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門外斷想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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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紀錄片的認識和興趣，始于魯迅先生的教誨。青少年求學時，讀魯迅日記，便記得其中有關于先生對電影紀錄片的議論。大意是說：每有暇，攜廣平，乘車直奔電影院，看的是非洲紀實之類的紀錄片，因為此生恐去不得那地方，只可望從銀幕上了解些那里的實情。可見，在魯迅看來，紀錄片乃是他拓展知識視野和增長人生智慧的重要窗口。偉人如此，況我輩乎！人生有限，銀幕無限，現代科學技術的成果足令人生拓展了有限的時空，千里眼和順風耳的理想已成現實。如今的影視紀錄片，作為成為“顯學”的影視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承擔著以覆蓋面最廣、影響力最大、滲透性最強的影視傳媒紀錄歷史與現實的神圣使命。正如《中國紀錄片人宣言》所言：“紀錄是紀錄者的生命存在形式。紀錄片的品格即是紀錄者的品格?！敝袊耙暭o錄片工作者擔當的責任是：“記錄我們民族波瀾壯闊的復興歷程；記錄我們國家構建和諧社會的真實軌跡；記錄我們人民奔上小康大道的動人故事?！薄盀闀r代立傳，為歷史存真；傳承文化，連接未來；生命不息，使命不止。”

恩師鐘惦棐先生于上世紀50年代曾在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暫管過短期的編輯工作，當新影廠30周年誕辰時，他發表《審時》一文，找來重溫，仍啟人心智。他指出：“表面的紀錄，只能是紀錄的表面具有動人的性質”，而“和平建設表明生活進入常態，因此表面的紀錄如果不能突破紀錄的表面，便將在新的歷史時期減弱它昔日的力度。”此言極是。他要求紀錄片必須從“所處的時代要求尋找答案”，“成為這個新的社會體制的觸角，并且用新的電影語言和新的電影方法”去突破“事務的表面”。他呼吁紀錄片創作者學會“審時”，“審時而后度勢”，“審時是對客觀的總體認識，度勢是對主客觀條件的估價”。真正從紀錄對象的實際出發，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科學“審時”，確為創作史學品位與美學品位俱佳的優秀紀錄片的首要條件。（引文均見鐘惦棐著《電影策》第182、183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當今世界，人類在反思歷史時，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的大思想家、哲學家、美學家，都共同認識到：如果說，工業革命在推動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自然生態環境某種程度的破壞——自然資源的失度與過度開發破壞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那么，信息革命就在推動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同時，留下了人文生態環境某種程度的破壞——人文精神和倫理道德水準的滑坡。面對人類自然生態環境和人文生態環境的嚴峻現狀，曾榮獲諾貝爾獎的數十位大科學家幾年前云集巴黎，共商對策，在著名的《巴黎宣言》中呼吁：為了人類美好的未來，21世紀人們應當回到2500年前東方的孔子那里去討教！可見，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自身等關系的和諧哲學，作為人類寶貴的思想資源，魅力依存。在這方面，紀錄片大有獨特的用武之地。紀錄片之所以分出“政論類”、“自然類”與“人文類”這樣重要的類別，實乃創作趨勢和內在規律使然。

人類在和平、發展這兩大共同主題下，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競爭，說到底，是攸關人的素質的文化力的競爭。文化力作為綜合國力的根本標志，極為緊要?？疾靽?，時下影視文化在相當程度上對書籍文化的擠壓，已是不爭的事實。但迄今為止，人類文明的精華，恐怕主要還不是集中體現在銀幕上，而是體現在圖書館里經過歷史篩選和確認的古今中外的經典書籍文化里。當然，盛世文化理應最具包容性。當代影視文化，大抵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消費性的，一類是積累性的。前者重在時尚與流行，追求娛樂快感；后者重在傳承與創新，追求智性美感。兩者都需要，理應互補生輝，但切不可厚此薄彼，甚至是此非彼。前者發展健康，不僅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樣化精神需求，而且還可以進入健康文化乃至先進文化行列，后者則理應成為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我以為，紀錄片應歸入后者。影視文化不僅應在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樣化的娛樂需求上多作貢獻，而且更應在著意提升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質上狠下工夫。惟其如此，影視文化的生命與價值，集中體現在思想內涵與文化意蘊上。紀錄片在這方面的優勢，顯而易見。毋庸諱言，我們對影視紀錄片的投入，卻遠遠少于對影視娛樂時尚節目的投入，我們對時尚與流行的寬容乃至放縱，卻又遠甚于對思想文化品位的追求。須知，過度追求視聽感官的刺激感，往往會同時消解理性思維能力和精神反思的痛感，兩者是成反比的。這對于民族的創新能力和建設創新型國家，都弊多利少。因此，呼吁全社會關心和支持注重思想文化品位的紀錄片的創作及其理論建設，實在是當務之急的明智之舉。

文化者，人類獨有的一種生存方式以“化成天下”也；藝術者，人類獨有的一種審美方式以把握世界也。從根本上說，文化的宗旨是“化”人——把人的綜合素質“化”高；藝術的宗旨是“養”心——把人的精神境界“養”高。被文化巨匠魯迅先生特別青睞的紀錄片，既是現代化的一種視聽文化，又與以審美方式把握世界的藝術密切相關，因為優秀的紀錄片往往是以紀實思維為主而兼容審美思維。譬如影片《鄧小平》中，那條江西工廠勞動改造的山間小路，經銀幕上的審美化藝術呈現，讓人聯想到接通至后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康莊大道。這，不正是紀實思維與審美思維互補生輝的最佳結果嗎！至于《圓明園》里，兩種思維相輔相成的使用，更為明顯。所以，紀錄片既需“化”人，更要“養”心。我們理應務求紀錄片把人的綜合素質“化”高，把人的精神境界“養”高，以高素質、高境界的人確保社會經濟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此乃科學發展觀題中應有之意。我們當然不反對紀錄片在“化”人的前提下去“化”錢，這正是我們倡導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即“雙贏”。但我們反對以急功近利地降低人的素質為代價去“化”錢。我們當然也不反對通過“養”眼進而“養”心，這正是我們追求的既好看又耐思。但我們反對迎合市趣、以敗壞人的情趣為代價去“養”眼。因為，人的素質和境界一旦低下，會把一時搞上去的經濟也消費空耗掉。須知，以人為本，乃為高瞻遠矚的正理；以錢為本，只是目光短淺的邪理。紀錄片文化與書籍文化互補生輝，以視聽語言在銀幕上記錄歷史與現實，拓展人的知識視野，激活人的思維，提升人的素質和境界，功不可沒，何樂不為！

歸根到底，紀錄片人貴在“文化自覺”。這自然令我想起了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臨終前深刻總結“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人生智慧的至理名言。他說，積百年經驗，知識分子代代相傳的文化接力棒上鐫刻的四個大字是——“文化自覺”。他以16字來詮釋這種可貴的“文化自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就是說，管理文化和建設文化，一是要自覺地繼承發揚本國本民族本地區的優秀文化傳統，珍視資源，突出特色，做到“各美其美”；二是要自覺地借鑒吸納它國它民族它地區的優秀文化成果，開拓視野，為我所用，做到“美人之美”；三是要自覺地立足現實，將前兩者交融、整合，并進而創新，做到“美美與共”；如果是，便能構建和諧世界，實現“天下大同”了，顯然，這種“文化自覺”意識，同樣也是紀錄片人安身立命、走向成功之本。這已為《走進》等一批優秀作品的實踐反復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