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東史學范文10篇

自章學誠《文史通義》有專篇論述“浙東學術”以來，梁啟超、錢穆、何炳松、陳訓慈、金毓黻、劉節、杜維運、朱仲玉、葉建華等學者對浙東學術的精華“浙東史學”都有論及。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至今尚未有大致統一的認識。上述學者的論述，或偏重于某一個時期，或著眼于浙東的某一個地區，或研究一二個重要學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礎上，試把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在一定區域內不斷發展的史學流派進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學學術特點，以期說明它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

一、浙東學派與浙東史學

在浙東這個地域范圍內，自宋代以來出現了諸如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楊簡為代表的“四明學派”、以王守仁為代表的“姚江學派”、以及黃宗羲開其先，萬斯同、全祖望繼其后的史學流派，這些派別歷來被稱作“浙學”、“浙東學派”、“浙東史學”。

各種名稱的出現是與一定的歷史時期相聯系的。最早提出“浙學”的是朱熹。朱熹說：“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當時的永嘉學派、永康學派、金華學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講求功利，與朱熹有較大的分歧，朱熹將它們統稱為“浙學”。至明末清初，浙西顧炎武異軍突起，與黃宗羲并稱為開國儒宗?！罢銝|貴專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浙學遂有“浙東”、“浙西”之分。首倡“浙東學派”的是黃宗羲(注：《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見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一卷，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177頁。)，及至有清一代，史學領域為浙東學派所獨擅，如梁啟超所言：“浙東學風，自梨洲(黃宗羲)、季野(萬斯同)、謝山(全祖望)以至章實齋(學誠)，厘然自成一系統，而其貢獻最大者實在史學?！?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故這一學派又被稱之為“浙東史學”亦順理成章。

誠然，“浙東學術”和“浙東史學”還是有差別的，“學術”的范圍比史學大，并包含了史學。但浙東學術的精髓在于史學，這已是歷代學者所公認的。朱熹所說的“浙學”，就是偏重在史學上說的。他說：“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黃老，后《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注：《朱子語類》卷122。)。又說：“伯恭(呂祖謙)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陳亮)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注：《宋元學案》卷52)。章學誠說：“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說：“南宋以來，浙東儒者，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記載皆稿薈于浙東，史館取為依據?！币虼丝梢赃@樣說，對浙東學派的研究離不開對浙東史學的研究，而浙東史學，又是有特定的學術思想所指導的史學。

從陳訓慈1931年《清代浙東之史學》一文問世以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進行研究，已被后來的學者所認同和接受，不少史學著作對浙東史學有專題介紹，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它的源流。

自章學誠《文史通義》有專篇論述“浙東學術”以來，梁啟超、錢穆、何炳松、陳訓慈、金毓黻、劉節、杜維運、朱仲玉、葉建華等學者對浙東學術的精華“浙東史學”都有論及。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至今尚未有大致統一的認識。上述學者的論述，或偏重于某一個時期，或著眼于浙東的某一個地區，或研究一二個重要學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礎上，試把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在一定區域內不斷發展的史學流派進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學學術特點，以期說明它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

一、浙東學派與浙東史學

在浙東這個地域范圍內，自宋代以來出現了諸如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楊簡為代表的“四明學派”、以王守仁為代表的“姚江學派”、以及黃宗羲開其先，萬斯同、全祖望繼其后的史學流派，這些派別歷來被稱作“浙學”、“浙東學派”、“浙東史學”。

各種名稱的出現是與一定的歷史時期相聯系的。最早提出“浙學”的是朱熹。朱熹說：“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當時的永嘉學派、永康學派、金華學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講求功利，與朱熹有較大的分歧，朱熹將它們統稱為“浙學”。至明末清初，浙西顧炎武異軍突起，與黃宗羲并稱為開國儒宗?！罢銝|貴專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浙學遂有“浙東”、“浙西”之分。首倡“浙東學派”的是黃宗羲(注：《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見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一卷，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177頁。)，及至有清一代，史學領域為浙東學派所獨擅，如梁啟超所言：“浙東學風，自梨洲(黃宗羲)、季野(萬斯同)、謝山(全祖望)以至章實齋(學誠)，厘然自成一系統，而其貢獻最大者實在史學。”(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故這一學派又被稱之為“浙東史學”亦順理成章。

誠然，“浙東學術”和“浙東史學”還是有差別的，“學術”的范圍比史學大，并包含了史學。但浙東學術的精髓在于史學，這已是歷代學者所公認的。朱熹所說的“浙學”，就是偏重在史學上說的。他說：“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黃老，后《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注：《朱子語類》卷122。)。又說：“伯恭(呂祖謙)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陳亮)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注：《宋元學案》卷52)。章學誠說：“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說：“南宋以來，浙東儒者，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記載皆稿薈于浙東，史館取為依據。”因此可以這樣說，對浙東學派的研究離不開對浙東史學的研究，而浙東史學，又是有特定的學術思想所指導的史學。

從陳訓慈1931年《清代浙東之史學》一文問世以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進行研究，已被后來的學者所認同和接受，不少史學著作對浙東史學有專題介紹，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它的源流。

