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波動外貿影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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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日元過渡到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從那時起到現在，日元兌美元匯率的波動一直是世界各國的貨幣管理當局、國際金融市場投資者、國際貿易從業者和國際經濟學家關注的熱點問題。根據現有的宏觀經濟模型，財政政策主內，貨幣政策主外，匯率變動將直接影響一國對外經濟的平衡，也對國內經濟產生間接的長期影響。本文的目的在于，對日元匯率波動與日本對外貿易實績之間的關系作一個實證分析，以驗證國際貿易理論所闡明的匯率升值抑制出口、增加進口的論斷是否總是成立。驗證的結果是，日元升值并沒有起到抑制出口、增加進口的作用。

一、1973年以來日元匯率走勢

1973年日元開始實行浮動匯率制后，日元兌美元匯率總的來說呈現升值態勢，但中間時常出現較大的反復。1973年初約為1美元=266日元，1978年末急劇升值到1美元=195日元，1980年初貶值到約1美元=250日元，1982年底短暫升值后，又逐漸貶值到1985年初的約1美元=258日元。1985年9月廣場協議和1986年2月盧浮宮協議后，日元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急劇升值了約33%，1987年4月末1美元=140日元。1987年到1995年，日元匯率一直呈現升值的態勢，1995年4月為1美元=79日元，創出了日元兌美元匯率的最高記錄。1995年中期開始，日元匯率由升轉跌，1998年6月跌至1美元=145日元。1999年日元又升值到1美元=102日元，2000年和2001年略微貶值，2003年5月日元匯率為1美元：115日元。

1973年以來，日元匯率總的變動趨勢是震蕩升值。綜合分析，購買力平價、利率、預期等常規因素以及政府政策是決定匯率走勢的重要原因。而在這次日元長期升值過程中，尤其是1985年以來，日元明顯升值過程中，美日兩國的匯率政策是導致日元升值的最重要因素，購買力平價、利率等常規因素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由于美國處于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地位，美日兩個世界上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之間又存在緊密的相互依賴關系，而且日本對美國的依賴更大一些，這樣就使得美國貨幣政策能夠對日元匯率發揮比較大的影響。

二、1973年以來日本對外貿易實績

根據現有的國際貿易理論，日元兌美元匯率的長期大幅度升值，會提高日本商品在國際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的價格，導致對日本商品的需求減少，日本出口增長將會下降。日元升值還會導致外國商品在日本市場的價格下降，日本進口將相應增加。出口下降和進口增長使日本的貿易順差減少，從而可以改善日美兩國之間的嚴重貿易不平衡問題。然而，現實情況并非如此，日本對外貿易發展的實績證明，上述理論所預測的情況沒有出現。1973年至今，日本的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仍然維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進口增長卻不像出口增長得那樣快，這一現象與國際貿易理論所闡明的本幣升值抑制出口、增加進口的基本原理相悖。

1973年至2002年底的30年中，日本的對外貿易增長了10.06倍，大多數年份均為順差，只在兩次石油危機的5年中為逆差（1973、1974、1975、1979和1980年），自1981年以來則均為順差。特別是自廣場協議以來的17年中，所有年份的貿易順差額都在500億美元以上，有6年順差額超過1000億美元。而美國的對外貿易則持續出現逆差，大多數年份的逆差額都超過了1000億美元。30年中，日本的出口增長了10.98倍，在1982、1996、1998、2001和2002年出現過負增長；進口貿易增長了9.16倍，不僅在總體上慢于出口的速度增長，而且在1975、1982、1983、1985、1986、1992、1997、1998、2001和2002年共10年間出現了負增長。另外，根據日本財務省的統計，2003年前4個月日本貿易順差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6%，出口額同比增長4.7%，受國際原油價格上漲的影響，進口同比增加了5.4%.

從出口商品結構來看，1970年日本出口機械儀器占整個出口的比率為46.3%，1990年為75%，1998年為73.6%；化工產品分別占6.4%，5.5%和7.0%；金屬制品分別占19.7%，6.8%和6.3%；紡織品分別占12.5%，2.5%和1.9%.機械、精密儀器等高技術產品主要出口到美國和歐洲；鋼鐵、塑料、機床等主要出口到亞洲新興工業化的國家。從進口商品結構來看，1973年以來，原油等能源占進口總額的比率下降，機械、汽車、服裝等制成品進口增加。日本進口制成品1970年占整個進口的比率為30.3%，1990年提高到50.3%，1998年提高到62.1%；礦物性燃料分別占20.7%，24.2%和15.3%；原材料分別占35.4%，12.1%和7.8%；食品分別占13.6%，13.4和14.8%.

