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家網絡生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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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媒介帶來了文學領域的變化，批評家可以從紙質媒介轉戰網絡媒介，獲取新的言說空間。顯然，批評家進入網絡，更愿意選擇實名而不是匿名，選擇博客而不是論壇，因為實名可讓他延續現實社會中的文化資本與學術權威，受到更多點擊與關注，而博客中博主的中心地位與權力掌控(刪帖、禁言)，則契合了批評家“立法者”的身份想象與心理體驗。進入網絡，意味著言說情境的新變化，批評家會接觸到更廣泛的人群，這是讓學術走出書齋的機遇;而聯系到幾年前出現的“韓白之爭”、“玄幻之爭”，這一越界行為可能也預示著某些未知的危險。

一、“凝視”的轉換與權力的衰微

批評家既言“批評”，他就有對作品“觀看”的資格，這意味著一種權力。目光的凝視內蘊著權力的爭奪，?？乱葬t學為例說明了這一點?，F代醫學賦予醫生“看”的特權。在醫患關系中，醫生“看”，病人“被看”，前者是“我思”的主體，后者被簡化為供審視的客體。醫生用目光掃視病人的身體，分析其病癥，給出真理的認知，確立了自我的權威位置?！澳暤耐鯔嘀饾u確立了自己———眼睛認識和決定一切，眼睛統治一切。”[1](P89)這種凝視與權力運作機制同樣存在于文學批評實踐，批評家是“凝視”的主體，他選擇、甄別、“觀看”文本，實行價值判斷，在把文本、作者對象化的過程中建構了“立法者”的身份想象與言說權力，并通過大學教學與文學史排座次把它們轉化為教誨性、真理性的語言。對那些名作家來說，他們可適度擺脫這種凝視壓力，因為他們已然經過多次“凝視”而“經典化”，成為批評家目光注視下的合格或優秀選民;而初涉文壇的新人，或“層次不高”的通俗文學，則會充分感受到批評家的眼光壓力。對前者來說，他必須在目光凝視下，在這種評鑒與詢喚機制中把觀者的價值判斷加以內化，按照其要求檢視、調整自己的寫作，完成自我的成人禮，從而獲準加入作家隊伍的合法性譜系，在此意義上，批評家如同“保姆”(正如“韓白之爭”中解璽璋稱批評家白樺為“80后”文學的保姆);對后者來說，則因其一貫被判定為情趣不夠高雅、“文學性”不夠純粹而遭到驅逐(正如“韓白之爭”中，白樺認為“80后”文學“進入了市場，尚未進入文壇”的判斷)，在此意義上，批評家又變成了文壇的清道夫。這種“看—被看”的模式是一個歷史性的建構過程。在古典醫學時代，醫學凝視居于配角地位，醫生主要靠想象來推測身體內部的神秘運作，身體的黑暗與不可見性抵制了醫生刺探性的目光，然而，現代醫學卻借用各種先進儀器將不可見性變為徹底的可見性，探視的目光能夠掃遍身體的每個私密角落，從而將其置于嚴密的監視之下。文學的傳播同樣經歷了由“不可見”到“可見”的過程。在出版機制與現代批評體系尚未建立的前工業社會，作品與讀者直接見面，在讀者之間自由傳播，這是一種荒野文化，它不需要有意識的照看、管理與監督，只是原始的自我繁衍、自我播撒，從而保存了文本的民間性、原生性、異質性與豐富性。現代批評體制與發表渠道在作品與讀者之間設置了挑選、甄別與價值估定的中介環節，強調了作品的可見性以及專家“凝視”的必要。作品想要在正規的紙質文學期刊上面世，必須經過編輯的篩選或批評家的闡釋。那些不合主流意識形態與美學規范的文本或者在對讀者發生“污染”之前被有效地清除、隔絕，或者作為一種反抗形式，繞開凝視機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讀者之間秘密流傳。作品的評鑒與發表機制的建立是一次意味深長的文化改造與訓化運動，它消滅、瓦解或調整寫作的自主性與自生自滅的原始狀態，確保文本與作者的身份、屬性及數量都變得清晰、確定與有序可循?？傊?，居于“看”的位所并確保對象處于“可見性”之中，成為批評家獲得“立法”權力的真正根源。然而，網絡媒介的興起似乎重新恢復了寫作的前現代荒野文化，并改變了文學場中的權力格局與力量對比。作品不再充分“可見”了，而是模糊與晦暗不明。“不可見性”首先表現在發表的便利與快捷，這規避了傳統批評機制中繁復的凝視目光，形色各異的作品都可以與讀者直接見面。傳統文學是田園，批評家是園丁，所有的花都要經過澆灌、施肥、捉蟲、打藥，現在則是荒野，各種不請自到的鮮花與雜草一起瘋長。急劇增長的溢于體制之外的不穩定、不可控的風險，讓慣于從立法者邏輯出發的批評家憂心忡忡，他們擔心田園被野草侵吞，擔心高雅文學被庸俗文化取代，意欲介入、干涉，有所行動，卻驚訝地發現他們的言說資格已然邊緣化，他們的裁決與立法根本觸動不了靠讀者、市場運行的網絡文學的發展與走向。

