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應對策略

導語：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應對策略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民幣在世界貨幣體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人民幣成功加入SDR等事件都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帶來積極影響。近兩年中美貿易摩擦不斷，人民幣匯率面臨的壓力進一步加大，但整體上依然保持穩中有升，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2020年11月，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簽署將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更寬廣的舞臺。再加上德國、法國以及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中國已有6個人民幣計價期貨品種掛牌交易，A股和債市被全球各大主要指數悉數納入等，都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1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貨幣國際化是指一國發行的貨幣可以跨出國門流通并成為國際公認的計價、結算及儲備貨幣的過程。貨幣國際化不僅可以體現一國的綜合國力，還可顯著增加其在全球事務中的話語權、促進一國的投資與貿易，并可有效規避匯率風險。因此，隨著我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程度逐漸加深，越來越受到大眾的關注。

1.1跨境貿易結算

2009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的頒布，標志著人民幣跨境結算業務正式啟動，上海、廣州、深圳、珠海、東莞5個城市成為首批試點城市，2010年6月擴大到20個省市，2011年8月最終推進到全國范圍。由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可以降低匯率波動的風險，也越來越被周邊國家所接受，與這些國家之間的人民幣結算規模逐年遞增，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周邊國家逐步加速推進，如圖1所示。我國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網絡已經開始穩步發展，2018年5月2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二期)全面投產，截至2019年末，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受理范圍已經覆蓋167個國家和地區的3000多家銀行法人機構，參與者達到936家(其中直接參與者33家、間接參與者903家)。

1.2雙邊貨幣互換

在我國人民幣國際化推行進程中，中央銀行積極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貨幣當局合作，陸續簽訂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為我國與這些國家雙邊貿易提供便利，使雙方在貿易中不會面臨匯率波動的風險，并有利于加深雙方在經濟領域更深層次的合作。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人民銀行已經和全球39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有28個仍然有效)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協議總金額超過3.411萬億元人民幣，極大地推進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1.3“一帶一路”倡議

總書記于2013年首次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建倡議，即“一帶一路”倡議，其沿線貫穿歐亞大陸，東臨亞太經濟圈，西接歐洲經濟圈。通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策合作，構建互惠互利的共贏模式。2020年前三個季度，盡管受到疫情的影響，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額仍達到6.75萬億美元，同比增長率為4.8%，高于我國同時期的對外貿易總體增速。此外，根據商務部每年公布的數據，2014—2019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值總額累計超過44萬億元，年均增長達到6.1%。由此可見，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人民幣的計價、交易、結算的需求也與日俱增，從而為人民幣國際化開辟了新的發展空間，如圖2所示。

1.4加入SDR貨幣籃子

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中的一員，標志著人民幣正式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目前人民幣在SDR貨幣籃子中的權重為10.92％，排在美元和歐元之后，位列第三位，如圖3所示。加入SDR貨幣籃子標志著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國正在進一步融入全球金融體系，也體現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國際社會越來越希望中國在國際上發揮更多的積極作用。目前全球已有70個國家和地區把人民幣納入其外匯儲備。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美元儲備數量與全球官方外匯儲備資產數量之比已降至60.46%，而包括人民幣在內的其他非美元貨幣儲備有了逐步的增加，國際貨幣體系逐漸走向多元化。當然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并不都是一帆風順的，從歷史上看，絕大多數貨幣在其國際化進程中，都可能會面臨各種問題，故人民幣的國際化過程也將充滿挑戰和風險，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特里芬難題”。

