主，從早期主要占據加工裝配環節逐漸向上下游環節延伸，加工貿易增值率不斷上升的發展過程。加工貿易活動主要吸納從中西部地區轉移出來的農村剩余勞動力，21世紀初與加工貿易活動有關的就業人數近1億人，造成農民工跨地區的大規模流動。與此同時，我國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其中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更為嚴重。林毅夫等(1998)［1］采用TheilEntropy分解法考察農村內部、城鎮內部和城鄉之間的人均收入差距對總體收入差距變化所起的作用后認為，城鄉間差距對總體差距的影響最大，始終保持在一半左右。羅楚亮(2006)［2］認為，1988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21倍，1995年、2002年則分別上升到2．63倍、3．03倍。盡管造成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由于城鄉收入差距是伴隨對外貿易特別是加工貿易的快速增長而擴大的，因此加工貿易活動、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動與城鄉收入不斷擴大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內在聯系，就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

二、文獻回顧

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因素眾多，學者們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究。林毅夫等(1994)［3］從趕超戰略，李實等(2007)［4］從城市居民隱性補貼與地區價格差異，薄滂沱等(2015)［5］從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匹配程度和保險業去壟斷化，常遠等(2016)［6］從財政分權和產業結構調整，鄒杰等(2016)［7］從財政支農支出規模和財政支農力度，余菊等(2014)［8］從城市化率和社會保障支出，何富彩等(2016)［9］從城市化背景下財政支出結構，王建康等(2015)［10］從城市化進程，鄭萬吉等(2015)［11］、劉慧等(2017)［12］從產業結構升級，張璇等(2016)［13］從行政腐敗，劉曉光等(2015)［14］從交通和通訊基礎設施建設，馬綽欣等(2017)［15］、鄧偉等(2016)［16］、丁忠民(2013)［17］等從我國金融發展，楊金陽等(2016)［18］從農地產權，呂煒等(2015)［19］從土地財政，劉呂吉等(2015)［20］從政府衛生支出，朱紅恒等(2017)［21］從私營及個體經濟發展等諸多視角分析了有關因素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對外貿易也是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因素之一，但國內學者在對外貿易怎樣影響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上觀點不一。袁冬梅等(2011)［22］的研究結果表明，從全國范圍以及分地區來看，貿易開放度的擴大和制成品貿易比重的上升均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沈穎郁等(2011)［23］利用我國29個省區市1993—2008年的面板數據，考察了對外貿易、FDI等因素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結果表明對外貿易和FDI的增加均將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魏浩等(2011)［24］利用1978—2008年的數據，對我國對外貿易和進出口商品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對外貿易總額、進口和出口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都表現為“倒U型”;魏浩等(2012)［25］利用1978—2007年間我國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對進出口貿易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效應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對外貿易主要通過就業和工資水平途徑影響城鄉收入差距，就業數量擴大效應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就業質量偏向效應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魏浩等(2015)［26］還研究了貿易規模、貿易結構和貿易方式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結果表明，在全國層面，進出口貿易的發展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程度表現為先下降、后上升的基本態勢，不同類型商品貿易、不同類型貿易方式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具有不同的效應;陳旭等(2016)［27］認為出口專業化將擴大城鄉收入差距，出口多樣化將有效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筆者認為，相對于總貿易而言，加工貿易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可能更大，更值得研究。首先，加工貿易活動主要從次要勞動力市場配置勞動力，用工以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剩余勞動力———農民工為主(王懷民，2005)［28］，這部分農民工將在加工裝配企業打工掙得的部分收入匯回或帶回農村老家，將增加農村家庭收入，進而影響城鄉收入差距。其次，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出去以后，可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村人均收入，也會影響城鄉收入差距。