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觸文學話語多元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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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英語作為使用最廣的世界通用語，由于歷史、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本土化現象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研究者當推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的資深教授卡曲儒（B．B．Kachru）?！?a href="http://www.trq119.com/lunwen/jiaoyue/wxlw/201205/519928.html" target="_blank">接觸文學”（ContactLiterature）這一概念最早便由卡曲儒提出，它指非本族語作家創作的英語文學。顯而易見，它從“語言接觸”（LanguageContact）引申而來。眾所周知，當不同語言交際者密切接觸時，各種語言的語音、句法、語義等都會隨著頻繁的接觸而發生變化。這些變化非常具有社會語言學的意義，引起了語言間的相互融合，激發了語言的創作力，但更多的是形成了語言的雜合。同理，當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的作家用某種相同的語言進行文學創作時，所產生的文學作品就有可能帶有多元語言和文化的烙印，帶有使用者本土化的特征。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卡曲儒在研究印度小說家、哲學家RajaRao創作的英語小說Kanthapura時發現，當一個印度作家用英語講述發生在印度、有關印度人的故事時，RajaRao使用了語義轉借（calque）、語境化（contextualization）、本土化（nativization）等手段把印度南方村落的語言傳統融入到英語語言中（Kachru1987：125－140）。因而，當我們閱讀這部小說時，便會有一種陌生的體驗。它既不完全是英語的，也不完全是印度語的。它是印度語言和文化與英語語言和文化的雜合。于是卡曲儒指出：“在本族語的語境里使用非本族語語言，可以更好地展現新的主題、人物和環境。這就好比將語言的語義和符號潛勢重新定義，讓語言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一部分。這種嘗試賦予了英語新的非洲或亞洲的認同感，使得接觸文學的話語獲得了額外的意義維度。而這一維度對于西方讀者來說，依然是模糊的、神秘的”（Kachru1982／1992：316）。事實上，接觸文學話語是研究英語變體特征的最好素材。首先，因為文學本身可以讓人無論是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擁有最為廣闊的創造空間。其次，接觸文學話語必然涉及不止一種語言和文化。多元語言和文化的接觸和碰撞會引起人們對諸如身份、語言、文化等認同問題的思考。我是誰？我應該說哪種語言？正是基于上述的研究背景，本文作者開始對中國作家的英文作品發生興趣。這些中國作家都有很好的中文和中國文化的背景，接受過中國語言和文化的長期教育和熏陶，但他們都能用英文寫作，有些甚至移居國外。根據Zhang（2002）的統計，截止到2002年，有20多位雙語作家的44部作品暢銷英美國家。在20世紀上半葉比較流行的有林語堂的《京華煙云》（MomentsinPeking1941）、葉君健的《山村》（TheMountainVillage1936）、韓素音的《目的地：重慶》（DestinationChungking1942）和《生死戀》（AMany－SplendouredThing1952）等。20世紀90年代后，比較知名的有張戎（JungChang）的《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Swan1991）、哈金（HaJin）的《在池塘里》（InthePond1998）、《等待》（Waiting1999）和《新娘》（TheBridegroom2000）等。本文主要選取張戎和哈金的小說作為語料，分析接觸文學話語中的多元文化認同。分析基于兩個假設：首先，由于這些作者本身帶有對中國本土語言和文化的民族熱愛感，并以此為寫作源泉，因而其創作產生的英語語言文學就具有明顯的中國語言與文化的認同感。其次，由于兩種認同感（在語境中漢語化和英語化）的激烈碰撞，作者在掙扎、斗爭中把握平衡。

2．主要語料

2．1張戎的《鴻》

《鴻》于1991年在倫敦首次發表，贏得了當年的NCR獎及1993年的英國年度圖書獎。這是一部自傳體小說，以中國的歷史為背景，講述了三代中國女人（外祖母、母親和我）的故事。這三代人見證了清王朝覆滅后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小說揭示了三代中國女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命運遭遇。外祖母出生于1909年，經歷了中國軍閥混戰的時期。她曾是軍閥時期一名將軍的小妾。將軍死后，嫁給了一位醫生。外祖母就是當時中國女人的典型代表。母親出生于抗日戰爭時期，后來嫁給了一位當地的共產黨干部，經歷了戰爭和后來共產黨政治運動的種種事件。小說中的“我”出生于1952年，經歷和見證了1949年后中國歷史的各個階段，曾當過紅衛兵、赤腳醫生、工人和大學生。后來，飛往英國，成為了“鴻”。三代人有著不同的生活，但對于愛的渴求、美的追求和人生自我價值的實現與中國社會歷史的變化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讀小說《鴻》時，我們不僅為她們的故事所感動，同時，我們的心靈也會被這些歷史所觸動。