自章學誠《文史通義》有專篇論述“浙東學術”以來，梁啟超、錢穆、何炳松、陳訓慈、金毓黻、劉節、杜維運、朱仲玉、葉建華等學者對浙東學術的精華“浙東史學”都有論及。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至今尚未有大致統一的認識。上述學者的論述，或偏重于某一個時期，或著眼于浙東的某一個地區，或研究一二個重要學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礎上，試把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在一定區域內不斷發展的史學流派進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學學術特點，以期說明它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

一、浙東學派與浙東史學

在浙東這個地域范圍內，自宋代以來出現了諸如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楊簡為代表的“四明學派”、以王守仁為代表的“姚江學派”、以及黃宗羲開其先，萬斯同、全祖望繼其后的史學流派，這些派別歷來被稱作“浙學”、“浙東學派”、“浙東史學”。

各種名稱的出現是與一定的歷史時期相聯系的。最早提出“浙學”的是朱熹。朱熹說：“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當時的永嘉學派、永康學派、金華學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講求功利，與朱熹有較大的分歧，朱熹將它們統稱為“浙學”。至明末清初，浙西顧炎武異軍突起，與黃宗羲并稱為開國儒宗?！罢銝|貴專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浙學遂有“浙東”、“浙西”之分。首倡“浙東學派”的是黃宗羲(注：《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見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一卷，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177頁。)，及至有清一代，史學領域為浙東學派所獨擅，如梁啟超所言：“浙東學風，自梨洲(黃宗羲)、季野(萬斯同)、謝山(全祖望)以至章實齋(學誠)，厘然自成一系統，而其貢獻最大者實在史學?！?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故這一學派又被稱之為“浙東史學”亦順理成章。

誠然，“浙東學術”和“浙東史學”還是有差別的，“學術”的范圍比史學大，并包含了史學。但浙東學術的精髓在于史學，這已是歷代學者所公認的。朱熹所說的“浙學”，就是偏重在史學上說的。他說：“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黃老，后《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注：《朱子語類》卷122。)。又說：“伯恭(呂祖謙)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陳亮)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注：《宋元學案》卷52)。章學誠說：“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說：“南宋以來，浙東儒者，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記載皆稿薈于浙東，史館取為依據。”因此可以這樣說，對浙東學派的研究離不開對浙東史學的研究，而浙東史學，又是有特定的學術思想所指導的史學。

從陳訓慈1931年《清代浙東之史學》一文問世以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進行研究，已被后來的學者所認同和接受，不少史學著作對浙東史學有專題介紹，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它的源流。

四明內家拳發展現狀與分析

四明內家拳自從2004年重現江湖以來至今已有8年，但其發展速度非常緩慢。到2011年10月為止，有正式學員1827人，免費培訓人員約3000多人。本課題人員對正式學員統計調查發現，參加四明內家拳學習的人員以20歲到50歲為主，具體年齡比例見表1。從表1可以發現20歲以下和50歲及以上學員占比很小，尤其是老年學員為數更少。究其原因：20歲以下學員更多時間和精力放在文化學習上，參加的體育項目也與升學考試有關，來學四明內家拳的則是自身喜歡武術或者家長建議下參加的，故學習人數不多；而50歲以上的老年朋友更喜歡娛樂和健身型的體育運動，而四明內家拳技術特點是注重攻防技術而忽視其健身價值的。通過對正式學員的職業調查發現（如表2），私營業者所占比例最高，究其原因四明內家拳在其宣傳中突出了其防身價值，所以個體私營業者是沖著四明內家突出的攻防技術而來學習的。在對學員的性別比例調查來看，學員對象主要為男性，女性所占比例4%都不到，這也是因為四明內家拳是以剛為主，注重攻防技術而造成的。在對四明內家拳學習目的調查中發現，絕大多數學員確實是為了提高自身的攻防能力、只有少部分學員是為健身而來學習的?？梢钥闯鰪V大學員是被內家拳“犯者應手即仆”之功效而吸引，因此產生以上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本課題組成員都親自參加四明內家拳的學習，在現場訪問學員發現四明內家拳在普及推廣過程中存在著學費偏貴、教練少而教法單一、場地條件差等問題。在學習四明內家拳的學費中，首次參加學習的學員為每3個月1200元，隨著技術的提高而不斷增加，這與一般參加健身俱樂部鍛煉的學費相比較明顯貴多了，一般健身俱樂部年卡為1400～2000元，這顯然影響許多愛好者參加四明內家拳的學習。關于教練，在四明內家拳總部，正常情況下只有2～3人，而且都是老學員轉變而來，他們教學訓練方法單一，采用是公園式領做教法，教練在前面做，學員在后面跟，教學效果差，一個套路所學的時間很長。另外也沒有簡單的影像和文字資料，直接影響教學訓練的質量和效果。我們認為四明內家拳教學與訓練是遵循“一膽二力三技術”這一攻防技術基本法則來進行的。在學習四明內家拳初期，應有意讓學員練習劈磚，一段時間后應組織學員進行一對一的實戰對練，這些是對學員進行膽量的練習。至于力量，四明內家拳非常注重發力，一要注意全身協調用力，二要以氣摧力，三要日常進行功法練習，不斷提高自身的功力，為發力打下扎實的功底。至于學習四明內家拳的場館設施，在2010年10月之前，周1至周5晚上在馬路上路燈下進行，休息日白天上課，也在馬路上進行。可想而知夏天蚊子咬，冬天晚上冷，而且路燈燈光暗，所有這些或多或少影響學員對四明內家拳的學習，乃至影響四明內家拳健康快速地普及與發展。自從2010年底四明內家拳會館建成使用以來，大大改善了教學訓練條件，促進四明內家拳快速發展。四明內家拳自從重現江湖以來，在四明內家拳總部領導和各級政府支持幫助下，取得了不少成績。四明內家拳成為第3批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2005年7月“青春寶”杯第3屆浙江省國際武術比賽上，來自法、日、美等12個國家、地區的300多名武術愛好者和國內12個省市的2500多名選手同臺竟技，寧波四明內家拳代表隊一舉從各省市眾多的高水平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取得驕人成績：8枚金牌、8枚銀牌、9枚銅牌。在這以后的幾年中，四明內家拳代表隊先后參加省市、全國及國際性比賽10多場次，每年獲得金牌數都在50枚以上，這不僅很好地傳播寧波本地的武術文化，同時也是弘揚寧波精神的具體體現。