與此同時，網絡作品的數量龐大也構成了另一種“不可見性”。寫作與發表的門檻大為降低，無數網民在寫作的集體狂歡中每日生產著海量的作品。批評家的立法是“去蕪存精”，挑選經典，按照立法者的邏輯，他至少應該閱讀并深入理解相同類型的絕大部分作品，才能保證其價值判斷具有說服力與立法效果，然而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網絡作品不僅多，每日還在以幾何指數遞增，每部網文又往往非常長，動輒上千章，幾百萬字，而作品發表的網站、論壇又非常之多，網文既聚集在大型的讀書網站，也散布在互聯網的各個角落，既要費時閱讀，也要費力尋找。在這龐大的迷宮面前，批評家暈頭轉向，無所適從，產生了詹姆遜所說的“示意鏈的崩潰”。批評家既然力不從心，就會有不計其數的漏網之魚逃脫他的凝視。這讓其“立法”功能遭遇兩難困境:一方面，由于作品數量如此龐大，批評家如果堅持立法者言說的傳統權威性、學理性，他就必須謹慎行事，不能輕易發言，這就在客觀上減弱了其立法者權力;另一方面，如果試圖走捷徑，不讀完主要作品就下判斷，他的判斷與裁決的理論概括性與說服力就變得十分可疑，從而在事實上毀滅了自我的立法者形象，比如，在“玄幻之爭”中，陶東風認為中國文學進入了“裝神弄鬼”的時代，但這種“宏大敘事”式的價值判斷卻只是建立在閱讀了三部玄幻文學作品(《誅仙》、《小兵傳奇》、《壞蛋是怎么煉成的》)的基礎之上，故一些學者，如“玄幻文學”的研究者鄭保純認為陶的說法喪失了應有的學理性，如同“潑婦罵街”[2]。在筆者看來，這一事件作為一個突出的個案，與其說顯示了批評家對網絡文學的深層歧視與傲慢無禮，不如說正折射了———如前所述———傳統文學批評在面對網絡文學時試圖立法的艱難與窘境。與此同時，“看—被看”的單向模式被打破了。數字媒介帶來了強大的互動性。在呆板、互動性差的印刷媒介中，批評家的獨白是常態，反批評也有，卻是偶爾為之，數字媒介卻能讓批評與反批評可以公開、便捷地進行?！皬膯蜗蚪煌螂p向交往轉變的運動，總體上反映了相對地位和信息控制的變化。”[3](P55)這是批評與創作之間關系的一次重要調整，這再次造成了批評家權力的衰減。在傳統批評模式中，批評家感到世界向他的目光聚攏，而現在則第一次體會到了自己“被看”的命運，在他的視野中真正出現了“他人”，諸種對象不再向他“聚合”，而是紛紛逃離，如薩特所說的:“他人在世界中的顯現相當于整個宇宙的被凝固的潛移，相當于世界在我造成的集中下面同時暗中進行的中心偏移。”[4](P322)主體理解的自我天地分解了，他被凝視，批評成了一次冒險旅行。批評家不僅被批評對象凝視，而且也被大群訪客、看客、哄客(朱大可語)凝視，更重要的是這些躁動的、陌生的目光都來自匿名的、在暗潮下涌動的人群，由此，這讓“凝視”的光源轉向了:在網絡中，批評家是實名，大量圍觀的普通網民是匿名，光源從普通網民發出，這構成了?？滤f的“離心的可見性”，批評家“能被觀看，但他不能觀看”;普通網民之間不再隔絕，他們串聯起來，構成了對批評家的共同觀看，這是“橫向的可見性”[5](P227)。如此一來，批評家感到自己如同置身于一座逆反的“全景敞視”監獄，陷身于無物之陣，這成為他在網絡中深感不自由的根源。更重要的是，這些匿名人群的凝視目光可能并不存在，也許只是一個空缺的位置，然而，在批評家的想象中，他仍然會覺得有許多陌生的眼光在觀看，在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目光面前，他不由自主地把這種凝視自我內化了，為了維系自我的專家身份與名號，他的言行逐漸成為一種“表演”。

