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史范文10篇

一定的學術是一定社會發展的產物，總是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的失敗，反映到學術領域就是“采西學新說”以建構中國學術史的新體系，出現了象梁啟超著的《論中國學術史變遷之大勢》，劉師培的《周末學術史序》，章太炎的《清儒》、《學隱》、《學變》等用新觀點、新方法寫成的學術史著作，開創了學術史研究的新境界。

一、章節體學術史的溯源

中國傳統學術史肇始于戰國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子學研究。其中，尤其以《莊子·天下篇》、《韓非子·顯學篇》、《荀子·非十二子篇》為代表作。它們對先秦學術的總結具有以下特點：一是，以歷史發展的觀點總結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學術，考證學術流派的傳承關系；三是，采用概論體來總結前人的思想，重視對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評估。這種評估是從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的現實出發，具有鮮明的經世性。但這些篇章記載都很簡略，且議論多，分析少，缺乏系統記載一代學術的變遷軌跡，學術內部的構成及其傳承情況，且無固定的體例，因此只能算是學術史的發軔期。

西漢中期至隋唐的學術史研究，以總結儒學和釋老之學為主要內容，以傳記體、書志體、類傳體為主要形式。司馬遷的《史記》首開正史為“儒林”立傳的先例，班固的《漢書》首開正史為“六藝”立志的先聲，它們的設立，旨在記儒家之流派，述經學之源流。從歷史編撰學的角度看，都具有獨創性。

北宋至明的學術史以總結理學為主要內容，以學案體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淵源錄》是學案體的開山之作，全書以二程為綱，按道統傳承的歷史線索編修而成，通過輯錄二程及二宋間與程氏學術有師友淵源的諸多學者的傳記資料，注重理學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統傳承的關系，同時注重學術內部師承關系的考證。它所開創的學案體，以理學家“聞道早晚”為序，先記傳主行狀，次記傳主言論和著述，末附學者對傳主的評論，兼有傳記體和燈錄體二種體例的特點，使記言和記行渾然一體。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和由它發凡其例草創的《宋元學案》，是清初總結性學術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國傳統學術史的最高成就?！睹魅鍖W案》凡62卷，17個學案，記載了明代202名學者的生平、學行和思想，實為一部明學史。該書以明學的發展和演變為線索，記述了明初朱學的統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學的崛起和內部的分合。黃宗羲著述此書兼容并包，不以王學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學術思想史的全貌?！端卧獙W案》由黃宗羲發凡其例，其子黃伯家續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編訂，厘為百卷。這部書對宋元理學史上有過重大影響的理學家和學術流派，都有論析。

一、章節體學術史的溯源

中國傳統學術史肇始于戰國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子學研究。其中，尤其以《莊子·天下篇》、《韓非子·顯學篇》、《荀子·非十二子篇》為代表作。它們對先秦學術的總結具有以下特點：一是，以歷史發展的觀點總結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學術，考證學術流派的傳承關系；三是，采用概論體來總結前人的思想，重視對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評估。這種評估是從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的現實出發，具有鮮明的經世性。但這些篇章記載都很簡略，且議論多，分析少，缺乏系統記載一代學術的變遷軌跡，學術內部的構成及其傳承情況，且無固定的體例，因此只能算是學術史的發軔期。

西漢中期至隋唐的學術史研究，以總結儒學和釋老之學為主要內容，以傳記體、書志體、類傳體為主要形式。司馬遷的《史記》首開正史為“儒林”立傳的先例，班固的《漢書》首開正史為“六藝”立志的先聲，它們的設立，旨在記儒家之流派，述經學之源流。從歷史編撰學的角度看，都具有獨創性。

北宋至明的學術史以總結理學為主要內容，以學案體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淵源錄》是學案體的開山之作，全書以二程為綱，按道統傳承的歷史線索編修而成，通過輯錄二程及二宋間與程氏學術有師友淵源的諸多學者的傳記資料，注重理學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統傳承的關系，同時注重學術內部師承關系的考證。它所開創的學案體，以理學家“聞道早晚”為序，先記傳主行狀，次記傳主言論和著述，末附學者對傳主的評論，兼有傳記體和燈錄體二種體例的特點，使記言和記行渾然一體。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和由它發凡其例草創的《宋元學案》，是清初總結性學術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國傳統學術史的最高成就?！睹魅鍖W案》凡62卷，17個學案，記載了明代202名學者的生平、學行和思想，實為一部明學史。該書以明學的發展和演變為線索，記述了明初朱學的統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學的崛起和內部的分合。黃宗羲著述此書兼容并包，不以王學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學術思想史的全貌。《宋元學案》由黃宗羲發凡其例，其子黃伯家續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編訂，厘為百卷。這部書對宋元理學史上有過重大影響的理學家和學術流派，都有論析。

從內容上來看，這二部《學案》系統地論述了宋明理學的全過程，系統清理了宋明理學家的思想脈絡，綜述了宋明理學史上的重大論爭，不愧為總結性學術史著作。就體例而言，《明儒學案》確立了總論、傳略、學術資料選編三段式的編纂結構，后經全祖望續修《宋元學案》加以發展，增加《附錄》一目，又于其后以學侶、同調、門人、私淑、續傳、別傳等目為類，用以表明附目中人與案主的學統師承關系，并以“序錄”說明學術傳授關系，起到全書總綱的作用。這樣，以理學家的傳、著述選輯為主體，又有附錄、序錄等相配合，構成一個整體，能夠更好地揭示每一案卷中各家各派的師承關系以及它們各自所處的地位，從而使學案體學術史臻于完善。

