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干文學與現代文學契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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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干”是一百三十多年前陜甘回民起義失敗后遷居中亞的華人后裔，現已發展到十萬余人。東干第一批移民幾乎都是農民，漢字失傳，只會講西北方言，他們借助33個俄文字母，外加自造的5個新字母來拼寫漢字，創制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漢語文字———東干文。20世紀30年代東干書面文學隨之誕生，產生了詩歌、小說、散文、口歌、口溜、古今兒等大量反映東干歷史、文化與人民生活的文藝作品。東干文學因其獨特性與復雜性，對中國古典文學、海外華文文學、語言學、民俗學、回族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的研究均有參照意義。同時，東干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具有某些契合點。東干族是前蘇聯的一個少數民族，東干文學受蘇聯文化影響至深;東干族又是華人后裔，東干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密切。因此東干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在諸如“漢字拼音化”、言文一致、文學的大眾化與民族化等一些具體問題上相契合，可互為參照，比對研究。

一、漢字拼音化

(一)東干文與其他漢文化圈國家漢字拼音化文字的異同

“漢字拼音化”并非中國特有的問題，漢文化圈的國家如越南、日本、朝鮮等都面臨過這一問題。自東漢伊始，越南使用漢字約有二千多年的歷史。從16世紀中葉開始，葡萄牙、法國等西方傳教士陸續來到越南，為了便于學習越語與傳播天主教，他們通過拉丁字母記錄越南語，漸漸地創造了越南的拼音文字，越南人稱“國語字”。1878年，法國殖民者正式推行國語字，與漢字同時使用。1945年建國后，越南停止使用漢字，全面推行拼音文字，越南語的文字從意音文字成功過渡到拼音文字;朝鮮在1444年以前一直使用漢字，之后朝鮮人創建了拼音文字。這是真正的在同一種語言文化基礎上實現的文字改革，即在同一種語言文化基礎上用拼音文字替換意音文字;日語文字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公元前4至5世紀漢字由中國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后來日本人在漢字的基礎上創制了假名。和朝鮮語拼音文字出現的方式略有不同，日本假名是在漢字的基礎上產生的。日本現在基本上是假名和漢字混用，但完全用假名也可以。因此日語可以說也完成了由意音文字到拼音文字的過渡。以上這些曾經大量使用過漢字的國家最終都由意音文字過渡到了拼音文字，東干文也是漢字拼音化成功的一例，那么東干文與之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漢字傳入之前，漢文化圈的國家都屬于僅有民族語言而無文字的“接收集團”，漢字的輸入，使其書面語言成為可能，獲得了歷史性的進步。但漢字與漢文化圈的民族語言之間缺乏直接的對應性，即“言”與“文”不一致，從語音上看，漢字基本上是一個字記錄一個語素一個音節，而朝鮮語和日語都是粘著語，一個語素多個音節的情況很多，漢字并不完全適應這些國家的本土語言。所以雖然借用、仿造漢字幫助他們記錄歷史、識字讀文，但文字與語言的錯位一直困擾著這些國家，于是長時間以來引出以“言文一致”為目標的語文變革。而東干文產生的前提是漢字失傳，但語言卻是地地道道的漢語，所以一旦當他借用拼音文字流利地拼讀漢語時，“言”與“文”可以毫無障礙地保持高度一致。當然在東干文的創制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如有些讀音無法用斯拉夫文字表示，于是自創了5個字母來代替。簡而言之，漢文化圈中的漢字拼音化問題的核心是漢字與拼音化的關系，而東干文的拼音化核心卻是漢語與拼音化的關系。

