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商業化趨勢的現實批判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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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布爾迪厄電視電視觀文化批利

摘要：作為當代重要的文化研究理論家，布爾迪厄的后期著述(關于電視)對電視這種占據現代大眾傳媒主導地位的文化現象進行了深刻的解析。本文從電視的活動空間、符號幕力特點、節目媚俗化、知識分子的自主性等方面予以重點解讀。

一、揭示電視作為符號暴力的生產空間性質

《關于電視》是布爾迪厄的后期著述，成書于1996年。作為當代著名學者，布爾迪厄的研究對象涉及文學、藝術、語言、教育、法律、宗教、體育、傳媒等領域，研究方法更是融合了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哲學等多維的取向，學術成果豐碩。布爾迪厄文化社會理論的基本構架建立于三塊基石之上，即“場域”、“習性”和“資本”，這三塊基石直接承擔起了反思社會科學、觀照人生社會的指南，他的電視觀念同樣在此范圍。論文百事通在布爾迪厄看來，社會科學的真正對象并不是研究單純的個體，而是研究無數個體所構筑的一種“場域”，以及無數場域構筑的一種更大場域的綜合性結構，個體則是“場域”中最活躍、為社會建構的、不斷更新自己的一些要素。布爾迪厄認為，“電視的發展在新聞場并通過新聞場在其他文化場中所產生的影響，無論就其強度，還是就其廣度而言，都是無法相比的。那么，新聞場有哪些主要特征呢?首先，它與文學場或藝術場一樣，也是純文化的特殊邏輯的存在場所，通過記者所造成的相互間的約束和交叉控制，這一邏輯又被強加給記者；其次，新聞場與政治場和經濟場一樣，遠比科學場、藝術場甚至司法場更易受制于市場的裁決，要始終經受著市場的考驗，而這是通過受眾的直接認可或收視率的間接認可來進行的；第三，新聞場很不利于集體的或個人的自主性的確立，它經常利用與文學或哲學等專業場之間的不確定位置來對這些文化場施加影響。

有鑒于此，布爾迪厄認為，電視在當代非但不是一種民主的工具，還帶有壓制民主的強暴性質，甚至對政治生活和民主還有不小的危險?！爱敶幕须娨晸碛幸环N符號暴力，其高收視率和圖像功能遠遠凌駕于文字媒介(如報紙和雜志)之上。以致某個事件或活動如果沒有電視的加人，就不足以引起社會公眾的注意力，并獲得某種回報。其結果是電視構成了對其他媒體的威脅和霸權。電視能夠把一切事件都非政治化，也能夠把一切非政治事件政治化，大眾傳播媒介的基本作用是凸現事物以引起公眾關注，“我們可以稍稍夸張地說，50位機靈的游行者在電視上成功的露面5分鐘，其政治效果不亞于一場50萬人的大游行。”

似乎秉承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和阿而圖塞的主題召喚理論一樣，布爾迪厄認為，電視深人社會的各個層面，無所不在地影響著整個社會，同時，社會也以其國家秩序、政治制度、經濟體制控制和限制著電視的運作發展。從總的社會價值取向看，主流意識形態一般不允許反對現存的社會經濟結構與政治結構的宣傳存在，而且他們還要極力把這種社會結構推銷出去，導致某種自覺的潛規劃。如媒介人通常善于自我審查，這一點似乎成了媒介人的共性，無論法蘭西的電視臺還是BBC或VOA，或者日本的記者協會，無不秉持這一“潛規則”。曾擔任我國央視主持人的著名社會學家鄭也夫，也指出了這一普遍存在的現象：“電視成了第一大眾媒介，在審查上也就首當其沖了。但不好理解與忍耐的是在‘婆婆’還未審查時，大家就‘自我審查’起來。很多好的選題竟然是猜測‘婆婆’不能同意而‘媳婦’把它槍斃了。

結合我國的情況，就我國電視體制改革緩慢沉重的步伐而言，布氏的“電視新聞場”理論不能不說有一定的借鑒價值。但也應當指出，布爾迪厄的電視新聞場理論自有西方獨特的媒介批判語境，在電視媒介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這種政治實踐性的批判尤其富有現實針對性。而反觀今日之中國，由于物質技術條件的薄弱和國民的文化素質狀況，電視媒介無疑還是廣大受眾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學習知識的有效手段和休閑娛樂的普遍工具?？梢哉f，目前中國的電視仍然在發揮著文化啟蒙的功能，將電視視為“反民主的符號暴力”，這種“法蘭克福式的批判”似乎微嫌過早。

