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形態論文范文10篇

本文借用溫努提(LawrenceVenuti)的“歸化習見”(domestication)概念和由麥克洛斯基(DonaldMcCloskey)提出的經濟學的措辭(economicrhetoric)，分析香港中文媒體中的一種獨特的文類——“經濟學散文”。本文一方面通過比較部分香港經濟學者的中英文著作，探討他們翻譯西方經濟理論時所采用的策略。另一方面，亦會分析他們以中文書寫的“經濟學散文”的措辭技藝，包括武俠小說比喻的應用和引用前輩和權威的書寫方式。盡管他們的文章旨在宣示嚴肅的經濟學知識或“科學事實”，但實際上“經濟學散文”卻是通俗的讀物，其書寫方式并不鼓勵讀者仔細探究文章所載信息?！敖洕鷮W散文”為讀者創造了一個經濟學的小說世界，用以說服讀者接受自由經濟的價值觀。此外，本文亦會探討香港的特殊地緣政治及歷史脈絡，指出社會主義中國的負面形象長久地被主流論述用來“證明”資本主義較為優越，使香港市民接受這種西方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更為容易。

自由經濟意識形態的偏見

盡管自由經濟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看似壁壘分明，但兩派都把“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歸結為“資本主義”的支柱。他們最大的分歧是：自由主義者相信“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是百利而無一害；馬克思主義者則相信它們弊大于利。這可能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特別是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AnalyticalMarxism)的經濟學家，能夠接受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分析架構(例如一般均衡模式型及理性選擇)，卻同時也能對自由主義者所下的結論狠狠批判。

然而經濟史學者和有強烈歷史感的政治經濟學者卻指出，將資本主義混同為“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是錯誤的。例如博蘭尼(Polanyi)便指出，在十九世紀之前，資本主義的發源地歐洲，從未出現“自由市場”。布洛克(FredBlock)繼承了這個論斷，指出就算在美國這個二十世紀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中心，“自由市場”也沒有充分發展。專注于研究東亞經濟發展的學者也同樣指出，“自由市場”從來不是導致這區內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火車頭。

同樣，“自由貿易”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發展中，也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據法國經濟史學者巴路殊(PaulBairoch)的研究，“自由貿易”的實行，至多只是一種歷史特例，而不是一種歷史常態。歐洲能被視為“自由貿易區”，充其量只是在十九至二十世紀的二百年中的其中五十年，其余的一百五十多年的時間，便正如十六和十八世紀那段時期一樣，把歐洲描述為保護主義或重商主義會更為確切。這不但適用于歐洲，同樣適用于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葉的美國，當時美國是世界上關稅最高的國家，雖然美國自二十世紀中開始大幅降低關稅，卻依然存在其他貿易障礙，例如自愿出口限制、多纖維協定、產品標準化要求等等。與之相似的是，東亞這些所謂新興工業國家的貿易活動，也向以政府干預著稱。以研究歐洲資本主義歷史著稱的學者布羅代爾(FernandBraudel)更進一步指出，不但“自由市場”不同于“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本質根本就是“反市場”的。

雖然歐洲、北美以及東亞新興國家被視為資本主義的中心，但私營企業在這些地區的總體經濟中的角色，恐怕是被高估了。舉例來說，大多數的歐洲富裕國家和東亞的經濟體都有很大比例的公營事業，包括煉鋼、造船、煉油、采煤、鐵路、航空運輸、電力、煤氣、郵政、電訊及銀行。相對于公營事業眾多的其他國家，日本和美國可能是兩個異數。但這兩個國家卻同時擁有發展完善的股票市場和大量“集體擁有”的上市公司。二次大戰后，兩國股票市場的私人持股比例便不斷下降，機構控投則持續上升，這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在日本想查出究竟誰是大企業的最終擁有者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大部分的企業股票是互相把持的。

[論文關鍵詞]馬克思；社會經濟形態；五形態論；三形態論；統一性

[論文摘要]社會經濟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的關系問題，是近年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的一個熱點。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的研究視角和理論側重點雖有所不同，但是，兩者卻是內在統一的：從發端到成熟，其思想進程基本吻合；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其產生的一致動因；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和演變歸根到底取決于社會生產的發展，是其共同的理論基點。我們應將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納入馬克思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的有機整體中加以理解。

