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德育課程體系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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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書院在培養人才、化育人生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這與書院的課程體系是分不開的。書院以“明人倫”和“傳道濟民”為依據，設置了以經學為主體，以史學為補充的基本德育課程體系。

[關鍵詞]古代書院；德育；課程體系；構建

一、“明人倫”和“傳道濟民”是德育課程設置的依據

書院作為我國古代一種特殊的教育組織形式，在培養人才、傳承文化、教化人生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書院在封建社會中后期之所以能產生如此舉足輕重的歷史影響，與書院卓有成效的教育是分不開的。書院教育家在積極審視和反思官學流弊的基礎上，提出了“明道”、“傳道”的辦學宗旨和以德育人、德育為先的教育理念，希望“立書院以救學校之失”，傳播圣學、發明圣道。為了貫徹落實書院的辦學宗旨，書院教育家不僅采取靈活多樣的教育方法，制定了以學規和“課考”為核心的考評制度，還精心設置了書院教育的課程體系。

由于品德教育是古代書院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因此德育課程也就成為書院課程最基本的組成部分。書院對教學內容的選擇有著嚴格的規定，書院教育家對課程都持謹慎態度，并且對此有專門的論述。白鹿洞書院大師朱熹就曾指出：“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是讀。則其所以求于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辭之間，以釣聲名利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從朱熹的言論可以得出以下兩點：其一，無論學生還是教師，必須知道“學之有本”。教學是有“本”可循的，學習也必須根據“本”按部就班地進行。其二，學者不能惟書是“本”，惟書必讀，必須有正確的求學目標，既不能在“記誦訓詁文辭”之間耗費精神，更不能于“釣聲名干利祿”中皓首窮經，否則只能導致讀書越多而堯舜之道愈不明，用功越多而圣賢之心愈散漫。因此，“知學之有本”是教學中的大事，教師必須對教學內容進行精心選擇。朱熹在這里所談的不僅是自己多年教學實踐的體會，也反映了書院教育家的一般看法。在他們看來，書院以接續圣道、扶植綱常為辦學宗旨，其教育目標在于培養既具有圣賢人格又具有濟世救民之才能的體用兼備的理想人才，因而書院設置的課程體系必須要服從和服務于這一培養目標，而不能什么課程都教，什么內容都學。

縱觀書院的德育課程，盡管不同時期不同書院設置的課程略有差別，但它們大都以儒家的倫常道德觀念及日常生活中各種待人、處事之道為德育課程設置的依據。朱熹曾指出，“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朱熹主張把“父子有親”等五種人倫道德作為教學的基本內容。在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朱熹將這五者列為“五教”之目，他認為書院應該以這些儒家傳統的最基本的倫常原則與規范來教育生徒，“學者學此而已”。王陽明也在《增修萬松書院記》中指出，書院所教所學就是明倫之學。他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痹跁航逃铱磥?，明倫之學是古圣先賢一脈相承的傳統，天下古今圣賢都要以此為學。清道光年間曾任教于鰲峰書院的陳壽祺在其《示鰲峰書院諸生》中指出：“書院之設……招徠有志之士，使之群萃于其中，相與講明義理，以為身心性命之助?！憋@然，陳壽祺認為書院的教育目標是通過傳授儒家經典、“講明義理”來輔助“身心性命”，以“淑其身心”?？梢?，從宋代朱熹的“揭示”到明代王陽明的“明倫之學”，再到清代陳壽祺的“講明義理”，都說明書院所實施的是一種以倫理道德為本位的教學。書院教育家通過傳授“圣賢，人倫之至”的道理，希望生徒能夠“尊德性”，“明人倫”，達到圣賢人格的教育目標?！懊魅藗悺焙汀爸砹x”的德育內容被書院置于特別突出的地位。

揭橥史實，書院所傳授的“明人倫”之學，是關乎如何做人，如何立身處世的學問。它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樹立儒家的倫常觀念和完善人的內在道德品格，使人在日常生活中能恰當處理各種人倫關系，進而積極用世，以促使整個社會達到一種和諧有序的狀態。書院進行人倫教育，不僅致力于提高生徒的道德修養，使生徒自覺成為具有封建道德的圣賢，同時還堅持傳授經邦濟世、通達倫常的致用之學，使生徒能夠擔負起傳道濟民的重擔。教育家非常反對高談心性而不求治用的學風，抨擊官學中的“學者多尋空言，不究實用，平居高談性命之際，疊疊可聽，臨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等弊病。岳麓書院的主教張栻更是教育生徒樹立“士志于道”的價值取向。他在《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一文中明確指出：“蓋欲造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睍撼珜У倪@種由內圣開出外王的心性道德之學，恰好表現了讀書人致君澤民的理想和豪情，也承載著“明人倫”和“傳道濟民”的統一?？梢哉f，書院德育課程就是依此而設置的。

