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年金保險作用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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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回顧有關企業年金文獻的基礎之上，考察在政府推行企業年金制度背后，其作為一個中央計劃者所通過企業年金制度所要達到的目的、措施和作用過程。發現在社會上存在對未來效用貼現不足的情況下，政府通過企業年金，針對這些對未來效用貼現率較低的人的消費，在工作期和退休期之間實行強制替代。最優年金繳納率是政府最優貼現率的增函數，退休期長度的增函數是工作期長度的減函數，這為傳統企業年金研究中員工企業二分法作一補充。

關鍵詞：中央計劃者；企業年金；未來效用貼現率

一、引言

根據楊勝利的定義，企業年金是指在政府強制實施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之外，企業在國家政策指導下，根據自身的經濟實力和經常狀況，為本企業員工提供一定程度退休收入保障的養老保險形式的制度。［1］Gustman,Mitchell與Steinmeier認為，年金承諾在本質上是一種長期薪酬安排，在此協議下，員工獲得（積累）一種最終年金收益的權利，在員工滿足一定條件后，從退休后開始領取直至死亡。［2］Allen和Clark提出，年金的主要參與人有工人、企業和工會。［3］考慮到中國企業中工會發展的程度，國外工會的很多職能實際上由國家代為執行。但是在有關企業年金研究的文獻中，大多是從工人和企業這兩個角度出發，而甚少涉及工會，除了在Allen和Clark上文等中提到的工會的集體談判優勢。下面簡要介紹國外對企業年金制度研究的主要成果，將從員工和企業兩個角度展開。

員工為什么會要求企業設立年金制度呢？概括下來有年金的稅收優勢、保險動機、年金經營的規模優勢以及工會等因素。

在年金的稅收優勢上，年金作為一種退休儲蓄方式，可以享受個人所得稅的優惠，尤其當在個人所得稅上實行累進稅制時，這樣年金儲蓄方式就比其他非年金儲蓄方式更為有利。［2］在經驗檢驗上，Woodbury在假設員工的間接效用函數取決于員工年收入、雇主為其繳納的年金及健康保險的基礎上，發現年金需求的稅收彈性為-1.6到-3.1間［4］，而Long和Scott則發現其為-0.81。［5］不管怎樣，在經驗檢驗中，稅收優勢確實成為影響員工對年金需求的一個因素。

年金也可以為員工提供一種退休收入保險。［6］在實際生活中，會存在死亡風險、被別人淘汰的風險、潛在的社會保障體系的風險、投資風險和通脹風險。通過年金制度的一定設計，可以為這些風險提供保險。［7］在經驗檢驗上，Dorsey發現，工資每增加一個標準方差，年金覆蓋率增加10%-15%［8］，Ippolito發現員工的工作最后幾期的收入每增加10%，其年金總額增加10%。［9］

在年金經營的規模優勢上，Gustman,Mitchell和Steinmeier認為年金的集中經營相對于員工自己的單獨經營而言，具有規模優勢。同時，其記錄保存的管理成本和營銷成本也要低一些。但是在經驗檢驗上，Mitchell和Andrews發現，盡管規模優勢在統計上具有顯著性，但其影響力也是微弱的。［10］

在工會因素上，Gustman,Mitchell和Steinmeier假設無工會的企業支付給員工的工資要低于存在工會的情形，就存在一種租金或準租金。由于這種租金或準租金的存在，無工會的企業會趨于按最后一個被雇傭的員工邊際生產力發放工資，而非像有工會企業那樣按員工平均的邊際生產力發放工資，其擴展了簡單的生命周期儲蓄模型，證明在有工會企業的員工比無工會企業的員工更可能擁有年金，但是在經驗檢驗中，Allen和Clark發現，盡管有工會的企業的退休人員所得年金要高于無工會企業，但其對年金的評價并不比無工會員工要高。［11］

那么企業為什么愿意提供年金呢？概括起來有：通過年金制度可以規范員工的工作努力程度，可以規范員工的退休行為，可以規范員工的其他更替，可以規范員工的質量。

在規范員工的努力程度方面，Lazear［12］，Hutchens［13，14］認為由于年金是一種遞延支付，如果達不到雇主的努力程度要求而被解雇，員工將面臨年金資本損失，因為年金通常要求滿足一定的服務年限才能享受。這種方式在企業連續監督員工成本巨大的情況下作用尤其明顯。Hutchens發現在監督難度大的職位中，高工資高年金模式更為流行。