2．2哈金的《在池塘里》和《等待》

《在池塘里》主要描寫一個業余畫家和書法家邵賓的艱難生活。邵賓在一家裝潢店工作。單位為了取悅某些領導，擅自將邵賓申請的住房轉讓給領導的親戚。邵賓非常不滿，開始畫漫畫諷刺當地領導的腐敗。這些漫畫最后在《北京日報》發表。邵賓于是成了大家議論的中心?！兜却分v述的是一位叫林孔的軍醫近二十年間的感情故事。林孔受父母之命，娶了沒有文化但很賢惠的妻子淑玉。由于兩地分居，夫妻感情平淡。林孔后來愛上了護士吳曼娜，決心與淑玉離婚，但淑玉不同意。根據軍隊里的規定，如果分居滿18年，婚姻可以自動解除。一年又一年，離婚不能實現，愛情近在眼前卻又遙不可及。

3．分析

令人感興趣的不是小說的人物或主題，而是那些故事發生時的漢語語境如何在英語小說中得以表達。中國的雙語作家又是如何將英語本土化、把語篇策略很好地用來解決作家的語言和文化沖突與平衡問題。換句話說，這些作品中漢語語言與文化的認同吸引學者去做認真的探討。在《鴻》中隨處可見賦予中國語言與文化意蘊的例子?？焖贋g覽所有章節中的28個標題，就可以意識到這一點。例如Three－InchGoldenLilies（三寸金蓮）、TalkingaboutLove（談戀愛）、WhenaManGetsPower，EvenHisChickensandDogsRisetoHeaven（一人得道，雞犬升天）、FatherisClose，MotherisClose，butNeitherisasCloseasChairmanMao（爹親娘親，不如親）、WhereThereisaWilltoCondemn，ThereisEvidence（欲加之罪，何患無辭）、GivingCharcoalinSnow（雪中送炭）、ThoughtReformThroughLabour（勞動改造思想）、TheMoreBooksYouRead，theMoreStupidYouBecome（讀書越多越反動）等標題，都帶有深深的文化烙印。上述表達有很明顯的翻譯痕跡，是從漢語轉借到英語中。按照主題，它們可以粗略地分為四類。第一，對社會現象的描述，比如“三寸金蓮”、“爹親娘親，不如親”。前者指舊社會婦女裹成三寸長的小腳，當時被認為是最美的腳型，頗受男人喜愛。后者指中國人對的崇敬和膜拜。第二，日?？谡Z，如“談戀愛”。第三，俗語和典故，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雪中送炭”、“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第四，政治性的話語，如“勞動改造思想”、“讀書越多越反動”等，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多元文化認同在語言上體現為語境的本土化、話語策略的本土化和話語修辭的本土化等方面。限于篇幅，我們只從語境和話語策略兩個方面來分析接觸文學話語作家如何處理本族文化和目標語文化之間的關系，從而使接觸文學話語具有獨特的文學魅力和語言魅力。

3．1語境本土化

有雙語背景的中國作家在用英語創作時需要非常注意語言的環境和角色之間的內在聯系。因為小說的三要素———時間、地點、人物通常是中國的，因此，作家必須把英語的結構和話語移植到中文環境和中國文化中來。這絕不僅僅是個語言問題。也就是說，這并不是敘述技巧或語言搭配的差異，而是歷史文化預設與傳統預期的歷史文化背景的截然不同（Kachru1987：131）。語境的本土化表現得最為突出的是人名、地名、物名和政治術語。

