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變動對FDI影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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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西部大開發政策確立以來，西部地區以其獨有的資源優勢和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飛速發展，越來越成為外商直接投資更加傾向的地區，雖然總量仍較小，但總體上升趨勢良好。2015年西部地區實際利用外商投資總額達到1761億人民幣，占全國11.6%。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人民幣也更多的受到世界的影響。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我國以強大的刺激政策，使經濟迅速觸底反彈，但人民幣也同時面臨著巨大的升值壓力，人民幣匯率及其波動也成為熱門的研究方向。人民幣匯率不僅對國內的經濟增長、我國的國際收支平衡產生影響，也是投資者在進行跨國投資決策時重點考慮的因素之一。國內外學者均認為，保持匯率穩定是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匯率對FDI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匯率的波動會直接導致外商直接投資的成本發生波動，增加外商投資的風險；第二，外資企業絕大多數屬于出口貿易型企業，匯率波動則會增加企業出口的風險；第三，一國的匯率穩定可以表明該國的經濟較為穩定，低于外部沖擊的能力較強，外資也更加傾向于穩定的投資環境。新常態下，我國要摒棄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以創新和人力資本優勢的增長賴帶動經濟的發展，全面倡導社會的全面發展而非GDP的數量增長，在這樣的情況下，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就顯得十分重要。因此，筆者希望通過實證研究的方式，闡明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西部地區吸引FDI的影響，同時為西部地區吸引FDI提出一些建議。

二、文獻綜述

傳統的外商直接投資理論將外商直接投資行為中的匯率當做外生變量，忽略了匯率對FDI本身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各國相繼開始實行浮動的匯率政策，此時匯率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作用也趨于明顯。絕大多數學者認為，東道國貨幣的貶值，會促進FDI的流入，且東道國的貨幣匯率波較大會對外商直接投資產生消極影響。國內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學者認為，人民幣貶值會對我國促進我國吸引FDI，一部分學者認為人民幣升值會促進我國吸引FDI，但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人民幣匯率劇烈波動，會對我國吸引FDI造成不利影響。封福育（2015）[1]通過建立和估計門限回歸模型，考察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吸引FDI的影響，結果表明人民幣匯率波動時，對FDI的影響呈非線性和不對稱性，當人民幣匯率變化幅度較小時，匯率波動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資，而匯率劇烈波動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波動與我國吸引FDI并無顯著關系。韓嘯，趙曉（2014）[2]以制造業為例，認為人民幣匯率與制造業FDI存在長期協整關系，人民幣升值時，對FDI有顯著的抑制作用，而匯率的波動性增大，則使FDI的流入量顯著減少。肖永明，楊定華（2013）[3]基于引力模型的面板數據分析了人民幣匯率波動與我國各省間的FDI的關系，研究表明，匯率波動劇烈，會減少外資進入的興趣。劉用明；劉躍飛；黃巍巍（2012）[4]利用2005年至2012年的數據，比較了貨幣政策與資本流入兩種因素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結果表明了利率、匯率、FDI等因素與我國出口額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在國外的研究成果中，Kohlhagen（1977）和Cushman（1985）[11、12]認為成本的多少是投資者選擇是否在東道國進行投資的主要因素，東道國本幣升值必將帶來投資成本的上升，提升投資者對東道國進行投資的難度。同時，Froot和Stein（1991）[13]從財富的角度對該問題展開了分析，其認為東道國貨幣貶值將使母國投資者顯得相對富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母國投資者能夠更容易地對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之后，Aizenman（1993）[14]又首先對于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之間的不同進行了分析，并將名義匯率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的關系變動進行了相關的論述。

三、人民幣匯率變動與西部地區fdi現狀分析

從圖1中，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2006年以來，人圖22006.01—2016.03人民幣匯率波動率與西部地區FDI走勢圖（數據來源：國際清算銀行、國研網數據庫、WIND數據庫。）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我國西部地區FDI規模走勢相同，均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這意味著人民幣升值與西部地區FDI流入呈正相關關系。根據相對成本理論來說，對于出口導向型的FDI來說，東道國貨幣的升值會提高跨國公司的生產成本，抑制FDI的流入，而對于市場導向型的FDI來說，從成本的角度則需要取決于跨國公司投入原材料的來源，由于我國西部地區均處于內陸地區，相對交通運輸成本較高，所以跨國公司用于生產的原材料大多來自于當地，則人民幣的升值會提高其生產成本。但從銷售的角度來說，人民幣升值，消費者相對財富有所提升，消費能力有所提高，則會提升產品的銷量，有利于提升跨國公司的利潤空間，有利于FDI的流入。根據實際的情況來看，我國西部地區，絕大多數FDI以市場導向型為主，所以人民幣的升值，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導致FDI的增加。根據風險偏好的理論來看，人民幣匯率波動率應與FDI呈負相關關系，即人民幣匯率波動越小，人民幣匯率越穩定時，對吸引外資的流入是越有利的。從圖2中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2006年1月開始一直到2009年6月份左右，我國西部地區FDI的走勢與人民幣匯率波動率走勢相同。但從2009年6月開始，人民幣匯率波動率逐漸變小，人民幣匯率波動趨于平穩，而此時我國西部地區FDI的流入也開始增加，呈現出較為明顯的負相關關系。