可以看出這其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否自由流動至關重要。正如李實(2009)［29］所說，農村勞動力流動不但可以直接、間接地提高外出打工戶的家庭收入水平，而且就全國范圍而言還會對緩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發揮積極作用。所以，研究城鄉收入差距不能不考慮勞動力流動問題。已有文獻開始關注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背景下對外開放對收入差距的影響。金智娟等(2007)［30］認為，對外開放促進了勞動力轉移，擴大了勞動要素在收入中的分配比重，提高了技術創新頻率，從而降低了收入差距。但他們同時認為造成居民收入差距增大的原因并非對外開放本身，而是開放程度的不均衡以及其他內部制度因素(如城鄉之間的歧視性制度)。喻美辭等(2014)［31］將農村勞動力流動納入貿易開放的收入分配效應的理論框架，研究了農村勞動力流動在貿易開放的城鄉收入分配效應中的作用，研究表明，沿海地區較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流動強化了貿易開放發揮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而內陸地區由于勞動力缺乏足夠的流動性導致城鄉收入差距依然較大。Hu(2002)［32］曾提出一個空間一般均衡模型，將我國的移民①＊限制納入模型當中，分析了勞動力從中西部農村地區流向東部地區制造業對地區收入差距的影響。他認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都擴大了。程新章(2005)［33］認為，Hu(2002)［32］的模型不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Hu(2002)［32］認為移民限制導致了勞動力供給方面的缺失，而實際情況是農村勞動力向東部地區的大量流動，根本不存在勞動力供給方面的問題。此外，Hu(2002)［32］只是提出了一個研究對外貿易、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向城市影響地區收入差距的理論模型，并沒有進行實證研究。所以程新章(2005)［33］基于Hu(2002)［32］的研究建立了一個空間模型，分析FDI、農民工流動、產業集聚對地區間收入差距的影響。他得出的結論是:在外商直接投資分布不均衡的前提條件下，由于農村低技能勞動力的流動不是移民，而是農民工，他們的收入低，且收入中的一半在東部地區消費，而東部地區在使用中西部地區農民工時得到了農民工所創造的額外利潤，因此農村勞動力從中西部向東部地區流動的過程中，內陸地區實際收入的增長有限。但是，上述研究有三點不足，第一，缺少研究加工貿易與城鄉收入差距關系的文獻。第二，沒有考慮加工貿易引起的勞動力流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更沒有考慮加工貿易、農民工的收入轉移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Hu(2002)［32］、程新章(2005)［33］雖然研究了FDI(與加工貿易活動有關)、勞動力流動對收入差距的影響，但他們研究的是地區間收入差距而不是城鄉收入差距。第三，缺少嚴密論證加工貿易與城鄉收入差距的理論模型以及深入的機制分析。所以，本文將通過建立一個加工貿易、收入轉移與城鄉收入差距的理論模型，分析我國開展加工貿易活動所引發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以及農民工收入轉移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三、經濟全球化、加工貿易與勞動力流動

(一)經濟全球化與我國的加工貿易活動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席卷全球，由加工貿易活動連接起來的資本國際化和生產國際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亞洲經濟四小龍”先后通過參與加工貿易活動加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實現了經濟騰飛。70年代末之后，加工產業陸續轉移到我國內地，打開了外部資本進入的通道。我國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內生于改革開放后實行的比較優勢發展戰略。首先，比較優勢發展戰略是在國內資金非常短缺的情況下起步的，這就要求盡可能利用外部資金，所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是實施該戰略的必然結果。其次，作為微觀經營主體，外資企業必然要在傳統的行政或計劃手段之外，通過市場來配置勞動力資源。因此，政府出于社會穩定的考慮有時可能會限制農民工進入國有和城鎮集體企業，以避免對城市就業造成沖擊，但同時又必須允許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次要勞動力市場，以滿足外資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同時達到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目的。再次，投資于加工產業是外資企業的理性選擇，因為我國是人口大國，勞動密集型產品是其比較優勢產品，外資企業的資金、技術和營銷優勢與我國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優勢相結合，使我國加工貿易活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尤其是在次要勞動力市場農民工相對收入更低的情況下，勞動密集型產品以及以資本或技術密集型加工裝配為主的產品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比較優勢產品就是一個必然的結果。(二)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區域與代際特征我國加工裝配企業勞動力成本長期保持優勢，一方面是因為改革開放初期在農村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大量剩余勞動力被釋放出來;另一方面源于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管制的放松。