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規模范文10篇

1對瓦格拉假說與凱恩斯主義對政府規模的解讀

長期以來,對于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就存在著完全不同的理論解釋。早在1890年,瓦格拉(Wagnerian)就提出了一個理論假說——國民收入的增長會提高對公共產品的需求,即經濟增長會推動政府支出規模擴大,這一觀點被后人稱為“瓦格拉假說”。而凱恩斯主義的觀點則正好倒過來,他們認為,政府擴大支出能擴大總需求,并通過乘數效應提高國民收入水平。簡而言之,政府支出規模的擴大能推動經濟增長。

所以，瓦格拉假說的支持者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大會影響經濟的增長，進而影響國民福利的提高，主張削減政府規模；而凱恩斯主義的繼承者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大擴大了總需求的規模，促進了GDP的增長，推動了經濟增長，政府干預是必要的，應該擴大政府的規模。

尤其是自凱恩斯理論產生以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有了理論依據,政府通過財政、貨幣等多方面的政策來調控經濟,以求實現經濟的穩定、快速增長。在這一背景下,政府規模的不斷擴張已成為一種全球性現象,社會產出中被政府所消耗的部分越來越大，有些學者和政府官員便提出了政府規模過于龐大了，應該削減政府規模。國內外的學者對此問題做了實證研究，得到的卻是不同的結論，這也是瓦格拉假說與凱恩斯主義根本爭論所在。

2政府規模的行政生態分析

里格斯認為，各國不同所特有的社會文化以及歷史等諸因素影響并塑造了該國的公共行政，反過來公共行政又影響了該國的社會變遷與發展。政府規模作為公共行政的一個方面，他同樣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應該有不同的規模；在不同的生態環境的下的政府規模又可能會從正反兩個方面影響著政府的內外環境。

隨著機構改革的全面展開和不斷深入，關于政府規模的問題成了一個迫切的現實制度安排問題。我們知道，指導機構改革的理念是“小政府、大社會”的呼聲?！靶≌?、大社會”是一個形象的表述，科學的提法就是限制政府規模，而限制政府規模的價值取向又是出于解決當前行政管理中存在的諸如腐敗、政府效能低下、社會能否良性運行、財政負擔過重等問題的要求。可以說，在當前的行政學界，無論堅持強化政府職能立場的人，還是要求弱化政府職能的學者，都認為政府規模過大是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各類問題的基本原因之一。因而，無不要求限制政府規模。其實，限制政府規模是理性的政治學思考必然要提出的要求，因為政府實踐中的非理性主要表現在每時每刻地擴大政府規模，以致于經常性地使行政管理陷入困境。如果沒有政治學關于限制政府規模的理性要求，那么政府實踐中的非理性所造成的政府規模巨型化會使政府不可避免地受到在“災變”中再生的命運所支配。所以，經常地提出限制政府規模的忠告，是一切從事政治學和行政管理學研究的學者們必須自覺的責任。

一、政府規模膨脹的必然性

自從人類社會有了政府以來，政府規模的非理性膨脹就一直處于一個周而復始的運動過程中，因為政府與社會的復雜關系不斷地推動政府規模的擴大。

政府就其實質來說，是公共力量的實體化，政府掌握著公共權力和代表著公共利益，不同的政府類型在公共性上的差別僅僅表現在目的和手段上的差別。統治型的政府是通過公共權力的行使和公共利益的實現來強化少數人的統治；管理型的政府是在少數人的管理活動中行使公共權力和維護公共利益。政府的這種公共性也就是它的社會性所在，政府是根源于社會的和屬于社會的，是社會的公共部門，與社會有著不可分離的一體性。但是，已有的一切政府又都是社會的異化，是作為社會的一種異己力量而存在的。因為政府總是凌駕于社會之上，作為一種高高在上的力量統治著或管理著社會，社會不再是孕育政府的“母親”，反而政府成了支配社會的“父親”。歷史證明，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能夠完全保證公共權力的公共性，能夠完全維護公共利益不被侵蝕。在很多情況下，政府表現為一個獨立的利益實體，有著自己的利益追求和政治愿望，成為與社會相對應的存在物。