在規范退休方面，由于員工的邊際生產力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下降或變得不穩定且難于監控時，且由于年齡歧視法和用工慣例的存在不能解聘時，可以通過年金的一定設置以鼓勵員工主動退休。［15］

在規范其他更替行為方面，Gustman,Mitchell和Steinmeier認為，當存在巨額的招聘費用和培訓成本時，企業不想員工更替的太快，通過年金的一定設置可以達到此目的。在經驗檢驗上,Gustman和Steinmeier發現年金覆蓋下的員工更替率大概只有無年金覆蓋情形下的一半［16］，而即使剔除收入、工會等因素外，這種反向關系也顯著存在。［17］

在規范員工質量方面，Ippolito認為一些員工具有較低的時間偏好，而這些時間偏好較低的員工常常具有高的生產率或者低的離職率，從而受到企業的歡迎。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企業可以通過一定的年金設置，讓不同時間偏好的員工自我選擇，從而達到鑒別員工的目的。［18］

正如在第一段所說，這些文獻都很少涉及工會，將工會簡單地看作員工利益代言人，沒有自己的目的，這與我國工會職能的政府有明顯的區別。政府不僅是員工利益的代言人，也有自己的利益主張。因此本文討論在中國年金制度下，政府的目的以及如何通過年金制度達到其目的。

2005年5月，世界銀行公布了一份關于中國未來養老金收支缺口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在一定假設條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2075年間，我國基本養老保險的收支缺口將高達9.15萬億元。這種巨額缺口明顯不能用員工對未來的風險態度來解釋，我們稱這種現象為客觀上對未來效用的貼現率過低。至于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則多種多樣，不僅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而政府作為一中央計劃者，需要勞動人員在工作期和退休期之間合理的分配消費，從而保證社會的穩定。這樣政府通過年金制度實現勞動人員消費在工作期和退休期的強制轉移，以保障員工在兩期之間消費波動不致過大，以保障社會的穩定，這也算是“不患寡，患不均”思想的一種體現。這就是本文的中心思想，將在下一部分用模型加以說明。在模型陳述中，為了突出政府作為中央計劃者在對未來低效用貼現率者工作期和退休期消費進行強制替代的功能，假設不存在年金的稅收優惠、也不存在對員工的激勵作用，這樣消費者在工作期和退休期中消費金額的貼現值不會因為年金的實施而發生改變。同時也剔除員工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從而也不考慮年金在員工面臨不確定性時的保險作用。

二、模型

模型有兩個核心假設：

假設1：在實行年金制度下，企業對消費者（也即勞動者）的支付貼現值并不發生變化，消費者在兩期或者連續時間內消費金額貼現值并不發生改變。

在假設1中，未考慮年金的稅收優勢給勞動者帶來的好處，沒有考慮年金的激勵作用從而給勞動者收入帶來的增加部分，也未考慮在真實生活中存在的不確定性，這是為突出這種政府推行的企業年金制度的強制消費轉移功能而做出的簡化，這種簡化引起的與現實的差異在實際中應該加以注意。

假設2：在消費市場上存在一種對未來考慮不足的現象，也即在兩期或者連續時間模型中，消費者對未來消費效用的貼現系數β較小。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多種多樣，可能是由于現代營銷手段的廣泛使用促使人們當期消費，分期付款的手段使得人們可以提前消費，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收入偏低的消費者在剛性當期支出下的被迫對未來考慮不足，下面用一兩期模型說明最后一種情形。

從（2）可知，C1是β的減函數。為使模型有意義，考慮在剛性支出下，第一期的剛性支出必須大于C1，在此約束條件下，消費者在客觀上將對未來效用的貼現系數調整到一個比較低的水平上。