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是學術界對馬克思社會經濟形態理論所作的兩種基本概括和理解。所謂五形態論，即關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依次更替的思想。而三形態論一般是指“人的依賴性”、“人的獨立性”、“人的全面性”漸次發展的思想。那么，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的關系如何，哪一概括更符合馬克思的原本思想?近年來，學術界圍繞著這個問題展開了熱烈探討。在探討中，有人推崇五形態論，認為它是馬克思對整個人類經濟形態演進過程的科學概括，在邏輯層次和理論根據上更為根本；有人則推崇三形態論，認為馬克思晚年的非資本主義道路設想是對五形態論的否定，況且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的歷史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是嚴格按照五形態的秩序依次演進的，因此，三形態論反映了社會經濟形態發展的復雜性，更能反映馬克思的本意；有人則認為，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是辯證統一的，兩者共同構成馬克思社會經濟形態理論體系。

對于以上幾種意見，筆者傾向于第三種。毫無疑問，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的研究視角和理論側重點是有所不同的。五形態論是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物質運動和客觀規律出發，以社會生產活動中人與人的關系(即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的性質)的歷史演進為主線，以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作為考察重點，從而對社會經濟形態的歷史樣態所作的一種劃分。而三形態論則主要是從人類主體現實的、具體的、歷史的地位出發，以社會生產活動當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歷史演進為基本線索，以同社會經濟的發展緊密相連的人的個性的發展作為考察重點，從而對社會經濟形態的歷史演變所作的一種階段劃分。但是，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也是內在統一的。根據對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理解，并參考借鑒學界的有關研究成果，筆者認為，這種統一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思想進程的統一性

馬克思五形態論的雛形見之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在該書的第一卷第一章中，馬克思第一次使用“所有制形式”概念，并根據生產決定分工、分工決定所有制形式這一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將社會經濟形態劃分為不同的階段，認為歷史上“第一種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種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第三種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第1卷)，而“現代私有制”即資本主義私有制由于無法消除異化現象而最終必將被共產主義所取代(第1卷)。在這里，盡管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還不夠科學，他對社會經濟形態的最初形態和未來發展還帶有一些思辨和推斷的色彩，但是，五大社會經濟形態依次更替的思想已初顯輪廓。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審美意識形態”是一個拼湊起來的“偽概念”，造成理論上失誤的關鍵，是它混淆了“審美意識形式”與“意識形態”之間的界限，實際上變成“審美意識”與“形態”的拼接。“以詩語為載體的有意味的形式，就是審美意識形態”，此種界定更加不妥。“文學是審美意識形式的語言藝術生產”這一界定，有六個方面的優長與特點，比流行的“文學是顯現在語言中的審美意識形態”的界定合理得多。研究文學本質，要回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維度。

關鍵詞文學本質社會意識形式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維度

看了《文藝研究》今年第2期上《對文學不是意識形態的“考論”的考論》（以下簡稱《“考論”的考論》）一文，頗受教育。

錢中文先生的這篇文章，主要是批評我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上的《文學本質界說考論——以“審美”與“意識形態”關系為中心》（以下簡稱《考論》）一文，并對當前正在進行的“文學本質”探討及“審美意識形態論”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該文最大的缺欠，是把事情的本末弄顛倒了。為了讓更多學界同仁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在初步答復錢文內容之前，先簡要交待一下這次論爭的“緣起”。因為知道了“緣起”，也就明白了真相。

一、這場“審美意識形態”論爭的緣起是什么？

一、審美意識形態論”存在的主要問題

縱觀童先生的各種文論教材和相關論文，關于“審美意識形態論”具有三處代表性的闡發：其一，文學“是一種具有審美特質的社會意識形態”（注：童慶炳：《文學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60頁。）。此處“意識形態”被看做是“人類社會意識的外化形態”：“文學是人類意識活動的產物，即人類意識的外化、形態化，就這一點而言，它如同政治、哲學、科學、宗教、道德一樣是一種意識形態”（注：童慶炳：《文學概論自學考試指導書》，武漢大學出版，1995年版11頁。）。這里的“審美特質”在客體上表現為：面對客觀事物的自然屬性和價值系統，文學所擷取和反映的“必須而且只能是客體的審美價值”（注：童慶炳：《文學審美特征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版，29～30頁。）。