既然政府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存在物，那么它就有了自我發育、自我成長的要求，就有了不斷擴大、不斷膨脹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向現實性的轉化，又是根源于它所掌握的公共權力的。由于政府掌握著公共權力，它對于社會的資源配置有著決定權，因而可以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打破資源配置平衡的客觀要求而主觀地使資源配置向政府自身傾斜，通過損害公共利益而實現政府對資源的不合理占有。雖然這會使公共權力與公共利益發生了背離，但政府卻獲得了自我膨脹的物質基礎。所以，任何時候，政府都擁有足夠的使自我膨脹的能力。而且，如果政府沒有足夠的節制自我的理性的話，就會不自覺地展示這種自我膨脹的能力。

畢竟政府被創造出來是為了進行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但是，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哪些是社會的公共事務，哪些是私人事務，是沒有明確的標識的。也就是說，關于哪些事務是政府應當管的，哪些事務又是政府不應當管的，沒有明確的規定，至多也只能做出一個大概的范圍劃分。即使是在社會科學非常繁榮的今天，關于這一問題的爭論也常常成為聚焦的中心，而且幾乎所有的爭論又都是沒有結果的，如果說能夠取得了什么進展的話，那也只是通過舉例的方式劃定一些政府不應當管的領域。例如，說微觀經濟活動的領域是政府不應當管的。個人的私生活是政府不應當管的……對于市場自身無法調節的那些微觀經濟活動中的矛盾和沖突，政府是否應當采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個人的私生活總是與他人相關聯著的，當一個人的個人生活危及到他人的個人生活時，政府能夠冷眼旁觀嗎？諸如此類，作為科學研究的理論思考都無法理清，要求政府在實踐中明確自己的活動范圍顯然也是不可能的。既然政府活動的邊界是不明確的，而政府又以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唯一者”的身份出現，那么一切沒有人管或者沒有人能管得好的問題都自然而然地成了政府要管的對象。從而，形成了政府管理的事務越來越多的趨勢。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對瓦格拉假說與凱恩斯主義對政府規模的解讀；政府規模的行政生態分析；結論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對于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就存在著完全不同的理論解釋、政府規模的擴大會影響經濟的增長，進而影響國民福利的提高、各國不同所特有的社會文化以及歷史等諸因素影響并塑造了該國的公共行政、政府規模是指以政府職能和權力配置為基礎、政府職能是指政府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根據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承擔的職責和功能、政府規模增長的合理性、政府規模增長的非合理性及其危害、現在的社會應該較原來的社會環境更為復雜，政府的職能應該更為明晰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瓦格拉認為經濟增長會推進政府規模支出的擴大，凱恩斯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大能促進經濟的增長。通過行政生態學視角，提出政府規模的考量應該從不同的政府環境出發，應該考慮到不同政府面臨不同的行政環境，政府規模的界定應該是社會復雜系統的多個變量的因變量。

關鍵詞：政府規模；行政生態

1對瓦格拉假說與凱恩斯主義對政府規模的解讀

長期以來,對于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就存在著完全不同的理論解釋。早在1890年,瓦格拉(Wagnerian)就提出了一個理論假說——國民收入的增長會提高對公共產品的需求,即經濟增長會推動政府支出規模擴大,這一觀點被后人稱為“瓦格拉假說”。而凱恩斯主義的觀點則正好倒過來,他們認為,政府擴大支出能擴大總需求,并通過乘數效應提高國民收入水平。簡而言之,政府支出規模的擴大能推動經濟增長。

所以，瓦格拉假說的支持者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大會影響經濟的增長，進而影響國民福利的提高，主張削減政府規模；而凱恩斯主義的繼承者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大擴大了總需求的規模，促進了GDP的增長，推動了經濟增長，政府干預是必要的，應該擴大政府的規模。

【摘要】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以機構改革作為主線和中心，而貫穿機構改革過程的一條主線則是精簡政府機構和縮小政府規模的理想。建國以后，我國已經進行了多次機構精簡的行動。但是每次改革過后都會出現機構數量的劇增、財政預算的擴張和政府規模的增長。文章擬采用公共選擇理論的視角對這種機構病予以解讀，給出解決政府規模問題的幾點建議。