3．2話語策略本土化

本土化的話語策略是接觸文學話語的明顯特征（Kachru1987）。它們體現在表達主動幫忙、請求、關心等建立社會人際關系的言語行為、稱呼語和詛咒語當中。

言語在社會互動中起著不同的作用。根據Mali－nowski所說，在最初的使用當中，言語只是人類協同完成的社會活動中的一個鏈結，是人類行為的一部分。言語是一種行為方式而不是反思的工具（Hudson2000：109）。后來英國哲學家Austin和他的追隨者Searle、Schiffrin等主張言語不僅是行為方式，有些時候，言語可以使行為發生。因此，就有了言語行為這個概念（Austin1962，Searle1969，Schiffrin1994）。根據Austin的觀點，人類交際的基本元素不是個人的言詞或句子，而是通過說出來的言詞和句子所表現的言語行為。此外，社會語言學家認為“言語由一系列的規則控制，就像語法和詞匯組成了語言。我們把這些規則作為文化的一部分來學習”（Hudson2000：112）。想要很好地表達言語行為，人們需要經過努力，學會在什么場合說什么，怎么說。此外，這是件關乎面子的事。通過在社會互動中保留其他人的面子來保留自己的面子。從根本上來說，言語是社會符號的標志。這樣一來，接觸文學話語所涉及的言語行為就變得更加復雜，因為語言不是本族的，但精神卻是。那么小說中的人物該如何演繹自己的話語呢？他們會遵循中國的言語行為準則嗎？抑或將言語行為融入到英語準則中去？無論如何，他們的言語目的總是由英語實現的。這些問題并不是那么好回答，因為有太多的因素影響著作者對語言表達的取舍。事實上，作者總是處于兩難境地。在語料中，我們發現本土化的言語行為非常普遍，它使故事中的人物變得生動，也為英語增添了來自另一語言和文化的新鮮味道。比如：（17）‘Eldersister，Iwasgivenbackmylifebyyourfamily．Ifyoueverneedanything，anythingatall，allyouhavetodoissaythewordanditwillbedone．’（117）例（17）反映了中國的社會規則，即知恩圖報。外婆和夏醫生曾經在絞刑架下救了韓塵一命，把他藏在老房子里三個月，照顧他直到康復。韓塵如今是國民黨情報局的高級軍官，回來報答外婆的救命之恩。如果我們用Austin的言語行為理論來分析的話，例（17）是個命令（說話者試圖讓聽話者做出某個特殊動作），而不是表達情感（說話者針對命題表達真誠的態度，例如，表示感謝）。首先，使用第一人稱“我”作為主語或主題表明說話者強調的是“我”，暗指“我”現在有能力來報答你曾經的救命之恩了。那句說明過去事情的“被字句”經常可以省略，因為它是已知信息。其次，第二人稱“你”的使用以及“你所要做的”那種命令口氣使這句話聽上去更像是一個命令而不是表達謝意或者想要幫忙。然而，如果我們將此言語行為放回到上下文中，再將說話者的社會職位和中國官員說話的習慣加以考慮，那么這種語氣的偏差就可以理解了。中國人認為官員說話的方式就是粗魯、放肆，這表明他的慷慨大方。因此，這樣的話語完全不會得罪聽話者。事實上，韓塵后來確實幫外婆一家做了幾件事情。作者選擇第一人稱“我”作為主題剛好符合一個高級軍官的社會地位，也增強了他言語行為的力度。（18）—‘Eatandrestwell，’hesaid．‘Don’tforgettoreturnthepottothemesssquadtomorrowmorning．’—‘Wewon’t，’saidoneofthem．—‘DoctorKong，whydon’tyoueatwithus？’NurseShenasked．—‘Yes，eatwithus．’afewvoicessaidinunison．—‘Well，Iatealready．’（Ha1999：41）1966年的冬天，林孔的醫院舉行了一次野營訓練。一個月來，醫院里三分之一的員工在鄉野跋涉了四百英里，駐扎在村莊和小鎮上。那天，由于長途跋涉，護士們的腳上起了水泡，林孔來幫忙。他從炊事班給她們拿來了晚飯，讓她們吃好休息好。例（18）就是林孔和護士們的對話。整個交談過程中，話輪不停轉換使得對話能夠自如地進行。首先，林孔挑開話題讓她們吃完飯并好好休息以示他對同志的關心。接著他提醒她們吃完后別忘了把罐子送回炊事班。作為一個男醫生，也作為野營訓練中的強者，林孔有責任照顧好筋疲力盡的護士們，他的話語沒有任何問題。然而，對于他的關心，護士們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并不是我們所期望的“謝謝你，林醫生”或者“非常感謝”，而是“我們不會忘的”。這是對他的提醒所作的回答，也就是第一輪話里的后一部分。在第三輪話里，一個護士邀請他一起用餐。英語里使用反問句向別人提出邀請暗示說話者之間的親密關系，但在漢語里卻未必如此。事實上，幾天的野營訓練拉近了林孔和護士們的距離。況且，林喜歡的女人曼娜也和那些護士們在一起。在第四輪話里，其他幾個護士響應了第一個護士的邀請。同樣，此處也沒有諸如“請”這樣表示禮貌和嚴肅態度的標記語。最后一輪話中，林孔因為恐懼流言蜚語以及領導的批評而對護士們撒謊說自己已經吃過晚飯了，以此來拒絕她們的邀請。通過這種逐輪分析，我們發現了一些與英語規則相背離的趣事。首先，有關禮貌的標記語，如“請、謝謝”被省略了。其次，揭示說話者之間關系程度的反問句容易誤導讀者。再者，強者更有發言權的規則被推翻。對于這些準則背離可以用中國式言語行為規則在英語中的遷移來解釋。第一，在日常話語中，中國人不像說英語的人那么經常使用“請、謝謝”。太多的禮貌用語被認為是一種狂妄自負的表現。第二，在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同志之間的關系是最親密的。因此，只要話題不與政治相關，人們日常說話并不怎么注重措詞。第三，雖然林孔的軍銜較高，但他是個溫和且十分沉默的人。而且，那時的已婚男子不該單獨和年輕女子說太多的話，所以他在談話時具有更小的發言權也是可以理解的。