(二)為什么東干文的漢語拼音化能夠成功而中國百年的漢字拼音化卻難以修成正果

中國的漢字拼音化運動與東干文的創制都是在十月革命后蘇聯開展掃盲運動中進行的。漢字拼音化的直接動因是為當時蘇聯遠東地區十萬中國僑蘇工人掃盲。1930年瞿秋白出版《中國拉丁化的字母》小冊子后，蘇聯漢學家龍果夫、郭質生和中國的蕭三等都加入到方案的制訂與討論當中。1934年在大眾化的討論中蘇聯的拼音化成就被介紹進國內，成為文學大眾化的重要嘗試手段。中國漢字的拼音化運動從1934年開始至1955年進行了21年。其間一方面由于拼音化自身的一些學理問題，另一方面拼音化推行的社會環境惡劣，“漢字拼音化”被國民黨當作共產黨宣傳政治思想的工具而被查禁。另外民族救亡、抗戰等都打破了拼音化的進程，使得漢字拼音化始終局限在一時、一地、某些群體中，并未在全國普遍推廣開來。東干文的創制也有賴于蘇聯這次大規模的為無文字的少數民族創造文字的潮流。第一代遷居中亞的東干人基本上都是文盲，只會說漢語，卻不認識漢字。隨著20年代的拉丁化運動與文字改革，1932年蘇聯學者幫助東干族創造了拉丁化的東干字母，一個字母表達一個音素，不標聲調。在蘇聯政府的支持下，通過開辦學校、成立研究中心、編訂教科書、出版書籍、發行報紙(1932年創辦《東火星》報)等方式展開，東干文普及率很高，截止1937年，在東干人集中的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70%的東干人已脫盲［1］135。可以說，漢字拼音化與東干文的發生時間、背景、創制目的甚至參與者都很相似。比如龍果夫等許多蘇聯語言學家，既積極地參與了東干文的創制，又投入了漢字拼音化的方案制訂。這些方面的因素無疑使得東干語拼音化與漢字拼音化有著相類似的思路與方法。東干族作為中國華裔，母語就是漢語，似乎東干文的漢語拼音化實踐對于中國漢語拼音化應該具有極大的借鑒作用，但為什么東干的漢語拼音化只用很短的時間就能成功，而中國漢語拼音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歷時彌久卻步履維艱?一是二者拼音化的目的不同。中國的漢字拼音化前期在工具理性的籠罩下，拼音化文字與漢字分別代表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推動漢字拼音化的力量主要來自于向西方文明學習的心態;后期力推漢字拼音化，則立足于文學大眾化、通俗化的目的，以最便利易學的文字進行大眾掃盲，從而達到“五四”文學“啟蒙”的初衷。二是影響漢語拉丁化的條件不同。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方言很多，各地群眾甚至互不通音，這成為漢語拼音化過程中一大無法逾越的障礙。東干語具有內部統一性，均為陜、甘地區方言，標準的東干話或東干書面語言以甘肅話為主。陜、甘地域相鄰，語言相近，不存在方言分歧造成的拼寫上的不統一。第三、文本繼承問題也是漢語拼音化遭來非議的原因之一。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卷帙浩繁的經典文本因漢字才得以保存，今人也因漢字得以與幾千年前的古人進行溝通，如若漢字拼音化，漢字勢必會逐漸廢棄，那么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大量的傳統文化會不會就此消失?而東干語拼音化卻不存在這個棘手的問題。本來遷居中亞的多為目不識丁的農民，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文本知之甚少，東干人基本上通過以下幾種途徑來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文本:一是通過俄文翻譯來了解;二是創立東干文后對中國文化文本進行翻譯;三是通過民間故事、傳說等口頭文學間接地了解。所以不存在必須保留漢字繼承傳統經典文本的問題。東干人能夠成功地實現漢語拼音化，主要由于它無須承擔中國文學現代化這一歷史使命，既無中西文化比較中的弱國心態，也無古今選擇的困境。加之東干文的使用主體渴望有一種本民族的文字，東干本土知識分子一直力圖創造一種可以記錄、整理、傳承本民族文化的載體，前蘇聯也積極推行民族平等原則，為無文字的少數民族創制文字，正是以上這些主客觀原因，促成了東干文的誕生。前蘇聯及東干學者通過積極開辦學校、廣播，編寫教材、報紙、雜志等形式進行推廣，其最有說服力的成果就是在短短幾十年中僅有十萬人的小群體中卻出現了影響力較大的一批東干作家，創作了大量的東干文學作品。

