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話語模式及其道德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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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少年的話語模式表征著青少年群體的發展特點，話語模式研究為揭示青少年的社會發展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路徑。青少年的話語模式研究不僅是青少年道德教育話語系統建構的理論前提，而且也為教育者與青少年之間的有效溝通、其他教育載體和教育傳播途徑的開拓、教育策略和內容的及時調整與補充等提供了科學依據。道德教育若要成為影響青少年道德成長的真正話語主體，尚需基于青少年的話語研究建構教育話語格局。

【關鍵詞】青少年;話語模式;道德教育

任何教育方案或策略的有效與否都是基于對受教育者發展狀況的全面了解和正確理解，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也概莫能外。話語作為道德教育者向受教育者傳遞信息的載體和橋梁，對道德教育的有效性有著重要影響，因為話語的運用策略往往直接影響到教育關于道德的解釋與說服力。但教育的話語策略若缺乏對青少年話語發展特點的充分了解，就極易使教育話語陷于獨白而難以與青少年的話語產生共鳴，從而降低道德教育直擊青少年心靈的能力。因此，研究青少年的話語模式，尤其是處于我國經濟、社會、文化深刻變革與發展中的青少年話語模式，不僅對于時代性極強的道德教育非常必要，而且對于道德教育的改革與發展也有著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話語模式:人們解釋世界的一種簡化程序

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話語無處不在，甚至成為了社會生活的核心部分，而且，不同的社會群體總是使用不同的話語模式。何為話語?不同的話語定義，就有不同的話語分析方法和不同的關注對象。按照語言學的解釋，話語“是一種隱匿在人們意識之下，卻又暗中支配各個群體不同的言語、思想、行為方式的潛在邏輯”［1］。根據結構主義的解釋，話語具有特定的實踐功能。比如福柯認為:“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保?］人們在使用話語時，總是通過內部調整將某種程序與意義賦予某種事物，使話語表現出很強的意識形態功能，因此，我們可以借助分析話語的主體、目的、方式等來理解說話者的話語所隱含的歷史實踐蘊涵。綜而言之，話語是一種價值化和功能化的特定語句單位，是不同說話實踐領域中包含的特定價值的文化意識載荷系統，是價值化、功能化、包含主體命義、社會指向和歷史規定性的思想載體。從結構上來講，“話語是由兩個相互依存的部分組成的，一是話語內容，也就是言語者表達的核心內容或主觀意思;二是話語形式，也就是言語者借以表達思想的形式。簡言之，話語是語言和意義的結合體。”［3］正因為如此，主體在使用語言表達意義時，往往因主體、語境等因素的影響，表現出較為固定的格式或套路。我們把這種包括內容(尤其是獨特詞匯)和形式在內的話語表達慣式稱為話語模式。詹姆斯•保羅•吉(JamesPaulGee)將話語模式解釋為一種理論:“話語模式是簡化的，而且往往是不自覺的、想當然的關于世界運作方式的理論”，“是我們關于‘典型’或‘正?！挛锏摹畛跸敕ā蛳氘斎坏脑O想?！保?］由此可以看出，所謂話語模式，事實上是人們不自覺地用來認識世界、認識他們在世界中的經驗的解釋框架或程序。這種解釋框架之所以是簡化的，是因為人們使用它只是試圖捕捉一些主要信息和背景細節，或者說是通過強調某些重要信息而舍棄一些細節，以幫助自己理解復雜的現實。所以，話語模式雖然是“理論”(解釋)，但不需要完整、完美或一致。既然主體的話語過程總是蘊含著其對社會、秩序、他人等的某種合理化的解釋程序，那么話語模式就既包括主體針對某種社會內容如何使用話語表達、使用何種話語表達，也包括主體對傳遞給自己的某種社會信息話語如何反應或如何解釋。因此，給予和獲取信息就不再是話語的唯一功能。比如在日常社會生活中，人們參加不同的社會群體、文化和機構時，話語的使用無處不在，并且話語模式往往與使用者的身份、活動性質、價值傾向等緊密相關。這個過程實際上表現出了話語的兩個密切相關的功能:支持社會活動的開展和社會身份的確定，維持不同文化、社會群體和機構中人的歸屬。也正因為如此，話語促進著交流，同時也可能導致不同群體間的交流障礙。

