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文學創傷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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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認為:“一種經驗如果在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內，使心靈受一種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從而使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這種經驗為創傷的?！薄?〕創傷的理論性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美國，主要目的是為揭示創傷隱含的文化與倫理意義。凱西•卡魯斯主編的《創傷:記憶的探詢》和朱迪•思赫爾曼的《創傷與恢復》被視為創傷理論的經典著作。目前，創傷研究的重心已經從個人心理創傷的動因探尋與防治向文化研究層面轉移，發展為涉及心理學、文學、歷史學和文化研究等多個領域的跨學科研究。

一戰前后崛起的現代主義小說見證了第一波創傷敘事的興起。它不僅在主題上表現創傷，而且在形式上采用了意識流等全新手法潛入人物內心，書寫現代人的精神危機和戰爭帶來的創傷感。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涌現了新一波的創傷敘事，呈現出以下特征:(一)不遵循傳統的敘事方法和技巧。因為創傷主體受暴力、難言的身體和精神苦痛折磨，無法用清晰的語言表述可怕的經歷;(二)違反傳統的情節設置模式。創傷敘事打破時間順序，故事情節不連貫，支離破碎;(三)敘事主體受創傷困擾，陷入無力自拔、難以控制的重復講述狀態;(四)敘事中充斥了幻覺、鬼魂、暗示性夢幻、與死者的會見等內容?？斔贡救藦娬{了創傷敘事中對歷史的間接指涉，創傷歷史的指涉性與它在發生時被理解的程度相仿，一個創傷性歷史事件在其發生之時并沒有被理解和體驗，而是被壓抑到潛意識里面了。這種經歷是在之后的不同時間和地點才被體驗的，正是創傷的滯后性決定了創傷者歷史體驗的特殊時間結構。這種時間結構在創傷小說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過去不斷地侵襲現在，在這種侵襲中現在和過去的界限被模糊了?！?〕創傷敘事小說，作為間接指涉歷史的敘事作品，不僅能為讀者抵達創傷歷史和記憶提供途徑，也能在重復創傷體驗的歷史敘事中幫助個人和整個族裔記憶創傷、消解創傷。

《骨》(1993)是美國當代華裔女作家伍慧明取材于個人親身經歷的一部處女作。在這部帶有濃厚自傳色彩的作品中，創傷氣息貫穿始終，不僅小說主題與人物塑造涉及創傷經歷與記憶，而且作品的意識與結構也映射出創傷的節奏、過程與不確定性。小說從梁家長女萊拉的視角講述了一個生活在舊金山唐人街上的美國華裔家庭的悲情故事。在作品中，作者不僅呈現了個人及家庭的種種“創傷”經歷，還將個人、家庭與族群的歷史用記憶連接起來，譜寫出一部歷史與現實相交織的創傷敘事。小說《骨》中沒有完整的、連貫的敘述，許多分離散亂的細節以看似偶然或混亂的狀態并置在一起。伍慧明通過這種斷裂式的創傷敘事手法，突破了時間、空間、因果等邏輯關系的限制，使小說敘述者萊拉的意識可以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空中往返穿梭，將過去生活片段的回憶與當下家庭生活中破碎的現實有機融合，連成一體。通過萊拉對妹妹安娜自殺事件的回溯，小說向讀者展現了一系列帶有創傷記憶的家庭事件，使讀者感受到了敘述者的強烈思想震蕩和巨大的精神磨難。在這些創傷性經歷中，父母的婚姻不幸、洗衣店的生意失敗以及安娜的自殺無疑是最為沉痛的創傷經歷，它們貫穿小說家庭創傷敘事的整個過程。家庭作為個體成長的最初和最重要場所，其環境和氛圍是影響一個人心理韌性的重要因素。小說中，利昂和媽媽達爾西的關系極不和諧，他們的婚姻生活充斥著爭吵和矛盾。萊拉認為“他們的婚姻就像服苦役，是兩個人一起服苦役”〔3〕。為了便利而非愛情所拼湊的家庭似乎從一開始就埋下了痛苦和創傷的種子。父親利昂總是游離于家庭的中心，只是家庭生活中的陪襯角色，而母親達爾西雖為女人卻因丈夫時常漂泊在海上，成為了家庭的支柱，既要在血汗工廠沒日沒夜地工作，還要照顧家庭，養育三個女兒。因為生活的困頓和情感的空虛，媽媽達爾西曾一度投入雇主湯米•洪的懷抱。利昂出海歸來，無法面對妻子的背叛，大發雷霆，搬進三藩公寓以逃避婚姻失敗的現實。

