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論文
時間:2022-09-17 1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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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從政策靈活性的視角出發,用相關理論分析了兩種不同匯率制度下匯率波動程度對出口貿易的影響,進而比較了1994年和2005年我國先后兩次匯改后匯率制度改革效果。并通過相關實證檢驗,表明盯住“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具備更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和傳導機制,建議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
關鍵詞:匯率波動匯率制度雙邊實際匯率貿易引力模型
我國于1994年和2005年先后對人民幣匯率體制進行了兩次重大的調整。本文將主要通過考查匯率政策目標是否實現及其實現程度來比較最近兩次匯率制度改革的績效。
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近期目標是: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通過逐步放開對資本項目的嚴格管制,實現人民幣完全可自由兌換;在一定的條件下允許匯率波動,逐步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最終實行主要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浮動匯率制度,從而使匯率制度形成機制更加靈活,更具市場化。下文將選取匯率波動程度對出口貿易影響作為檢驗匯率制度靈活性的指標,實證比較兩次匯率制度下出口貿易對匯率波動反應的靈敏度,從而判斷匯率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否實現。
匯率波動程度影響出口貿易的文獻回顧
關于匯率波動程度對出口貿易的影響的文獻較多,研究方法不一:一類研究用時間序列數據,將一國的總出口額對加權的匯率波動程度及其它影響出口的變量進行回歸,另一類是使用一國同主要貿易伙伴雙邊貿易的面板數據,構造一個貿易引力模型,研究匯率波動程度對雙邊貿易的影響。這里匯率的波動程度是指匯率波動的區間大小,反映匯率波動的劇烈程度。匯率的選擇為名義匯率或實際有效匯率。比較而言,名義匯率有時不能恰當反映兩種貨幣的真實價值,而雙邊實際匯率只涉及到兩個國家,指一國與另一個國家間的外部實際匯率,是一對一的關系,能較好地排除其它經濟變量的影響。
以上不同方法的實證結果共分以下幾類:其一,實證結果為顯著負相關:Sauer和Bohara(2001)的研究結果表明,匯率波動程度對發展中國家出口產生負面影響,尤其是對拉丁美洲與非洲國家。我國的研究者陳平、熊欣(2002)利用1990和1994兩年度我國對主要出口國家和地區的雙邊數據進行回歸分析,也發現了匯率波動程度對出口顯著的負相關性,支持匯率波動不利于出口的理論,認為在中長期,人民幣仍然需要實行管理浮動,維持幣值的相對穩定,并對放棄盯住美元的浮動匯率政策表示擔憂。
其二,實證結果為顯著正相關:YingQian和Panos.Varangis(1994)研究發現,匯率波動程度對瑞典、英國、荷蘭的出口影響具有正面作用。Eleanor.Doyle(2001)考察了匯率波動程度如何影響愛爾蘭對其重要貿易伙伴英國的出口,他們在分析匯率波動程度影響時,采用了GARCH模型、協整與誤差修正理論。
其三,弱顯著性方面,Sauer和Bohara(2001)的研究結果表明,匯率波動程度對亞洲的發展中國家或者工業化國家來說影響很小或不存在。余珊萍(2005)通過對我國和十個主要貿易伙伴國的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考察匯率波動對我國雙邊貿易的影響程序,發現2000至2003年名義匯率波動總體上對我國出口影響并不明顯,我國匯率制度改革是有調整空間的,建議實行盯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政策。
由此可見,在研究匯率波動程度對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中,總體分析結果是“混合的”,結果很難統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同實證分析過程中存在分析模型的差異、樣本時間的差異和樣本國家的差異,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多數研究者忽視了不同樣本中匯率制度的不同或變化。
研究假設與模型設計
本文將采用第二種研究方法,利用我國同主要貿易伙伴雙邊貿易的面板數據,構造一個貿易引力模型,研究雙邊名義匯率波動程度對雙邊貿易的影響。
(一)研究假設
據我國匯率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本文提出假設H0:匯率波動程度與出口貿易不相關。此期間對應的匯率制度靈活性差,匯率波動的區間較小。H1:匯率波動程度與出口貿易顯著相關。此期間匯率制度的靈活性強,匯率波動的區間加大,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更加市場化。如果是正相關就說明匯率波動程度對出口影響具有正面作用,如果是負相關就說明匯率波動將加大出口貿易市場風險和機遇。
