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差距范文10篇

收入差距主要是通過消費的分化體現出來。據分析，城鄉居民名義消費支出差額從1990年的406元擴大到了2012年的7000多元，城鄉居民實際消費支出比從1990年的1．7∶1擴大到2012年的2．16∶1，所以隨著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江西省城鄉消費差距的變動與之呈現同步變化的態勢（如圖1），而且農村居民生活消費水平落后城鎮居民至少十年。

1江西省城鄉居民收入與消費差距的相關分析

江西省城鎮和農村具有較明顯的二元經濟結構特征。城鎮居民主要以工資性收入為主，江西省工資性收入對總收入增長的貢獻率高達50％，因此消費的穩定性較強。而農村居民主要依靠農產品的銷售收入，江西作為一個典型的山區省份，農業的產出和農民的收入都非常不穩定，受客觀因素影響較大，因此消費支出的非穩定性波動十分明顯。由圖2可知，1990—2012年江西省城鄉居民收入與消和消費差距（根據歷年江西統計年鑒整理得出）費差距之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可以用線性方程擬合。因此，可以說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很大程度上打擊了農村居民的消費信心，另一方面農村居民有節儉的傳統，儲蓄意識較強，最終使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難以得到潛力巨大的農民群體的支撐。

2江西省城鄉居民收入與消費差距的實證分析

2．1數據的選擇與模型的設定為了保證分析口徑和樣本區間的一致性，本文所有數據都取自于《江西統計年鑒（1991－2012）》，具體的計量分析采用Eviews6．0完成。在模型的設定上，用y表示城鄉消費差距，具體數據由江西省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相減求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作為解釋變量，用x來表示，具體數值由江西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減掉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得出。

2．2序列的單位根檢驗對于非平穩序列的方程估計，容易造成不能預測未來信息的“偽回歸”，因此本文先采用ADF檢驗方法來判斷，其中最優滯后期根據AIC和SIC準則自動選取。由圖2可以看出，兩者具有明顯的線性關系，因此ADF檢驗選擇既含有趨勢項又有截距項。由表1可知，lny和lnx序列不能拒絕原假設，是非平穩的；但經過二階差分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因此可以確定二者都是二階單整序列。