利昂和達爾西婚姻的不幸給所有家庭成員都帶來了難以磨滅的傷痛和創傷記憶，這也在不同程度上給三個女兒帶來了心理陰影。大女兒萊拉夾在利昂與媽之間，總是感到很累，尤其是擔心“媽孤零零一個人呆在這里，而梅森還在那里苦等著我”〔4〕。因為父母的不幸婚姻，萊拉有很長一段時間對婚姻有排斥情緒。與萊拉和尼娜相比，二女兒安娜在父母的爭吵和沖突中似乎感到最為痛苦。當父母激烈爭吵時，萊拉會緊閉心門，任他們大喊大叫。尼娜則會對爭吵的父母大喊大叫，然后離開。只有安娜總是會想方設法從中調停，維持父母的關系。在利昂發現媽的出軌而爆發的家庭危機中，年僅十歲的安娜花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用她的耐心和愛心感化了離家出走的父親利昂，使其放下心中的芥蒂，重返家庭。安娜在這其中所表現出來的執著和勇氣的確令人敬佩，但是她在扮演調停者角色過程中所經歷的內心創痛與傷害也是可想而知的。小女兒尼娜雖是家中最我行我素的一個，但是她“沒心沒肺”的外表之下其實隱藏著一顆敏感脆弱的心。與姐姐在紐約享用大餐時，她問起父母近況，當萊拉直言父母因嬰兒店的燈再起爭執時，尼娜的臉上出現了一種“奇怪的表情”，她的雙目“突然低垂下去，嘴巴像是吃到了什么味道很苦的東西一樣扭曲起來”〔5〕。家庭不和使三個女兒的童年記憶充滿苦澀，成年后她們都以自己的方式逃離這個創傷之家，希冀在新天地中尋得一份解脫，但家庭創痛顯然是“逃避”無法消解的。如果說不幸的婚姻給梁家兩代人帶來了難以言喻的情感創傷和持續的心理壓力，那么翁梁兩家因洗衣店生意失敗而睚眥相向、相互交惡則是梁家遭受的最為慘痛的經濟打擊和情感傷害，而且也是導致梁家無法挽回的家庭悲劇的導火索。利昂將自己的失望和挫敗感化作怒氣全部發泄到無辜的安娜身上，逼迫安娜與翁家的兒子奧斯瓦爾多分手，因此關系一向最為親密的父女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兩人憤怒的爭吵不僅驚動了鮭魚巷的左鄰右舍，還使安娜不得不為了捍衛自己的愛情而離家出走。在這場軒然大波之中，父女二人都傷痕累累，認為對方背叛了自己，留下了極大的心理創傷。一向樂觀和聰慧的安娜自童年時期便在家中扮演著父母矛盾的調解人，她用自己對家人的熱愛努力維系著自己珍視的創傷之家，然而在她的戀愛問題上，父母前后態度矛盾，完全不顧及她的感受和立場，這令一直忠誠于父母的安娜感到無盡的失望。年僅20歲的她變得更能隱藏自己，總是一個人悶著，把心里的秘密瞞著家人。過往的創痛使她產生了無法戰勝的心理障礙和困憂，最終感到絕望的她選擇了縱身一躍，逃離了她所厭倦的世界。創傷敘事是對創傷的撫慰和治療，因為生命通過藝術而自救。小說《骨》中作者伍慧明通過“萊拉”這個人物對自身創傷記憶的敘述，使得那些被壓抑進美國華裔后代潛意識的創傷體驗重新浮現，使她們能夠在痛處哀痛，以此釋放那些影響著自己當下生命的過往感受，重新獲得生命的自由。小說中的許多故事都來自于作者的親身經歷和其他華裔的真實生活，因此可以說這部小說也是伍慧明為自己以及其他華裔后代書寫的創傷記憶。

