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頌作與漢末文學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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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黨禍不斷，士風和文風都在發生劇烈的變化。①蔡伯喈作為著名的學者、藝術家、文學家，終生熱心政治，卻只成為鳳闕龍閣的犧牲品，并無作為。②而相反的是，“文章憎命達”，由于人生的失意，蔡邕的作品卻成就了藝術的輝煌。無論生前“以文名顯”，還是身后“曹阿滿贖蔡文姬”，蔡子真正為人們紀念和認同的，是他在文化史上的“風韻”和他在藝術史上的華章。

一、蔡邕“頌類”作品概貌

蔡子的文學藝術創作，涉獵非常廣泛，題材也眾多。③為他作傳的范曄在《后漢書》本傳中羅列其文之眾體，而唯獨沒有提到頌，甚至本傳文中也沒有提到作頌之事。只是在《胡廣傳》中提到，“熹平六年，靈帝圖畫廣及太尉黃瓊于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胡廣傳》中也提到胡廣有頌作，因此范氏應該知道蔡子有頌作。那么，在本傳中不加提及，是作者認為其文不足道，還是僅以碑、贊統領之，這有待進一步研究。事實上，要理解蔡子“為文”的成就與“為人”的情態，其頌類文學作品實當為考察的首選。這些作品，其內容顯示了知識分子處于危局之中的追尋與妥協、呼喚與無奈;其體例涉及到“頌類”創作的轉型與定格;其功用，顯示出社會力量的重組與文化指向的新變。從內容的角度分類，蔡子的“頌類”創作可分為:頌事、頌人、頌祖德和頌物四個部分。(碑頌的作品可以歸入此分類，但暫不作討論，下文將專章特殊論及。)

(一)“頌事”者二:《陳留太守行縣頌》，《潁川太守王立義葬流民頌》。其中，《陳留太守行縣頌》是一系列頌作的組合型作品。內容今只存留了《行小黃縣》、《行考城縣》兩篇。但大致可以由此情況推知，當時蔡子的創作，是針對一個事件分成多個部分，并用多篇“頌”作加以記錄歌美。這在一事一頌的傳統“頌類”寫作史上，實是一種細化和創舉。在此之前，即使天子出巡、封禪等事，會有群臣獻上眾多頌作，但基本僅限每人針對一事作一頌。這種一事一位作者，而分創出多篇頌文，屬于首見。作者另一篇“頌事”的作品《潁川太守王立義葬流民頌》，現存的只有殘句。但此作與上篇作品一樣，都是拋開核心皇權的作品，而將創作指向了有德行、政績可稱的下級官員。頌的創作對象選擇，已游離于政權核心了。

(二)蔡子“頌物”的作品，有《京兆樊惠渠頌》，是歌美建筑的，為一個叫樊陵的京兆尹開鑿惠渠而作。此作品《文心雕龍•頌贊篇》稱:“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簡約乎篇?！逼潴w式簡約，頗有古風，是很有特色的一篇“頌類”作品。蔡子另有《京兆尹樊陵傾碑》，當也是為樊陵所做，內容和漢代的建筑賦很相近?？梢娮髡邔Υ隧灥娘L格體例有明確的選擇性，其內容雖為歌美建筑，卻并不流于描形摹狀的賦作，形成了漢末賦、頌分流的明顯特征，也體現出作者對文體類型的獨到見解與創作取向。蔡子的“頌物”之作，還有歌美靈物的《五靈頌》，今存《麟》、《白虎》殘句。繼承的是漢頌“瑞祥神異”的傳統。其不可見的三篇，參看《史記•龜策列傳》:“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巫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睍x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笨追f達疏:“麟、鳳與龜、龍、白虎五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笨梢酝茰y，內容很可能是《鳳》頌、《龜》頌、《龍》頌。五靈異物，為祥瑞之征。其創作看起來似乎皆依傳統，并無特別之處。但事實上，其和《碧雞頌》、以及《神雀頌》之類的創作不盡相同。前人的創作多依據時事，如“碧雞”是西南特異之物。而“神雀”在《御覽》五百八十八中載“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文比金玉，今佚。”可知道兩篇作品的創作都是出于贊頌時事的目的。而蔡子此頌，更多是依讖緯傳統而作，非圍繞時事而發。其飄渺游離于現實生活之外，已遠開《郭景純山海經圖贊》之端緒。這則是“頌體”、“贊體”相互穿插、承續、流衍的另一個重要論題了。