這篇文章的緣起可以追至八十年代末。記得在那時的某雜志編輯部的一次座談會上，我曾提到過陳寅恪先生不僅是一位學問家，而且是一個思想家。當時確實沒有人能了解這句話的意思。后來，即九四年在香港的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期間，與一位我素來敬重的美學家聊天，又重新談起這個話題。據那位美學家的說法，知識人不過有兩個系統，一個是學問家的系統，一個是思想家的系統。并且明確將陳寅恪劃入“學問家的系統”。這個劃分不是沒有道理。但是，我當時的感覺是他對于陳寅恪的了解十分有限，而且我相信他的這個看法代表相當多的人的看法。這令人驚訝地表明了當時的學術知識界對于陳寅恪其人其書有著深度的隔漠。然而有幸的是，隨著最近有關陳寅恪的傳記的兩本新書出版，應該說這樣的隔漠已經正在成為過去。盡管，我們可以說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用力雖勤而演繹稍多，陳定宇的《學人魂》又質實有余而略顯平庸，但是他們所展示的第一手的材料，已足以向世人證明了誰是現代中國學壇最有思想的學人。我向來相信中國思想的表達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講思想義理，一種是講歷史文化，后者即孔子所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同時也十分固執地相信思想家應該具有一種天民先覺的天賦才能，亦即熊十力先生所?瞥紜跋至俊倍恰氨攘俊?，岂蕟荏虜挑[耙倒咝運芏臘緣淖ɡ肯衷諞丫っ髦泄跛枷朧訪揮諧亂【橢遼儼荒芐春?，仍需进一步证庙d氖切闖亂∪鄙倭慫枷胝庖豢橐彩遣煌暾摹R蛭俏頤茄盎揭丫玫摹熬哂醒醯乃枷胗敫揮謁枷氳難酢鋇睦硐胙?，这才是气象万千诞€蘭退枷胱詈筧壑乃健把嘶輟鋇惱媸檔自獺V劣詒疚?，只是梳j冀檣芤桓霾⒉皇治酥さ慕執泄跏分湔疲庖壞湔樸直居κ親魑亂∠壬醯囊桓鱸?，并以陈世w枷肼約郵橢ぁB?、陈二著只字不虓査一名禍Z鬧卮笠藕?，亦或筷兗s用植掛印?/P>

本世紀二十年代末，陳寅恪結束了陳三立老人所期望的“后生根器養蟄伏”的海外游學生涯，受聘于清華國學研究院任導師。本來，于時代、于他深厚積蓄的西學素養，這正是一個輝煌閃爆的時際。然而在他開設的《佛經翻譯文學》上，他卻提到了《世說新語》中一個有名的典故：

愍度（支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后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世說新語·假譎篇》）。

這樣一個充滿亂世滄桑之感的故事，確實很能投合陳寅恪的性情。我們可以肯定陳寅恪并不是偶然為上課而引用這個典故。因為后來在他的詩文中又一再提到這個典故，來抒發一份“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寂寞銷魂意緒，以及“論學論治，迥異時流，而迫于事勢，噤不得發”（《讀吳其昌〈梁啟超傳〉書后》）的郁結，同時也正是表明他對于這個典故背后所蘊含的深義有獨到真切的感應。一九四O年《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又重新引述了這個故事，然后說：

先生講學著書于東北風塵之際，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間，南北相望，幸俱未樹新義，以負如來。（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又據《陳寅恪詩集》：

摘要:法治教育是我國學校教育的重要議題。改革開放之后，我國法治教育研究的發展經歷兩個時期：法制教育研究集中時期、法治教育研究集中時期。未來學校法治教育研究應關注學科邏輯，進一步拓展研究內容，合理借鑒域外經驗，研究中國現實問題。

關鍵詞:法治教育；法制；學術史

法治教育是我國學校德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追溯法治教育的發展歷程，經由對相關政策與理論研究的梳理，可以認為我國學校法治教育經歷了從法制到法治的演變過程。本文對中國知網上自1978年以后對“法制教育”和“法治教育”收錄的547篇相關研究進行分析，發現法制教育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80年，林秉申[1]首次介紹蘇聯的法制教育經驗，到2014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發布以后，法治教育從學術論爭走向政策，對法治教育的研究呈現井噴式發展。

1法制教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國成文法律相對較少，法制教育均是以單個法律的宣傳教育為主。1978年以后國家頒布系列相關法律并下達普法工作指示，中小學校開設法律常識課程。該時期的青少年法制教育肇始于改革開放之初，社會處于變革時期及國家的法制恢復建設時期，帶有濃厚的時代色彩。

1.1法制教育概念的發展

學術期刊作為報道、傳播科研成果的重要載體，自17世紀中葉第一種學術期刊《學者雜志》（JournaldesScavans）問世以來，就成為文獻信息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術期刊誕生初期，期刊的種類少、刊載的文章數量小，它所承載的文獻信息很容易獲取。隨著社會的進步、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學術期刊的種類快速增長，其所刊載的文獻信息數量也隨之成倍增長。如今，科學技術更是突飛猛進，社會的進步日新月異，全球每年出版的學術論文數以百萬計。據《烏利希全球連續出版物指南》（UlrichswebGlobalSerialsDirectory）統計，至2020年12月，全世界在發行中的（Active）學術期刊已達21萬種。學術期刊數量及其刊載文章從無到有，由少至多。對于學術期刊的使用者而言，面對逐漸增加且浩如煙海的學術文獻，如何更快速有效地獲取自己所需信息？對于圖書館而言，如何在期刊數量龐大與資源建設經費有限的矛盾下合理配置資源？這些逐漸成為復雜而艱深的問題，需要科學地、系統地加以解決。因此，隨著圖書館學、情報學、文獻計量學等科學的逐步發展，學者們基于對學術期刊的性質、特點、功能及人們利用文獻的規律等諸多方面進行研究，逐步發現并建立了適合學術期刊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方法、體系和工具。