(三)東干語在漢語拼音化過程中的局限性

東干族漢語拼音化成功了，但在漢語拼音化過程中仍然遇到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也是中國漢語拼音化過程中遭遇到的。比如同音字的問題。漢語作為意音文字其特點是同音字多，要依靠不同字形來區分字義。這對于失去漢字以斯拉夫字母為載體的東干語來說造成了極大的不便，加之東干文不標聲調，就更增加了同音文字辨識的難度。東干族只得借用一些輔助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比如給單音節詞標上調號或者借助俄文來解釋，但其作用還很有限。東干文學也隨之在以下幾方面表現出它的局限性來。首先，東干文學作品譯成中文的時候，一些不太熟悉西北方言的譯者在翻譯時容易出錯。其次，因為沒有漢字的支撐，隨著與母體文化的分離，許多字只留其音卻不知其義。如民歌“茉莉花”到了東干人那里變成了“毛李子花”。在東干方言語音的干擾下，沒有漢字對語音的固定，語音極易發生變異，進而影響到語義的變化［2］。其次，東干語不標聲調，依靠語義環境來理解同音字，東干人長期使用東干語，在心理與語言等方面約定俗成，通過聯系上下文可以順利地讀出語義來，但對于非東干族來說就造成了極大的不便。尤其表現在詩歌創作中，大量同音字的出現可能并非好事?；谠姼璧奶S性、抽象性等特點，要在語義聯系不甚緊密的詩歌語境中猜測字義，就顯得相當困難。東干文通過書報、廣播、文學作品等載體在東干已經廣泛使用了80年，漸臻成熟，它有完善的正字法、標點法系統等，證明了用拼音文字書寫漢語是完全可行的。東干拼音文字為保持東干的民族獨立性、保存與發展東干的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罢怯捎跂|干語是漢語方言的變形，所以它的拼音文字的經驗對漢語拼音文字的建立有重大的參考價值?！?/p>

二、言文一致

“言文一致”與“漢字拼音化”都是新文學向大眾化努力的途徑與手段。從近代詩人黃遵憲的“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到瞿秋白的“現代‘人話’的新中國文”，都主張言與文的一致?！把晕囊恢隆钡脑V求是中國文學現代化過程中一重要命題。東干文幾乎完全記錄口語，口語與書面語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書面語就是口語的真實記錄。那么口語、方言能否入文，若能入文，對作品的創作及發展會有什么樣的影響?

(一)東干語言的發展

先來看看東干語在中亞一百年來的發展情況。作為華人，東干語言的發展與北美、歐洲、東南亞等地的華人語言發展有著共同的特征:母語的發展與居住國語言、母體語言以及自身的語言發展需要相關。但東干語也有著與世界其他地區華人語言與眾不同的地方:一是東干族大分散小聚居，如目前吉爾吉斯斯坦的騷葫蘆鄉、米糧川等都是東干族聚居的地方，當地人俗稱為“鄉莊”，鄉莊作為文化載體與活動場所，使得東干的文化自守性與傳承性成為可能;二是東干族信仰伊斯蘭教，又使得東干族內部具有相當的凝聚力。因此鄉莊內部通用東干語，對外使用俄語，這種文化特點使得漢語西北方言能夠在異域生存百年之久。作為東干母語———晚清時期西北方言，一百多年來在東干人中使用著，隨著與母體文化的漸漸疏離，居住國文化的逐漸滲透，東干語言發生了以下的一些變化:東干語隨著新生事物的產生，自身也有部分的造詞能力，創造一些新詞，如失去妻子的男人叫寡夫，飛機叫作風船等;二是隨著與母語文化的隔絕，一些詞匯保持了相當的生命力與表現力，一些我們早已棄之不用的晚清時期的詞匯現在依然存活在東干人的表達中，如貼子、干辦等詞;三是一些詞匯也因為沒有文字對口語的保存與確認，或對詞匯本義不甚了了，一些詞匯的意義逐漸模糊，或者對詞語原義誤讀或者有些詞已變成死詞。居住國語言相對于華人群體母語，顯然是強勢文化，潛移默化地對后者的語言、文化進行滲透與影響，這是華人群體自身存在與發展的必然路徑。東干族也不例外，他們在一些科技等新詞方面借用俄語，如“集體農莊”用“卡勒豁子”，把“汽車‘拼為”馬使奈“等。據東干學者Φ．H．哈娃子統計，東干語借用俄語的詞約占東干語整個詞匯總量的7%［4］86。大量的借詞的使用豐富了東干語言，增強了東干人的表達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因為借詞的使用，使得東干語的純凈性越來越受到影響。正因為如上所述的原因，使得現今的中國人閱讀東干文時會遇到一些障礙。當然，8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與中亞地區交流的增加，許多東干文化人回到寧夏、甘肅、陜西等地尋根，同時也使得東干語獨立發展近百年后又再次與母語文化得以交流，一些中國當代的新語匯逐漸融入到東干語當中，不過，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影響性方面都還十分有限。

