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國際政治經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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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國際上以美國日本為代表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越來越高。中國境內甚至出現數百億美元的游資意在趁機謀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國政府官員感到空前的壓力。雖然中國政府已經屢次明確表示在近期內人民幣不會升值，這次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顯示的中國經濟面臨的國際環境的深刻變化卻值得引起國人足夠的重視。去年以來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顯示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已經到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階段。中國在未來的十年里將面臨一系列的來自國際政治經濟的挑戰，其嚴重程度，特別是回應這些挑戰的困難與復雜程度很可能會遠遠超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面臨的與國家安全保障有關的挑戰。隨著中國日益成為世界工廠和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目的地，中國經濟與其它國家經濟的利益沖突必將日益增加。在這個全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里可以想象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在制定本國的匯率政策，金融，財政，貿易，競爭，甚至勞動政策時都會面臨日益增長的國際壓力。這是因為中國經濟已經與世界經濟緊密相連，中國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對他國有重大影響。他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會施加各種壓力以影響中國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中國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強調主權就可以把這些壓力打發走。從現在開始，中國必須開始將自己在未來十年里的國際金融政策做通盤的前瞻性考慮，必須搞清楚本國在人民幣升值，浮動匯率與開放資本賬戶等根本性問題上的基本立場。

是結構性風險還是制度性風險？

最近國內很多關于人民幣升值的文章列舉了升值對中國經濟可能有的負面影響，但是大多數文章側重結構性的影響，關注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以及就業的影響以及人民幣升值導致泡沫經濟的可能性。本文則強調中國面臨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風險。結構的變化有時通過政策的逆轉可以挽回，而制度變化的逆轉將十分困難。從制度的角度來看，人民幣的匯率政策直接影響如何界定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秩序的關系。我認為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遠遠不是人民幣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政治經濟的連鎖反應。這種連鎖反應十分有可能導致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在以金融擴張為特征的現階段全球化的條件下，浮動匯率加上開放資本賬戶將不僅使中國經濟失去支撐其成長的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1]而且還要失去大量的外資。更為嚴重的是一個根本不適應浮動匯率與資本自由流動的國內經濟體制將失去與國際金融風險之間的緩沖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風險日益增加的現行國際經濟環境中。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將受到弗來明—蒙代爾三維悖論的更大困擾。與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視協調輕視監控為特征的中國的經濟管理模式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國際金融環境中很難抵御泡沫經濟的出現。在現有中國社會安全保障體系的條件下，泡沫經濟的破滅很容易導致較大的政治動蕩。因此在討論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向時，不應該頭疼醫頭腳痛醫腳地討論是否升值，而是應該具有前瞻式地將關于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的立場一并考慮。等到升值以后外國人再打上門來要求中國采用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時，恐怕一切都為時太晚了。

全球化與國際金融秩序

中國在未來的十年里將面臨一毓的來自國際政治經濟的挑戰。從制度的角度來看，一國貨幣的匯率反映的是該國經濟制度與國際經濟秩序的相互關系。

在過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國經濟隨著改革與開放已經與國際市場緊緊地聯系在一起。要討論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向，我們必須認清現在的國際金融秩序與全球化的關系。國際經濟秩序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以來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是支撐戰后發達國家經濟成長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的直接后果是發達國家的匯率由固定匯率轉向浮動匯率。浮動匯率的采用又直接導致了發達國家主導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動了戰后經濟全球化過程以生產與貿易的擴張為代表的第一階段向以金融與財政的擴張為代表的第二階段過渡。金融擴張又直接導致了金融危機的出現。簡言之，目前的國際金融秩序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秩序。