(三)“頌祖德”的作品。蔡子有《祖德頌》一篇，是紀念蔡氏自己先祖的作品，殊為特別，本文將在第二部分詳細論及。

(四)“頌人”之作。蔡子的《胡廣黃瓊頌》可為典范。這篇作品，其體例與直接的創作動機都與西漢揚雄的《趙充國頌》如出一轍，但作者處境又不盡相同?！稘h書•趙充國傳》云:“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倍套拥膭撟?，據《后漢書•胡廣傳》載，“熹平六年，靈帝圖畫廣及太尉黃瓊于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二者的直接創作動因都是奉旨贊頌朝廷重臣，這也是蔡子唯一直接和最高皇權相關的頌作。但詳細審視頌作的創作背景，據《后漢書》胡廣本傳，贊頌對象在當時并無如趙充國的武備熏烈。因此范曄在贊中稱“胡公庸庸”。而靈帝為之作頌，不過是因為其熏舊大臣，門生故吏遍于天下。因此，這篇作品雖然文字典雅，端莊穩正，可以說是蔡邕頌類的代表。但與揚氏之頌相比，規整有余，創制不足;褒贊過盛，氣格不逮。整個作品再也無法給人以神圣感，顯示出末世皇權與作者面對世事時局同樣的尷尬與力不從心。綜合蔡子的頌文來看，這些作品從藝術上講，頗有特色。其形文體制既沒有漢代大賦的影響，也剔除了論證散文的束縛，都是整齊的四言詩體。雖然有些頌前面有序言，但是比較于董仲舒的《山川頌》，蔡作沒有散文化的傾向?？贾T班固的《竇車騎北征頌》和崔骃的《四巡頌》，蔡作也沒有大賦式的體格。他的的頌類作品，與《詩經》的風格更為接近，顯示出復古、擬古的回歸傾向，這與司馬相如對頌之體裁、題材的認識有相似之處，而與東漢人是很不相同的。而從創作背景而言，天子力量的衰落以及作者本人的處境際遇，形成了以《胡廣黃瓊頌》為代表的頌體作品與皇權熱情的分道揚鑣。廟堂文學而具有強烈的冷淡感、疏離感，創作動機的選擇更具有個人化色彩，這在頌類文學的發展進程中，還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而其對于推動漢末文學創作由天子政權的宏大理想，向個體化選擇與追尋的轉型顯然是頗有力的。