二、話語模式:表征青少年的社會發展

不同的社會群體會用不同的話語程序解釋世界。根據詹姆斯•保羅•吉的研究，話語模式和人們的“立場與策略”息息相關，因為“話語模式中嵌入了關于什么是‘適當的’‘典型的’或‘正常的’假定，它們徹徹底底是關于立場與策略的”［5］。也正是這種“立場與策略”表明了話語主體的態度、價值取向、行動指向等。這說明，話語模式與人們的社會心理、行為傾向等有著密切的聯系。也正是因為如此，話語模式其實已經超越了話語的交際功能而具有特定的發展意義，所以，青少年的話語模式必然表征著青少年群體的發展特點。首先，青少年的話語模式總是伴隨著其特有的社會心理結構。青少年無論從生理角度還是從心理角度講，都有著與其他社會群體相異之處，但更為突出的相異是青少年群體有其獨特的社會文化特點。從話語角度而言，他們有著自己的社會文化語境和話語模式，且這種話語模式不僅僅表現在話語范圍、話語內容和話語方式的獨特上，更重要的是，它表明青少年對社會、對世界有著自己的解釋“理論”或程序，有著自己的“立場與策略”，而這種立場與策略支配著青少年的社會心理發展與行動選擇，表現著青少年特有的社會交際活動或過程。根據荷蘭語言學家馮•戴伊克的研究，話語模式“既表明人們的理解，又反映人們理解的方式”［6］。這就是說，青少年的話語模式實際上也反映著青少年的思維方式或其理解世界的方式，換言之，青少年在使用其話語模式時其實也總是伴隨著青少年特有的社會心理結構和行動方式。因此，話語模式特點可作為青少年發展的重要表征。其次，話語模式對青少年的發展有著獨特的影響力。有研究者認為，就社會生活中的人們來說，任一群體總是歸屬于某一話語群體，作為某個話語群體中的人們用語言和非語言資源做事情的社會活動過程的慣習，話語模式必定承載著該話語群體長期積淀的歷史、文化、風俗、人情、習語和價值標準。所以，不難理解，如果青少年話語群體的成員遵從了這些標準，他的言行就可以被該話語群體接受，這個青少年個體也就具備了在該話語群體中生存的本領。因此，青少年話語模式與這種宏觀語境息息相關，這里的宏觀語境從另一個角度講，實際上就是青少年特有的社會文化語境。根據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社會文化語境通過話語范圍、話語基調和話語方式三個變量體現出來，實現了對語境中人們的話語模式或者說解釋程序的規約，由此使進入此語境中的人們有了特定的社會行動、角色關系和語篇的構型方式。而且，青少年的話語模式又不僅僅是由文化所給予的，相反，它處于一種動態的建構過程中。正如貝澤曼(Bazerman)所指出的:“話語模式不只是形式，它是生命的形式，存在的方式，是社會活動的框架，是學習的環境，是意義構建的場所。話語模式塑造我們的思想以及我們相互的交際，它是我們創造交際活動熟悉的場所，是我們用來探索陌生領域的指路燈?！保?］因此，青少年的話語模式事實上并非簡單的語篇類型，而是一種表征和推動青少年發展的社會交際活動和過程?？傊?，青少年因其共性而體現出特定的話語文化特征，這對青少年個體產生著潛移默化的歸屬和規約功能，同時因其主體性的發揮與創造，也總是保持著自己文化語境的更新，創造著自己的話語模式。

