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企業跨國技術分析論文
時間:2022-08-03 1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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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國技術聯盟正成為我國企業“走出去”技術尋求戰略的一種新趨勢。跨國技術聯盟的迅速發展是經濟全球化給企業創新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技術本身發展的綜合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促進結果。此外,激烈的全球商業競爭和東道國政府的鼓勵政策也是技術聯盟發展的重要催化因素。深入研究發現,技術聯盟能使企業產生創新的外部規模經濟效應、安置基地效應、網絡學習效應和社會資本促進效應?;谝陨?a href="http://www.trq119.com/lunwen/guanlilunwen/qiyeguanlilunwen/200908/242754.html" target="_blank">分析,我國企業在進行跨國技術聯盟時,首先應充分認識和明確技術聯盟創新的戰略意圖,然后通過跨國技術聯盟網絡與創新學習機制的建立,以及良好社會資本的培養來有效實施這一戰略路徑的構想。
【關鍵詞]跨國技術聯盟;促進因素;創新效應
一、引言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實施“走出去”戰略是對外開放新階段的重大舉措,我國需“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拓寬發展空間,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
開拓國外市場、獲取國外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尋求國外先進的技術,是我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三大主要動因。其中“技術尋求”近年來已成為我國經濟和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重要趨勢。因為從宏觀經濟層面來看,“走出去”技術尋求戰略是轉變我國高投入、高能耗、重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模式的重要途徑;從產業層面來看,“走出去”技術尋求戰略是改善和提升我國產業結構的有效途徑,它能有效促使新產業的形成,影響現有產業的發展態勢和產業的更替,促進產業間的融合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從微觀經濟層面來看,“走出去”技術尋求戰略是提高我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以營造國際競爭優勢的必經之途,它使企業融入世界技術研究與發展的前沿領域,零距離地學習、積累和提升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以構筑持久的國際競爭優勢。
我國企業“走出去”技術尋求戰略主要表現為三種模式:跨國綠地投資模式、跨國并購模式以及跨國技術聯盟模式。其中,跨國技術聯盟模式是指企業走出去與發達國家企業共同投資建立聯合的R&D機構,或在優勢互補和利益共享的機制上來對相關技術項目進行合作開發。例如,海爾公司以項目牽頭,與國際知名大公司、科研機構、大學進行合作研究,成立了48個聯合研究中心;同時,還在歐盟和日本設有6個聯合開發研究所,從而來保持公司技術的國際領先性。技術聯盟模式在技術尋求上具有獨特優勢,正成為我國企業“走出去”技術尋求的重要戰略趨勢。本文主要對我國企業跨國技術聯盟發展的促進因素進行分析,深入探討了跨國技術聯盟的創新效應,在此分析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企業跨國技術聯盟戰略實施的相關建議。