2貨幣國際化進程中面臨的“特里芬難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成為國際上實力最為雄厚的經濟大國，1944年7月“布雷頓森林協定”的確定，標志著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式建立。它的核心內容就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由美元來充當唯一的國際貨幣。美國耶魯大學特里芬教授在1960年指出這樣一個悖論：美國需要長期處于貿易逆差地位，這樣美元才能源源不斷地流向國際，以滿足各國持有、結算的需求。但作為國際貨幣要維持全球對美元的信心，需要保持美元的幣值穩定，這就要求美國能夠持續維持經常項目的盈余，也就是貿易順差。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成為貿易順差國和逆差國，這一悖論就被稱之為“特里芬難題”。而現實也驗證了特里芬的預見，20世紀60年代后，美國的國際收支逐步開始惡化，美元貶值的形勢越來越嚴峻，并引發了資金外逃的狂潮。在此背景下，尼克松總統被迫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實施“新經濟政策”，布雷頓森林體系就此宣告正式結束。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牙買加體系于1976年建立并一直持續至今。該體系的特點是采用國際儲備多元化，美元已不再是唯一的國際貨幣。但這一體系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特里芬難題呢?從現實情況來看，能在國際儲備中獲一席之地的也只有極少數貨幣，其中美元依然占據絕對優勢，這造成全球經濟對美元的過度依賴。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進出口貿易份額明顯降低，貿易地位迅速下滑，貿易逆差逐步擴大，2019年全年逆差達8532.28億美元；而2020年前11個月，美國的貿易逆差已經成為影響美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2007年的次貸危機最終演變成全球性金融危機就是典型的例子，如圖4所示。此外，當前這種多元化儲備制，國際清償力的需求仍然依靠這些貨幣的逆差輸出來滿足，那就必然產生與貨幣穩定性需求的矛盾。由此可見“特里芬難題”并非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特有問題，而是一國貨幣走向國際化進程中都要面臨和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在我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同樣繞不開“特里芬難題”：人民幣要成為國際貨幣，中國就需要通過貿易逆差向全球大量輸出人民幣，但為了維持人民幣的匯率穩定，流出境外的人民幣數量又必須是有限的。針對“特里芬難題”，在保證人民幣用于國際間結算、投資、儲備功能的前提下，我國究竟如何才能保持人民幣幣值和信用的穩定呢？

3人民幣國際化中“特里芬難題”的應對措施

根據以往經驗來看，一國貨幣占國際支付交易與投資儲備達到一定比例以上時，“特里芬難題”帶來的影響才會更大，而當前人民幣國際化尚處于初級階段，重點應當放在提高人民幣資產的安全性方面，保持國際貿易順差，使其他國家和地區對人民幣具有足夠的信心，從而更加主動地去接受和使用人民幣。但在此基礎上要如何輸出大量的人民幣以滿足國際結算、儲備等需求呢？我們可以學習美國、日本等國的經驗。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曾經通過“馬歇爾計劃”贈款130多億美元來幫助歐洲進行戰后重建，這一計劃當時成功地在歐洲擴大了美元的使用；日本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著力發展對外援助以推動日元國際化，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中國也完全可以通過增加對外援助、投資的方式源源不斷地向國外輸出人民幣，有效提高境外人民幣的流動性。

3.1逐步擴大人民幣對外援助規模

在人民幣國際化推動進程中，我國一直致力于不斷拓寬人民幣對外輸出的渠道，其中對外援助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根據財政部預算司每年的中央財政支持表中的相關數據，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每年提供的對外援助資金規模處于穩步上升趨勢，從2007年111.54億元到2019年的215.28億元，2020年的對外援助預算數也達到了204.76億元人民幣。雖然我國的對外援助數據最近十幾年逐步穩定上升，但其占GDP的比重并不高，2019年為0.022%，而一般發達國家對外援助占GDP的比例一般在0.2%左右。要通過對外援助推動人民幣在國際中的使用規模，進一步發揮其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作用，我國的對外援助規模與比例可以進一步穩定提升。