國外學術期刊評價的歷史脈絡

（一）二次文獻的出現與其評價功能

自第一種學術期刊產生后，學術期刊很快在歐美各國成長起來，并表現出強勁的影響力與生命力，至19世紀末，其數量已有10000種。為了讓更多的需求者獲取學術期刊刊載的學術成果信息，文摘或索引等二次文獻期刊登上了學術期刊行業的歷史舞臺。雖然這一時期的學術期刊也已經細化到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醫學、動物學、人類學、工程、地質學、考古學、語言學、經濟學、政治學等方方面面，但由于出版規模尚不算宏大，并且各種期刊分散在不同的國家，在當時能夠獲取相關的期刊信息已實屬不易，更無法談及對世界上的學術期刊進行系統性的評價。20世紀初，社會的文明程度逐步提高，科學技術快速發展，尤其是在自然科學領域，科學研究的經費投入越來越高，科學發現和科研產出越來越多。全球的學術期刊品種，尤其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現螺旋上升的趨勢。19世紀中葉歐美各國的科技期刊僅有1000余種，19世紀末時達10000種，到20世紀中葉，已猛增到35000種。學術期刊，不僅在數量上不斷地發生著變化，涉及的學科領域也越來越廣，很多期刊的品質越來越高。與此同時，相同領域的不同學術期刊之間也出現了一定的質量或業界口碑的差距。受此影響，文摘索引類期刊也不斷地隨之變化。一方面，大量的文摘索引類刊物應運而生，截至20世紀60年代，全球的文摘類期刊已到達了1500多種。另一方面，在許多學科領域，為了適應學術期刊刊載內容的精細化發展，文摘類期刊開始分輯出版，從每種出版一輯增至多輯，有的文摘期刊甚至出版幾十至上百輯。然而，即便文摘索引類期刊能夠隨著學術期刊出版的迅速發展而發展，但它們作為檢索工具已不能且不應該將世界上某一學科領域的所有論文文獻都收錄進來。因此，一些文摘索引類期刊檢索工具開始制定選擇來源期刊的標準，有選擇性地對學術期刊及其所刊載的論文進行收錄。這些檢索工具對編輯出版、論文評審制度、學術期刊刊載論文的質量、編委、是否采用同行評議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要求，在某些學科領域甚至對期刊刊載論文自身的時效性和國際性也有一定的要求。所以說，除具備文獻檢索、為學術期刊評價提供基礎數據的功能外，它們對學術期刊的篩選也間接地起到期刊評價的作用。

（二）學術期刊評價的萌芽

文摘或索引等二次文獻期刊在產生之初，主要目的在于發現存世的學術期刊并讓更多的需求者獲取相關信息，并沒有特意針對哪些期刊更加重要、更具價值等方面的問題有選擇地去收錄或編制。然而，全球學術期刊數量的急劇增長給文獻管理與利用帶來越來越大的困難。學者們因此開始注重期刊文獻數量與質量的規律以及文獻科學管理的研究。學術期刊評價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開始萌芽的。19世紀下半葉，美國一位叫作弗蘭克·謝潑德（FrankShepard）的法律出版商注意到了美國聯邦法院和州法院以及美國其他聯邦機構各種判例之間的關系，在判例和援引案例之間建立索引，使之形成援引和被援引的關系，并統一編制成一覽表。1873年，謝潑德成立了謝潑德引文公司，將該一覽表編制成法律判例的檢索工具出版，這就是著名的《謝潑德引文》（Shepard’sCitations）?！犊茖W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簡稱SCI）的創始人尤金·加菲爾德（EugeneGarfield）曾這樣評價《謝潑德引文》：“它用施引與被引的關系將判例和法律條文形成了一個關系網，很多法律訴訟因為在該引文中查到了相關判例而訴訟成功，這是其他檢索工具無法做到的?！奔臃茽柕略诨貞泟摻ā犊茖W引文索引》的歷史時也親口承認《謝潑德引文》是他創造《科學引文索引》的靈感來源和原始模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文獻與情報研究人員在《普爾期刊文獻索引》與《謝潑德引文》的基礎上對文獻計量分析開始了嘗試性的工作。比較重要的有，英國動物學教授、文獻學家弗朗西斯·科爾（FrancisJ.Cole）與動物學家內莉·伊爾斯（NellieEales）的《比較解剖學的歷史，第一部分——文獻的統計分析》，英國專利局圖書館學家愛德華·溫德姆·休姆（EdwardWyndhamHulme）提出的“統計書目”的說法，P.L.K.格羅斯（P.L.K.Gross）與E.M.格羅斯（E.M.Gross）提出的“引文分析”概念等。

海峽兩岸的歷史學家致力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已經有差不多半個世紀了。和各種著述汗牛充棟。這種研究推動了兩岸歷史學的發展，增進了學人和一般讀者對中國近代史的了解。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海峽兩岸的中國近代史學者在1949年以后很長一段時間，由于政治的原因隔絕起來，沒有學術上的交往。盡管如此，兩岸之間都很注意彼此的學術動向。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宣布編撰《中華民國史》計劃，在臺灣史學界同行之間引起了非常的關注和持久的議論。以至民國史研究室當時的主任孫思白教授不得不以《談〈民國史〉編寫問題·寄語臺灣同行諸君》為題，發表文章，為臺灣同行的疑慮解惑。

