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貿易關系范文10篇

一、中德貿易關系的回顧

新中國建立后，中德經貿關系的發展大致經歷以下三個階段：

1.建交前階段

新中國建立后，由于當時特殊的國外環境，除了同北歐和瑞士等少數幾個西方國家建交外，我與包括聯邦德國在內的西方大國并無外交關系。1957年兩國有關機構簽訂過為期1年的民間貿易協定。中德之間以間接、民間和半官方形式的貿易往來并沒有中斷過。

2.建交后階段

在中國加入聯合國和國際威望不斷提高的大環境下，1972年10月11日中德正式建交。兩國國家關系的改善和一系列政府間有關協定的簽署，為雙邊經貿關系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和機會。

一、中德貿易關系的回顧

新中國建立后，中德經貿關系的發展大致經歷以下三個階段：

1.建交前階段

新中國建立后，由于當時特殊的國外環境，除了同北歐和瑞士等少數幾個西方國家建交外，我與包括聯邦德國在內的西方大國并無外交關系。1957年兩國有關機構簽訂過為期1年的民間貿易協定。中德之間以間接、民間和半官方形式的貿易往來并沒有中斷過。

2.建交后階段

在中國加入聯合國和國際威望不斷提高的大環境下，1972年10月11日中德正式建交。兩國國家關系的改善和一系列政府間有關協定的簽署，為雙邊經貿關系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和機會。

一、中德貿易關系的回顧

新中國建立后，中德經貿關系的發展大致經歷以下三個階段：

1.建交前階段

新中國建立后，由于當時特殊的國外環境，除了同北歐和瑞士等少數幾個西方國家建交外，我與包括聯邦德國在內的西方大國并無外交關系。1957年兩國有關機構簽訂過為期1年的民間貿易協定。中德之間以間接、民間和半官方形式的貿易往來并沒有中斷過。

2.建交后階段

在中國加入聯合國和國際威望不斷提高的大環境下，1972年10月11日中德正式建交。兩國國家關系的改善和一系列政府間有關協定的簽署，為雙邊經貿關系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和機會。

一、貿易先導型的概念

華人跨國公司是我們多年來一直關注和研究的主要領域，相關概念就不在這里重述。從不同的視角對華人跨國公司進行分類研究，以描述其歷程與特征，進而分析其跨國成長因素和邏輯，則是本文的重點。

貿易先導型是從跨國經營起點視角對跨國公司所作的一類劃分。當一家跨國公司從創辦到初次海外直接投資之前，主要以國際貿易或當地市場批發／零售為經營業務時，我們稱其為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這類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經營業務與其從事的貿易或零售業務，通常在產品種類和經營地域兩個方面具有較大的相關性，也就是說，這類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所生產的產品種類與其貿易或零售業務所經營的產品種類相同或相近，海外直接投資的地域往往是其經營產品的生產地或出口地。

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是后發展型企業成長為跨國公司的主要模式之一。這類企業首先從事國際貿易業務或當地市場的批發／零售業務，在這個過程中，它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國際銷售網絡，尤其是產品生產地與銷售地之間的國際商業網絡。以積累而成的國際銷售網絡資源為基地，這類企業開始在產品生產地進行直接投資，在國際范圍內開展后向一體化經營，以確保其產品來源充足，供貨及時，質量穩定和成本降低。日本的綜合商社是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代表者，此外，在韓國、南非、土耳其的企業中，我們也發現了這類跨國公司。

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是海外華人跨國公司中的一個重要類別，先驅者是永安集團(康榮平、柯銀斌2007)。1897年，澳大利亞華僑郭樂、郭順兄弟在悉尼創辦永樂果欄，從事水果批發業務兼營中國土特產品；1908年，郭氏兄弟在香港創辦永安百貨，經營高檔日用品。到1918年，郭樂兄弟控制的永安系·企業集團形成，以永安百貨為核心，經營業務涉及批發零售、金融、保險等，分支機構遍布香港、中國內地主要大城市；1918年，上海永安公司成立，主要從事百貨和銀行業務；1921年，郭樂兄弟投資建成上海永安紗廠；1934年，永安紡織印染公司成立，擁有紡織廠5個，印染廠1個，紗錠25萬余枚，布機1500多臺，資本額達到1800萬元，職工人數達1.2萬人，成為規模僅次于榮氏兄弟創辦的申新紡織公司的中國第二大紡織企業。