【關鍵詞】公共選擇理論；政府規模；原因

一、對政府機構改革中“怪圈循環”現象的剖析

所謂“怪圈循環”，是系統論中的一個術語，是指事物在特定的等級系統中逐漸上升或者逐漸下降，結果卻意外發現又回到了原來的出發點。根據有關資料的統計，我國的政府規模膨脹經過了四個“怪圈循環”：第一個怪圈：1949—1959年的循環。1949年確立（35個）機構→1952年小膨脹（42個）機構→1954年較大膨脹（64個）機構→1956年的大膨脹（81個）機構→1959年的精簡（60個）機構；第二個怪圈：1960～1970年的循環。1960年初（60個）機構→1965年底大膨脹（79個）機構→1970年裁減（32個）機構；第三個怪圈：1971～1982年的循環。1971年恢復，1975年增加（52個）機構→1981年大膨脹（100個）機構→1987年精簡（61個）機構；第四個怪圈：1983～1993年的循環。1982年開始精簡（61個）機構→1986年膨脹（72個）機構→1988年精簡（68個）機構→1992年膨脹（86個）機構→1993年精簡（59個）機構。

政府規模是政府履行其職能的活動范圍及其質與量，它既指政府職能與權力范圍，又指政府機構與人員。衡量政府規模的指標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政府機構和工作人員作為指標；另一種是以財政支出比率作為指標。一般說來，政府規模過大或者過小都是有害的，都不利于政府發揮正常的職能和效率。所以對于現代國家的政府來說，保持適度的政府規模，抑制政府規模增長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標和內容。

二、政府規模膨脹的原因：公共選擇理論的分析

【摘要】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以機構改革作為主線和中心，而貫穿機構改革過程的一條主線則是精簡政府機構和縮小政府規模的理想。建國以后，我國已經進行了多次機構精簡的行動。但是每次改革過后都會出現機構數量的劇增、財政預算的擴張和政府規模的增長。文章擬采用公共選擇理論的視角對這種機構病予以解讀，給出解決政府規模問題的幾點建議。

【關鍵詞】公共選擇理論；政府規模；原因

一、對政府機構改革中“怪圈循環”現象的剖析

所謂“怪圈循環”，是系統論中的一個術語，是指事物在特定的等級系統中逐漸上升或者逐漸下降，結果卻意外發現又回到了原來的出發點。根據有關資料的統計，我國的政府規模膨脹經過了四個“怪圈循環”：第一個怪圈：1949—1959年的循環。1949年確立（35個）機構→1952年小膨脹（42個）機構→1954年較大膨脹（64個）機構→1956年的大膨脹（81個）機構→1959年的精簡（60個）機構；第二個怪圈：1960～1970年的循環。1960年初（60個）機構→1965年底大膨脹（79個）機構→1970年裁減（32個）機構；第三個怪圈：1971～1982年的循環。1971年恢復，1975年增加（52個）機構→1981年大膨脹（100個）機構→1987年精簡（61個）機構；第四個怪圈：1983～1993年的循環。1982年開始精簡（61個）機構→1986年膨脹（72個）機構→1988年精簡（68個）機構→1992年膨脹（86個）機構→1993年精簡（59個）機構。

政府規模是政府履行其職能的活動范圍及其質與量，它既指政府職能與權力范圍，又指政府機構與人員。衡量政府規模的指標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政府機構和工作人員作為指標；另一種是以財政支出比率作為指標。一般說來，政府規模過大或者過小都是有害的，都不利于政府發揮正常的職能和效率。所以對于現代國家的政府來說，保持適度的政府規模，抑制政府規模增長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標和內容。

二、政府規模膨脹的原因：公共選擇理論的分析

摘要：瓦格拉認為經濟增長會推進政府規模支出的擴大，凱恩斯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大能促進經濟的增長。通過行政生態學視角，提出政府規模的考量應該從不同的政府環境出發，應該考慮到不同政府面臨不同的行政環境，政府規模的界定應該是社會復雜系統的多個變量的因變量。

關鍵詞：政府規模；行政生態

1對瓦格拉假說與凱恩斯主義對政府規模的解讀

長期以來,對于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就存在著完全不同的理論解釋。早在1890年,瓦格拉(Wagnerian)就提出了一個理論假說——國民收入的增長會提高對公共產品的需求,即經濟增長會推動政府支出規模擴大,這一觀點被后人稱為“瓦格拉假說”。而凱恩斯主義的觀點則正好倒過來,他們認為,政府擴大支出能擴大總需求,并通過乘數效應提高國民收入水平。簡而言之,政府支出規模的擴大能推動經濟增長。

