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霸權主義社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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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霸權主義社會，是從社會權威分配的角度對法治社會作出的別稱。遙望法律霸權主義社會，那是一個法律職業的社會信任已充分建立的社會，是法律人依附于法律規則制作、解釋、運用、學術思考的合理分工體系的時代。法律霸權主義社會對法律職業的社會信任，既是對法律人從事專業活動能力的社會認可，也是對法律人職業道德素質的肯定。

從專業活動能力的角度講，在法律霸權主義社會，立法者、司法人員、行政裁判官員、法學家，已經結束舊社會的社會分工混亂現象，專業精英各就其位，不具資質的社會人士從法律職業機構退場完畢。沒有法律專業教育背景、法律從業資格的人員，不再尋求法律職場中的工作機會――因為非專業人員去從事法律職業，已經成為社會哄笑事件；任何杜撰、偽造法律專業教育背景、法律從業資格，企圖鵲巢鳩占的行為，成為了社會丑聞。法律霸權主義社會的社會群體，已經建立起關于社會職業的基本倫理。

從法律職業道德的角度講，在法律霸權主義社會，無論是法律機構，還是社會公眾，對聘任和委托從事法律勞務的法律職業者的履約誠信不再懷疑，法學家也基本上不以故意言說學術偽詞為業。雖然法律人在解決社會糾紛方面的工作效率仍然參差不齊，但是，已經基本上排除了故意損害服務對象利益的現象。堅守法律人的社會信用，不僅僅是一種法律人的外在要求，而是一種內在信仰，成為主觀上的義務。

法律職業社會信任的建立，厘清了政治和法律之間的關系――政治歸政治，法律歸法律，它們有了不同的活動場域。調節公眾利益的政治，已經不再強行涉足法律規范場域；政治理性、法律理性和社會理性三者并行不悖，共同完成對社會有效治理。在新社會的場景下，獨立的法律機構發揮社會糾紛處理器的作用，形成一種新的社會整合機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社會清道夫效用。舊社會用政治權力解決的社會糾紛與沖突，進入了法律處理機制，遍布于世的“社會糾紛法律處理器”的有機、高效的運轉，克服了社會公理短缺、侵權發酵和治術瘟疫蔓延的舊社會弊端。嚴復先生曾癡迷的西洋法庭公正，出現在神州的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為華人社會的和平與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社會整合效益。法律制度如同資本生息一樣，開始自為地產出制度的正面效益。

在法律霸權主義社會，官僚政治型法，被替代為專業自治型法。行政管制社會權利的治理模型下，著力于社會強制的官僚政治型法，由于社會分工的重構，淡出歷史；行政官和法律裁判同一的角色被拆解，社會維權救濟的訴求對象，從政府轉移至國家法庭；行政官的角色職能發生深度變化，他們不再是單純的社會支配者，不再是“中國式的青天老爺”，而是控制社會安全、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新式角色，某種意義上講，是社會的服務人員。在法律霸權主義社會，行政官也不再從事涉及公民私權利管制的立法活動，立法由社會合意機構即議會操作――因為法律規則具備了社會公共合意品質，法律成為公認的生活規則，有了普遍承認的法律內在效力。

法律霸權主義社會，也厘清了法律和道德之間的關系。法律霸權主義社會的法律，是體現具體法律規范作用的具體規則，“道德”也不再是一個大詞，而是具體社會主體具體行為的評鑒標準；公德、私德、職業道德互相分立，不再是舊社會的那鍋無法享用的、發餿的道德八寶粥。自由成為善的標準，強迫成為惡的象征，合意交往成為社會美德。儒家“克己復禮”的重要思想在人們修身養性方面，對自由主義和合意主義道德觀發揮些微補充調節作用；沒有人再相信“君君臣臣”、“三從四德”那些舊社會的秩序規范理論。涉及秩序關系的傳統倫理遺產，和漢墓考古發現的古狗糞跡，放在了一起。特權階層迷惑下層人民的虛偽的道德高調，被公權力的最低道德標準，即約束公權的憲法和法律規范替代，憲政成為政治美德。法律保障個體自由和群體合意，社會強迫和暴力支付法律代價，自由、合意的的交往行為，不僅是法律上正義的行為，在道德上也逐漸得以解放。

法律霸權主義社會，不一定是法學霸權社會。在“權力

在法律霸權主義社會，法律人整體上成為社會尊敬的群體；擔當法律職業角色，成為一種人生榮耀；為蠅頭小利出賣法律公正，已經被自認和公認為不智的勾當。法律人充任為社會服務的法律職業，被宗教界友人視為是前世功德和現世福報.舊社會中褻瀆法律公正的法律人，已經被斷定永遠不可能再轉世為新社會的法律人――他們的幽靈，在地獄和惡魔道場中飄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