二、《祖德頌》的創制意義

《祖德頌》，是蔡子“頌類”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篇。其最大的特點在于創作指向和贊頌的對象由皇權及其先祖，轉變為作家自己的家世祖先。在此之前，頌類文學史中還從來沒有出現過贊頌臣子祖先的這種作品。它是一個首開先聲的特例。這預示著頌類文學創作精神向度的根本變化。下為原文: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于成王，太平乃洽，祥瑞畢降。夫豈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馀慶”，《詩》稱“子孫其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列祖，暨于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祗，降之休瑞，兔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為頌曰: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蒞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斡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偽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為己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干有先功，匪榮伊辱。關于本文的創作時間，鄧安生所作“年譜”系于十五歲時，就本文來看，雖然具體時間可以另行商榷，但作品當是蔡子從學于胡廣之后，守孝時期稍后的作品則沒有疑義。蔡子的家世和祖先，可以追溯到早至漢初。據蔡伯喈《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稱:“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有“肥如敬侯蔡寅。”可知高祖時即是漢室一脈的忠臣。而祖父蔡攜，據本傳及李賢注載:字叔業，順帝時曾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父親蔡棱，品行清白，字伯直，被命謚曰貞定公。綜觀蔡子家室，雖有令名，但實際功業并無足稱，那么何以要做這篇《祖德頌》呢?主要是因瑞祥而贊祖德，引祖德而佑其身，即蔡子期待前德遺澤蔭庇后人。這種精神可以視作少年時代一種自然的儒家情懷。整幅作品引經據典，文辭很是雅奧。如“宣慈惠和”出于《左傳•文十八年》?！翱藰嬈涮谩背鲇凇稌馈??！案侍摹背鲇凇对娊?#8226;召南》?！拔鲂街畼I”出于《左傳•昭公七年》。其它暗引的地方更多。其用語工整典麗，敘述勻稱委婉。從形制上看，堪稱頌作的典范。但詳觀其內容，卻另有一番景致。這篇頌作，顯然是由于瑞祥而引起，這和漢人作頌以贊瑞祥的傳統似乎并不疏遠。但考察其寫作狀況，作者身份與中央政權核心實際很疏離，頌揚祖先其事，也不是受朝廷之命而為。其創作由歌頌皇權理想轉向頌揚個體，由國家主導轉向作家選擇，這與前人“依最高權力之需求為頌”的創作動機有根本的不同，客觀上促成了頌體創作精神指向的轉移，也表明頌類文學發展到東漢末年，其基本的精神實質正在悄然發生變化。而其文字情感，本屬于嘉慶祥瑞，但全文顯示出的不是歡喜愉悅，而更多追慕孤思;不是成功慰告，而更多接續遺志。明明是一篇“頌文”，其表達的情志卻很近似“悼”作。可以說，一旦作家把頌贊主體轉向私人化的角色時，漢末頌作整體的風格氣質的改變就隨之表達無遺了。

三、蔡子之“頌”的碑頌合流

除了上文已論述的諸頌外，蔡子的頌類文學中還有大量碑頌類作品。東漢末年，樹碑的風氣開始逐漸地盛行起來。而桓、靈年間和嘉平、光和年間尤其是全盛的時期。其碑刻的數量即使在今天來看也是十分驚人的。④在傳統文學中，碑文一般分為為記功而作的碑文，為宮室廟宇(建筑)而作的碑文，用于墓葬的墓碑的碑文。⑤其中墓碑文在三者當中是最有影響力的。蔡子在他的《陳寔碑》中曾說，“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馀人，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边@種葬禮規模是非常驚人的。為何會出現如此局面?漢末黨爭不斷，各方面的勢力都在積極活動，爭奪發言的空間和話語的影響力。因此，當時名士之死都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吊亡、喪葬是政治勢力們活動的公共空間。活著的人需要品評，死去了的人也需要謚議。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文化狀況下，會葬和樹碑就都成為了一種政治事件的標志。立碑作文既然是非常要緊的事，碑體文學也就應運而隨之大發展起來了。在東漢現存的大量碑文中，最具代表性的正是蔡子的作品。他所撰寫的碑文范圍非常廣，時間跨越數十年，人物數十。⑥可以說，當時蔡子的名氣主要是由碑文而來的。就墓碑文而言，作者創造了歷史上文人碑體作品的第一個高峰。若參考目前已有的存世文獻，班固，馬融，張衡等著名文人的存世作品中都沒有墓碑文。如今可見較早的是《三老袁良碑》，在永建六年，也就是蔡邕出生的前三年。而墓碑文大量的出現，則大約在東漢末年安帝、順帝的時期。蔡子創作的第一篇墓碑文是《瑯邪王傅蔡郎碑》，據鄧本的考證，應該是作于永和元年。在其同時及身后，出現了大量的碑文，這是蔡子作為漢代文學大家一個重要的特點。本文所談的碑體與頌體的合流，有兩種表現形態。