二、跨國技術聯盟戰略發展的促進因素
1.經濟全球化給企業的創新提出了新要求
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一個最顯著特征。從統計數據來看,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近5年都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速,2005年達到14221.2億美元;同年,我國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達到724億美元,僅次于英國和美國;2002—2005年的4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年均增速達到65.6%。我國經濟正加速融入世界經濟,而經濟的全球化給企業的創新帶來了新的要求:(1)經濟全球化對資本與知識密集型行業,尤其是那些依賴于新興且快速變革的現代技術行業的影響頗深,因為創新和對競爭者的創新迅速做出反應已成為企業在這些行業中生存的關鍵所在;(2)經濟全球化促使企業面對更多的不同消費模式和特性的市場,因此,要求企業重新考慮和設計自己的創新模式,以更加有效地利用當地的市場和技術知識;(3)經濟全球化也使得相關的企業在技術上對行業間的相互依賴程度加大,以致出現相當的跨行業經濟體,像小汽車生產行業,就需要融合許多跨學科知識、跨行業技術,如新材料技術、遠程通訊技術、半導體開發技術等,而技術聯盟在一定程度上正迎合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創新的新要求。
2.技術本身發展的綜合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促進了技術聯盟的發展
當今,技術發展的一個特征是綜合性和復雜性,這使得企業創新越來越需要融合多個學科、多種技術、多種知識,許多創新的實現對單個企業的承擔能力變得越來越不現實。同時,技術創新結果也越來越呈現出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既有技術的不確定性,也有市場的不確定性,它使得企業承受巨大的創新風險。如在第三代移動技術(3G)的創新中,其技術的綜合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使得任何一家公司都無法獨自進行創新。因此,在我國TD—SCDMA技術的開發過程中就形成了一個由國內外眾多跨國公司廣泛參與的技術聯盟。復雜、綜合的高技術領域(不確定性)的企業比其他領域的企業會更多地尋求R&D合作(吳文華、曹明,2002)。
3.激烈的商業競爭促進企業進行技術聯盟
我國企業在全球化的競爭中面臨著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企業認識到“不創新就是等死”,技術創新成為眾多企業去贏得全球競爭的不二法則;但同時創新的高風險和高成本又讓企業處于“創新是去找死”的矛盾境地。技術聯盟在一定程度上是解決這一矛盾的有效途徑,許多優秀的跨國企業就很好地掌握了技術聯盟的精要。例如,摩托羅拉的“銥星計劃”,廣泛的技術聯盟使其降低了項目最終失敗的高額成本。同時,技術聯盟也是調緩競爭的有效手段,因為一個聯盟的增加往往就是一個競爭對手的消失。并且,對于一些創新,技術聯盟已成為創新競爭不可或缺的因素,如系統創新,其創新競爭的實質是價值網強度的競爭,其競爭不是單兵作戰,而是集團戰(謝偉,2006)。因此,可以看到,在3G的創新競爭中,其實質是WCDMA、CDM2000和TD—SCDMA三大集團陣營的競爭。
4.東道國政府政策對技術聯盟的推動
東道國對技術聯盟的促進可以表現在“推”和“拉”兩個方面。例如,一些發達國家對進口產品的技術往往會設置高標準要求,如能耗水平、環境污染等諸多方面,這些標準通常成為企業創新產品和技術進入發達國家市場的門檻或關卡,而企業要降低產品或技術創新不被東道國認可的風險,途徑之一就是到東道國去研發,或與東道國企業和相關機構進行技術聯盟,共同創新。此外,許多國家在國外直接投資的政策制定中也體現出促進技術聯盟的一種政策導向,這些政策既有諸如稅收優惠、經濟資助等極富吸引力的鼓勵政策,也有規定雙方企業必須有技術合作的強制性投資要求,其目的主要是想通過技術聯盟學習和轉移他國企業的先進技術,從而實現本國產業的技術升級。