在本次海外華人跨國公司調研中，我們發現了較多的這類企業，它們大多數集中在歐美國家，是在近20年內形成并發展起來的，并且與中國市場擁有密切的關系。本文從其中選取8家較為典型的企業為案例加以分析和研究。

任何社會在任何時候都面臨著各式各樣的挑戰，但政府應付挑戰的資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政府往往不得不對優先處理哪些挑戰有所取舍。能否影響決策過程固然是權力的一面，能否影響議事日程的設置則是權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因此，在討論政策制定時，我們必須首先了解：議程是如何設置的？什么人影響了議程的設置？本文依據議程提出者的身份與民眾參與的程度區分出六種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重點討論這六種模式在中國的實現形式和發展趨勢。觀察議程設置模式的轉換有助于我們領會中國政治制度的深刻變遷。

關鍵詞：公共政策；議程設置；政治變遷

參與選舉決策者固然重要，但這種參與幾年才有一次機會。在一些所謂“民主”國家，大多數民眾對政治的參與僅局限于這一種方式。每過幾年，他們在選舉熱潮的裹挾下過一把“當家作主”的癮，此前此后，他們只是一板一眼地當順民，對政治不聞不問，要問也不知從何入手。然而，決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為對民眾的生計、國家的前途影響甚大。因此，決策決不應該是決策者們的禁臠，哪怕他們是老百姓選舉出來的。真正的民主體制必須給民眾參與政策制定全過程的機會。

談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決策過程本身，而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議事日程，而另一些卻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都面臨各種挑戰，但政府應付挑戰的資源是有限的，這些資源既包括財政資源、人力資源、信息資源、時間資源，也包括注意力資源。換句話說，在具體決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擇，對處理哪些挑戰有所取舍。

1962年，美國政治學家巴查赫（peterbachrach）和巴熱茲（mortonbaratz）

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權力的兩方面”。[1]這篇短短六頁的論文之所以很快變成政治學的經典之作，是因為它指出了一個顯而易見、但人們往往視而不見的簡單事實：能否影響決策過程固然是權力的一面，能否影響議事日程的設置則是權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學者曾比較過美國兩個城市，甲污染嚴重，但當地政府與民眾很少討論污染問題；乙情況好得多，不過當地政府與民眾卻十分重視如何減少污染。究其原因，才發現甲城有勢力強大的利益集團操控著議程設置，千方百計避免污染問題引起當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員的注意。[2]試想，一個被嚴重不平等困擾的社會，政府卻從來不處理公正問題；無論在這個社會里其他問題的決策過程有多么民主，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隱若現的黑手在幕后操控著議程設置。因此，在討論政策制定時，我們必須首先了解：議程是如何設置的？誰參與了議程的設置？為什么有些問題拿到臺面上討論、另一些問題卻被排斥在外？

任何社會在任何時候都面臨著各式各樣的挑戰，但政府應付挑戰的資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政府往往不得不對優先處理哪些挑戰有所取舍。能否影響決策過程固然是權力的一面，能否影響議事日程的設置則是權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因此，在討論政策制定時，我們必須首先了解：議程是如何設置的？什么人影響了議程的設置？本文依據議程提出者的身份與民眾參與的程度區分出六種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重點討論這六種模式在中國的實現形式和發展趨勢。觀察議程設置模式的轉換有助于我們領會中國政治制度的深刻變遷。

關鍵詞：公共政策；議程設置；政治變遷

參與選舉決策者固然重要，但這種參與幾年才有一次機會。在一些所謂“民主”國家，大多數民眾對政治的參與僅局限于這一種方式。每過幾年，他們在選舉熱潮的裹挾下過一把“當家作主”的癮，此前此后，他們只是一板一眼地當順民，對政治不聞不問，要問也不知從何入手。然而，決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為對民眾的生計、國家的前途影響甚大。因此，決策決不應該是決策者們的禁臠，哪怕他們是老百姓選舉出來的。真正的民主體制必須給民眾參與政策制定全過程的機會。

