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增值對工業出口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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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以來我國人民幣處于緩慢升值的態勢，特別是2010年以美國為首的多個國家以強大攻勢將人民幣匯率問題再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而人民幣升值的直接影響效應主要是對我國出口企業產生的巨大影響，因此，從政府和企業雙層角度研究應對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企業的挑戰，是我國近幾年以及未來面對的重要課題。

一、人民幣匯率升值以及原因分析

(一)人民幣以較快速度升值自2005年7月21日實行匯改制度以來，人民幣基本保持小幅升值態勢，如下圖1所示。尤其在2006年，人民幣升值速度明顯加快。尤其在2006年5月15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破8.00，達到1美元兌換7.9982元人民幣，首次突破“8”元大關;而2007年12月31日，與匯改前相比，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超過10%。進入2008年后，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步伐進一步加快。在2008年5月16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再次突破7.00;據統計，自2005年匯改以來直至2010年，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累計升值幅度達到25%。截止到2011年4月8日，美元與人民幣的兌換比例為1美元可兌換6.542元人民幣。

(二)人民幣升值的原因分析第一，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為人民幣升值奠定了基礎。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為了盡快融入和適應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實行了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主要靠低廉的價格不斷提升產品出口數量，多年持續的貿易順差使我國逐步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為人民幣升值建立了內在動力，特別是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從此為人民幣升值打開了缺口。就在實行該制度的當日，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即1美元可以兌換8.11元人民幣。由下表1、2可顯示出2005年至2010年國際收支表經常項目的巨額順差和持續增長的外匯儲備。第二，2008年爆發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形成了人民幣升值的外部推動力。自2001年來，中國一直為美國和歐盟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地［2］。據統計，2009年，美中貨物貿易逆差為2268.3億美元，占美國對外貨物貿易逆差的45.3%;歐中貨物貿易逆差為1863.0億美元，占歐盟對外貨物貿易逆差的129.1%。尤其在受到金融危機的重創后，美國國內失業率不斷上升，其政府及民眾將貿易逆差所導致失業率上升的原因歸嫁于人民幣被低估這一現象。因此，步入2010年以后，美國及歐盟就開始不斷對我國的匯率政策施加壓力。由于受到了來自美歐方面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人民幣升值問題的表態也由模糊轉向堅決，使得人民幣升值處于很強的外部壓力和推力條件下。

二、人民幣升值與我國出口數量的相關分析

根據1998年至2009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變動與出口總額、初級產品出口額、工業制成品出口額之間的相關關系為例來具體分析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企業的影響程度。(一)數據來源及說明下文中所使用的1998～2009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年均價及出口總額、初級產品的出口額和工業制成品的出口額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0年》;在進行以下三種相關分析時，變量的選擇依次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年均價與年出口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年均價與年初級產品出口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年均價與工業制成品的出口額。(二)相關分析將1998～2009年間每年的匯率變動值分別與出口額、初級產品出口額、工業制成品出口額的相關數據進行二元變量的相關性分析，用Pearson相關系數來衡量，得出以下結果:從上述表4中可看出，概率0.00小于0.05，表明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出口額具有顯著性影響，而相關系數－0.868小于0且其絕對值大于0.8，即說明在直接標價法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與出口額之間呈高度負相關關系;從上述表5中可看出，概率0.00小于0.05，表明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初級產品的出口額具有顯著性影響，而相關系數－0.856小于0且其絕對值大于0.8，即說明直接標價法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與初級產品的出口額之間存在高度的負相關關系;從上述表6中可看出，概率0.00小于0.05，表明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工業制成品的出口額具有顯著性影響，而相關系數－0.868小于0且其絕對值大于0.8，則說明直接標價法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與工業制成品的出口額之間存在高度的負相關關系;此外，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變動與工業制成品出口額之間相關系數的絕對值大于匯率變動與初級產品出口額之間相關系數的絕對值，所以，匯率變動對工業制成品出口額的影響程度大于其對初級產品出口額的影響程度。

