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觀范文10篇

在走向現代化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社會發展與社會穩定這一難題。鄧小平同志站在時代的高度，在縱覽當代世界各國的發展形勢，深刻洞察中國近現展的曲折歷程，尤其是全面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創立了獨特的社會穩定理論。認真學習、深入領會鄧小平這一思想，對于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保持我國社會的長治久安，順利實現我國現代化的第三步戰略目標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1保持社會穩定，是鄧小平長期一貫的思想

鄧小平的穩定思想，由來已久，它萌發于民主革命時期。早在1948年8月他寫給中央和的《關于今后進入新區的幾點意見》中就說：“人民對我們的第一要求就是‘安政治’，因為人民最怕紊亂，怕無政府，要求有秩序?！盵1]因此，要推行團結大多數的政策，廣泛使用一切宣傳武器，宣傳我們的主張和政策，駁斥敵人的造謠和欺騙，以占領思想陣地，安定民心。

建國初期，在主持大西南工作時，他更加重視穩定工作。1949年11月，就貴州新區的工作給二野五兵團的電報中認為，“在策略上提出團結多數，打擊少數，不可樹敵過多，防止過左等等，這是很對的?！盵1]1950年5月，在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又特別強調：“生產中主要一條方針是不要亂動。凡是無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盵1]7月，在歡迎中央民族訪問團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指出，西南最復雜的又是最重大的問題就是民族問題，搞好民族團結，消除民族隔閡，不出亂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績。同年12月，在西南局城市工作會議上，他要求加強公安工作，加強對帝國主義、國民黨殘余匪特的斗爭，鞏固革命秩序

1952年鄧小平調到北京后，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領導全國財經工作，這時他特別強調把國家財政放在經常的、穩固的、可靠的基礎之上。同時，針對高饒聯盟問題，在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和1956年9月八大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他都特別強調了黨的團結和統一問題。他指出：“黨的團結和統一，是黨的生命，是黨的力量的所在。經常注意維護黨的團結，鞏固黨的統一，是每一個黨員的神圣職責。”[1]根據這一精神，八大通過的黨章，在黨員義務的規定中，增加了新內容，把“維護黨的團結，鞏固黨的統一”列為黨員的義務。

1956年至1966年“”前，鄧小平對社會穩定的關注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反對“大民主”。1956年蘇共二十大后，東歐的波蘭和匈牙利相繼發生了嚴重事件，我國也出現主張實行西方式資產階級民主、以大規模群眾斗爭或鬧事來實現民主權利的現象，在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批評了這種大規模風潮和鬧事的“大民主”。同一樣，鄧小平也表示不贊成這種“大民主”。1957年4月，在西安干部會議上他旗幟鮮明地指出：“現在有的地方不是講鬧事嗎？有些人不是講大民主嗎？有些青年人總覺得大民主解決問題，我們是不贊成搞大民主的?！薄按竺裰魑覀儾⒉惶岢愦竺裰鞑⒉缓?。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幾年才能恢復元氣，吃虧的還是人民。波蘭搞大民主也需要相當一個時期才能恢復元氣。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沒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盵1]在他看來，反對官僚主義，實現人民民主權利，應采取小民主的辦法，即嚴格按照憲法的規定來執行。二是反對“大搞群眾運動”。1961年10月，他深入分析了當時做群眾工作常見的方式——搞運動的方式或謂之“熱鬧方式”。他說，“我們不能否定在某一個時期要有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熱鬧的形式，……但是我們的群眾路線，不能滿足于那個熱熱鬧鬧，主要是做經常的、細致的工作?！盵1]他認為當時相當多的群眾運動不是群眾自愿的，違反了群眾路線，最主要的還是做好經常性的工作。1962年2月，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強調，群眾運動要建立在大量的深入細致的經常性工作基礎之上，而這幾年“差不多是把搞運動當作我們群眾路線的唯一形式，天天運動，這是不好的?！盵1]因為許多經常性的工作被不斷的運動擠掉了，這一教訓應該吸取。鄧小平的這些思想實際上成為以后他保持穩定、不搞運動思想的雛形。但遺憾的是，這樣有價值的思想未能得到貫徹執行，以至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愈演愈烈，最終導致十年“”的大動亂，使黨和國家遭受慘痛損失。

【關鍵詞】鄧小平/社會穩定/安定團結

【正文】

在走向現代化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社會發展與社會穩定這一難題。鄧小平同志站在時代的高度，在縱覽當代世界各國的發展形勢，深刻洞察中國近現展的曲折歷程，尤其是全面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創立了獨特的社會穩定理論。認真學習、深入領會鄧小平這一思想，對于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保持我國社會的長治久安，順利實現我國現代化的第三步戰略目標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1保持社會穩定，是鄧小平長期一貫的思想