談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決策過程本身，而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議事日程，而另一些卻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都面臨各種挑戰，但政府應付挑戰的資源是有限的，這些資源既包括財政資源、人力資源、信息資源、時間資源，也包括注意力資源。換句話說，在具體決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擇，對處理哪些挑戰有所取舍。

1962年，美國政治學家巴查赫（PeterBachrach）和巴熱茲（MortonBaratz）

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權力的兩方面”。[1]這篇短短六頁的論文之所以很快變成政治學的經典之作，是因為它指出了一個顯而易見、但人們往往視而不見的簡單事實：能否影響決策過程固然是權力的一面，能否影響議事日程的設置則是權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學者曾比較過美國兩個城市，甲污染嚴重，但當地政府與民眾很少討論污染問題；乙情況好得多，不過當地政府與民眾卻十分重視如何減少污染。究其原因，才發現甲城有勢力強大的利益集團操控著議程設置，千方百計避免污染問題引起當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員的注意。[2]試想，一個被嚴重不平等困擾的社會，政府卻從來不處理公正問題；無論在這個社會里其他問題的決策過程有多么民主，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隱若現的黑手在幕后操控著議程設置。因此，在討論政策制定時，我們必須首先了解：議程是如何設置的？誰參與了議程的設置？為什么有些問題拿到臺面上討論、另一些問題卻被排斥在外？

參與選舉決策者固然重要，但這種參與幾年才有一次機會。在一些所謂“民主”國家，大多數民眾對政治的參與僅局限于這一種方式。每過幾年，他們在選舉熱潮的裹挾下過一把“當家作主”的癮，此前此后，他們只是一板一眼地當順民，對政治不聞不問，要問也不知從何入手。然而，決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為對民眾的生計、國家的前途影響甚大。因此，決策決不應該是決策者們的禁臠，哪怕他們是老百姓選舉出來的。真正的民主體制必須給民眾參與政策制定全過程的機會。

談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決策過程本身，而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議事日程，而另一些卻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都面臨各種挑戰，但政府應付挑戰的資源是有限的，這些資源既包括財政資源、人力資源、信息資源、時間資源，也包括注意力資源。換句話說，在具體決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擇，對處理哪些挑戰有所取舍。

1962年，美國政治學家巴查赫（PeterBachrach）和巴熱茲（MortonBaratz）

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權力的兩方面”。[1]這篇短短六頁的論文之所以很快變成政治學的經典之作，是因為它指出了一個顯而易見、但人們往往視而不見的簡單事實：能否影響決策過程固然是權力的一面，能否影響議事日程的設置則是權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學者曾比較過美國兩個城市，甲污染嚴重，但當地政府與民眾很少討論污染問題；乙情況好得多，不過當地政府與民眾卻十分重視如何減少污染。究其原因，才發現甲城有勢力強大的利益集團操控著議程設置，千方百計避免污染問題引起當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員的注意。[2]試想，一個被嚴重不平等困擾的社會，政府卻從來不處理公正問題；無論在這個社會里其他問題的決策過程有多么民主，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隱若現的黑手在幕后操控著議程設置。因此，在討論政策制定時，我們必須首先了解：議程是如何設置的？誰參與了議程的設置？為什么有些問題拿到臺面上討論、另一些問題卻被排斥在外？

議程設置是指對各種議題依重要性進行排序。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議程設置，我們可以將議程分為三大類：傳媒議程、公眾議程和政策議程。傳媒議程是指大眾傳媒頻頻報道和討論的問題；公眾議程是引起社會大眾廣泛關注的問題；政策議程是指決策者認為至關重要的問題。這篇文章的重點是政策議程設置，但這三種議程的設置可能是互相關聯的。例如，西方國家的實證研究發現新聞媒體可以引導民眾把關注點集中在某些議題上。在那里，傳媒要影響公眾議程的設置，往往不是通過直截了當地告訴民眾哪些議題重要、哪些議題不重要，因為這樣做常常適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是對某項議題進行反復報道，并把這些報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時段。研究傳媒議程設置的鼻祖之一科恩（BernardCohen）