(一)一種為“名碑實頌”的。就碑體和頌體的關系來看，是屬于序文與頌詩聯屬的情況。這些墓碑文的創作內容主要圍繞敘述碑主生平和稱揚碑主的功德展開。文章部分主要是記人之文，在整幅作品的最后，則曲終稱頌。從文體上看，是碑頌聯屬，利用傳文、頌詩，共同完成碑銘蓋棺論定的目標。其中，頌詩是相對獨立而完整的。例如蔡子的《太尉喬玄碑》:公諱玄，字公祖，梁國雎陽人也。大鴻臚之曾孫，廣川相之孫，東萊太守之元子也。(中略)公性質直，不憚強御，在憲臺則有盡規之忠，領州郡則有虎胗之威。其拔賢如旋流，討惡如霆擊。每所臨向，清風先翔，遠近豫震，慈可謂超越眾庶、彰于遠邇者已。于是故吏司徒博陵顧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為至德在己，揚之由人，茍不皦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石，永昭芳烈。遂作頌曰:赫矣喬父，秉文握武。內為宗干，出為藩輔。在憲彈枉，竟由厥矩。允牧于涼，刈彼裔土。爰能將度遼，亦用齊斧。敷教四畿，旋統京宇。敦茲五服，眾庶是與。膺踐七命，翼我哲圣。登空補袞，陟徒訓敬。尹尉清宸，熙帝之政。終始為貞，典章以定。遺愛在民，皇哀其命。立石刊銘，莫逸斯聽?；甓徐`，萬億其盛。蔡子的這類創作，其碑體小傳與頌詩共同構成整幅碑作，內部兩體之間則為聯屬關系，互相之間涇渭分明，是比較容易辨認的。而就此類墓碑文的創作氛圍來看，此時的作者主體與頌揚對象之間，往往不再具有血統、宗族、皇權之下的“統緒”關系。因而，頌作中反映出的情緒，也不再是自覺地接受先人遺風，自命為繼承人之類，而是更多地傾向于表達對當事人的同情、支持與歉然。雖贊揚死者，其立意亦涉及生人?！绊灐钡奈谋颈旧碛忠鼙磉_親族僚屬的肯定與哀思。那么綜合種種需求。在尋找寫作者時，就附帶了名氣要足夠大、文筆也同時要盡量好的要求。而蔡子在當時可謂是滿足種種條件的不二人選，也就難怪其碑文創作如此之多、之好了。但是，這種與墓碑的結合，也導致了“頌”之根脈性精神在創作中的遺失，“頌”文的“致哀之意”開始多于乾乾的進取之心。蔡子這類作品，“頌體”而“悼作”，消失的是“責任”與“擔當”，因而在歷史上招致了“諛頌”之譏，實則乃是“時”、“世”、“事”之變遷使然。

(二)另一種情況，則是題名直接為“頌”的碑文。這類主要是紀念性的碑作，從碑體劃分的眼光看，屬于功德碑的類別。今可見的，如《西狹頌》、闕名的《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長蔡湛頌》、《漢故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漢成陽令唐扶頌》、《京兆尹樊陵頌碑》等。另外，像《西狹頌》這樣的以“建造”作為功德加以記錄稱揚的碑作，有的也直接被叫做碑。這則更多是從作品的傳播媒介著眼，而不是從內容與功能來命名了。比如《全后漢文》收錄的《蜀郡屬國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漢安長陳君閣道碑》等，就屬于這種情況。(可參看:嚴可鈞所輯的《全后漢文》，第九十八卷到第一百零六卷，商務印書館，1999年。)這類現象，就精神氣質而言即稱為頌，就載體而言則稱為碑，其內容頌文刻石，用以紀念顯德，與秦政刻石文之“銘頌”實為一脈，而在載體形制和創作對象及目的上略有差異，本文將其稱為“碑頌”。

從蔡氏的創作總體來看，碑頌問題實際上是文體劃分的交叉現象，其產生根源在于古人功能性命名、或者功能性和實用性結合的文體觀念。蔡子的創作顯示了漢末碑體的成長，以及“碑體”與“頌作”的融合?！氨灐钡某霈F，標志著炎漢“頌意賦法”的“大頌”創作走向終結。從蔡子以后，“賦”體和“頌”體各自分別發展，基本確定了明析的邊界。而其創作中的“碑體頌文”現象，既是頌類文學的新轉型，又有助于后人理解漢代頌類文學發展的內在脈絡，同樣具有文體與文學史上的雙重意義與價值。這些都值得后人進一步仔細加以探討與審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