三、跨國技術聯盟戰略的創新效應分析
跨國技術聯盟的發展具有復雜的環境背景因素,同時技術聯盟作為一種創新的組織安排,在創新上還具有其獨有的優勢效應。
1.創新的外部規模經濟效應
規模經濟的內涵是指企業隨著產量的增長即生產規模的擴大,其產品的單位成本相應下降。規模經濟效應傳統上一般適用于對企業生產的經濟分析。在對不同規模企業的創新表現進行分析時,同樣能發現創新的規模經濟效應,即單個企業的創新產出會隨著創新投入的增加而遞增,直到達到一個均衡的產出。如圖1所示,隨著創新投入I的不斷增加,創新產出Q不斷增長,當創新投入達到I1時,企業創新達到最大產出Q1,并趨于穩定。這是企業創新的“內部規模經濟”,其原因在于企業大型創新設備的購置和綜合利用、優秀人才的聚集、知識的積累,等等因素。但是,這種“內部規模經濟”存在增長極限,突破這種極限的一個選擇就是通過技術聯盟來實現“創新的外部規模經濟”增長。如圖中的IQ曲線向IQ’的移動,即通過與外部企業和組織的協同創新,來充分利用外部的資源、知識、技術以及互動學習,以突破創新的極限(Q1向Q2點的移動),實現創新的外部規模經濟效應。
2.創新的安置基地效應
創新的外部規模經濟效應是一種“供方”的規模效應,同樣,創新還存在“需方”的規模效應。自Utterback提出了“A—u創新模型”以來,人們認識到“主導設計”的形成是創新成敗的分水嶺。在創新主導設計的競爭中,即使是在技術上遜色于競爭對手,但企業如果能吸引更多的消費者,擁有龐大的用戶基礎,便同樣可以擊敗競爭對手,使自己的創新成為主導設計,這是創新的安置基地(installedbase)效應。技術聯盟能創造這種安置基地效應,因為技術聯盟使企業能迅速地構建聯盟各方的消費者規模,形成優勢的安置基地。例如,日本JVC公司的VHS系統(家用錄像系統)戰勝索尼公司的Betamax系統而成為市場主導設計的原因之一,是JVC在日本、歐洲和美國先后建立了廣泛的技術聯盟,而索尼則采取獨行俠的策略,結果是:盡管VHS系統在技術上不如Betamax系統,但依舊成功地成為主導設計而得以流行(Utterback,1994)。
3.創新的網絡學習效應
人們對企業創新學習模式的認識在不斷地深入。傳統上認為創新是一種線性模式,即技術創新過程一般遵循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設計→中試→制造→市場銷售→技術擴散的一個線性過程;而一些學者認為創新活動應該是一種動態的學習過程,創新的學習趨勢是循環的而非因果關系的(Feldman,1994)。隨著人們認識的深化,創新的學習不僅是局限在企業內部,它會同時在企業外部更加廣泛的情境內發生。例如,對于跨國經營企業,從全球各個區位的當地組織獲取創新所需的知識,并努力在公司內部和外部兩個網絡平臺上實現創新知識的交流、轉移、整合與分享,將能更加有效地促進跨國公司的技術創新,如圖2所示(王輝,2006)。特別是通過跨國技術聯盟形成的外部網絡,它使海外單位能夠在圍繞公司全球戰略的前提下,自主靈活地選擇當地網絡伙伴有效地嵌入到當地企業網絡中,從而為其主動靈活地獲取當地知識提供了組織上的支持(薛求知,2001)。
4.創新的社會資本促進效應
社會資本是基于人與人、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信任和合作基礎上所建立的各種社會關系網絡的總和。Hitt等人(2002)對亞洲跨國公司的實證研究發現,具有良好社會資本的跨國公司在聯盟與網絡中能有效吸引和選擇到具有兼容性和有效性的知識聯盟伙伴,并能更好地管理與網絡中其他企業的關系以獲得成功;在合作中良好的社會資本還有助于雙方的學習和知識的傳遞,同時處理好聯盟中產生的沖突并保護自己的核心資產。創新的社會資本存在不同的層次(陳勁、張方華,2002),但與客戶、供應商、競爭者、科研機構、政府及中介機構等構成了社會資本的主要內容(如圖3所示)。企業在技術聯盟中與外部組織建立良好的社會資本,更有助于實現企業的創新目標。例如,美國GM公司的子公司在中國市場推出新產品Buick車型時,為適應當地市場的要求,在原設計車型的基礎上進行了多達600處的工程改變。如果沒有當地的零部件供應商和銷售商等外部機構所形成的良好社會資本,將很難想象能做到這一點(Zhao,etc,2005)。