(二)東干口語與書面語之間的關系

按照中國文學的發展規律，當書面文學獨立于口語文學之后，書面文學越來越脫離口語文學，漸具獨立性，當這種情形發展到20世紀時，其文與言的隔裂遭到了啟蒙者們強烈的批判。但東干文學由于多種原因，書面文學隨著時代的發展與中國文學發展規律完全不同，即完全依賴于口語。東干書面文學畢竟發展時間有限，從上個世紀30年代東干文創立直至現在，也僅僅80年的時間，而中國書面文學用漫長的時間才逐漸實現言文剝離;東干文學比之中國古典文學可資借鑒的文化資源極其有限，因為沒有大量的文本積累，對于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直接的傳承只局限在一些民間故事、口歌口溜、民間習俗等方面;還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就是拼音文字與漢字的功能。漢字是一種語素本位的語言，是一套附著在語素系統上的文字。漢語的單音節語素十分活躍，構詞能力很強，漢語的詞大都是其語素意義的不同方式的合成，所以漢字之間的組合能力較強，會隨著新事物的出現或表達的特殊需要而不斷地生成新詞語。而東干語中拼音與口語基本保持一致，雖然書面文字與口頭語之間依然會產生彼此相互影響共同命名與認識事物的作用，但與中國書面文字自我創新的強度相比，東干書面語與口語之間的互動關系不強。因為口語中能指與所指的緊密性(言文的高度一致性)，使得新出現的事物無法再用已有的話語來表達，對新生事物的命名能力較差，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只能不斷地向俄語、突厥語、阿拉伯語、波斯語等借用詞語。在東干文中，民間文學多以漢語西北方言為載體，民族宗教用語多為阿拉伯用語，而出現的新生事物大量地使用借詞，就能說明這個問題。東干語能作為溝通工具主要是依靠約定俗成，這也造成其語言發展較為緩慢，一些習慣的命名、固定的搭配等變化較少，文字組合不夠活躍。正因為東干語發展的遲緩性，也使得東干語具備了良好的傳承性與穩定性，保留了大量中國晚清時期的語言，具有很高的語言學價值，被稱為“晚清語言的活化石”。

(三)書面文學與口語文學

由于東干語生存的封閉性，使得東干文學前五十年只有口語文學，而無書面文學的支撐。書面文學誕生后，又強烈地依附于口語文學，尚未獲得完全的獨立性。正因為東干文學高度依賴口語，整個東干文學呈現出典型的口語化、通俗化、大眾化的特點，即便書面文學產生了，但東干文學中較發達的仍是口語文學，如民間故事、口歌、口溜等;另外在東干敘事類作品中，敘事方式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故事框架建構基本沿襲中國傳統小說敘述模式、大量密集的東干民俗的展示等都傳達出東干文學的這一特點。而中國文學中書面文學完全可以脫離口語而自成體系、獨立發展。那么東干文學與口語的共生依托關系，一方面會使東干文學具有強烈的辨識度，但另一方面也會給東干文學帶來局限。突出地表現在詩歌的創作當中。王小盾曾提出，因為無法利用文字來區分同音詞，文學作品中的意象要依靠上下文才能成立，這樣就造成了意象語匯的萎縮，同時也造就了若干種意象語匯的固定搭配(例如“春天”、“姑娘”、“花園”的搭配)。這種看法的確有一定道理。被譽為東干書面文學奠基人的亞瑟爾•十娃子的詩作中就出現了類似太陽、春天等大量意象重復的現象，雖然這并不妨礙詩人創作出優秀的充滿詩味的詩歌，但作品也的確出現了題材、藝術手法等方面不夠豐富的問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復雜的，還有待進一步探討。另外，王小盾還認為，為了減少文句的歧義，東干詩歌從傳統的七言句式中發展出了“七四七四”句式，即用四言句對七言句的詞義進行補充［5］。比如“雪花雪花飛的呢，/空中呢旋。/這個清水沒份量，/雞毛一般［6］。七字句為一完整句子，四字句作為延伸或補充。但事實并非完全如此。如“一朵鮮花開的呢，/就像火焰。/綠山頂上開的呢，/我看得顯。/就像不遠，我看的，/我能揪上，/可是它遠，離我遠/就像月亮”［6］。雖然七四體是東干詩人常使用的一種詩歌形式，但除此之外，既有七四體靈活的多種變體，還有民歌體、樓梯詩、七言詩等多種詩歌形式。由此也引出中國研究者在研究東干文學時往往容易陷入民族文化本位主義，認為東干書面文學語言是漢語西北方言，太土，不典雅，常常以我們的藝術口味與標準去衡量其它藝術的優劣。