所以，瓦格拉假說的支持者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大會影響經濟的增長，進而影響國民福利的提高，主張削減政府規模；而凱恩斯主義的繼承者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大擴大了總需求的規模，促進了GDP的增長，推動了經濟增長，政府干預是必要的，應該擴大政府的規模。

尤其是自凱恩斯理論產生以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有了理論依據,政府通過財政、貨幣等多方面的政策來調控經濟,以求實現經濟的穩定、快速增長。在這一背景下,政府規模的不斷擴張已成為一種全球性現象,社會產出中被政府所消耗的部分越來越大，有些學者和政府官員便提出了政府規模過于龐大了，應該削減政府規模。國內外的學者對此問題做了實證研究，得到的卻是不同的結論，這也是瓦格拉假說與凱恩斯主義根本爭論所在。

摘要：評價政府是否達到規模效率，即政府規模是否適度，不應僅看政府投入的數量指標，還需考察政府授入的質量指標和產出水平。我們使用DEA的軟件Deap2.1，輸入單純考慮政府數量規模和加入政府質量規模的兩組投入，及政府的公共服務產出數據，來對全國88座典型城市的政府進行規模效率評價，結果發現。在加入政府的質量規模后，各城市政府在總體效率、地區間效率和按人口規模分的城市政府規模效率均大于單純考慮政府數量規模的效率。從地區看，東南、環渤海和東北地區的城市政府效率較高；從人口看。以500萬以上和200～500萬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最高；從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看，城市政府的規模效率一般要好于技術效率，說明政府投入的各項資源配置不甚得當，還需進一步優化整合內部資源，而并不必然要通過精簡機構或精簡人員來提高效率。

關鍵詞：政府適度規模；政府總體效率；政府技術效率；政府規模效率

引言

國內學者對政府規模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政府規模的衡量指標及適度規模的分析等方面(王玉明，1998；毛壽龍。2000；劉博逸，2000；孫亞忠，2005)，但對如何確定政府適度規模，或評價政府規模的影響，基本還停留在理論層面的探討，對于政府規模效率的實證分析，主要討論中央和省市一級政府是否達到適度規模，所評價的也主要是政府規模與經濟間的相互關系。我們認為，單純討論中央和省級政府的規模，掩蓋了各地方、各城市的問題，同時，隨著和諧社會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的日益深入，建立良好的社會和生態環境等公共服務越來越成為政府的主要職能?；诖耍覀償M將政府規模細化到城市一級的政府，并把政府的社會和生態環境保護等公共服務職能納入進來，以更為合理地確定政府適度規模。

一、文獻綜述

20世紀5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規模一直是許多國家的爭論焦點。“奧茨分權化定理”(Oares1972)曾指出，和中央政府相比，兩個地方政府可以為不同偏好的本地居民提供差別化的公共物品，由此改進分配效率增進社會福利。但奧茨并未說明地方政府的最優規模應當是多大。1985年歐洲委員會制定的《歐洲地方自治政府章程》雖明確提出地方政府的規模應當盡可能小的原則，但從現有的研究看，對多大規模的政府更有效率并無定論。從規模經濟來看，地方政府的最優(產出)規模應當是能夠使邊際社會成本等于邊際社會收益的規模。但在實際操作中，很難確切地知道社會成本和社會收益的大小，從而無法清晰地確定規模經濟或是不經濟的程度，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務(如治安保衛、老弱病殘幼等)也并不總是規模經濟型的產品，并非規模越大越具有效率。

國內學者對政府規模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政府規模的衡量指標及適度規模的分析等方面，但對如何確定政府適度規模，或評價政府規模的影響，基本還停留在理論層面的探討，對于政府規模效率的實證分析，主要討論中央和省市一級政府是否達到適度規模，所評價的也主要是政府規模與經濟間的相互關系。我們認為，單純討論中央和省級政府的規模，掩蓋了各地方、各城市的問題，同時，隨著和諧社會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的日益深入，建立良好的社會和生態環境等公共服務越來越成為政府的主要職能?；诖?，我們擬將政府規模細化到城市一級的政府，并把政府的社會和生態環境保護等公共服務職能納入進來，以更為合理地確定政府適度規模。