二、前臺與后臺:自我的幻象

如前所述，為了延續已有的文化資本，批評家會選擇實名，以“專家”身份進入賽博空間。這就涉及拉康所說的“理想自我”。“理想自我”是個體假想出的形象。在鏡像階段，“尚處于嬰兒階段的孩子”，盡管“舉步趔趄，仰倚母懷”，但他興奮地將鏡中的完美形象“歸屬于己”[6](P90－91)，獲得自身完滿性的幻覺。批評家進入網絡，他想象著自己異于普通人的“專家”形象，在博客寫作中，他會小心經營、維護自己的理想形象。而批評家之所以要這么做，是因為他想象著他被眾人凝視，這就涉及“自我理想”的問題。自我理想源自個體假想的他者的凝視，它是一個自我觀察的位置。換句話說，批評家之所以要盡力維護自我的理想形象，是為了迎合網絡中的他者、人群的目光，他想象著自己被凝視，他在網上的言行舉止必須表現出符合專家身份的程式與特征，這就讓他的言行具有“表演”性質。戈夫曼曾把人在日常生活的呈現稱為“表演”:“我一直用‘表演’一詞來指代個體持續面對一組特定觀察者時所表現的、并對那些觀察者產生了某些影響的全部行為。”[7](P19)這種表演不是指夸張的戲劇化呈現，而是指個體對自我形象有意或無意的控制。個體依據事先籌劃好的方式來行動，以某種既定的方式呈現自我，給想象的網絡中凝視的他者造成良好印象，以維系自我形象的統一性。這就決定了批評家“前臺”與“后臺”行為的差異。戈夫曼把人的自我呈現分為“前臺”與“后臺”?！扒芭_”就是用來在人群、他者面前表演的場所，“后臺”則指個體暫時脫離表演而回歸本我的場所。前臺與后臺彰顯了個體的人格二重性，表現了“人性化自我”與“社會化自我”之間至關重要的差異。網絡媒介興起后，個體前臺與后臺的區分就變成了網下與網上的區分。人們出現了人格分裂，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循規蹈矩，而在網上則放浪形骸。對一般人來說，網絡世界由于擺脫了現實束縛而成為自由的“后臺”，然而，這種情況在批評家那里可能恰好相反。對批評家來說，他是實名的專家身份，這意味著他現實社會中的前臺表演延續到了網絡世界，而不是如普通人那樣因匿名而獲得暫時的懸置與斷裂;不僅如此，由于如前所述的批評家遭受的眾多匿名凝視，他不僅需要在網絡前臺中“表演”，而且要盡力表演。在此意義上，對一般人來說更為自由的網絡世界，對批評家可能恰好是不自由的。“當一個人的活動呈現在他人面前時，他會努力表現性地強調活動的某些方面，而活動的另外一些方面，即可能有損于他所要造成的印象的那些行動，則會被竭力抑制。”而“被強調的事實”往往“出現在前臺”;而“那些被掩蓋的事實”則往往呈現在“后臺”。