促進四明內家拳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為了更好地促進四明內家拳快速發展，讓更多的人學習并了解，使四明內家拳為寧波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作更大的貢獻，課題組全體人員經研究提出以下建議：1）大力提升“鐵佛寺”的史學價值和文化價值?！氨庇猩倭炙?，南有鐵佛寺”。而“鐵佛寺”是《三字經》作者南宋王應麟的家廟，其又是內家拳集大成者王征南學練及傳授黃百家內家拳武藝之處。而黃百家之父黃宗羲著有《王征南墓志銘》，黃百家著有《王征南先生傳》、《內家拳法》，這3部著作是中華武術史上的重要文獻，也是研究武當武術的重要歷史文獻。黃宗羲、黃百家父子是明清浙東著名的史學家和武術家，因此“鐵佛寺”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和文化價值，通過努力可以使其成為與少林寺并重的浙東著名旅游勝地，搭建四明內家拳傳播平臺，使廣大旅客欣賞浙東美麗山水同時體會深厚的浙東文化。2）加強對公安、武警、部隊的滲透與合作。由于四明內家拳注重技擊性、實用性，而公安、武警、部隊正需要這樣的技擊術，因此四明內家拳可以在公安、武警、部隊等系統普及，為這些部門提高戰斗力服務。3）增加四明內家拳套路中健身性和娛樂性的內容。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的不斷進步，人們更多需要促進身心健康的體育運動，尤其是那些退休后享受晚年生活的廣大老年朋友，而在經常參加體育健身人員中老年朋友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如何能夠吸引中老年朋友來參加四明內家拳的學習顯得尤為重要。4）努力爭取教育管理部門和政府行政機構的幫助與支持，盡快更多地創辦四明內家拳傳承基地，促進四明內家拳快速、有效、持續的發展與普及，讓占人口1/4的青少年學生來學習四明內家拳文化。5）盡快挖掘與整理有關四明內家拳文獻，出版有關四明內家拳著作，為四明內家拳愛好者學習和研究提供方便，促進四明內家拳健康發展。

結論與思考

結論：四明內家拳是武當派最原始的內家拳種，是華夏民族最正宗的內家拳術，它也是一種優秀的浙東文化，更是武林的活化石。但由于其獨特的技術要求和運動風格，加上只依靠四明內家拳傳承人個人的力量，發展速度緩慢，這要求全社會對其幫助與支持，當然四明內家拳總部更應努力創新，不斷提高管理水平，完善四明內家拳內容，使其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真正為現代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服務。思考：其一，何謂“內家拳”、“外家拳”？此是武術界長期爭論的問題，據我們研究和理解為中華武術本一家，沒有內、外家之分。因為現代所指的內家拳中有外家拳的內容，而外家拳中也有內家拳的成份。其二，在四明內家拳產生與傳承脈絡中，夏寶峰稱繼祖父夏明士后，自己是內家拳第13代傳人。這樣推算，自張松溪起（大約是1660年左右）至夏寶峰，宗傳13代的年代跨度350年，其中第4代至11代之間史料卻是空白，有待發掘史料進行研究。

2021年以來，鎮緊緊圍繞區“十四五”規劃及2035長遠發展目標，按照年初制定的計劃，整體推進，狠抓落實，在面對拆遷兌付、耕地保護、企業拆除等多重大考下，多年積攢的家底回到了十年前。但在區委區政府的堅強領導下，在全體干部職工人民的團結拼搏下，我們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扛著巨大的財稅銳減和負債償還的壓力，咬緊牙關、迎難而上，拼出了一定的成績。