三、我國政府與企業應對人民幣升值的對策

根據以上對人民幣匯率變動與出口額相關數據的分析可知，隨著人民幣的小幅升值，每年的出口額基本呈持續上漲態勢，其中，初級產品出口額的增幅程度小于工業制成品出口額的增幅程度。因此，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的企業所受到的影響較大，所以出口企業應該通過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來避免由于人民幣升值所遭受的經濟損失。此外，政府也應積極同發達國家進行談判并采取相應的措施來扶植出口企業的發展。

(一)政府的應對策略第一，政府應積極同美國及歐盟等發達國家進行商務談判。由于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連年的貿易順差及西方發達國家的強硬態度，使得人民幣匯率正在飽受著內在動力和外部推力的雙重壓力。因此，政府應積極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進行商務談判，以我國政府大批量持續引進國內企業目前所需的高新技術、設備為前提，西方發達國家適當放松對本國高科技產出口限制政策;一方面，可以有效的減少我國持有的外匯數量，并緩解了國際收支中經常項目的順差現狀，最終減輕內在動力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另一方面，持續大量進口國外產品將帶動出口國相關產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在推力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第二，政府應調整產品的出口退稅率。由上述相關分析可知，隨著人民幣的不斷升值，我國初級產品及工業制成品的出口額呈不斷上漲的態勢，所以，我國國際收支中經常項目的順差現狀并不會隨人民幣升值而有所緩解，此外，在出口導向戰略的引導下，政府往往傾向于給出口比重較高的行業更多的出口鼓勵以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這將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內在動力不斷增強［1］。因此，政府應適當地下調一些工業制成品的出口退稅率，例如機械運輸設備產品，這是由于工業制成品在我國出口產品中所占份額較大，而機械運輸設備等產品又在出口的工業制成品中占據較大的份額，據統計，2009年工業制成品的出口額占全年出口額的94.75%，其中，機械運輸設備占工業制成品的出口額的比例為51.85%。調整這些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經常項目順差的增長速度，從而削弱了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內在動力。

(二)企業的應對策略

第一，嚴格控制生產成本，最大限度減少利潤損失。人民幣升值后，對于生產經營初級產品為主的出口企業來說，所面臨的本國勞動力價格、運輸費用等生產成本相應地上升，并且初級產品中的多數產品附加值較低，出口利潤空間小，這些出口企業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會遭受較大的損失。此外，盡管上述相關分析中表明工業制成品的出口額會隨人民幣升值而顯著增加，但占工業制成品較大份額的輕紡產品、礦業制品大多為勞動密集型或資源密集型產品，人民幣升值會使得產品成本相應的上升。所以，出口企業應當在生產的各個環節盡量地去控制生產成本:在材料采購環節，應拓寬購貨渠道，不局限于少數幾個供貨商;在生產加工環節，加強企業的內部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在銷售環節，企業應減少中間商的數量和廣告費用的支出，從而壓縮生產成本。總之，無論是從原料的購置還是從最終出口環節方面都要進行嚴格的控制，爭取將生產成本控制到最低，以避免遭受更大的利潤損失。

第二，選擇多元化的貿易伙伴，改善我國出口貿易過度依賴美歐等發達國家的現狀。自2001年入世以來我國就與美國及歐盟等貿易伙伴之間的雙邊貿易失衡矛盾日益加劇，而我國貨物出口貿易又過度依賴于美歐等發達國家，據統計，2009年我國對美國及歐盟出口額占全年出口額的比重分別為18.38%、19.58%。出口企業應當逐漸地減少對美歐等地的出口量并適當地增加從這些國家進口產品數量，以扭轉貨物貿易順差的局面;此外，企業還應拓展貿易合作伙伴的范圍，避開對我國出口產品頻繁采取反傾銷措施的美歐等發達國家，轉而向拉丁美洲、非洲等地開拓新興市場。在開拓新興市場的過程中，企業應注重實地調研，選擇與我國出口產品互補性大于競爭性的國家為貿易合作伙伴，強化互補性在選擇貿易伙伴中的重要性。這樣不僅維持了出口企業的生存現狀，還逐漸擺脫了出口貿易過度依賴美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