在時下關于全球化的討論中，人們經常把經濟的全球化看成是一個結構性過程，一個越來越多的生產要素，如資本，商品，技術，甚至勞動力，跨國流動的過程。論戰雙方更是傾向用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作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測量指標。從這個指標的變化來看，人類歷史已經經歷了兩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發生于1870-1913年。在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已經達到百分之十四。但是這個比率從1914年隨著金本位的崩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開始下降。經歷了1929-1933年期間的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在1953年到達谷底——百分之六，并從此開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達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達到百分之十五。[2]拒絕全球化論點的人們認為如今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時候高出多少。而主張全球化論點的人們則強調，如今的這個比率已經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實，全球化也是一個制度轉型的過程，因為兩次全球化大潮的漲落均伴隨著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換言之，國際經濟秩序的變化在二十世紀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的升降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為止的兩次全球化的大潮實際上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以十九世紀的英國霸權與二十世紀的美國霸權為基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更迭下由擴張走向停滯再到危機然后再周而復始的過程。[3]于1870-1913年期間發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國霸權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種雙邊及多邊貿易關稅協定為重要的制度性基礎。當時的英格蘭銀行通過利率影響國內外黃金的流動。倫敦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的主導地位以及國際上對英鎊與其它貨幣之間通過黃金自由兌換的固定匯率的信心保證了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4]與此同時，1860年英法之間簽訂的考登—雪佛來協定不僅導致了兩國之間的互降關稅，而且還促使法國與其他歐洲國家以及德國關稅同盟簽訂關稅協定。[5]在這樣一種國際金融與貿易體制的支持下，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臺。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開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轉。

1922年主要發達國家達成協議恢復金本位。英國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幾個發達國家包括日本追隨英國但很快以失敗告終。在1931-1945年期間，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國際金融的秩序。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后賠償，以及各強國采取的短識的貿易政策極大地破壞了國際貿易秩序，并導致保護主義的到處橫行。各強國在“生命線理論”的旗幟下大肆爭奪市場與原材料，由此產生的利益沖突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6]結果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鑒于沉痛的歷史教訓，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發達國家在第二次大戰后建立了以布雷頓森林體制為基礎的國際金融秩序和以關稅貿易總協定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秩序。在布雷頓森林體制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員國采用固定匯率。只有當一國國際收支發生嚴重失衡的時侯才能調整匯率。[7]在關稅貿易總協定體制下，每一個會員國必須把在與任何其它國家談判時做出的關于關稅的承諾適用于所有會員國。這一貿易體制也不鼓勵會員國撤銷自己做出的承諾，因為當一國單方面增加關稅時會受到其他會員國的報復。[8]以布雷頓森林體制為基礎的國際金融秩序和以關稅貿易總協定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秩序有力地支撐了以生產與貿易的擴張為代表的戰后全球化的第一階段。

七十年代初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始于布雷頓森林體制在所謂的特里芬悖論的作用下垮臺。特里芬悖論以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布雷頓森林體制中隱藏著一個重要的內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個國際金融體系的關鍵貨幣。美國的盟國在布雷頓森林體制與關稅貿易總協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們的貨幣與美元之間長期偏低的匯率，向美國大舉出口它們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國作為關鍵貨幣國必須維持世界各國對美元的信心，而無法通過調整匯率來減少它的日益增長的對外貿易逆差。美國作為關鍵貨幣國固然享有種種好處。由于美元是各國外匯儲備、交易和政府干預匯率時的工具，它給于美國很大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美國在制定其外交政策與管理本國經濟時也不需要考慮國際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國以美元貶值為手段來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的話，它很快就會被其它國家的將自身貨幣進一步貶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預言除非各國找出其它途徑來解決這個矛盾，否則布雷頓森林體制遲早會垮臺。[9]由于日本堅決反對日元升值，美國總統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的掛鉤。同時使美元貶值并向進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關稅。由此開始了以政府間談判來決定美元與德國馬克以及日元匯率的史密斯索尼安體制。該體制只維持了短短的兩年。從1973年開始，主要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均采用了浮動匯率。

當發達國家紛紛撤銷對資本自由流動的限制后，戰后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就進入以金融與財政的擴張為代表的第二階段。在布雷頓森林體制下，國際貨幣市場的交易基本上是為國際貿易服務的。1973年國際外匯交易額與國際貿易額之比為二比一。當時全球每日外匯交易量（一個資本流動的重要指標）為一百億到二百億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國際外匯交易不再以為國際貿易服務為主要目的，國際外匯貿易本身成為資本攫取巨額利潤的重要途徑。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國際外匯交易額與國際貿易額之比已經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漲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匯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億到二百億美元暴漲到1995年的一萬二千六百億。[10]英國政治經濟學家蘇珊·斯特林芝（SusanStrange）稱這種新型的國際金融秩序為“賭場資本主義”。在這種賭場資本主義經濟中，金融資本可以通過跨國界的流動制造謀利的機會，以金融投機攫取巨額利潤。這就是為什么在過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國際金融市場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為此目的服務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擴張與危機

