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三個代表”，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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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無產階級政黨來說，可以從三個層次來構筑其執政地位的基礎：1、政治體系必須符合一個客觀的、正當的價值，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必然優越于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人類必將進入共產主義的理論；2、在意識形態的來源上，無產階級政黨必須能夠堅定人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使這“正當的價值”始終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信仰；3、政治體系必須創造出一定的政績，以獲得人民“特定支持”。這三個層次，從根本上說，就是無產階級政黨能夠得到絕大多數人民的擁護，能夠帶領一個國家按照時代進步的潮流不斷前進。

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它的先進性即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性質，始終成為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走在時代前列，是它執政地位的最根本保證。但是，這種先進性并不是天然就會實現的，它必須在實踐過程中體現出來，通過實踐去得到人民群眾的認同，把這個“天然”的先進性變為“事實”上的先進性。在這個實踐過程中，特別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將要面臨著一系列考驗，從而對黨能否做到“三個代表”，能否始終做到“三個代表”，進而永葆黨的先進性，使黨的執政地位得到長期鞏固，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對于這個考驗和挑戰，可以從兩個方面、三個因素、四個層次來概括。

兩個方面，指黨外和黨內兩個方面對黨執政地位帶來的沖擊。從黨外講，一個因素是全球化條件下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沖擊，另一個因素是改革過程中社會轉型的沖擊。從黨內方面講，是黨的自身建設特別是制度建設不足的因素。這三個因素，從下面四個層次對黨的執政地位提出挑戰。

第一個層次是價值危機的挑戰

這就是一些人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念的動搖。

一、經濟全球化趨勢下的兩制關系中，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說服力受到挑戰。目前，資本主義國家仍處在進一步的調整中，顯示出強大的發展能力，特別是第三條道路的提出，說明資本主義國家的自我調整和對經濟全球化的適應能力仍具有不小的潛力。這正反兩方面的事實，既模糊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又動搖了一些人對社會主義的信念。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社會主義將面臨著世界各種思潮的挑戰，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滲透與擴張更加便利，文化霸權主義威脅日前邊嚴重，和平演變的攻勢更加隱蔽。

三、社會主義改革本身造成了一些人對社會主義的不正確認識。

一些人對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關系、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多種所有制并存及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之間的關系等等，存在著種種誤解。他們懷疑，我國的改革還是不是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更有甚者認為，我國走的不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道路。

四、在發展轉型過程中，經濟利益日益多元化，政治和意識形態也面臨著多元化的危險。

五、市場經濟本身具有逐利導向，其惡性膨脹誘發出拜金主義、功利主義，進而影響一些人對社會主義的信念。

六、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與客觀現實有較大差距。按照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但是在目前現實中，我國的貧富差距卻呈現不斷拉大的趨勢。

第二個層次是政績困局的挑戰

正如前面所說，政績是一種“特定支持”，一個政治體系如果無視特定支持，如果一個政權長期以來始終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很難想象這個政權會有可靠的基礎。對于無產階級政黨來說這一點尤為重要。無產階級政黨作為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如果不能給人民帶來切實的利益，那么它的先進性也就喪失了。但是，如果過度依賴于政績，那么一旦政績不佳，政治體系就會喪失支持，這一點十分明顯地表現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這種政績困局的挑戰在中國也有所表現。把政權寄托于事實上不可持續的特殊增長，可能會埋下危機的隱患。對此有學者分析道：

首先，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容易使我們忽視去改革計劃經濟下不平等的社會關系。包括城鄉隔離、兩種身份制度的社會關系和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在這兩種不平等關系下追求經濟繁榮，既會造成農民購買力低下，也會造成一般城鄉居民購買力低下。結構性生產過剩使得經濟繁榮不能持續。

其次，繁榮過快使得我們忽視了長期生產力的培養。經濟增長的一般性因素，包括在提高生產效率的前提下，不斷加大投入，如教育、科技、技術改造、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和數量增加，社會分配的公正以提高居民購買力等等；經濟持續增長還需要制度性因素，包括市場經濟規則的建立、法制的完善、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保障、政府的廉潔高效，等等。經濟長期增長的一般因素和制度條件沒充分培養出來，經濟的增長就不能持續。

這就表明，一個政治體系不能把它的地位單純建立在政績上，它還必須有價值系統的支持。當然，光強調“價值”而沒有“政績”也不行，兩者應相輔相成。

第三個層次是階級基礎變化的挑戰

一、工人階級內部發生了層次性的分化，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對自己政治地位的認同也發生較大變化。

在社會地位和心態的表現上，隨著下崗職工的增多、生活困難的加劇、一部分企業領導者的暴富、職工在企業中難以行使民主管理的權利等等，有些職工理想淡化，信念動搖，缺少主人翁感，不愿意當工人。這說明我國在深化改革中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