因此，在日常生活的呈現中，個體會盡可能維持前臺形象，而不暴露他的后臺行為。在表演中，前臺與后臺之間往往進行隔斷，“后臺是表演者可以確信觀眾不會突然闖入的地方”[7](P98)。然而，隨著網絡媒介的崛起，前臺與后臺的隔斷就沒有那么容易了。網絡媒介強大的曝光、搜索能力，讓一切隱秘的后臺行為與幕后操作都有可能被置于眾人眼光之下。專家權威身份的瓦解表明批評家刻意維護的理想自我只不過是一種幻象。戈夫曼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他發現，表演出來的自我通常被看做可信的形象，但實際上，“這種自我本身并不是來自其占有者，而是來自其他行動的整個場景，是由當場所發生的事件的象征所促成的”，換句話說，自我是“場景的產物，而不是它的原因”。[7](P215)拉康對此的理解顯然更加深刻。在他看來，理想自我本就是一個空無。孩子從虛幻的鏡像中獲得了自身完美性，然而這只不過是一種幻覺，現實中的他步履蹣跚，并不自由，他卻把鏡中形象居為自我，因此，這是一種根本意義上的誤認。與此同時，孩子在鏡前觀察時，他忘記了他正置身于父母的眼光凝視之下，這正是自我理想的凝視，這注定了主體異化的悲劇性命運。在成長過程中，個體就是在父母、親戚的關注與期待中，在象征域的詢喚下，一步步建構主體形象以迎合這種期望與詢喚。批評家自以為是的身份與頭銜，他精心營構的理想自我，同樣是這種期望與詢喚的結果，然而，這在根本上只不過是他者意識的“侵凌”，所謂的主體不過是一種幻象。侵凌性是一種甜蜜的暴力，換句話說，批評家并不覺得他的行為是在迎合社會與網絡中匿名人群的凝視目光，相反，他認為這是自我意志(我思)的結果。他不由自主地擁抱這種侵凌，并把這種非我的強制自居為本真的意愿。既然批評家“立法者”的理想自我已然瓦解，最好的辦法就是自覺消除這種幻象，調整姿態，反而能更自如地投身到網絡世界中去。

三、從立法者到闡釋者

凝視機制的轉換造成了批評家權力的衰微，而批評家在網絡中營構的“理想自我”也只是一種幻象，這成為批評家“立法者”的身份設計在網絡媒介中遭遇困境的一個縮影，這既反映了當下知識分子自戀式人格想象與相對脆弱的思想感召力之間的裂痕;也凸顯了強調對人類社會進行宏大設計與理性規劃的現代性理念與網絡媒介所帶來的話語權的釋放、價值觀的多元、消解等級與中心的后現代氛圍之間的深刻悖論。知識分子的立法者身份與現代性的展開有根本性的內在關聯。從歷史源頭來看，原始居民生活中充滿各種未知的風險。需要把模糊變為確定，把未知變為預知，這就需要知識及知識持有者。知識與權力從此紐結、共生，人群出現了分化:一類人是為數眾多的“行動者”，“沉默的大多數”;另一類人則是“思想者”，他們成為牧師、教師與園丁。前者必須從后者那里獲取生活的法則與意義。這逐漸產生了對理性/知識的崇拜，人們的短期生活、長遠目標與社會藍圖都應該按照知識分子的理性設計按部就班地進行。這正是現代性思想的源頭。知識分子由此成為立法者:“‘立法者’角色這一隱喻，是對典型的現代型知識分子策略的最佳描述?！盵8](P5)然而，按照知識分子的理性設計，以知識、科學為基礎的世界觀與普遍化的社會結構模式組織起來的現代文明固然帶來了物質財富的極大繁榮，卻也造成了環境的破壞與人性的異化，社會日漸淪為充滿物欲的消費社會。知識分子尷尬地發現他們的理性之夢不僅未能實現，而且文化領域這塊屬于他們的飛地也日漸被侵蝕，消費文化借助市場的力量大規模盛行，這產生了新的“實踐判斷標準”與“權威性位所”，這些權威性位所“是混雜的、非哲學的、非美學的，如:美術館、藝術收藏家、媒體輿論、消費者自身”[8](P185)?，F代性的危機與新的權威位所的出現沖擊了知識分子話語權力的根基，表明“知識分子已經不再適合作為立法者存在于當今社會”[8](P163)。對批評家來說，互聯網消解中心與平等的后現代氛圍的確與他們的“立法者”姿態構成了根本性的歧義，正如崔紅楠所說的:“互聯網的世界其實就是一個虛擬的巨大活動場所……以前的批評家仿佛是在走街串巷的貨郎，告訴生活在村子里的我們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他們又像牧師，在傳教布道，我們仰望著，他們神圣的光輝代表著來自天國的上帝的意志?！比欢?，“現在，神死了”。[9](P48)這種合法性危機客觀上要求批評家調整寫作姿態，由“立法者”走向“闡釋者”———“與他人對話而不是斗爭;理解他人而不是驅趕或把他們當異己分子消滅”。用鮑曼不無夸張的話來說就是:“交談，或者，毀滅?！痹谄毡橹髁x的太陽隕落之后，可以轉而“被家里桌上的燭光所吸引”。