三、話語分析:青少年道德發展研究的獨特社會學優勢

盡管關于青少年發展的心理學等研究成果為道德教育的開展提供了基本的科學依據，但一般性的群體道德發展規律并不能有效地支持特定社會文化時期青少年道德教育進行有針對性的話語系統建構。當下經濟社會的發展推動了我國社會文化更加多元和多樣，這體現在話語模式上則是新語境的營造和新話語解釋的構建。因此，研究新時期我國青少年的話語模式，理解其隱含的意識形態特征和對世界的特有解釋程序，對于我們更為客觀、準確地理解青少年的道德發展具有獨特的理論優勢。首先，話語分析已成為社會研究的切入點。西方的話語研究興起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話語研究開始是對西方傳統的語言學特別是句法理論的一種挑戰和補充:即語言理論不能不包括語言的使用情況，語言研究必須關注現實中的語言活動。除這種以語言學為背景的話語研究傳統之外，西方還有從哲學、歷史、文化研究的角度與語言研究進行交叉的傳統。今天，這兩種不同傳統有著相互結合的趨勢，形成對西方社會反思和批判的更加廣義的話語研究形式。它們從不同的層面揭示話語的特性、特征或規律，包括語言行為理論、Grice的會話合作原則、會話分析、禮貌原則、關聯理論、社會語言學、民俗交際學、傳播學、后殖民話語理論、批評話語分析、話語心理學、論辯話語研究、敘事學、修辭學和文體學等。受西方話語研究學科拓展的影響，自20世紀末期開始，國內在多個領域引入話語研究范式，但總體而言主要集中于語言學領域，如外語教學、媒體語言等。隨著國內話語研究的不斷深入，近些年來開始擴展到社會文化領域。比如，在2006年、2007年、2009年召開的三屆“當代中國新話語”國際會議就將“話語/語篇(discourse)”理解為“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運用”，是“社會實踐的形式”，認為話語的變化是中國社會變革的一個內容并且對社會變革產生作用。在這個意義上，話語成為研究中國社會變革的一個領域、一個主題、一個切入點。這已成為國內學界在話語研究方面的一個共識。其次，話語模式研究必將為揭示青少年的社會發展提供全新的視角和路徑。毋庸置疑，人們的社會實踐總是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革而發展變化的，既然“話語不僅僅是人們言說的過程和結果，更是人們行為的過程和結果。由此可推知，話語是一種有特定目的和結果的社會實踐形式……它同時也是一種思維方式”［8］。那么基于這種共識，將話語作為研究的中心，用以理解和揭示青少年的道德等社會發展問題，必將為我們研究青少年提供一種全新的社會學視角和研究路徑，因為青少年話語必然也蘊含著其獨特的社會實踐和思維特性。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學研究相比，研究青少年話語的獨特優勢在于，它為我們從文化和社會實踐角度更好地了解和理解青少年的道德發展開辟了一條重要路徑，同時也為我們解釋青少年的道德發展提供新的思路和角度，從而為我們有效開展青少年道德教育提供新的切入點和有益的參考。然而，綜觀國內相關研究，專門針對青少年的話語研究并不多見，2009年出版的一本《青少年漢語口語中話語標記的話語功能研究》算是少見的專門研究青少年話語的著作，但其考察的是青少年自然口語中話語標記的話語功能，屬于純語言學的研究。至于從社會實踐角度研究青少年的話語，并在此基礎上探討青少年的道德發展狀況及其規律，至今尚屬空白。最后，話語分析為我們更為清晰地理解不同青少年群體和個體的思想道德發展狀況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長期以來，對于青少年的道德發展研究，人們一直依賴于認知和行為研究模式，可測量和可觀察性是這一研究模式有效實現的基本前提，因這種研究模式的信度和效度會受到研究對象所處研究情境的影響。所以，隨著社會文化多元化的發展，如何更為客觀有效地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青少年群體和個體的道德發展情況，急需研究方法的突破。根據筆者的研究，青少年總是因所處生活環境和社會交往的不同而形成自己的語境和話語社團，青少年群體和個體因社會歸屬需求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執行著特定的話語模式，而話語背后也總是隱含著群體文化對青少年個體道德發展的影響。因此，對青少年的日常話語進行分析，不僅為我們更好地理解青少年個體在不同情境下的道德意識發展提供了獨特的研究手段，而且也是我們透視其道德意識之群體文化來源的有力工具。所以，話語分析實際上是為我們研究處于復雜情境中的青少年道德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社會學探究方法。盡管青少年的道德表現最終體現在行為上，但在青少年付諸行動之前，其道德的發展變化又往往流露于其不同形式的日常話語之中。因此，通過話語分析研究青少年的道德發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對于預測青少年的道德發展也有其獨特的社會學優勢。

