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合同糾紛調節方式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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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險合同理賠糾紛的傳統處理主要包括訴訟和仲裁兩種方式。但這兩種處理方式都存在明顯效率低、高成本的特點，尤其不適宜處理案情簡單、標的額較小的保險合同糾紛。隨著保險消費者快速、低成本處理糾紛的呼聲日益高漲，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開展了大量探索，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在各省市的派出機構也指導當地保險行業協會結合實際，大膽實踐，摸索出若干種新的保險合同糾紛快速調處模式。

【關鍵詞】保險；合同糾紛；快速調處

由于保險合同是一種高度格式化和專業化的合同，在訂立和履行過程中，經常發生因投保、續保、理賠而發生糾紛。傳統的糾紛解決方式主要是訴訟和仲裁。但是這兩種保險合同糾紛處理方式也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

首先，糾紛處理費用高，很多小額保險合同糾紛的保險人考慮到成本與效益的比例關系，不得不放棄應有權益。

其次，糾紛處理時間長。被保險人經常在漫長的訴訟和仲裁程序面前望而卻步，放棄了維權的努力。

再次，糾紛處理專業性差。從實際情況看，部分法官和仲裁員保險知識普遍比較薄弱，案件的質量難以保證。

最后，執行有難度。某些保險公司雖然一審敗訴，但為了迫使被保險人對一審判決作出讓步，有意提起二審，以合法形式拖延履行賠付義務，甚至在判決生效后也不積極履行判決書，迫使被保險人交納申請執行費。

伴隨著我國加入時間貿易組織后保險業的快速發展，尤其在《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06〕23號)后，建立一種新型的保險合同糾紛快速處理機制成為保險業發展十分急迫的任務。

一、保險合同糾紛快速處理機制相關的五種模式

上海模式。依據《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解決保險合同糾紛。可見上海模式在法律上應歸屬人們調解制度范疇。

甘肅模式。由于采用了設立仲裁委員會分會的形式，所以法律程序上應歸屬于仲裁范疇。

安徽模式、山東模式各有特色，但均未明確歸屬的法律制度范疇。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推薦模式。在保監會推薦模式中，并沒有明確規定糾紛快速處理機制應采用哪種法律模式，但在“處理機制的運行模式”部分規定“結合我國保險業的實際，調處機構采用調解模式……此外，為提高處理機制的效率，有條件的地區可以采用調解與裁決相結合的模式處理保險合同糾紛?！?/p>

以上五種模式的關系。前四種均為省級保險行業協會制定，第五種模式，制定主體雖然是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但在該文件已明確其性質為“指導意見”所以，這五種模式相互平行，沒有效力等級區分。

糾紛解決是廣義的司法制度組成部分。保監會通知不具有立法效力，各地保險行業協會在沒有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僅僅依據通知建立新的就糾紛解決機制，不但難以與現有制度銜接，也破壞了司法制度的統一性。

二、保險合同糾紛快速處理機制若干制度評析

2.1保險合同糾紛快速處理機構和人員

(1)保監會模式。規定“可以在保險行業協會成立調解處理機構(以下簡稱“調處機構”)”。在具體案件的調處過程中，“被保險人對調處人員有選擇權。涉案保險公司的員工應當回避”

(2)甘肅模式。設立的仲裁委員會分會，實際是仲裁機構的組成部分，但是聘請了若干保險業工作人員作為仲裁員。

(3)上海模式。①調解委員會置備有調解員名冊，供爭議各方查閱。②調解人員的選定基本上參照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的規定。

(4)安徽模式。①裁決員在主裁人領導下，負責具體裁決和調解工作，并實行回避制度。②裁決可以采用裁決員或者裁決組的形式。但對裁決組的人數未作規定。

(5)山東模式。①糾紛調解工作由本會辦公室從本會成員中指定調解員組成調解小組進行。②調解糾紛涉及調解員任職保險公司的、調解員與申請人有親屬關系或利害關系的、調解員任職的律師事務所內有人受聘于當事保險公司的，該調解員回避。

綜合以上情況，有幾點重要問題的對比：

1)是否需要采取合議方式處理糾紛。從以上模式看，有的沒有規定，有的規定必須采取合議方式，有的提供了合議和獨任兩種模式供實踐中選擇。采取獨任方式更有利于時限該制度的設立目的，采用合議制容易失去快速處理機制的優勢。

2)回避范圍問題。而保險合同糾紛快速處理機制的處理結果，無論是調解還是裁決，均對被保險人一方沒有強制約束力，被保險人一方可以繼續采取其他方式維權。所以，當調處人員與爭議的保險合同沒有直接厲害關系的時候，可以不回避，這也切合我國保險業從業人員流動較大的現實。