(四)東干文學面臨的困境

口語的限制作用，新生事物借詞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東干文的純凈性，加之越來越多的東干年輕人在俄羅斯文化的浸淫下長大，與母語文化逐漸疏離，使得東干文及東干文學在逐漸萎縮，人們不禁擔憂起東干文學的發展，認為目前極有必要對東干文學進行搶救性的研究。1991年蘇聯解體后，東干族的文字語言該何去何從?是沿用為越來越多的東干年輕人所認同的俄語，還是回歸到親娘言(母語)?今后教育發展是以東干文———俄文為主呢還是以東干文———漢文為主呢?東干學者說:“習學咱們的親娘語言(東干語)”“往前去(發展)咱們要往漢字上過(轉變)呢，因此(原因)是咱們的話連漢語的根是一個”?！盎匚牡母菨h文。回到回文的根基上一定要把漢字學會，再按回文的發音，就是用俄文、東干文的字母拼音寫單詞。這樣回族的語言才能慢慢恢復帶發展起來?！保?］182002年初，吉爾吉斯斯坦也有人開始了試點，在比什凱克市印行了一份“回族語言報”，號召中亞的東干人“回到回文的根基”上來，都學習漢文。

三、文學的大眾化與民族化

文學的大眾化、民族化是中國現代文學始終追求的主題。中國現代文學理論體系的建構以及文學批評實踐很大程度上受到前蘇聯文學影響。東干文學在20世紀30年代隨著東干文的誕生而發展起來，蘇聯文化作為居住國文化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東干作家來說影響更大，甚至他們的創作本身就是蘇聯文學的組成部分。因此中國現代文學與東干文學在美學追求、創作風格、民間文化資源利用與借鑒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

(一)文藝美學方面

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解放區文學與東干文學都積極采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創作情緒樂觀向上，以贊頌新生活為主，語言上吸納群眾口頭語言，在文藝美學上表現出共同的審美趨向。

1．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東干文學興起之時，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是蘇聯文藝創作領域的主流。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成為蘇聯主流的、官方的文藝創作方法，主要以歌頌十月革命及國內戰爭期間的英雄人物、黨的領導及革命勝利后確立的共產主義目標為主要任務，文學主題多為革命英雄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奉獻精神，歌頌新社會、新事物、新人物。20世紀40年代初到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文學以戰爭為主題，領袖、戰斗英雄和勞動模范成為其主人公?？v觀東干文學幾十年的發展，除卻個別的青年作家尋求突破之外，絕大多數東干文學創作都秉承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蘇聯現實主義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影響深遠。30年代經周揚介紹，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匯入并開始左右我國現實主義思潮”。后經修正與強化，加入中國傳統文化要素，建構起中國特色的現實主義文藝思想，借助著權威推廣，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及當代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都體現出現實主義的創作理想、文藝美學、主題表現。

2．創作主題東干文學創作主題緊緊地跟隨著蘇聯的主流創作趨勢。首先是集體農莊文學題材。20世紀30年代，蘇聯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運動。東干人民積極地加入集體農莊(卡勒豁子)，實行公有制，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大量的東干文學作品反映了這一社會現象。有拒絕加入而被朋友鄉親孤立鄙視的青石兒，有為集體農莊獻計獻策的聰慧機敏的東干少女聰花兒、有大公無私將自家糧食貢獻給集體農莊的女性開婕子等。作品以是否加入集體農莊，是否積極勞動作為建立作品價值體系的標準、臧否人物好壞的準繩。其次是衛國戰爭的戰時文學。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蘇聯衛國戰爭文學也誕生了。愛國主義、英雄主義、人道主義精神成為衛國戰爭文學的主題。東干族青年義無返顧地奔赴戰場，為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立下了功勞。大批東干家庭在這次戰爭中也飽嘗了妻離子散的人間悲劇。東干文學中不少作品都反映了東干族在這場戰爭中充滿人性人情美的故事。不過，東干文學很少正面展現戰場，更多的是將筆觸放在因戰爭而分崩離析的痛苦家庭，通過母親的堅忍，妻子的頑強，孩子的童稚來反映東干人民對衛國戰爭的支持與東干民族的民族感、正義感以及對侵略戰爭罪惡的強烈譴責。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蘇兩國人民都遭受著國際法西斯侵略勢力的蹂躪，命運相關、休戚與共。蘇聯的戰時文學不僅適應其國內形勢的需要，也為中國作家所認同。蘇聯衛國戰爭文學的創作思想和藝術技巧，也對中國的戰爭文學、軍事文學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產生了大量歌頌英雄人物、領導人物、勞動與光明的作品。