個人心理創傷與集體心理創傷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集體是由個體組成，集體的凝聚力是通過傾聽個體講述創傷故事來獲得的。記憶的社會性使某一社會群體成員之間相互關聯，他們的集體記憶承載著本族群的歷史。族群對歷史的記憶具有相同性，而這意味著他們將共同分享、承受集體記憶，他們具有了共同的身份并共同面對未來。美國當代創傷研究的先驅朱迪絲•劉易斯•赫曼認為，“理解心理創傷始于重新發現歷史”〔6〕。無論是承受創傷的個人還是共同體，都需要理解過去，這樣才能面對現在和未來。伊•安•卡普蘭教授堅信，文學敘事是轉化并愈合創傷的有效途徑，“創傷的痛楚如果呈開放式，那么苦痛可以通過藝術轉化而愈合”〔7〕。盡管《骨》中的自傳性故事看似簡單，但它隱含的卻是兩性、家庭及民族的興衰歷史，實際上是一個“將個人、家庭及民族的歷史與政治問題編織到一起的民族寓言”〔8〕。《骨》中的梁爺爺是第一代華人移民的代表和排華法案的犧牲品，是早期華裔移民在主流壓抑下的集體失語與集體創傷的象征。從萊拉的追溯和回憶中可以看出，梁爺爺像早期華人勞工們一樣，抱著發財致富的夢想來到美國，先是開采金礦，之后在西部農場干活，“當他步履蹣跚跟不上工作的時候”，搬回舊金山唐人街，最后孤獨地死在單身老年公寓里。梁爺爺雖然經歷了西部淘金和美國西部開發的英雄壯舉，但其經歷被湮沒在美國官方歷史中無人言說，和早期華裔勞工移民群體一起被主流社會壓抑和排斥成為失語者，默默忍受著離散的創傷和辛酸寂寞的邊緣生存狀態。賽義德深刻地認識到移民的“離散”特性及其影響，他在《流亡的反思》一文中指出，“離散是強加于個人與故鄉以及自我與其真正的家園之間的不可彌合的裂痕”〔9〕。在這個不被認同的社會，梁爺爺終生的愿望就是要求養子在自己死后將遺骨送回家鄉，讓自己的靈魂回歸朝思暮想的“家園”。然而，利昂未能完成他的愿望，梁爺爺的遺骨最終還是散落在美國這片客鄉的土地上，成為華裔后代心頭上揮之不去的陰影和幽靈。萊拉在梁爺爺凄涼寂寞的葬禮上通過一連串的假設和想象，勾勒出梁爺爺的正常家庭生活圖景。一方面不動聲色地批判了美國種族和文化的雙重歧視與排斥造成的華人悲慘命運和屈辱歷史;另一方面，巧妙地呈現出美國華裔祖輩所經歷的歷史創傷以及華裔后代所不得不繼承和面對的族裔集體創傷。與湯婷婷塑造《金山勇士》(又譯《中國佬》)掀開被美國主流社會嚴密掩蓋的史實，把“失語”的華工英雄形象從歷史的裂縫處顯現出來不同，伍慧明有意模糊梁爺爺的生平經歷，隱喻梁爺爺這批早期華人勞工在美國官方歷史中的“銷聲匿跡”，借此表達對美國傳統歷史的質疑，從而揭露早期華人移民所遭受的種族歧視及其引起的集體心理創傷。

種族主義和主流社會對華裔歷史的“閹割”給華裔群體造成的“集體心理創傷”，主要“癥狀”表現在利昂身上的自我身份意識的喪失。利昂15歲時以五千美金買得“契紙兒子”身份進入美國，取得美國公民身份。但因為使用了假身份，利昂的一生都建立在“謊言”之上。利昂的紅色手提箱里裝滿各種文件和信件，對一個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后冒名頂替來美的契紙兒子來說，“紙張就是血液”〔10〕。利昂的假身份在隱喻層面上否定了華裔男性的整體存在意義，使華裔男性在美國社會中失去了自我身份意識。正因為這種難以言喻的自我喪失，利昂選擇游離于社會和家庭之外，長期在海上漂泊，以此逃避集體創傷記憶的折磨?？傊?，在以白人為中心的種族主義權力話語下，華人作為弱勢族裔，在白人主導文化中承受著歷史失語癥，成為一個充滿創傷記憶和斷裂歷史的民族。對于這個突然的歷史斷裂，萊拉姐妹這些華裔后代必須揭開被隱沒在無意識的黑暗中的記憶，直面集體創傷歷史，從而斬斷苦難在家族中的傳遞，避免陷入已在重復的族裔苦難命運。