其二，“所謂審美意識形態，就必然是審美與意識形態復雜的組合形式”（注：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頁。）。而這里的“意識形態”已與“人類意識的外在化形態”大相徑庭：“意識形態是與經濟基礎相對的一種上層建筑形式，指上層建筑內部區別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話語活動，如哲學、倫理學、宗教、文學及其它藝術等?！保ㄗⅲ和瘧c炳：《文學理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頁。）此處也對審美作了正面闡釋：“審美是人類掌握世界的一種特殊方式，指人與世界（社會和自然）形成一種非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關系狀態。”（注：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頁。）

其三，“文學是一種意識形態，文學又是人類的一種審美活動。文學的意識形態性與文學的審美特性有機結合在一起，就產生‘質變’，產生了作為文學的根本性質的‘文學審美意識形態’”（注：童慶炳：《文學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頁。）作為文學屬概念的意識形態又不是“話語活動”了，而回到了“人類意識的外化形態”上去了：“我們說文學是一種意識形態，就是說社會生活本來是自然形態的東西，經過作家的藝術改造，變為觀念形態的東西。”（注：童慶炳：《文學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頁。）而審美也變成了人對事物的特殊精神活動過程：“審美是心理處于活躍狀態的主體，在特定的心境時空中，在有歷史文化滲透的條件下，對客體的美的關照、感悟、判斷。”（注：童慶炳：《文學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頁。）

由上述可知，童先生的“審美意識形態論”存在的主要問題體現在兩個層面中：一是不同版本的論著對“審美意識形態論”具有不同版本的解釋，各種解說之間不僅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二是不同解說自身也有諸多不盡合理和值得商榷的地方。

先說第一個層面的問題。上面三種解釋都把文學的屬概念規定為一種“意識形態”，但對意識形態的界定卻并不一致。解說一、三認為意識形態是“人類意識的外化、形態化”，在外延上包括全部社會意識內容。解說二認為它是一種“話語活動”，這一說法實際上已經把社會意識中的某些因素排斥在外了。一般認為，所謂“話語活動”不過是說話主體與接受者之間在一定話語情境中通過文本進行的一種信息溝通過程。而話語活動之所以能夠進行，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是話語雙主體（說話主體與接受主體）之間溝通的媒介——“文本”的存在。文本大體有兩個存在形式，即所說的話與所寫的文字。我們知道，如社會習俗、幻想、集體無意識等社會心理因素并不常常構成“文本”和“話語系統”。因此，從意識活動的角度說，社會心理因素不能構成話語活動的重要內容。這樣，一邊認為意識形態包括全部社會意識內容，一邊又認為它排除了社會意識的某些內容，兩個意識形態概念在外延上發生了矛盾。在內涵上兩者也相互抵牾。前者認為意識形態是“人類意識活動的產物”，把它視為靜態的、凝固化的事物；后者又認為它是“話語活動”，即是包括說話主體、接受者、文本、溝通等多種因素在內的動態過程。其實話語活動本質上就是意識活動，如果意識形態是話語活動，在更大范圍上等于說意識形態是一種意識活動，那么，一面說，意識形態是“意識活動的產物”，一面又認為它是“意識活動”本身，孰對孰錯？令人匪夷所思。

關鍵字：文學觀念審美意識形態論意識形態

當新時期開始之際，對于文藝學界來說，所面對的是“”時期留下的“文藝是階級斗爭的工具”一套僵硬的理論和口號。文學理論的泛政治化泛哲學化是當時最為嚴重的問題。誠然文學理論是有政治性的，是必須以一定的哲學為基礎的，但單一政治的或哲學的對文學問題的解決，把文學僅僅說成是政治斗爭的風雨表，是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并不能解決文學自身的種種復雜問題，尤其不能揭示文學固有的特征問題。文學理論是做政治的附庸，還是要尋找自己的學理的園地，成為當時在這一領域工作的人們必須作出的選擇。我認為新時期的文藝學建設就是從這種選擇開始的。