一、文獻綜述

20世紀5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規模一直是許多國家的爭論焦點。“奧茨分權化定理”(Oares1972)曾指出，和中央政府相比，兩個地方政府可以為不同偏好的本地居民提供差別化的公共物品，由此改進分配效率增進社會福利。但奧茨并未說明地方政府的最優規模應當是多大。1985年歐洲委員會制定的《歐洲地方自治政府章程》雖明確提出地方政府的規模應當盡可能小的原則，但從現有的研究看，對多大規模的政府更有效率并無定論。從規模經濟來看，地方政府的最優(產出)規模應當是能夠使邊際社會成本等于邊際社會收益的規模。但在實際操作中，很難確切地知道社會成本和社會收益的大小，從而無法清晰地確定規模經濟或是不經濟的程度，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務(如治安保衛、老弱病殘幼等)也并不總是規模經濟型的產品，并非規模越大越具有效率。

在實證研究中，人們往往采用規模經濟模型中一些非?？偫ǖ亩x和指標來衡量政府規模，如總產出、單位產出、單位成本等。最常見的實證研究是用財政支出等指標來表示政府規模，研究其對經濟的影響。但這些研究得出的結論并不一致：既有政府規模促進經濟增長的(Rubbinson，1977；Ram，1986；馬拴友，2000；歐陽志剛，2004；劉霖，*)，也有阻礙經濟增長的(Landau，1983；Barro，1991；郭慶旺等，2003；張海星，2003)，也有二者沒有關系或存在不確定關系的(Kormendi和Meguire1985；Grier和Tulloek1989；Evan，1997)。也有學者用政府所服務的人口規模來表示政府規模，認為人口規模與人均支出需求是正相關關系，人口規模越大，人均支出需求越高，從而對政府的公共物品和服務的需求也就越高。金(King，1996)構建了一個最優人口規模模型，認為地方政府的最優規模將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動，需要定期對其調整。但地方居民只是服務產出的接受者而不是產出本身，一定總人口規模所產生的支出需求可能會由于社會經濟和人口結構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有些研究采用相對指標來表示政府規模，如劉霖(*)用政府部門的人均消費與全國的人均GDP之比來表示政府規模，指出從政府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來看，中國農村與中國城市之間沒有顯著差異，但就公務員占總人口的比例而言，城市政府的規模要大于農村。實際上，地方政府負有多種責任和功能，所提供的產出和服務是多元的，單一的綜合性的產出指標并不能夠較好地衡量地方政府規模。

有關地方政府規模對區域經濟影響的研究，曹陽(2002)用行政管理人員占用社會人力資源的比重和行政管理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兩個指標，比較了1997年各省的政府規模，發現區域經濟發展與區域政府規模有極為緊密的逆相關關系。金玉國等(2006)認為我國財政支出的分類口徑前后差別較大，缺乏歷史可比性，因此采用政府部門的就業和工資加權計算的辦法(權重分別定為0.6和0.4)，回歸分析了2004年省級政府規模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結論是地區政府規模過大，阻礙了區域經濟的發展。

我國政府采購制度框架體系日趨完善，政府采購范圍和規模不斷擴大，資金使用效益不斷提高。根據財政部公布的2005年全國政府采購統計信息，2005年全國實際采購規模達到2927.6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7.1％，節約資金380.2億元。2005年政府采購規模占全國GDP的比重為1.6％。實施政府采購改革7年來，全國政府采購規模年平均增長77.9％。