四、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西部地區FDI影響的實證分析

本部分重點分析了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西部地區FDI的影響，首先對選取的指標和數據來源進行了水平，隨后應用了平穩性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協整關系檢驗、VAR與脈沖響應函數進行實證分析并進行了總結。1、指標選擇（1）人民幣匯率水平的指標選取本文中設計的人民幣匯率水平選取了由國際清算銀行公布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REER），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與直接標價法下的匯率變化相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的上升代表著人民幣的升值，反之則代表貶值。2006年1月至2016年3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的變化如圖3所示，在此期間，人民幣一直保持著小幅升值的趨勢。（2）人民幣匯率波動率指標的選取匯率波動通常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按照國企每期的實際匯率變動百分比的移動平均標準差賴估計，另一種則是采用ARCH或GARCH模型來測度匯率波動幅度。本文采用移動樣本標準差法，考慮到匯率波動的聚類性、樣本數據的數量及大小，將移動階數設為8。其計算公式如下。公式中，V表示匯率波動率，LnREER表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自然對數。（3）西部地區FDI流入量的指標選取為確保實證結果的真實和有效，本文中西部地區FDI流入量的指標均使用的是實際利用外商投資總額數據。2、數據來源本文上一部分，簡述了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歷程，2005年7月后，人民幣匯率制度實行了較為重大的改革改革方案，改革之后，人民幣匯率的變動相對以前來說，更為市場化。再結合西部地區吸引外資的狀況，自2005年之后，西部地區FDI的流入量開始呈現出較為迅速的增長。所以本文選取了2006年1月至2016年3月的數據作為樣本，并采用月度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為了避免異方差帶來的影響，本文對所有指標均作了自然對數處理，并運用了X12方法進行了季節性調整，采用Eviews7.2軟件進行實證分析。本文所使用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的數據來源于國際清算銀行數據庫，FDI數據來源于國研網數據庫、WIND數據庫以及各省市統計年鑒。3、平穩性檢驗在協整分析前，首先需要對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來看時間序列是否平穩，后再應用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協整分析。本文采用ADF單位根檢驗方法賴對各時間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Δ表示進行一階差分后的時間序列。圖12006.01—2016.03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與西部地區FDI走勢圖（數據來源：國際清算銀行、國研網數據庫、WIND數據庫。）圖32006.01—2016.03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走勢圖（數據來源：國際清算銀行。）在以上的ADF單位根檢驗過程中，檢驗形式中，c表示截距項，t表示趨勢項，p表示滯后期數，基于AIC準則。分別對LnFDI、LnREER、LnV、ΔLnFDI、ΔLnREER、ΔLnV共六個變量進行檢驗，結果如上表所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LnFDI、LnREER、LnV三個序列均為非平穩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后，ΔLnFDI、ΔLnREER、ΔLnV均為平穩序列。說明以上三個變量均是一階單整的。4、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從上文的檢驗結果來看，LnFDI、LnREER、LnV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它們的一階差分序列均為平穩序列。雖然，無法直接使用格蘭杰因果方法來檢驗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西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但是我們可以對以上三個變量的變動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所以我們對LnFDI、LnREER、LnV三個序列的一階差分序列DL-nFDI、DLnREER、DLnV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如下表所示。從表2中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只有“DLnREER不是DLnFDI的格蘭杰原因”這一原假設可以被拒絕，則說明DLnREER是DLnFDI的格蘭杰原因，人民幣匯率水平的上升是我國西部地區FDI流入量增加的格蘭杰原因。同時也可以看出，DLnV與DLnFDI之間不存在明顯的格蘭杰因果關系，也就是說人民幣匯率波動率的下降，并不是我國西部地區FDI流入量增加的格蘭杰原因。5、協整關系檢驗LnFDI、LnREER、LnV均為一階單整序列，滿足協整檢驗同階單整的條件。跡統計量檢驗與最大特征根檢驗結果均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LnFDI、LnREER、LnV三者之間存在且只存在一組協整關系，所以，筆者認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人民幣匯率波動率與我國西部地區FDI流入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由圖4可以看出，AR多項式特征根均在單位圓內，所以模型式平穩的，可以做VAR模型。從脈沖響應分析圖5來看，在本期給LnREER一個正的沖擊后，LnFDI當期會上升然后下降，在第6期之前影響呈正負波動，在第6期之后回升并保持穩定增長。說明人民幣在升值的時候，我國西部地區FDI的流入量最終會上升，并保持穩定，證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上升，對我國西部地區FDI的流入具有長期穩定的促進效應。從圖6來看，在本期給LnV一個正向沖擊后，LnFDI會先小幅上升然后大幅下降，在第5期開始保持穩定。這說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會導致我國西部地區FDI流入量的下降，且導致其下降的作用比較明顯，且具有一個比較的影響。6、結論從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人民幣匯率波動率與我國西部地區FDI流入量的格蘭杰因果檢驗關系來看，人民幣匯率波動率與西部地區FDI并沒有明顯的格蘭杰因果關系，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變動是西部地區FDI變動的格蘭杰原因。從三者的協整檢驗來看，三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這說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對我國西部地區FDI的流入會造成一定的影響。從VAR模型與脈沖響應函數來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上升，對我國地區FDI的流入具有長期且較為明顯的促進作用，即人民幣匯率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西部地區利用外資的增長。而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對西部地區FDI的流入有長期且較為穩定的負向影響，這表明人民幣匯率波動加劇的時候，我導致西部地區FDI流入的減少。