二、電視商業化運作導致節目媚俗化

科塞認為，在電臺電視以及多數大眾流行雜志中，終端產品是許多人通力合作的結果，這類產品只能在極少數的情況下留下單一個性的印記。因為在正?；顒拥倪^程中，銷路的要求要優先于其它的考慮。同樣地，布爾迪厄說：“新聞界是一個場，但卻是一個被經濟場通過收視率加以控制的場。通過收視率這一壓力，經濟向電視施加影響。即)收視率從根本上說是媒介市場化的產物，是電視媒介的“他律性”在經濟層面的體現，且無論這種經濟利益是站在媒體一邊，還是站在投資者或廣告商一邊。不僅如此，久而久之，這種“純商業的合法性的制裁”還將導致電視行業的職業眼光和內部循環的同質化，布爾迪厄深刻揭露了這一點。這種同質化的一個突出表現，便是電視人常有一種特殊的眼鏡，要透過這種眼鏡去看世界，他們對某些事物視而不見，對另一些事物則片面夸大。這種選擇有一個確定的目標，那就是追求轟動的、聳人聽聞的東西。于是，各家電視臺紛紛搶新聞、占頭條、制造轟動，以求區別于別的同行和其它電視臺。從表面上看，這可以使不同電視機構之間產生競爭，促進新聞業的多樣化和多元化；但在深的層面卻會導致千篇一律和平庸化?！半娨暡焕诒磉_思想，它必須在‘固有思維’的軌道上運作”，“思想的顛覆性沉淪于老生常談之中。說到底，電視不過是提供了一種消化過的食品和預先形成的想法”，不同的烹調技藝調制的是同樣的新聞，齊放的百花背后掩蓋的是大量的雷同。在商業和資本邏輯的強大支配下，商業性的娛樂文化上升為西方的主流文化，電視為此提供著源源不斷的消費文本。也就是說，商業邏輯將藝術納人商品交換的軌道，從而使藝術喪失了先鋒性和自主性。對此，布爾迪厄給予了直白犀利的抨擊：90年代的電視為了盡可能地招徠最廣大的觀眾，蝎力地迎合并利用公眾的趣味，給群眾提供一些粗俗的產品，典型的有脫口秀、生活片斷、赤裸裸的生活經歷曝光等，用于滿足某種偷窺癖和暴露癖。

雖然布爾迪厄的指摘來自西方語境，但就電視的庸俗化來說，布氏理論對于反思我國的某些電視文化現象仍不乏意義。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繁榮發展電視藝術和產業應處理好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追求收視率”應以電視節目的“精品化”為前提。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上講，文化邏輯與商業邏輯都可以并行不悖，從現實的情況來看，我國目前收視率較高的節目一般也都是制作比較精細的節目，所謂“曲高和寡”之說無疑有貶低觀眾審美能力的嫌疑。并且，我們的電視媒介還具有引領消費需求的文化功能，像馬克思說的：“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既然藝術產品能夠培養出懂得藝術和具有審美能力的大眾，那種“高品位節目收視率低”的說法，不過是某些創作者用來掩蓋其他意圖的一個幌子而已。目前，國內某些電視節目媚俗化并有所擴張的趨勢已引起了人們的不滿，導致電視節目的媚俗化傾向，主要還在于媒介人士疏于自律、急功近利、缺乏責任感和使命感。這種現象應引起社會各層面的高度重視。