鄧小平的穩定思想，由來已久，它萌發于民主革命時期。早在1948年8月他寫給中央和的《關于今后進入新區的幾點意見》中就說：“人民對我們的第一要求就是‘安政治’，因為人民最怕紊亂，怕無政府，要求有秩序?！盵1]因此，要推行團結大多數的政策，廣泛使用一切宣傳武器，宣傳我們的主張和政策，駁斥敵人的造謠和欺騙，以占領思想陣地，安定民心。

建國初期，在主持大西南工作時，他更加重視穩定工作。1949年11月，就貴州新區的工作給二野五兵團的電報中認為，“在策略上提出團結多數，打擊少數，不可樹敵過多，防止過左等等，這是很對的?！盵1]1950年5月，在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又特別強調：“生產中主要一條方針是不要亂動。凡是無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盵1]7月，在歡迎中央民族訪問團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指出，西南最復雜的又是最重大的問題就是民族問題，搞好民族團結，消除民族隔閡，不出亂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績。同年12月，在西南局城市工作會議上，他要求加強公安工作，加強對帝國主義、國民黨殘余匪特的斗爭，鞏固革命秩序。[1]

現行《憲法》自1982年頒布實施至今不到22年，可已進行了四次修改，這實在是近現代憲法史上不多見的現象，頗具中國特色。從現有的有關憲法修改言論來看，中國憲法學顯然對此缺乏直接的關注和專門的研究，更無系統的、有較強說服力的理論解釋，這與熱議中的憲法修改的其他具體問題形成了鮮明對照。面對每五年就修改一次的事實，與其說中國憲法學對如此頻繁的憲法修改是一種“審美疲勞”式的冷漠和熟視無睹，還不如說它陷入了理論困惑，從而在形式上保持著一種“藏拙”式的沉默。中國憲法學的理論困惑在于其基于自身對憲法穩定性的理解而對憲法修改存有疑慮，既無力平抑公眾高漲的憲法修改要求，拒斥頻繁的憲法修改，也不能或無法從既有的對憲法穩定性的理解中就憲法修改及其必要性、正當性、合理性給予深刻的理論關懷，從而指導、影響和評判當今中國憲法修改的實踐。雖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中國憲法學對處于特定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有學者稱之為轉型社會）及其憲法（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轉型憲法）的特性還沒有足夠的認識，更沒有形成以此為基礎并能滿足轉型社會及其憲法所需要的憲法穩定理論。有鑒于此，筆者擬從檢視中國憲法學對憲法穩定性理解的局限性出發，嘗試提出一種新的憲法穩定觀作為回應。

一、形式意義憲法穩定觀之檢討

中國憲法學所理解的憲法穩定性，即人們通常所說的憲法穩定性，指的是憲法在一定時期的不

變動性。這種認識源于對憲法形式上嚴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這一特征的邏輯推論，即認為憲法較之于普通法律具有更為嚴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憲法往往不易修改，因而具有穩定性，故憲法的穩定性就是指憲法在一定時期的不變動性。亦有學者將憲法的穩定性表述為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不對憲法進行較大的修改。①這種基于憲法形式上的特征而得出的有關憲法穩定性的認識，是一種形式意義的憲法穩定觀。筆者認為，形式意義的憲法穩定觀雖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沒有揭示出憲法穩定性的實質，基于形式意義憲法穩定觀而追求的所謂憲法穩定性也只能是憲法形式上的穩定。形式意義的憲法穩定觀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形式意義的憲法穩定觀追求的憲法形式上的穩定并不一定是憲法的真正穩定。從憲法發展的歷史來看，徒具形式穩定的憲法，不能對社會生活進行有效的調控和引導，往往沒有實際意義和現實作用。

其次，形式意義的憲法穩定觀不能解釋和描述一個國家現實的憲法狀況。對成文憲法國家而言，雖然憲法典是憲法規范的主要表現形式，但憲法規范往往還以憲法性法律和憲法慣例等形式存在。即使憲法典在一定時期內沒有變動或進行較大修改，也不能說明憲法是穩定的，也許憲法是以制定和修改憲法性法律與創設憲法慣例的形式在變化。因此，形式意義的憲法穩定觀即使是對成文憲法國家而言，也不能對其現實的憲法狀況（穩定與否）進行客觀描述。對不成文憲法國家而言，形式意義憲法穩定觀在邏輯上將不成文憲法的穩定性問題排斥在其解釋體系之外。形式意義的憲法穩定觀作為一種解釋憲法穩定性的觀點，缺乏對不成文憲法穩定性的說明，既不具備理論的普適性，更不能對現實的憲法狀況（穩定與否）進行解釋。