本文作者：趙黎明史云鵬賀穎工作單位：天津大學

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一）城鄉消費差異影響因素模型的設定史云鵬、趙黎明、賀穎（2012）在研究城鄉消費差異時，基于凱恩斯線性消費函數討論了其與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關系［1］。本文認為，借鑒其思路可考察城鄉消費差異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同時在其推導過程中，線性形式的消費函數不是必須的。我們以凱恩斯絕對收入理論作為出發點，即認為收入是消費的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則有：Ci=fi(Yi)（i=1，2）這里我們用Ci和Yi分別代表人均消費及人均可支配收入。下標i=1，2則表示城鎮與農村地區。以兩者消費之比（C1/C2）反映城鄉間消費差異（DOC），則：DOC=C1C2=f1(Y1)f2(Y2)將上式分母簡單變形，即有：DOC=C1C2=f1(Y1)f2((1/(Y1/Y2))Y1)即消費差異的影響因素同時包括Y1和Y1Y2兩項。值得說明的是，在計量分析中，當我們在考慮Y1對消費差異的影響作用時，實際上是假定Y1Y2不變，也即Y1改變意味著Y1和Y2在同比例變化，即全體居民的人均收入發生變化。因此這里將Y1替換為其他代表地區全體居民人均收入的變量是可行的?？紤]到統計數據的提供情況，本文以城鎮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純收入之比（DOI）代表城鄉收入差距，即公式中的Y1Y2，以人均實際GDP（AGDP）代表經濟發展水平，反映全體居民的人均收入情況，則有：DOC=f(DOI,AGDP)在設定計量模型的具體形式時，如果同時考慮人均實際GDP的平方項及其與收入差距的交叉作用項，則共有四種情況可供選擇（在這里為了避免異方差的影響，將所有變量均進行了取對數處理）：lnDOC=β0+β1lnDOI+β2lnAGDP+ε（1）lnDOC=β0+β1lnDOI+β2lnAGDP+β3(lnAGDP)2+ε（2）lnDOC=β0+β1lnDOI+β2lnAGDP+β4lnAGDP×lnDOI+ε（3）lnDOC=β0+β1lnDOI+β2lnAGDP+β3(lnAGDP)2+β4lnAGDP×lnDOI+ε（4）上述各式中，β1代表收入差距對消費差異的影響彈性，收入差距加大，則消費差異也應擴大，因此預期β1符號為正。β2代表經濟發展對城鄉消費差異的影響彈性。當人均實際GDP提高時，如果城鄉收入差距DOI不變，則表示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比例提高。考慮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即消費受收入的影響，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每一單位的收入增加量所帶來的消費增加量是遞減的。本文認為，對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也可以用比例的形式進行表述。即隨著收入的增加，收入變化一定比例所導致的消費變化的比例是遞減的。中國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一般高于農村居民，因此兩者同比例增加時，則城鎮居民消費增加的比例要小于農村居民。因此，預期人均實際GDP對消費差異有負向影響，即β2為負。更加深入的考察經濟發展水平與城鄉消費差異的關系。首先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變時，人均實際GDP對消費差異的影響作用應是遞減的。同樣基于邊際消費遞減規律，收入的增加所帶來的消費的增加是遞減的，也即隨著收入的無限增加，城鎮居民消費支出與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的增加量均會逐漸減少，兩者的消費之比最終會趨近于1。因此經濟發展對于消費差異的影響應該逐漸減弱，反映在系數上即β3應為正值。其次，隨著人均實際GDP的增加，收入差距對于消費差異的邊際效應也應是遞減的。其原因在于，在城鄉居民均具有較高的收入水平的前提下，收入差距的變化所導致的消費差異的變化應該是較小的，因此人均實際GDP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交互作用可能存在，且β4符號為負。綜上，在考慮模型中解釋變量的各種存在形式后，本文認為，以上四種模型都是有可能成立的（史云鵬、趙黎明、賀穎（2012）的城鄉消費差異與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之間的關系與模型（1）和模型（2）類似，但未考慮模型（3）和（4）的情況［1］）。因此最終哪一種更適用，只能通過實證分析加以檢驗。（二）城鄉收入差距與經濟發展之間函數關系的設定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在其著作《經濟增長和收入不平等》中提出了描述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之間關系的倒U型曲線假說，也即收入分配隨著經濟的發展會出現先惡化再改善的變化情況。伴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確實出現了收入分配的惡化，其中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加大便是其典型的表現形式之一。這提示我們兩者之間的關系是否符合庫茲涅茨假說。同時，兩者之間的關系也反映了經濟發展對于城鄉消費差異的間接影響。因而有必要將城鄉收入差距水平與以人均實際GDP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納入庫茲涅茨假說的框架之內予以驗證。但具體分析經濟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作用時，以下三方面是需要予以考慮的：首先是自變量的選擇問題。在少數驗證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之間的庫茲涅茨關系的研究文獻中，自變量中除了包括以人均實際GDP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水平外，還包含了其他的一些變量。本文認為這是不恰當的。萬廣華（2004）認為，庫茲涅茨假說是一個描述不以任何條件為轉移的一般化的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之間關系的理論，因此只涉及一個解釋變量——經濟發展［5］。其次，關于數據問題，Kanbur（2000）建議使用純時序數據以避免異質性的影響［6］。但此時數據的稀缺性是一個巨大的障礙。因此陳宗勝（2002）認為，在資料不充分時使用面板數據也是一種可行的方法［7］。借鑒該思路，本文選擇中國省級區域的面板數據作為研究對象以充分擴大樣本容量。最后，關于函數形式的選擇問題?，F有的經驗研究多數使用收入或收入對數的二次方程形式。這類模型存在兩個缺陷，首先一般的線性模型在收入均值為零時總是會預測出一個很高的收入差距水平，而這是不恰當的。其次，由于僅包含兩個斜率參數，因此曲線沒有拐點或僅有一個拐點。而對于轉型經濟體來說，不平等曲線可能有兩個甚至更多個拐點，因此，傳統的線性模型對于現實的描述是不準確的。Ram（1995）［8］建立了一個一般性的模型用以描述庫茲涅茨曲線，即：INEQ=(1-e-β1Y)e-β2Y其中INEQ代表某種衡量不平衡程度的指標，Y代表經濟發展水平。該式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當自變量的平均值為0時，模型預測的不平等程度為0。但該式反映的函數關系仍然僅有一個拐點。萬廣華（2004）［5］在Ram設定的函數式中加入經濟發展的水平項與二次方項，即：INEQ=(1-e-β1Y)e-β2Y+β3Y+β4Y2該式一方面具有多個拐點，另一方面仍然保證了收入均值為零時不平等程度為零的特點。但這種擴展并未得到理論的支持。因此，在收入不平等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函數關系不明確時，非參數估計方法便成為了一個有力的研究工具。本文采用非參數局部多項式估計方法驗證城鄉收入差距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此時，不要求預先給定模型的確定形式，即一般性地將兩者之間的關系表示如下（這里我們仍將相關變量進行了取對數處理）：lnDOI=m(lnAGDP)假定m(lnAGDP)在lnAGDP0處p+1階導數存在，則可將m(lnAGDP)在lnAGDP=lnAGDP0處進行泰勒展開：m(lnAGDP)≈m(lnAGDP0)+m′(lnAGDP0)(lnAGDP-lnAGDP0)+⋯+m(p)(lnAGDP0)p!×(lnAGDP-lnAGDP0)p此時有：lnDOI=m(lnAGDP0)+m′(lnAGDP0)(lnAGDP-lnAGDP0)+⋯+m(p)(lnAGDP0)p!(lnAGDP-lnAGDP0)p+ε令γj=m(j)(lnAGDP0)j!，則有：lnDOI=γ0+γ1(lnAGDP-lnAGDP0)+⋯+γp(lnAGDP-lnAGDP0)p+ε該式可用加權最小二乘法進行局部擬合，即最小化：∑i=1n{lnDOIi-∑j=0pγj(lnAGDPi-lnAGDP0)j}2×Kh(lnAGDPi-lnAGDP0)I(|lnAGDPi-lnAGDP0|h1)其中，Kh(⋅)=K(⋅/h)/h；h為控制局部鄰域大小的帶寬；K(⋅)為核函數；I(⋅)為示性函數，當括號內的不等式成立時，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若K(⋅)為［-1，1］上的核函數，上式可進一步簡化為：∑i=1n{lnDOIi-∑j=0pγj(lnAGDPi-lnAGDP0)j}2×Kh(lnAGDPi-lnAGDP0)本文采用Silverman（1986）［9］的方法確定帶寬，選擇Ep⁃anechnikov核函數K(u)=0.75(1-u2)，該函數為能夠使得MSE與MISE達到最小的最優核函數［10］。根據多項式階數對估計結果的影響規律，即多項式階數與待估計函數的導數階數之差由偶數增加到奇數時，方差不增的特點［11］，本文具體選擇局部線性回歸對城鄉收入差距與人均實際GDP之間的關系進行考察。（三）研究方法與數據說明本文數據區間為2000年至2010年，并使用了省級區域的面板數據（不包括重慶）。相關數據由名義值向實際值的轉換均是以2000年為基期進行的。對城鄉消費差異影響因素模型的實證研究，主要是基于面板回歸模型，即通過F檢驗與Hausman檢驗在混合回歸模型、固定效應模型與隨機效應模型中進行選擇以更好地擬合樣本數據。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在采用局部線性回歸進行估計時，由于納入模型之中的不同省份可能存在一定的個體差異性，本文借鑒許冰、章上峰（2010）［12］的研究方法，即首先基于樣本數據構造一個包含固定效應的二次多項式模型，得到省際的固定效應值，然后將剔除固定效應影響之后的城鄉收入差距數據與人均實際GDP進行局部線性擬合。如果以上兩部分的實證檢驗能夠證明經濟發展對于城鄉收入差異的直接效應以及通過對城鄉收入差距而產生影響的間接效應均存在，則進一步將經濟發展水平，即人均實際GDP作為城鄉消費差異的唯一影響因素，仍然通過非參數估計的方法，實證研究兩者之間的函數關系。本文相關數據根據《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及各省相應年度統計年鑒收集整理得到。