二、經學是書院德育課程體系的主體

書院德育以倫理道德為本位、以致用為目標的教育內容，集中體現了儒家人倫道德的品性。因此，書院在德育教學所采用的基本教材就是儒家經典，并將《四書》、《五經》為核心的經學作為書院德育課程的主體。

士子讀書當“從經學始”。在書院教育家看來，儒家經典是“入學之門”，更是“積德之本”，修身若不以儒家經學為本，“終為無根之學”。所以書院大都把儒家經學作為基本課程。可以說，歷代書院對儒家經典是比較推崇的，如北宋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知江州周述上書宋太宗為白鹿洞書院賜《九經》；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還將《九經》頒賜給天下各官學和書院；又如朱熹門人劉晦伯在義寧精舍講學時指出，“六經微旨，孔盂遺言”，所以請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以備勸講。書院這種重經傾向在元明清各朝也一直繼承著。明代羅輅在《洞學榜》中規定要以講《四書》、《五經》大義為主。清代海東書院的劉良璧也把“六經”作為其基本課程。他認為“‘六經’為學問根源。士不通經，則不明理”。

“載籍極繁，自以四書五經為準”。事實上，在儒家經典中，書院更為重視《四書》等經學?！啊端淖印罚浿A梯”，也就是說，《四書》是閱讀儒家經典的基礎，是進入儒學之門的必由之路。不僅如此，《四書》、《五經》等篇篇藥石，言言龜鑒，蘊涵著做人的根本，治國經世的經驗。如果學者能領悟其中的精髓則必然會德性充盈、事通理達，最終成就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朱熹的《滄州精舍示學者》中要求生徒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南宋學者徐元杰在《延平郡學及書院諸學榜》中規定“早上文公《四書》，輪日自為常程，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读洝分畷?，隨其所已，取訓釋與經解參看”。清代大梁書院教育家更是認為“《四書》為經之精華”，要求生徒就《四書》鉆研，條分縷析，融會貫通。由此可以看出，四書五經在書院課程中地位非同一般。

不僅如此，四書五經的突出地位在書院講學和大師的著作、講義與語錄中也多有體現。如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陸九淵應朱熹之約到白鹿洞書院講學，所講的就是《論語》中“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呂祖謙在麗澤書院所講的內容包括《論語》、《孟子》等。宋代學者程必貴、胡崇、周應合等先后在明道書院開堂講學，其內容就包括《大學》、《中庸》、《論語》等。對于初學的年輕士人學子來說，無論《五經》還是《四書》，疏通其文義，闡發其義理，揭示其意蘊都是必要的，以此可以幫助生徒領悟其中意義，引導生徒登堂入室。因此書院教育家們圍繞《四書》、《五經》做了許多著作、講義、語錄、注疏等等，如張械在岳麓書院并著的《孟子說》和《論語說》、朱熹的《四書集注》、朱熹與呂祖謙共同編撰的《近思錄》、張械的《伊川粹言》、王陽明的《傳習錄》、湛若水的《心性圖說》等，也都被列入書院生徒講解學習的重要內容。

歷代書院為什么把儒家經典特別是其中的《四書》、《五經》做為基本課程呢?究其原因，筆者以為主要有以下兩點：

首先，古代教育家所創辦書院的教育目標是能夠使生徒明人倫，然后傳道濟民，這種目標體現了儒家的內圣外王的積極用世的價值追求，而書院教育家認為儒家經典恰恰體現了他們的教育目標。如薛瑄認為，儒家經典雖然是形而下的器物，但其中卻承載著形而上的性理，這對學者非常重要。岳麓書院主教張栻認為教授儒家經典能夠使生徒得到對道德、倫理的認識，“所謂講學者……本之六經以發其蘊，……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并且，書院教育家認為儒家經典還蘊涵著實現內圣外王的教育目標的基本路徑。東林書院的吳桂森曾說：“用世者不明經，以何為經濟?求志者不知經，以何為抱負?”文石書院的林豪也說：“經義不可不明也。士君子窮經，將以致用。必能明其義蘊，斯識見定，理解精，持論有本有末，以之用世，自無難處之事?！比寮医浀洳粌H包含著修身、齊家的道理，還包含著治國平天下的方略。書院的儒生只有“明經”，才能經世致用而“自無難處”。正是有鑒于此，歷代書院在德育課程中尤為重視儒家經典。