一、堅持疫情常態防控，不斷鞏固拓展向好態勢

今年上半年以來累計排查國內重點地區入返人員1002人次，完成管控831人，全部完成采樣、檢測，其中231人已移交其他鎮街及縣區。共累計完成核酸檢測1128次，實現了當日返回，當日上報，當日清零的目標。疫苗接種方面，全鎮累計完成疫苗接種第一劑次15300劑次，累計完成第二劑次13916劑次，高質量完成了上級分配的疫苗接種任務，正在按計劃有序推進60-69歲接種任務；完善全民核酸檢測預案，對全民核酸檢測系統進行登記，共登記預核酸檢測居民27400余人。接收指揮部推送篩查、隨訪文件120份，對重點地區入返人員、購買退燒藥品、次密接觸者等人員進行了重點隨訪，對購買發燒藥品的了解身體狀況，對有發燒癥狀的督促到發熱門診就醫。確保了我鎮疫情防控工作萬無一失。

二、扎實推進任務落實，努力保持經濟平穩運行

據統計，1-7月，一般公共預算累計收入4700萬元，同比增長30.23%；規上工業企業總產值3.1億元，同比增長102.1%。今年以來，緊緊抓住項目建設這個牛鼻子，落實重點項目領導包靠制度，實施了鏡湖社區三期、海風濕地公園、鎮區改造提升等30個重點工程項目。目前，2萬畝高標準農田建設、公益性墓地二期、社會化服務中心等項目已高標準完成；投資5035萬元的新義路債券項目已完成項目開標及中標公示，正在編制規劃設計方案，同步做好方案審批相關資料準備工作；正邦生態農業發展有限公司中合繁育場項目超年度任務完成省外進賬5.1億元，東西辦公區主體、外墻施工、22棟豬舍土建基礎主體基本完成；投資1.6億元的寶馳、浙東兩個小棚蝦養殖項目穩步推進，浙東預計9月份投產使用；對全鎮符合發展新能源產業的11萬畝灘涂進行了摸排和分類，對涉及村集體和企業的進行了手續辦理等情況的洽談推進工作，為今后我區做好新能源產業做好根本保障。

三、打造干事創業平臺，以“三變”改革助推鄉村振興

一、宋學的“實學”傾向與“踐履”同“事功”之分

一般說來，實學是明中葉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會思潮。實際上，實學自宋即伴隨新儒學（即宋學）而共生演化。理學、心學中蘊涵反空疏虛學而主張“躬行踐履”的實學特色，而浙東學派講求實利功效力倡“經世致用”之實學，開明清事功實學之先河，成為東南區域史研究中不容忽視的重要內容。

所謂“宋學”即宋代學術，包括文、史、哲、經各學。其結構特征主要是學派林立各有傳承，又相互汲取相互交鋒，兼容并蓄相斥趨同；其學術特征主要是對儒家經典及其傳注的質疑，通過較為開放自主的方式重新解經，以闡發學術見解思想主張，探索義理性命宇宙生成。表現出經世濟用、規范倫理或重思辨、明義理的思想傾向，學理思路又多吸收釋、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觀念、學風上有別于傳統儒學。宋代豐富多彩的思想學說和格調迥異趨同的觀點主張，匯集而成精神文化發展的五彩長河，蘊積而為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發展的又一高峰。

繼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之后，宋學蓬起，自“宋初三先生”、李覯、范仲淹、歐陽修、周敦頤、邵雍、張載、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程頤、程顥到張軾、朱熹、陸九淵、呂祖謙、陳亮、葉適等思想家，人才濟濟，學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興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學。自周敦頤、張載、二程，發展到南宋的朱熹、陸九淵，建構了理學發展的流脈體系，至元明而流變賡續，入清漸趨衰微。理學融匯儒、釋、道三教，結合自然科學的發展，使儒學思辨化、哲理化，并發展了儒家學說的道德倫理，成為中國帝政時代后期社會秩序意識形態的核心，和士林學術思想與思維定式的規范。

實學與理學共生而又對立于理學。明代實學家崔銑說：“宋之四子造詣精矣，皆實學矣?！保ā朵≡~》卷10）“宋之四子”即周敦頤、程頤、張載、邵雍。清代實學家章學誠也稱贊朱子學是“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為一”，認為其后學“皆承朱子而務為實學”。（《文史通義》卷3《朱陸》）但“實學”一詞在宋以前就有，如東漢王充《論衡•非韓篇》說：“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全齊文》卷26《釋玄光》有“圣賢功績，何莫由斯。實學者之淵海，生民之日月”（收入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3冊）。唐代道宣撰《續高僧傳》卷13《釋道岳》“毗曇成實學知非好，攝大乘論誠乃清微?！薄杜f唐書》卷119《楊綰傳》引其論貢舉之弊的奏疏中有“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至宋，伴隨著理學的興起“實學”的概念被更多地運用，如《河南程氏遺書》卷一記載程頤說：“治經，實學也?！鐕矣芯沤浖皻v代圣人之跡，莫非實學也?！彼麖娬{“窮經將以致用也?！保ㄍ?，卷4）朱熹《中庸章句》的《題解》開篇講程子釋《中庸》“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彼u“近世學者不知圣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朱文公文集》卷46）。他認為“今學問流而為禪，上蔡（指謝良佐）為之首，今人自無實學”（《朱子語類》卷5）“一味說入虛談最為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保ā吨熳诱Z類》卷121）“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于踐履，……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用?！保ā吨煳墓募肪?6）他指出：“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提出“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朱子語類》卷13）可見朱子是十分強調實學的。其他宋學者也大多倡實學，如張拭說：“圣門實學，貴于踐履”。（《南軒全集•論語解》卷四）心學提倡“躬行實踐”（《陸九淵集》卷6），陸九淵講自己“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陸九淵集》卷36）其文集中有包恢在《三陸先生祠堂記》中提到“孟子之實學”（同上，卷36）“唐虞三代之實學”（同上，卷35）等說法。宋代官方文書也用實學，如建炎元年科舉詔令中有“俾謹擇于考官，用精搜于實學”；慶元四年有言者嘆云“天下士子，誰務實學哉！”（《文獻通考》卷32《選舉五》）“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來實學之士?！保ā段墨I通考》卷42《學校三》）