一、面對六種文學觀念

新時期二十年來文學理論最大的變化莫過于文學觀念的多樣化。可以列出十幾種甚至幾十種不同的文學觀念，但我以為影響最為持久和巨大的文學觀念有以下六種：

第一，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或審美反映論。這種觀念采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視角，但與傳統的單一的認識論視角又不同。傳統的認識論實際上是知識論，把文學僅僅理解為一種知識，這種觀念的局限是明顯的。審美意識形態論最重要的改變是引入“審美”這一概念，從而把文學看成是美的價值系統。在80年代初、中期的美學熱潮中，它力圖擺脫了對“文學政治工具”論的單一的、僵化的思想的束縛，力圖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地平線上揭示文學自身的特征。這一觀念二十年來歷久不衰，在我看來，至今仍是文藝學的第一原理。當然這種觀念的不足之處是過分看重作品，沒有把文學理解為一種活動的過程。

第二，文學活動論。這種觀念采用馬克思早期人學的視角。它的新穎之處是把文學看成是區別于動物的生命活動的生活活動和精神活動，這種活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自然的人化。這種觀念的長處是揭示人與人性與文學的密切關系，揭示了主體的人的實踐是文學活動產生的根源，進而說明人的自由是人的實踐的收獲。但這種觀念立意在揭示人的文學活動與其他活動的共性，對于如何來確定文學區別于人的其他活動的特性，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理論建設常常是在對理論自身的反思中艱難前行的。要構建面向21世紀的文藝理論，倡導反思精神和“問題意識”應成為學理創新和學術自覺的前提。因而，直面缺憾、認準坐標、建構學理便構成當代文論話語的三維空間。

一、直面缺憾：我們失去了什么

歷經撥亂反正、引進趨新和體系創造的步步足履，新時期的文藝基礎理論建設無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和文藝復蘇的時代大潮，為理論家的創造和理論的推進提供了適宜的精神生態和廣闊的話語空間，文藝理論的觀念更新與學科拓展贏得歷史的尊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我們對文藝理論實績的真誠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論研究自身的缺憾，我們對理論走勢的欣喜也難以開釋對理論困窘的深層焦慮。對于21世紀的我國文藝理論建設來說，得到的已成為過去，而失去的卻要影響未來。于是，直面缺憾，檢視我們這些年在文藝基礎理論建設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許對構建文藝學當代形態更具啟迪意義。

缺憾之一：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邊緣化，讓我們失去了聚焦文論本體的自信。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轉型和商品大潮對人們價值觀念的巨大沖擊，使文學藝術及其理論一道被置身于一個告別和進入、解體與建構的動蕩時期。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藝失去轟動效應，經濟的“熱”和文藝的“冷”形成鮮明的反差，以致出現精神審美功利與物質實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藝術價值與衡量作品的經濟杠桿之間的反差和藝術消費中“曲高和寡”與“媚俗獲眾”的錯位，文學日漸偏離“社會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學和文學理論的“邊緣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藝理論領域，其邊緣化不僅表現在這些年來的文藝研究遠不如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那般紅火和搶眼，還在于文學理論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邊緣化處境。譬如，文學理論研究隊伍的邊緣化——理論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學者越來越少；文學基本理論研究的邊緣化——扎扎實實從學理本體和基本問題上做“功夫學問”的人在分化和銳減，而趕時髦、求新潮、扮“黑馬”、標新立異走“捷徑”的投機學人越來越多；還有文學理論研究學科目標的邊緣化——即以所謂應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學科研究來替代基礎原理研究。例如，這些年把文藝原理“美學化”“文化學化”“社會學化”，乃至于“哲學化”或“科學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們的認可和夸贊。這里潛藏著的危機在于：有些研究在將文藝理論打了一陣跨學科“擦邊球”后，理論自身的原理性難題并未得到有效地解決；相反，簡單地把文論問題做“美學化”或“文化學化”處理，喪失的卻是對文藝理論學科本身獨特而系統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論文體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認同化，使我們失去了原創和超越的勇氣。如果說邊緣化錯位使我們的求異思維找錯了坐標，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則常常使我們的理論研究被求同思維所困擾。在文藝理論研究領域，許多研究者習慣于將自己的思維支點依托于前人的某種理論范式上，以“本本”“經典”“權威”為依歸，以讀解、引征或推崇、效仿來代替理論創新和學術超越。這有三種表現：一是向馬列文論認同。諸如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找到哲學認識論、意識形態論或藝術生產論等論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論根據和學理體系。二是向現當代的西方文論認同。從俄國形式主義、法國結構主義、英美新批評到存在主義、現象學、精神分析理論，從語義學、符號學到解釋學、接受美學，乃至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權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后殖民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等等，都被一些人風車似的玩過，都曾被持論者認同為先鋒理論的界碑和方法論武器。三是向中國本土的文論傳統認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論寶庫和“五四”以來的現代文論遺產不僅成為一些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和歸結點，而且成為一些研究者的學術精神原鄉。