當批評家嘗試從“立法者”轉型為“闡釋者”，由權威裁決走向對話、交談，他們就明智地放棄了對虛幻的理想自我的迷戀，不僅與強調平等、互動的網絡文化精神走向了契合，而且可借助網絡緩解當下知識分子專業性與公共性之間的悖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公共關懷。審視當代中國文學批評，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其公共性的日漸式微，20世紀80年代那種講究才情與思想的文學批評已演變為20世紀90年代后注重學理、專業與規范的學術研究，即所謂“學術登場”、“思想退位”。文學批評之所以呈現這種轉型，原因之一就在于批評家們逐漸認識到20世紀80年代的批評文風顯得浮躁與空疏，出現了陳平原所說的“無論談什么”都如同在“發宣言”、“做政論”[10](P139)的弊病，故他們開始強調知識分子的“志業感”，開始追求批評的專業化、學院化，但是，批評家們也無奈地發現，文學批評在這種學院化、專業化的過程中逐漸喪失了公共關懷意識，曾經保持人文情懷的知識分子日漸成為身陷專業體制束縛的學者、專家。顯然，問題的癥結在于文學批評的公共性與專業性之間深刻而難解的悖論:如果沒有足夠的文化資本與專業知識，批評的發言就不免譫妄;而拘囿于狹隘的專業領域，就可能難以擺脫體制的宰制而喪失社會意識。實際上，這種悖論也正是當前世界范圍內知識分子所遭遇的普遍困惑。布迪厄曾經分析過這種“兩難”困境，他認為知識分子是二維的存在者，存在著命定的“出世”與“入世”這兩種獨特而又相互對立的行為方式之間刁詭的“綜合”，而這種矛盾，既非突然而至，也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與完成。[11]如何走出這種困境?薩義德強調用“業余性”來對抗。所謂“業余性”，就是強調興趣的重要性，強調擁有寬廣的視野，喜好“眾多的觀念和價值”，而拒絕專業化，拒絕被某種專長、某個領域的狹隘視野所限制。

總之，知識分子的公共身份應該是“局外人”、“業余者”，是“攪擾現狀的人”[12](P2)。薩義德主張“業余”而非束縛于專長的想法或許可借助互聯網成為現實。學者陳平原表示贊同薩義德“業余性”的說法，認為這可能會部分地消解“工具理性”、“專家崇拜”與“知識分子情懷”之間的緊張關系，在他看來，“業余性”正好與數字文化的觀念、功能與特征相契合。[13](P162)不難發現，數字媒介的興起對知識分子的人格建構產生了深刻影響。隨著網絡的興起，不少當代知識分子一面在學術期刊中從事體制內的理論探討，一面站在業余者的立場通過博客、論壇議論世相、臧否人物。審視知識分子的歷史，可以發現知識分子在紙質媒介與網絡媒介的不同表現正與其一貫的“人格分裂”相契合。古代文人往往在詩中表現社會、政治等公共性話題，在詞中表達私人性的情感，現代作家則習慣于小說散文中進行社會性的知識生產，在舊體詩詞中感志抒懷，而當代知識分子則在紙質媒介與網絡媒介中繼續著這種分裂。這也表明，知識分子表達什么，如何表達，都受到載體及其背后社會因素的強力制約，換句話說，知識分子并不缺乏公共意識，而學院體制與思維規訓是造成其喪失公共性的重要原因。在此意義上，一個可能的想法是:既然當代知識分子在學院與網絡中呈現出人格的“分裂”，呈現出“專業”與“業余”的分野，那么數字媒介也許能夠較有效地解決知識分子專業性與公共性之間“二律背反”式的悖論。在學院內部，他們可以一本正經地從事專業學術生產;在網絡中，他們隨意揮灑，從自己的專業領域出發關切公共事務，從而克服“純文化和入世之間的對立”。這顯然接近了布迪厄所期盼的理想知識分子的兩個條件:一方面，保持專業的自律，必順歸屬于某個在知識上能夠獨立、自主的場域，有效地擺脫了政治、經濟、宗教等其他場域內各種力量的壓迫與制約，同時務必遵守該場域的“特定法則”;另一方面，從專業出發介入社會生活，在超出知識領域的公共討論中，展示足夠的這個領域的“專門知識和權威”。[11]然而，這種設想顯然也會招來嚴重質疑:批評家既然在現實社會中身陷體制之內，他的網絡發言必然難以擺脫潛在體制利益的支配，作為一定的既得利益者，他可能不會或不愿利用自身的文化影響力干預公共事務。這里有幾個問題必須深入思考。首先，如何看待知識分子自身的合法利益。在布爾迪厄看來，必須擺脫葛蘭西很珍視的具有利益超越性的有機知識分子的神話，因為知識分子客觀上從來不是無功利的，“在知識分子場域這樣的空間，對普遍事業的捍衛(如請愿)從來都會得到報償”，由此，知識分子必須承認并捍衛自己的合法利益，因為這是他們進行文化自主生產所必須的經濟與社會條件，“捍衛普遍性首先就要捍衛普遍性的捍衛者”。其次，知識分子必須采取某種迂回策略，“利用國家把自己從國家中解放出來”，借助國家給學者提供的職位、報酬，讓自己能夠擺脫經濟的束縛，從而“堅持自己面對國家的獨立”。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必須學會與體制展開巧妙周旋，既要利用體制提供的經濟支持獲得自身的獨立性，也要對體制保持警覺與反思意識，因為“國家庇護”，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讓知識分子避免遭受“直接的市場壓力”，但它也會通過“各種委員會”制定章程，干擾、左右學術研究，并施加“規范化的壓力”，這提醒我們要警惕來自庇護關系的禮物可能會有毒。第三，身在體制內的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夠作出抵抗，這與他們位置的曖昧性有關，他們是權力場域中“被支配的支配者”，所以，盡管他們隸屬于“支配秩序的一員”，擁有文化資本這種主要的支配手段，但他們仍能夠與“一切被支配者站在一起”[11]。