1973年以來，日本對外貿易高速增長的實績和進出口結構的優化表明，日元升值在抑制出口、增加進口方面的作用并不明顯。

三、日元匯率波動與對外貿易變動之間關系的回歸分析

本文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日本貿易振興會的統計資料，選取1973年到2001年的匯率波動數據和對外貿易數據，對匯率波動和對外貿易變動之間的關系作一個回歸分析。

首先，假定匯率變動與貿易差額（出口值減進口值）的變動之間存在線性關系，令日元匯率同上年相比波動的百分比為自變量X，其中升值取正值，貶值取負值；貿易差額同上年相比變動的百分比為因變量Y1，貿易差額增加取正值，減少取負值。則兩者之間關系如下：

Y1=A+BX

根據選取的數據資料，使用最小二乘回歸估計法，可求得下面的回歸方程：

Y1=0.1561+2.0297X

這一結果說明，日元匯率每升值1%，日本對外貿易順差就增長2.0297%；日元每貶值1%，日本對外貿易順差就減少2.0297%.日元匯率升值或貶值同貿易差額的增加或減少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當日元升值時，貿易順差額也增加，日元貶值時，貿易順差額減少，這和國際貿易理論的預測剛好相反。

其次，假定匯率變動和出口增長之間存在線性關系，X不變，Y2代表出口額同上年相比變動的百分比。則使用相同的方法，得到的方程為：Y2=0.0997+0.1329X

這一結果說明，日元每升值或貶值1%，出口就增長或下降0.1329%.日元升值或貶值同出口的增長或下降之間也存在不應出現的正相關關系，即日元升值后，出口本應下降但實際上卻增長了，日元貶值后，出口本應增長但實際上卻下降了，這個結果和國際貿易理論預測的也剛好相反。

最后，假定匯率變動和進口增長之間存在線性關系，X不變，Y3代表出口額同上年相比變動的百分比，得到的方程為：

Y3=-0.1174-1.8374X

這一結果說明，日元每升值或貶值1%，進口就下降或增長1.8374%，日元升值或貶值同進口的增長或下降之間存在反相關關系，即日元升值后，進口本應增長但實際上卻下降了，日元貶值后，進口本應下降但實際上卻增長了，而且進口變動的幅度大于匯率變動的幅度，這個結果和國際貿易理論預測的也剛好相反。

由于上述回歸分析的結論和國際貿易理論的預測相悖，這里已沒有必要對回歸方程的各個變量及總的解釋能力進行檢驗。上述分析的結果表明，1973年以來，日元升值基本沒有起到抑制出口、增加進口的作用。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四、日本對外貿易結構的特殊性和貿易政策的調整

本文認為，日本政府采取的有效應對措施，是日元長期升值條件下日本對外貿易依然保持較快增長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們有必要了解日本政府在促進對外貿易發展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

1.繼續大力推行產業政策以促進出口。從二戰后到70年代，日本經濟處于追趕歐美發達國家階段，與“貿易立國”戰略密不可分的產業政策，是日本經濟追趕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之一。在由外需主導型向內需主導型轉變的過程中，日本沒有放棄一貫實行的產業政策，即使在90年代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的條件下也是如此。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

界、科技界、財界以及經濟學界就日本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前景和出路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并逐步形成了“科技立國”的新戰略。一方面對鋼鐵、有色金屬、造船、石油化學、纖維和造紙等消耗能源較多的產業進行設備更新和產品換代；另一方面將電子、能源、生命科學、新材料、宇宙和海洋開發等作為重點扶持的產業，大力推動這類產業產品的生產和出口，現在看來取得了很大成效。如今，日本在汽車發動機用精密陶瓷、火箭和飛機用碳素纖維、生產用機器人、辦公自動化機器和新材料；生物工程技術產業如醫藥、農業、食品、能源；信息產業產品如游戲軟件、半導體和大規模集成電路以及視聽產品等領域，仍然保持著世界領先地位，出口額也穩步增長。比如，日本多年來一直是生產機器人的最大出口國，日本在這一行業的優勢甚至于超過美國。

2.加速日元國際化，抵消日元升值的不利影響。日元國際化的進程早在60年代就開始了，其主要標志是1964年正式成為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第8條款成員國”，開始承擔日元自由兌換的義務。70年代以后，以美元作為國際中心貨幣地位的危機為主要背景，日元國際化進程得到發展。1978年放寬了對外匯的管制，1980年實行了新的外匯管理條例，1981年修訂《新銀行法》。1984年5月，日本公布了《關于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的現狀與前景》，所謂金融自由化指開放日本國內金融市場和歐洲日元市場并使利率自由化，日元國際化是指在國際交易中廣泛地使用日元，讓日元成為完全可以自由兌換的國際儲備貨幣。此后，為了促進日元國際化，日本政府采取了許多措施，比如擴大對外提供日元貸款、在貿易中更廣泛地使用日元作為結算和支付貨幣、吸收歐洲日元貸款和放寬發行歐洲日元債券條件等。上述措施使日元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比如從1975年到1985年，日元在世界各國官方外匯儲備中所占的比重從0.5%上升到7.6%，日本出口貿易中日元結算比例在1997年達到了36%，這就意味著日本36%的出口貿易不受匯率波動的影響。1998年4月1日，日本實行了新的外匯法和外貿法，公司和個人可以自由在海外日資銀行開設美元賬戶，存儲美元，在國內可以使用美元購物。如今，日元已成為可自由兌換貨幣中比較重要的一種，日元匯率波動對其對外貿易的影響大大減輕。