應當說，儒家傳統中是有經世內涵的，而無論程、朱還是陸、王，都未完全拋棄此傳統，理學思想體系中也蘊涵著某些實學的因素，“所以明清時期的實學家在批評、否定理學的空談心性的同時，對其中的某些實學思想也多加肯定和繼承。”(1)但理學是在反對佛老的“虛無寂滅之教”與漢學“辭章記誦之學”中發展實學的，將追求人間真實的圣賢之學，和在現實生活中實踐道德之學，稱為實學，即日本學者所稱的“追求人間真實之實學”與“道德實踐之實學”，而稱明末清初的實學為“經世致用之實學”。著名實學研究者源了圓先生提出：“實學乃如具有多種側面之巨像”，有實踐、實用、實證、求實等等之學，觀其與社會之關系有“經世濟民、經世致用”、“利用厚生”等等之學。“當人們不滿意現存之思潮及價值觀，社會價值體系發生動搖時，則有些人將支持當時價值觀之學問貶為‘虛學’或‘偽學’，而將自己的學問稱為‘實學’，以強調其正當性。”(2)說到底，實學就是指實實在在的學問。

───以葉適為中心

一、宋學的“實學”傾向與“踐履”同“事功”之分

一般說來，實學是明中葉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會思潮。實際上，實學自宋即伴隨新儒學（即宋學）而共生演化。理學、心學中蘊涵反空疏虛學而主張"躬行踐履"的實學特色，而浙東學派講求實利功效力倡"經世致用"之實學，開明清事功實學之先河，成為東南區域史研究中不容忽視的重要內容。

所謂"宋學"即宋代學術，包括文、史、哲、經各學。其結構特征主要是學派林立各有傳承，又相互汲取相互交鋒，兼容并蓄相斥趨同；其學術特征主要是對儒家經典及其傳注的質疑，通過較為開放自主的方式重新解經，以闡發學術見解思想主張，探索義理性命宇宙生成。表現出經世濟用、規范倫理或重思辨、明義理的思想傾向，學理思路又多吸收釋、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觀念、學風上有別于傳統儒學。宋代豐富多彩的思想學說和格調迥異趨同的觀點主張，匯集而成精神文化發展的五彩長河，蘊積而為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發展的又一高峰。

繼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之后，宋學蓬起，自"宋初三先生"、李覯、范仲淹、歐陽修、周敦頤、邵雍、張載、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程頤、程顥到張軾、朱熹、陸九淵、呂祖謙、陳亮、葉適等思想家，人才濟濟，學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興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學。自周敦頤、張載、二程，發展到南宋的朱熹、陸九淵，建構了理學發展的流脈體系，至元明而流變賡續，入清漸趨衰微。理學融匯儒、釋、道三教，結合自然科學的發展，使儒學思辨化、哲理化，并發展了儒家學說的道德倫理，成為中國帝政時代后期社會秩序意識形態的核心，和士林學術思想與思維定式的規范。