4．討論：多元文化認同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世界變得越來越多元化，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語言共存的現象非常普遍。為此，上個世紀40年代在美國出現了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主義）一詞，并在50年代后迅速在加拿大流行。就其詞義而言，主要是指一個社會的多民族、多文化和多語言的特征。所謂認同（identity）指的是對身份的認定，是對“自我”和“他者”的評價和認可。全球化加劇了全球性的身份認同危機，一種喪失自我確認標準、不知所措的分裂感和迷茫感正困擾著各種文化。英語的全球本土化現象使英語擁有了多元文化的身份。最近，馬來西亞教育部門頒布了一項關于英語標準的規定，要求從2011年開始在中小學教授標準的英國英語。此項規定在中小學教師中引起了軒然大波。據調查，大部分教師認為他們不能勝任教授標準的英國英語，因為他們既不認為自己能說標準的英國英語，也不認為在馬來西亞有必要說標準的英國英語。當被問及他們平時說的是什么英語的時候，老師們宣稱自己說的是“正常的英語”（NormalEnglish），是一種他們自己感覺滿意的、有馬來西亞本土特征的英語。標準的英國英語是一種殖民者的語言。從情感上來說，馬來西亞人更愿意說帶有本土特征的英語。當然，該國教育部之所以推出這樣的規定，恐怕很大程度上是擔心過于本土化的馬來西亞英語會影響國際交流，甚至影響該國的形象。然而，新加坡的一位外交官曾經非常自豪地宣稱：“……當一個人在國外，不管是在公共汽車上還是在火車或飛機上聽到另一個人在說話時，馬上可以聽出他是來自馬來西亞或新加坡。我希望自己在國外說話時，我的同胞能夠非常容易地辨認出我是一個新加坡人”（轉引自Tongue1974：7－8）。由此可見，語言是一張名片，可以透露一個人的身份。接觸文學話語的發出者在運用非母語進行創作時，既要考慮讀者的接受，同時也要兼顧自己以及作品中人物的身份訴求。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作者運用語境、話語策略本土化來認同并且彰顯作者及文學作品中人物的本族語文化。當然，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作者有意識地通過詳細講解有關中國的一切，讓那些對中國文化陌生的讀者了解、理解并認同中國文化。如：（33）ThefifteenthnightoftheeighthmoonoftheChineseyearwastheMid－AutumnFestival，thefestivaloffamilyunion．Onthatnightmygrandmotherwouldplaceatablewithmelons，roundcakes，andbunsoutsideinthemoonlight，inaccordancewiththecustom．ThereasonthisdatewasthefestivaloffamilyunionisthattheChinesewordfor‘union’（yuan）isthesameasthatfor‘round’or‘unbroken’；thefullautumnmoonwassupposedtolookespecially，splendidlyroundatthistime．（97）除此之外，接觸文學的作家會有意識地走近讀者，用英語的文化來表達或類比中國的人和事。如：（34）DengXiaoping，whowasfromSichuan，came，asdidMarshalHoLung，afamousRobinHoodfigurewhohadbeenoneofthefoundersoftheRedArmy，andwasaclosefriendofDeng’s．（304）（35）TeahousesareasimportanttotheSichuaneseaspubsaretotheBritish．（384）RobinHood是英國人心目中的英雄好漢。盡管用他來類比將軍并不十分妥當，但作者為兩種不同文化之間搭起橋梁的努力是不言而喻的。若借用翻譯領域中“歸化”和“異化”的術語來表述的話，接觸文學作家努力走向讀者的“歸化”策略能使他贏得讀者，使作品暢銷；走向自我和小說人物的“異化”策略會使他的作品很獨特。但他仍需要在兩者之間尋找一種平衡。太多的歸化會犧牲自我的認同，太多的異化則會失去讀者的認同。