有句話說得很到位：傳媒如果對受眾“怎么想問題”指手畫腳，恐怕很難成功，但它對受眾“想什么問題”的控制卻易如反掌。[3]正因為傳媒議程對公眾議程設置具有毋庸置疑的影響，近幾十年來，在傳媒學中，探討傳媒議程與公眾議程的關系已變為一門顯學。[4]近年來，有些西方傳媒學者更進一步，開始討論傳媒議程與政策議程的關系。[5]

任何社會在任何時候都面臨著各式各樣的挑戰,但政府應付挑戰的資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政府往往不得不對優先處理哪些挑戰有所取舍。能否影響決策過程固然是權力的一面,能否影響議事日程的設置則是權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因此,在討論政策制定時,我們必須首先了解:議程是如何設置的?什么人影響了議程的設置?本文依據議程提出者的身份與民眾參與的程度區分出六種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重點討論這六種模式在中國的實現形式和發展趨勢。觀察議程設置模式的轉換有助于我們領會中國政治制度的深刻變遷。

關鍵詞:公共政策;議程設置;政治變遷

參與選舉決策者固然重要,但這種參與幾年才有一次機會。在一些所謂“民主”國家,大多數民眾對政治的參與僅局限于這一種方式。每過幾年,他們在選舉熱潮的裹挾下過一把“當家作主”的癮,此前此后,他們只是一板一眼地當順民,對政治不聞不問,要問也不知從何入手。然而,決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為對民眾的生計、國家的前途影響甚大。因此,決策決不應該是決策者們的禁臠,哪怕他們是老百姓選舉出來的。真正的民主體制必須給民眾參與政策制定全過程的機會。

談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決策過程本身,而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議事日程,而另一些卻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都面臨各種挑戰,但政府應付挑戰的資源是有限的,這些資源既包括財政資源、人力資源、信息資源、時間資源,也包括注意力資源。換句話說,在具體決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擇,對處理哪些挑戰有所取舍。

1962年,美國政治學家巴查赫(peterbachrach)和巴熱茲(mortonbaratz)

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權力的兩方面”。[1]這篇短短六頁的論文之所以很快變成政治學的經典之作,是因為它指出了一個顯而易見、但人們往往視而不見的簡單事實:能否影響決策過程固然是權力的一面,能否影響議事日程的設置則是權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學者曾比較過美國兩個城市,甲污染嚴重,但當地政府與民眾很少討論污染問題;乙情況好得多,不過當地政府與民眾卻十分重視如何減少污染。究其原因,才發現甲城有勢力強大的利益集團操控著議程設置,千方百計避免污染問題引起當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員的注意。[2]試想,一個被嚴重不平等困擾的社會,政府卻從來不處理公正問題;無論在這個社會里其他問題的決策過程有多么民主,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隱若現的黑手在幕后操控著議程設置。因此,在討論政策制定時,我們必須首先了解:議程是如何設置的?誰參與了議程的設置?為什么有些問題拿到臺面上討論、另一些問題卻被排斥在外?

任何社會在任何時候都面臨著各式各樣的挑戰，但政府應付挑戰的資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政府往往不得不對優先處理哪些挑戰有所取舍。能否影響決策過程固然是權力的一面，能否影響議事日程的設置則是權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因此，在討論政策制定時，我們必須首先了解：議程是如何設置的？什么人影響了議程的設置？本文依據議程提出者的身份與民眾參與的程度區分出六種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重點討論這六種模式在中國的實現形式和發展趨勢。觀察議程設置模式的轉換有助于我們領會中國政治制度的深刻變遷。

關鍵詞：公共政策；議程設置；政治變遷

參與選舉決策者固然重要，但這種參與幾年才有一次機會。在一些所謂“民主”國家，大多數民眾對政治的參與僅局限于這一種方式。每過幾年，他們在選舉熱潮的裹挾下過一把“當家作主”的癮，此前此后，他們只是一板一眼地當順民，對政治不聞不問，要問也不知從何入手。然而，決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為對民眾的生計、國家的前途影響甚大。因此，決策決不應該是決策者們的禁臠，哪怕他們是老百姓選舉出來的。真正的民主體制必須給民眾參與政策制定全過程的機會。