三、關于知識分子研究的標本場

就知識分子研究而言，筆者認為西方有三大人物值得關注：卡爾?曼海姆、劉易斯?科塞和布爾迪厄。如前所述，習性、場域和資本是布爾迪厄社會學研究的三個概念和武器，由此概念出發的對于知識分子的研究，也構成了他迥異于其他社會學家的研究特色。在《關于電視》一書中，作者特別以電視這一標本“場域”展開了對知識分子的研究，認為，法律場最容易受到權利的影響，而科學場則距離最遠。然而，在電視無所不及的歷史條件下，傳媒化的經濟力量滲透到純粹的科學領域和藝術領域，進而造成了傳媒與學人或藝術家的“合作”來危及科學和藝術的自主性。對于“自主”的含義，布爾迪厄舉例說：“一個非常自主的場，如數學場，是這樣一個場：在場中，除了與自己競爭的同行，生產者就沒有別的顧客，競爭對手們完全可以取代他們，發現他們所介紹的成果?！比欢诋斍?，“資本”向“自主”提出了挑戰，爭奪“資本”成為藝術和科學喪失自主性的一個重要原因。從自身條件來說，知識分子更多擁有的是文化資本(或象征資本)，他們對文化資本的不斷追逐，也是實現擁有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累積手段，從而使自身的自主性喪失成為可能。電視邀請學者走上屏幕，經過剪輯和整理，結果只能是維護電視而不是批判它，學者則借電視的力量成為明星，產生了與媒體的一種隱秘合作。隨著電視自身的經濟活力和影響力成為媒介焦點，電視還往往以排行榜一類的手法來暗中實施商業化的策略，結果使得作者和記者互惠互利，并排斥打擊了另外一些與電視促銷無緣或抵抗這一商業邏輯的行業。一些人誤以為成功與否取決于傳媒的認可和獲得的知名度，而不是科學界和藝術界自身的評價和檢驗。電視遂開始扮演真理裁判的角色。

毋庸置疑，社會科學理應獨立自主地確立自己的社會需求和作用，所以布爾迪厄認為，“剝奪知識分子用自己的標準評價自己和自己的生產的特權這樣一種傾向”為“最嚴重的危險”。那么，怎樣才能獲得自主性呢?一般來講，在最為自主的生產場域，最引人注目的是生產者建構了他們自己的市場，但生產者只把自己的競爭者作為消費者，因此他“呼吁開創一種新型的參與方式：集體性知識者，從而，知識的生產者們能夠首先通過確立自身作為一個群體的獨立而存在。具體的辦法則是“必須建筑一種象牙塔，人們在塔內互相評判，互相批評，甚至互相斗爭，但相互都知根知底，明明白白；在塔內盡可以對陣，但用的武器應是科學工具、技術和方法?！?/p>

在中國，有關知識分子自主性的討論也是近年來的一大熱門話題。面對各種學術成果、課題申報的壓力，面對媒體的誘惑，不少學者豈止是簡單的“不能自主”，簡直是身不由己，聞風而動。其實，布爾迪厄的自主性問題，是一個從來就在討論而且會繼續討論但誰也給不出結論的兩難問題：知識分子“出世”和“人世”的悖論。社會是普遍聯系的，作為“社會人”的知識分子也必須時刻與周圍發生聯系。知識分子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從象牙塔里的“立法者”變成現身江湖的“闡釋者”。就此而言，布氏理想中的象牙塔，恐怕也只能是難以實現的烏托邦。正如學者謝泳所說：現在的問題不在于學者介不介人電視，而在于怎樣介人電視。當然，布爾迪厄的“自主性理論”，對分析和解決“越界現象”之類的問題無疑也具有相應的參照價值。公務員之家

也許，從事媒體工作的人不愿聽取媒體批評家的意見，甚至打心底里就認為沒必要，偶爾還會回敬一句：你們懂這個行業嗎?作為偏重實用主義的媒界人來說，似乎務實的建設性意見才是他們所真正感興趣的。然而，任何事物沒有批評或是拒絕批評只能導致萎縮的命運，正如科塞所說，沒有知識分子對永恒的往昔形成的陳規陋習或傳統發起挑戰—甚至當他們維護標準或表達新的要求時—我們的文化不久就會成為一種死文化。布爾迪厄的“長處在于他使理論與經驗研究緊密結合的方式。對布爾迪厄來說，理論活動不應當是孤立的實踐；它應當是跟經驗實在的接觸過程中產生的”。作為一名薩特式的法蘭西知識分子，在實踐中反思，利用電視為電視“祛魅”，是切合這位大師身體力行學術實踐和社會實踐的旨趣的。他愿意以更直接的方式行動，發出批評的聲音，利用自己所具有的“象征資本”為無力言說者充當喉舌。對中國的電視理論界而言，我們有必要體悟布爾迪厄那種批判的精神、實踐的態度和深刻的反思意趣，未雨綢繆才是一種真正的“拿來”主義，也是我們閱讀布爾迪厄著作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