2.2案件處理時限

(1)保監會模式。調處工作應當自立案之日起20日內結案，經爭議各方同意，可以適當延長，但最長不得超過10日。

(2)甘肅模式。依據仲裁法律法規和仲裁規則。

(3)上海模式。調解工作應當自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內結案。

(4)安徽模式。對于裁決糾紛，裁決員或裁決組原則上應當在收到有關材料之日起五個工作日內裁決完畢。

(5)山東規則。調解糾紛應自受理立案后30個工作日內完成。

2.3案件處理經費：保險行業協會是社會團體，處理合同糾紛不是法律賦予的職責，國家沒有撥款，因此決定這項制度存續的關鍵問題之一是經費問題。

(1)保監會周延禮主席在回答網友提問時表示“原則上我們不提倡收取被保險人的調解費用，但對保險公司一方，各地區可以根據具體情況來討論是否收取費用”

(2)上海模式。調解員因調解而可能發生的費用，由爭議各方在調解意向書中約定分擔和墊付的比例。

(3)安徽模式。規定了經費的來源包括“保險行業協會劃撥的費用”“參加裁決機制的會員公司交納的費用?！薄捌渌戏ㄊ杖?如咨詢費等)。”

(4)山東模式?！罢{解糾紛不向申請人收取任何費用?！蓖瑫r，保險公司在《保險索賠糾紛調解承諾書》中承諾“同意承擔調解委員會開展工作所發生的費用?！?/p>

保險行業協會的性質是“行業自律組織”，不是經營主體，其收費除了會費以外，應當具有合法的理由和依據。在上海模式中，采取的是人民調解委員會制，而按照國務院《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第十一條“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費”。這就使上海模式下，保險同業工會調解收費涉嫌違反法律法規。

三、幾點建議

在當前保險市場誠信問題突出的情況下，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合同糾紛解決機制是保險機構和保險監管者需要共同面對的復雜艱巨任務。筆者認為，建立該制度必須從根本上把握以下幾個關鍵法律問題：

從宏觀上，將保險合同糾紛快速處理機制置身于我國司法體系之中，成為其有機組成部分，照搬國外模式往往脫離中國司法體制的現狀，造成目前保險合同糾紛快速處理機制不能適應中國實際，缺乏生命力，甚至在很多省市根本無法開展或開展后形同虛設的現狀。這種脫離中國實際的做法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有的保險合同糾紛快速解決機制定位不清。有的試點地區將其定位為仲裁機構；有的試點地區將其定位為人民調解制度，但在具體規定上又違反了人民調解制度具體規定；還有很多地區根本沒有定位，在機制設立的文件中以保監會通知為根據，缺乏牢固的制度根基。

二是現有的探索還不能取得保險公司的信任。保險公司普遍對糾紛處理機制抱有戒備。1.試點規定不利于保險公司。大部分規定無論勝負，均由保險公司承擔費用。2.訴訟和仲裁可以約束雙方當事人，而保險合同糾紛快速處理機制下作出的處理僅僅約束保險公司一方，保險公司在處理后不得再通過訴訟仲裁尋求保護，被保險人則可以不受約束，即可以選擇接受該處理結果，也可以反悔并通過訴訟仲裁獲得更多利益。3.“強制裁決”涉嫌違法。國務院《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司法部《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中均強調了人民調解需要遵循自愿原則，當事人不接受調解的，不可以強行調解，調解協議應當雙方自愿，不可以強制裁決。

三是被保險人也對這種機制充滿了懷疑：1.處理糾紛的人員大部分都是各保險公司的在職和退休工作人員，其公正性受到懷疑。2.部分保險公司不參加保險合同糾紛快速處理機制，這些公司的被保險人不能獲得快速處理機制的保護。

為了獲得雙方信任，必須公平合理設定雙方權利義務。傷害任何一方基本權利和不公平待遇都會使這種實踐喪失生命力。公務員之家

筆者建議：

第一：在收費問題上，如果將機制定位為人民調解制度，則不應當收費；如果將制度定位為仲裁制度，則按照相關規定收費。

第二：在處理機制上，充分利用人民調解機制的制度資源建立保險合同糾紛快速處理機制，避免在探索中失去制度根基。

第三：充分尊重合同雙方意見，取消強制裁決和剝奪一方訴訟權的規定，只有在雙贏的前提下，才能充分體現調處機制的優越性。

第四：終止各地區保險合同糾紛快速處理機制的探索，建立全國統一的模式，以適應全國保險統一市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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