3.大力發展互補型對外投資。日元升值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開始不斷增加。1970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僅為9億美元，1973年超過了30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1981年達到約90億美元，1984年突破100億美元。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更是急劇增加，1986年到1988年3年時間對外投資累計1028億美元，超過了戰后1951——1985年35年累計對外投資總額的837億美元。1989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為441億美元，超過了美國的368億美元和英國的352億美元，首次躍居世界第一位，2001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累計325億美元（以平均匯率折算）。從投資結構看，日本對外投資主要集中于制造業，投資額最多的電氣、汽車、化學、鋼鐵和有色金屬等行業，占其對外制造業投資的64%.日本對外投資中服務業一直未占據主導地位，主要限于金融保險、商業服務和不動產。從投資地區構成看，日本對外投資主要以發達國家為主，依次為美國、英國、荷蘭、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和法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主要集中在東亞地區，包括中國、印度尼西亞、泰國、香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另外對開曼群島和巴拿馬的投資也比較高。日本對外投資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與對外貿易的互補性強。比如日本向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繞開NAF-TA和EU的貿易壁壘，對東亞國家的投資主要是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換句話說，日本將其一部分出口能力轉移到其他東亞國家，通過利用這些國家廉價的工業用地和勞動力而形成生產能力，再向歐美國家出口。所以，從全球的角度看，日本的出口能力大大超過國際貿易統計的數額。而且，日本對東亞國家的投資主要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為主，使這些國家對日本資本密集性資本品的需求不斷增加，日本出口增長得以保持。

4.推行戰略性進口保護政策。從統計資料看，日本關稅和直接的非關稅壁壘措施并不高于同類發達國家，但日本市場的保護程度卻非常高，主要體現在間接的非關稅壁壘措施和產業政策、商品標準、政府采購等方面。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利用技術性貿易壁壘限制進口。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有關統計，從80年代初期到1994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前，日本向GATT通報的，要實施的技術壁壘數量是508件，同期美國為500件，歐盟國家為226件，澳大利亞為54件。1995年到2001年，日本通報要實施的技術壁壘數量為265件，同期美國為215件，歐盟為191件，澳大利亞為106件。所以，日本是世界上采取技術貿易壁壘最多的國家，這些措施對減少進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保護的領域看，主要集中在農產品、藥品、生物技術產品、紡織品和服裝、皮革等。就農業領域看，日本二戰以來一直對農業采取高保護政策，為此已經與美國發生了數次貿易摩擦，和中國之間的農產品貿易爭端也開始出現。另外，日本還在進口通關手續、政府采購、動植物的檢驗和檢疫及產品標準方面以及服務貿易領域為進口設置了重重障礙。由于日本的戰略性進口貿易保護政策實施已久，美國與其進行了數次談判但收效并不明顯，日本在這方面的經驗是我們應該認真研究和借鑒的。

5.其他原因。

首先，日本對外貿易結構的特殊性。就進口結構來看，日本的進口需求主要取決于生產領域而非消費領域，日本因為資源貧乏而人口眾多，只好選擇了加工貿易立國的發展道路，而且確立了所有的工業品實行國產，進口只限于生產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中間投入品和資本品的基本方針。這種滿足生產需要的進口體系與美國那種滿足最終消費需要的進口體系截然不同，前者主要取決于生產領域的技術構成，而對國內外產品價格的差異缺乏敏感的反應。所以經濟的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并未導致進口規模相應擴大。從出口結構看，日本的出口以工業制成品為主，以穩定的質量和節約能源、環保等非價格因素為主要競爭手段，出口品在國外市場的需求價格彈性不大。

其次，外部原因。日元升值后日本依然保持了對外貿易順差和出口貿易的較快增長，尤其是廣場協議以來日本持續保持高額貿易順差，與美國整個90年代期間的經濟繁榮和東亞經濟的快速增長有關。在美國“新經濟”期間，需求、投資旺盛，對進口品的需求不斷增加，客觀上為日本維持出口穩定增長有利。同時，70年代后期開始，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快速起飛，對進口資本品需求以較快速度增加，這在客觀上也有利于日本產品的出口。

上述分析表明，在非價格競爭越來越成為競爭的最重要形式的國際市場上，價格的變動乃至匯率的變動不會對一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起決定性作用，這一點對我國有重要的啟示。我國現行匯率制度基本是在1994年確定的，當時，人民幣匯率從1美元：5.80元人民幣調整為1美元：8.70元人民幣，在此以后人民幣匯率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目前大體為1美元：8.35元人民幣。加入WTO后的第一年，我國對外貿易仍然增長迅猛。在此情況下，2002年和2003年初，日本和美國政府高官先后放話，認為人民幣應該升值，希望用20世紀80年代美國壓制日本經濟和貿易快速增長的辦法，來遏制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勢頭。然而，人民幣匯率的走勢最終還是要由市場來決定，眼下人民幣升值的條件還不具備。所以，2003年初，中國政府采取了繼續穩定現行人民幣匯率的政策，這對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穩定增長是有利的。但政府和學界也應該對人民幣匯率的長期走勢予以關注，尤其應該借鑒日本對外貿易政策的經驗，做到未雨綢繆，以便盡早采取措施預防可能出現的匯率波動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