3.2積極推動人民幣對外投資業務

對外投資有利于增加人民幣跨境循環規模，激發境外人民幣需求，并對人民幣境外使用規模的擴大起到積極作用。貨幣國際化一定會伴隨著本國對外投資的增多，以提高該貨幣在國際上的規模和地位。根據我國商務部每年的數據，中國對外投資一直處于穩定上升的狀態，2009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全年為433億美元，到了2019年全年為1106億美元，2020年前十個月已經達到863.8億美元。盡管我國對外投資額每年都在穩步提升，但目前仍處于初級階段，后續仍應加大對外投資力度，積極推動我國銀行和企業進一步走出去，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同時也可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

3.3依托“一帶一路”及亞投行的建設擴大人民幣的跨境使用

要想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就要加大本國貨幣的貿易支付使用量，由于我國在亞洲區貿易中具有較高的主動權，并且長期處于貿易逆差，所以我們完全可以通過貿易結算、項目投資、金融支持等方式提升人民幣的影響力和貨幣公信力，從而推進人民幣在亞洲區域的使用。此外使用人民幣為“一帶一路”相關建設項目提供流動性支持，通過成立多邊金融機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綢之路基金等)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并開發人民幣融資工具，進一步提升人民幣在沿線國家的認可度，這樣可以先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再逐步擴大沿線國家人民幣的跨境自由使用，然后逐步擴大使用范圍，最終覆蓋其他國家。

3.4逐步完善國內金融市場

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發展仍不夠完善，金融自由化程度尚不能滿足人民幣實現國際化的需求。因此，要積極推進境內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發展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不斷完善我國金融市場的構建，從而更好地應對復雜的國際經濟新形勢。首先，金融市場的開放是大勢所趨，但開放過程需有條不紊地進行，一方面鼓勵符合資格的企業積極走出去，另一方面適當降低準入門檻，逐步允許符合條件的國外金融機構或企業走進來；其次，促進金融市場及各子市場協調發展，推進多元化金融產品，開發更多的貨幣工具品種、債券種類等；最后，逐步完善金融市場機制，提升監管水平，制定一系列有效的制度來保證市場的規范運行。

3.5進一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

資本項目的開放程度直接影響著人民幣的自由流動，是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必要條件，正確掌握資本項目開放的進程、程序等具有重要的現實戰略意義。當前我國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不斷提升，但與國際相比仍有較大的推進空間。需要注意的是，資本項目的開放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逐步推進，把握好節奏與力度，盲目地推進會給國內的金融市場帶來巨大的風險。我們追求的是審慎、漸進、有層次地逐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兌換，進而擴大境外投資者的投資品種與規模，在相關市場發展成熟、具有相應監管的前提下，進一步增加人民幣境外自由流通的程度。

3.6防范人民幣國際化風險

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有可能帶來一些風險，如開放金融市場與資本項目可兌換可能帶來的跨境資金流動風險及匯率風險等，所以如何防范與化解這些風險就顯得尤為重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不能以危害國內金融市場安全為代價，所以應該根據具體情況調整人民幣國際化的節奏，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框架。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日漸強大，人民幣國際化不僅符合我國利益，還要符合世界利益。作為目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應承擔更多的國際業務，承擔大國責任，參與國際貨幣體系的建設，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分擔單一主權國家貨幣所面臨的壓力，緩解“特里芬難題”，為世界經濟的發展作出貢獻。但同時也要注意在推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要立足服務本國實體經濟的發展，量力承擔國際責任，只有適度的人民幣國際化才可以既能避免“特里芬難題”，又符合我國國家利益。

參考文獻

[1]談俊.穩妥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J].全球化,2019(03).

[2]史育龍,盧偉.“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我國對外援助和開發合作進展、問題及推進策略[J].經濟研究參考,2018(02).

[3]李建軍,朱菠蘭.人民幣“入籃”SDR后的國際化之路[J].清華金融評論,2016(10).

[4]李世安.布雷頓森林體系與特里芬難題[J].世界歷史,2009(06).

[5]馮叔君.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特里芬難題研究[J].上海商學院學報,2018(04).

[6]王芳.人民幣崛起:破解“新特里芬難題”[C].國際貨幣評論2013.

作者：楊曉焱 單位：江蘇開放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