二者缺一不可，否則我國就只能獲得潛在而不是現實的比較優勢。1．新中國成立后的勞動力流動:從限制到放開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勞動力流動經歷了一個從限制到逐漸放松的過程。先后出臺的制度、統購統銷制度、城市生活資料配給制度、就業分配制度等，限制了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以后，農村勞動力剩余問題開始顯現，農民開始自發向城市轉移。但由于城市本身的吸納能力有限，城市居民的就業問題也未根本解決，因此，政府對農村勞動力流動仍有較多限制。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以后，外商直接投資和加工貿易出口大幅度增加，吸引大批農村勞動力從中西部地區轉移到東部地區，形成了當時壯觀的“民工潮”。2000年以來，勞動保障部等多部委聯合出臺了一系列清理和取消限制農民進城就業的政策，使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規模不斷擴大。2．加工貿易與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在良好的政策環境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的人數不斷增加。據統計，1980年末全民所有制單位通過各種形式使用的農村勞動力共有931萬人(不包括招收的固定工)。1982年的人口普查中處于“人戶分離”的非正式流動人口數為657．5萬人，1990年上升至2169．9萬人，2000年為1．44億人。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司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34］和《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35］，2009年這一數據為1．45億人，2015年達到2．77億人。從流入地構成來看，東部地區曾經是我國跨省流動人口遷入的首選之地。1987年東部地區遷入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52%，2005年全國有84%的跨省流動人口流入東部地區。此時流入東部地區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包含廣東全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以及包含江、浙兩省全境及上海市的泛長江三角洲地區。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的推算，這兩個三角洲吸納的跨地區流動人口占整個東部地區吸納的跨地區遷入人口的比重高達78%。而從東部地區流向中西部地區的人口比重在不斷萎縮，這與20世紀80年代東部地區跨省流動人口更傾向于流入中部地區形成明顯反差。2000年人口普查長表數據顯示，1995—2000年，東部地區遷入人口產業構成特征是第二產業為主(74%)、第三產業為輔(19%)，而中、西部遷入人口最集中的行業是農林牧漁業、批發零售貿易和餐飲業，制造業次之。這種變化與差異是與東部地區開展的加工貿易活動密切相關的。這些農民工正在從農民中分離出來，融入產業工人階層，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部分。但是，2015年流入東部地區的跨省農民工人數占比已不足60%，中西部地區超過四成農民工在本地區就業，這也與近年來我國加工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導致中西部地區加工貿易快速發展有關。3．農民工流動的代際特征與不同代際“農民工”轉移匯款規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外出農民工也出現了代際更替，新生代農民工①＊逐漸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體。據統計，2013年新生代農民工占比超過46．6%，2016年這一比例達到49．7%。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總是將其一部分收入匯回或帶回農村老家，這部分收入成為農村居民增收的主要支撐點。以四川省為例，2006年全省實現勞務總收入913．5億元，農民家庭人均勞務收入1384元，占農民人均收入的52%。2008年，浙江工業大學聯合浙江大學的調查表明，被訪者平均年收入約為14969元，平均結余為8529元。但是，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在消費和收入匯回方面都有了很大變化。根據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新生代農民工基本情況研究課題組”2009年對全國31個地區的農民工監測調查，2009年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年寄回帶回人民幣占外出從業總收入的37．2%，而老一代農民工則為51．1%?！?013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②＊＊［36］顯示，2013年新生代農民工人均寄回帶回老家的現金為12802元，比老一代農民工少29．6%。4．勞動力流動、收入轉移與農民收入對于存在著剩余勞動力的農戶來說，一部分勞動力流出后，其余勞動力尤其是從事農業的勞動力的邊際勞動生產率會相應地提高。這是農村勞動力流動影響農戶收入增長的一個效應。另一方面，外出勞動力除了用于個人在外消費之外，其節余部分匯回或帶回后即可視作家庭總收入的一部分，也可以視為其他家庭成員獲得的轉移收入。這是農村勞動力流動影響農戶收入增長的另一個效應(李實，1999)。［37］不過，由于新生代農民工收入匯回比率較低，所以隨著新生代農民工所占比例越來越大，他們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將會越來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