實證分析

（一）城鄉消費差異與其影響因素之間關系研究為了準確對上述建立的城鄉消費差異影響因素模型進行估計，本文對其進行一系列相關檢驗。表2中的檢驗結果表明，F檢驗與Hausman檢驗均顯著地拒絕了原假設，即選取固定效應模型是較為恰當的。由于本文的樣本不是典型的長面板，無法對擾動項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對各模型的估計采用固定效應估計法（FE）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如表2所示，城鄉收入差距項在四個模型中均顯著，且系數符號為正。說明收入差距是消費差異的重要影響因素，兩者正相關。人均實際GDP項在四個模型中也均顯著，且符號為負，說明經濟的發展的確能夠縮小城鄉消費差異，這也驗證了本文之前的假設。以上兩個因素在改變模型的設定形式時均未改變顯著性及符號，即說明估計的結果是穩健的。同時人均GDP的平方項在模型（2）中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為正，而將顯著性水平降低到10%的水平時，其在模型（4）中的系數也為顯著，系數同為正，因此可以看出人均實際GDP的平方項也是模型的一個解釋因素，即說明了經濟發展水平對消費差異的影響確實存在邊際作用遞減的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均實際GDP平方項的系數絕對值在兩個模型中均較小，這說明邊際作用遞減雖然存在，但是幅度較小。收入差距與人均實際GDP的乘積項在模型（3）和（4）中均不顯著，即人均實際GDP與城鄉收入差距的交叉作用未在樣本中有所體現。本文推測這是由于現階段中國的人均實際GDP水平較低所致。收入差距的變動不會對消費差異產生顯著影響，必須建立在人們的收入水平較高的基礎上，因此人均實際GDP與城鄉收入差距的交叉作用項在樣本期內不顯著。當然收入水平較低也是人均實際GDP的平方項系數盡管顯著，但絕對值較小的原因。綜上，本文認為，城鄉消費差異的影響因素應該有三項，即城鄉收入差距、人均實際GDP及人均實際GDP的平方項。因此，模型（2）作為描述城鄉消費差異影響因素的模型是較為恰當的。同時，模型（2）的調整后的擬合優度也要高于忽略了人均實際GDP的平方項的模型（1）。值得說明的是，無論是模型（1）還是模型（2），都證明了經濟發展水平是城鄉消費差異的一個影響因素，且其在控制了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基礎上，作用為負。（二）城鄉收入差距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為了確定城鄉收入差距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形式，首先對兩者建立一個包含固定效應的二次多項式模型，利用得出的各省不同的固定效應值對城鄉收入差異的對數值進行調整，再對兩者進行局部線性回歸。此時我們計算得到的最優帶寬為0.2，估計結果如圖1所示。由圖1結果可知，隨著人均實際GDP的提高，城鄉收入差距水平有擴大的趨勢。從人均實際GDP的最小值開始，城鄉收入差距先后經歷了加速擴大、減速擴大、加速擴大、減速擴大的過程，在人均實際GDP的對數值大約為10.168左右時，曲線達到第一個轉折點，之后城鄉收入差距轉為平穩。在人均實際GDP的對數值為11.241左右時，曲線達到第二個轉折點。該點之后城鄉收入差距隨著經濟發展逐漸減小。圖1中曲線的形狀總體上是一條倒U型曲線，也即城鄉收入差距與人均實際GDP之間確實存在庫茲涅茨關系。同時，曲線的形態也顯示了兩者之間的關系存在多個拐點，也即傳統的線性模型對于觀測數據的擬合可能是不完美的。圖1城鄉收入差距與人均實際GDP關系綜合以上的實證研究結果，經濟發展對城鄉消費差異的影響路徑有兩條：一是經濟發展直接作為城鄉消費差異的影響因素，二是通過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間接對消費差異產生影響。前者本文稱為經濟發展對于城鄉消費差異的直接效應，而后者稱為間接效應。直接效應一直為負，間接效應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為正，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逐漸轉為負向。（三）城鄉消費差異與人均實際GDP之間關系研究前述分析得到的經濟發展水平對城鄉消費差異的作用結果表明，在不對間接效應和直接效應進行區分時，直接將人均實際GDP作為城鄉消費差異的影響因素是可行的。同時，由于在城鄉收入差距隨著人均實際GDP的提高而擴大時，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的方向不一致，那么在樣本期內，經濟發展與城鄉消費差異的關系究竟如何，則依賴于對兩者之間關系進行的直接分析。這里我們仍使用非參數的方法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將城鄉消費差異與人均實際GDP的關系一般性地表示為：lnDOC=n(lnAGDP)在去除各省固定效應的基礎上，仍然采用局部線性回歸法對上式進行估計，此時最優帶寬的計算結果為0.2，估計結果如圖2所示。圖2城鄉消費差異與人均實際GDP關系由圖2可知，隨著人均實際GDP的提高，城鄉消費差距總體上也呈現先加大后減小的趨勢，轉折點位于對數人均實際GDP為10.769左右，早于圖1的第二個轉折點。曲線顯示城鄉消費差異與人均實際GDP之間的關系同樣符合庫茲涅茨假說，即在直接作用與間接作用的共同影響下，城鄉消費差異隨著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先擴大再縮小的趨勢。Atkinson（1999）認為，如果接受庫茲涅茨倒U型假說，在收入分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上，政府的干預就是無效的［13］。從長期來看，整個經濟會自然而然地走出這一困境。類似于關于收入分配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庫茲涅茨假說，本文的分析結果顯示城鄉消費差異與經濟發展之間也存在著相似的關系。但社會對發展不平衡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如果認為政府在面對城鄉的不均衡發展時不應放任自流，而應采取措施主動干預，則將此處關于城鄉消費差異與人均實際GDP關系的分析與前述關于城鄉收入差距與人均實際GDP的分析結合在一起，便能夠得到較有價值的結果。我們認為，可將各省市按照實際情況分為三類：第一類省份隨著經濟的發展，城鄉收入差距已開始縮小，則此時經濟發展對城鄉消費差異的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均為負；第二類省份伴隨著經濟發展城鄉收入差距仍處于擴大階段，即經濟發展對城鄉消費差異的間接作用為正，但小于直接作用的影響，因此總體來看，經濟發展有利于縮小城鄉消費差異；第三類省份與第二類省份相同，仍然存在城鄉收入差距隨著人均實際GDP的提高而擴大的情況，但經濟發展對城鄉消費差異的間接作用大于直接作用，即總體看來城鄉消費差異隨著經濟發展而擴大。基于以上分類，有關部門在處理城鄉發展不平衡，特別是將著眼點放在城鄉消費差異問題上時，其政策重點就應有所區別。對于第一類省份，經濟發展無論是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還是消費差異，均能發揮正向作用，因此我們認為經濟發展應作為政策的重點。第二類省份則應在優先發展經濟與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之間進行權衡；而第三類城市由于經濟發展對于城鄉收入差距及消費差異的影響均為正，因此應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消除城鄉間的不均衡，統籌城鄉發展上來。

本文通過構建城鄉消費差異及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模型，將經濟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城鄉消費差異納入統一模型框架之內進行研究，并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得出以下結論：城鄉消費差異不僅受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同時也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將加大城鄉消費差異，而人均GDP的提高將會縮小城鄉消費差異；城鄉收入差距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符合庫茲涅茨假說，兩者之間的關系曲線存在多個拐點，并且樣本期內經濟發展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正向作用已經出現；同時考慮經濟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及城鄉消費差異之間的關系，經濟發展對于城鄉消費差異的影響路徑有兩條：一是通過影響城鄉收入差距而間接作用于消費差異，即間接效應。該效應經濟發展初期為正，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漸轉為負向；二是直接對城鄉消費差異施加影響，即直接效應，該效應始終為負；經濟發展與城鄉消費差異之間的關系也呈倒U型曲線，即在經濟發展初期，城鄉消費差異隨著人均實際GDP的提高而擴大，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城鄉消費差異轉而縮小。最后，在以上結論的基礎上，根據各省市的發展情況，對其進行了分類，并對不同類型的省份給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如果認為政府在面對城鄉發展的不均衡時，應主動作為，則本文的結論及提出的建議是有一定參考價值的。但受限于研究方法，本文仍存在一定不足之處，即假定各省市關于城鄉消費差異、城鄉收入差距及人均實際GDP的函數關系都是相同的，并未考慮省際差別。因此，利用空間計量經濟學，如地理加權回歸法進行分析就成為進一步研究的重點所在。