從制度的角度來看，人民幣的匯率政策直接影響如何界定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秩序的關系。當巨額資本受利潤原則的驅使隨著匯率或利率的變動在各國間流動時，賭場資本主義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機。

米爾斯·卡勒爾（MilesKahler）曾經指出，實際上自從十九世紀以來資本流動一直在發展中的經濟里先制造繁榮再把它們推向崩潰。這幾乎是一條規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經歷了南部錐體地區的危機，發展中國家于1982年經歷了債務危機，墨西哥于1995年，亞洲國家于1997-1998年，俄國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發金融危機。[13]這種金融危機并不只限于發展中國家。危機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簡單。在資本可以跨國之間自由流動的條件下，金融資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國的匯率或利率的急劇變動來創造利潤。當大量的資本同時涌向一國時，該國經濟突然出現大量的需求，這就必然刺激供給的擴大。該國經濟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同樣的道理，當大量的資本同時從一國撤退時，該國經濟的需求突然急劇減少，這就必然導致供給的萎縮。該國經濟必然出現經濟危機。雖然中國目前尚未開放資本賬戶，已經有數百億美元的國際游資受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的影響進入中國。國內的經濟學家已經在發出經濟過熱的警告。不難想象如果中國實現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國家一致要求人民幣升值時將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中國。

不要以為金融危機只在發展中國家出現。事實上，在以金融擴張為標志的戰后全球化的第二階段，發達國家也不能幸免。雖然發達國家的危機與發展中國家的危機表現形式不同，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賭場資本主義在世界經濟的頭號強國美國和第二號強國日本參與制造了現代經濟史上最大的兩個經濟泡沫。

日本的泡沫經濟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已經出現兩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兩次泡沫經濟的出現有幾點共同的特征。第一，在這兩次泡沫中，日本企業都把龐大的資本用于股票市場上的金融投機。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間，日本的企業，包括銀行，生命保險公司，信托銀行，在股票市場上投入了一萬二千億日元。這一年的1月，在東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業的平均投資回報率為百分之十五點四一。到了十二月，這個回報率竄升到百分之二十八點二八，遠遠高于同時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場平均投資回報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東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為四點一四億股。到了1987年，這個數字上升到九點四六億股。在1987年底，東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總值已達三百四十六兆日元，與日本同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相同，比美國股票市場上市股票總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兩個泡沫中，日本企業都卷入瘋狂的土地投機。在1973年，日本企業在房地產投機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東京圈的住宅用土地價格在1973年上漲百分之三十三點三，在1974年又上漲百分之三十四點七。根據1972年5月發表的一項調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間，有九十五人的收入來自房地產投機。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機也成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島國日本的全部土地價值已經高達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為同期美國全部土地價值的二點九倍。[14]中國經濟能夠在他國經濟遭遇困境時不倒，恰恰是因為有一個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保護。

美國的泡沫則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現。商業周刊的首席經濟學家麥克爾·曼德爾（Michael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國股市崩盤前夜出版的即將到來的互聯網蕭條一書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產業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歷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與技術革新相結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經濟發展。19世紀下半葉的鐵路的建設需要巨額的資金。當時美國經濟每年的產出只有130億美元左右。而美國鐵路的總投資就高達100億美元。為了向這樣巨大的項目融資，在紐約誕生了真正意義上的全國股票債券市場，第一批經營債券業務的銀團和第一批現資銀行?，F代的金融市場從全美各地和歐洲各國籌集到鐵路建設需要的巨額資金。二十世紀初汽車制造業的誕生與發展離不開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國生產了3100萬輛汽車。而當時全美國只有3000萬個家庭。美國汽車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費者信貸制度的誕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國不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車，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機，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塵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機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革命與風險投資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過去，經濟學家往往對風險投資不屑一顧。因為在1988年全美的風險投資只有50億美元，而當年全美的研究開發投資總額高達1340億美元。這種局面在九十年代為之——變。到了1999年美國的風險投資已高達480億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國股市的牛市即將結束時，風險投資已經達年平均900億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風險投資已經占美國研究開發經費總額的三分之一。[15]在歷史上現代股票債券市場十分成功地為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如鐵路，電力，供水，煤氣，電話，以及其他大型產業融資。這些產業均有穩定的現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實物資產。相反，銀行與資本市場很難為從事技術革新的小公司融資，因為向這些完全沒有過去經營紀錄的創業公司融資的風險太大而它們成功的幾率又太小。風險投資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為什么風險投資到了九十年代一顯身手呢？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結果。

