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作家智力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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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作家要創作出優秀的作品必須建立起一定的智力結構(這里的智力結構并不只是幾個方面或領域的知識的簡單累加，而是由知識、經驗、感受、能力、思維方式等基本構成)，或者說相應的智力結構是作家完成創作的必要條件。各類文體的作家不僅應該擁有共同的知識結構和基本能力，而且還應該根據有關文體寫作的需要建立起相應的智力結構。作為傳記文學作家，特別是給現當代文學家撰寫傳記的作家要順利地創作完成寫作，還應該建立起自己的智力結構。傳記文學作家的智力結構是由傳記文學的特性所決定的。同理，以文學家為傳主的傳記作家，所建立的智力結構應該與文學家傳記的特性相適應。對于傳記文學的基本特性，基本上達成了共識:傳記文學是以文學的方式(敘述、描寫和抒情等)敘述個人的歷史，因而它既具有文學性，又具有歷史性。這樣，就一般的傳記文學而言，其作家的智力結構應該著力于文學方面、歷史方面和學術方面的建構。要賦予傳記以文學性，傳記作家就應該具備審美創造能力。在具體寫作過程中，傳記作家既要善于捕捉傳主的生活細節并展示出來，又要善于敘述傳主的傳奇式的起伏跌宕的人生，還要善于駕馭語言，賦予語言以濃郁的詩意。傳記文學固然以敘述傳主的人生為己任，但是它與學術論著和通常的歷史著作的敘述不同。如果說學術論著和通常的歷史著作對人的敘述著眼于宏觀，那么傳記文學則是從微觀出發，以小見大，以微觀見宏觀。因而，當傳記作品走向文學領域的時候，細節捕捉與描寫必然受到極大的重視?！短餄h傳》作者董健先生就非常準確地捕捉了田漢做夢的細節。1916年8月的一天，田漢離開祖國前往日本訪學。在直航神戶的“八幡丸”上，他做了一個“美麗的噩夢”。

董健先生所寫的這個細節在這本傳記中非常重要，因為這個夢竟然以隱喻的形式幾乎分毫不差地應驗著田漢后來幾十年的人生。這個細節在書中多次出現，就像是田漢人生中揮之不去的符咒一直籠罩著他的命運。一般的傳記文學作家都非常注重細節的描寫，以吸引讀者，但是真正像董健先生這樣善于抓住與傳主命運相連的細節描寫卻不多見。傳記文學的細節描寫不僅在于令傳主形象豐滿，賦予作品以強大的藝術魅力，而且在于有力地表現傳主的性格和精神世界，與傳主的命運聯系緊密。因此，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家應該具備善于捕捉這樣細節的能力。傳記文學固然需要以細節表現傳主的性格、精神世界和一生命運，但是這只是微觀上的，而從傳記文學的性質來看，它所表現的是傳主的幾十年人生(有些傳記文學所寫的可能不是傳主的一生，而是一個人生片斷)宏觀歷史，必須對傳主的人生(或所選定的人生片斷)作整體上的把握，這就需要作家善于結構作品，根據傳主的人生起伏與命運周折來精心設計敘事。在大部分傳記作家那里，對于傳主的敘述往往按照時間的順序從傳主的出生敘述到他去世，后面至多再敘述人們對傳主的悼念、緬懷以及追憶。但是也有作家打破這樣模式化的敘述結構，以自己對傳主人生的理解和認識來結構敘事，從而表現出他的敘述創新努力。韓石山的《徐志摩傳》對現代詩人徐志摩的敘述打破了從生到死的敘述常規，以“家庭”、“本傳”和“交游”三個方面展開敘述，從而讓讀者從不同的側面去認識傳主，領悟傳主的人生。周良沛在寫作《丁玲傳》［3］時同樣顯示出他的創造性和獨特性，《丁玲傳》由“辯誣書”和“安魂曲”兩部分構成。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傳記前一部分的“辯誣書”所敘述的不是傳主的人生開端，而是傳主人生由輝煌轉向苦難的轉捩點。周良沛在該傳的《后記》中沒有談他如此結構作品的理由，但是我們可以從閱讀中體會到他的良苦用心，他以“辯誣書”開頭突出的是傳主人生大轉折。