本文作者：孫琳高勁工作單位：上海海事大學

消費需求與收入分配的關系

1.從儲蓄動機方面看收入與消費之間的關系我國居民的儲蓄動機主要包括預防性儲蓄和遺贈性儲蓄。對于低收入者來說，對于未來收入和支出不確定性的預防性儲蓄不能完全得到滿足，超出其收入承受能力范圍的儲蓄計劃就無法執行。隨著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預防性儲蓄的范圍會增加，儲蓄的數額也會隨之增多，以避免因發生意外事件對家庭造成影響。在居民滿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且已有足夠的預防性儲蓄后，還會開始為下一代進行儲蓄，我國居民中這種遺贈性儲蓄動機尤為突出，而且高收入者的遺贈儲蓄傾向尤為突出。因此，高收入水平者在新增收入中進行遺贈性儲蓄的比例就要遠遠高于低收入水平者。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高收入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傾向和遺贈性儲蓄傾向要高于低收入居民。即高收入者邊際消費傾向低于低收入者。2.從平均消費傾向方面看消費與收入之間的關系消費收入方程可以表示為:C=C0+aYd式中C表示消費，C0表示自主消費，a表示邊際消費傾向，Yd表示即期可支配收入。由平均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可知，在收入水平比較低的時候，居民和家庭為了維持日常生活的需要必然消費大部分的收入。當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居民就開始進行儲蓄，為日后人生階段的消費和預防性需求做準備，從而實現效用最大化。因此，平均消費傾向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斷下降。整理上式可得:C/Yd=CO/Yd+a。其中C/Yd表示平均消費傾向。自主消費函數Co是常數，邊際消費傾向a也是常數。從上式可以看出平均消費傾向隨著即期可支配收入Yd的增加而減小。因此，一個人收入越高，消費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儲蓄占收入的比重越高。因此可以推出高收入者平均消費傾向低于低收入者。終上所述，如果收入分配極不均勻，收入集中于少數高收入階層，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和平均消費傾向就會下降，從而抑制消費需求，使消費長期疲軟和不足。

收入差距影響消費需求的實證分析

1.全國城鄉收入差距與社會最終消費率為了進一步確定城鄉收入差距和消費需求之間的關系，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以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即城鄉居民收入差距X作為自變量，以消費額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即全社會最終消費率Y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一元線性回歸模型為:Y=a+a1X+Ut。通過表1得到回歸方程為:Y=86.19419－10.13373X+Ut，回歸方程可決系數R2=0.770254，方程擬合得較好，也通過了t檢驗和F檢驗，并且回歸系數有明確的經濟意義，即當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增加1倍時，社會最終消費率就下降10.13個百分點。這與前面的理論分析是相符合的，即城鄉收入差距拉大會抑制居民的消費需求。2.省市城鄉收入差距與居民消費根據全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形勢、居民收入水平、地域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等方面的差異，運用全國31個省份2000—2010年間的面板數據(N=31，T=11)，以全社會最終消費率作為因變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作為自變量，建立面板數據模型。經F統計量檢驗和H統計量檢驗，建立模型形式為:Yit=ai+X’itbi+uit;i=1，2，3…;t=1，2，3…T其中ai表示31個省市的自發消費水平;bi表示31個省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對消費需求產生的影響，表示不同省份對整體的影響(見表2—表4)。模型回歸方程的擬合優度R2和F統計量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解釋變量能夠對被解釋變量進行較強的解釋和說明。從上述結果可以看出，新疆等12省份(安徽、湖南、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甘肅、青海、寧夏)的城鄉收入差距對消費需求產生正向影響，主要是因為在欠發達地區中，隨著收入的增加，城市較鄉村速度快，導致居民為了滿足一定的生活水平而使消費需求不斷增加，從而拉動了消費總量的增加，產生了正向的影響。而其他19省份的城鄉收入差距與最終消費率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主要是因為在這些相對較發達的地區，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經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即使收入有較大幅度的增加，鄉村相對城市進步和發展速度仍然較慢，因此當收入差距增大時，消費需求反而減小。以上分析表明近年來最終消費率的不斷下降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有關的假設有一定的可信性。并且，各個省份的負相關系數不同，說明城鄉收入差距對消費需求產生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性。

調整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消費需求

[摘要]近年來，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日益加大，與此同時我國城鎮居民的消費傾向也有下滑趨勢，本文在理論和實證兩方面肯定了二者之間的聯系，并指出了調節收入差距，擴大消費需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關鍵詞]收入差距邊際消費傾向平均消費傾向

近幾年來，說起收入差距，人們關注的視線過多地放在了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差距上。然而，隨著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隨著國有企業改革改制的推進，隨著社會競爭的日益激烈，城鎮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下崗、失業又在不斷增加，再加上涌入城市的一大批農民工，使城市的失業人員不斷增加，低收入和靠失業金生活的人越來越多，城市中形成了一個相對貧困的群體，使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加速擴大，遠遠超過了城鄉之間居民的收入差距。近年來我國城鎮居民面臨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國的消費需求一直不振，消費不振與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之間是否有一定的聯系是近年來很多學者一直在探討的問題，本文在理論和實證兩方面肯定了二者之間的聯系，并指出了調解收入差距，擴大消費需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收入差距對消費影響的理論分析

為了研究的方便，現將城鎮全體居民按某一收入標準劃分為兩類群體: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設高收入群體的總收入為Yh，其平均消費傾向為Ch(O＜Ch＜1);設低收入群體的總收入為Yi，其平均消費傾向為Ci(O＜Ci＜1);根據平均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有Ch＜Ci成立；設全體居民的總收入為Y，則有Y=Yh+Yi;設β=,（0<β<1），則β為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β的大小體現收入差距程度大小，因此β為收入差距系數。

總量消費的一個關系式:C=ChYh+CiYi（1）由Yi=Y-Yh及Yh=βY，代入(1)式并整理，可得(1)式的另一種表達形式:C=[βCh+(1-β)Ci]Y（2）記C=Y（＝βCh+(1-β)Ci)

一、河南城鄉收入差距和消費現狀

(一)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狀況

河南省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收入近年來都有明顯的提升，但是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有不斷變大的趨勢。另外，我們還可以用相對收入差距來進一步表示城鄉收入差距狀況。無論是從名義量上來看，還是從實際量上來看，城鄉收入比都經歷了先縮小，后擴大，再縮小，再擴大的變化。從1978年到1984年，相對收入差距從總體上看是下降的。到1984年，城鄉名義收入比從1978年的3.01下降到1.78;實際收入比下降到1.64。(城鄉居民名義收入之比=城鎮居民名義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名義人均純收入;城鄉居民實際收入比為以上二者的實際量之比)從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城鄉收入比變大，1994年名義收入比達到2.88;而實際收入比達到2.24。隨后的四年間，城鄉收入比再一次下降。到1998年，名義收入比下降到2.26;實際收入比則下降到1.79。而這種下降并沒有在此后的幾年繼續下去。從1999年開始，我省城鄉收入比再次擴大，到2003年達到最高水平，名義收入比為3.10;實際收入比為2.47。名義收入比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值。2003年以后，城鄉收入比變化不大，名義收入比基本穩定在3.00左右，而實際收入比則在2.40左右徘徊。

(二)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對比

2013年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達到14821.98元，是1978年的54倍;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為5627元，是1978年的68倍。雖然城鎮和農村消費額都在不斷提高，但城鎮居民的消費的絕對量遠遠高于農村居民水平。從總體上來看，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平均消費傾向是趨向于降低的。這符合凱恩斯的假設，即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從而帶動了平均消費傾向的降低。此外，我們還能看出，在改革開放的大部分時間內，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要高于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這與凱恩斯的理論相悖，按照凱恩斯的理論高收入人群應該有較低的消費傾向，而低收入人群具有相對高的消費傾向。產生這樣的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農村居民不得不拿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來進行儲蓄，從而導致當期的平均消費傾向降低。