前邊說過，浮動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機的泛濫。在賭場資本主義的形態中，如何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獲得最大的利潤成為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則。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革命則為實踐這個原則提供了絕好的機會。技術革命意味著相關的技術同時出現。

這些技術的商品化極大地改變人們的生活因而有著極為廣闊的新市場。這種前景使得投資風險成為次要的考慮。同時，技術革命帶來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風險投資不僅取得高回報而且可以比較容易地從它們的投資中脫身。技術革命與金融革命結合的結果是即使經濟成長加速也使經濟危機加深。這就是美國經濟在九十年代為什么空前繁榮而在二十一世紀初經歷了已達四年之久的經濟困境。

全球化的未來與中國的命運

主張中國與國際經濟秩序全面接軌的人們可能樂觀地認為全球化是一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在金融領域采取浮動匯率與開放資本賬戶是中國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表明固定匯率的脆弱性。我們面臨的首要任務是與國際接軌。一國的經濟只有向國際市場全面開放并通過國際競爭的洗禮才能立于不敗之地。況且，中國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經積累了很強的國際競爭力。人民幣已經在數個周邊國家成為事實上的硬通貨。中國也已經建立起強大的外匯儲備。隨著中國向世界工廠的地位邁進，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肯定要進一步上升，早晚要成為世界上的主要貨幣之一。為了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的金融大國之一，人民幣應該盡早向浮動匯率的方向發展。中國也應該盡早開放資本賬戶。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是全球化過程是完全可以逆轉的。事實上，在討論資本主義長程運動的文獻中有兩種周期理論對我們理解全球化的未來走向有重要的啟示。一個是美國社會學家吉瓦尼·阿里奇關于霸權周期的理論。阿里奇指出，從歷史上看，資本主義經濟在每個霸權支撐的國際經濟秩序下均經歷了資本積累的周期。在每個周期里，當經歷了一次主要的生產與貿易的擴張后，過度積累的資本以及國與國之間對流動資本的競爭均導致金融與財政的擴張。而金融與財政的擴張遲早會導致一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全球規模的危機。在這種危機中，舊的霸權與它所支持的國際經濟秩序垮臺，新的霸權與它所支持的國際經濟秩序建立。在資本主義史上，這種周期在荷蘭霸權，英國霸權，以及戰后的美國霸權下均出現過。[16]另一個是卡爾·普蘭尼關于資本主義經濟長程運動推動力的論述。受兩個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動。這兩個力量一個是關于社會保護的努力，一個是關于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紀的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最后導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而保護社會的努力則導致了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以及美國型新經濟秩序（theNewDeal）的興起。[17]普蘭尼的觀點也可以用來分析戰后資本主義的長程運動。從普蘭尼的觀點看來，七十年代初發生的變化具有更為深刻的意義。它代表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長程運動中由保護社會轉向釋放市場力量這一重要的轉折。在這個新自由主義大旗下的保守主義革命中，各國政府紛紛實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緩和法規（deregulation）。這些政策導致了對發達國家的工資與就業的全球性擠壓（slobalsqueeze）?！癧18]結果，經濟不平等日益加劇，各社會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中國政府靠自己人為的政策為中國經濟創造了一個有利的環境。

雖然這兩種觀點側重點不同，但是他們正好構成了我們理解現階段全球化過程對資本主義經濟影響的互為表里的兩個側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資本可以跨國界地自由流動。

另一方面，由于這種流動成為可能，在利潤原則的驅動下，發達國家的工資與就業必然面臨著越來越大的下向壓力。這兩種趨勢日益增強的相互作用必然帶來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動。而經濟結構的變化又必然帶來重大的政治后果。當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之前發達國家的國內政治就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使全球化的過程緩和地逆轉。例如，美國已經有幾個州通過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機會轉移海外。但也可能人們仍然篤信全球化有一個光明的未來，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們推向一個危機的深淵，重復二十世紀前葉的歷史。

我們無法斷言目前發達國家面臨的經濟困境意味著國際經濟秩序已經到了危機的前夜。但我們至少可以說在以金融擴張為特征的戰后全球化的第二階段中國際經濟秩序中的不穩定性日益增加，導致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危機并出現全球化過程自身的逆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這種局面下如果開放資本賬戶與實行浮動匯率等于是將各國在1929-1933年大蕭條后建立起來的防范危機的安全機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機真的到來，中國將深受其害。