進入50年代，傳主丁玲與陳企霞被打成“集團”，意味著她“政治生命完了”［3］(P566)，由此傳記作家在50年代的現實與30年代的歷史之間穿行，尋求傳主精神歷程與命運起伏的內在邏輯?！抖×醾鳌返暮笠徊糠帧栋不昵烦薪印掇q誣書》敘述丁玲政治生命“死了”進而跳到29年后傳主物質生命的終結，繼而敘述傳主政治死刑后精神上的迷惘、困惑和痛苦。周良沛在《丁玲傳》的結構構思上確實從宏觀上準確地把握了傳主的精神演變與命運波折，顯示出他在傳記結構上高超的技能。傳記文學的文學特性決定了其語言必須文學化，那么傳記文學作家應該具備駕馭語言的能力，特別是語言文學化的能力。所謂語言文學化，是指傾注著作家激情并且賦予語言以形象化從而使語言洋溢著濃郁的詩意。傳記文學語言雖然并不完全必須文學化，但是在描寫和敘事時還是需要文學化。有才華的作家總是讓其傳記作品的語言詩意盎然?！独畎皆u傳》［4］的作者陳才生雖然不是專業作家，但是他的傳記語言顯示出他的語言天賦:60年來，在這方曾被梁任公稱之為“傷心之地”的小島，他(指傳主李敖———引者注)從慘綠少年到玩世青年，從文壇慧星到“人民公敵”，從論戰英雄到黑獄重囚，從“笑傲江湖”到競選“總統”，從顛覆“議會”到風靡神州，從銀屏“有話”到歸隱書房，他與之同生、與之同恨，他在這里跋涉、馳騁、呼嘯、叫戰，口誅筆伐，縱橫捭闔，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時髦不能動。這位文化思想界的孤星，在偏安一隅的孤島之上，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殘山剩水之內，在民進黨夜郎自大媚美殃民荒腔走板的“獨”夢丑劇之中，在舉世滔滔、眾神默默的時代，生根、滋葉、開花、結果，度過了馭風而行的青春歲月，迎來了如火如荼的人生的秋天。

像這樣氣勢恢弘的語言在陳才生的《李敖評傳》中還可以列出許多。我們雖然未必完全同意陳才生給予李敖這樣高的評價，但是不能不承認這種恣肆的語言所產生的非凡的美學效果，也不能不佩服陳才生的語言才氣。傳記文學既具有文學性，又具有歷史性和學術性，這就決定了傳記文學作家既要具有史學家的才干，又要具有學者深厚的學術造詣。傳記文學所敘述的是個人的歷史，不是簡單地羅列傳主的人生中重大的事件，不是單純地寫出傳主命運的坎坷和驚險的人生經歷，也不是純粹地展覽傳主的巨大成就和重要貢獻，而是要寫出歷史中的人，寫出文化中的人，寫出屬于他那個時代的人，還需要對傳主人生中的重大謎團進行詮釋和解答，盡力給讀者提供比較完滿的答案。因此，傳記文學作家就要善于廣泛地搜集傳主的有關材料，需要到實地去做細致的調查，需要采訪與傳主關系密切的各種人，并且在此基礎上進行嚴格的考證，以去偽存真。因此，對于傳記文學作家來說，歷史考證應該是其最基本的功夫。程中原在撰寫《傳》時就搜集第一手材料下了很大功夫，為了寫好這本傳記，他查閱了“中央檔案館保存的大量的電報、書信、日記、筆記、文稿、講話記錄，主持的和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常委會議等會議記錄;黑龍江省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保存的在東北期間的歷史文獻、資料;在外交戰線十年的重要文電、講話;各個時期(包括1925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期間)填寫的各種履歷表、登記表和寫的自傳;在廬山會議以后和在‘’中的日記、書信、卡片、各種筆記、大量文稿和他寫的各種材料的底稿;從1919年到1959年在各種各樣報刊上發表的數量非?？捎^的文字，以及出版的許多著作;已經搜集到的珍貴的歷史照片等等。”同時，程中原還“訪問了的親屬、同學和他的許多戰友、部下、學生”。