這些理論認同并非毫無意義，比如，向馬列文論的認同使我們有了主流意識，向外國文論認同使我們找到了參照坐標，而向中國古代文論認同則使我們擁有了理論的民族本根。問題在于，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論認同，極易造成對文學基礎理論不是“接著說”而是“照著說”，不是“說自己”而是“說別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圇吞棗或照抄照搬。結果便是理論研究的陳舊、重復、學舌和玄虛，理論建設變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調、中外文論的“元件組裝”或前人觀點的“穿靴戴帽”，從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創意識和理論成果的超越價值。

摘要：蘇聯文學理論自上個世紀20年代后期傳入中國以后，成為革命文學的主導思想；以后，蘇聯文學理論又中國化了，形成了文藝思想。蘇聯文學理論與文藝思想之間既有共同點，又有差異，這導致二者之間由合作到對抗，直至發生“反修”、“”。這一段歷史經驗尚沒有加以總結，有必要進行嚴肅的學術考察。

一現代民族國家的想象：蘇聯文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

蘇聯文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扎根，有其社會的和文化心理的土壤，這就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任務以及對國家烏托邦的想象。在蘇聯文學理論引入之前，存在著學習西方文明的五四傳統。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爭取現代性的啟蒙運動，這場運動并沒有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而被爭取現代民族國家的革命運動取代。五四傳統的中止，存在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在中國，爭取現代性與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存在著沖突，由于中國的現代性缺乏本土文化傳統的支援，只能從西方引進，而中國作為半殖民地，為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必須進行反帝斗爭。這樣，就產生了歷史的悖論：要建設現代性，就必須學習、引進西方現代文化，而要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就必須反對、批判西方現代文化。救亡的緊迫性，決定了中國由啟蒙轉入革命。五卅之后，中國的社會走向發生重大轉折，現代性神話讓位于國家烏托邦。歷史在此處迂回。重建民族自信心，尋找一條中國化的革命道路，建立一個東方式的民族國家，成為大多數中國人的夢想。正當此時，蘇俄這個新興無產階級國家正從東方冉冉升起，使他們從中獲得革命的靈感。文學也開始了歷史的迂回。從“革命文學”時期開始，蘇聯文學理論就涌入中國，拉普派的理論成為激進左翼的文學團體“創造社”、“太陽社”的綱領。在蘇聯革命文學理論的指導下，對五四文學及其代表人物魯迅、茅盾、胡適以及葉紹鈞、冰心、郁達夫、周作人等人進行了批判，五四被認定為資產階級的文化運動，其代表人物被指斥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革命文學論爭以雙方和解，共同接受蘇聯文學理論收場。這標志著五四開辟的爭取現代性的啟蒙主義文學運動的中止，由革命文學運動取而代之。左聯成立之后，蘇聯文學理論全面引入，被蘇聯闡釋了的馬克思、恩格斯的文藝理論，普列漢諾夫、列寧、斯大林、盧那察爾斯基、波格丹諾夫等人的文藝思想得到大力譯介和推廣，很快取得在中國文壇的主導地位。蘇聯文藝理論的凸起和獨霸，與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需要密不可分。當時國民黨雖然取得了國家政權，但在文化上依然遵循準儒家式的民族表述方式，既缺乏最廣泛的民眾基礎，又無法提供關于國家未來的烏托邦式的想象空間，注定了其在意識形態爭奪中的劣勢地位。五四文學思想作為啟蒙時代的歷史回聲，與新的歷史要求發生沖突，它必然隨著現代性的落潮而遺落在空漠的歷史時空中。中國傳統文學思想，已經難以承載民族國家的文化想象。唯獨蘇聯革命理論包括文學理論，憑借著本國的成功經驗長驅直入，一路播灑國家理想主義的理想，適時填補了中國人的心理空缺，故而很快取得文化陣地的制高點。