在走向現代化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社會發展與社會穩定這一難題。鄧小平同志站在時代的高度，在縱覽當代世界各國的發展形勢，深刻洞察中國近現展的曲折歷程，尤其是全面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創立了獨特的社會穩定理論。認真學習、深入領會鄧小平這一思想，對于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保持我國社會的長治久安，順利實現我國現代化的第三步戰略目標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1保持社會穩定，是鄧小平長期一貫的思想

鄧小平的穩定思想，由來已久，它萌發于民主革命時期。早在1948年8月他寫給中央和的《關于今后進入新區的幾點意見》中就說：“人民對我們的第一要求就是‘安政治’，因為人民最怕紊亂，怕無政府，要求有秩序。”[1]因此，要推行團結大多數的政策，廣泛使用一切宣傳武器，宣傳我們的主張和政策，駁斥敵人的造謠和欺騙，以占領思想陣地，安定民心。

建國初期，在主持大西南工作時，他更加重視穩定工作。1949年11月，就貴州新區的工作給二野五兵團的電報中認為，“在策略上提出團結多數，打擊少數，不可樹敵過多，防止過左等等，這是很對的?！盵1]1950年5月，在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又特別強調：“生產中主要一條方針是不要亂動。凡是無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盵1]7月，在歡迎中央民族訪問團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指出，西南最復雜的又是最重大的問題就是民族問題，搞好民族團結，消除民族隔閡，不出亂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績。同年12月，在西南局城市工作會議上，他要求加強公安工作，加強對帝國主義、國民黨殘余匪特的斗爭，鞏固革命秩序。[1]

1952年鄧小平調到北京后，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領導全國財經工作，這時他特別強調把國家財政放在經常的、穩固的、可靠的基礎之上。同時，針對高饒聯盟問題，在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和1956年9月八大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他都特別強調了黨的團結和統一問題。他指出：“黨的團結和統一，是黨的生命，是黨的力量的所在。經常注意維護黨的團結，鞏固黨的統一，是每一個黨員的神圣職責?！盵1]根據這一精神，八大通過的黨章，在黨員義務的規定中，增加了新內容，把“維護黨的團結，鞏固黨的統一”列為黨員的義務。

1956年至1966年“”前，鄧小平對社會穩定的關注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反對“大民主”。1956年蘇共二十大后，東歐的波蘭和匈牙利相繼發生了嚴重事件，我國也出現主張實行西方式資產階級民主、以大規模群眾斗爭或鬧事來實現民主權利的現象，在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批評了這種大規模風潮和鬧事的“大民主”。同一樣，鄧小平也表示不贊成這種“大民主”。1957年4月，在西安干部會議上他旗幟鮮明地指出：“現在有的地方不是講鬧事嗎？有些人不是講大民主嗎？有些青年人總覺得大民主解決問題，我們是不贊成搞大民主的?！薄按竺裰魑覀儾⒉惶岢愦竺裰鞑⒉缓?。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幾年才能恢復元氣，吃虧的還是人民。波蘭搞大民主也需要相當一個時期才能恢復元氣。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沒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盵1]在他看來，反對官僚主義，實現人民民主權利，應采取小民主的辦法，即嚴格按照憲法的規定來執行。二是反對“大搞群眾運動”。1961年10月，他深入分析了當時做群眾工作常見的方式——搞運動的方式或謂之“熱鬧方式”。他說，“我們不能否定在某一個時期要有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熱鬧的形式，……但是我們的群眾路線，不能滿足于那個熱熱鬧鬧，主要是做經常的、細致的工作?！盵1]他認為當時相當多的群眾運動不是群眾自愿的，違反了群眾路線，最主要的還是做好經常性的工作。1962年2月，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強調，群眾運動要建立在大量的深入細致的經常性工作基礎之上，而這幾年“差不多是把搞運動當作我們群眾路線的唯一形式，天天運動，這是不好的?！盵1]因為許多經常性的工作被不斷的運動擠掉了，這一教訓應該吸取。鄧小平的這些思想實際上成為以后他保持穩定、不搞運動思想的雛形。但遺憾的是，這樣有價值的思想未能得到貫徹執行，以至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愈演愈烈，最終導致十年“”的大動亂，使黨和國家遭受慘痛損失。