正如在引言中所提到的那樣，政府作為一中央計劃者，希望消費者在工作期和退休期的消費支出不會出現大的變動，勞動者的收入用于工作期和退休期的消費支出的比例合理，這就相當于政府作為一中央計劃者，擁有一理想的對未來效用的貼現率，具有同樣貼現率的個人，在無約束條件下的跨期效用最大化的消費支出選擇中，其勞動者收入在工作期和退休期的分配，在中央計劃者看來是合理的。那么政府通過年金的實施，實現勞動者收入的跨期轉移，由于年金不能預先支付，這就相當于一種強制退休收入儲蓄，從而改變一部分消費者收入在勞動期和退休期的分配，從而在客觀上改變了消費者對未來效用的貼現率。

在這兩大基本假設下，下面轉向對企業年金制度的分析。

（一）兩期模型

由于在無約束條件下，一部分消費者的消費選擇中，由于其對未來效用貼現率較低，第一期消費過多，而第二期所剩無幾，盡管這是其在自身對未來效用貼現率既定情況下的總效用最大化選擇，但是由于其本身對未來效用貼現率過低，或者在客觀上表現出一個較低的對未來效用的貼現率，對于這一部分消費者效用而言，其對未來效用貼現率客觀上在實施年金制度前后發生改變，而前后福利的比較需要以統一的效用函數為基礎，由于年金制度并沒有直接干預消費者的選擇，只是于其可支配收入進行調整，那么年金制度前后的消費行為在各自當期的對未來效用貼現率（客觀上）下都是最優的，但是由于年金制度是根據中央計劃者的理想對未來效用貼現率而進行設置和實施的，因此如果年金制度是根據合理的對未來效用貼現率而實施的，那么我們可以認為，年金制度的實施有利于消費者福利的提高（客觀上），而這樣一種通過消費者收入的跨期轉移而達到消費者福利提高的功能，我們稱之為年金制度的保險功能。

在兩期模型中，筆者考慮了勞動者對未來效用貼現率與政府作為一中央計劃者而擁有的理想對未來效用貼現率之間的關系，得出了什么樣的勞動者會受到年金制度的影響以及其程度如何。但是在兩期模型中，簡單的在工作期和退休期長度之間畫上等號，跟現實不相符合。下面將兩期模型擴展至連續時間模型，考慮工作期和退休期長度的變化對最優年金繳納率的影響。

三、結論

本文在剔除年金的稅收因素、激勵因素以及生活中存在的不確定性后，研究了在消費市場上存在對未來效用貼現過低的情形下，具有最優跨期效用貼現率的中央計劃者如何通過年金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證明政府的調整手段——年金繳納率——隨著政府最優對未來效用貼現率的增加而增加、隨著工作期的長度增加而減小，而隨著退休期長度的增加而增加。這不同于國外年金研究中對工會作用的描述，為目前在企業年金研究中員工-企業二分法作一補充。在勞動力工資水平偏低、工會建設滯后而由政府工會職能的情形下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為了強調中央計劃者的意圖，而略去了年金的其他效果，與現實不相符合。同時本文也暗含一個假設：勞動者只有年金一種退休消費來源，而沒有其他的渠道，這跟現實也不相符合。在年金繳納率的設置上，作為中央計劃者的政府在考慮上述三個因素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本文模型與現實的不一致之處。

同時，本文提出的消費市場上存在對未來效用貼現不足的現象，這本身只是一個客觀結果，并非完全是消費者的主觀意圖，正如本文所說，由于勞動力工資偏低，低收入者存在剛性支出從而被迫對未來貼現不足，因此，僅僅通過年金并不能使這些低收入者的境況有根本性的好轉，應該將目光放在年金之外，切實提高這些低收入者的收入才是治本之道。

在這種意義下的年金制度中，對未來效用貼現較低的消費者在當期的消費金額受到強制壓縮。正如假設中所說，這些對未來效用貼現較低的消費者常常是收入較低的勞動者，在剛性支出下，這些低收入者的當期消費得不到保障。因此，在實施這種意義上的年金的同時，在不改變企業勞動力成本的情況下，必須輔之以最低收入保障，對這些收入較低的消費者進行補貼，以滿足其當期的基本消費需求。而在長遠期，應該提高這些低收入者的勞動收入，通過最低工資率、對勞動者進行技能培養等措施，使得即使在存在剛性支出的情況下，這些低收入者客觀上的對未來效用的貼現率也不會低于政府最優效用貼現率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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