蘇聯文學理論是特殊地緣文化的產物，具有兩重的文化身份。一方面，俄國文化受到歐洲文學傳統的影響，形成了認識論傳統。歐洲文學傳統包含人道主義和認識論兩個方面。蘇聯文學理論繼承了歐洲的認識論傳統的“摹仿自然”說，經“別、車、杜”闡發，形成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形象認識”觀點，后來在列寧的反映論的基礎上，最終確立起“文學是現實的形象反映”的經典論斷。反映論強調主體對現實的摹寫和鏡映，摒除主觀性，突出文學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另一方面，俄國文化屬于東方文化，帶有“東方****主義”的特征。蘇聯文學理論繼承了東方文化傳統，強調文學的意識形態本質和教化作用，具有群體本位主義的性質。它提出文學對現實的反映是受歷史條件、階級條件決定的，文學不可避免地帶有階級性。作家只有擁有正確的世界觀、進步的階級意識，才能如實地反映現實，揭示現實的本質，達到真實性與革命性的統一。這是典型的意識形態論，它與反映論構成了內在的悖理。可見，蘇聯文學理論本質上是一種認識論和意識形態論的二元論。蘇聯文學理論雖然繼承了東方文化傳統，中斷了人道主義的西方文化傳統，但又不可能完全清除西方文化的影響，它潛伏在文學思想的深層，頑強地影響著文學的發展。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在“非斯大林化”以后，“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得到肯定，文學的人道主義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復。

蘇聯文學理論的引進，顛覆了五四文學思想，使中國文學思想史發生重大轉折。

首先，對文學本質的認識發生改變，由文學獨立轉向文學依附意識形態。五四文學雖然主張發揮文學的啟蒙功用，但仍然反對“文以載道”，主張文學獨立，“文學本非為載道而設”。而蘇聯文學理論則強調文學屬于意識形態，具有階級性，是革命的武器。

理論建設常常是在對理論自身的反思中艱難前行的。要構建面向21世紀的文藝理論，倡導反思精神和“問題意識”應成為學理創新和學術自覺的前提。因而，直面缺憾、認準坐標、建構學理便構成當代文論話語的三維空間。

一、直面缺憾：我們失去了什么

歷經撥亂反正、引進趨新和體系創造的步步足履，新時期的文藝基礎理論建設無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和文藝復蘇的時代大潮，為理論家的創造和理論的推進提供了適宜的精神生態和廣闊的話語空間，文藝理論的觀念更新與學科拓展贏得歷史的尊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我們對文藝理論實績的真誠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論研究自身的缺憾，我們對理論走勢的欣喜也難以開釋對理論困窘的深層焦慮。對于21世紀的我國文藝理論建設來說，得到的已成為過去，而失去的卻要影響未來。于是，直面缺憾，檢視我們這些年在文藝基礎理論建設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許對構建文藝學當代形態更具啟迪意義。