談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決策過程本身，而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議事日程，而另一些卻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都面臨各種挑戰，但政府應付挑戰的資源是有限的，這些資源既包括財政資源、人力資源、信息資源、時間資源，也包括注意力資源。換句話說，在具體決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擇，對處理哪些挑戰有所取舍。

1962年，美國政治學家巴查赫（PeterBachrach）和巴熱茲（MortonBaratz）

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權力的兩方面”。[1]這篇短短六頁的論文之所以很快變成政治學的經典之作，是因為它指出了一個顯而易見、但人們往往視而不見的簡單事實：能否影響決策過程固然是權力的一面，能否影響議事日程的設置則是權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學者曾比較過美國兩個城市，甲污染嚴重，但當地政府與民眾很少討論污染問題；乙情況好得多，不過當地政府與民眾卻十分重視如何減少污染。究其原因，才發現甲城有勢力強大的利益集團操控著議程設置，千方百計避免污染問題引起當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員的注意。[2]試想，一個被嚴重不平等困擾的社會，政府卻從來不處理公正問題；無論在這個社會里其他問題的決策過程有多么民主，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隱若現的黑手在幕后操控著議程設置。因此，在討論政策制定時，我們必須首先了解：議程是如何設置的？誰參與了議程的設置？為什么有些問題拿到臺面上討論、另一些問題卻被排斥在外？

關鍵詞：公共政策；議程設置；政治變遷

參與選舉決策者固然重要，但這種參與幾年才有一次機會。在一些所謂“民主”國家，大多數民眾對政治的參與僅局限于這一種方式。每過幾年，他們在選舉熱潮的裹挾下過一把“當家作主”的癮，此前此后，他們只是一板一眼地當順民，對政治不聞不問，要問也不知從何入手。然而，決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為對民眾的生計、國家的前途影響甚大。因此，決策決不應該是決策者們的禁臠，哪怕他們是老百姓選舉出來的。真正的民主體制必須給民眾參與政策制定全過程的機會。

談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決策過程本身，而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議事日程，而另一些卻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都面臨各種挑戰，但政府應付挑戰的資源是有限的，這些資源既包括財政資源、人力資源、信息資源、時間資源，也包括注意力資源。換句話說，在具體決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擇，對處理哪些挑戰有所取舍。

1962年，美國政治學家巴查赫（PeterBachrach）和巴熱茲（MortonBaratz）

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權力的兩方面”。[1]這篇短短六頁的論文之所以很快變成政治學的經典之作，是因為它指出了一個顯而易見、但人們往往視而不見的簡單事實：能否影響決策過程固然是權力的一面，能否影響議事日程的設置則是權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學者曾比較過美國兩個城市，甲污染嚴重，但當地政府與民眾很少討論污染問題；乙情況好得多，不過當地政府與民眾卻十分重視如何減少污染。究其原因，才發現甲城有勢力強大的利益集團操控著議程設置，千方百計避免污染問題引起當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員的注意。[2]試想，一個被嚴重不平等困擾的社會，政府卻從來不處理公正問題；無論在這個社會里其他問題的決策過程有多么民主，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隱若現的黑手在幕后操控著議程設置。因此，在討論政策制定時，我們必須首先了解：議程是如何設置的？誰參與了議程的設置？為什么有些問題拿到臺面上討論、另一些問題卻被排斥在外？

議程設置是指對各種議題依重要性進行排序。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議程設置，我們可以將議程分為三大類：傳媒議程、公眾議程和政策議程。傳媒議程是指大眾傳媒頻頻報道和討論的問題；公眾議程是引起社會大眾廣泛關注的問題；政策議程是指決策者認為至關重要的問題。這篇文章的重點是政策議程設置，但這三種議程的設置可能是互相關聯的。例如，西方國家的實證研究發現新聞媒體可以引導民眾把關注點集中在某些議題上。在那里，傳媒要影響公眾議程的設置，往往不是通過直截了當地告訴民眾哪些議題重要、哪些議題不重要，因為這樣做常常適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是對某項議題進行反復報道，并把這些報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時段。研究傳媒議程設置的鼻祖之一科恩（BernardCo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