兩岸中國近代史學者第一次面對面進行學術交流，是在1982年。那年4月，美、日學者為促進兩岸學人聚會，借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第34屆年會在芝加哥召開之際舉辦特別會議，研討辛亥革命。胡繩率章開沅、李宗一等大陸學者，秦孝儀率張忠棟、張玉法、林明德、李云漢等臺灣學者與會。兩岸學者就辛亥革命的性質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與爭鳴，引起海內外學者廣泛關注，傳為佳話。1990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建所40周年為名，在北京召開“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呂實強、張朋園、林滿紅等三人應邀出席。這是臺灣的近代史學者第一次出陸召開的學術會議。1992年5月，張海鵬、尚明軒、韋杰廷應邀出席了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的“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這是大陸學者第一次赴臺參加學術會議。1992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與臺灣師范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在北京舉辦孫中山研討會，這是兩岸學術單位第一次合作召開這樣的學術會議。同樣的合作，還在1994年1月在杭州辦過一次。在這期間，以及此后，兩岸學者互訪以及相互在大陸、臺灣和海外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就數不勝數了。兩岸的兩個同名的近代史研究所之間的學術交流更為頻繁了。（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海峽兩岸歷史學家對中國近代史的內涵不能說完全一致，但大體上是差不太多的，可以說，海峽兩岸歷史學者所面對的大體上是一個共同的研究對象。對于一個共同的歷史進程，兩岸學者對其中某些具體歷史事實的研究，在資料大體上齊備的情況下，可能不乏共識，也可能存在著不同的描繪；在比較宏觀的研究上，或者雖然不太宏觀，但存在價值判斷或是非評論的時候，則往往出現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認識，難以取得共識或互補。這種情況，也是很明顯的，不容回避。

對中國近代史的內涵，雖然兩岸認識大體上差不多，實際上也存在差異。當我們籠統地說中國近現代史的時候，模糊一點說，兩岸學者的看法可能是差不多的。如果具體到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排除兩岸學者內部各自的分歧不說，兩岸間的認識可能就不一致了。海峽西岸的學者認為，從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開始至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中國歷史中的近代史階段，一九四九年后是現代史階段；較早的看法稍有不同，認為起為中國的現代史階段。海峽東岸的學者則認為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建立便是中國現代史階段。歷史年代的劃分，是歷史學者必須注意的，究應如何劃分，就有各自的理由和標準。比如，敝研究所從七十年代初開始著手編纂《中華民國史》，引起臺灣學者的震動，于是繼起效尤，所編之書名《中華民國建國史》。名稱的不同，緣自各自的理念和標準不同。所謂理念和標準不同，是指各自政治理念的差異及由此產生的學術標準的相左。更深一層說，就涉及意識形態，涉及歷史觀了。

說到史觀，大陸多數史家都主張在歷史研究中要應用唯物史觀。說起唯物史觀，這是最為臺灣學者所詬病的，他們認為唯物史觀是教條。世界上任何一個史家，要想研究和說明歷史上的某個重大問題，總會秉持某種史觀，這是不待證明的。我們所以主張唯物史觀，不是因為它是教條，是八股，而是因為它能告訴我們一種方法，一條路徑，使我們能更有效地處理紛繁復雜的歷史問題，使我們能更好地洞察歷史發展的方向。當然，應該指出，學習和應用唯物史觀也有一個態度問題。在某種政治氣氛下，有的歷史學者在歷史研究中運用唯物史觀存在著教條和八股現象，他們不是從方法論的高度去領會唯物史觀的精神實質，而是拿著馬列的某些個別詞句，到處貼標簽。這不是一種正確的態度。這種情況在學習唯物史觀的過程中，本是應該力求避免的。不幸在“”中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這種情況，在“”結束以后，隨著國家社會政治生活的轉變，歷史學界也在努力糾正它。

唯物史觀是人們對歷史認識的一種最一般的觀念，它并不是那么神秘而不可理喻。通俗地說，唯物史觀認為，有史以來的人類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不是主觀形態的；歷史現象雖然千姿百態、紛繁復雜，卻不是虛無縹緲的，人們雖然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在實驗室里重復制造歷史過程，但在掌握了盡可能多的歷史資料以后，是可以對過往的歷史過程加以描述、加以認識，并獲得對往史的較為近真的影像的；歷史現象雖亂如絲麻，確是可以理出頭緒的，并且顯示了一種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人們從茹毛飲血到今天享受現代化的信息公路，很自然地說明了這個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而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五種社會發展形態，則是對這一過程的最一般的描繪；人類的經濟生活是社會生存的基本方式，社會依生產力的發展、前進而發展、前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推動著社會的前進，決定著人們依賴其中的社會政治、經濟、階級關系和文化從屬的基本面貌；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是社會運行的主要內容，物質生產的狀況決定了精神生產的狀況，勞動者是物質生產的主體，是決定歷史前進方向的終極力量；人們（包括勞動群眾和社會精英）創造了一定的歷史環境，一定的歷史環境反過來又決定了生活其中的人們的面貌。我想，這就是唯物史觀告訴我們的基本東西。它所概括出來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雖未窮盡真理，卻指示了社會發展的一般方向及其未來。同時也應該說，它只是提出了社會發展的一般方向和未來走向，絲毫沒有給出各地區各國家歷史發展的具體方向。各地區各國家的社會歷史發展還要靠那里的歷史學家去研究去總結。