5．結語

大量的實例初步驗證了本文提出的兩個假設。一、由于作者的中國語言和文化背景，且所創作的文學作品講述的是中國人在中國的故事，因此，該文學話語體現著作者本民族的價值和文化認同取向。二、由于該文學作品的主要閱讀者是英語讀者，因此，作者的漢語語言和文化認同與英語語言文化認同之間必然會產生摩擦。這是一種話語權利和文化認同的較量。成功的作品能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我們認為平衡的基礎就是多元文化的認同，即對不同文化的寬容和理解。附：從師感言曾經聽人說過，智慧的頭腦加上一顆童心就是完美。在我眼里，胡老師就是這么一個完美的人。他的智慧，他的學術成就，不用我這個晚輩贅述。但他的童心和幽默時常讓他周圍的人覺得輕松和快樂。記得十年前我剛入北師大攻讀博士學位時，老師恰好在美國休假。他委托北師大的學長，也是北師大的老師田貴森教授，照看我與葉起昌同學。那時，我對老師的印象僅限于在以往參加學術會議時的簡單交談。當他與師母從美國回來后邀請起昌與我去他家吃飯時，我心里對老師還是懷著敬畏的心情。第一次到老師家吃飯，老師的話并不多。但他也詢問了一些家常，并了解了我們的學習計劃。在隨后的學習日子里，我們時常要到老師的家里請教問題，討論博士論文的寫作。每一次，師母都為我們準備好點心和水果。討論之余，我們總是毫不客氣地享用美食。這時的老師通常只是象征性地嘗一嘗，并不多吃。開始我們并不知道老師不能多吃甜食，就勸老師多吃一點。老師會看著師母說“師母不讓我吃??！”眼神中似乎有些委屈。我們聽了，敬畏的心情一下子煙消云散，仿佛眼前坐著的就是如父親般的親人。

胡老師有一個傳統，就是每當老師的生日、同學的開題、答辯時，所有在北京的胡老師的學生就會聚在一起。這樣的聚會非常輕松。它不僅是聯絡感情的好機會，更是相互學習的場所。老師多次在這樣的聚會上說：“你們是同學，要相親相愛?！崩蠋煹囊痪洹跋嘤H相愛”讓我這個后學者受益匪淺。在我撰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我的學長田貴森、劉世生、楊永林、彭宣維、程曉堂，學姐高一虹、李戰子、高彥梅、范文芳，學妹唐麗萍、柴秀娟等都曾經給我無私的幫助，讓我終生難忘。2004年，胡老師的《認知隱喻學》付梓。在前言中我們讀到了這樣一段文字：“答辯后學生在窗外唱歌跳舞談情說愛，導師在窗內埋頭讀書?！闭f的是學姐范文芳完成博士論文答辯之后，把所有有關隱喻研究的資料和書籍都搬到了老師的家里，讓老師“繼續好好學習”。這是一顆怎樣年輕而俏皮的心啊！我們不僅為老師常青的學術成就而折服，更為他不恥下問、提攜后學、永不服老的心態而動容。很多時候，當圣誕節或元旦來臨時，我的賀卡還沒有寄出，老師的賀卡已然在我的郵箱里了。2008年我收到了老師自己制作的《我們倆的2008》電子相冊。相冊記錄了老師和師母在2008年的足跡。相冊制作得非常精美，并配有音樂。你全然想不到這是一個年近八十的語言學家所制作的。2002年，老師七十大壽。當時在北大，嚴肅的學術討論會結束后有個小型的生日聚會。我們準備了蛋糕和生日蠟燭，并為老師準備了孩子們過生日時常戴的紙帽子。老師開心地戴上了帽子，幸福地吹滅了蠟燭，并為在場的人切分蛋糕。高一虹學姐還為老師跳了一支舞“北風那個吹……”。那個歡樂的場面如今還記憶猶新。特別讓人難以忘懷的是老師燦爛如孩子般的笑容。時光荏苒。今年還將在北大慶祝老師的八十壽誕。我相信老師的笑容還將是那樣的親切，那樣的燦爛，那樣的年輕，因為在我的心里，老師永遠是年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