由于做了這些扎實的工作，程中原所寫的《傳》中的敘述才真實可靠。不僅如此，他在傳記文本中對于某些歷史疑點提供各種不同來源的材料，通過鑒別以確定某個結論。1935年，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當時博古如何向交接的呢?程中原通過注釋列出了本人、、鄧小平、陳云、、楊尚昆和等人的歡迎材料，互相參證［5］(P140)，從而讓博古向移交權力的具體過程的敘述更接近歷史事實。這充分顯示了程中原精于考證的功力。林語堂寫作《蘇東坡傳》時對傳主的事跡作了深入的考證［6］(P490)，澄清了民間關于蘇小妹的傳聞，從而確保他的《蘇東坡傳》歷史敘述的真實可靠。一個傳記作家如果缺乏考證的功夫，那么其作品所敘述的歷史真實性就非常可疑。他或許認為自己可以以想象來取代考證。傳記作品一旦讓想象代替考證，那么作品所敘述的東西就可能是天馬行空，任意編造。這樣寫出來的東西雖然可以冠以傳記文學的名號，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傳記文學而是歷史小說，那么它也就不再具有學術研究的參考價值，就同《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一樣，只能當小說來讀，而不能當史料來研究。因此，一個嚴肅而認真的傳記文學作家必須具備考證的基本功，唯其如此，才能在寫作中做到對歷史負責。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時代、一定的人文環境之中，因而，我們每個人思想觀念、人格精神、心理性格、思維方式、生活行為乃至命運和成就都是時代、社會、文化、環境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傳記文學作家要準確、全面、深刻地把握傳主，刻畫其靈魂，展現其命運，概括其精神，敘述其經歷，就必須對傳主生活的社會現實、傳主所處的時代、與自然和人文環境作充分的研究。從某種意義上，傳記作家應該是這方面的專家———對于涉及傳主的政治風云、經濟走向、民風民俗、人文思潮、社會時尚等十分精通。季紅真在寫《蕭紅傳》［7］之前對傳主家鄉的自然地理、近代地理和民俗風情都有非常細致地考察和研究，因而她在這部作品中作了充分展示。比如，我們閱讀了她的《蕭紅傳》的第一章《富饒北疆的邊陲小城》，對傳主家鄉黑龍江的民族分布、清王朝到近現代百十年當地的歷史變遷、當地富饒的物產、近現代呼蘭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革都有了比較細致的了解。在后來的章節中，季紅真具體描述了傳主自清嘉慶年以來家族的繁衍和變故。季紅真的這些描述，目的在于厘清傳主人格、性格形成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根源。同樣，在宋益喬的《梁實秋傳》［8］中，傳主的出生地北京內務部街20號與童年生活的場所內務街(勾欄胡同)都得到了細致地描寫，讓我們看到的是非常精細的當年北京的世俗圖景。不僅如此，讀者還可以通過這部傳記了解北京的各種小吃、兒童玩具、老式家庭的起居生活形態以及各種官方和民間藝術，正是這些東西滋潤著，培育著，塑造著傳主，從而令傳主養成了雅致的性情和貴族式的趣味，也讓我們認識到為什么只有梁實秋才會寫出妙趣橫生的《雅舍小品》這樣的散文精品。

雖然近年來傳記文學的傳主可以是普通民眾，但是就總體而言，絕大多數的傳記文學的傳主還是重要的歷史人物、政治人物、社會名流、各界的成功人士，其中不乏現當代的文學大家。因此，對于傳記文學作家來說，要將傳主的人生與精神寫得非常傳神，那么他就必須是傳主的研究專家，不僅需要對傳主的人生有著細致的了解和深刻的認識，而且對傳主的思想和精神世界進行深入的研究，并且在這方面有所建樹。這樣，才能夠把握傳主的思想精髓，才能對傳主的精神世界作入骨地描繪，才能與傳主作精神上的對話?！吨茏魅藗鳌罚?］的作者錢理群不僅是一位非常卓越的現代文學研究專家，而且對魯迅和周作人都作過非常深入的研究，并且出版過學術論著《周作人論》［10］，就傳主的思想和創作都有深刻而獨到的見解。