在走向現代化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社會發展與社會穩定這一難題。鄧小平同志站在時代的高度，在縱覽當代世界各國的發展形勢，深刻洞察中國近現展的曲折歷程，尤其是全面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創立了獨特的社會穩定理論。認真學習、深入領會鄧小平這一思想，對于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保持我國社會的長治久安，順利實現我國現代化的第三步戰略目標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1保持社會穩定，是鄧小平長期一貫的思想

鄧小平的穩定思想，由來已久，它萌發于民主革命時期。早在1948年8月他寫給中央和的《關于今后進入新區的幾點意見》中就說：“人民對我們的第一要求就是‘安政治’，因為人民最怕紊亂，怕無政府，要求有秩序?！盵1]因此，要推行團結大多數的政策，廣泛使用一切宣傳武器，宣傳我們的主張和政策，駁斥敵人的造謠和欺騙，以占領思想陣地，安定民心。

建國初期，在主持大西南工作時，他更加重視穩定工作。1949年11月，就貴州新區的工作給二野五兵團的電報中認為，“在策略上提出團結多數，打擊少數，不可樹敵過多，防止過左等等，這是很對的?！盵1]1950年5月，在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又特別強調：“生產中主要一條方針是不要亂動。凡是無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1]7月，在歡迎中央民族訪問團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指出，西南最復雜的又是最重大的問題就是民族問題，搞好民族團結，消除民族隔閡，不出亂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績。同年12月，在西南局城市工作會議上，他要求加強公安工作，加強對帝國主義、國民黨殘余匪特的斗爭，鞏固革命秩序。[1]

1952年鄧小平調到北京后，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領導全國財經工作，這時他特別強調把國家財政放在經常的、穩固的、可靠的基礎之上。同時，針對高饒聯盟問題，在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和1956年9月八大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他都特別強調了黨的團結和統一問題。他指出：“黨的團結和統一，是黨的生命，是黨的力量的所在。經常注意維護黨的團結，鞏固黨的統一，是每一個黨員的神圣職責?！盵1]根據這一精神，八大通過的黨章，在黨員義務的規定中，增加了新內容，把“維護黨的團結，鞏固黨的統一”列為黨員的義務。

1956年至1966年“”前，鄧小平對社會穩定的關注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反對“大民主”。1956年蘇共二十大后，東歐的波蘭和匈牙利相繼發生了嚴重事件，我國也出現主張實行西方式資產階級民主、以大規模群眾斗爭或鬧事來實現民主權利的現象，在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批評了這種大規模風潮和鬧事的“大民主”。同一樣，鄧小平也表示不贊成這種“大民主”。1957年4月，在西安干部會議上他旗幟鮮明地指出：“現在有的地方不是講鬧事嗎？有些人不是講大民主嗎？有些青年人總覺得大民主解決問題，我們是不贊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們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幾年才能恢復元氣，吃虧的還是人民。波蘭搞大民主也需要相當一個時期才能恢復元氣。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沒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盵1]在他看來，反對官僚主義，實現人民民主權利，應采取小民主的辦法，即嚴格按照憲法的規定來執行。二是反對“大搞群眾運動”。1961年10月，他深入分析了當時做群眾工作常見的方式——搞運動的方式或謂之“熱鬧方式”。他說，“我們不能否定在某一個時期要有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熱鬧的形式，……但是我們的群眾路線，不能滿足于那個熱熱鬧鬧，主要是做經常的、細致的工作?！盵1]他認為當時相當多的群眾運動不是群眾自愿的，違反了群眾路線，最主要的還是做好經常性的工作。1962年2月，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強調，群眾運動要建立在大量的深入細致的經常性工作基礎之上，而這幾年“差不多是把搞運動當作我們群眾路線的唯一形式，天天運動，這是不好的?！盵1]因為許多經常性的工作被不斷的運動擠掉了，這一教訓應該吸取。鄧小平的這些思想實際上成為以后他保持穩定、不搞運動思想的雛形。但遺憾的是，這樣有價值的思想未能得到貫徹執行，以至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愈演愈烈，最終導致十年“”的大動亂，使黨和國家遭受慘痛損失。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基本原則和主要任務，對我們進一步做好構建和諧社會的各項工作具有重要指導意義。要按照在黨的領導下全社會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原則要求，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牢固樹立和全面落實科學穩定觀，更加卓有成效地做好各項社會穩定工作，以穩定的社會環境保障和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一、維護社會穩定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正確認識和把握穩定與和諧的關系，找準維護穩定工作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定位，對于進一步做好維護穩定的各項工作，更好地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搞好服務，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穩定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和目標?？倳浿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在和諧社會的六大特征中，有兩大特征直接描述社會穩定：一是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二是安定有序，就是社會組織機制健全，社會管理完善，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保持安定團結。

