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的引發機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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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相應金融監管而引起金融創新的異化

貨幣是生產與流通環節的重要中介。在古典主義的貨幣理論中，關于“貨幣是否中性”就存在不同意見?！斑@個問題就是貨幣經濟在某些重要的方面與非貨幣的物物交易經濟沒有什么不同:除了貨幣作為一種面紗在‘實際’經濟的運行之外，貨幣經濟和物物交易經濟相同嗎?或者換一種說法，貨幣僅作為經濟機制的潤滑劑在起作用，并沒有改變經濟機制的運行方式嗎?”［4］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已經清楚說明，金融不是一種獨立性的力量。但是，這種力量所昭示的，是一種以資本為基礎的社會性力量的擴張。為此，在金融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關系中，存在著相互性。在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世界各國的金融創新日新月異。但是，一個基本的事實是，金融的創新應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相適應。離開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所謂金融創新，不是金融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功能的體現，而是對金融的誤解，是對金融的濫用，更是對于經濟運行的沖擊。從實質上看，是金融創新的“異化”。例如，在美國，曾經頒布的《1980年銀行法》規定取消存款利率的最高限額，允許各種金融機構加強業務交叉和滲透，開放各種金融市場等，其他一些國家的金融業也紛紛效仿。這樣的結果是，在鼓勵金融創新的同時，忽視了對金融的監管。2005年4月，格林斯潘曾經這樣說:“以往資格較差的申請人完全貸不到款，如今，貸款銀行能夠相當有效地判斷各個申請人的相關風險，并適當地對風險進行估價。這樣的改善已導致次級抵押貸款發放量迅速增長。”正如他所說，次級貸款確實增長迅速，這也同時為“次貸危機”種下了隱患。［5］金融學家莫頓•米勒曾經指出:“金融衍生產品為管理幾十年來苦苦困擾著商界的諸多風險提供了‘廉價’的手段”［6］。但是，世界范圍的金融危機也深刻說明，金融衍生品對于金融創新的作用與意義，應該建立在完善的金融監管的基礎上。離開了監管的金融創新，就會枯萎。正如貨幣哲學家西美爾所指出的，“在交換之外，貨幣沒有什么意義可言，……貨幣的雙重本性———它是一種具體的、被衡量的物質實體，它擁有自身的意義取決于把物質性徹底消解于運動與功能之中這一過程———源自于這樣一個事實:貨幣是人與人之間交換活動的物化，是一種純粹功能的具體化”［7］。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脫節放大了問題

虛擬經濟是在虛擬資本基礎上形成與發展起來的一種經濟形式。與產業資本、商業資本相比較，虛擬資本是借貸資本的重要表現形式。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初期，股票、債券都是虛擬資本的代表。相對于物質資本，虛擬資本的發展越來越快。特別是隨著西方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金融創新不斷發展，虛擬資本也飛速發展。恩格斯曾經指出:“運動逐漸加快，慢步轉成快步，工業快步轉成跑步，跑步又轉成工業、信用和投機事業的真正障礙賽馬中的狂奔，最后，經過幾次拼命的跳躍重新陷入崩潰的深淵。如此反復不已”［8］。作為商品買賣的產品形式，虛擬資本盡管可以在買賣中增值，但卻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在經濟運行中，虛擬資本的價值是投入生產中的物質資本的價值。為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虛擬經濟是一種以虛擬資本運用為內容的經濟形式。這種經濟需要虛擬資本的推動，也是對于虛擬資本的衍生。貨幣是一般等價物，充當經濟運行中的媒介的作用。從古代貨幣到現代貨幣，是貨幣的符號化的過程。凱恩斯曾經對于貨幣的符號化進行了深入研究?！柏泿牌跫s的一個特征，是國家或社會不但要強制履行以計算貨幣所締結的契約，而且還決定此種契約之合法的或合乎習慣的在履行時所應交付之物。于是，國家首先就以強制支付相應于契約上所訂的名稱或符號之物的權威而出現。不但如此，國家還有權決定并宣告何物相應于契約上的名稱，而且還有權隨時變更這種宣告……在這時國家又再度出現。這種權力凡是近代國家都是具有的，并且至少在大約四千年以來就具有了。在貨幣進化到這個階段的時候，克拉蒲的票券主義———貨幣是國家創造物的學說———就完全實現了……在今日來說，所有文明國家的貨幣都無可爭論地是一種票券?！保?］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啟示是，貨幣本身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也是人類經濟生活的重要載體。貨幣本身從實體到虛擬的發展歷史，也是人類經濟發展的縮影。但是，人類經濟發展的實踐也說明，“符號化”作為人類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不能離開實體產業“本體”來進行。“符號應該從事物量的積累中而得出這一想法似乎已經顯而易見;實際上，這是人類精神所取得的一項成就，并將會產生驚人的后果。貨幣的創制依賴于此，因此貨幣是以數的形式來表征純粹的量，而不管被衡量價值的對象所有的質如何?！保?0］