有了對于傳主的研究，錢理群才能在他的這本傳記中全面而準確地展現不同時期周作人的思想精神，才能梳理出周作人的思想理論的基本來源，才能厘清周作人思想演變的內在因素和外在動因。這樣，錢理群的《周作人傳》就不再是簡單地描述傳主的頗為曲折的人生，也不再是按照已有結論簡單地對人物作出評價，而是向讀者展現出一個血肉十分豐滿，思想非常豐富而錯雜的周作人，一個既偉大又渺小的周作人?！队晗镏凶叱龅脑娙恕魍鎮髡摗罚?1］的作者王文彬本來就是戴望舒研究專家，到寫作這本傳記的時候已經從事戴望舒研究20年。此前，他出版過《戴望舒評傳》［12］、《戴望舒穆麗娟》［13］、《中西詩學交匯中的戴望舒》［14］等，還主編了《戴望舒全集》［15］。王文彬不僅長期研究了傳主的人生及其創作，而且在研究中還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自己走進傳主精神世界的根本途徑:“我在長期努力與詩人心靈溝通中，視角有了轉移，思路也有了變化，以為對于詩人的研究，應是一種平等而親切的對話，是理解和闡釋，不能用某種意圖理論、成見和定見，作為價值取向，去衡量詩人。詩人的作品本身，即是理解和闡釋的標識，并且也在研究者的理解與闡釋中成為有生命的實存?！保?1］(P383)王文彬的研究經驗為他采取與傳主靈魂對話的姿態進行傳記寫作提供了可能，從而使他的傳記寫作有別于他人的崇拜或批判傳主的寫作方式。如果要為作家立傳，那就必須具備較高的文學鑒賞水平。作家的人生固然是豐富復雜的，但是其最主要的成就體現在文學創作方面，他的思想、觀念、性格、操守、理想、信仰都會在作品中得到一定的表現，因此，通過對其創作的解讀、研究和評論，可以走進傳主的心靈世界，可以觸摸到傳主的靈魂，可以實現與傳主的精神對話。對于作品的解讀和評析，既需要深厚的文學修養、審美眼光，又需要對作品敏銳的藝術感受力，特別是對作品細微之處的藝術感知。張耀杰的《戲劇藝術大師曹禺———嘔心瀝血的悲喜人生》［16］對于傳主作品作了獨到而深刻的解讀。曹禺的代表作《雷雨》長期以來一直是人們解讀、闡釋、研究和評論的對象，但是張耀杰對這部作品的剖析仍然讓人耳目一新，眼睛為之一亮。在張耀杰看來，“《雷雨》中的周沖就是曹禺自己，四鳳就是曹禺所愛過的那個伺候他的小丫頭。換個角度來看，出現在曹禺筆下的人物，幾乎無一例外地帶著或正面或負面、或淺顯或深致、或理想或寫實的自傳色彩?！独子辍分心莻€與曹禺一樣經常要去外國教堂的周萍，對于四鳳的盲目追求和對于繁漪的又愛又恨又怯又憐的復雜情感，似乎也透露著曹禺與鄭秀之間的某些蛛絲馬跡……”［16］(P36)張耀杰的這種“索隱”式的讀解，把準了曹禺的精神之脈，觸及到曹禺那青春跳動之魂。

古今中外作家中不乏全才，他們不僅在文學創作上取得輝煌的成就，而且還可能在其興趣范圍內的其他領域取得驕人的業績，有些作家雖然在文學之外不一定取得突出的成就，但是他的某項愛好還是值得注意的。或許他的這些文學外的愛好對他的文學創作產生深遠的影響，或許他的創作中融入了他的某項興趣愛好。因此，傳記作家雖然不一定擁有同樣的愛好，但是必須對傳主的愛好有深入的了解和認識，至少在這方面應該是內行，這樣才能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傳主的情趣愛好。香港武俠小說作家梁羽生青年時代是一個中國象棋和圍棋愛好者?！读河鹕鷤鳌罚?7］的作者劉維群不僅深通中國象棋的基本棋理、套路乃至棋譜，而且對于當時中國象棋史還有一定的了解。這樣，他在敘述傳主的棋藝以及與棋友的交往時才如魚得水，從容而又到位。同樣，在敘述傳主與國內外圍棋大師及具有同樣愛好的金庸等人對弈切磋時，劉維群由于懂行而使他的敘述瀟灑自如。每個傳記文學作家在傳記文學創作過程中都會根據創作實際建立起自己的智力結構，都可能摸索到建立自己智力結構的根本途徑。但是，傳記文學作家要成功地創作出優秀的作品，要讓自己的作品成為精品乃至經典之作，就必須在文學、歷史和學術幾個方面下功夫，建立起適應創作需要的智力結構，不斷地改進自己的智力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