二、收入差距對消費需求影響的理論分析

城鄉人均純收入、城鄉人均純消費以及消費率的演化軌跡

近十年中國城鄉人均純收入分別以12%和11.5%的速度持續增加，截止到2010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鄉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達到19109.44元和5919.01元。伴隨著人均收入的提升，城鄉居民人均消費也分別以10.6%和11.5%的比例稍滯后的同步增長，截止到2010年底，分別近似達到13471.45元和4381.82元。2002－2010年間全國整體上城鄉人均純收入和人均消費的具體演化軌跡為:從上圖中可看出:鄉村人均純收入和人均消費近乎是同比例增長，而城鎮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大于人均消費的增長速度，所以引致下文的城鎮消費率下降的演化軌跡和鄉村消費率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軌跡。還可清晰看出兩者都呈現出增長趨勢。在增長速度上，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大于農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相反，農村人均消費增長速度快于城鎮人均消費增長速度。且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費遠高于鄉村人均純收入和人均消費。任一年鄉村人均純收入都還不及城鎮人均消費，同時2010年鄉村人均純收入和人均純消費還不及2002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費，這說明，無論在收入和消費上，城鄉差距都至少在8年以上。為清晰的觀察各省城鄉的人均收入以及人均消費的絕對值，以及各省的人均消費以及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國中位序，在此給出2010年各省的城鄉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費值和相應的排名。隨著城鄉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費量的絕對量的持續提高，那城鄉消費率將如何演化?通過以下數據將看到:城市的消費率如今持續下降，即從2002年的0.783下降到如今的0.705①;鄉村消費率展現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法則，即先上升在下降的倒U型軌跡②，從2002年的0.741上升到2006年的0.789，再從2006年的0.789下降到2010年的0.740。依據空間上分布的異質性可反映時間上的連續性，故隨著時間演化，鄉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費量持續提高，最終將重復城鎮消費率的演化軌跡，則整體上任一省份較為完整的消費率演化軌跡應存在一個近似倒U型的演化片段，即先上升后下降。從上圖可看出:初始城鎮消費率高于鄉村，在2004年后城鎮消費率被鄉村消費率超過，在2004－2007年間鄉城消費率之差持續擴大，2007后消費率差距趨于縮小，而鄉村消費率趨勢符合方程LogNormal分布f=0.737+0.051*exp(－0.5*(ln(x/2006.6)/0.0009)^2)(1)因整體上的數據分析易于忽視微觀和結構，下兩幅圖分別考察城鄉在不同人均收入下消費率的演化軌跡。從上圖可以看出:不同收入水平下城鄉消費率演化軌跡基本上一致，前者符合線性下降趨勢，后者符合倒U型。無論城鄉都呈現:收入越高的省份，消費率越低。城鎮人均收入大于20000和小于20000的城鎮消費率，近似相差4%，2010年前者維持在66%左右，后者維持在70%左右;鄉村人均收入大于5000和小于5000的鄉村消費率相差6%左右，2010年前者維持在70%，后者維持在78%左右。

