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家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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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搏戰”；而“承平之世，將領皆雍容裘帶，豈復招練壯勇而為家丁?即其所選用親兵，亦多取韶美便捷者，以給使令”。[8]這是將帥使用家丁的一般情況。而當承平之世，職在軍民兩政的督撫，日常的職責則主要側重于“民政”，其所用家丁也就隨之轉變職能。司道以下的“民官”，其職責本在治民，所用之家丁也就以協助其治民之事為主。動亂之時，也有“民官”率民壯以至于家丁，抵御“寇盜”的情況，但這是因事而起，非其常規。地方之官以征收一方之錢糧和維持一方之治安為職責，其家丁的作用也就在其中。王植說：“長隨非在官之人，而所司皆在官之事，乃胥役所待以承令而集事者也?！盵9]其所司“皆在官之事”，故其為州縣衙門的行政人員；其系“胥役所待以承令而集事者”，故其為官員與吏役之間的一個行政環節。

清代州縣官多引用親戚朋友入署辦事，以為這些人提供一個養家糊口的就業機會。因此，官員之戚友是長隨的一個來源。但長隨的主要來源不是官員的親友，而是在官場中以長隨為業的人。

《長隨須知》云：長隨主要由三種人充當。其一，“原系世家，或因家計淡泊，又無事業可做，自問學術尚堪應試，不得已遠奔他鄉，充作長隨，以圖出身立業”；其二，“原系買賣出身，因命遠折本，以糊口奔走江湖，廣見多聞，生有蘇、張之舌，充作長隨”；其三，“自幼無力，不使學業，及至成人，不能自給，免強充作長隨”。此外，還有“自幼不學手藝，不務本業，游手好閑，行心污穢，不惜顏面，不顧廉恥，胡言亂語，不達時務，口是心非，恨上怨下，明去暗來，見利忘義；自幼不聽父兄管束，任意胡行，結黨成群，終日游戲，日夜醉賭，賣弄風騷，求人舉薦，混充長隨”者。《偏途論》則根據上述三種人材來源以及他們的素質、品格狀況和最后歸宿，而將長隨分為三等：“超等長隨”、“特等長隨”和“次等長隨”。“超等長隨，曰祖父本系士宦，后嗣因家寒，讀書不能上進，欲改經營，手乏資本，又屬外行；亦有身列生、監者，運蹇之際，一時難以高發，只得奔走他鄉，謀當長隨。其人胸中本有智識，品性端方，能替官府辦事，善察上人之意，奉公守法，始終如一，不作卑污之事，朝時來運至，得遇明主，睹其人而重用，漸財源而驟至。有時志由偏途捐班出仕，仍可榮宗耀祖。此等長隨名曰‘暫隨’。特等長隨，曰父兄經買賣為商，已娶親生子，己身懶于生涯，直到父兄故后，手又缺資本，命過乖張，日漸蕭條，無可位置，只得覓作長隨。其人自幼奔走江湖，歷練老誠，頗有蘇、張舌辯之勢，官府見其才能，必當重用，稍為得手，仍舊為商為客，居心本分，不負初業。俗云：‘衙門銀錢，酒色如煙’。又云：‘識時務者，呼為俊杰’。此等人不愿終身長隨，名曰‘且隨’。次等長隨，曰父母名下不受管束，未學營業，專喜結交朋友，吹彈歌舞，嫖賭逍遙，父母惡其不肖孝，置之不教；或是父母亡故，產盡家傾，無所可依，見跟官一道，衣履齊整，氣概軒昂，由此立志跟官，痛改前非，奔走他鄉，充當長隨。其人久慣風月，見眼生情，心性自然，巧答更有機變；閱歷衙門，且識進退，官見辛勤，委以大事，行止有方，調有法度，從此發跡。官久自富，暮年不至受苦，即子好亦得根基之福?！盵10]顯然，長隨在清代是一種職業。雖然《偏途論》說“長隨非正業，不在三百六十行之內，故曰‘偏途’”，[11]因而有所謂“暫隨”、“且隨”者，但它在清代不僅為所有地方衙門所不可或缺，并與清代政治相始終，而且一些人終身其業，乃至于世代其業。

長隨系“官之仆隸”，其社會地位卑下，但其“與契買家奴不同”?！芭疽唤浧踬I，則終身服役，飲食衣服，皆仰之主人。其恩重，故其名分亦重?！盵12]而“長隨與契買家奴不同，忽去忽來，事無常主”。[13]因此，其地位與身分與當時社會下的“雇工人”相同?！肮凸ぶ粸樯嫞芄蛡蚬?，因其既受役使，不得不示以上下之分。若一經工滿，去留得以自由。留之則為主仆，去之則無名分”，所以，“雇工與奴婢名分雖同，而恩義有別”。[14]由于恩義有別，二者與“家長”之間的糾紛，在法律上也有明確區分，即一以奴婢科斷，一以雇工人科斷。長隨在受雇于主人期間，因其既受役使，不得不示以上下之分，此種上下之分是當時社會通行的主人與奴仆的關系。然而，正如俗語所云：“打狗須看主人面”。雖然長隨和“家奴”與主人的之間都是“仆”與“主”的關系，但是由于關系對象的不同，即使上是社會上豪富之家的家奴，與官員的長隨也不可相提并論。長隨系官之仆隸，而且是幫助主官行政的人員，其在內衙固然是仆役，但在外署和衙門之外，卻是地方官的代表，因而其于六房三班吏役相比，往往顯得高人一等；于里民百姓(包括社會上一般的豪富之家在內)，更是勢焰熏人。簡言之，人們的社會地位要視其具體的社會關系而定。三百六十行，行與行之間存在高下的差別；同行之內，人與人之間也有高下的不同。官之仆隸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高于“契買家奴”。同樣，上司的仆隸與州縣官的仆隸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