五、結論和建議

人民幣匯率改革至今已經十多年了，自2005年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直保持著升值的趨勢，在2015年年中達到了一個較高水平，隨后又有小幅貶值?！耙粠б宦贰钡奶岢?，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都對國際貿易活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些年來，隨著東部沿海地區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提高，國家政策向西部地區的傾斜，再加上西部地區較低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成本，以及叫為豐富的礦產、太陽能、風能等資源，可想而知，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國西部地區FDI的流入量將進一步上升。因此，筆者基于本文的研究結果，結合當前實際情況，提出如下一些建議。首先，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從本文研究來看，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整體吸收外資造成了比較大的影響。整體上來說，保持人民幣匯率水平的穩定，一方面體現了我國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平穩，和強大的綜合國力，另一方面對于投資者來說，可以降低外商直接投資的風險。在西部地區投資相較于東部地區來說，風險更大，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有利于提升投資者信心。其次，提升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與教育水平。在外商選擇投資區域的時候，基礎設施是決定性因素之一。較為便利的交通、商業服務體系，都有利于外資企業的進入和降低其運營的成本。我國西部地區由于地形地貌、資金較為匱乏的緣故，基礎設施水平遠遠不及較為發達的地區。因此，未來西部地區仍應加強資金對基礎設施的投入，提高基礎設施水平，這是提升外商投資規模的必要條件。一直以來，西部地區經濟不發達，有知識和能力的高級人才，往往都會選擇去其他地區發展。我們首先從西部地區的基礎教育部分抓起，提高基礎教育水平，提高勞動力的整體素質。一方面提高勞動力整體水平，另一方面提高高級人才的數量，這樣更有利于西部地區吸引外資。第三，鼓勵外商投資高新技術與系能源產業。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歷史積淀的優勢，我國西部地區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在新能源方面，風能與太陽能的儲備，也居全國前列。但是由于技術落后，經驗不足，很多資源難以得到開發。因此，應該鼓勵擁有成熟技術、豐富經驗的外資企業，投資于西部地區的高新技術、新能源等產業，在充分開發和利用西部地區現有資源的同時，也能夠帶動西部地區技術的提高和發展，同時加速西部地區產業的升級和換代。第四，擴大與新興國家的交流與合作。從前，我國絕大多數的FDI來源于美國、日本、歐盟這三個主要地區，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許多老牌發達國家經濟放款，發展后勁不足，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投資的能力，而目前，以印度為首的東南亞、南美洲地區的一些新興發展中國家發展勢頭良好，有更多的資金來對外進行投資。我國西部地區應加強、擴大與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一方面可以緩和發達國家和地區投資放緩帶來的問題，另一方面可以加強與新興國家的交流與合作，互利共贏。最后，建設西部金融中心，促進人民金融產品的創新。在西部地區，金融產品的交易，更是十分欠缺。應擇優選擇城市（西安等）建設西部金融中心，完善金融產品交易的場所，提升西部地區金融產品交易的便捷程度。同時，應加快建設人民幣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完善人民幣金融衍生產品市場，提高人民幣金融衍生產品的種類和數量，這樣，可以滿足不同外商投資的需求，為增加西部地區FDI提供金融基礎，也為外商的匯率風險防范提供保障。

作者:李旸 單位:上海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