二、知識分子政治心態的變化。

我國的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成了黨的階級基礎的一部分。同時，由于知識分子素質高，社會影響大，所以他們的政治心態對黨的執政地位有重要影響。但是另一方面，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心態正發生著變化。知識分子中隨著年齡、文化層次和學術職稱的升高，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數反而下降，表現出一種思想認識上回避政治組織的傾向。一些知識分子認為“知識分子不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顯示知識分子對自己的階級認同與黨在理論上的闡述有顯著差異。特別是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將有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投身到現實生產力的轉化中，所謂的“老板”、“中產階級”以及事實上的“私營企業主”將更多地與知識分子等同起來。這些都對黨的知識分子理論和知識分子政策帶來新的挑戰。

三、大量新經濟組織特別是大量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的工人狀況表現出新情況。

大量新經濟組織特別是大量非公有經濟組織由于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比較強，已經成為我國經濟中最具有活力的新的增長點之一。這些企業吸納了大量的農民和城市下崗、待業職工，還有一些相當優秀的技術和管理人才，這支職工隊伍總的來看比較年輕，文化比較高，應當成為黨員隊伍重要的后備力量和源頭之一。但由于非公有制經濟中黨的力量非常薄弱，一部分企業無人做黨的工作或政治工作，加上職工受利益驅動等方面因素的影響，流動性非常強，對他們實施教育管理也比較困難，因此新經濟組織中要求入黨的人并不多。這就從另一個方面使黨的后備力量受到削弱。

上述種種情況表明，我國的工人階級內部已出現較大變化，他們的生活狀況、社會地位、政治心態、世界觀、人生觀均發生了一些變化，部分人對黨的信任度在下降。這必須引起我們的重視。

第四個層次是黨的自身狀況變化的挑戰

一、一些黨員領導干部腐化墮落，這是對目前黨的執政地位構成的最大挑戰。

只有永葆黨的先進性，才能永保黨的執政地位。但是，一個腐化墮落現象很嚴重的黨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目前黨員隊伍中“黨員不像黨員”、“黨不能體現先進性”的問題比較突出。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理想信念動搖。不少群眾反映，有的黨員對消極落后甚至是錯誤的思想不但不抵制、不斗爭，反而傳播；二是黨性觀念淡薄。近年來，長期不參加黨組織活動、不完成黨組織交給的任務、不交納黨費的“三不”黨員有逐漸增多現象；三是宗旨意識不強，不能為人民服務，有一部分人認為當前黨群關系“一般”；四是不能弘揚正氣，一些黨員存在“私心嚴重，以權謀私”、“摸牌賭博，品行不良”、“違法亂紀，腐化墮落”等問題。這些顯示出黨員特別是黨的干部存在著嚴重的信念動搖、紀律松馳、作風漂浮、遠離群眾等現象。

其中最為嚴重的是腐敗問題，它如果嚴重泛濫，會對黨的執政地位構成嚴峻挑戰。

廣大人民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腐敗會嚴重影響人民對黨的信任。腐敗的結果，必然是群眾對黨的執政地位產生懷疑。尤其是政治腐敗，已成了黨的建設上最為突出的問題。

二、黨的干部隊伍正處在整體性新老交替的重要時期，對黨的執政地位也形成了嚴峻的挑戰和考驗。

一大批“”后成長起來的年輕干部要走上更重要的領導崗位。這批干部有許多突出的優點，如業務能力較強，吸收新鮮事物較快等。但也有一些不足，如缺乏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扎實功底，缺乏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系統了解，缺乏黨內生活和艱苦環境的嚴格的鍛煉等。目前的腐敗低齡化現象突出，說明這批干部必須抓緊培養。這批干部如果脫離群眾，不嚴于律己，無所作為或為所欲為，將直接危害到黨在21世紀的執政地位問題。

三、經濟利益多元化給黨的隊伍建設帶來新情況、新問題。

在改革開放深入發展過程中，我國利益主體多元化也表現在黨員隊伍中出現了不同利益主體的群體。如黨員私營企業主、黨員外商、黨員個體戶以及擁有大量私人資本的黨員等。這些人由于經濟地位的變化，政治思想、價值觀念也極有可能發生變化，他們的利益要求便會不同于其他群體。另外，在一些地方，黨員為個人利益而不顧組織需要，紛紛跳槽，在黨員中也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在這種情況下，黨的思想統一和行動一致是否能夠還有保證，就是一個新問題。

改革中新興的利益主體如個體戶、私營企業主目前正在發展壯大。一些私營企業主要求入黨，這給黨的建設帶來新情況，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將影響到黨的性質和黨的方針路線的正確執行。另外，他們在尋求自己的利益空間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把這種利益甚至是政治利益的訴求反映到黨內來。

總之，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對黨的執政能力、執政地位都構成了嚴峻的挑戰。只有堅持“三個代表”，永葆黨的先進性，才能鞏固黨的執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