第二，穩定是社會和諧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穩定，社會動蕩不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無從談起。只有社會保持穩定，才能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為逐步達到和實現社會和諧奠定物質基礎。

第三，和諧是穩定的價值導向和重要標志。一方面，穩定是社會和諧的必然要求，和諧的價值觀為穩定定位、導航，提供方法論和發展方向；另一方面，構建和諧社會每前進一步，都為維護社會穩定創造出更加有利的條件，都使社會穩定不斷達到新的更高的水平。穩定與和諧既相互區別、互為條件，又相互依存、相輔相成。

一、引言

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多樣化是否需要多種調控工具與其匹配？這是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的相關理論研究中長期存在的爭議之處。

二、多種調控目標與宏觀政策工具的匹配分析

（一）金融風險調控的宏觀政策工具類型。金融風險的積聚往往先于危機的發生，從貨幣當局作為最后貸款人這個機制來說，在危機發生時，難免需要使用非常規的貨幣政策來消除金融不平衡，那么，對于貨幣當局來說，則有動機在危機未發生之時防止金融不平衡的累積，避免觸發金融危機。雖然貨幣政策傳導與金融風險積聚之間存在時間維度以及空間維度上的高度相關聯系，然而，貨幣政策并非應對金融風險積聚的唯一宏觀調控政策工具。在2018~2019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宏觀經濟學界對于宏觀經濟調控工具的范疇進行了幾輪新的討論，宏觀調控工具在傳統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基礎上產生了兩類重要拓展：第一、學界認可了在金融危機時期貨幣政策非常規操作的必要性，即對于除了公開市場操作、準備金率、超額準備金率和貼現窗口等傳統貨幣政策工具以外的短期流動性工具的應用；第二、學界提過了宏觀審慎工具的概念，宏觀審慎工具不同于傳統的微觀審慎工具（巴塞爾協定），微觀審慎工具僅對金融系統中的單個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情況進行監管，且較強調對于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但是2018年金融危機體現出金融風險在個體金融機構間的快速傳播，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表外類銀行業務對金融市場產生的巨大風險，使得經濟學家開始關注宏觀層面以及空間維度上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從機構類型而言，系統性金融風險表現為銀行金融機構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綜合風險程度；從金融業務類型而言，系統性金融風險既注重金融機構表內業務亦關注其非表內業務；從金融機構間的業務聯系而言，系統性金融風險考慮了金融風險通過金融系統整體傳播后所產生的放大效應；從風險分散的角度而言，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系統的整體風險（不同于市場風險），無法在金融市場內部進行風險分散。因此，宏觀審慎工具的設計則正是針對金融市場的整體系統性風險，而并非針對單個金融機構的個體風險。現階段，宏觀審慎工具的設計和執行均由各國中央銀行進行。由以上分析可見，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對金融風險積聚均具有調控效果，但其作用的角度有所不同。對于貨幣政策而言，在空間維度上，貨幣流動性在金融系統中的傳導與金融風險的空間分布以及傳播有關，在時間維度上，貨幣政策的執行時點與傳導速度亦與金融風險的產生以及傳播有關。對于宏觀審慎政策，在空間維度上，宏觀審慎政策能夠控制金融系統整體杠桿程度，在時間維度上，宏觀審慎政策能夠調控金融系統的杠桿程度的變化，特別是有利于針對降杠桿時期的資產負債表負面效應?；诖?，對于金融風險積聚的宏觀調控產生了多種宏觀調控政策工具的匹配問題。具體而言，分為兩個方面：第一、貨幣政策本身具有其他宏觀調控目標，那么，貨幣政策應當在多大程度上引入金融穩定目標？第二、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如何配合來調控金融風險積聚？（二）金融風險調控的宏觀政策工具匹配。文獻中對于貨幣政策應當在多大程度上引入金融穩定目標尚無定論，根據貨幣政策引入金融風險調控的不同程度，主要觀點分為以下三類。第一、貨幣政策應當僅以宏觀穩定（價格穩定、資源分配穩定、就業穩定）作為政策目標，而應使用宏觀審慎政策來追求金融穩定，貨幣當局應當分別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來追求不同的政策目標。