其次，以《五經》《四書》為主的儒家經典還是科舉考試的基本內容之一。學而優則仕，對于無論官學還是書院的讀書人來說，都具有相當吸引力，因此，隨著科舉制度逐漸成為歷代政府選拔官員基本途徑，儒家經典成為科舉考試的基本內容，歷代書院都十分重視儒家經典。如岳麓書院的李文火召就告誡生徒：“今之舉業，各有專經?！庇裉稌阂裁鞔_教育生徒“方今鄉會兩闈，二場專用經藝，歲科兩試，次藝即用經文”。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由于科舉取士的緣故，儒家經典在書院師生的心目中地位非同一般。所以許多書院認為，“學者或專一經，或兼習五經，此為場屋舉業言也”。雖然書院教育家在創辦書院的時候發表過許多批判科舉的言論，如朱熹說“今科舉之弊極矣”，然而書院反對的是把書院變為聲利之場，是為科舉而科舉的教育，而不是科舉制度本身，如王陽明在《與辰中諸生》中說：“舉業不患防功，惟患奪志。”陸九淵也說：“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在書院教育家看來，朝廷的官員大都是通過科舉仕進的，“士不由此無進身之階，倘必株守窮檐，是終無事君之日也”。所以，書院培養的儒生只能通過科舉之路來實現自己的宏圖偉志。如果不學習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也就無法科舉仕進，只能“株守窮檐，是終無事君之日”，其最終結果只能是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而已。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只能成為空中樓閣。所以，書院把以四書五經為主的儒家經典作為教學課程的主體也在情理之中了。三、史學是書院德育課程體系的補充

書院教育家雖然認為儒家經典能“宣講教化，敦勵風俗”，實現“道明德立”，但單純依靠經典也是不夠完備的，還需要史學典籍的輔助作用。畢竟史學典籍與儒家經典有著絲縷難決的“親緣”關系，即“古有史而無經。尚書、春秋，今之經，昔之史也”。

國學大師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指出“《六經》皆史”，認為古無經史之分，然而此觀點并非章學誠所首創，古代許多學者，如王通、劉知幾、王守仁、胡應麟、錢謙益、顧炎武等，早在章氏之前間接或直接提出過類似的說法。如著名的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中視《尚書》和《春秋》二經為史書體例，并把它們與《史記》和《漢書》相提并論。明代著名理學家王陽明提出：“六經皆只是史，史所以明善惡、示訓誡。善可以為訓者，時存其真以示法；惡可以為誡者，存其誡而削其事以杜奸。”李贄在《經史相為表里》中記載：“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為穢史，何以垂戒鑒乎?經而不史，則為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實乎?”從這些材料可以看出，無論是從學術思想史的角度認為古代有史元經或者史出于六經，還是從二者的地位作用的角度主張經載道、史言事，二者不可偏廢，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即應當在一定意義上把先王之政典視為“無經史之別”。實際上，古代書院教育家十分清晰地認識到了經、史這種相互依存、不可割裂的關系。他們在對生徒進行品德教育的過程中，不但注意在圣賢之經典文字中尋求修身治國的良策，還進一步援史入經，把歷史典籍作為一面鏡子，鑒于往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以求有助于進德和有資于平天下。因此在書院品德教育的過程中，一個貫穿始終的理念是，明經義必須與學史相結合，這樣才能相得益彰。文石書院的胡建偉就曾明確指出：“經，經也；史，緯也。學者必讀經，然后可以考圣賢之成法，則亦未有不讀史而后可以知人論世者也。”

鑒于此，許多書院把史學作為品德教育的重要內容，把史學作為書院德育課程體系的重要補充。如鐘山書院認為紀事體的《史記》、編年體的《通鑒》、朱子的《綱目》、表志之學的《三通》等“皆史學之科律”。河南正義書院也設立史學課程，并且為支持史學，書院藏書樓收藏史書298本。西湖書院刻史書如《新唐書》、《東漢書》、《西漢書》、《三國志》、《南齊書》、《北齊書》等。文石書院開設“三史”之課程。所謂“三史之學，若馬、班之書是也；一日編年，若《通鑒綱目》是也；一日記事，若谷應泰《明史記事本末》是也。其它三通、地志等書，皆史家之支流，涉獵焉習也”。白鹿洞書院則學習《春秋》、《史記》、《漢書》等。從這些史例中可以看出，雖然以四書五經為核心的經學是德育課程的主體，但是史學也被歷代書院作為課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儒家經典的有益補充。