省域城鄉收入差距和省域城鄉消費差距

在2002－2010年間全國城鄉人均純收入之比大體趨勢是上升的，表示為下圖的星號的散點圖。從2002年的3.11，上升到2009年的3.33，2010年出現下降的趨勢，這9年平均差距維持在3.25，而城鄉人均收入之比在2010年以后將呈現下降趨勢，即城鄉收入差距的軌跡必將展現倒U型的片段。大體全國城鄉人均消費之比呈現縮小趨勢:從2002年的3.28下降到2010年的3.07，這9年平均差距維持在3.15左右，2002－2003年間消費比呈現上升，同樣城鄉消費之比也呈現倒U型片段。城鄉收入差距在擴大，相反消費差距在不斷縮小。從上圖可看出:城鄉人均收入比在2002－2009年間呈現上升，2009年后開始下降，即倒U型片段。城鄉消費比開始出現小幅上漲，接著2003－2006年間一直巨幅下降，2006年后城鄉消費比輕微下降且穩定在一較低的3.1值附近。2005年前城鄉消費比大于城鄉收入比，2005年后城鄉消費比開始大于城鄉收入比。說明鄉村消費率比城鎮的高，鄉村很多錢沒用于儲蓄，而是用于消費，相反城鎮的儲蓄率較高，消費率持續走低。因整體上考察會喪失微觀和結構上的信息，在此把城鄉人均收入比和人均消費比分別在三個不同人均收入的梯隊下加以考察，然后看上述宏觀性狀是否在微觀下依然保留。同時看，在不同人均收入下會顯現出哪些以前沒有觀察到的現象法則。根據各省人均收入水平進行聚類，節點是人均收入分別為20000元和30000元，進而把省份劃為三類①。從上圖可看出:人均收入比雖呈現上升趨勢，但后期都存在輕微下降的特點。特別人均收入小于20000的梯隊，2007年后呈現出明顯的下降。同時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區域，城鄉人均收入比越小，即越富有的梯隊，城鄉收入差距越小。從第二幅圖看，各收入水平下，各梯隊同樣呈現出下降趨勢，但下降幅度存在明顯的差別。人均收入小于20000的省份城鄉消費比在一個高水平上下降，且下降幅度最大;人均收入大于20000而小于30000的省份在一個次高水平上下降，下降幅度次大;人均收入大于30000的梯隊在一個最低水位上下降，下降幅度最小。如果空間上發展的不均勻性可反映任一區域時間上發展的連續性，那未來第三梯隊上人均收入比將縮小，達到第二梯度上的低水平，進而達到第一梯隊上的更低水平，這種運動過程是波動式的迂回下降。人均消費比的第三梯隊未來也將重復第二梯隊的低水平及低速率，以及第一梯隊的更低水位和更低速率的運動軌跡。那各省城鄉人均收入比和人均消費比將呈現何種演化軌跡呢?從上表可看出:人均收入低的省份(如貴州、甘肅等)呈現先上升后下降，即倒U型，隨著人均收入提高，中間出現一趨勢不明顯的徘徊期(如呈現明顯下降的新疆和趨勢不明顯的海南和廣西等)，接著進入第二個倒U型區段上，這個區段上省份有河南和湖南等，再次進入過渡階段，如明顯上升的福建、吉林及河北等;隨著人均收入持續提升，最終進入高水平上的倒U型發展階段，如上海、北京及浙江等省份。總之，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城鄉收入的差距先上升后下降，經過渡期:下降或徘徊;然后進而中間階段，再次出現先上升，再下降的倒U型階段，接著進入過渡期，即上升和徘徊階段;最后再進入第三個倒U型的發展階段上。整個城鄉收入比的演化軌跡，是一個有倒U型片段銜接成的向下延展的波，即存在迂回的向下延展，這是與傳統籠統的認為:城鄉收入比的演化軌跡是一個倒U型軌跡是不同的，上述更強調倒U型僅僅是演化軌跡中的一個片段。從上表可看出:上述演化軌跡表現為，隨著人均收入提高，先呈現下降(如甘肅和西藏)，然后進入表征為倒U型的過渡期(如云南和貴州)及徘徊的海南和廣西;接著進入明顯下降區段(如河南、陜西及湖北等)，再次進入倒U型和徘徊的過渡期(如吉林、福建及廣東天津);進而進入U型區段(如山東和遼寧等)，再次進入下降區段(如北京、浙江及江蘇等)?？梢钥隙ㄕf:局部和階段上是不存在普適性演化軌跡，如先前學者認為的倒U型和U型，W和N型，以及倒W和倒N。整體上若存在演化趨勢，這種趨勢是有U型、W型、N型以及倒U、倒W、倒N等波段銜接成的波動趨勢，即上述都僅僅是一個片段而已，即上升后下降，下降后上升，上升后再下降，下降后再上升等等的延展過程。2010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費分別達到19109.44元和13471.45元，鄉村人均純收入和人均消費分別為5919.01元和4381.82元。城鄉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費的差距為3.22和3.07。人均消費差距有縮小穩定趨勢，但人均收入差距雖在2010年出現輕微下降，但這個時段內還在一高水位上上升。在過去的15年間，全國整體上的城鄉收入差距的年數，每年在以差距1年的速度拉大，這一直持續10年，即從1996年差距為4年擴大到2006年的12年。而從2006年到2010年這5年間，全國城鄉差距基本穩定在12年左右，并在2010年有減小的苗頭，即2010年中國整體城鄉差距在11年左右。而具體各省省內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的從圖7明顯看出，除四川、湖南以及寧夏外，城鄉收入差距的年數在地理空間上呈現聚集性。呈現收入差距最低的省份集中在東北三省、京津、江浙滬，城鄉收入差距最高的省份集中在藏滇桂。城鄉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地方，城鄉差距越小，基本上8年左右，但第一梯隊廣東是個例外，城鄉差距可達到13年久，說明廣東雖整體和人均收入較高，但社會風險極大;收入偏低的東北三省，整體上差距比較小，遼寧和吉林分別為7年和8年，黑龍江8年。除此之外，基本上符合越富有地區，城鄉差距越小，越落后地區，城鄉收入差距越大，如人均收入低的云南及甘肅城鄉收入差距年數達到15年和14年之長。同時發現:“經濟發展水平落后地域，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經濟發展水平最好區域，貧富差距最小，經濟發展水平中等區域，貧富差距居中”①。這并不意味著“貧富差距較小區域，貧富差距就會一直縮小，貧富差距一直很大的區域，差距就會擴大”。如今卻顯現出:“經濟最發達區域，除北京個別省份外，貧富差距好像都在低水位上輕微上升;差距較大省份，除一些省份迂回外，很多在一個高水位上劇烈下降”。說明隨經濟發展水平提高，貧富差距會縮小，但這種下降，是一延展開來的下降波。3通過對全國和各省城鄉人均消費及消費率等面板數據的考察發現:近幾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省份，都是鄉村消費率與城鎮消費率之差在擴大的省份。城鄉收入差距較大的省份，農村消費率遠高于城鎮消費率，高達10%以上，如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貴州、云南及甘肅三個低收入省份，分別達11%、17%及10%，鄉村消費率平均達85%，城鎮消費率平均達75%;收入次高的東北三省及其他省份，城市消費率大于農村消費率，農村消費率較低，基本上維持在68%左右，城鎮消費率維持在75%左右，消費率之差也維持在－9%左右，城鄉收入差距較?、佟Ｊ杖胨捷^高的天津、上海及北京等省份，除天津典型外，城鄉消費率差不大，基本在1%之內浮動。從上表可看出:越窮區域，農村消費率越高;越富區域，農村消費率相對較低;富有區域的鄉村消費率要么很低，要么與其城鎮消費率相差很小，甚至農村消費率遠低于其城鎮消費率，當然富有區域，一般城鄉收入差距較小。還發現:最富的地區，城鎮的消費率最低;最窮的地方，鄉村消費率最高。在一段時間內，只要農村消費率與城鎮消費率之差持續變小，城鄉收入差距就不斷縮小。根據城鄉收入差距等級對省份重新聚類，把2010年差距大于3的省份歸結為一類，差距小于3的省份②劃分為另一類?？础俺青l收入差距較大的省份是鄉村消費率大于城鎮消費率的省份，城鄉收入差距較小省份是鄉村消費率與城鎮消費率之差較小的省份”的命題是否成立。解析和統計發現:前者鄉村消費率與城鎮消費率平均之差為4.2%，后者平均之差為－2.4%，說明城鄉收入差距比較大的省份，鄉村消費率比較高，城鎮消費率比較低。換句話說，城鎮的廣義儲蓄率比較高，鄉村的廣義儲蓄率比較低，具體統計分析如圖8。從上圖看出:發現鄉城消費率差越大，則城鄉人均收入差距越大;鄉城消費率差越小，人均收入差距越小。并呈現一個數量關系，鄉村消費率每高于城鎮消費率1%，城鎮人均收入和鄉村人均收入之比就大約擴大20%。換句話，前者每提高1個單位，后者就提高20個單位。故在收入分配乏力情況下的，想法設法，降低鄉村居民的消費率，擴大城鎮居民的消費率，是解決貧富差距的一條可行的政策。城鄉收入比≈20*鄉城消費率差+r(2)為獲得更多細節和更容易把握消費率之差與城鄉人均消費率間的關系，同樣根據各省份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對全國31個省份劃分三個梯隊。從上表看出: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區域，鄉村消費率和城鎮消費率較低;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區域，鄉村消費率較高，而城鎮消費率偏低;整體上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鄉村的消費率差別較大，高達10%，相反城鎮消費率差別不大，僅僅2%左右;越發達區域的城鄉差距越小，越落后區域城鄉收入差距越大;因城鎮消費率在各收入層次上變化不是那么明顯，相反鄉村消費率在收入的不同層次間變化明顯，同樣城鄉收入差距對收入的不同梯隊變化是敏感的，且和鄉村消費率對收入梯隊的變化是同步的，間接的陳述鄉村消費率對城鄉收入差距貢獻較大，即鄉村消費率和城鎮消費率之差對城鄉人均收入差距貢獻大，其間存在正的因果鏈。

省際人均收入差距

通過對數據的統計分析，唯象的研究了整體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和各省城鄉人均收入差距，考察了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在地理空間上是否呈現聚集性，分析了鄉村消費率與城鎮消費率之差與省內城鄉人均收入之比存在統計關系?，F在問題之一是，如今各省間的收入差距有多大，近似為多少年，如何測算;問題之二是，省際之間城鎮收入差距有多大，如何測算;問題之三是，省際間鄉村收入差距有多大，如何測算。下述將圍繞這些問題展開。從上圖看出:省際間的人均收入差距最高13年，如貴州和上海;最低為0年，如山西和陜西;比吉林人均收入滯后1年的有7個省份，如河北、湖北、重慶、陜西、黑龍江、寧夏以及山西;人均收入滯后兩年的有5個省份，有河南、湖南、海南、青海及新疆;比其高兩年的有4省份:天津、內蒙古、遼寧及福建。當然從上圖還可以清晰看到哪些省份的發展水平較相近。接著問，任意兩省份間城鎮收入差距年數是多少?任意兩省份間鄉村人均收入差距的年數是多少?從上圖可以看出:城鎮收入差距最大的是上海和甘肅，差距近似為8年左右。而大多省份的城鎮發展水平滯后于山東省的城鎮發展水平2年，有海南、廣西、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寧夏、陜西、河北、河南以及吉林13省份，其次是比山東城鎮發展水平滯后兩年的省份，如黑龍江、陜西、貴州、西藏青海以及新疆。從上圖可看出，鄉村人均收入差距最大為13年，如上海和貴州;大多數省份的鄉村發展水平在選擇的尺度上與河南的鄉村發展水平較相似，如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重慶以及內蒙古;比河南鄉村發展水平滯后一年的有山西、寧夏、四川以及新疆，當然這些省份的鄉村的發展水平在選擇的尺度上較為相近。發展水平相近的可以在地圖中清晰看出。同時發現:省際間鄉村收入差距比省際間的城鎮收入差距大。前者最大差別在8年左右，后者可以高達13年之久。