四、青少年話語模式研究的道德教育意義

研究青少年的話語模式，概括而言也就是分析青少年講什么、怎么講及其背后的社會文化根源，這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更為客觀地了解青少年如何解釋道德等社會現象和問題，而且有助于我們更為準確地理解青少年在解釋道德觀念等價值類的東西時是以何種思維方式展開的、其如何建構自己的道德世界等。毋庸置疑，這對于我們有針對性地改進青少年道德教育有著重要的意義。首先，話語模式研究是青少年道德教育話語系統建構的理論前提。話語是道德教育的基本載體和形式，如何組織和建構話語系統不僅關系到道德內容的呈現方式，更關系到教育關于道德等價值問題的解釋說服力，關系到道德教育對青少年受教育者道德發展的影響力。青少年道德教育的話語系統建構過程，就是“運用各種新方法，對許許多多的東西進行再描述，直至一個新的語言行為格局被創造出來，使正在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動心并加以采納”［9］。然而，道德教育無論想通過話語系統的建構創造何種語言行為格局，被青少年采納的前提是必須要被青少年了解、理解，進而認可。毋庸置疑，這種語言格局愈是符合青少年解釋世界的話語程序，愈能和青少年的社會文化語境相銜接，也就愈能與青少年產生話語上的共鳴，使青少年更容易理解，同時也更愿意接受，由此，教育所要傳遞的“關于道德的觀念”才有可能更順利地被認同并轉化為青少年的“道德觀念”。相反，教育的語言格局與青少年的話語程序相去甚遠，則必然導致青少年的話語理解困難，難以激發青少年對教育話語所蘊含意義的興趣。因此，道德教育的話語系統建構必須建立在對青少年話語模式充分了解和理解的基礎上，才能提高教育語言格局設計的科學性和針對性，也就是說，青少年的話語模式研究應該成為道德教育話語研究的有機構成，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青少年的話語模式研究對于道德教育的話語系統建構具有前提和基礎作用。尤其是在當代社會文化日趨多元和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背景下，道德教育能否在眾多影響青少年道德發展的話語源中表現出真正的話語權威和影響力，關鍵在于教育話語能否最直接、最有效地直擊青少年的心靈。深入、系統地研究青少年的話語模式無疑能有效揭示最易使青少年“動心”的那些詞匯、修辭、策略以及其“動心”的過程與方式，從而為教育話語的“動心”策略提供最重要的話語編碼依據。其次，話語模式研究有助于增強教育者與青少年溝通的有效性。正如前文述及的，話語盡管是交流的工具，但因其具有的社會文化特征也會使主體間由于語境不相融、意義表達方式相去甚遠而使話語雙方的溝通產生障礙。就道德教育者與青少年的話語溝通而言，概莫能外。其實，教育話語所載的意義并不會自然而然地被青少年接受、認同，更遑論內化為自身的觀念系統，而是在教育者與青少年進行有效交流的過程中實現意義的轉化和內化。在眾語喧嘩的當代，將特定的道德觀念強加于人的說教式的道德教育方式已很難奏效，教育話語必須成為教育者與青少年間的一種“回應性互動”，才有可能成為對青少年產生實際影響的話語源。這一點落實到教育實踐過程中，表現為教育者與青少年之間必須實現話語上的有效溝通，才能進而實現觀念上的遷移;從另一個角度講，就是要求教育者在對話過程中進行有效的說服，以促成青少年對道德觀念的認同。那么教育者如何才能贏得青少年在話語上的積極回應并進行有效的互動呢?毋庸置疑，教育者只有在了解青少年的話語模式并理解青少年話語背后的意義建構方式和特點的基礎上，才能有針對性地采用相應的話語策略，與青少年進行語境上的有效銜接。另外，從青少年道德心理結構的自我建構角度講，教育者的有效引導實際上是根據青少年的話語腳本進行有目的的啟發和誘導，幫助青少年通過內心話語格局的改變來實現心理結構的有益建構。因此，深入系統的話語模式研究，可以為教育者提供與青少年進行話語融通的理論和語料根據，使教育者能最直接地找到與青少年的話語共識通道，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二者的積極話語互動。其實，在傳統的道德教育中，教育者之所以常常陷入獨白式的教育話語中，原因就在于不了解青少年的話語模式，致使話語溝通不暢，難以喚起青少年的話語共鳴，致使青少年與教育者之間產生障礙?？梢姡芯壳嗌倌甑脑捳Z模式已成為改進道德教育者的教育話語技巧的題中應有之義。再次，研究青少年的話語模式可以為開拓其他道德教育載體和教育傳播途徑提供科學依據。道德教育除了系統的學科式教育教學形式外，其最大化教育影響的實現還依賴于其他各種教育活動形式的開展及其效果的實現，即需要開拓更多的教育話語載體和傳播途徑。在信息傳播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這一需求顯得尤為迫切。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互聯網的普及，文化多元化趨勢日益明顯，文化多元化的過程也是話語模式多元化的過程。這也意味著影響青少年道德發展的話語源亦呈現多元化趨勢。這一不爭的事實要求青少年道德教育必須正視自己面臨的嚴峻挑戰，即主流道德教育之于青少年的話語影響力面臨被其他話語主體削弱的危險。道德教育必須根據時代的發展積極拓展話語傳播渠道和載體，構建能夠對青少年產生實質性影響的話語傳播格局。毋庸置疑，這種傳播格局的有效構建絕不是教育者一廂情愿的過程，其中的任何一種方式都必須能夠成功進入青少年的語境，對青少年產生話語吸引力，才能對有效教育話語格局的構建有所貢獻。因此，各種教育話語載體和途徑的研究與設計都離不開對青少年話語發展規律的研究。尤其是在當代社會文化日趨多元的背景下，青少年的話語發展也反映出明顯的時代特點，更加分化的話語社團和文化語境使青少年的社會心理、社會行為等在具有群體共性的同時還有更多和更明顯的差異性。只有深入研究和掌握青少年的話語差異性發展，才能保證教育活動的話語設計更具針對性，更符合青少年的需求和口味，使青少年在教育活動中因體會到話語的歸屬感和身份感而產生參與的積極性。最后，問題話語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把握青少年的道德發展動向和問題，從而對道德教育策略和內容進行及時的調整和補充。如前所述，青少年的話語模式發展與其社會心理和行為的發展緊密相連，研究青少年話語模式的發展能夠有效地揭示青少年道德觀念的發展狀況，尤其是對青少年某些問題話語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及時把握青少年的道德發展動向和問題，了解出現這些問題的文化根源或影響因素。這不僅可以幫助道德教育針對青少年道德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和新動向進行教育策略和內容上的適時調整和補充，更重要的是對青少年在這些問題上的話語立場與策略的研究，能夠為道德教育因勢利導地幫助青少年重塑對世界的解釋程序提供有價值的理論支撐。近些年來，青少年在道德發展方面出現的許多新問題、新情況已引起教育者們的重視，但遺憾的是，目前仍然缺乏針對性強且能收到實效的教育應對策略。究其原因，在于策略的研究主要還是由教育論教育的單向研究，對青少年道德問題話語及其背后的立場與策略的探究明顯不足，以致道德教育在進行策略調整引導青少年重塑其解釋程序時，針對性不盡如人意，難以通過話語與青少年產生思維方式上的共振，也就產生不了促使青少年積極建構自身道德心理結構的真正推動力。