缺憾之一：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邊緣化，讓我們失去了聚焦文論本體的自信。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轉型和商品大潮對人們價值觀念的巨大沖擊，使文學藝術及其理論一道被置身于一個告別和進入、解體與建構的動蕩時期。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藝失去轟動效應，經濟的“熱”和文藝的“冷”形成鮮明的反差，以致出現精神審美功利與物質實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藝術價值與衡量作品的經濟杠桿之間的反差和藝術消費中“曲高和寡”與“媚俗獲眾”的錯位，文學日漸偏離“社會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學和文學理論的“邊緣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藝理論領域，其邊緣化不僅表現在這些年來的文藝研究遠不如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那般紅火和搶眼，還在于文學理論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邊緣化處境。譬如，文學理論研究隊伍的邊緣化——理論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學者越來越少；文學基本理論研究的邊緣化——扎扎實實從學理本體和基本問題上做“功夫學問”的人在分化和銳減，而趕時髦、求新潮、扮“黑馬”、標新立異走“捷徑”的投機學人越來越多；還有文學理論研究學科目標的邊緣化——即以所謂應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學科研究來替代基礎原理研究。例如，這些年把文藝原理“美學化”“文化學化”“社會學化”，乃至于“哲學化”或“科學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們的認可和夸贊。這里潛藏著的危機在于：有些研究在將文藝理論打了一陣跨學科“擦邊球”后，理論自身的原理性難題并未得到有效地解決；相反，簡單地把文論問題做“美學化”或“文化學化”處理，喪失的卻是對文藝理論學科本身獨特而系統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論文體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認同化，使我們失去了原創和超越的勇氣。如果說邊緣化錯位使我們的求異思維找錯了坐標，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則常常使我們的理論研究被求同思維所困擾。在文藝理論研究領域，許多研究者習慣于將自己的思維支點依托于前人的某種理論范式上，以“本本”“經典”“權威”為依歸，以讀解、引征或推崇、效仿來代替理論創新和學術超越。這有三種表現：一是向馬列文論認同。諸如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找到哲學認識論、意識形態論或藝術生產論等論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論根據和學理體系。二是向現當代的西方文論認同。從俄國形式主義、法國結構主義、英美新批評到存在主義、現象學、精神分析理論，從語義學、符號學到解釋學、接受美學，乃至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權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后殖民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等等，都被一些人風車似的玩過，都曾被持論者認同為先鋒理論的界碑和方法論武器。三是向中國本土的文論傳統認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論寶庫和“五四”以來的現代文論遺產不僅成為一些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和歸結點，而且成為一些研究者的學術精神原鄉。

這些理論認同并非毫無意義，比如，向馬列文論的認同使我們有了主流意識，向外國文論認同使我們找到了參照坐標，而向中國古代文論認同則使我們擁有了理論的民族本根。問題在于，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論認同，極易造成對文學基礎理論不是“接著說”而是“照著說”，不是“說自己”而是“說別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圇吞棗或照抄照搬。結果便是理論研究的陳舊、重復、學舌和玄虛，理論建設變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調、中外文論的“元件組裝”或前人觀點的“穿靴戴帽”，從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創意識和理論成果的超越價值。

當新時期開始之際，對于文藝學界來說，所面對的是“”時期留下的“文藝是階級斗爭的工具”一套僵硬的理論和口號。文學理論的泛政治化泛哲學化是當時最為嚴重的問題。誠然文學理論是有政治性的，是必須以一定的哲學為基礎的，但單一政治的或哲學的對文學問題的解決，把文學僅僅說成是政治斗爭的風雨表，是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并不能解決文學自身的種種復雜問題，尤其不能揭示文學固有的特征問題。文學理論是做政治的附庸，還是要尋找自己的學理的園地，成為當時在這一領域工作的人們必須作出的選擇。我認為新時期的文藝學建設就是從這種選擇開始的。

一、面對六種文學觀念

新時期二十年來文學理論最大的變化莫過于文學觀念的多樣化?？梢粤谐鍪畮追N甚至幾十種不同的文學觀念，但我以為影響最為持久和巨大的文學觀念有以下六種：

第一，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或審美反映論。這種觀念采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視角，但與傳統的單一的認識論視角又不同。傳統的認識論實際上是知識論，把文學僅僅理解為一種知識，這種觀念的局限是明顯的。審美意識形態論最重要的改變是引入“審美”這一概念，從而把文學看成是美的價值系統。在80年代初、中期的美學熱潮中，它力圖擺脫了對“文學政治工具”論的單一的、僵化的思想的束縛，力圖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地平線上揭示文學自身的特征。這一觀念二十年來歷久不衰，在我看來，至今仍是文藝學的第一原理。當然這種觀念的不足之處是過分看重作品，沒有把文學理解為一種活動的過程。