摘要：自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居民數量不斷增加，目前占總人口近40%左右。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城鎮居民的收入來源日益多元化，收入也在不斷的增加，這使得城鎮居民的消費能力也在不斷的擴張。然而消費能力的不斷擴張也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所在。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城鎮居民GDP也在不斷的增長并超過了1000美元。這就意味著我國消費結構即將升級，并且帶動產業結構和投資結構發生變化，這一系列的改革將成為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有利的保障。消費結構的改變也將是帶動服務業加速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在這樣大好的情勢下，我們需全面分析、理性對待，我相信城鎮居民消費與收入的研究對我國未來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收入差距；消費需求；影響

一、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現狀及原因

（一）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情況。從我國基尼系數來看，雖然近幾年來基尼系數有聯系連續下降的趨勢，但卻仍處于0.46以上，這說明我國收入差距已經十分明顯，且貧富差距較為嚴重。同樣是城鎮居民，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卻較大，根據國家有關部門公布的數據來看，東部地區由于自身區位優勢以及國家政策的傾斜，成為先富起來的地區，相比之下，中西部城鎮居民收入雖有提升，但跟東部相比差距明顯。地理人文環境的差異條件、區域發展的政策性變化等均是導致不同地區收入差距的原因。除了基尼系數的居高不下，我國城鎮居民東中西部的收入差距大以外。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物價漲幅也出現了同步增長的情況。這種同步增長的出現是因為經濟的不斷增長而導致的經濟體制改革而來的。然而城市經濟體制的改革離不開企業的激勵機制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工作制度改革等，這系列的改革都將影響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問題。由于國家政策的變動改革，導致不同行業的利益變動，不同行業的收入也就呈現了差異趨勢，這打破了以往的平均主義的分配模式，間接拉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由于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收入差距的拉大，也導致了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在不斷的拉大。按照經濟學的定義，我國是典型的倒金字塔型的社會財富分布。除了財富分布的不平均，更讓我們擔心的是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速度明顯高于低收入階層，這也就意味著高收入者收入越來越高，低收入者則完全相反[1]。（二）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其一，市場分配體制造成收入差距過大。根據我國目前實行的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方式來看,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存在這較大的差別。我們的目標是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源配置和分配體系。但就市場經濟的本質而言，我們無法做到公平與效率并存。也就不可避免的會出現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其二，制度轉型中的不合理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為帶動經濟的發展國家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從理論上來講這無疑是正確的做法,事實上也極大地激勵了生產力的發展,得到了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預期。但由于在政策推行的過程中，缺乏管理和約束，再加上部分人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面前已經將“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的原則拋出腦后。隨著這種行為的加劇泛濫,造成收入差距的迅速擴大。這些不合理收入,使的這些人的起點變高上,在往后的發展中則會進一步的擴大貧富差距[2]。其三，政府的宏觀調控影響著收入分配差距。在個人稅收方面我國的公平分配功能在不斷的弱化，就目前部分地區實行個人稅收來看，個人稅收不但沒有縮小居民間的收入差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負面的擴大效應。然而，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變，我國相應的制度、法律和政策等各方面都不能得到及時的完善，最后卻滋生了大量的非法非正常收入的情況，這進一步拉大了收入的差距，更嚴重的是這根本不利于社會的安定平穩發展。再有，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是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由于政府的一些重大政策實施造成了我國城地區之間、各行業之間甚至企業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

二、收入差距過大對消費需求的影響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居民的收入也有著明顯的變化。首先，城市居民的收入與人力資本逐漸成正比。勞動者的收入已經基本由勞動力市場上的供求決定。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對新型技術人才的渴求增加，部分行業的從業人員也都是一些高學歷的年輕人員，由于市場的渴求其收入也是相當可觀。其次，由于市場化改革,城市居民收入的來源增加了，部分人更是通過投資生產過程,獲得利息或紅利等多種形式增加了自己的收入。再是，雖然收入的來源增加了，收入也與人力資本能成正比，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失業也成為目前經濟社會中的一個重要現象。近年來,由于科技的不斷發展與更新，大量的機械生產將取代部分的勞動力，部分人員下崗失業的可能性在不斷提高，而部分地區目前已經有大量失業人員存在,這一批人需要通過政府救濟而存活,城市貧困問題日顯突出，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差距拉大。根據上述城市居民收入變化可以看出,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差距的拉大,形成了高收入階層和低收入階層。對高收入階層來說,其收入水平遠遠超過其可消費的最大水平,大部分收入都無從消費。他們對生活必需消費品的消費不可能超過生理極限,致使生活必需消費品在總消費中所占比例較低。高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是隨著收入的增加而遞減的。對低收入階層來說,其收入的大部分用來滿足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購買,小部分用來購買家庭耐用消費品。低收入階層的耐用消費品遠未普及,如果他們的收入增加,則收入增量的大部分會用于增加消費品的購買。低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要比高收入階層高,高收入階層的低消費傾向直接拉低了社會平均消費傾向,會影響著總的消費支出的加總結果。收入差距擴大,是導致城鎮居民消費傾向下降、消費需求增長緩慢的重要原因[3]。收入差距過大造成供給不足，制約了消費需求的擴張。有效的消費行為是在具有支付能力的前提下還要有有效的需求，在前兩個條件都滿足的情況下，還必須保障相應的供給，這樣才能實現有效需求到現實需求的轉變。由于收入水平的差距和懸殊，生產者就在生產產品時就必須明確供應的需求對象，然而如果面向低收入者進行供應的話，由于經濟的快速增長也伴隨著物價的上漲這使得生產者可能面臨虧本的危險。如果面向高收入者進行生產供應的話，則又會出現供求不平衡，生產者大量積貨賣不出去，而低收入者則是面臨的供不應求的尷尬境地。供求關系的無法平衡終將制約消費需求的擴張。收入差距過大影響擴張消費政策的實施。面對想要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的目的，必須解決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所以政府將通過一些政策來擴張內部消費能力是其必須考慮的。但是在實施擴張消費政策的過程中，因為收入差距過大的存在給擴張消費政策帶來了較大的阻力。收入差距過大政府在制定政策時不能制定出一個普遍都適用的政策來，所以這對政策制定者而言是很艱難的，不管如何制定都會存在一定的不公平現象。加之每個人的收入水平存在差異，導致其消費行為也存在不同，政府想要全面擴大社會的消費水平力度，就必須實事求是的針對不同的消費群體制定不同的政策。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僅增加政策制定的難度也增加了政策執行的難度。因為不同的收入群體對相同政策有著不同的理解，有可能在政策實行的過程中甚至會相互抵消政策效應，到最后煞費苦心的政策卻不能得到較好的結果。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如國家制定的高利息所得稅而言，對于城鎮高收入者來說由于其能滿足自己的基本消費需要，由于供應條件問題無法滿足起更高的消費需求時，高收入者也就只得將其財產存放在銀行里做一些小的理財項目。而低收入者來說，一種是本身存款有限，另一種則被稱為月光族根本沒有存款，對他們而言無論多高的稅都影響不了他們的現實生活水平。這就很好的解釋了衛生么我國有20%的利息所得稅，銀行的存款卻還是在逐年遞增的原因[4]。

