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農民工電影探究
時間:2022-01-05 03: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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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農民工題材電影在中國電影的現代化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新時代以來,以農民工社會主體性身份的變化為參照,農民工電影題材中農民工形象經歷了被建構的他者、自我意識覺醒、后現代主義下的自我建構三個階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國農民工在主體性認同中的自我沉淀,也意味著現代性之于人們的解構。
【關鍵詞】農民工;中國農民工電影;主體性
農民工電影,以農民工在城市務工生活為主要題材,生動展示了在社會主義城市化、現代化建設中農民工群體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展現了農民工的真實生存狀態、思想情況與心理歷程。農民工題材電影在中國現代化想象和現實構架理解中始終占據著重要地位,也極具研究意義。本文從農民工備具爭議的身份出發,在主體與客體的視閾中研究被建構的農民工形象,試圖在現代以及后現代語境下對電影中的農民工形象進行具體解析。
一、社會主體中被建構的“他者”形象
自1978年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廣泛開展,中國農業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農業所需的勞動力逐漸趨向飽和,農村中涌現出了大量剩余勞動力。但由于城市企業用工需求有限以及國家人口流動政策的嚴格管制,很多農民只能在農村鄉鎮企業尋求就業機會。因此越來越多的農民開始離開土地進廠務工,總體上形成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就業局面。相應地,影視作品也逐漸開始關注農民工的打工生活。1982年,王心語執導的電影《陳奐生上城》上映,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一部重要的反映農民工生活的影片。作為農民工電影的早期代表,《陳奐生上城》表現出的農民工形象顯然還不夠成熟,人物雖然有進城的經歷,但卻不能說是完整意義上的農民工。影片上映于新時代初期,過往時代影視熱衷表現英雄式人物的影響仍未消散,文藝創作緊跟主流意識形態,對創作對象進行主體召喚和塑造。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爾都塞曾提出“意識形態把個體召喚為主體”的思想,認為響應主流實際上是個體不斷擺脫自我主體,并重構自己形象的表現。農業是立國之本,在強大的主流意識之下陳奐生首先被塑造為享受優惠政策又老實憨厚的新時代農民形象,代表著歷史上為中國現代化發展作出卓越貢獻的農民階級。當工業需要發展的時候,優秀的農民代表又擔負起了采購原料的新使命,因此陳奐生始終處于被召喚的狀態之下。從陳奐生推托大隊長開始,到進城后經歷的每一段被動關系,都是人物個體對社會主體性的反抗,最后陳奐生糊里糊涂地接受了獎金,看似認可了社會主體附加的價值,晚上卻又輾轉反側,這時他原初個體中的啟蒙性才真正被喚醒,開始恢復啟蒙主體的身份。雖然此時的陳奐生沒有解開心中的疑惑,但影片在尾聲的安排上已經預示了以陳奐生為代表的,即將進入城市的農民工的形象正在發生轉變。此外,1984年由張圓和于彥夫指導的《黃山來的姑娘》、滕文驥指導的《海灘》以及1987年由孫周指導的《給咖啡加點糖》等電影均對農民工被建構的“他者”形象有所反映。但這些影片更傾向于表現農民工電影中的女性群體,通過描繪女性農民工群體與現代化城市生活的文化沖突,以及同傳統道德禮法的對抗與妥協,來展現被“他者”構建出社會主體性的女性農民工。在這一階段的農民工電影中,女性農民工群體同時處于被構建與被觀看的雙重處境中,集中體現了人物自我意識與主體身份之間更激烈的矛盾與斗爭。
二、啟蒙主體中農民工自我意識之覺醒
進入90年代以后,隨著現代化建設進程的加快,東部沿海大量企業在國家政策影響下得以快速發展,海量的用工需求吸引了中西部大量農村勞動力離開家鄉趕赴大城市務工,在新人口流動政策下,農民工開始從“離土不離鄉”的務工模式向“離土又離鄉”的模式發展。這一變化也對中國影視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這一時期,創作者一改從前塑造單一農民工道德模范標桿的表現手法,著重從農民工的個體現實描述和群體價值批判等角度出發,從多個方面描述農民工形象的精神特質。文化部在其一年一度的優秀影片評比中將張良執導的《特區打工妹》選為廣播電影電視部1989-1990年優秀影片,該影片上映于1990年,講述了杏子、春花、彩云等農家女離開貧困的家鄉來到深圳特區打工的故事,影片人物塑造豐富,多維展現了特區發展過程中外來務工人員的生活與心理歷程。首先,在人物外部形象方面,未進城之前女孩們都樸素無華,進城之后,姑娘們紛紛互相化妝,穿著時興的衣服出入舞廳,主動向城市人的形象與生活方式靠攏。其中杏子作為主角,從鄉村教師到女工,再到技術學員和服裝廠老板,每經歷一次事件后她的形象就改變一次,最后完成了自身的完美蛻變。