也許有人認為中國的國情特殊，1997年許多亞洲國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機，只有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在過去的幾年里，發達國家都遭遇了經濟困境。中國不是也沒事兒嗎？中國經濟能夠在他國經濟遭遇困境時不倒，恰恰是因為有一個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保護。在關于亞洲金融危機的討論中，中國由于沒有開放資本賬戶而幸免于難幾乎是國際上的共識。由于人民幣與美元之間基本固定的匯率，中國的出口在萬馬齊喑時表現優越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實際上，不僅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與全球化緊密相關，而且整個中國的近現代史都離不開全球化兩次大潮的影響。在幾個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關鍵時點，全球化的潮漲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國的走向。中國的近現代史有著明確的與他國歷史經驗的同時代性。始于十九世紀末終于二十世紀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國霸權的支撐下實現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開之前，霸權國英國的觸角就已經通過兩次鴉片戰爭伸到中國。1871-1913年期間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亞洲的表現形式是西方列強打上門來要求通商。包括中國日本在內的亞洲國家面臨的艱巨任務是如何改造遠遠不能適應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國內制度以回應西方國家的挑戰。日本成功地進行了明治維新并加入了帝國主義的陣營。

中國則在數次改革的嘗試中失敗并在幾次反侵略戰爭中成為戰敗國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轉意味著賴以調整西方工業化國家之間經濟利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土崩瓦解。這導致西方列強之間爭奪市場與原料的沖突日益加劇并以戰爭的形式來解決。

這種帝國主義性質的爭奪直接導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當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轉將工業化國家一步步推向大蕭條時，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美國新政式的自由主義成為人類社會回應資本主義制度性危機的三種不同形式。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仍然代表著這三種選擇之一。法西斯主義隨著二戰的結束而成為歷史。在戰后的頭二十年里，其他兩種選擇仍然在互相競爭。這兩種不同的回應全球化逆轉的制度性選擇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現了重大的變化。當資本主義國際經濟秩序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開始出現問題時，社會主義國家也開始了脫計劃經濟的過程。中國在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變化帶來的機會。七十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標志著全球化由以生產與貿易的擴張為代表的第一階段進入以金融與財政的擴張為代表的第二階段。在全球化第二階段中，發達國家先后實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釋放出來的流動資本是中國得以吸引外資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現全球化的逆轉，中國以今天與世界經濟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響。而在那天來臨時，中國是否已經采用浮動匯率和開放了資本賬戶將對所受影響的程度有直接的決定性作用。

結論

在上次資本主義全球化逆轉的過程中，發達國家開始在本國經濟體制中建立各種風險防范機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和英國更是主導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固定匯率與限制資本自由流動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風險。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戰后資本主義全球化開始進入第二階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資本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以各種形式的流動。這種流動固然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機遇。但是與此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風險。浮動匯率與資本跨國自由流動極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機。而這種投機伴隨著巨大的風險。中國到目前為止之所以能夠避免金融危機并維持不斷的經濟成長，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謂的“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存在。換言之，中國政府靠自己人為的政策為中國經濟創造了一個有利的環境。

如果中國在這方面做出重大調整向發達國家的匯率政策看齊則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國際金融環境要發生重大的變化。中國必須準備承擔與浮動匯率和限制資本流動相連的風險。（作者單位：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

注釋：

[1]布雷頓森林體系有兩大特征，一是固定匯率，一是限制資本自由流動。中國至今為止尚未開放資本賬戶。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基本固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在這個沒有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時代靠自己的政策仍然再現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兩大特征。因此，我稱之為“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國內目前關于人民幣匯率的官方定義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

這個定義很不明智，遠不如固定匯率。它一是違反國際上關于浮動匯率的基本共識——浮動匯率指的是由市場決定的匯率；二是在國際政治經濟方面授人以柄。西方國家批評的就是政府操縱匯率。中國政府明明是實行的固定匯率，卻硬給自己的匯率加上“有管理的”這樣一個標簽。這等于是不打自招政府在操縱匯率。

[2]NeilFliSstein.1998.“IsClobali2ationtheCauseoftheCdsesofWe]fareStates？”UnpublishedPaper.

[3]請參照拙作Japan`sEconomicDilemma：ThelnstitutuonaliruubsOfProspedtyandStaSnation.2001.NewYOrk：CambridgeUniversutyPress.Chapter2.本書中文版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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