自由與風險之間的張力激化了矛盾

追求自身的擴張與自由，是資本的本質屬性。以資本為本位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必然以擴張與發展為核心價值?！耙环N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這種經濟是以嚴格的核算為基礎而理性化的，以富有遠見和小心謹慎來追求它所欲達到的經濟成功，……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完全可以理解為理性主義整體發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從理想主義對于生活基本問題的根本立場中演繹出來?！保?1］但是，自由與風險是并行不悖的。沒有資本的自由，就不能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缺乏對資本運行中必要管理的自由，是一種極端意義上的自由，也是一種毀滅性的自由。在經濟社會發展宏觀調控不力的情況下，這種所謂的“自由”所釋放的，不僅僅是生產力，也包括了對于生產力的破壞性因素。為此，著名學者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提出，現代化進程的特征是，人類預測與防范風險的能力在增強的同時，社會自身的風險也在增強。這就是說，在基于工業化推動下的生產發展而帶來的自由的基礎上，也要注重對于工業化所產生的風險。反思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風險，現代性與非現代性之間的風險，是時展的需要。在現代科學技術的推動下，尤其是生產力日益發展的基礎上，資本日益尋找自身發展的空間與舞臺。市場化、商品化、貨幣化成為經濟世界發展的基本特征。作為資本生產方式基礎的“自由精神”已經滲透到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映射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部面貌。與生產發展相伴隨的，是金融產業的發展。表現在經濟生活中，這一個是“金融深化”的過程。關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機，麥金農認為，在“金融深化”過程中，金融發展體現為金融從“束縛”中解脫出來，逐步走“市場化”的過程。這主要體現為政府對金融體系的指令性工作減少，而對金融體系的指導性工作增強。但是，與資本自身深層次的矛盾相一致，金融自由與金融風險相互制約，如影隨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在《資本主義的缺陷何在?》中，這樣剖析資本主義當前經濟運行中的弊端:“從一開始，資本主義就存在的最大缺陷是:創造性冒險活動不僅給企業家，也給全球經濟的每一個成員帶來了不確定性。冒險活動的波動制造出一種起伏不定的經濟環境。法蘭克•奈特(FrankKnight)在他1921年的著作中對美國的資本主義進行了觀察。他表示，除了一些常規決策，一家企業在做出任何決定時，都面臨現在所稱的‘奈特不確定性(Knightianuncertainty)’。在創新型經濟體中，沒有足夠的先例來幫助你估算這種或那種結果出現的機率。凱恩斯(JohnMaynardKeynes)在1936年強調稱，用于衡量投資價值的許多‘知識’都具有‘不確定性’———因此投資者的信念是脆弱的。”［12］

市場與政府之手的失調助長了危機

市場經濟是以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方式的經濟形態。這是在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通過國家宏觀調控，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實現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經濟運行方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僅要發揮好市場“無形的手”的作用，也要發揮好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從古典主義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也是不斷深化市場與政府關系的過程。托夫勒指出，工業社會造就了人的“分裂”?！安粌H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也受到這種分裂的影響。工業社會把生產者與消費者一劈為二，同時還產生了多重人格。同一個人，作為生產者，他被家庭、學校和老板教育成要節欲，對報酬要滿足，要安分守己，忠誠馴服，講紀律聽指揮，做集體中的螺絲釘。作為消費者，同一個人又被熏陶成多掙錢，永不滿足，講享受，不受約束，成為追求個人自由安逸的人，總之成為與生產者完全不同類型的人?！保?3］這種“分裂”根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張力。在現實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由于自身的盲目性、滯后性，市場機制可能在一定時期、在一些領域存在“失靈”。美國學者列奧•施特勞斯認為，在近代科學指導下，尤其是在市場經濟自發性指引下，經濟社會發展會陷入困境?！拔覀兟涞搅诉@樣的地位:在小事上理智而冷靜，在面對大事時卻像個瘋子在賭博;我們零售的是理智，批發的是瘋狂?！保?4］就其內在方面來看，金融危機傳導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是市場與政府之間的“分裂”。其中的原因，一是政府作為公共管理組織，由于自身的自利性、局限性，政府在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調控中也會出現“失靈”;二是市場與政府之間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沖突。但是，作為經濟運行中的主體性力量代表的市場，與作為宏觀調控性力量的政府，確實是經濟舞臺上的主力。此次金融危機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所訴求的就在于如何協調好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協調好兩者之間的關系，發揮好兩者的作用，在競合的基礎上實現市場與政府的合作，是經濟運行的重要課題。

本文作者：宋一工作單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