四、我國企業實施跨國技術聯盟戰略的建議
在改革開放前,我國經濟是典型的計劃經濟,技術聯盟還只是在國內企業之間發生,且多是政府安排的技術“攻關”之類的合作。改革開放后,受政府政策的鼓勵,也出于企業發展的需要,我國企業開始引進國外的技術,為了能消化吸收引進技術,一些企業開始以合資或合作等形式與國外企業結成技術聯盟。但是,戰略聯盟作為一種有效地協作各方努力程度或專業化互補的有效機制,還沒有引起國內企業界和政策制定者的足夠重視(謝偉,2006)。因此,如何以國際的視野來認識和運用跨國技術聯盟,對我國企業把握未來的全球創新優勢具有重要意義。
1.充分認識和明確技術聯盟創新的戰略意圖
根據前文分析,技術聯盟能給企業帶來許多的創新效應,我國企業在制定跨國技術聯盟戰略時,從創新戰略意圖上可以考慮:(1)實現創新風險與成本分擔,獲取創新的外部規模經濟。我國企業可以通過跨國技術聯盟來分攤耗資巨大的創新研發成本,充分地利用各聯盟方的技術、設備和實驗室,減少對固定資產與研究人員的投入,節約研發費用;同時,還可通過技術聯盟來有效發揮各方的技術專業化分工優勢,提高技術創新效率,實現創新的外部規模經濟效應。(2)參與世界技術創新標準的建立。我國的企業應積極參與到世界技術標準制定的規則中去,在日趨全球一體化的市場中,與技術能力強大的跨國公司建立技術聯盟,將有助于我國企業推廣和參與建立技術標準。(3)獲取創新的知識和技能?!耙M→消化吸收→二次創新”曾作為我國企業創新超越的重要模式,但這種模式已被認識到存在許多陷阱和不足,而通過技術聯盟的創新模式,能更快速和有效地在“干中學”、“學中干”來了解和掌握國外企業最新的創新知識和技能。
2.建立創新的跨國技術聯盟網絡
從個體學習到組織學習,從組織學習到網絡(組織間)學習是未來創新學習的演進趨勢。要實現創新的網絡學習,首先需要企業建立起高質量的創新網絡結構,高質量網絡的建立應注意:(1)選擇恰當的聯盟伙伴。聯盟伙伴的建立要基于比較優勢,且雙方的資源和能力能適合對方的相互學習。就我國企業創新的實力和水平來看,可以多關注國外的一些中小跨國企業。(2)設計和選擇恰當的聯盟治理結構。不同的治理結構對聯盟伙伴的約束與要求不一樣,其恰當與否直接影響聯盟伙伴之間的關系。中國企業由于缺乏跨國技術聯盟的經驗,以及受計劃經濟的政企不分、權責不明等弊病的影響,治理結構意識和設計能力較弱。因此,短期內可以多利用外部相關咨詢機構的專業化服務。
3.制定可行的技術聯盟創新學習機制
我國企業可以借鑒日本一些通過技術聯盟學習美國技術的經驗,并且要克服只注重短期效益的毛病,以學習和積累創新的知識和技能為主要目標。在技術聯盟的創新學習過程中會存在客觀和主觀方面的障礙,例如:知識的顯性和隱性特征(客觀)、聯盟方積極或消極的學習態度(主觀)以及聯盟雙方的知識學習能力。這些障礙可以通過學習機制的建立來克服,如知識隱性的障礙可以通過隱性知識的顯性化機制、隱性知識的共享機制、文化驅動機制,以及現代信息通信技術的應用來克服;知識學習能力的障礙則可以通過知識的吸收能力(Absorptivecapacity)和知識的整合能力(Integrativecapacity)的培養來克服;對于學習的態度則需通過良好社會資本的培養來改善。
4.培養良好的社會資本
良好的社會資本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國企業在社會資本的培養上應進行規劃,因為從長遠的發展趨勢來看,社會資本將是未來企業創新所必須的隱性資源之一。目前,我國企業跨國技術聯盟社會資本的培養可以主要考慮以下要素:建立聯盟伙伴之間的信任;注重企業跨文化的融合;確立共同的愿景,杜絕聯盟中的短期行為。其中,聯盟共同愿景的建立是跨國技術聯盟的新境界,它能用一種清晰、激動人心、催人奮進的方式在聯盟內廣泛地引起雙方情感上的共鳴,使聯盟伙伴的行為協調一致,避免短期利益的產生。建立聯盟的共同愿景需要聯盟各方改變在傳統競爭環境下形成的心智模式,而重建一種謀求合作多贏的心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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