實學與理學共生而又對立于理學。明代實學家崔銑說："宋之四子造詣精矣，皆實學矣。"（《洹詞》卷10）"宋之四子"即周敦頤、程頤、張載、邵雍。清代實學家章學誠也稱贊朱子學是"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為一"，認為其后學"皆承朱子而務為實學"。（《文史通義》卷3《朱陸》）但"實學"一詞在宋以前就有，如東漢王充《論衡·非韓篇》說："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全齊文》卷26《釋玄光》有"圣賢功績，何莫由斯。實學者之淵海，生民之日月"（收入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3冊）。唐代道宣撰《續高僧傳》卷13《釋道岳》"毗曇成實學知非好，攝大乘論誠乃清微。"《舊唐書》卷119《楊綰傳》引其論貢舉之弊的奏疏中有"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至宋，伴隨著理學的興起"實學"的概念被更多地運用，如《河南程氏遺書》卷一記載程頤說："治經，實學也。……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圣人之跡，莫非實學也。"他強調"窮經將以致用也。"（同上，卷4）朱熹《中庸章句》的《題解》開篇講程子釋《中庸》"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他批評"近世學者不知圣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朱文公文集》卷46）。他認為"今學問流而為禪，上蔡（指謝良佐）為之首，今人自無實學"（《朱子語類》卷5）"一味說入虛談最為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朱子語類》卷121）"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于踐履，……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用。"（《朱文公文集》卷46）他指出："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提出"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朱子語類》卷13）可見朱子是十分強調實學的。其他宋學者也大多倡實學，如張拭說："圣門實學，貴于踐履"。（《南軒全集·論語解》卷四）心學提倡"躬行實踐"（《陸九淵集》卷6），陸九淵講自己"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陸九淵集》卷36）其文集中有包恢在《三陸先生祠堂記》中提到"孟子之實學"（同上，卷36）"唐虞三代之實學"（同上，卷35）等說法。宋代官方文書也用實學，如建炎元年科舉詔令中有"俾謹擇于考官，用精搜于實學"；慶元四年有言者嘆云"天下士子，誰務實學哉！"（《文獻通考》卷32《選舉五》）"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來實學之士。"（《文獻通考》卷42《學校三》）

明代史學，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覺得沒什么成績可言，其實明代史學著作的數量是驚人的，其質量也是不可輕忽的。到了嘉靖以后的晚期，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本文將在綜述明代史學發展歷程基礎上對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作一些探討。

一、明代史學發展的歷程

從14世紀70年代至17世紀70年代，這300多年的史學研究史，是明代史學發展的時期。那么。對于明代史學的發展時期如何分段，史學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將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為前期，嘉靖元年至萬歷二十一年為中期，明末清初為后期。［1］這種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學由理學化走向非理學化這一漸變的歷程。

(一)理學影響下的明初史學

明代初期的史學有兩個特點：第一：多是直錄當時的政事。這包括兩種途徑，即官方記錄和民間個人記述。

明初政府繼承了我國歷代重視修史的傳統，沿襲前朝舊制，設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國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詔修前一代實錄，以勛臣為監修官，閣臣充總裁官。土木之變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實錄四部。明朝中期和后期繼續實行這一制度。從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后修成十三部，共2925卷。明代各朝實錄所記內容十分豐富，他以編年體的形式，不斷地記載一朝的詔敕令旨、政務活動、財政賦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員升遷，以及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民族關系等等，保存了具有重要的歷史史料價值的原始材料。[2]民間個人記述多是跟隨朱元璋、朱允炆、朱棣等人創業從政的人，將自己親身經歷的或耳聞目睹的事情記錄下來。如詹同、宋濂等是明初的名臣，他們撰寫的《大明日歷》100卷，詳細記載了明朝自朱元璋1356年臨濠起兵，至1373年征伐戎績、禮樂沿革、行政設施、群臣功過、四夷朝貢等事。［3］劉辰在明初曾奉命出使方國珍，以后又參與修《太祖實錄》，其《國初事跡》一卷所記之事都是作者親見親聞，因此比較真實確切，無所隱諱。金幼孜曾于永樂八年（1410年）和永樂十二年（1414年）先后兩次隨朱棣北征，其所著《北征錄》和《北征后錄》各一卷，即他在行軍途中，逐日據馬鞍撰寫而成。他們記錄了朱棣關于北征的言行與行軍路程、作戰狀況、氣候、見聞等等，為研究明初與蒙元殘部斗爭以及經營北部邊疆提供了重要資料。

摘要：明代史學，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覺得沒什么成績可言，其實明代史學著作的數量是驚人的，其質量也是不可輕忽的。到了嘉靖以后的晚期，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本文將在綜述明代史學發展歷程基礎上對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作一些探討。

一、明代史學發展的歷程

從14世紀70年代至17世紀70年代，這300多年的史學研究史，是明代史學發展的時期。那么。對于明代史學的發展時期如何分段，史學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將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為前期，嘉靖元年至萬歷二十一年為中期，明末清初為后期。［1］這種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學由理學化走向非理學化這一漸變的歷程。

(一)理學影響下的明初史學

明代初期的史學有兩個特點：第一：多是直錄當時的政事。這包括兩種途徑，即官方記錄和民間個人記述。

明初政府繼承了我國歷代重視修史的傳統，沿襲前朝舊制，設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國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詔修前一代實錄，以勛臣為監修官，閣臣充總裁官。土木之變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實錄四部。明朝中期和后期繼續實行這一制度。從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后修成十三部，共2925卷。明代各朝實錄所記內容十分豐富，他以編年體的形式，不斷地記載一朝的詔敕令旨、政務活動、財政賦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員升遷，以及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民族關系等等，保存了具有重要的歷史史料價值的原始材料。[2]民間個人記述多是跟隨朱元璋、朱允炆、朱棣等人創業從政的人，將自己親身經歷的或耳聞目睹的事情記錄下來。如詹同、宋濂等是明初的名臣，他們撰寫的《大明日歷》100卷，詳細記載了明朝自朱元璋1356年臨濠起兵，至1373年征伐戎績、禮樂沿革、行政設施、群臣功過、四夷朝貢等事。［3］劉辰在明初曾奉命出使方國珍，以后又參與修《太祖實錄》，其《國初事跡》一卷所記之事都是作者親見親聞，因此比較真實確切，無所隱諱。金幼孜曾于永樂八年（1410年）和永樂十二年（1414年）先后兩次隨朱棣北征，其所著《北征錄》和《北征后錄》各一卷，即他在行軍途中，逐日據馬鞍撰寫而成。他們記錄了朱棣關于北征的言行與行軍路程、作戰狀況、氣候、見聞等等，為研究明初與蒙元殘部斗爭以及經營北部邊疆提供了重要資料。