(二)變量選擇和模型設計
在此引用的變量有我國對主要貿易伙伴的出口額EXit、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Ct、主要貿易伙伴國內生產總值GDPit、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地理距離DISTi、人民幣對主要貿易伙伴雙邊匯率波動程度EVit等變量,構建貿易引力模型方程如下:
lnEXit=β1+β2lnGDPCt+β3lnGDPit+β4lnDISTi+β5EVit+ui
(三)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擬選取1995-2004、2005-2007年兩個樣本區間進行對比分析,相關分析對象為我國的20個主要貿易伙伴(由于相關數據收集困難,未包括俄羅斯)。我國年度分國別和地區出口值來源于每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各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自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地理距離由北京同各國首都的垂直距離為例。我國與各國雙邊月度名義匯率來源于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網站數據,據各國匯率對美元匯率換算得到雙邊匯率(直接標價法),匯率的波動程度由月度名義匯率方差根表示。2002年后我國同歐元區成員國(德國、意大利、法國、丹麥、西班牙和荷蘭等)的雙邊匯率的波動程度同為人民幣對歐元的匯率波動程度。統計結果與分析
利用樣本一1995-2004年期間200組數據估計得出以下回歸模型估計式:
=7.131958+1.489758lnGDPCt+0.643902lnGDPit-1.010912lnDISTi-0.708374EVit
上式中匯率波動程度EVit的系數p值為0.2885,不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其它系數均在5%的水平下顯著。結果證明了貿易雙方的國內生產總值,地理距離對雙邊貿易的顯著影響,同時該期的匯率波動程度性對出口貿易的影響是負面的但不顯著。引入EVit的1期和2期滯后值,仍不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加上可決系數R2=0.59697較小,故可認為實證結果支持H0,即此期間對應的匯率制度靈活性差。
再利用樣本二2005-2007年60組數據估計的回歸模型估計式為:
=2.185757lnGDPCt+0.519325lnGDPit-0.625594lnDISTi-58.92514EVit
R2=0.612766
上式中各系數都在5%的水平下顯著,可決系數R2=0.612766,因此該期的匯率波動程度對出口貿易的影響是負面的且顯著的,對應的系數值為-58.92514。實證結果支持H1,即此期間對應的匯率制度靈活性強。
結論
總之,1994-2005年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期間,匯率制度的靈活性較弱。原因在于:人民幣匯率由于1997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我國政府許諾人民幣不貶值,保持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處于穩定的狀態,從而在事實上與當初“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產生了某種偏離,成為“事實上的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IMF1999)。
另外人民銀行控制匯率波動的政策較多:一是通過銀行結售匯、外匯指定銀行的頭寸上線管理以及資本帳戶的嚴格管理。二是通過向外匯指定銀行提供基準匯率并要求其遵守浮動區間限制的方法,從操作層面上進一步控制人民幣匯率過度浮動的可能性。三是中國人民銀行有義務對外匯市場進行必要的干預,以便將人民幣匯率維持在期望的水平之上。比較而言,2005年7月起實行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匯率形成機制和傳導機制更加靈活,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卻對歐元和英鎊貶值的背景下,人民幣浮動彈性明顯增強,波動的區間加大,進一步發揮了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的基礎作用,加快了匯率市場化的進程,匯改結果較好地適應了既定的目標,績效更明顯。
參考文獻:
1.李緣,張馳.WTO框架下中國對外貿易制度調整與結構[M].東北大學出版社,2005
2.黃漢民.論新時期我國貿易政策的調整[J].管理世界,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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