這種觀點保持了2007~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文獻對貨幣政策功能的看法。這種觀點的潛在理論假設是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的目的、工具和政策傳導效應是可以明顯分開的，即兩種政策之間的相互作用十分有限，貨幣政策并不是金融危機發生之前金融系統不穩定性積累的主要原因，而且與宏觀審慎政策相比較，短期利率調節也不是降低金融系統不穩定性的有效工具。顯然，該潛在假設與眾多實證研究發現并不相符，且過度強調宏觀審慎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替代關系，忽視潛在政策合作可能性，高估宏觀審慎政策在糾正金融系統不平衡、降低金融周期波動性和風險溢價等多維度上的作用能力。第二、認為較短期的（2~3年）的價格穩定目標使得貨幣政策不能夠調整金融系統不平衡，金融穩定應當作為貨幣政策的次級目標，該觀點稱為“逆風策略”。這種觀點的潛在理論假設金融周期與經濟周期之間存在許多非線性的聯系，因此，金融周期并不能完全由宏觀審慎政策來平緩，從而影響貨幣政策的價格穩定作用。由于金融周期一般比經濟周期的時間跨度要長，因此，將金融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目標自然而然的延長了貨幣政策的政策期限。在此觀點下，貨幣當局面臨額外的取舍：其一，央行需要提高自身的政策可信度，可信度發展可以將貨幣政策在宏觀穩定和金融穩定上取舍內部化，從而從整體上提高政策效果；反之，錯誤預期產生的任何價格水平與其長期均值之間的偏離都可能與金融邊際風險相互作用，引起金融風險快速積聚。其二，引入金融穩定目標，雖然在最優貨幣政策設定上并不增加額外的困難，但是在貨幣政策的執行上增加了一定的復雜性。第三、對于貨幣政策目標提出更加激進的改變，它認為金融穩定和價格穩定之間的關系非常緊密，難以區分開來，因此，不論是傳統還是擴展的貨幣政策都應當以金融穩定作為主要的政策目標，以解決金融市場失靈問題和暢通貨幣傳導途徑。價格、金融和財政穩定由于金融中介摩擦而相互關聯，因此，最優貨幣政策應當遠超出宏觀穩定的范圍。在經濟下行時，貨幣政策起到危機后管理的作用，應當能夠對抗流動性和通貨緊縮惡性循環的影響。在經濟上行時，貨幣政策起到危機前預防的作用，應當避免金融不平衡的形成和累積。在金融目標主導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政策之間的合作是關鍵，否則可能引起貨幣政策的時間不一致問題。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從以上分析可見，貨幣政策是否應當引入金融穩定目標主要取決于以下三個因素：第一、對于貨幣政策在何種程度上可能引起金融不穩定，如果貨幣政策本身可能引起金融不平衡，或者宏觀穩定與金融穩定之間的聯系較為緊密，則應當將金融穩定納入貨幣政策目標；第二、對于宏觀審慎政策的有效性有不同的認識，如果宏觀審慎政策對于管理金融周期并非完全有效，那么，則需額外使用引入金融穩定目標的貨幣政策來進行金融風險防控。第三、將金融穩定納入貨幣政策，貨幣當局應當考慮如何處理貨幣工具和其他金融穩定工具之間的政策合作問題，以及如何維持貨幣政策的宏觀穩定可信度。中國的貨幣政策工具、貨幣政策傳導途徑以及宏觀穩定與金融穩定之間的關系與其他國家存在不同之處，中國是否應當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貨幣政策維持金融穩定需要根據中國的金融結構和貨幣傳導的特性進行分析。中國貨幣政策框架正在由數量型工具（貨幣供給總量）為主向價格型工具（利率）為主的轉型，現階段，利率傳導存在較大的摩擦，利率調控機制仍需要進一步完善，中國貨幣政策工具的運行機制日益復雜化。在新貨幣政策框架下，如何同時實現宏觀穩定和金融穩定目標是未來中國貨幣政策制定和運行的重大挑戰。本文立足于貨幣政策傳導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論述了將金融穩定納入貨幣政策目標的理論原理與必要性，為中國貨幣政策實踐提供了理論依據。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問題的提出；我國增值稅轉型的必要性；我國增值稅轉型的效應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國的增值稅轉型改革就是從生產型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增值稅轉型問題一直備受關注，而供給學派的核心觀點就是減稅、“華爾街金融風暴”導致全球經濟減速，外需急劇收縮、增值稅轉型的契機已成熟、增值稅轉型改革對微觀主體的影響、對全國范圍內所有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徹底抵扣固定資產所支付稅金、增值稅轉型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增值稅轉型對宏觀經濟的意義表現在增值稅轉型后，有利于企業增加投資、固定設備購人方可用進項稅額抵扣銷項稅額、增值稅轉型對市場穩定的影響等，具體請詳見。