總之，一方面需要仰仗體制的經濟庇護;一方面又要起而抵抗它。數字媒介所帶來的網下與網上的分離正可以成為知識分子與體制巧妙周旋的工具。進一步看，批評家們還可以借助網絡媒介形成布迪厄所說的普遍的法團主義與“知識分子國際”。當前文學批評的學院化、專業化不僅造成了知識分子向外的公共關懷的喪失，同時也造成其內部的割裂，原本綜合的、統一的知識場域被切割為無數的“蜂窩狀”的專業領域，不同專業、不同學科之間的知識分子再難形成共同的視野與“共同的論域”[14](P38)，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知識分子可能再也無法對抗整體性的權力。面對知識分子因專業化而造成的內部割裂，布迪厄呼吁知識分子的“總動員”，主張建立一種“普遍的法團主義”[15](P400)，以拒絕知識分子的宗派主義、地方主義，抵制知識分子領域中日趨嚴重的、各自為政的分離傾向。普遍的法團主義就是主張斗爭的“集體性”，要求知識分子聯合起來成為批評、監督乃至建議的“國際權力”。[15](P403)那么，知識分子應該如何聯合起來集體斗爭呢?布迪厄強調不必糾結于薩特發明并身體力行的總體知識分子與?？乱饬x上的特殊知識分子之間的兩難困境，認為當下重要的是必須發明“一種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既能從宏觀上“產生一種代表知識分子大集體的聲音”，也能在微觀上“把特殊知識分子全體的聰明才智都結合進去”。在他看來，18世紀的“百科全書學派”就曾是這種組織形式的“卓越典范”。而在現代社會，則可以采用“現代通訊手段的一切方面”，“比如微型計算機”，讓全體有責任的、能干的知識分子，聯合起來，對公共介入、干預提供有效的“符號支援”。也就是說，借助互聯網，把各個領域、各個國家的專業知識分子組織起來，形成“知識分子國際”。由此，“集中”與“自發”的兩難困境，就通過這種“真正的國際網絡”得到有效解決。在布迪厄看來，通過網絡建立的“知識分子國際”，將采取“一個圓心無所不在又無處存在的圓”的形式，每個成員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觀點、方案，而其他人則自由地根據其合理性或接受或拒絕。[11]“知識分子國際”不僅避免了特殊知識分子各自為戰的弊病，以集體力量有效地對抗整體性的權力網絡，同時創造了一種真正的文化國際主義，為各民族傳統中最富有民族性、最特殊的事物走向世界性、普遍性提供了有效途徑?？傊灰u家順應網絡媒介的特點，調整寫作姿態，從“立法”走向“闡釋”，擺脫“專家”名號的詢喚，走向真實的袒露，走進人群而不是排斥人群，交談而不是征服，就能讓批評、學術真正走出書齋，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