隨著我國政府采購規模的逐漸擴大，政府采購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一是政府采購范圍有限、規模較小。從發達國家看，一般國家政府采購的市場規模通常相當于其年度GDP的10％～15％。而我國政府采購規模占年度GDP的份額仍顯過少，采購項目單一，結構比例不合理。我國目前政府采購的項目主要集中在財政專項撥款的辦公設備購置、車輛購置及少數工程及房屋修繕，而對貨物工程及勞務等項目，仍未完全實行規范的政府采購，這使得政府采購節約財政資金的作用難以充分發揮。二是政府采購程序不完善，效率不高。我國的政府采購程序十分繁瑣復雜，導致整個政府采購的效率低下。一方面是采購資金的申請、撥付環節不夠順暢。雖然有的地方采購資金實行財政直接支付，但在資金申請環節的時間周期長，同樣影響了采購項目的執行周期。另一方面是對政府采購程序的認識不全面。大多數人認為，政府采購就是開標和評標的過程，而一個完整的政府采購過程包括項目的預算和計劃的制定，采購項目的實施方案，信息公告，供應商資格審查，專家的選擇，評審委員會的確定，評標標準的制定，開標、評標、定標，中標通知書，簽訂合同，履行合同，驗收以及資金支付等一整套過程，每一個環節在操作時都要力求嚴謹、規范。三是規章制度體系不完善。各地在政府采購實際操作中還存在著較大的不規范和隨意性，特別是管理體制還不順，操作上也是各行其是。這樣既影響政府采購的質量和效率，又不利于企業的公平競爭，也容易滋生腐敗行為。有違實施政府采購的初衷，最終影響政府采購的質量和信譽。四是政府采購人員素質亟待提高。五是政府采購信息溝通渠道不暢。

1我國政府采購部門績效評價目標與指標設立

1.1客戶角度

在績效指標體系中，將客戶角度的績效目標放在指標體系的首位。體現了政府采購制度是以客戶為導向的。只有及時回應客戶需求、提高采購商品和服務的質量、加強與客戶合作和溝通才是政府采購的績效內容的集中體現。同時，衡量客戶角度各個目標的績效指標也是指標體系的核心。

(1)客戶滿意度指標主要衡量采購當事人(包括采購人和供應商等)對政府采購的滿意程度?？蛻魸M意度可以分三個指標進行考察：一是客戶對及時反應的滿意度；二是客戶對質量的滿意度；三是政府采購的投訴率(包括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

摘要：本文以交易費用為切入點，探討了政府規模、職能決定的理論脈絡以及提高政府干預效率的手段選擇，認為政府規模與行為的適宜性取決于其存在或參與所引致的福利收益和交易費用兩方面效應變化的凈結果，為提高對市場失靈的干預效率，政府應將市場深化手段和市場替代手段有機結合起來。

關鍵詞：政府規模政府行為交易費用

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揭示了“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并強調政府對有效需求不足、收入分配不均、就業不充分等市場失靈問題具有糾偏功能。自此，面對日趨動蕩的國際經濟形勢以及復雜尖銳的社會矛盾，政府越來越多地參與了對稀缺資源的優化配置。但以布坎南(1998)為代表的公共選擇理論卻逆勢提出了“政府失靈論”，指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干預行為的局限性，認為市場的缺陷并不是把問題交給政府去處理的充分條件，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場一樣嚴重。本文試圖從交易費用理論的視角對政府在現代經濟中的定位進行探討。

一、交易費用理論及其啟示

交易費用的概念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Coase)于1937年率先提出的，之后，阿羅、威廉姆森、張五常等陸續做出了不同的補充和完善。依照新制度經濟學的一般解釋，通常把交易費用理解為搜尋信息、談判、簽約等所發生的費用。事實上，交易費用可細分為必要的交易費用與不必要的交易費用。前者是指在給定的科技發展水平下，對應于給定的分工水平所必須的最低交易費用，是為生產和消費服務的，是人類為達到更富裕狀態而必須支付的代價；后者是指超過這一數額的交易費用，是由人類失誤造成的、原本可節約的那部分交易費用。交易費用最小化的思想，在產業結構分析和微觀主體的市場交易決策等諸多方面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分工和專業化是交易費用增加的根源，社會越來越復雜，交易費用也就越來越大。隨著市場分工的擴展和深化，在生產效率提高的同時，人們之間的聯系和依存日益緊密，由此增加了主體之間的摩擦和矛盾，交易費用必然上升。對此，以楊小凱(1999)為代表的超邊際經濟學認為，勞動分工內生演進的基礎是專業化經濟與交易費用之間的兩難選擇。新制度經濟學也指出，制度作為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在經濟生活中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促進交換的發展和市場的擴大，因而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企業組織理論則認為，企業存在的理由就在于節約市場交易費用，企業的最佳規模取決于企業節約的市場交易費用與企業組織增加的費用在邊際上的比較。綜合而言，以上基于交易費用工具而進行的拓展研究采用的是“成本-收益分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