3．敘述方式的民間性東干知識分子大多數都從鄉莊中走出來，畢業后仍回到鄉莊種田、做生意或教書。東干知識分子本身就是農民中的一員，他們的創作、生活與鄉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與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因此表現在作品中，敘述語言與人物語言始終保持了東干口語高度統一的特點，并且是原汁原味的東干方言，本民族群眾讀起來毫無艱澀之感。而中國現當代文學中人物語言往往是大眾語或方言，而敘述語言卻是知識分子的。

(二)對民間文化資源的發掘與利用，呈現出濃郁的民俗色彩

如何發掘和利用民間文化資源是中國現代文學大眾化、民族化的一條重要途徑。作為海外華人群體之一，東干民族能夠長期地保持民俗，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東干民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方式以及伊斯蘭信仰的凝聚力。

1．濃郁的中國傳統民俗與伊斯蘭民俗東干文學中不少作品基本上就是東干民俗真實而完整的記錄，具有很高的民俗學價值。東干族一方面很好地傳承了中國傳統尤其是晚清的一些民俗，另一方面也頑強地固守著伊斯蘭民俗。比如在人生的幾個重要階段的禮俗上，幾乎都會請阿訇來念經。提親時先要念一段經，再說正事。伊斯馬爾•舍穆子的《歸來》寫道:“媒人到了尤布子家，念了個‘索兒’(經文)后，說明了來意?！保?］定親時也要念索兒。結婚時更有一套老規程，接新娘子的喜車由雙套馬拉著，馬也裝扮一新，“馬的鬃上、尾巴上綁得都是紅，車的篷子上鋪的花毯，紅氈，車戶的手里拿的響鞭子，折彎子的時候，鞭子的響聲就連炮子一樣響了?！毙孪眿D進門后要揭蓋頭。隨后還要吃“試刀面”，以此檢驗新媳婦的茶飯手藝如何。(《不素心》)［8］東干的男孩子一般到六、七歲的時候就要孫乃體，也就是給男孩子行割禮，莊嚴而隆重，不亞于婚禮。人若生病了，也會請阿訇念經，他們把念過經的水叫“杜瓦水”，據說病人喝后就會痊愈?！抖磐邇骸分械囊了宫斪硬×?，疑心自己每次經過白家莊子都會招來災禍，于是去求阿訇的杜瓦爾驅邪［8］。

2．以民間故事為素材進行創作《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故事及人物在東干可謂家喻戶曉。東干族文學創作一方面基于現實生活，一方面大量取材于民間文學形式。如阿爾布都的名篇《莎燕與三娃爾》就是典型的中國民間傳說“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模式。三娃爾與莎燕，一個是財主家的長工，一個是財主的女兒，兩人相愛，可想而知，是個悲劇故事，死后化做兩只白鴿子，黎明時分出來結伴玩耍，日落之際相隨消失?！丢毮緲颉愤@部東干民族史詩般的作品，同樣取材于東干民族英雄白彥虎的故事。還有韓信的故事在東干民間廣為流傳，十娃子詩作中多處以韓信來比喻歹毒、心狠之人，“把長到一達呢的/兩個嫩心，/拿老刀刀兒割開哩，/就像韓信?！?《敗掉的桂花》);“他把鮮花兒撂掉哩/心里沒疼，/踏到滓泥里頭哩，/就像韓信。”(《牡丹》)［6］這與中國傳說中率性而為、桀驁俠義的韓信形象相距甚遠。究其原因，仍源自于東干民間傳說，韓信被描繪成作惡多端、背信棄義的歷史人物。

3．大量口歌、口溜入文，豐富了東干文學的表達東干族還流傳著許多反映東干生活或從中國帶去的許多口歌口溜，是不識字的東干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同時這些口歌、口溜也嵌入東干小說中，豐富了東干文學的表達。如阿爾布都的小說中時常運用口歌、口溜來表達。東干文學與中國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前者對后者既有傳承又有變異，后者既是前者的母體文化又曾隔絕多年。東干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契合這一視角還遠未能道清更多有價值的問題，本文所涉及的一些問題，也值得進一步深究下去。最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旨在兩種文學形態在相關問題上的比較以及揭示東干文學在某些問題上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實踐作用，但若目前做出價值判斷，還為時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