當代儒學話語——無論是敘事還是論辯，基本上循著兩個路數：一是歷史的，重其發展脈絡、遷延歷程；二是觀念的，往往揀金棄沙，只把握根本的傳統。前者多為治歷史學者所取，處之極端，往往陷溺于所謂“史學的偏見”。三十年代以還，喜宋明理學或研哲學者，于此多有掊擊，茲不具論。而后者為習哲學諸人慣常所用，不管是批判儒家，還是復興儒學，關鍵處均是一些觀念鋪陳和范式架構，難免于“良知的傲慢”之譏。海外治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主流派學者對此多有指證。如張灝謂“把儒家思想等同于一種哲學體系或學術研究的傾向是危險的”。[1]自稱“更注重哲學的框架”以著述的艾爾曼也指出：迄今以新儒家討論為中心的思想史領域，只不過是“較為淺顯的中國哲學史”。深受德國人以“精神史”研究哲學史之取向的影響，普遍服膺“觀念史”的模式，“結果，中國思想史只能以敘事方式進行，精于哲學卻短于歷史脈絡”。[2]因現代知識體系的學科分際而造成的史、哲之別，深深濡染了當代的儒學識辨與言說，使儒家的本來面貌在強烈的古今之辯意識的現代闡釋之下，更多增添了難以圓合的裂痕?！笆穼W的偏見”與“良知的傲慢”之爭訟與對壘不見消彌，反愈加劇。于此，若不能有更深刻的說明和消解緊張的有效途徑，勢必將成儒?Ы胂執雜錁車募笳習?BR>也許用發生學的方法以觀其眇是一可行之道。當代的儒學話語（批判的、旁觀的、弘揚的）及其復雜的形態，均是在百年間原有體系發生劇烈的動蕩、裂變、轉型過程之中的遷延或歧出。盡管有西學東來的重大外緣，但起決定因素的還是體系內在的變化。所以，對清末儒學的狀況作些了解和分析，當有助于這一問題的清理。另外，我們今天所說辯騰喧于口的儒學，早已走出了經學時代的范式，在形態上已被現代的知識體系所夾裹和切割，這一轉換的發生機制和微妙歷程也是饒有趣味的問題。本文即圍繞清末經學的解構和現代形態儒學的創發作一思考，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三大爭論宣告了經學時代的結束

清末，皮錫瑞總結有清一代經學。謂有三變：“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根底，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采之學。乾隆以后，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后，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是為西漢今文之學。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于道?！盵3]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承繼此說，以佛理生、住、異、滅喻思潮之流轉，將這一段思想史概括為啟蒙、全盛、蛻分、衰落四期。又進而將清學“屢遷而返其初”的獨特現象解釋成為“以復古為解放”?！暗谝徊剑瑥退沃?，對于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于鄭許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于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4]鹿門“義愈推而愈高”、“一變而至于道”的說詞，明顯帶有保守的今文家自吹自許之意，遠不能和任公“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的揭示之敏銳與深刻相比。但皮、梁二人有一點是相同的，即都是站在清學的落幕處，對已經逝去的一個時代作全景式的觀察和描述。這一“離場”的宏大敘事雖有助于從全體上把握清代學術的綱節，?灰歡蓯刮頤欽嬲氳角逖翁壞母叢勇雎韁小?BR>倒是《漢學師承記》這樣在今天看來過于偏宕、缺少客觀性的譜系，更能引發出來問題和思考。江藩堅執漢學的純潔性，以三惠之學為典范，擯除一切經世和義理的成分，甚至將公認的樸學開山顧炎武附贅在卷末。這一切都表現了乾嘉考據學發展到極盛之時，正統漢學家“唯我獨尊”、“目無余子”的自大心態。以經學考據為正統、以吳派為標準，不但徹底否定了程朱理學的權威，實際上也顛覆了儒學賴以存在的整個基礎。沉溺于文獻考據之中，以文本、音符為道統，可以無關社會、不涉人生，此固能成就一二經生的安身立命之業，但于整個社會、蕓蕓大眾懸隔千里。這絕不是孔孟的初衷。江藩的譜系學一方面說明考據在清代學術界的主流地位，至乾嘉后期勢力是何等的強大；另一方面視野如此的狹限，似乎也把儒學納入到了沒有出路的犄角之中。所以，隨后激起的反彈，在形式上是挽救儒學，而實質上則是“對于孔孟而得解放”，最終導致了傳統儒學的解體。梁啟超在解釋“道咸以后，清學曷為而分裂耶”時，舉出了內、外各三因。內因一是考據之范圍“甚拘迂”，末流落入空而不實；二是成一“漢學專制”之局，其騶卒多為盛氣臨人的“學閥”；三是自身發展，不斷突創，必至異端涌現。外因一是“嘉道以還，積威日馳，人心已漸獲解放”，學問必由虛逐實；二是咸同間，清學的根據地江浙一帶“受禍最烈，文獻蕩然”，致“百學中落”；三是國難日重，西學漸輸，學者“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對舊學體系做根本的沖擊。[5]錢穆也指出，“嘉道之際，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漢學家正統皆有“途窮將變”之跡。諸先進“起而變之者，始于議政事，繼以論風俗，終于思人才，極于正學術”，最后導出康南海的“盡變祖宗之法”，于是乎傳統徹底瓦解。[6]“所謂乾嘉諸老的風流文采，到這會只成為望古遙集的資料?？甲C學本已在落潮的時代，到這會更未絕如縷了”。[7]伴隨著漢學的衰落，是宋學復振的呼聲、今文經學的崛起和諸子學的興盛，正是在漢宋、今古文、經子三大爭論之中，一步一步迎來了經學時代的終結。