政府確曾考慮過改革。如咸同年間的洋務運動（當時稱自強新政）、光緒皇帝主持的、慈禧在《辛丑條約》簽訂以后實施的新政，等等，都未能成功。洋務運動是在面對“船堅炮利”的外國侵略以后，由在中央和地方的若干大員發起的。他們不知道如何去革新政治，只想學習西洋如何造船造炮，以為這樣就“可以剿發、捻，可以勤遠略”。奕欣為發動自強運動給皇帝呈送的奏折，也說，英、俄不過是“肘腋之患”，只有發、捻才是“心腹之患”?？梢姡l動洋務“自強”，不是出發于國家之“自強”，而是出發于政府之“自強”。強化軍事機器，對內是根本目的。所謂“勤遠略”，不過是在奏折上說說罷了。因為在事實上，軍事工業發展以后，未能在“勤遠略”上發揮作用。1884年的中法戰爭，1894年的甲午戰爭，都以失敗而告終。福建馬尾造船廠被法艦摧毀，北洋艦隊最后在它的威海衛基地對日投降。歷史學家把甲午戰爭作為洋務運動失敗的標志，是不無道理的。這樣說，并不是要把洋務運動時期發展起來的若干近代工業一筆抹殺，只是說清政府未能盡到自己的責任。如果拿差不多同時的日本明治維新作比較，這個問題就看得更清楚了。明治政府舉國一致、從上到下支持維新事業，政府出錢出力支持民間辦西洋工業，不過三十年就打下了打勝一場對華戰爭的基礎。清政府只是洋務派在操辦，頑固派卻一片反對之聲，慈禧太后正好玩弄權術，居間駕馭，朝廷并沒有表示支持洋務運動的明確意向。

洋務運動引起民間質疑，批評之聲頗多。改良派思想家批評它徒襲西藝之皮毛，未得西藝之要領。于是，康、梁領銜，在光緒皇帝支持下，發動，百日之內，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學校教育諸方面的詔諭，像雪片一樣的飛來，看似轟轟烈烈，大有作為的樣子。不過旬日之間，慈禧變臉，反掌之下，光緒被囚，康梁逃亡，六君子喋血菜市口。這樣的封建專制統治，豈能領導國家的改革。戊戌維新如果提前到洋務運動時期，并且得以順利進行，中國的面貌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但是，當八國聯軍之役后，《辛丑條約》談判過程中，列強要求清政府實行改革。慈禧太后還在西安，尚未還都，即發表新政諭旨。隨后，練新軍、廢科舉、宣布預備立憲、鼓勵工商業、修改法律，不僅把戊戌維新時期廢止的維新辦法都恢復了，且大有過之。1905年還派出五大臣赴東西洋考察政治?？疾齑蟪蓟貒统士疾靾蟾?，建議實行君主立憲，改革官制，除要求撤廢一些中央部外，還要求撤廢軍機處，實行責任內閣。慈禧太后視軍機處為禁臠，不準擅議，政治改革擱淺。預備立憲也要等到宣統五年。但是，現在時代變了。甲午戰后受民族危亡刺激起而從事救國活動、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和包括康梁在內的改良派、立憲派，對清政府的改革措施都不滿意。革命派要求以革命的手段推翻這個“洋人的朝廷”，立憲派也要求加快立憲步伐。最后，清朝的專制統治終于在革命派發動的強大攻勢下被推翻。

這里就涉及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此岸學者認為辛亥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彼岸學者堅決不同意，認為是全民革命，或者國民革命。1982年在美國芝加哥討論辛亥革命，中國大陸的章開沅教授與中國臺灣的張玉法教授，不僅在會議上相互辯駁，在會下也著文討論，好不熱鬧。這種討論至今還在進行，可見分歧之大之深。臺灣學者認為，領導革命的孫中山等人不是資產階級，怎么說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中國當時還沒有資產階級，即或有，也是大貧、小貧，難道說辛亥革命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嗎？而且，照共產黨的觀點，資本主義、資產階級都是要被埋葬的，說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就是否定、貶低辛亥革命，怎么能接受這種說法？

對這種駁難，這里簡單說一下我的看法。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歷史上的一次革命，如果是針對封建統治的，是要推翻君主專制的，其社會發展目標是要從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發展到現代機器工業的大生產、發展到資本主義方向的，這樣的革命就可以說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辛亥革命就是這樣的革命，它是不同于中國歷史上以往的改朝換代的，所建立的是不同于封建主義的社會，因而它是民主主義的革命。辛亥革命針對清朝統治，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主共和國，選舉了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頒布了一系列鼓勵資本主義發展的法令。這樣的革命怎么不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呢。至于發動這場革命的領導人孫中山、黃興等是否資本家出身，并不重要。事實上，十七世紀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十八世紀北美獨立戰爭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1917年2月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出面領導革命的人都未必是資本家出身。領導英國革命并把英國國王送上斷頭臺的克倫威爾，出身于中等貴族家庭，本人是議員；北美獨立戰爭的領導人華盛頓是種植園主；法國大革命的領導人羅伯斯比爾是律師出身；俄國二月革命的領導人克倫斯基也是律師。但是，這些不是資本家出身的革命領導人，他們的理想、他們的奮斗目標、綱領、他們所建國家的政治、經濟取向都是服務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的，都是為資本家階級的根本利益服務的。同盟會綱領：“驅除靼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以及隨后所闡述的“三民主義”不都是說明了這種政治經濟取向嗎。說到中國沒有資產階級，只有大貧小貧，這不是對中國國情的正確認識。自從洋務運動從軍事工業轉向民用工業以后，一部分握有資金的人，以及一部分買辦，正在向民族資產階級的方向轉變。甲午戰爭以后尤其是1901年實行新政以后，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已經形成。上海、漢口、天津、廣州，大體上已形成為當時中國的工業基地。中國當然不像歐洲那樣有大資產階級，但資產階級已經形成了也是事實。這有當時現代機器工業的統計資料可以證明。羅列這些資料是枯燥的，我只想指出，1905年上?？偵虝l動的抵制美貨運動，就是顯示力量的表示。清末三次立憲請愿運動多由上海、江蘇一帶發動，也是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顯示。應當指出，清末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在封建統治和帝國主義侵略之夾縫間生長的，它懼怕這二者，又不能不依靠這二者，它與這二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它們的根本利益來說，它們應當歡迎辛亥革命，從它們的眼前利益來說，它們不一定歡迎革命派用武裝斗爭形式發動的、以推翻清朝君主專制統治為目的的革命。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辛亥革命不代表它們的利益。（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一、問題的提出