綜之，在話語渠道和話語主體多元化的當今時代，道德教育若要對青少年產生真正的話語影響力，成為影響青少年道德成長的真正話語主體，就必須在系統研究和了解青少年話語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科學建構教育話語格局。只有在研究青少年話語的基礎上真正理解青少年，教育者才能借助話語橋梁進入青少年的世界;只有當教育話語能夠成功進入青少年的語境，實現與青少年的無障礙式溝通時，教育才有可能在話語互動中觸動青少年的心靈。

作者:劉丙元 單位:山東省青少年研究所

［參考文獻］

［1］胡學常:《文學話語與權力話語———漢賦與兩漢政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頁。

［2］王治河:《福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頁。

［3］但昭彬:《話語權與教育宗旨之共變》，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頁。

［4］［5］詹姆斯•保羅•吉:《話語分析導論:理論與方法》，楊炳鈞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2－73、86頁。

［6］馮•戴伊克:《話語心理社會》，施旭馮冰編譯，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26頁。

［7］Bazerman，Charles．TheLifeofGenre，theLifeintheClassroom．InWendyBishop＆HansOstrom(eds．)．GenreandWriting．Portsmouth:Boynton/CookPublishers，Inc．，1997，P．19．

［8］施旭:《究竟什么是“話語”和“話語研究”》，載《社會科學報》，2008年2月14日。

［9］劉亞猛:《西方修辭學史》，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2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