清后期的復宋思潮以“經世”為志幟，它并非簡單回到宋儒的義理之學，和清初的“漢宋兼采之學”也不盡相同。面對考據的學術霸權，先是理學家唐鑒等人發出抗爭的聲音；繼之桐城派的方東樹挑起了漢宋爭論的巨大波瀾，曾國藩以理學名臣身份所創下的經國大業無疑為復宋勢力增添了重要的法碼；最后是嶺南陳澧等人調和漢宋的努力，不但打擊了乾嘉學術的正統觀，而且也起到了分化漢學家陣營和扭轉清末漢學走向的作用。宋學派、桐城派、調和派均站在正統漢學的對立面，對乾嘉考據學的權威提出了重大的挑戰，動搖了漢學的獨霸地位。

清代前期的理學家大多將注意力集中在修身層面，服膺宋儒的道德義理，因缺乏對應現實的創造性而逐漸被邊緣化了。到了嘉慶年間，開始有一部分理學人物力圖糾正這種偏差，重新將社會政治內容納入儒家的信仰體系。如唐鑒的“守道救世”說，雖不離“守敬”和“窮理”的道德根本，但還是對儒家經世致用的關懷給予了相當的肯定。如果說積衰已久的理學之老鳳雛聲已難引起漢學正統派的注目；那么，來自桐城派的方東樹則以《漢學商兌》一書給了對方以極大的震憾。方著可以看作是漢學權力強壓下的反彈,所謂“孤蹤違眾，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不自度其力之弗勝也，要心有難已”，[8]頗能道出作者心跡。對于江藩門戶森嚴的譜系學，來自漢學陣營的焦循等人只是委蜿商榷。而龔自珍則以考核名實（“十不安”）的方式提出異議。唯方東樹直接了當，以強大火力直攻漢學要塞，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羅列材料，攸舉事實，對漢學家中重頭人物的言論，逐條批駁。方氏之言，多能切中漢學弊端，且有很強的針對性。如斥漢學“六蔽”之四，“則畏程朱檢身動繩以理法，不若漢儒不修小節、不矜細行，得以寬便其私”。[9]是指當時漢學家“內苞污行，外飾雅言，身為倡優而欲高談伏鄭”的普遍情形。[10]《漢學商兌》后來因得到曾國藩的大力表彰而風行一時，從此對考據學的抨擊日起而日興，漢學威勢開始走向衰落。是不是因為方東樹的批判而使漢學之焰“遂漸熄”尚可考量，[11]但陳澧《與徐子遠書》中的一段話卻明白道出道、咸之間小學頹敗的消息?！敖窈却髱煟蛑x殆盡。……后生輩好學者，則不過二三人耳。夫以百年來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推原其故，非盡時文之為害”。[12]由是，漢宋調和之風日盛，漢學陣營迅速分化，形成了以嶺南派為中堅的綜合漢學與宋學的運動，純漢學退居到次席，晚清學風隨之大變。

反漢學思潮的得勢，從表面來看似乎只是清代義理、考據、詞章三大學術板塊的力量比重發生了改變，考據學的一統天下被打破，宋學派的義理和以桐城派為代表的詞章借學術復古的面貌重又恢復了自身的價值，奪回了自己在儒學中應占有的份額。但實際上，打落漢學正統派權威的既不是義理也不是詞章，而是經世致用之學。反漢學的三大思想流派都強調經世致用，這正是乾嘉考據學的致命弱點，以此為利器，對壘之下，漢學焉能不敗？但是，以經世思想批判漢學，同時也就面臨了脫軌的危險，傳統經學結構中的三個板塊可能一損俱損、一起打落，義理、詞章是不可能真正挽救經學的。如果說漢宋之爭尚能保持在傳統儒學體系之內而尚未出軌；那么，隨之而來的今古文之爭則從根本上顛覆了儒學，宣告了經學時代的完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