在現在的世界上，除了極少數伊斯蘭教的國家，西方學術的霸權幾乎侵占了所有人類的學術領域。在非西方世界的大學、研究所、文化機構、學術社團、出版社、學術期刊以及各種媒體中，由西方學術衍生出來的價值、思想、觀念、規則占據著支配與控制的地位，西方學術的話語權力在當今世界各國的學術研究中一支獨霸已是不爭的事實。就算在非西方國家的現實事務中，其行為背后的最終理據仍是來源于西方學術，如所謂民主化中的全民公決來源于西方政治理論中的“社會契約說”，市場化中的資源最優配置來源于西方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看不見手”的理論，國際關系中大國通過強力平衡各國力量維持和平的外交政策來源于西方建立在基督教原罪思想上的“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等等。此外，世界各國國內的許多爭論沖突以及國際的許多爭論沖突，雖然互不相讓，但其背后的理據仍產生于西方的各種學術，最典型的是冷戰時代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許多爭論沖突都產生于西方學術思想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爭論沖突。冷戰結束后，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沖突消失，但西方學術獨霸世界的格局仍未消失，民主、自由、人權、發展等產生于西方學術的象征符號仍是支配世界的最強音，世界學術研究與討論的基本規則仍產生于西方學術，所以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實際上就是世界所有非西方學術話語權力的終結，即終結到西方民主自由的話語霸權上?？傊?，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西方學術話語稱霸世界的時代，我們每個人不管愿不愿意，都成了按照西方學術價值進行思考與講話的人。

為什么西方的學術話語有這么大的力量稱霸世界呢？除西方學術挾西方百年來軍事、政治、經濟、科技的強盛之勢外，還因為西方將其學術中所體現的價值說成是排它的普遍真理，適用于所有的人類世界。這就使得非西方世界的人群在接受的西方學術思想時，認為自己不是在接受西方思想而是在接受人類普遍的真理。誠然，人類的學術思想都可能體現普遍真理，但在西方理性主義與基督教普世論的影響下，很自然地會認為西方學術思想代表了普遍真理。這樣，西方學術便普遍化與人類化，而非西方學術則特殊化與民族化。其結果必然是西方學術中心化，非西方學術邊緣化，最后導致非西方學術被西方學術排擠壓迫，非西方學術的基本義理被西方學術顛覆解構，非西方學術的解釋系統被西方學術驅逐取代。如今，人類非西方文明中的學術都喪失了話語權力從而最終喪失了話語權利，人類非西方學術領域都成了西方學術的殖民地，人類一個新的學術霸權與學術壓迫時代已經來臨。前面說過，西方在軍事、政治、經濟、科技的霸權是顯性的硬性的，容易察覺，容易反抗，且容易成功，而西方學術的霸權則是隱性的軟性的，不容易察覺，不容易反抗，且不容易成功。所以，人類要從西方學術霸權與學術壓迫中解放出來并非易事，人類將會長期處在西方學術殖民與霸權的重壓之中。

在這種西方學術霸權與殖民的時代，中國傳統的學術同樣也遭受到西方學術的排擠壓迫，中國學術的基本義理被顛覆解構，中國學術的解釋系統被驅逐取代，中國傳統的學術喪失了話語權力進而喪失了話語權利，中國的學人已經不能按照中國文化自身的義理系統來思考問題與言說問題，中國的學術領域已經成了西方學術的殖民地。這就是一百年來中國學術的真實寫照！這種西方學術霸權與學術殖民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中國儒學自身的解釋系統被解構，中國儒學不能按照自身的義理結構來解釋自己與理解自己，只有按照西方學術的義理結構才能解釋自己與理解自己，盡管可能是錯誤地解釋自己與理解自己。這就是所謂西方學術是“語法”，中國儒學是“詞匯”；西方學術是研究方法與規則，中國儒學是研究對象與材料。這一問題不解放，中國儒學將永遠處于邊緣化狀態，將永遠喪失解釋與理解自身的權利，更談不上解釋與理解自身的權力。中國儒學不能解釋與理解自身，又遑論解釋與理解其它學術（包括西方學術）與世界。因此，今日中國儒學的當務之急就是打破西方學術一統天下的霸權狀態，回歸中國儒學自身的義理結構與解釋系統，重獲儒學的話語權利與話語權力，把儒學從西方學術的殖民地中解放出來，使儒學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傊?，今日中國儒學的當務之急就是以儒學解釋儒學，以儒學解釋中國，以儒學解釋西方，以儒學解釋世界。一句話，就是以中國解釋中國，收回中國儒學界一百年來在解釋系統上的“治外法權”。

二、中國儒學被西方學術解構與殖民的歷史過程

近代世界進入了一個受西方建立的“叢林規則”支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弱肉強食成了人類相處的所謂自然法則。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中國百年來內憂外患，處于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侵略的悲慘境地，救亡成了中國近現代史的最強音。在西方列強侵入中國時，“學術跟著軍艦走”，西方學術也進入了中國。為了救亡圖存，中國的知識分子除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與“聲光化電”之學外，也開始大量學習西方的政治、法律、經濟、倫理、宗教、哲學、歷史等人文學術，開始用西方學術的眼光來看儒學，看中國，看世界。這樣，中國的學術──儒學──就開始被西方學術解構與殖民，即中國人不再用儒學自身的解釋系統解釋儒學，解釋中國，解釋世界，而是用西方學術的解釋系統解釋儒學，解釋中國，解釋世界。中國儒學開始進入了被西方學術逐漸解構與殖民的過程，這種解構與殖民有許多表現形式，下面就其大者逐一論述。