書院教育家教育生徒不能只專注于心性道德修養，而忽略對經世致用的才能的培養，“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濟蒼生，方是圣賢”。他們告誡生徒能夠斡旋乾坤，造福天下百姓才是德性的真正體現，否則所謂德性便是虛妄不實的空談。因此，他們認為德育課程不能僅局限于傳統的倫常道德原則與規范，凡一切能夠培養“實才實德之士”的“真學”、“實學”都可以成為德育課程，而致君澤民、利濟天下的“實德”，就存在于“牢籠古今，冥搜百代”的史書中?！敖浭乐畷瑵冎?，實莫備于史”，“讀史者，驗古今治亂興亡得失之故，以長一己之材識，以擴一己之心胸”。在書院教育家看來，研究歷史，應當本著經世濟民的原則，吸收經驗總結教訓。以史為鑒，可以知古今興亂之得失?！暗闷湟欢炀恐?，于古今治亂之故，無不了解然胸臆間。上之開物成務，足以定大事，決不疑。下之擷華采英，足以宏著作”。學習史學，既可以于古今治亂中探求“定大事”之理，又可以開闊眼界，舉筆為文“一定精彩”，所以歷代書院都把史學作為德育課程也不難理解了。

然而同經書一樣，史書數目眾多，“浩如煙海，學者獨不能通觀……當先擇取精要，用力研尋，既省泛濫之病，亦收精熟之功”。對所有史書遍觀縱覽是相當困難的，如果只是追逐于講授史書之數目以作閑談之資以嘩眾取寵，顯然無法“擇取精要”，也有失書院教育之本意。故書院一般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各有側重地設置一定的史學課程，如福建鰲峰書院規定“《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必當熟看……其余歷代各史，視材質功力有余及之可也”。阮元創辦的學海堂更為重視《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呂祖謙主持的麗澤書院更是因為重視史學而著名。呂祖謙要求生徒要學好歷史，力求上下洞然明白。呂氏如此重視歷史，以致招致朱熹批評：“伯恭勸人看《左傳》、遷《史》，今子約(呂祖謙)諸人，抬得司馬遷不知大小?！痹谶@里姑且不論麗澤書院或者其它書院是否真的存在重視史學以至到了過猶不及的程度，但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歷代書院都把史學作為了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歷代書院教育家們不僅把史學作為德育課程體系的有益組成部分，還指出了研讀史書的方法。以麗澤書院大師呂祖謙為例，他明確指出：“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于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可以高，方為有益?！鼻败囍b，后車之師，呂祖謙認為學習歷史并非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從中吸取寶貴的歷史經驗和教訓，追尋為人處世的圣賢之理，尋求治國平天下的方略。呂祖謙還在講授史學時為生徒作出示范，如在講授《史記》中“楊椿戒子孫”的史例時，他得出這樣的一個規律來教育生徒，“前人教子弟，每于微處防之，且如子弟別室私飲食，其罪亦小，所以必責之者，蓋以私心一萌，必爭奪，異時爭奪訴訟皆一飲一食之積”。文石書院強調指出：“每閱一代之史，則設一薄，擇其事之要者，論之精者，字句之典雅者者，自抄一本?；蛴嬕荒晁啠瑩衿滢o尤浹意者隨手摘錄，粘于壁上，以便朝夕熟覽。至于歲終，揭起分類，抄成譯本一本?！痹谧x史書時就“論之精者”作好讀書筆記，這樣便可以“朝夕熟覽”，日積月累，終有所成。東林書院教育家林豪更是明確地教育生徒，這樣研讀歷史的好處有三：“一可知古今之事變，人品之賢否；一可識史家筆法，與義例之異同；一則典雅字句，隨意摘出，可為行文之取資挹注”。雖然就某個書院而言，教育生徒學習歷史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書院對史學的重視是共同的現象。

總之，書院之所以能夠在培養人才，提高生徒道德修養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與它設置了比較有針對性的教學課程是分不開的。書院以儒家經典課程為主體，以史學課程為補充，對生徒進行德育教學，既實現了提高生徒道德修養的教育目標，又堅持了經世治用、致君澤民的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