1問題的提出

我國的增值稅轉型改革就是從生產型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其實質就是擴大抵扣范圍，即允許抵扣當期購人固定資產所含的進項稅額。我國現行增值稅在保證財政收入的及時入庫和穩定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增值稅作為我國稅制體系中的主體稅種之一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固有的弊端，從經濟層面來看抵扣范圍狹窄不利于刺激企業投資，從政治層面看為政府提供了“印鈔機”導致眾多的經濟犯罪。鑒于此，增值稅轉型問題一直備受關注，而供給學派的核心觀點就是減稅，為此供給學派為我們提供了就業機會和固定設備的更新，從而有利于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每單位生產要素的投入能夠產出更多的商品和勞務，降低了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供給學派認為一個國家經濟狀況的好壞，更多的取決于“供給方面”，即企業是否有活力，是否有投資的積極性。

2我國增值稅轉型的必要性

從國內外的經濟環境看，“華爾街金融風暴”導致全球經濟減速，外需急劇收縮。出口受到重創。同時國內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國內出現經濟的周期性回調都反映出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不容樂觀。面對我國目前內外夾擊的經濟形勢，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增值稅轉型無疑是雪中送炭，在供給方面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將是巨大的，巨大的投資乘數效應將會彌補轉型后政府財政的稅收收入，提高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帶動企業固定設備的更新換代和產業升級，從而帶來較高的就業率和生產率，最終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消除這次次貸危機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阻礙。

客觀地說，增值稅轉型的契機已成熟。經濟過熱的風險悄然降溫之際。減稅呼聲中的全國范圍內的增值稅改革已浮出水面。我國目前減稅呼聲此起彼伏，國內外減稅潮流為增值稅轉型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上調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進一步降低中小企業所得稅等備受期待，這些減稅政策無疑比政府投資更能夠促進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和效率，在金融危機肆虐的關頭更能帶動經濟的增長。

1保持社會穩定，是鄧小平長期一貫的思想

鄧小平的穩定思想，由來已久，它萌發于民主革命時期。早在1948年8月他寫給中央和的《關于今后進入新區的幾點意見》中就說：“人民對我們的第一要求就是‘安政治’，因為人民最怕紊亂，怕無政府，要求有秩序。”[1]因此，要推行團結大多數的政策，廣泛使用一切宣傳武器，宣傳我們的主張和政策，駁斥敵人的造謠和欺騙，以占領思想陣地，安定民心。

建國初期，在主持大西南工作時，他更加重視穩定工作。1949年11月，就貴州新區的工作給二野五兵團的電報中認為，“在策略上提出團結多數，打擊少數，不可樹敵過多，防止過左等等，這是很對的?！盵1]1950年5月，在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又特別強調：“生產中主要一條方針是不要亂動。凡是無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盵1]7月，在歡迎中央民族訪問團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指出，西南最復雜的又是最重大的問題就是民族問題，搞好民族團結，消除民族隔閡，不出亂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績。同年12月，在西南局城市工作會議上，他要求加強公安工作，加強對帝國主義、國民黨殘余匪特的斗爭，鞏固革命秩序。[1]

1952年鄧小平調到北京后，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領導全國財經工作，這時他特別強調把國家財政放在經常的、穩固的、可靠的基礎之上。同時，針對高饒聯盟問題，在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和1956年9月八大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他都特別強調了黨的團結和統一問題。他指出：“黨的團結和統一，是黨的生命，是黨的力量的所在。經常注意維護黨的團結，鞏固黨的統一，是每一個黨員的神圣職責?！盵1]根據這一精神，八大通過的黨章，在黨員義務的規定中，增加了新內容，把“維護黨的團結，鞏固黨的統一”列為黨員的義務。

1956年至1966年“”前，鄧小平對社會穩定的關注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反對“大民主”。1956年蘇共二十大后，東歐的波蘭和匈牙利相繼發生了嚴重事件，我國也出現主張實行西方式資產階級民主、以大規模群眾斗爭或鬧事來實現民主權利的現象，在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批評了這種大規模風潮和鬧事的“大民主”。同一樣，鄧小平也表示不贊成這種“大民主”。1957年4月，在西安干部會議上他旗幟鮮明地指出：“現在有的地方不是講鬧事嗎？有些人不是講大民主嗎？有些青年人總覺得大民主解決問題，我們是不贊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們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幾年才能恢復元氣，吃虧的還是人民。波蘭搞大民主也需要相當一個時期才能恢復元氣。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沒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盵1]在他看來，反對官僚主義，實現人民民主權利，應采取小民主的辦法，即嚴格按照憲法的規定來執行。二是反對“大搞群眾運動”。1961年10月，他深入分析了當時做群眾工作常見的方式——搞運動的方式或謂之“熱鬧方式”。他說，“我們不能否定在某一個時期要有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熱鬧的形式，……但是我們的群眾路線，不能滿足于那個熱熱鬧鬧，主要是做經常的、細致的工作?！盵1]他認為當時相當多的群眾運動不是群眾自愿的，違反了群眾路線，最主要的還是做好經常性的工作。1962年2月，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強調，群眾運動要建立在大量的深入細致的經常性工作基礎之上，而這幾年“差不多是把搞運動當作我們群眾路線的唯一形式，天天運動，這是不好的?！盵1]因為許多經常性的工作被不斷的運動擠掉了，這一教訓應該吸取。鄧小平的這些思想實際上成為以后他保持穩定、不搞運動思想的雛形。但遺憾的是，這樣有價值的思想未能得到貫徹執行，以至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愈演愈烈，最終導致十年“”的大動亂，使黨和國家遭受慘痛損失。