思想史和學術史著作常常教導我們，清代考據學曾經籠罩了十八世紀，在文字獄的大背景中它不僅充當了那一百年間學術史的主干，而且也是那一百年間思想史的主線。自從龔自珍的詩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由一種夸大的感慨被升格成嚴肅的論斷，我們的印象似乎都是這樣的，好像清代的文化人都在書齋里皓首窮經，他們沒有自由的浪漫的思想，但都很有學問，精通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從北京到安徽，從揚州到常州，人人都沉湎在書本知識中尋章摘句，真是“可憐文士舔故紙，堪嘆書生蛀蟲魚”?？墒?，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一書卻告訴我們，清代“多數士大夫沒有參與或推進考據學的發展”，真正從事考據的學者“人數不多，只占士大夫階層的極小部分”(著者初版序，中譯本，第2頁)，他們主要生活在江南即如今的江蘇、浙江和安徽，依靠官方、半官方及私人的資助，憑借書院的講學、書信的切磋、部分著作的刊刻等等在學界傳播他們的學術，贏得學者的認可和一定的名聲，從而在一部分文化人中形成了后人看起來似乎彌漫整個十八世紀文化界的考據學風氣。

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接下來就是清代樸學。作為思想史學術史中一個時代的標志和象征，它怎么可能只是一個地方性很明顯、影響力很有限的學術共同體的活動？不過事實也許真的就是如此。在《從理學到樸學》的第三、四、五這三章中，艾爾曼“從清代社會經濟的背景考察江南學術共同體的演變過程”(中文版序，第2頁)，他用了他所謂的“新文化史”的方法，把社會史和思想史結合起來，“力圖透過政區和地方史的視角”來看清代的考據學，于是比較清楚而且準確地顯示了十八世紀學術史上那一段過程的緣起、變異、衰落。通常被稱作“乾嘉學派”的清代考據學，在他這里被稱作“江南學術共同體”，在“乾嘉學派”這個名稱中，一個時代都被劃進去，于是在名稱中就暗含了一個假設，考據學籠罩了那個時代，而后一個名稱“江南學術共同體”，卻指明了一個事實，即那不過就是地域性的、學術性的、在學者圈子中互相認同的共同體，雖然它的確存在于清代中期即乾嘉時代。

在我看來，這幾章是本書最精彩的部分，盡管艾爾曼的研究還是粗線條的，在一部二百多頁(中文正文僅一百七十余頁)的著作中要細致地重建清代中葉學術所依托的社會生活與文化環境是不太現實的，不過它修復了一些細節，就像修復一張已經因為歲月流逝漸次褪色的古畫一樣。經過他對《皇清經解》作者的統計分析，我們大體對那時的考據學家的地理分布、出生年代、家庭背景及科舉功名有了了解，經過他對官方、半官方及徐乾學、朱筠、畢沅、阮元等私人的學術資助的敘述，我們注意到了當時以學術為生的學術職業化的形成，通過他對學術團體和書院的描述，我們也更多地感受到了當時的師承傳授講學討論方式對學術的影響，至于當時的藏書樓、刻書業的發達，則為我們顯示了十八世紀江南文化事業作為學術背景的意義，而第五章《江南地區的學術交流網絡》中，艾爾曼提到了當時以札記為主的著作方式、更廣泛更嚴格的資料意識與方法，特別是他專門談到了當時學術流傳方式中的書往來和學術評價方式中的發明之爭，這使我們意識到清代中期學者之間書信的學術價值，因為他們并不是那么容易獲得必要的學術信息，得到有效的學術討論，自己的學術發現，但是他們已經開始產生學術發明的意識。在一系列這樣的敘述中，我們開始貼近我們的研究對象，我們似乎可以在這里想像二百多年前的江南學界。這時，學術史里的學者不再是蟄伏在白紙黑字中的古人，而是生活在二百年前的活人，魚不再是死魚，它游弋在水里。

但是，也許是愛烏及屋的緣故，艾爾曼似乎把這個江南學術共同體的學術活動當成了中國的文藝復興——事實上，本書一開始就已經把十七世紀的中國實證學風與文藝復興相提并論，認為“十七、十八世紀歷史不僅是儒教中國衰亡的前奏，也是新時代即將來臨的序曲”(4頁)——于是，書中價值判斷似乎與事實敘述發生了沖突，艾爾曼一方面斷定這一學術思潮只是“江南學術共同體”的少數知識精英的活動，一方面又斷定它使得中國傳統思想出現了崩潰，“對帝國正統學術的批判早在十八世紀已達到高潮，傳統儒學經典一度擁有的不容置疑的權威性，在那時即受到知識階層日益尖銳的挑戰”(初版序，1頁)，同時，在論述中又有意無意地把這種或許存在的對正統思想的瓦解，當做當時學者的有意識行為，他說，那個時代的學者“在學術上反對迷信權威，追求更高層次的一致性……他們認為，只要正確研究并恢復古代經典的純潔語言，就會建立這種永恒秩序”(5頁)，而還原古典和批評考辯“能喚起一種批評意識，向過去至高無上的經典權威挑戰，清儒認為，考證是義理的最終裁定者”(21頁)，于是，我們得出一個印象，即清代以考據為特征的學術轉型是針對傳統中國思想世界而來的，而學術史的這?蛔湟鵒慫枷朧返木薇洹?nbsp;