這些形象變化是劇中人物依靠自身選擇與努力的結果,主動尋求身份改變,將自我命運緊抓在自己手中是該影片最鮮明,也是區別于前期農民工電影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四喜的命運也與陳奐生完全相反,比起陳奐生的被動,四喜從進城到出城是完全主動的過程,回村的四喜并不是因為沒有能力在城市工作,而是如果留在鞋廠就徹底走上了被城市選擇的路,陳奐生的疑惑在八年后被四喜所解答。這些人物形象的成長代表著自我與社會碰撞的過程,雖然他們進城務工人員的本質并沒有改變,但這個核心是在與“外在的”社會和文化,以及整體環境所營造的對話中逐漸形成與被修正的。此時,社會學意義上的主體性概念將“內在身份”與“話語身份”合二為一,使個體和公共世界發生特殊聯系,在文化社會符號外化的同時也將價值符號內化。最終,在不斷對命運做出選擇后,人物真正的自我變得更加明顯和中心化,整體充滿理性、意識及自我行動能力,并與他們身上的社會主體性一同向前發展。比起之前農民工題材電影中的陳奐生,他們是更快走向啟蒙主體的一代。以上農民工題材電影代表了農民工初入銀屏的形象發展,從陳奐生到打工妹,中國農民工電影中的農民工基本完成了從被構建到自我意識覺醒的跨越,其主體形象也逐漸從社會主體轉變為個人主體。在此之后,銀屏農民工形象越來越多樣化,為下一階段后現代主體的呈現作了鋪墊。
三、后現代主體中的離散與漂浮
后現代主體是現代性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后現代中主體不再是理性與啟蒙的,而是充滿不確定性與偶然性的存在,處于自我符號和他者符號被打破,或者不再區別內外的狀態中。在影視領域,第五代、第六代導演的作品中都有后現代主義的影子,尤以第六代更為突出,其中包括賈樟柯、王小帥、張元、婁燁等人。他們是成長于“后”時代的迷茫青年,注定了要受困于價值失范的迷霧。因此,他們的鏡頭也大多對準游走于城市邊緣的小人物,農民工就這樣成為了后現代電影語境下渺小、漂浮又無比真實的自我存在,賈樟柯電影中的小武,就是后現代主體農民工的典型代表。電影《小武》上映于1998年,講述了山西汾陽縣的農民小武在城市中掙扎生存的故事。電影原名《靳小勇的哥們、胡梅梅的靠山、梁長有的兒子:小武》,意在表明主人公具有多重社會主體身份,這些身份最終歸結為小武個人,同時也揭示出前三個限定詞都是依附他者的符號,與小武的自我符號看似有聯系但實際上十分微弱無力,也終將會一個個失去。由于不能適應社會的飛速變化,以及原生環境的影響和強烈的個性,使得小武的城市生活幾乎相當于流浪,在昔日哥們小勇結婚、愛上歌廳女郎胡梅梅、為愛買金戒指等系列事件的推動之下,小武開始連續作案,同時也上演了一次又一次“盜亦有道”。有觀點認為小武在影片中的形象是一個“前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顯然,農耕社會培養起來的人情與資本時代的金錢法則集中匯聚在了小武身上,使他在被友情、愛情、親情拋棄的情況下又被社會與時代孤立,孤獨與焦慮始終伴隨著他。這是傳統與現代在交接之時帶給人的恐懼,小武看似是不學無術的游散青年,實際上是以“不作為”來拒絕大眾的同化,但又因為被城市生活吸引而不愿回家,只能以一種碎片化的生存形式夾在城鄉之間,以謀求心靈安慰。這也是賈樟柯常用的碎片化描寫方式,作為后現代主義解構現實的最典型手法,在《站臺》、《天注定》、《江湖兒女》等影片中同樣有大量運用。鮑德里亞曾如此定義后現代與碎片的關系——解構了它所有的一切,剩下的全部都是一些支離破碎的東西。人們所能做的只是玩弄這些碎片。玩弄碎片,這就是后現代。在電影《天注定》中這種碎片特征尤其明顯,影片整體上由四個互無關系的故事組成,交叉敘述了四個人的故事,但卻沒有完整表現出他們的一生,僅截取了轉折性的片段作為“天注定”的內容。因此影片中碎片式的人物故事充滿著偶然性,展現給觀眾的只是一些生活現象,而不是人物本身。同時,這四位主人公的形象均來自現實原型,他們的真實故事比電影更加復雜和混亂,在這里,人物、故事與現實三者的關系始終處于離散中。因此,后現代語境下的農民工不再依賴社會主體或啟蒙主體這種具體的存在形式,而是以“此在”作為解構二者的現象學式存在,“農民工”符號的統一性與中心性也不再鮮明,主體就此成為了一種無內涵的幻想。
四、結語
本文主要探討了自新時代起中國農民工電影中農民工形象的主體性變遷問題,新時期以來,現代化的迅速發展使鄉村與城市間的鴻溝越來越深,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對于兩者有著雙重的介入,作為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他們不僅是城鄉關系變化的深刻參與者,同時也見證了國家構建與社會發展的歷程。在更深層的意義上,電影中農民工形象所呈現出的是一種中國人的文化想象。從第四代到第六代導演,在對農民工形象進行書寫時都賦予了其符號化的表達,完成了符號學意義上的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的過渡與轉化,最終將農民工這一具體能指消解在后現代無本質的個體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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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遲順功 單位:四川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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