“”開始后不久，鄧小平即被打倒。親身經歷了那場浩劫，鄧小平深知社會穩定對中國意味著什么。當1975年他第二次復出時，主要做的就是對各方面秩序的整頓，以恢復良好的生產和生活秩序。1975年1月，在總參干部會上就軍隊問題他說，要安定團結，就必須消除派性，增強黨性。3月，就鐵路部門的問題他又說，要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增強組織紀律性，把鬧派性的頭頭調開。5月，就鋼鐵工業的整頓，他再次強調要堅決同派性作斗爭，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7月4日對中央讀書班學員的談話中，鄧小平意味深長地指出，同志過去就講過，已經八年了，以安定為好?，F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團結起來，安定起來，我們有好多事要辦。可以說，鄧小平主持工作的這一年，是安定秩序的一年。關于這一點，1987年10月，他在會見來訪的外國友人時說：“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務工作，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2]但隨著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整頓被迫中斷，然而，這一整頓可以說是鄧小平穩定思想的初步展開。

摘要：通過廣州鐵路博物景觀提升工程在施工過程中4種不同工況的機車荷載作用下，基于有限元ABAQUS軟件分別對不同工況下珠江堤岸的位移、應力、塑性變形進行數值模擬，分析珠江堤岸整體穩定性，為珠江堤防管理部門對堤防結構的安全管理及鐵路博物館景觀提升工程能否順利實施提供參考依據。

關鍵詞：珠江堤岸；穩定性；數值模擬；機車荷載

當前，由于新建工程距離堤防岸坡較近，新荷載是造成國內許多堤防岸坡失穩破壞最主要的源頭之一，對周邊人民財產與生命安全存在嚴重威脅，因此，對新建工程臨近堤防岸坡穩定性進行研究有著重要意義［1-2］。近年來，很多學者對工程荷載作用下堤防岸坡穩定性分析技術開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3-4］。其中，數值模擬中建立三維模型分析技術，被廣泛應用于各類工程在不同工況作用下的穩定性研究等方面［5］。2018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到荔灣區西關歷史文化街區永慶坊考察調研，街察看舊城改造、歷史文化建筑修繕保護情況，并走進粵劇藝術博物館了解粵劇藝術傳承和保護情況，對廣州市荔灣區歷史文化保護工作給予了高度肯定和重視。正值全省深入學習貫徹總書記視察廣東重要講話精神之際，中國鐵路廣州局集團有限公司恰逢其時，正在全力推動廣州鐵路博物館（詹天佑紀念廣場）建設，旨在更好地保護和利用歷史建筑、恢復歷史風貌，展示廣州鐵路百年風雨歷程，串起鐵路發展與地區經濟、民生文化之間“休戚與共、相輔相成”的歷史脈絡，為現代人留存珍貴的歷史文化記憶。鐵路博物館景觀提升工程的開展將會對珠江堤岸的安全產生影響，因此需要采取一定技術手段對珠江堤岸的穩定性進行研究。

1工程概況

本項目鐵路博物館景觀提升工程位于廣州市老城區西南面的西關黃沙一帶，臨近珠江，該項目的實施將在臨珠江鋪設鐵路軌道并放置一定數量的機車頭，鐵路軌道及部分車頭位于珠江堤防38m管理范圍，其中距離堤防最近的機車頭僅有18m，因機車頭自重較大，可能會通過基礎傳遞至地下土層及堤岸，改變地下土層及岸墻的應力狀態，從而影響整體堤岸的穩定。因此，需對珠江堤岸整體穩定性進行分析，為珠江堤防管理部門對堤防結構的安全管理及鐵路博物館景觀提升工程是否能順利實施提供參考依據。

2堤岸整體穩定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