摘要：目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已是不爭的事實，其對經濟社會各方面產生各種影響。文章試圖將分析視角集中于城鄉收入差距對產業結構的影響，認為城鄉之間收入差距過大，從市場需求與市場供給兩方面影響產業結構的合意性，也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不利影響。

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產業結構；負效應

目前，對于我國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已基本達成共識。李實等（2004，2007）利用泰爾指數將全國的個人收入差距分解為城鎮內部、農村內部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三部分，計算出三種差距對全國的差距貢獻率，結果顯示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對全國總體收入差距貢獻率從36%提高到43%，這說明了城鄉之間收入差距過大是全國收入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對于城鄉收入差距對經濟影響的已有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費結構上，認為城市居民消費趨于飽和，而農村消費結構升級較慢，農村消費占總消費比相對較低，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我國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資，因農村消費不足帶來的內需不足將影響到經濟的持續平穩增長。而關于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對我國的產業結構之間關系做出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的并不多。城鄉間的收入差距拉大將對產業結構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本文將視角集中于產業結構的市場需求與供給變動兩方面，以分析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對產業結構變動的效應。

1城鄉收入差距通過市場需求對產業結構變動產生影響

產業結構是指整個國民經濟中全部經濟資源在各產業的配置結構。本文中的產業結構不僅包括對第一、二、三產業的分類，還涉及到三大產業內部各行業和行業內部各層級及其之間的關系。正常的產業結構變動一般表現為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升級有兩方面的含義：

①指一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各個產業部門所表現變動趨勢：第一產業的份額顯著下降，第二產業的比重顯著上升，第三產業也略有上升，即三大產業比重次序的調整，其衡量指標一般是第二產業或第三產業的比重占GDP的比重；

一、城鄉差距與城鄉差別具有不同的內涵

城鄉差距與城鄉差別的內涵是完全不同的。集歷史現象與社會現象于一體的城鄉差距是一個國家基本社會制度框架內城鄉關系走向的表現形式。一個國家的基本社會制度決定財富的分配原則，建立在城鄉利益對立基礎上的城鄉差距擴大是資本主義制度下財富分配不公的必然結果。但對已有的城市與鄉村而言，他們各自能夠產出多少財富則是由各自的主業生產力水平決定的，而代表城鄉主業生產力水平的是城鄉工農業勞動生產率。如果一個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甚至達到了物質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狀態，而且工農業勞動生產率達到同樣高的水平，此時，源自生產關系方面與源自生產力方面的城鄉差距都消滅了，但城鄉差別依然存在。由此看來，城鄉差別另有自己的特定內涵。

所謂城鄉差別是指城市與鄉村之間在城鄉生態景觀、城鄉主產業勞動方式、城鄉居民的集聚方式、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方面的客觀區別，它存在于任何階級社會的各個國家中。各個國家正在努力消滅的是城鄉差距，但不能消滅城鄉差別。自城市誕生以來，城鄉差別就存在，以后還將存在。以往我們常常講的“消滅三大差別”，其實指的是“消滅三大差距”，或者說是在對城鄉差別有誤解的情況下喊出的口號。城鄉差距是指在基本社會制度及其一系列衍生制度約束下由城鄉主產業生產方式而決定的城鄉發展水平的差距。通過這個界定可以看出，要消滅城鄉差距，就必須既要消滅使城鄉差距擴大的基本社會制度，又要使城鄉主產業勞動生產率水平同步提高。

在對待城鄉差距問題方面，還存在一個誤區，即人們往往認為只有社會主義國家在致力于縮小城鄉差距并力圖消滅城鄉差距，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沒有縮小城鄉差距。在資本主義初期，城鄉差距擴大的速度的確很快，城鄉對立關系十分突出。隨著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資本主義工業化與市場化的觸角逐漸伸入到農村與農業，盡管主觀上獲取剩余價值，但客觀上卻縮小了工農差距與城鄉差距。與社會主義國家相比，資本主義國家縮小城鄉差距的行為是被動的，是因工業品的銷售市場受到了落后農村、農業阻礙時才不得不去發展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縮小城鄉差距的行為是主動的，是受基本社會制度價值取向影響而進行的提高農業生產力的行為。即使是這樣，并不能表明社會主義國家在消滅城鄉差距問題上不存在失誤，因為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需要不斷完善，這就使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在中國仍然會出現城鄉差距擴大的問題，以至于今天我們用“統籌城鄉發展”來糾正過去城鄉差距方面出現的失誤。

二、城鄉差距問題的層次性分析

分析城鄉差距問題應從三個方面人手：一是系統的研究不同層次的城鄉差距，二是揭示城鄉差距的本質，三是明確導致城鄉差距拉大的歷史責任主體。

一路飆升近30年的中國經濟，令世人驚嘆不已。還有何美中不足呢？社會常議論的問題不外乎：生態環境惡化、收入差距拉大、精神家園失落等。十七大已為解決這些問題，指明了方向?，F僅就如何看待收入差距與共同富裕間的關系，談點體會。

收入差距的出現正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開始

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最終目標。過去以階級斗爭為綱，收入上大搞平均主義，結果平均成共同貧困。改革開放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消滅貧窮，走向共同富裕。近30年的實踐證明，這才是中國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正確道路。

正如十七大報告指出的：自新時期以來，城鄉居民收入較大增加，家庭財產普遍增多。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初步建立，貧困人口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農村貧困人口從兩億五千多萬減少到兩千多萬。

這些實事說明什么？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確實是拉大了收入差距，涌現出一批富人。另一方面，這雖然使富人更富，但不僅沒有使原來的窮人更窮，反而使他們普遍脫困致富，使貧困人口減少了十幾倍，而且剩下的也能得到基本生活保障。這就不會形成兩極分化。

事實反映，收入差距的出現，不僅未造成兩極分化，反而是消滅貧窮，走向共富裕的開始。因為，唯有實現市場化，才能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而市場的活力源于競爭機制，競爭的前提就是有收入差距。因此，要消除貧窮，要防止兩極分化，就首先要清除平均主義，鼓勵收入差距。從允許出現差距，到拉大差距，再到逐步控制差距，這正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長征之路。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承認收入差距，而又以共同富裕為目標，表面上看是個悖論，其實兩者是辯證的統一。只有承認差距，利用差距，才能最終減少差距。這就是鐵的辯證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