第二，文學活動論。這種觀念采用馬克思早期人學的視角。它的新穎之處是把文學看成是區別于動物的生命活動的生活活動和精神活動，這種活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自然的人化。這種觀念的長處是揭示人與人性與文學的密切關系，揭示了主體的人的實踐是文學活動產生的根源，進而說明人的自由是人的實踐的收獲。但這種觀念立意在揭示人的文學活動與其他活動的共性，對于如何來確定文學區別于人的其他活動的特性，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三，藝術生產論。這種觀念采用的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它的突出的特點是把文學看成是一個生產與消費的過程。在這種觀念下面，作家從獨特的創造者變成普通的生產者，作品從高雅的藝術品變成普通的商品。文學的商品價值被突出強調。文學消費等許多新的問題被提出來了。這種觀念對于實行商品經濟的社會來說，無疑是有時代性的。但是，文學被完全納入生產與消費的視野，未免太狹隘了。這就必然要有許多不可缺少的補充，如說明藝術生產的二重性等問題，需要有更充分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這種觀念要揭示文學固有的特性也比較困難。

當新時期開始之際，對于文藝學界來說，所面對的是“”時期留下的“文藝是階級斗爭的工具”一套僵硬的理論和口號。文學理論的泛政治化泛哲學化是當時最為嚴重的問題。誠然文學理論是有政治性的，是必須以一定的哲學為基礎的，但單一政治的或哲學的對文學問題的解決，把文學僅僅說成是政治斗爭的風雨表，是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并不能解決文學自身的種種復雜問題，尤其不能揭示文學固有的特征問題。文學理論是做政治的附庸，還是要尋找自己的學理的園地，成為當時在這一領域工作的人們必須作出的選擇。我認為新時期的文藝學建設就是從這種選擇開始的。

一、面對六種文學觀念

新時期二十年來文學理論最大的變化莫過于文學觀念的多樣化?？梢粤谐鍪畮追N甚至幾十種不同的文學觀念，但我以為影響最為持久和巨大的文學觀念有以下六種：

第一，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或審美反映論。這種觀念采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視角，但與傳統的單一的認識論視角又不同。傳統的認識論實際上是知識論，把文學僅僅理解為一種知識，這種觀念的局限是明顯的。審美意識形態論最重要的改變是引入“審美”這一概念，從而把文學看成是美的價值系統。在80年代初、中期的美學熱潮中，它力圖擺脫了對“文學政治工具”論的單一的、僵化的思想的束縛，力圖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地平線上揭示文學自身的特征。這一觀念二十年來歷久不衰，在我看來，至今仍是文藝學的第一原理。當然這種觀念的不足之處是過分看重作品，沒有把文學理解為一種活動的過程。

第二，文學活動論。這種觀念采用馬克思早期人學的視角。它的新穎之處是把文學看成是區別于動物的生命活動的生活活動和精神活動，這種活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自然的人化。這種觀念的長處是揭示人與人性與文學的密切關系，揭示了主體的人的實踐是文學活動產生的根源，進而說明人的自由是人的實踐的收獲。但這種觀念立意在揭示人的文學活動與其他活動的共性，對于如何來確定文學區別于人的其他活動的特性，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三，藝術生產論。這種觀念采用的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它的突出的特點是把文學看成是一個生產與消費的過程。在這種觀念下面，作家從獨特的創造者變成普通的生產者，作品從高雅的藝術品變成普通的商品。文學的商品價值被突出強調。文學消費等許多新的問題被提出來了。這種觀念對于實行商品經濟的社會來說，無疑是有時代性的。但是，文學被完全納入生產與消費的視野，未免太狹隘了。這就必然要有許多不可缺少的補充，如說明藝術生產的二重性等問題，需要有更充分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這種觀念要揭示文學固有的特性也比較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