這一說法在中國學術界也曾有過。以往，一部分中國思想史研究者認定十八世紀清代考學風的出現是清朝文化****的直接后果，而十九世紀的思想巨變是西方沖擊的產物，這種尋找外在原因的思路，其理論依據是一種簡單的“政治背景決定論”和所謂的“沖擊——反應”模式；一部分中國思想史的研究者則認為清代乾嘉考據學以古典研究為主與意大利文藝復興一樣，所以它是中國近代啟蒙思潮的延續，這種思路的潛在依據是人類歷史進程的同一性。艾爾曼的看法與后者相近，雖然思路的依據不同。但是，這一說法至少會引起以下問題：第一，他們既然只活躍在江南、由少數學術研究者構成、靠一些官方、半官方及私人支持、由并不發達的出版與并不廣泛的通信來學術成果，那么，他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積累數千年籠罩全中國的傳統思想的瓦解？第二，清代樸學與宋明理學，對傳統的學術的解釋方式與思想的闡述方式雖然不同，但是這種不同是否屬于價值觀念層面的差異？如果不是，那么它是否足以在整個思想世界引起對傳統價值的懷疑和思索？第三，這種被稱之為“實證性樸學話語”的學術話語，在那個樸學家的生活世界中是唯一的話語么？它是否只是一種文人甚至是學者之間互相認同的一種特殊話語？當他們面對公眾社會或面對私人家庭時，是否還有另外的話語，如果是的話，那么我們就要懷疑它對傳統思想與意識形態的沖擊意義了。

很可能艾爾曼也是屬于柯文(Paul.A.Cohen)所說的，希望“在中國發現歷史”的那一路美國漢學家，讀《從理學到樸學》，我特別地感受到他要為尚未真正受到西方劇烈沖擊的十八世紀中國尋找思想變化的內在邏輯。顯然，擺在研究者面前一個明確無誤的歷史事實是，十九世紀中國傳統思想世界的確開始瓦解，依照過去的解釋是由于西方的沖擊，但是晚近的漢學家往往不太愿意照說舊話，而是希望在中國思想史的內在理路中尋找十九世紀中國思想世界瓦解的內在原因。正如他在序言中對孔飛力(PhilipKuhn)的評述所說的“早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中國的社會權威及權利結構、儒家經營階層的凝聚力已經崩潰瓦解”(初版序，1頁)，這一判斷構成了他的研究的前提或預設，根據西方思想世界即文藝復興的變化在中國按圖索驥，沿著這一思路出發在中國思想學術史上尋找，當然就找到了清代考據學，于是他“論述了考據學派是如何從其自身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中發展出來的”，并判斷這種考據學“結束了新儒學的正統學說以及它的欽定理論體系和強烈的形式主義對學術的壟斷”(結論，177頁)。

一、學術期刊推動中國特色學術話語體系傳播的三重邏輯

學術話語權在學術交流的過程中產生，依靠學術話語進行傳播推廣，進而對整個學術共同體產生影響。學術期刊所確立的學術交流的正式渠道、統一流程和標準規范，搭建起了面向學者的廣闊交流平臺，從而大大提升了學術話語表達和傳播的效果，對于學術的發展繁榮發揮著重要作用。從歷史維度看，在期刊發展史中，出現了許多學術期刊推動學術話語傳播及學科發展的成功案例;從現實維度看，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歷史方位對加強中國特色學術話語傳播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務;從責任使命來看，推動學術話語傳播是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的重要路徑。由此觀之，面向學術期刊的中國特色學術話語體系傳播具有深刻的歷史必然、實踐應然及責任使然。

(一)歷史必然:學術期刊推動話語傳播的成功經驗

作為新生的傳播媒介，我國的學術期刊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發展迅猛空前，1934—1935年則被稱為“期刊熱”或者“雜志年”，這一時期也是中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奠基時期，期刊對于學術話語構建與學科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如月刊《新亞細亞》于1930年創辦，刊載的文章以探討中國邊疆的開發、建設以及與周邊國家、地區的關系為主，對中國邊疆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全面的研究;由歷史學家顧頡剛創辦于1934年的半月刊《禹貢》研編并舉、兼容并包、經世致用，在中國邊疆史及邊疆現實問題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成為了學術救國的典范。這兩本學術期刊對當時邊疆話語構建和傳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為全國抗戰爆發后大后方乃至當下的邊疆研究工作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于歷史地理學的發展也有積極的推動作用。1934年12月創刊的《食貨》，是民國時期第一份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的學術專刊，由時任北京大學教授陶希圣擔任主編，其發行量一度高達4000份，是當時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主要陣地，為民國時期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作出了奠基性貢獻。晚年的錢穆回憶說:“時(顧)頡剛在燕大辦一《禹貢》，陶希圣在北大辦一《食貨》，兩雜志皆風行一時?！保?］史學界有“五朵金花”，即圍繞五大理論問題展開爭鳴，其中《文史哲》有意識地引導中國古代史分期、農民戰爭和資本主義萌芽這三場論爭，這些論戰也讓山大歷史系名聲大震，從而奠定了其在國內史學界的地位與影響力。從我國期刊發展史上的一些例證不難看出，學術期刊對于推動學術話語傳播、促進學科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實踐應然:新歷史方位推動學術話語傳播的新要求

從國際維度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世界格局深刻調整，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社會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趨多元，與此同時，西方話語霸權長期存在，意識形態領域依然是“西強東弱”“資強社弱”的局面，西方世界主宰著世界學術的走向，引領著世界學術的發展動態，想要增強我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迫切需要傳播“學術中的中國”，讓世界承認中國有獨立的學術，讓世界認可中國的學術研究范式;從國內維度看，我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面臨新發展環境，新發展任務，以及新發展命題，黨和國家所面臨的風險和考驗更為嚴峻，所應對的問題更為復雜，尤其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風險更為多元，迫切需要學術期刊為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提供有力的學理支撐;迫切需要用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話語體系為新發展階段提供高水平的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